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菌残害平民始末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9 16:13:55

当记者脚步匆匆地行走在乌丹镇的小街旧巷，采访到的那些幸存老人布满坎坷的脸上流淌的已不再浑浊的泪水；当记者小心翼翼地拨开红星村北那凄凄杂草，耳边听到的竟是一团团纠缠在一起的灵魂在痛苦地呻吟啊！——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是记者最感热血沸腾的一次采访，这也是记者最感毛骨悚然的一次经历了---地狱鼠疫

　　　　白音布统城

　　位于大板东98公里处的白音布统地区（现巴彦包特乡和双胜镇一带）建国前隶属于巴林右旗（现隶属于阿鲁科尔沁旗），这里有大面积肥沃的土地。1934年巴林王扎噶尔在这里设特区，派李振源来此主管该地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并在凌源县长陆喜廷、围场县长的哥哥潘惠廷、股东王玉廷等人的土地上建起了一个集镇，叫“新安镇”（后又恢复原有称号，叫白音布统城）。新安镇有四个城门，城墙高7到8尺，城中是十字街，来自凌源、围场、赤峰、乌丹、大板等地的客商在这里设店铺40多家。这里赋税低，商品价格便宜，吸引了来自周边众多购货者，成为天山、开鲁、大板等地区小有名气的小商品集散地和农畜土特产品收购地，有“小巴林”之称。

　　当时的新安镇人口比较密集，有200到300户人家，城内设有学校、村公所、警察署、财税所、兴农合作所，表面上主管此地的是李振源，实际上是由日本人田中和佐德木等人把握实权。这里的机构基本按旗县级设置，但旗县没有设的，这里也有，如特务股。特务机构明着是蒙古人掌权，实际上也是不露身份的日本人把持着。特务股有个胖胖的吴小个子，当地百姓和官员都不知他的真实身份，但他会汉、蒙、日三种语言，是一个很难交往的人。

　　地狱鬼火

　　1942年7月（一说5月）的一天下午，新安镇各店铺的掌柜和伙计们忙完了一天的生意，就要收摊了。位于十字街头的德厚昌商号的五六个伙计和掌柜赵玉峰正在院中围桌而坐，和平时一样，等着吃大师傅王哲兴做的绿豆粥和煮咸鸭蛋。没上饭前，他们望着天空，看着西下的太阳正在唠闲嗑……突然，空中传来一声响动，店伙计吴景文、吕志和掌柜赵玉峰等人不约而同地朝空中望去……现居住在乌丹、今年已83岁的吴景文老人回忆道，“一个燃烧着的弹壳（这其实就是一枚由731部队研制的、重25公斤，能容纳3万只跳蚤的瓷壳炸弹，这种炸弹又叫巧克力弹）从他们的头上滑过，弹壳后面有一团黄黑等颜色的物体从天而降，这个弹壳离地面只有四五十米高，慢慢地向城东北方向落下并自毁。我们吃完晚饭都到街上议论，街上很多人都看到了它，但当时都没在意，也没当回事。”然而，几天过后，各式各样的议论出现在街头巷尾，“这个火球光顾白音布统城是不祥之兆。”“谁看到火球谁就会瞎眼的”……而就在此时，根据史料记载，住在白音布统的日本人得到上级“将有异情，暂离此地。”的密电后，已逃到了距新安镇15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村躲避起来。

　　事隔7天，大街小巷死耗子多起来，而且房内外有大量的跳蚤。首先在十字街附近的烧锅和皮毛合作社发现大量的死鼠，其后约4到5天后，烧锅后院的宋豆腐脑家和张连科两家发现死鼠，不久宋家的女儿和张家妻张柴氏死亡，接着张家4口人相继全部死亡。和记商号的李宝昌讲述说，“那时，屋里地上、墙上和大街面上都有大量的跳蚤，特别是在耗子洞周围厚厚的一层黄色的跳蚤，这些跳蚤是黄棕色的，而本地跳蚤是黑色的。”这时，陈维皮铺的几个伙计发烧，不多时就死去了，其它店铺和百姓家也报出了噩耗，当时人们不知传染了什么病，城里哭声叫声昼夜不停。李振源找警察署，警察署找日本参事官，但日本参事官却并不理睬。李振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大板、开鲁、兴安省报告，但几天过去了仍没有结果，他又通过关系向扎噶尔王报告。人死的是越来越多，日伪特务人员却在隔岸观火，远离疫区不管。

　　半个月后，由新京（长春）等地派来了一百多个警察，把整个新安镇封锁了起来，人不许出入，违者开枪就地打死。这时，一支日本防疫特别小分队也开到这里，他们穿着白衣白裤，头扣白色连衣帽，脚噔高筒水鞋，并戴着防疫镜。队长叫小野四秀夫，年龄30多岁，副手叫玉初美容。城里的人一看，认为这回可来了治病除疫的救星了，而实际上，一场更大的灾难已悄然笼罩在了白音布统的上空……

　　人间地狱

　　封锁新安镇后，警察署由鲍金财、百岁、吴小个子、浩楼、雷会田等人接管。防疫由日本人小野四秀夫、玉初美容操纵。在现在的阿旗双胜镇红星小学院内设隔离所一处，在兴农合作社设隔离所一处、治疗所一处。还有一所实验室设在距新安镇15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附近的西山跟下，这些防疫措施看上去是为中国老百姓着想，实际上却成为了摧残中国人的基地。

　　大批日本人到来后，首先把城门封死，并在四个城门和十字街中间用木头和苇席搭起了不挨墙和地的岗哨，四周围上警察，除日伪特务人员外，其它人都不许出入，有几个有钱的人和外地来购货送东西的人，怕染上疫病死到这里，纷纷越墙而逃，都被警察打死了。

　　对于新安镇的居民，日伪特务既不提供防疫方法，有病也不给治，只是每天挨家挨户查三遍户口，凡是发烧38度以上的人就抓进隔离所里。在隔离所里，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少，必须脱掉所有的衣服，每三个人关在一个小屋里，不给予任何有效的治疗，只是每天用冷水淋浴一次，进行所谓的“冷水降温”。稍有反抗，就被毒打。当时，现双胜镇红星村村民王凤军的奶奶曾因拒绝脱掉身上仅剩的一条短裤而招致日本人的一顿毒打。在这里被隔离的群众，白天在院内为日本人干活，晚上则在隔离所的房间里过夜，房间里没有火炕，加上日本人每天在地上、墙上喷消毒水，使本来就阴暗的房间更加潮湿、阴冷。死者也不及时清理。因为把病人和死尸放在一起，进入隔离所的人就算是没有病也隔离出了病来，今年88岁的红星村民韩荣对记者说，“我那个十四岁的妹子就是在隔离所里被活活吓死了。”加之长期封闭，所有被隔离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当时进隔离所被隔离的300多人中，到最后解除隔离时，只有三个人死里逃生，他们分别是现红星村王凤军的奶奶，另一个叫赵存，这两位老人在几年前已去世了，惟一还活在人世的就是现住巴林右旗的刘桂云。据今年77岁的刘桂云介绍，“那时我14岁，我9岁时母亲就没了，我到于海春家当童养媳，公公、婆婆和我男人对我很好，我也愿在他们家干活儿，鼠疫来时，我收拾屋子一不小心摔倒了，日本人就把我当成了疫病抓到了隔离所。凡是进来的人，一不给喝水，二不给饭吃，进来的人被日伪特逼着扒光所有的衣服，不扒就棍打脚踢，鞭子抽，不管男女老少，排成两溜，日本人和警察给我们从头到脚浇冷水，喷所谓的消毒水。有不少没有染上瘟疫的人，因冷水激，一冷一热感冒后很快传染上了疫病死了，我们就在这可怕的死人堆里挣扎着……”

　　日本防疫队和警察来了之后，鼠疫感染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们采取封户集中隔离的办法，只要是他们认为有病的，不管是真病还是压根儿就没病都统统集中起来，实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摧残。人们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恶揍，有的打得皮开肉绽，伤口很快感染，这些人得不到及时的医治，不长时间也就死掉了。有的一家人全被赶到隔离所，家里没人往隔离所送水送饭，眼看着就在这里饿死或渴死了，有的家里有人给送饭送水，但必须得给看守送礼才让把饭送到家人手中，否则就以怕相互传染为名，将其拒之门外，里面的人也是只好等死；有的受不天天扒光衣服浇冷水的折磨，趁天黑逃了出去，可是多数被警察抓住，有的当场打死，有的回到隔离所，没几天也就死了。没跑的人，病一天天重起来，还没见到亲人说上几句话，就叫日本人打上了催死针，不一会儿也就没了气儿。由于死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专门雇用了四个当地人负责运死人，这四个人分别叫李宽、张庆海、辛连荣和翟凤鸣。据翟凤鸣介绍，“自打日本人来了后，我每天天黑时赶着马车到隔离所往外拉死人，这里一天少的拉三五个人，多的拉出十七八个人，这其中不包括百姓家偷着拉出去埋的人。拉出去的死人，往新安镇北（现红星村北）的大坑一扔，每天都得挖新坑，这坑长七八尺，深十尺左右，一天不论死多少人都扔在一个坑里，为了日后死者亲属辩认，每个死人身上都插上一个小棒做记号，死者有的裹着自己的衣服，有的光着身子，有的睁着眼，有的咧着嘴，什么样的痛苦表情都有，最让人难受的是那些被日本人剖腹的人呀……”最令翟凤鸣难忘的是，日本人还把活人拉到西山根的实验室，在活人身上做各种药物实验。有的被穿刺，有的在患处割肉，有的往肚子里灌大量的药水，有的在身上换着部位注射药液……“从这里（西山实验室）拉出来的每一个人，身上没有全的，肚子剖开了，胳膊腿儿也没有全的。”也许是因为翟凤鸣知道得太多了的缘故，不久，日本人就不再让翟凤鸣拉死人了，这些做完实验的人都被他们秘密地处置了。

　　日本人来了后，所设的治疗所实际是观察鼠疫菌效果的剖腹实验室。据陈希镇讲述：“有一个在乌丹开肉铺的老板的儿子，来新安镇在我父亲开的皮匠铺学徒，那年他才19岁，身体非常棒，但鼠疫传染了他，被日本防疫队抓到治疗所第一个给剖了腹……”魏连春（83岁，现住林东）讲述：“街上有一个姓迟的小名叫‘帮子’的小伙子，也染上了病菌，但没死，日本人不给治，拖到治疗所捆在手术台上就给剖了腹……”小野四秀夫等人把许多活着的人剖开肚子，并从肚子里取出心脏，放在玻璃瓶子中，然后把玻璃瓶子装在铁盒中，再把这铁盒放在一个装有液体的盒子里，迅速送到石井部队，分析他们施放的疫菌是否成功，效果如何，进入实战后，有哪些可改进完善的地方，并留作细菌标本或做成细菌培养基。

　　魑魅魍魉

　　在这种鼠疫菌肆虐下，一些丧尽天良的中国人却在为虎作伥。有很多人来隔离所时怕把家里的金银首饰、钱财等贵重东西丢了或来做急用都带在身上，但一扒光衣服，警察什么都不让留，他们借蒸衣服消毒之机，把贵重的东西和钱财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除了抢夺百姓的财物，这些人还想着法子去抓少妇和18、19岁的大姑娘，他们只要一见到漂亮的姑娘和少妇就认定说她们染上了鼠疫，把这些女人抓到隔离所扒光衣服“净身”，往身上喷“消毒水”，然后在身上乱摸，有的不明不白地被从人群中推到外面，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女人被拉出去后，再被拖回来时已被蹂躏得像死人一样了。其中有一个在新安镇里开肉杠（肉铺）的小老板，他妻子30左右岁，皮肤白嫩，体态丰满，有几分姿色，人送绰号“小白猪”。“小白猪”被拉到隔离所后就让她和这里上百号百姓一样扒光了衣服，当时“小白猪”只是把外衣裤扒掉了，裤衩没扒，日伪特人员来到“小白猪”身边就拉她的裤衩，“小白猪”不从，一个叫百岁的警察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并把小白猪的裤衩撕开。在场的日本人看着这场面发出一阵狂笑。日本人一示意，两个警察就把“小白猪”拉到配水配药室，放到大水池里，先后被日伪特骨干和两名警察轮奸了多次，不久小白猪就含恨死去。百岁、浩楼等警察利用防疫的机会，奸污了许多良家女，然而恶有恶报，鼠疫没过，这几个色狼也染上了疫菌而暴死了。

　　自治自救

　　日本施放的鼠疫菌传播开来，日军希望疫区越扩大越好，死的人越多越好。来新安镇做买卖的一些商人和手艺师傅发现了日本人的这一动机后认为，如果等日本人给治病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李泽思、李宝昌、吴景文等商人采取自治自救的办法，先是彻底清理住人房子的卫生，凡是有鼠洞的地方放烟炮熏，发现死鼠立即拾起来深埋，发现鼠洞周围的黄跳蚤就用火烧，房子里撒消毒粉，避开了疫跳蚤的袭击。吴景文采取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办法，在伙房里搭起了一个既不挨地又不沾墙的板铺，从而避开了这场灾难。魏连春等好心人还给染上疫菌全身起疙瘩的人糊大烟糕子，大烟糕子糊在起大疙瘩的患处见效快。当时住在白音布统北村的魏景芝也出现了发高烧症状，她的父亲魏连耀给她服中药发汗，自我隔离不与外界人近距离接触，不与皮衣物沾边等，除此之外，还在屋内外撒石灰、杀虫剂或者是撒热灰、烟灰等办法来开展自治自救。同时，想着各种法子，躲避日本人的抓捕，从而很多人保了性命……

　　到了1942年10月份，侵华日军在白音布统地区搞的鼠疫菌实验结束了，双手沾满中国人淋淋鲜血的鬼子们带着大量的观察材料和实验数据离开了新安镇，向主子请功去了。据《日本军情内幕》记载：“施展这一招，不费多少力气，就可消灭有抗日动机的大量中国人”。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白音布统地区施放的鼠疫菌共造成800多中国平民的死亡，其中当地居民400人，其它为外地商人和流动人口，整个新安镇只剩近200人，死亡者均被埋在了新安镇（现在的红星村）北的两处固定地段。

　　当记者来到红星村北时，发现了两处行式排列的一个个坟头，这些坟头早已掩没在了离离的杂草间，这两处坟地就是被当地人称为“疫圈子”的疫坟。

　　人间鼠疫

　　这次人间鼠疫，原发于白音布统地区，由于日伪政府对隔离圈内的群众生命与生活根本不过问，而是有病就隔离，无病也迫害，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部分群众逃出隔离圈，寻找亲朋好友避难，有些被感染者或轻症病人也就病死在了其它村庄。也正因为如此，疫病传播漫延了白音布统区中营子（现双胜镇三义井村）、新安镇（现双胜镇红星村）、何家营子（现巴彦包特乡四队）、老白音布统村（现巴彦包特乡二队）、敖汉营子（现双胜镇双胜村）、三七地（现双胜镇永胜村）、双井（现双胜镇双井村）、龙头山（现双胜镇龙头山村）、后新立屯（现巴彦包特乡林场）等十一个村屯，612人发病，其中598人死亡。

　　日本把历史曾流行过鼠疫的地区作为向731本部和分支队提供鼠疫源的基地，并把通辽、赤峰作为鼠种来源区，赤峰重点设在乌丹和敖汉。访问在乌丹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孙玉芳、王维翰时他们介绍说，“日本人来乌丹后不几年，就把乌丹老城门里南侧的学堂给占用了，学堂搬到现在的乌丹一小院里。日本人开始在原学堂的院子里收养各种老鼠，院里还有很多狼狗，十分森严，院内有持枪的日本人在站岗，来卖老鼠的百姓只能站在院外边，日本人带着翻译出来讲价亲自收，卖鼠人和其他人不准进院子，但院子里装养老鼠的大铁笼子卖老鼠时还是能看到的，后来才知道这是做培植鼠疫菌用的……”据现住在乌丹已70岁的郭长海老人介绍，“日军占领学堂这个院子后，做了细菌实验室，他们与驻在地方上的日军没什么联系，应属于日军石井部队。日军撤走后，我们一帮小孩子到这里来看，这里共有20间房子，其中靠北大门前的第二排五间房子就是细菌实验室，进屋一看，日本人把实验仪器全都砸碎了，在地上是白花花一片的仪器碎片，但细菌罐、带菌的老鼠不知去向了……”然而，令郭长海至今不解的是，“当时日军住的院子里有井，但他们快投降时却再也不用这口井的井水做饭烧水了，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家穷，没衣服穿，谁给口饭吃我就给谁干杂活，有时学堂的日本人遇到我，就让我到李彬（当时乌丹镇有名的地主）住的院子里为他们打水去，还比划着说‘只要天天给打水，天天给白米饭吃。’，学堂的井和临近的井水他们不用，估计是被他们做实验时用的药水、疫毒把水给污染了……”说到1947年乌丹镇发生的那场灾难，郭长海更是心有余悸：“1947年，乌丹闹鼠疫，我住在桥南李彬办的草纸坊院里（距细菌实验室1里多地），第一个死的是院里卖豆腐的人，他从外面回来，到井边倒下就死了。这时我们到他的屋里一看，满屋地都是黄棕色的跳蚤。这种跳蚤比当地的跳蚤大多了，我看完后就往外走，走不多远就感到全身麻木不省人事了，后来父亲把我弄回家，拿来红军给的大烟糕子，躺在炕上糊了三个多月才好，大腿腋子上终生留下了一个挺大的疤痕。这些跳蚤毒性特大，这可能就是日本人留下的跳蚤菌所为……他妈的小鬼子，我恨死他们了。”

　　据专家介绍，鼠疫菌的潜伏发作期可长达十几年，在气候、土湿度、温度适宜的时候，如果不加强防治它就会发作传染。1947年前后敖汉、翁旗发生了规模较大的人间鼠疫，敖汉旗1945年至1948年死亡6119人，翁旗从1947年至1950年死亡3117人。这里原是日本鼠疫菌的鼠源基地，却变成了鼠疫菌的受害区，但这些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利用三年时间就使泛滥的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了！

　　（本报记者宁波根据翁旗政协吴甲才和阿旗政协巴图提供的文字材料及现场采访整理而成，文中提到的有些老人已故去））

一笑苍生 · 发表于 2013-8-22 07:28:47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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