金华：细菌战活证人震惊美专家

夏雯静

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16日电 3月4日至5日，二战日军细菌战中外调查人员在浙江省金华市调查了整整两天。两天的调查让人怵目惊心，虽然他们只走访了市郊部分“烂脚村”，但受害人数之多、受害程度之深，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始终参与调查的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和美国医学家麦克·法兰兹布劳、马丁·法曼斯基看了以后，非常震惊，他们一致认为：这肯定是二战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人为伤害。据悉，这是美国专家首次来浙江进行系统、专业的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情况调查。

　　美国专家赴金华各地 两天调查近百受害者

　　3月5日上午8时40分，记者比约好的时间提前20分钟来到了金华国际大酒店。没想到，已有三位老人比记者来得更早。他们都是二战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在获悉美国专家来金华市调查后闻讯赶来的。他们借这个机会，向调查人员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几位老人的遭遇引起了中外调查人员的极大关注。在酒店的大堂里，专家们就开始“现场办公”了。

　　这天的调查是前一天(3月4日)工作的延续。3月4日，调查人员先后调查了金华市郊雅畈、乾西等地数十名受害者。因为“现场办公”耽搁了一段时间，等专家们赶到20多公里外的汤溪(抗战时为汤溪县所在地)时，已经是上午10时多。天公不作美，一直下着雨，气温急剧下降，可汤溪城隍庙里仍坐满了自发赶来的群众。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二战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面对调查人员，他们个个露出了“烂脚”，在寒风中无言地诉说着他们永世难言的痛苦。

　　据了解，1942年7月，汤溪村有400余户，其中100多名村民因患霍乱、伤寒、炭疽等死亡。其中，10余户人家死绝。在城隍庙，当汤溪老年大学副校长、侵华日军细菌战金华调查会会员丰志寿，通过翻译，向调查人员介绍当年的情况时，引起了美国专家的格外关注。专家们时不时打着手势，向丰志寿问这问那。

　　黑色运动帽、皮衣服、牛仔裤，一身轻装的75岁的哈里斯问：“日军有没有占领过汤溪？”

　　丰志寿回答说：“日军两次占领过汤溪，第一次是在1942年5月26日，第二次是在1943年6月10日，前后待了三个月。日军入侵之前，没有一个村民患霍乱、伤寒、炭疽等病。日军入侵后，村民们都逃走了，直到日军撤走后，才敢回来。回来后，村民就陆陆续续生病了。”

　　首次来中国的54岁的马丁表现最为活跃，他问道：“村里死掉的人，有没有记录？”丰志寿马上拿出一叠名单，上面有名有姓地记着村里130位患病死去的受害者名字。

　　78岁的麦克话不多，但听得非常认真，他问道：“1942年，你几岁？”

　　丰志寿回答：“11岁。那时村里因为患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很害怕。有的人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就突然发高烧、抽筋死了，我的姐姐就是这样。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身上留下了多处伤口。”说着，丰志寿卷起裤腿————上面有“烂脚”留下的伤疤；挽起袖子————上面也有“烂手”留下的伤疤……

　　这天，美国专家在汤溪村又调查了数十位受害者。

　　调查后得出两点结论　日军细菌战铁证如山

　　因为位于浙赣沿线的交通枢纽，二战期间，金华成了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据侵华日军细菌战金华调查会初步调查显示，金华在二战日军细菌战中，患各种疫病死亡的近6000名，其中相当一部分即因“烂脚”，也就是患炭疽病而死。美国专家此次调查的受害者，就总数来说，虽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谈到了他们经过慎重讨论后得出的两点结论：

　　第一，在不同的村庄同时有这么多人得这样的病，这说明只能进行细菌战才有可能。而且，从发病的时间来看，正好与二战日军发动细菌战的时间是吻合的。

　　第二，所调查的“烂脚”受害者，从症状来看，很有可能是炭疽菌中的鼻疽。根据资料记载，鼻疽是世界上很少见的病，在人身上很少发生。而日本已有资料记载，日本军队曾经进行过大量的鼻疽人体试验，生产过大量的鼻疽菌。

　　通过金华地区日军细菌战受害情况的初步调查及论证，调查人员不得不震惊于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想不到在金华还有这么多日军细菌战的活证据。

　　受害者悲情自述：

　　赤脚过河后脚就溃烂

　　家住金华市区青年路、今年77岁的老人蔡家芳原先住在杭州，1943年，日本鬼子入侵后，为了逃难，一家人被迫东分西散：蔡家芳的母亲在逃难途中死亡；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逃难途中走散，至今去向不明；蔡家芳和父亲则一起逃难到了金华多湖。

　　在多湖公路边的一个村庄，他们相对安稳地过了一段时间，没多久，鬼子长驱直入，金华沦陷，蔡家芳所在的几百人的村庄被鬼子霸占，蔡家芳和父亲又不得不开始了逃难的生涯。他们先逃到两三公里外的一个村庄里，后来，因为邻近村庄的一个小伙子杀死了一个强奸他妹妹的鬼子，他们怕受牵连，又从多湖逃到了雅畈。

　　蔡家芳的“烂脚病”就是在这时候染上身的。因为放心不下多湖家里的情况，有一次，蔡家芳赤脚过河回去看了看。回来后，他发现右脚上突然长出一个泡。刚开始，泡只是发痒，到后来，泡就红肿、溃烂了，严重时还流出了又黄又臭的脓水，当年17岁的蔡家芳深受其苦，吃了很多药都不见好，直到1960年，金华的一代名医、已逝的金华中心医院骨科医生吴凤堂给他动了三次手术，两年后才彻底把它治好，但至今他的右腿上还留着一个鸡蛋大小一样的伤疤，皮肤则像松树皮一样结着痂，斑斑驳驳。

　　父亲烂脚竟钻进蚂蝗

　　72岁的洪国济老人住在离金华市区50公里外的永康。他们和蔡家芳老人一样，有着一段没齿难忘的血泪史。

　　1942年，洪国济14岁时，不知怎么双腿突然起了水泡，又痛又痒，破了还流血、溃烂，烂得很深，骨头都露出来了。到学校上学时，嫌他身上的烂脚发出一股烂肉的臭味，在一两米远的地方都能闻到，同学们都不愿接近他。为了靠近同学，每天上学前，洪国济都要先到河里将脚洗干净，同时敷上一种草药，才敢去上学。

　　在家里，洪国济的病情还不算是最严重的。他的父亲带着“烂脚病”到田里干活时，因为烂得厉害，蚂蝗竟从烂处钻进去；他的母亲、二姐、爷爷则因为“烂脚病”，最后都烂死在床上。

　　弟弟洪定甫虽然没有染上“烂脚病”，但因为一家人都挤在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他所受的痛苦并不比患病的亲人轻。他说，晚上，房间的“烂脚”臭味熏得他无法入睡；白天放学后，他还得经常洗一大堆衣裤、被子。虽然村里也有10多个人得了“烂脚”病，但他们家是最严重的，村里人不明真相，以为他们得了什么瘟病，平时都不愿意跟他们接触，村里的水塘是绝对不允许他们用的。因此，洪定甫只好到村外一公里左右的塘里洗涤。这些衣物上，沾满了从父亲、母亲等患病亲人身上掉下来的“烂肉”，洪定甫闻着扑鼻而来的阵阵臭味，洗着洗着眼泪就会忍不住地流下来。

1998年4月15日，日本国就“二战”期间731部队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发表的意见书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据记者从本次赴日讼诉的中国原告团处获悉，意见书主要内容如下：

①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是100多年前日本帝国时代的法律——编注)，全面否定对诉讼之细菌战战争犯罪历史事实认定的必要性，认为原告(中国受害者)无权要求谢罪和赔偿。

②原告方面引用的海牙陆战条约三条和中国法律缺乏法律依据。

　 针对这显然无视历史史实、无视国际法准则和人类公理的忌见书，原告团、辩护团断然予以反驳，主要理由有：

①按照常理，在对诉讼之事实进行认定后，根据事实的性质，才事决定应该应用和参照的法律。

②这是国际性的诉讼，应该参照国际法。

③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回避细菌战战争犯罪历史事实，以逃避战争责任。

　 事实上，在此之前，原告团、辩护团已就主要问题，提出了质疑：

①“二战”后，美国以不起诉为代价，接受日本4万份战争资料，其中有4份已被确认为是有关“731”部队细菌战的资料。这些资料已分别于50年代、70年代归还给了日本政府，现在这些资料究竟藏于什么地方?

②战后，美国有个教授对731部队进行多次访问，并写成了一份万余字的详细报告，里面写到日军对中国各个地方的攻击，而且配有地图，这个报告现在放在什么地方?

　 义乌籍留日学生、原告总代表王选等人这几天在义乌崇山村为期一个多星期的系列活动，就是针对这份荒谬的意见书有备而来的。正如辩护团日本律师一澜敬一郎所言，细菌战诉讼靠日本人搞不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同样，光靠中国108位原告也不行，形不成气候。

　 相信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下，我们能讨回公道。公理战胜，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据《金华日报》/李 艳）
“黑太阳”笼罩下的浙赣沿线
——侵华日军浙江细菌战纪实
　　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30日电 侵华日军曾在中国进行过空前规模的细菌战，不仅大规模地投放鼠疫菌，而且还投放了霍乱、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回归热等多种病菌，造成了中国军民、尤其是民众十分惨重的伤亡。浙江是日军细菌作战规模巨大、受害十分严重的典型区域。当时日军将这一地区作为华中战略的一部分，并作为日军细菌作战的重点区域。为进行和加强对此区域的细菌战，1939年4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了荣字1644部队，即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由石井四郎兼任部队长。在荣字1644部队成立的同时，日军就开始对浙江进行细菌战。这时，国民党军政部门就有了日军将在江、浙、沪实施细菌战的情报报告。

　　1940年6月间，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对浙赣沿线城市实施细菌作战，731部队组成了远征队—“奈良部队”，直属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由石井四郎指挥，7月底从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平房出发，8月初与南京1644部队派出的队员汇合，在杭州笕桥机场集结，对浙赣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根据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9月10日，攻击目标确定有宁波、衢州，金华为候补；18日又增加了玉山、温州、台州、丽水等地。10月7日的日记记述已进行六次攻击，输送细菌26次；温州采用的细菌空投方法是合适的，但须使用降落伞，台州的空投方法不合适；霍乱菌看来不太成功，鼠疫也许是成功的。日军飞机于10月4日，在衢州县城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0月27日又在宁波城区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1月27日在金华空投了鼠疫菌液。当时中国地方军政当局明确报告了衢州、宁波和金华受日军细菌战攻击的情况，并进行了防疫工作。衢州和宁波相继爆发了鼠疫流行。衢州城乡死亡约2000人以上，并传染到50公里以外的义乌县城，又造成数百人的死亡。金华当时未出现鼠疫流行，表时日军直接空投鼠疫菌液效果不理相想，证明了以跳蚤为媒介物是理想的。这次细菌战实际持续到12月份。1941年2月，石井四郎在向关东军军医部长汇报这次细菌战时，强调了以跳蚤为媒介物投放鼠疫菌的有效性。

　　1940年对浙赣的细菌战看来还有另一个基地。据原731部队“千叶班”（工程建筑）人员的回忆，他们在杭州附近的山林中建成有一个基地，有人员200余人。他们化装成中国人，多次乘卡车出发，在河流上游和井水中撒布细菌，并且有三次在中国人的村落上空投掷细菌弹，然后再派人员前往检验效果。这队行动造成了杭州附近的疫病流行。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同进把细菌攻击作为重要的战术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大规模实施。这年4月，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城市，并预定返航时在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的机场降落。浙赣战役的目的是摧毁浙赣铁路沿线的机场，消除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威胁。浙赣战役从5月份展开，荣字1644部队立即配合进行细菌作战。6、7月间，荣字1664部队以金华为中心撒布了霍乱、伤寒等病菌，造成了大规格的疫病流行，伤亡极众。由于中国军队迅速退却，占领该地的日军自身也受到了疫病的侵袭，有万人以上感染了以霍乱为主的疫病，1700多日军军人死亡。金华以外，据1942年度《浙江省卫生处第一科工作报各》，霍乱还迅速蔓延，鄞县、海宁、临海、黄岩、昌岭、仙居、天台、温州、永嘉、瑞安、平阳、玉环、青田、丽水、龙泉等地，中国平民死伤狼藉。上海也陷入霍乱流行的恐慌之中。

　　这时，日军参谋总部更决定在浙赣战役中进一步加强攻击性细菌战的份量，再派731部队组成远征队，由石井四郎亲自率领，来到浙赣地区，与荣字1664部队部分人员汇合，组成156人的细菌战队伍，随同第13军参与浙赣战役。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顾虑到细菌战给己方防疫造成的困难，并觉得牺牲山中乡下的百姓，会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的痕迹，曾表示过反对意见。对此，石井四郎强调了这是参谋总部的决定，并与泽田茂等商定，细菌战将在日军撤退之际的8月分展开，在居民逃亡地区从地面撒布细菌，以返回的居民为目标，造成疫病流行。

　　8月28日的井本日记记载了细菌战实施的部分计划：在广信放鼠疫跳蚤和老鼠，在广丰放鼠疫跳蚤，在玉山放鼠疫跳蚤、老鼠并在米上附着鼠疫干燥菌，在江山和常山将霍乱菌投入井水、粘于食物或注射于水果中，在衢县和丽水撒布伤寒和鼠疫跳蚤。除上述菌种外，据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和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认，他们还为浙赣战役备制了数十公斤的炭疽菌。

　　这次细菌作战给浙赣沿线人民带来了空前劫难。日军于8月20日撤离江西上饶地区，8月28日撤离浙江丽水地区，8月31日撤离浙江衢州地区，上述地区都先后大规模地爆发了霍乱、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以及疥疮等疫病。根据衢州地区衢县、江山、常山、龙游四县不完全的档案等材料统计，这阶段染病在30万人以上，死亡约10万人左右。丽水地区就丽水一县的初步调查，疫病蔓延90个村镇，已核实的死亡2252人。浙赣战役结束后，日军继续占领金华地区，荣字1644部队在金华等地派驻了支队和分队。义乌县再次爆发严重的鼠疫流行，其中崇山村一村就死亡400余人。我们从1942年浙赣战役时期日军第13军人员损失表上可见，该军战死1234人，战伤2767人，而战病达11812人，战病是战死的9倍，在细菌战大规模实施的第4时期（8月15日-9月30日），战病则是战死的61倍之多。这清楚说明了细菌战的严重程度，其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的更是不堪设想的。

　　1943年以后，浙赣地区的细菌战则由荣字1644部队独力承担。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的细菌生产量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据4月日本陆军省军医局医事课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业务日记记载，荣字1664部队月生产鼠疫跳蚤.5公斤，如能补充2万只鼠，月产量可达15公斤。

　　1944年6月，日军在浙赣沿线再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龙游、衢州；8月进犯丽水温州。在这次龙衢、丽温战役中，日军也同样实施了细菌作战。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已具备相当的细菌作战能力，除南京本部外，还在其他城市设有12个支部，其还派有分遣队。同进，为加强细菌攻击的力度，在哈尔滨的731部队还向荣字1644部队输送细菌。根据山下升的供词，在1994年，他三次从哈尔滨乘飞机把鼠疫、伤寒、白喉等细菌送到杭州、上海和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