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制造的人间炼狱：《魔鬼的战车》连载五 (2009-09-25 12:17:02)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9 16:31:05

王爷庙鼠疫大流行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首府乌兰浩特市，旧称王爷庙，处于大兴安岭山脉与松辽平原结合部。1945年以前，这里从末有过发生人间鼠疫的记载。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守备王爷庙以北阿尔山要塞的关东军阿部师团与苏军一触即溃，迅速败亡。王爷庙的日本军政人员根据关东军的秘密决定，准备狙击苏联红军。他们的作战方案是：放弃王爷庙，固守白城、洮南防线，兴安军退守郑家屯。在溃逃前，日本军特人员遵照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秘密指令，首先秘密屠杀了狱中的政治犯。王爷庙虽是一座不足3万人口的小城，却设有4所秘密监狱。这些监狱均由日本人设计建造，并派日本特务专人看守，同时设军犬协助搜捕和巡逻。每所监狱门窗都是用铁栏杆焊成的，监狱的四周建有安装了电网的高墙，并在外围又布满了铁丝网。牢房内关押着几十名反满抗日政治犯和苏蒙被捕侦察人员。这些人的来历及关押十分保密，他们在狱中经受了怎样的苦难，是否也被做过人体实验以及他们是如何就义的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了，但1946年春天，防疫人员从日本特务机关监狱院里的土坑内，一次就挖出了数十具带着手拷和脚镣的尸体。
8月11日，为了销毁罪证，日本军特人员统一行动，按照白滨晴澄制定的“焦土计划”，焚烧重要的军政机关秘密档案、机要文件库。烧毁兴安总省、王爷庙特务机关、蒙民厚生会、兴安医学院等多处建筑。
在日军溃离王爷庙之际，伪兴安总省白滨睛澄参与官和福地警务厅长亲自指挥，由保健科长小松经手从伪兴安医学院的细菌库内拿出带细菌的老鼠，放进王爷庙的所有粮库中，同时在粮食中撒布了其它的细菌和毒药。致使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的王爷庙于8月21日突发鼠疫，并伴有霍乱、斑疹伤寒、麻疹等大量传染病，把一座美丽的草原小城，变成了满目疮痍的“黑死之城”。
据乌兰浩特文史资料记载：从1945年冬至1946年春，仅王爷庙地区因传染鼠疫和吃掺有毒药的大米、白面死亡的人数就达3000余人，有的全家丧命，死亡人数占该地区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以上。（乌兰浩特文史资料第一辑）
侵华日军为什么要在这样一座驻屯十四年的城里实施细菌战？为此，作者在呼和浩特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布德格其，他在伪满时期曾是兴安盟陆军学校本科一年级学员，日军败逃时参加了著名的“八.一一”起义，苏联红军进驻王爷庙后他和一些进步青年回到城里，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活动。以后，他又在乌兰浩特市工作了多年，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布德格其说，日军在撤离王爷庙时搞细菌战，是有背景的。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区后，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了伪满洲国，内蒙古东部地区被划分为四个兴安省。王爷庙从1935年开始，逐步变成了日本统治东蒙人民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变成了日本侵略苏联和蒙古国的基地。
伪满时期，王爷庙虽然是个只有3万人的小城，其中日本人就占了5千多。日军在这里设有特务机关，同时进驻的还有日本特务机关直接领导的日本宪兵队，伪兴安总省警备厅，以后又建立了伪满宪兵第十三团、日本关东军直接领导的五三部队、教导团、伪兴安师等军事机构。这里除关东军外，还有地方军，我们正是属于地方军的学校。
在政治上，这里是伪兴安省的省会。日本人在王爷庙组织了日本在乡军人会、日本国防妇人会及伪协和会、伪道德总会、回教总会、宗教总会等。
在经济上，日本人在王爷庙附近移住了日本东京原乡开拓团、哈拉黑佛立开拓团。王爷庙以西的归流河还有日本青年义勇队训练所，所谓义勇队开拓民不单是一般开拓民的辅助力量，更重要的是做这军事上的后备力量。此外日本人还在此开设了30多家商店和堂馆。它们一方面进行商业活动，一方面进行特务活动。
日本在东蒙地区为了推行“以蒙治蒙主义”在王爷庙建立了陆军兴安军官学校、兴安学院、兴安盟医学院、育成学校、兴安女子高等学校、师道学校、蒙民习艺所、警察学校等多所中高等院校。
在战略上，王爷庙是日军往蒙古进军的基地，是基础工程。日本为巩固加强苏满国境的防务，在王爷庙西阿尔山国境线上驻有庞大的日本关东军第三方面军第四十四军第107师团，即阿部师团。他们抓来大批劳工在这里修筑工事、屯积军粮。日军的三道防线为蒙古边界、阿尔山，最后一道防线就在王爷庙，现阵吉思汗庙的北山至洮南和白城子，所以王爷庙不是简单的小城，它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是战略要地的中心点。军队和特务机关的布置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到日军投降前，王爷庙和整个东蒙地区已经变成了日本关东军西部防线的后方基地。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义、日本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等人曾亲临此城视察。
苏联红军8月8日向日本宣战，关东军原准备以此为基础打防御战，战线从阿尔山一直布置到海拉尔，但在苏军强大的攻势下溃撤下来。
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这里又成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中心，所有的进步青年都云集到了这里。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也是在这里成立的。所以，日本人撤离时在这里搞细菌战，一是为了阻止苏联红军的进攻，另外也给这里的政府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和人际关系都受到了不可弥补的破坏。
作者向布德格其先生询问：“您是否听说这次鼠疫大流行是日本人撤退时撒布的？”
布老先生认真地对我说，这不是听说的事，日本人在白城子、洮南都有研究机构，兴安医学院也是他们研究和存放细菌武器的一个点。七三一部队是细菌研究的基地，我在黑龙江公安工作时常去这个地区，处理遗留问题。齐齐哈尔、乌拉尔基也是关东军的一个基地，无论日本人承认不承认，他们撒下的细菌害死了那么多人，在王爷庙一带造成的鼠疫流行一直持续到1954年。

巴音图先生在王爷庙工作生活过14年，伪满时期他曾在伪兴安陆军学校任教官，是“八·一一”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军队的最高职务是内蒙古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离休后享受副军职待遇。这是一位极有历史感的老人家，今年虽已86岁高龄，还一直负责编攥内蒙古军事史的书籍。当我在电话中说向他采访有关45年王爷庙鼠疫大流行的事时，他不仅爽快地同意了，令我感动的是正患关节病的老人家竟拄着拐仗到街里，专门为我复印了一篇他写的《消灭鼠疫造福人民》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准备撤退。在苏联红军尚未进入乌兰浩特（当时称王爷庙）之前，在伪兴安总省白滨参与官和福地加久警务厅长指挥下，兴安总省保健科长经手，在伪兴安医学院细菌库放出带有鼠疫菌的老鼠多只；同时，又派出专人在储存的大米白面等食品中，放入烈性毒药。
在这之前，即1940年，日军“731”细菌部队，在海拉尔建立了一支分队，其番号为“543”。这只分队共226人，支队长是加腾怛铎少佐。他们以海拉尔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实验。1944年，这只分队已有13000只老鼠。他们以打预防针为名，拿呼伦贝尔人民做实验。据记载：仅辉河一带的鄂温克人，在一次预防注射后，就死了二百多人；1942年他们在一名叫胡利的鄂温克人身上注射细菌后放回辉河，结果这一地区竟死了80多人。
1945年“八·一五”前，哲里木盟鼠疫流行甚广，在通辽、开鲁、库仑、奈曼、科左后等旗县蔓延甚烈，死于鼠疫的患者达33000人之多。昭乌达盟也在日伪统治时期多次流行。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内蒙古东部地区时，进行了细菌实验，撤退时又撒播了鼠疫细菌。
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细菌实验，撒播鼠疫细菌，给内蒙古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从1945年至1949年，共发病47522人，死亡39097人，波及到18个旗县，其中1947年最为严重，在14个旗县中共发病30306人，死亡25089人，仅通辽一个县发病15710人，死亡12771人。乌兰浩特和通辽县变成了“黑死病”的恐怖之城，当时的情况真是惨绝人寰。拿乌兰浩特来说，1945年8月21日至1946年春，死亡人数达3000余人。鼠疫闹得最猖獗的时候，每天都有在死人。爱国街有家姓肖的市民，全家24口人就死了22口；另有一家7口人，全死了。类似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类似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使当时情况演变的更加恶劣和危险的是，人们缺乏卫生防疫常识，特别是对鼠疫缺乏认识。因此，一时全市鼠疫蔓延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发展至今邻近的洮南、洮安、镇来、开通四县。事隔数十年，现在你随便问乌兰浩特哪一个老年人，犹感当年的情景可怕。
看完这篇文章，巴音图老人又谈了一些上文没有涉及到的情况。他说：那时，我是民警中队的副队长，有三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一个是，我在伪满陆军学校当过教员的同事呼日钦飞，18岁的女儿传染上鼠疫死了，他来找我，求我想办法把姑娘悄悄埋了。那时，苏联红军规定，患鼠疫死的人家的房子直挥焚烧消毒。老百姓怕烧房子，有的把死人埋在自家的院子里，有的把炕扒了，把死人放到里面，活着的人睡在地下，隐情不报的人很多，当然这就使疫情发展更加迅猛。当时，我也没在什么防疫知识，老同事求了，看着可怜就到他家里把姑娘的尸体抬上，夜里埋在了北山的沟里。
我的房东陈济文，原是西科前旗的总务科长，他有一个6、7岁的小姑娘，即伶利又漂亮，我们都非常喜爱她。可是，这样可爱的一个小姑娘也摊上鼠疫死了，也是我负责抬到北山上埋的。
我的侄子“八·一五”之前从老家来王爷庙找我，当时，我虽是伪满的中尉，但每月只有四、五十块钱，没法养活他，就给他在砖瓦窑里找了份活儿。他住在我的二姐夫家，阵吉思汗庙北边一个叫八贡府的地方，那年二姐已经去世了，家里还有我的一个外生女。11月份，我到卓盟去召集东蒙政府会议代表，出去一个多月，回来后就到八贡府找我的侄子。到了姐夫家一看，姐夫、侄子、外生女都没了，三间房子连同院子里的苞米杆都烧得什么也没有了。
采访让87岁的巴音图老人家陷入了苦难的回忆。我们沉默了一阵谁也没有说话。后来，我向巴老提了二个问题：据您所知日军在这里投放鼠疫菌是什么目的？巴老告诉我，他们的两个目的。一个是阻止苏联红军的进入。那个东西虽然看不见，但比大炮利害多了，死人一死一大片。所以，日军在撤退时放了毒，以此来对付苏联红军。731部队在江西、华中、华东等地和中国军队打仗时都使用过细菌战，这是他们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另一个就是他们撤退了，要使这里后患无穷。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老百姓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次鼠疫是日本人制造的？巴老说，一发生疫情就知道这是日本人干的，后来逐步知道是白滨和福地主持干的。

1950年2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惩办日本细菌战犯，内蒙古自治区卫生部召开了关于惩办日本细菌战犯的座谈会，到会者多为参加过45年防疫工作的同志。在会上，时任兴安盟卫生科长的特喜都楞发言证明：乌市的鼠疫及其它各种传染病解放后曾大流行，自9月至翌年2月约死亡2000余人。这次传染病无疑是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的，是属于日寇细菌战的一部分。解放后，由长春伪伪兴安总省次长白滨清澄所拟就的所谓《焦土战术计划》内容包括散布细菌摧残蒙汉和平居民的生命及企图阻止苏联红军的前进，纵火焚烧建筑物，杀掉主要人物，并将所有青年向南带走，赶走牛羊马群，将所剩余的牲畜内散布畎疫苗，毁灭人民的财产。但由于伟大的苏联红军以极大的速度进军，一举击溃了帝国主义，未能完全实施《焦土战术计划》，施逞纵火焚烧重要建筑物，毁掉劳动人民的资产，散布细菌放毒杀害人民生命。据调查所悉，散布细菌与放毒有以下几点根据。伪医学院院长撤换，继由伪兴安总省保健科长小松兼任，并小松常去白滨处联络，积极赞成细菌战术。所以，日寇溃败逃窜时，小松灰（伪医学院化验员）、田丸（特务医生）、昌田等人散布细菌完了最后离开了王爷庙。当时，老乡因无知恐慌不报告。9月13日新生区兴滨旅馆西邻张小铺张老太太发病，在病前没去过远处，只到过伪兴安医院及特务机关等地捡洋捞，再无其它经路之可考。症状有鼠蹊腺肿、高热。14日逃到南区，15日死亡。经红军军医帮助确认为鼠疫。当时决定进行防疫工作。17日即苏联防疫队以防疫司令军医上校连斯基为首40余人来帮助进行防疫工作。
参加当时防疫工作的苏尔古冷谈：“伪医学院房舍内住的红军一名被感染鼠疫而牺牲。日寇在乌市制造细菌的地方是伪医学院化验室，在解放前系保存过生鼠疫菌，在日寇投降后由伪医学院发现（化验室）6、7箱已制成之培养基（培地）及地下冷藏室内存有大量以瓶包装的血液”。因此，伪医学院是王爷庙发生鼠疫的策源地。
日寇溃败逃窜时将食品中施放毒物及细菌，如爱国区甯家屯等地老乡，由南山阵地里捡来成袋的白面及草袋装的大米，食用后中毒死亡，并有感染鼠疫者。甯家屯李义老乡之子李德仁（27岁），由南山捡洋捞拉石头，于旧历7月19日患病，27日死亡并传染其家族及同院，住房在一个院子里的就死亡16口人之众。据防疫队解剖检查化验培养结果均系鼠疫。腺鼠疫传播扩大的径路，市内首先发生在铁西区，逐渐蔓延到市内并蔓延到西前旗甯家屯、贾家沟、周家沟、蒙古沟、赵拉麻屯、八公府等地。12月10日又继发肺鼠疫。首先由爱国区北山坎李歪楞店发生两人，住店的客人完全逃散，次日在市东乱石岗上发现尸体十余具，经解剖确系肺鼠疫，并在同区西桂店住的旅客死亡13人，客人逃跑向乡下播散了病源肺鼠疫，继续传播到西前旗、包达力根、扎旗音德尔、白城子、突泉、镇东、洮北小烧锅等地广范围。
日寇的2646部队设在海拉尔西头道街，对外称为关东军西藏自治区大仓库，但并非单纯仓库，对外非常机密。在这里亲身给饲养实验耗子的郝良臣者解放时才跑出来，据他说：“小动物房就有十多间，饲养700多支耗子和许多的兔子、海溟等。每天出入这里的都是校官以上的军官（末带有卫生人员的标识），穿着白衣戴口罩、眼镜在实验室里实验小动物，抽血液注射等。除这些人以外，还常来这里的是日寇宪兵队长。这院子里的长官叫田口和佐腾的两个上校，院里还有三间禁闭室，送到里面的犯人也从来没见出来过。（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306—1—9）
白淑枝是通辽人，1943年10月由于家庭生活贫困，在家乡加入了伪满陆军医院的护士养成所。那年她只有13岁。第二年春天毕业业后，她被分配到伪兴安医院。这个医院和兴安医学院在一个院子里。
她说，我们一起分配到这里来的9个女孩子多数是孤儿，最小的10岁，最大的15岁。我被分配到外科工作。这个医院是日本人控制的，科里的医生多数是日本人，但却穿着蒙古袍，跟蒙古人打扮的一模一样，如果不说话谁都认不出他们竟是日本人。有一个叫北村的女护士长，40多岁平常也是蒙古人打扮，好象她在这个医院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我也常见到穿蒙古袍的日本人来往于医学院，这些日本人一副当地蒙古王公贵族的打扮，男人也梳一条长辫子，辫子里编着一根头绳，头绳一下面栓着三个铜钱，铜钱拖在地上，走起路来发出叮当的响声，那时这是蒙古人里最时髦的打扮。这些人多数是特务，跟北村来往密切。还有一些日本人是来这里治梅毒的，北村让我们给那些得梅毒的日本人用药水洗生殖器，我也给他们洗过，有的人都烂乎乎的了，就像人们说的“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样子。
这个医院有个化验室，但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实验室”，楼上和地下室里都有。我们那时就听说地下室里保管着细菌，所以不让我们下去。有一次护士长派我去地下室领食品，我看到这里尽是一个个的小房间，有的房间里还养着小白鼠和荷兰鼠，是放在笼子里面的。
我来时，这个医学院已经有了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我们有一个在实验室工作的女同事叫小金子。有一天，我们正在看电影，有人说小金子自杀了，是喝了实验室的升汞死的。

大量有关1945年王爷庙鼠疫流行的资料和我所访问到的老人都指证，撒布鼠疫菌的策划指挥者正是当时任兴安省政府的参与官白滨睛澄。为了弄清许多老人在回忆中谈到的伪兴安总省参与官白滨的情况，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但少有对此人的记载，只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伪满傀儡政权》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简短的介绍：“按照兴安总省官制（1943年9月20日敕令第245号第八条）参与官参与机务，辅佐总省长，监督官房及各厅事务，总省长遇有事故时代理其职务。”时任参与官的“白滨睛澄，1896年生，日本鹿儿岛县人。1919年因病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退职，同年3月入满铁，又毕业于哈尔滨日俄协会学校。1931年8月任满铁奉天地方事务所庶民课文书系长。1932年6月任伪伪满洲国兴安总署总务处长，后继任伪兴安总署参与官、伪兴安南省参与官。1937年任伪兴安局参与官，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15日任伪兴安总省参与官。
我想白滨晴澄一定早已做古，如果他还活着，他会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吗？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9 16:40:49

第五章
幸存者的证词一

那么，当年鼠疫流行时是怎样一番情景呢？现住乌兰浩特市和平街的退休老工人商殿说：1945年12月，王爷庙发生鼠疫。当时，我26岁，在和平街燕家糖坊院内的酱油坊做徒工。院内还有染坊、住家等，共计280多口人。当时的鼠疫是从街里传来的，很快就传遍了这个人口拥挤的院子。得病的人发高烧，脖子、腋窝、大腿根部起大疙瘩。有的人端着饭盆行走，饭盆掉在地上就死了。有的人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从得病到死也就三、四天时间。老燕家全家及徒工30多口人全部死光了。防疫队员戴着口罩，穿着胶皮衣服，赶着牛车，一车拉两具尸体，拉了一整天。那时候，院子里随处可见死人，连井台上都是，把井口都封住了，打水时得把尸体挪开才行。整个燕家糖坊院内280多人，只有我和酱油坊陈逸厚活了下来。
当时，我们这一片是隔离区，有人24小时站岗，只有防疫队员能进来，死人才能出去。我们在隔离区里，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条条生命死去。那些尸体有的埋在了乱石岗，凡是被防疫队拉走的都集中起来，架在钢轨上火化埋在北山坎，人称“百人坑”的地方了。

1945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克力更受乌兰夫之命，带领工作团赴王爷庙开展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对王爷庙鼠疫流行的情景作了详细描述：
一路上大家最担心的是鼠疫传染病。当时称之为“百失笃”，据后来统计，王爷庙一带流行的这场鼠疫至少夺走了1500多中国人的生命。我们从郑家屯出发时，车站即安设了一条横杠，据说染上鼠疫的人大腿根淋巴腺即迅速肿大，抬不起腿来，以此来识别和隔离染上病的人。疫情的气氛已相当紧张，团员中有人提出碰上这种情况，再不应向疫情严重的北方行进了。但任务重于一切我们继续前进。到达白城子时，看见许多苏联红军的卫生人员都穿着白衣，戴着厚厚的大口罩，在那里喷洒药物，处理尸体，消灭传染源不由得让我们的神经都紧张起来。工作团在白城子住了一夜，住在八路军一个连队的驻地。在这里每见到一个人，张口谈话不离不开“百失笃”。我听到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电话里向上级汇报情况时说道：“部队的情况基本正常，就是连部的小勤务员开始发烧。”从我们一进门，就是这个小勤务员接待我们，他见我们口渴了，就拿出一只塘瓷缸子倒了一杯水送到我面前，我确实口干舌燥，但因为水太烫没法喝，正放在一边凉着，现在听说他已经开始发热，会不会传染上“百失笃”？我强忍住口渴，没有喝那杯水。第二天，工作团到达王爷庙。先在车站的水塔底下消毒，药水一冲连大衣都湿了。消毒之后才准许我们进入市区。此时，东盟自治政府已经成立，哈丰阿是秘书长他来迎接我们，寒暄之后，我们被安排在政府小红楼前的一排平房里住下。
第二天开始，我个别拜会博彦满都主席等负责人，介绍西部的情况和请他们去会商内蒙大计的来意，并找他们谈话了解了东盟的情况。在一次与博彦满都主席谈话时，他告诉我，“百失笃”是日本人临走时撒放的细菌，粮食里、水井里、白糖里、点心里都有。还说：“你没看到我们这儿粮店里摆着那么多大米、白面？点心铺的点心也不少，可就是没人敢买。”听到这话，心想这下我是结结实实的中毒了！因为到王爷庙后一切都被日寇破坏的很困难，我又是客人，应自己想法克服困难。肚子饿了到街上买过一包点心，吃饱后来找他谈话，谈话中我感到有些不舒服。经他这样一说，我想：“我准是已经染上了‘百失笃’。”博彦满都看出我的神情问到：“你是否感觉身体不舒服？”我搪塞说：“没什么，只是有点累。”博彦满都见此情况也赶快说：“那你休息吧，以后我们再慢慢谈。”我回到自己的住处，又听说我所住的屋子在我之前曾有三个人住过，其中有两个人死于“百失笃”。我越想心里越别扭，一路上那么困难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到了王爷庙就要开展工作了，我反倒染上了“百失笃”。吃了一肚子带细菌的点心，又住在这个倒霉的屋子，看来真是要出问题了。我嘴里没有和别的同志说什么，心里却在做着盘算。我对我的警卫员说：“‘百失笃’闹的这么利害，谁都有被拉走的可能，我把我所要做的工作写在纸上，放在枕下，如我起不来，你就把纸上的安排交同志们继续完成任务。”晚上临睡前，我把需要交待的工作写成纸条，压在枕头底下。纸条的内容大概是：如果我起不来了，东盟地区的工作应该怎样进行、由谁负责、需要找谁联系等。一切安排妥当，我躺下睡觉，很长时间不能入睡，想的很多......，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结束自己的一生。很晚才困倦入睡。第二天一睁眼，天已大亮，太阳出来了。浑身的疲劳和不舒服全没有了，我想没有死掉就应该赶紧进行工作。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工作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148页）

兴安盟党史办编写的《侵华日军在兴安盟罪行录》董志霞关于《日军在王爷庙制造鼠疫大流行》一文写道：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战场上败局已定，侵驻在王爷庙的日本侵略军在忙着撤退之时，在伪兴安总省白滨参与官和福地加久警备厅长的指挥下，将伪兴安医学院细菌库中实验用的带菌老鼠放出，使鼠疫的细菌首先在王爷庙传染开来。据当年参加防疫者介绍，最先染病死亡的是前来援助中国抗日战争驻王爷庙的红军战士，经军医解剖尸体、化验后确认是百斯笃菌所致。接着王爷庙爱国区暴发了鼠疫。这种鼠疫传染速度快，死亡率高，染病者以成人为多数。有家估衣铺老板，身体健壮，魁伟，在经营店铺时被传染上病菌突然倒毙；一位抱着不满两岁婴儿的妇女，行走间突然倒地死亡，不懂事的孩子哭喊着依偎在母亲的身边，还不知母亲已经死去；一家肖姓居民，全家24口人中有22人染上鼠疫而死亡；又一家居民全家7口全部染病而死。当时的王爷庙每天都在死人，多时一天竟死去100余人，负责防疫的工作人员不得不车成车的往山上运送尸体，然后用柴草洒油将尸体火化葬掉，惨状目不忍睹。王爷庙被戒严两三个月，并被看作是“黑死病”的恐怖之城。1945年冬至1946年春，第一次暴发鼠疫期间，王爷庙因患鼠疫而死去3000余人。1946年、1947年又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鼠疫流行。鼠疫不仅给王爷庙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蔓延到毗邻18个旗县。1945年至1949年间，东蒙地区因鼠疫传染患病达47522人，死亡39097人。1945年鼠疫流行期间，驻王爷庙的苏联红军士兵有200余人染病死亡。
同一本书中尹德田在题为《不能忘记的血泪史》中叙述了细菌战给扎旗人民带来的灾难。扎旗的全称是扎赉特旗，位于乌兰浩特西北部同属兴安盟行政区。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他们怆惶出逃之际，也没有改变他们的侵略者本性，在王爷庙地区又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把鼠疫菌投放到王爷庙，造成鼠疫大流行性。同时，他们还在军用仓库的粮食中放了毒菌，人吃了就会毒死，而且还要传染蔓延，我的家乡巴彦高勒也受到了毒菌的危害。凤凰山屯有个姓魏的，叫魏老疙瘩，他去王爷庙买回来大米、白面、白酒吃完那夜就死了。按当地风俗，当家人死了要停放三天，才能埋葬，这下可坏了，前来悼唁的亲戚在他家吃、住几天内又死了十七口。他的舅舅带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前来探望，怕回家后再传染给别人，走到镇赉北的大苇塘子时，弄了一堆柴禾点着火，把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推进火堆活活烧死。哈达营子屯有个阴阳先生叫张聋子，被请去给魏老疙瘩送葬，结果回到家就死了。第二天，这家又死了六口，除一人外出不在家，才幸免遇难。我家东院的老赵头，套二驴子车到白家店送两名警察，到白家店吃了大米粥、喝了白酒，晚上两名警察被毒死了，老赵头赶着驴车回家后，在夜间也死了，第二天赵家四口人全死了......
2000年6月份读过尹德田这篇文章后，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背后一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却更为惨烈的故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两个孩子被活活烧死的情节持有比较怀疑的态度。
2004年10月，当我再次踏上到兴安盟的采访之路，心里想，我一定要去凤凰山，证实我见过的文字记录。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9 16:41:31

第三章
一位731老兵的回忆

“没有比不能讲出秘密而隐瞒再痛苦的事了。”但是讲出隐藏的事实比隐瞒秘密需要更强大的勇气。秋山浩1945年4月加入设在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时年仅17岁，并且在这里工作的时间不到5个月。他在《731细菌部队》一书中将在731部队期间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实，据实地写了出来，不仅让我们看到细菌部队的真实面目，也是日军在中国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有力证词。下面是《731细菌部队》一书中的部分引录，目的是使读者更详细地了解日军细菌部队生产细菌武器，进行细菌实验和细菌谋略的真实过程。

大量生产鼠疫菌
那么，鼠疫菌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曾在原731部队服役的秋山浩在回忆录《731细菌部队》中，介绍了他们在1945年大量生产鼠疫菌的过程，尽管不可能详尽，但已对细菌部队的活动可见一斑了。他在书是说：
我们大体上把班里的情况熟悉了之后，一个危险的工作就在等待我们了。鼠疫在传染病中是最可怕的病，所以在处理材料的时候，就是熟练的人也必须特别慎重，必须小心翼翼。
我们的工作暂时是从保菌鼠身上捉跳蚤，或把患鼠疫的老鼠放进特别装置的笼子里，使它们把鼠疫传染给别的老鼠，然后逐一解剖，帮助技术员进行鼠疫菌的分离培养工作。
讲师曾讲过：鼠疫原来好像是蔓延在鼠类和田鼠等等之间的一种流行病。在满洲第每在一定地区内必然发生鼠疫患者。这就是说，如果被吸过患鼠疫疫病的老鼠血的跳蚤咬过，就要发生腺鼠疫，并且，一吸进鼠疫患者咳出来的痰吐沫等等中的细菌，就会发生肺鼠疫。如果病菌附在皮肤上，就要发生皮肤鼠疫。进到眼里，就发生眼鼠疫。患鼠疫的病人，可以说几乎是无法治愈的。
为了使我们这些缺乏卫生知识的人也能够领会，似乎作了比较详细的讲解。听说一旦患上了肺鼠疫—非常重的急性肺炎，体温就要高达四十五度，最后失去体内水分，枯干成木乃伊似的死去。这种真性霍乱单凭想像，也会使人毛骨悚然。关於鼠疫的症状，据说患者多半先从淋巴腺的周围组织发炎肿胀，然后从面部直到胸部因出血变成紫黑色，听到这话，不由得就联想到“四谷怪谈”里面“岩怪”的脸，和癞病患者所具有的丑陋面貌。一想到吐沫能直接传染，就不由得要闭上嘴，连气都不敢喘了。
我们早上一上班，就换上工作台服，用石炭酸消毒。工作完毕回去的时候，自然更不消说，就是吃饭或者联络事情，只要走出研究室，就必须进行消毒和沐浴。
我们所经手的鼠，都是从满洲各地搜捕来的各种各样的野鼠。为了防止老鼠身上的跳蚤跑掉，就把它们放在带着双层铁纱盖的深玻璃圆筒内，然后又把它们放在镶着铁纱的箱子里。
我们都在致密的白色衬衣和衬裤的外面再穿上防疫服，戴上胶皮手套，穿上长筒靴和戴上口罩，然后才到解剖室里去。把用氯仿（Choroform）毒死的鼠疫取出来，用梳子梳取跳蚤，进行检查和采取血液，取出内脏制造涂片标本。这些人都分成几个小组进行工作。
在解剖为数极多的、传染上鼠疫的鼠而采取细菌时，先把从外部就能看出淋巴腺肿胀的鼠马上切开，把其中像血块似的部分取下来；对于看不清楚的鼠，就从下腹切开，把那粘连在胃内侧的脾脏摘出来。据说，鼷鼠有这样一种特征，在心脏血液里可以发现许多细菌，所以这时候在采血之后，立即就可以进行净培养。
这种作业，虽然叫做检查材料，但这是为了特意繁殖细菌，才传染给鼠的。所以最初就知道是鼠疫。这比起那种为了探索病原菌而进行的检查是简单得多了。只发把鼠疫菌培养在易于繁殖的培养基里，别使杂菌混入，等到鼠疫菌形成了群落之后，挑上来就行了。
可是，他们认为我们不会作这种分离培养，没让我们做。
让我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专门繁殖那已经分离培养起来的鼠疫菌。
因为我们所经手的都是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的生菌，一经传染，就无法治愈，所以在操作中，就需要极端的慎重。然而，这里因为没有起极大作用的苍蝇和跳蚤等等，所以对于服装方面，并不像在检查鼠的时候那样神经紧张。前辈们只穿着白罩衣，戴着帽子、胶皮手套和口罩进行工作。其中也有只穿着草绿色工作服，不戴手套只戴口罩工作的。
“不过，我们可不能粗心大意，稍微熟练一点就可以做得顺手了，可是，出错就在这个时候呀！要按照你们所学的那样，小心翼翼地工作。”
一个姓小枝的雇员很亲切地嘱咐我们。这个人据他自己介绍，是长野县人，入队已经有两年半了。在脸上总了阴沉沉的人居多的环境中，这个经常具有较爽朗表情的人，如同一株杂在藓苔中盛开的雏菊那么鲜明地给人一种好感。
培养方法，虽然间或也是用胃蛋白酶（Peptone）或鸡蛋做培养基，可是，差不多全是采用琼脂斜面培养。
把白金耳插入繁殖细菌的试管里，把细菌群落挑上来，然后把它移植在新的培养基的试管里。斜面培养室的一边，有很多层横格子。横格子上边摆着无数斜放着的经过移殖的试管。我当然还不能立即了解自己的业务，只是按照他们所教给我们的方法去做。每次移植时，都要把试管口和白金耳烧灼一下。以免混入杂菌；还要注意不使白金耳碰到琼脂块上所渗出来的凝固水，并且，当烧灼带着细菌的白金耳时，要逐渐接近火焰，徐徐地烤热，再放到火焰上，以免骤然放在火焰上，以至细菌飞散。我们全神贯注地反复做着这样的工作。从移植完了直到管口塞上棉花，期间始终是把试管口对着实验台上的火焰那边放着。这是为了防止空气里的细菌随风进入试管里。
移植完毕后，就贴上写着细菌名字（因为间或也有不是鼠疫菌的时候）和移植日期的标签，摆在架子上。大约经过一天半或者两天的时间，接着日期顺序装箱，然后用手推车，运往正厅的保藏室里。
最初，我还以为能被选拔出来从事医学实习而自豪。可是，天天只是反复地从事繁殖细菌这种机械工作之后，我觉得这是违背医学理想的一种危险工作，就泄了气。甚至于有时候羡慕起那些在晴朗的阳光下种地的同事们来了。如果是为了医学而研究，那么预防和治疗就应该占首要地位。可是，在这里却拼命地繁殖着保藏着万分危险的细菌。不仅使用试管来繁殖细菌，而且还使用一次可以大量生产的石井培养器，它是高约两公尺、直径一公尺半的圆筒状的东西。
据说，当时已经有了只须一克就可以杀死一亿人的鼠疫菌，还二十五公斤霍乱菌、伤寒菌和炭疽热菌等。这在细菌的世界里，简直是天文学的数字。我们使用的试管大部分是口径接近三公分的大试管，假定每只试管里的细菌按五十毫克计算，那么折算起来，就等于大约五百万只试管了。
并且在培养鼠疫菌的时候，为了保持细菌的力量，每隔一个月左右，就必须要使细菌在动物体内通过一次，所以仅仅保藏上就是一件不简单的工作。听说单单从事移植和保存细菌的人就在一千人以上。
也就是说，在防疫方面所花费的力量，远远不如在生产细菌方面花费的大。并且，随着时间的进展，日益加速地从事这种大量生产。因此我们加班到深夜的日子也就多起来了。

阴谋破坏班
每星期六的电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放映的影片是十六毫米的，内容几乎全是部队里的实验，可以说等于我们学科的延长。尽管这样，我们还是盼望这个日子的来临。
可是这一天的电影和往日不同，这是关于实际使用我们自己培养的鼠疫杆菌的记录片。他是作为鼠疫班工作人员的参考资料秘密放映的。只限内部人员看。
这部影片是把满洲人的村庄假定为敌人的主要驻军地点，阴谋破坏班所进行的活动记录。
化了妆的阴谋班员，趁着黑夜，背着仿佛携带通信鸽用的一个装着老鼠的笼子，潜入远离敌人前线的后方村庄中去。
他们弯着身子借着阴影，敏捷地把笼盖打开，这时，就跑出一只身上带着鼠疫跳蚤的老鼠。接着又是一只。因为鼠笼的内部装置分成多少个格子，每掀开一个盖就能放出一只。鼠疫鼠非常消瘦，只有眼睛像个玻璃球似的贼亮。这些老鼠跑出去以后，便隐藏在储藏东西的小屋中或家具的后面，或墙洞等处，同栖息在那里的家鼠混在一起。这时，在这个鼠身上的跳蚤因为饥饿想吸血，很快地跳到别的老鼠身上，于是鼠疫便在村子里的老鼠之间蔓延了。这样，经过许多吸了这种鼠血液跳蚤或苍蝇的传播，两三天之后就开始出现了鼠疫患者。无数的苍蝇，带着混含着患者的痰、鼻涕、吐液、粪便等里边的细菌落在食物上。一不留心，吃了这种食物就发生激烈的鼠疫肺炎。
此外，做为这种传播方法的还有：把细菌装在试管里，扔到井中，或者装在自来水笔的笔帽里扔在道旁，或者由化装为满洲人的阴谋班员把掺有细菌的馒头送给小孩子等等。
在大陆上，水井是主要的水源，甚至有的地方如果水井被糟蹋了，就等于宣告死刑。
在菌量多或者菌力非常强的时候，有时能在细菌侵入血液以前，引起毒血症而倒下。一般的症状是，发高烧同时发冷打颤，恶心的利害，结膜充血，步行困难，语音涩滞等现象，如同醉了一般。随着淋巴腺逐渐发肿，全身火热，以致皮肤干巴巴地发僵。引起腺周围组织炎，常因皮下出血以致皮肤变成黑紫色。
患者一个星期左右就能死去。老人或者衰弱的人也有不等淋巴肿胀就死去的。一旦发生了鼠疫的村庄，一般是把房屋全部烧毁。此外，感染轻微的时候，病情就循着慢性的过程向前发展。据说也有肿起来的淋巴一旦消肿就认为病好了，可是经过二十几天以后，这个病又骤然重复出现的情形。
这是一种绝对不能疏忽大意的细菌，因此谍报班员当然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使跳蚤无法附着的一切措施。据说即使进行了这样的预防措施，他们回到部队时，也要先在队外隔离几天，经过细致的检疫之后，才能解除任务。

可怕的郊游
七月初的一天。是一个天朗气爽的早晨。和往常一样，在高木班的预备室里，我和佐佐、保坂一起，正在换衣服的时候，佐川技术员进来了。
“今天用不着换啦。为了散散心，我带你们到郊外玩去。”
我们彼此瞧了瞧，都喜笑颜开。由于我们除了参观和外出一次以外，就没有到过部队的围墙外边，总是在围着铁丝网的房子里，整天和细菌打交道，因此能到可以呼吸一点自由空气的地方去，我们不由得都高兴起来。
走出研究所的门口，等了不大一会儿，十几个参加农耕工作的同事，乱嚷嚷地从宿舍那边跑过来。
“郊游！郊游！”
“往哪儿去呀？”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那么，我带着去啦。”
佐川技术员对教育部的大角雇员说。
“偏劳！请吧！”
大角雇员答着。
让饭厅给做了饭盒，把水瓶灌满，每个人分了些糖果之后，由部队出来已经是九点来钟了。
围墙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远望那地平线上，由于散发着热气，大地仿佛晃晃悠悠颤摇着。
“我们的目的地是是离这儿有十三、四里路远的一个满洲人村庄。多少再往前走走就可以望见了。”
佐川技术员指着西北面这样说。
有一条好像连接上从平房车站来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上没有长草，而我们得到允许，在途中三三两两一边摘着道边的花草，一边玩着往前走。我们信步走着，即使我们不是走在道路上也可以。
夹杂在细小而茁壮的野草里，有淡黄色的女郎花（中国学名叫败酱——译者）轻轻地摇曳着，有开了花的五寸来长的紫色菖莆，不有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桔黄色花，也有开着的姬百合等等。
“这个根不好吃么？”
保坂说着便拔了两次百合花，可中由于在坚硬的土壤里，掺杂着长得很密的草根，因此，用指尖不好挖，两次全都失败了。走了一会便望见了村庄。虽说是一片平地，但仔细一瞧，大地上仍有坡度不大的起伏，村庄里小小的人家，时隐时现。在太阳的幅射下，急剧地热起来了，我觉得多少出了点汗。不知从哪儿刮过来干燥的微风，一阵阵拂面而过汗漉漉的肌肤感到格外清爽。性急的人，把嘴对准水瓶儿口，咕嘟咕嘟地开始喝起水来了。
“喂！你们的水若不省点喝，到吃午饭的时候可就麻烦啦！因为到村子里井水是不能乱喝的啊！”
佐川技术员特别提醒我们。
到达村庄时，已经快到十二点了。这个村子大约有二十来户人家。用土坯砌的平房，一户挨着一户。有两三棵像是忘了往上长而蹲在地上的小柳树。我们自从到满洲以后，连树木也成了稀罕的东西了。
“这个村子的居民，都有关东军司令部的居住证明书，因为这儿到我们部队还不到十公里啊。”
佐川技术员对旁边的人讲。我们都以好奇的眼光，望着在房檐底下和泥的老头儿，或者光着脚的小孩子以及探头探脑的女人们。
我们找到一块阴凉的地方坐下来，把饭盒刚一打开，起初还怕人似的小孩子们，就一起蜂涌过来了。我们中间也有拙嘴笨腮地用不流利的中国话和小孩子们攀谈的。
到底还是佐川技术员，用中国话把孩子们哄住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馒头来，每人给了一个。乍一看，这是一幅亲切动人的情景，可是当佐川技术员把馒头递给他们的这刹那，他的脸上显得非常不自然。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正是头几天刚在电影上看到的阴谋破坏班的那一套把戏。
我们从井里打上凉沁沁的水，有的擦擦脸，有的把湿手巾压在帽子下面，没呆多久，便离开了这个村庄。
往回走，也许因为热的关系，走的比较快。走到部队的时候，由佐川技术员带着唱关东军军歌，我们一边唱一边怀着可能暂时又没有外出机会的心情，钻进部队的大门。
在郊游后的第三天，早晨刚上班，雇员们便和往常不同，在走廊里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了。
综合一下从预备室或研究室那里听到的片言只语，我才知道在那个中国人的村庄里发生了鼠疫。想起来在给馒头的当时，佐川技术员的那种尴尬的笑脸，我不禁有些发抖了。
郊游的目的，原来是采取和阴谋班同样的手段，来进行细菌传播实验的。
研究员们轮流驱车到这个村庄去调查传染的情况和治疗药品的效果，我做为他们的助手也到现场看过一次。
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穿着橡胶制的防毒服，简直闷热的像蒸笼似的。部队人员进行着森严的戒备，屋外看不到村里的居民。对于发生了鼠疫患者的人家，为了防止苍蝇的媒介作用，把整个房子罩上了一个像蚊帐似的极大的白色铁丝网。
吃了馒头的小孩子们，一个不剩，都得了肺鼠疫，其中有好几个早已丧命，并且新患者好像在追赶他们似的陆续不断地发生。不难想像，成群的苍蝇和跳蚤可能已经把细菌传布到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了。我跟在迁冢军医的后面，走进一所罩着铁丝网的人家。虽说实验中在照片上看惯了，但这里残酷的情形，实在令人目不忍睹。一想到这就是那天真地玩耍的小孩中的一个的时候，我对这种残暴行为立即感到无比的恐惧和不安。我心里虽然知道：部队为了制造出能供战争使用而又有效的新武器，以便取得最后胜利，因而进行这种实验也是不得已的。我知道对牺牲者稍有同情之心，便是不忠于职务的表现，但是我仍然不能无动于衷。
让我帮助解剖尸体，从肝藏、脾脏等各部分，分别制作检查用的涂片标本，但是我对于交给自己的工作，却没有心思去钻研它，只是机械地动动手而已。从墙外传过来悲痛的呻呤，而铁丝网外面的苍蝇却嗅着取出来的脏腑嗡嗡地叫。
时间也许还不到一个小时，可是我的身体和神经却好像蒸笼里蒸过似的，迷迷糊糊地回到了部队。
约摸过了一个星期，这个村庄全被烧光了。据说其中也剩下没死的，但是由于这是极端秘密的实验，所以在实验完了以后，一个不留全部杀光了。
像电影上演过的一样，这种悲惨的实地演习，好像进行过很多次。
从一九四二年冬到翌年的春天，在农安县城（吉林省）流行过鼠疫，四五千户人家被烧毁了一多半，据说这也是“七三一”的阴谋破坏班暗中搞的。在中国东北地方同中部阿拉伯、云南地方、中部非洲等一样，每年在一定的地区要发生鼠疫。农安也是这样的地区之一，因此即使偶尔发生一次鼠疫的大流行，也毫不足怪。不过，所谓“阴谋破坏”，其原则就在于利用这种情况，使人们认为这是自然发生的结果。像农安的鼠疫也是一样，妙处就在于即能达到目的，又不引起任何人怀疑。所以一般都认为由于“七三一”部队的努力，才把这个灾难局限到最小限度。可是，自然的蔓延和人为的蔓延，由于菌力的不同，蔓延速度也不同，有时菌的形态也会不一样。对于农安那次发生的鼠疫，许多专家都认为这是人为的。
（《七三一细菌部队》秋山浩著群众出版社）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9 16:43:49

第六章
悲情凤凰山

凤凰山位于乌兰浩特的东北方向，大约70公里处，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早已把我起程前往那里的消息通知到了屯子里，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有十几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亲人聚在一起等待着我的来访了。
凤凰山是康德8年（1944年）才形成的屯子。1945年这里只有20多户人家，不足百口人。那时候虽然贫穷，但同村人却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人际关系。为了抵抗匪患和灾难，同辈的男人无论是否沾亲带故，一律喝血盟誓，结拜为兄弟。
1945年，凤凰山的老百姓亲眼看到日军败逃时那溃不成军的样子。他们种植的的粟子地，一度成为守卫阿尔山国境线的阿部师团与苏联红军遭遇的战场。这一场战斗把已经丧失士气的日军打得丢盔掉甲，扔下许多装备和物品向洮南一带撤去。生活早就陷入极度贫困中的凤凰山老百姓，看到这些东西像宝贝一样捡回家去。张桂兰说，她的小叔子收割粟子时在自己家地里拾了一双高筒皮靴、三个钢盔和两个无线电匣子。还有的人捡了一些其它的东西。
凤凰山的黑死之祸就是这样惹下的。
进入阴历的11月份，老乡们开始准备过年了。张桂兰的婆婆对她的小叔子赵殿英说，把那双皮靴拿到街里卖了吧，换点钱当本钱还能做点小买卖。赵殿英从来没见过这样高级又漂亮的靴子，但，像这样的奢侈品他不会穿在自己脚上的。他约了几个拾了“洋捞”的哥们，到王爷庙街里做了第一次买卖，赵殿英把捡来的那双靴子卖了20块钱。他们在王爷庙发现赶走小日本的苏联人特爱喝酒，而离凤凰山70里地的塔城就有个酒做坊。几个哥们他们把捡“洋捞”换来的钱当成了改变贫穷生活的第一钵金，想试着做一做酒的生意。
81岁的凤凰山老居民崔海昆说，塔城的酒一块钱一斤，赵殿英用卖靴子的20块钱当本钱买了20斤酒，贩到王爷庙一斤酒2块钱，尽赚一半而且很快就卖完了。他们回到村里把这个容易赚钱的消息告诉了乡亲，丁守仁是屯子里最富裕的人家，这一次的贩酒生意是是由他组织的。
丁文奎的姐姐说，那天，是以我父亲丁守仁为首的8个人套着两辆马车去的，赶车的是赵殿英和赵有山，一起去的还有崔海山、赵文斌、赵洪斌、许凤山、魏振庭也就是魏老疙瘩。8个人天不亮就吆喝着套车，又说又笑可高兴呢。母亲怕父亲着凉，车都走了她又拿了件皮袄追出去，给父亲盖在了腿上。
这一次生意也做的很顺利，他们卖完酒，当晚住在王爷庙街里的西贵旅店。旅店门口有一个饭馆，大家看馆子里有大米粥很稀罕就进去了。日本人统治时期，粮食供应采用的是配给制，老百姓见都见不到大米，别说吃了。大家赚了钱，心情好就想奢侈一点，要来大米粥喝。魏老疙瘩喝着大米粥想起自己的亲人，全家已经许久没有尝到大米的香味了。吃完饭，他用卖酒的钱在这家饭馆买了一些大米。
崔海昆说，这一次，我弟弟也去贩酒了。走的时候，我母亲让他给住在王爷庙的舅舅家送点酒，所以，那天晚上只有他没在大车店住，也没一起下馆子。
赵有山的儿媳妇证实，说我公公他们去了8个死了7个，这7个人是一起下馆子吃了大米粥喝了那里的酒后染上病的。有一个姓崔的家里有亲戚在王爷庙街里，没在馆子里吃饭，也没在大车店里住，人家就没得病。
第二天，8个人一起回到凤凰山时，天色已不早了。张桂兰说，我小叔子回来时，我已经把晚饭做好了。他吃了饭说，我得算算账。我家住的是南北炕，睡觉的时候我在北炕上，听到睡在南炕上的小叔子说，这账怎么差点呢？他爬起身来问我，咱家的算盘呢？我告诉他，二姑家拿去了。过了一会，我就听到他难受地哼哼起来了。
天亮了，我叫他起来吃饭，我说：“老三呐，你快起来吃饭呀！”一看他的眼睛就直勾勾的啦。脸却青。我吓了一跳。赶快叫我丈夫，他把公婆也都叫起来了。公公一看小叔子的样子急了，说：“快去叫姚大神吧！”我丈夫就去把姚大神接来了。
姚大神用一扎长的三梭针针扎进小叔子身上的穴位，他都不出血。扎来扎去终于扎出一点亮乎乎，黝黑的紫血，小叔子就会说话了。他骂人家姚大神，不让扎他。姚大神倒没在意病人骂他，说北炕凉，放在南炕上暖和。我们就把他抬到我睡的头炕上了。
做午饭的时候，我家的酸菜缸冻住了。我强抠出来两棵小酸白菜，午饭没够吃。那年我才18岁，觉得自己的饭做少了害羞，就添了把火想再做点，我抬头一看炕头上睡着的小叔子，他已经死了。
张桂兰的小叔子赵殿英是这7个人中第一个死去的。尹德田文章中提到的张聋子正是赵殿英的家人从哈达营子请来看阴宅的。张桂兰说，我家老三（指赵殿英）还没打埋呢，尸体在地下撂着，听说魏老疙瘩也死了，就到了他家。
丁守仁的儿子丁文奎说，我们这里鸡叫时就烧火做饭了。我父亲觉得酒卖的挺好，就想再跑一趟。他一起来就去找魏老疙瘩。魏老疙瘩说，不行了，我难受的去不成了。父亲说，喝个大烟泡就好了，一起走吧。他说，不行，今天怎么也去不了了。父亲就叫上其它几个人又赶着马车走了。天亮，魏老疙瘩就死了。
魏老疙瘩死的时候，丁守仁几个人在路上也出现了病症，勉强走到30里远的小城时就病的爬不起来了。当地人给他们找来大炮泡喝下去后也没起到什么作用。这时，大家联想到赵殿英的死和魏老疙瘩的病情，还有王爷庙流行鼠疫的事情，才感觉到不是好兆头。
丁文奎的姐姐说，我父亲他们几个一起出去的人，当天就一个接一个的死在了外面。人死的时候七窍出血，这个时候传染的最利害，只要在身旁就传上了。我们那时都小，父亲回家后一直是母亲照料他，结果也传染上病了，我的母亲在父亲死后第5天也去世了。
张桂兰说，我的小叔子死后人就死开了。屯里四处是哭声，到处拢着火烧死人和死人的东西。
屯里人说起魏老疙瘩家的遭遇，仍在悲痛地落泪。魏老疙瘩当年只有21岁，还没有成婚。他有四个哥哥，除四哥外全都有了家室。五个兄弟由于关系非常和睦结过婚的兄弟也没有另立门户，是一个有十四口人的大家庭。张桂兰说，魏家老三是屯里惟一的私塾教师，家里人都有一些文化。特别是魏家老二的俩闺女，当年一个20岁，一个18岁，会看书知道好多故事常讲给屯里人听，大家都很喜欢她们。丁文奎的姐姐说，魏家的俩姑娘长得也很漂亮，人性文文静静的。大闺女已经找了婆家，家里把嫁妆都准备好了，腊月里就要成亲了。我还记得我们大爷对他儿子说，你好好干，开春我托人把魏家的二姑娘给你介绍介绍。
张桂兰说，魏老疙瘩死的那天，张聋子被请到他家。魏家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就是吃大米传上的病，为了给魏老疙瘩办好丧事，用他买来的大米做了饭。张聋子原来说好要回到我家吃饭，我也准备了饭，他看见魏家有大米饭吃，就嫌我家的饭食不好，留在魏家吃饭了。这一下所有在魏家吃了大米饭的人都得了病。
崔海昆是魏家的朋友，对他家里的情况更为了解，说魏老疙瘩上街做了一趟生意回家就死了，魏家兄弟特别悲痛，他们都哭着要替自己的弟弟去死。哭着哭着就一个个开始头疼、哆嗦起来了。那时，张聋子还在他家里施法呢，也觉得身上不对了。张聋子家听到他病倒的消息，让儿子来接他。他不回去，说自己能把魏家的病治好。还说，给自己算过了，还有十年的阳寿呢。可是，在他回到哈达营子当天就死了。而且，把病带了回去，全家六口人都受到传染后死亡。伀老疙瘩的舅舅听说外甥死了，带了一男一女俩孩子赶来吊唁，也死在了凤凰山。
三四天时间，魏老疙瘩家就死了十四口人，剩下魏老四和一个17岁，一个13岁的俩侄子。这时，屯里知道这是传染鼠疫，开始防疫了。魏老四为了给自己家里留下个后代，带着俩侄子去投奔孩子的舅舅家。可是魏老四走到老母山就发病死了。俩孩子自己到了舅舅家住的屯子。屯里的人听说后怕传染，不让进屯，把俩孩子用绳子绑起来，关在看地的草棚里点着了火。俩孩子在草棚里挣扎，火一烧把绳子烧开了，他们就从草棚里爬出来，人们又用长杆把孩子挑进去，活活把俩孩子烧死了，这样魏家全门一个也没留下。
张桂兰说，老魏家一家死的太惨了。魏老疙瘩安葬后，他家里的人就一个个死去了，屯里人知道这是鼠疫谁也不敢到他家去了。防疫时十几具尸体和房子一起被烧了。直到开春，魏老疙瘩的朋友崔海山（崔海昆的弟弟），用爬犁把烧得焦糊的尸体拉到离屯子三里多的地方埋葬了。魏家的俩女儿因为没有成家，按照风俗不能埋葬。两个原来漂漂亮亮，又有文化的大姑娘被烧的焦糊，扔在了山岗子上。

在这次凤凰山的“黑死之灾”中罹难死亡的共有27人，他们是丁守仁、赵有山、赵殿英、赵文斌及嫂子张氏、刘洪斌及妻子杨桂珍、许凤山及其祖母赵氏、伯父许殿清，还有魏振庭即魏老疙瘩全家的17口人。
在凤凰山采访时，在场的十几位受害者亲属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日军细菌战夺去了我们亲人的生命，给我们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我们的祖辈都是老老实实种地的农民，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害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民？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9 16:45:07

第一章
明媚阳光下的黑色回忆

1999年冬季是个多雪的季节。二十世纪末的雪一直下到二十一世纪，还在纷扬着，给大地美丑不分地披上了银装。眼中的世界变得洁白而干净。雪后的日子，空气像被洗过一样，没有杂质。我在内蒙古军区原顾问王海山家的客厅里，背靠着落地窗而坐，阳光透过玻璃像披肩一样柔软而又温暖地盖在我身上。这是我第二次听王老先生讲过去的故事。我准备写一部有关日军投降前蒙古族军人起义的小说，他是我选定的原型。那年，老人家８２岁，戴助听器才能听到我的问话，但他对往事的记忆仍然那么完整、深刻，不能不令我惊佩。他曾在伪兴安陆军学校任第十二期生连长。苏联红军对日本宣战出兵东北后，他和几位青年军官带领该校的学生举行了著名的"八.一一"起义。我们渐渐谈到起义以后的事情。他说，1945年8月21日，我们起义10天后，王爷庙就发生了鼠疫，但那时我们还没有回来。我的学生们在洮南和苏军的工兵一起修被日军炸毁的铁路，我被苏军大部队带走当向导了。
“鼠疫？这不是一号传染病吗？”我看过“十日谈”对欧洲鼠疫大流行略有了解。我又问，鼠疫是要死好多人的吧？
王老先生用拐杖撑着身子站起来。他面对着我说，我知道这是日本人搞的，他们临撤退时把鼠疫菌和带菌的老鼠投放到民间，这不就把更多的灾难留给我们了嘛。正是因为发生了鼠疫，苏军城防司令部才同意以我们这些起义军人为主成立了民警大队，配合苏联红军搞防疫宣传，封锁交通，隔离疫区。
鼠疫闹的最利害的时候，老百姓成堆的死呀，街里走的车几乎都是拉尸体的。就我知道的，苏联红军驻王爷庙城防部队死了近200人，王爷庙当年就死了3000多人。以后，鼠疫连续3 年在王爷庙暴发，使这座城中十分之一以上的居民死于瘟疫。
我对王老的采访持续了十几天，其中，我多次有意把话题转到鼠疫上，想更详细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可老人家好像更愿意多谈一些战斗经历。当时，我想以后抽时间再专门向老人家了解这件事吧。令我没想到和至今后悔的是王海山老人于2002年去世。他带走了深入了解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一些线索。

当我开始进行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后，心便落入漫长的噩梦中了，无论是采访受害者家属，还是查阅档案资料，所闻所见的是“疫发天无色，村村断炊烟”的悲惨回忆。一次次调查和采访让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梦见自己正生活在细菌战的恐怖中，我想去抢救别人，可我又不能自救......。这样的噩梦，或许让我多少间接体验到一点罹难者的处境。因此，我在采访中无论时间安排多么紧张，也从不在晚上约见受访者，我真的不忍心在天黑之后，让他们回忆起那比天色更加黑暗的时期，然后，一连数日被噩梦缠绕。
可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在进行调查时深深感到，侵华日军细菌战，这个事实虽然至今仍深深扎根在一些个体生命的记忆中，却基本被社会整体所遗忘。我在采访中发现，不了解中国这段战争历史的不仅是我自己，就连曾经受到细菌武器袭击的地区，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也很少知道，即使知道的人，多数也认为那是"前辈子"的事，早就过去了。似乎那些就在自己住着的村庄或城市中摇曳着青草的，巨大的“鼠疫坟”，与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没有过丝毫相关。
写作这部书之前，我又到乌兰浩特市采访。在这里，我遇到科右前旗农业银行的退休干部白宝春先生，1945年，他家有11口人死于日军溃退时撒布细菌战剂引起的鼠疫大流行。他告诉我，自己正在与细菌战受害者联系，成立“幸存者协会”，准备向日本政府提出细菌战伤害的民间索赔。可有些部门的人说，“我们这个地区本来就贫穷，不要影响日本人的投资”。
听到这样的话我不禁哑然。第二天，我到了乌兰浩特科右前旗医院，这里曾是伪兴安医学院的旧址，据档案记载地下室里曾储藏过鼠疫菌，日本人溃退时散布的鼠疫菌正是取之这里。我此次采访是想拍摄旧址的图片。当我向主持工作的副院长说明来意，这位副院长勃然大怒，他把手中的笔用力摔到桌面上喝道：“这是造谣，没这个事！”突如其来的喝斥令人尴尬。我告诉他，我正是为历史负责才到这里来的，我不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里曾设有细菌实验室，并且在档案资料中还不只一处看到过。他重复着上面的动作再次把说话间捡到手中的笔摔到桌面上，“那都是造谣不是事实！没这个事！这个楼人家就没利用过，刚盖好两年就撤走了，我们用地下室当了30年单身宿舍，一个人也没得病呀，人家都活得好好的！”
内蒙古档案馆存文件：1950年2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惩办日本细菌战犯座谈会》纪要中记载了参加1945年防疫工作的苏尔古楞的发言，他说：“伪医学院房舍内住的红军一名被染鼠疫而牺牲。日冠在乌市制造细菌的是伪医学院化验室，它在解放前保存过生鼠疫菌。日军投降后，在伪医学院化验室发现6、7箱已制成的培养基（培地）及地下冷藏室内存有大量以瓶包装的血液。”
由此可见乌兰浩特是个深受日军细菌战之害的地区，但是现在就坐在鼠疫流行策源地上方的医院领导，却在尽量回避着“鼠疫”这个话题。他们也许是为了地区利益，也许是为了自己身处的那个集体的利益，但不管是处于何种考虑，无视自己前辈所遭受的苦难，替加害国开脱罪恶的言行是非常可耻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无论用何种方式拷问和追究战争问题都是善良的。

一笑苍生 · 发表于 2013-8-22 07:21:06

默哀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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