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满铁附属地、伪满洲国时期遗址（《宽城史话》）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7 15:15:59

位于人民大街北端的长春火车站，最初是日本人于1907年12月草草建成的，直到1935年才成为比较完善的火车站。1992年5月拆除。1995年9月，在原址上建成的现代化的长春火车站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战败方俄国把中东铁路的南端长春至旅顺之间的铁路、煤矿等财产转让给日本，日本人随即把这段铁路改称南满铁路。1907年6月，日本在沙俄修建的宽城子火车站以西1公里处（今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春机车厂之间），修建一座西宽城子临时火车站，作为南满铁路的起点站。同年8月，日本满铁背着长春府私自收购头道沟的土地，并于同年12月，在收购的土地上再一次草草地建成又一座新车站。这座新车站，就是现在长春站的位置，日本人命名为长春站。因为长春站位于头道沟，民间称之为头道沟火车站。
长春站的站线改变了原中东铁路的南北方向，由西向东，把车站横在长春府城与宽城子车站之间。长春站，于1907年11月3日开办货运，于同年12月1日开办客运。从此，西宽城子临时火车站已无多大用处，逐渐废弃。1910年吉长铁路长春站（今长春东站）建成，1912年10月22日全线通车。民间为了把长春站与吉长铁路长春站相区别，又称长春站为日本站。
吉长铁路通车以后，三条不同主权的铁路交会在长春。三条铁路的轨距，早期各自不同：俄国的中东铁路为宽轨（1 524亳米）、日本的南满铁路为窄轨（1 067亳米）、中国的吉长铁路为标准轨（1 435亳米）。三个车站之间，各自修筑了通往对方车站的“联络线”，以便转运客货。这样一来，长春旅客去哈尔滨方向需到宽城子车站乘车，使用的是卢布；旅客去旅顺方向需到头道沟长春火车站乘车，使用的是金票；旅客去吉林方向需到吉长铁路长春站（东站）乘车，使用的是中国货币。这种状况，给长春旅客的出行或外地旅客的来长带来诸多不便。
1913年3月，满铁投资32万日元，用一整年的时间修建了建筑面积为4 000平方米的长春火车站候车室。1914年11月3日受理货运，12月1日受理客运。整个火车站占地面积90.82万平方米，站内线路长度15.35公里，有专用线15条、18公里。
1932年11月1日，满铁将长春站改称“新京站”，客运业务有明显的增长。1934年11月1日，日本人引为骄傲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开始在大连、长春间运行，时速达到120公里。
1935年3月，苏联把中东铁路全部卖给伪满洲国；同年3月23日，满铁接管宽城子车站。8月31日，长春至哈尔滨之间的路轨改轨，哈尔滨、大连之间可以直接通车。同年10月建成第三、第四站台的地下通道，
1935年11月1日，长春至白城铁路正式通车。从此，长春车站成为四个方向的铁路交叉点，站内设施也有显著的变化。1935年12月，西道口立交桥竣工。
长春北行改为东侧出站之后，宽城子车站即被关闭。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将“新京”站更名为“长春站”。在解放战争期间，长春的铁路遭到严重破坏，站内一部分铁路被切断，长春至陶赖昭线路一度中断。收复后的长大、长哈间铁路为中苏共管，隶属于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长铁路局。
解放后，长春站是沈阳铁路局所辖的车站之一，是东北铁路重要的运输编组站。吉林铁路局共有83个中间小站分布在长春——沈阳、长春——哈尔滨、长春——图们、长春——白城等四条干线上。整个长春站长24 133米、宽328米；站内线路用地面积91.25万平方米，站舍建筑面积33 816平方米；有专用线56条、专用铁路2条、段管线11条，总长度24 650米。
1992年5月26日，存在了80年之久的长春站被定向爆破拆除。1995年9月26日新长春站竣工。新长春站包括主站房、综合楼、高架候车厅等3项建筑及配套工程，建筑面积达50 162平方米，日均运送旅客能力最高可达6万人次，真正成为吉林省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缀▕史志专家于泾在1995年的社会调查中，在胜利公园附近发现一根带有“满铁”标记的石桩。这个石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
这个界桩，被发现时在胜利公园（原名西公园，后改名儿玉公园、中山公园）南墙北约30米处，距今松苑宾馆（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官邸）北墙约60米的一棵树下。界桩是由灰色花岗岩石凿成的，横断面为15×15厘米的正方形，高度约1米左右。顶端有“+”字，以示中心的位置。面向东面的立面上，刻有由英文“M·I”两个字母组成的“满铁”标记，以示是由“满铁”设置的界桩。桩头露出地面约10厘米，在地面下约半米处的石桩周围还浇灌了混凝土，所以到发现时历经几十年，仍未倾斜。
20世纪初，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修筑权之后，即在长春收买满铁附属地的用地。最初在买进的土地上埋桩、掘壕，以划分地界。后来由于修筑道路和通行车辆，壕沟逐渐填平，而且界桩也用石桩代替了当初的临时性木桩。满铁附属地在1907年至1932年间，曾经多次向外扩张，直到1932年形成了由15条直线段连成的不规则的多边形，有15个角，也就是说至少有15个界桩。实际上因为地形起伏或因直线段太长（有的长达700~800米），所以实际埋设的界桩大约不下20个。于泾发现的界桩，就是由胜利公园西头起至大经路与上海路口（今欧亚新发商厦附近）这段直线上的一个加桩，并不在转角的位置上，应是公园西半部的南界。
东北沦陷以前，日本当局既不断伺机扩大满铁附属地，又把这块土地视为日本领土，甚至在当时的日本文献中就狂妄地直书附属地地界为“国界”，以示这种界线不可侵犯。这些界桩仅作为地界的标志，并没有任何一座建筑建在这条界线上。东北沦陷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统治东北的日本最高机构——日本关东军，首先在今新发路东段以北（原满铁附属地南部的一角）及其以南（附属地界外）的土地，修建关东军司令部（今省委办公楼）、关东局（念省政府办公楼）、关东军司令官官邸（今松苑宾馆）等建筑。这些建筑竣工后，修筑了呼伦路（今团结路），路北剩下的隙地划入了公园，等于日本关东军用伪满洲国的土地向满铁补偿了被它占用的附属地，这个界桩就留在园内了。到1937年，日本政府决定废除满铁附属地，长春的市政统一于伪“新京特别市”，前述的那些界桩就都变成了废桩，并因为修路和建筑而逐渐被埋没或废弃。而胜利公园的这个界桩，因为地处几十年无大变化的地段，所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遗憾的是，这个唯一的界桩因未及时得到保护，现在下落不明。

位于新发路577号的中共吉林省委机关大楼，前身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修建于1933年，1934年竣工使用。
该建筑占地面积43 000平方米，设半地下室一层，地上三层，两翼局部四层，中间塔楼五层。总建筑面积13 424平方米，其中半地下室3277平方米，一层3228平方米，二、三层各3016平方米，四层718平方米，五层169平方米。建筑最高点距地31.50米，楼内共有房间221间。建筑风格大体采用日本名古屋的城门样式。所用建筑材料是当时最昂贵的，其中包括金属和大理石。特别是塔楼和女墙全部采用青铜瓦覆盖。工程总造价170万元。在修建此楼的同时，在西邻处（今新发路1169号）修建关东军司令官官邸（今长春松苑宾馆）。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于1919年在旅顺成立。在此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已在中国东北驻有侵略军。1904年2月，日俄两列强在中国东北发动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日本天皇批准编成“满洲军总司令部”，统率指挥进入东北的日军各师团对俄军作战。1905年9月26日，日本在旅顺建立关东总督府，作为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和其他行政机关的总部。1906年9月1日关东军总督府改为关东都督府，1919年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同时改变了军政合一的方式，实行军政分离，成立关东军司令部，并颁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条例。
日本关东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发动者，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占领全东北，随即将司令部迁到沈阳。
1932年，关东军司令部从沈阳迁到长春，先驻在日军西大营，后驻在日本驻长春总领事馆楼（今吉林省政协大院内，已拆除）内，1933年移住日本关东局楼（今吉林省政府机关大楼）内，1934年迁入新落成的大楼（今中共吉林省委机关大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拥有一个师团和6个守备队，共1万余人，主要驻扎在长春至旅大、沈阳至安东（今丹东）的南满铁路线上。
伪满洲国成立之初，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武滕信义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中，按日本主子的旨意，以条约的形式，确立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在伪满洲国的地位和权力。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代表日本驻扎在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机关。伪满洲国的“国防和治安”由日本关东军负责，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言行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控制。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所需的一切，由伪满洲国政府承担。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采取了一系列卑劣手段，控制伪满洲国政权。他在溥仪身边安排了一个日本人吉冈安直，起了一个奇怪难懂的称呼，叫“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受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溥仪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听命于“帝室御用挂”的指挥。伪满洲国各级权力机关，则全部设置日本人担任次长，实行“次长中心制”，行政体系。
日本关东军为了扶植这个傀儡政权，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为了伺机对苏联发动战争，不断增加兵力。1940年，关东军在东北地区驻扎12个师团（每个师团约5万人）。1941年7、8月间，关东军实行所谓“关特演”（关东军特别演习），兵力达85万人，号称100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南洋各地节节失败，关东军陆续被抽调。1944年，关东军再次增兵，从中国关内战场和日本国内抽调大批师团到中国东北。1945年，关东军又增至70余万人。
关东军司令部大楼里还有司令部以外的机关。关东军司令部大院的正门朝南，面对今新发路，门前的牌子是“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院还有一个东门，面对今人民大街，门前的牌子是“大日本帝国驻满全权大使馆”。司令部与大使馆本不相隶属，但因当时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所以大使馆也在这里办公。这个所谓大使馆在大楼内占用房间并不多。另外，大楼内还有一个不属于关东军的机构，即日本陆军省的“满洲情报分室”，是一个陆军省的派出机构，以收集苏联情报为主要任务，在楼内占用的房间也不多。
关东军司令部曾先后有本庄繁、武藤信义、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等7个司令官任职。
1943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改称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司令官改称总司令官。
1945年8月9日，距日本投降还有6天，山田乙三作为末任关东军司令官，把在长关东军家属共计20 316人，全部集结在南岭战斗司令所，准备逃跑。11日，一部分日本平民无奈地登上了南行的“避难列车”逃跑。当日，关东军司令部院内浓烟滚滚，残酷而狡猾的侵略者将日本侵华以来40年左右的档案全部付之一炬，整整烧了三四天。
随后山田乙三飞往通化，又于14日返回长春收听日本天皇受降广播。收听广播时，很多日本关东军咬牙切齿，扬言要“血战到底”，并要毁掉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不留一草一木”。然而，这些狂想都化成了一场春梦。19日苏军先头部队赶到，日军乖乖投降，并自行凿掉了象征日本的“菊花章”，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名字也从此灰飞烟灭。山田乙三被苏军押送到伯力，作为战犯被军事法庭判处25年徒刑。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苏军驻东北地区总司令部驻进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苏军回国后，大楼被国民党新一军接收，新一军撤离后，由新七军占用。1948年长春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九航校使用。1955年由中共吉林省委使用。1983年12月，该楼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7 15:17:19

位于新发路1169号的松苑宾馆，前身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官邸。
1933年日本满铁在动工修建关东军司令部时，在大楼西侧100多米的此位置，同时修建作为配套工程的关东军司令官官邸。1934年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完工时，司令官官邸也同时完工。1934年关东军司令部迁来时，关东军司令官及家属也迁到这座官邸。
关东军司令官官邸占地近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 000平方米，地下二层，地上三层，局部塔楼四层。其建筑形式采用城堡花园的建筑风格，建筑造型十分精美，施工工艺精湛。
官邸门前有停车雨搭。一入门便是宽敞的大厅，华灯高悬，壁灯数盏。靠东侧正面有宽敞的楼梯，通往二楼通廊，由二楼通廊可俯视一楼大厅全貌。一楼有门卫住处及办公房间。南侧有两室，每室有40平方米，可居住或供奉天照大神之用。北侧有150平方米的会议室，装潢讲究，古色古香，有紫檀色木制墙裙。各个房间皆为地板铺地。一楼大厅西部有三个餐厅和厨房。
二楼是司令官居住的地方，改修后有四套卧室，一号是主室，也称一号室，是历任司令官居住的地方，在二楼南侧西头，阳光充分。一号室有60平方米，其中客厅20平方米，铺设地毯，摆放着沙发等家具。里间是卧室，有20平方米，设有地毯、沙发、衣柜、双人床等物。卧室北侧是洗漱室，内有穿衣镜、梳妆台，洗漱用具齐全。再往里是洗澡间，有池塘、淋浴两种。浴池南侧，有两个厕所，坐便、蹲便各一个。这些房间，四壁洁白如玉，马赛克地面，图案考究。一号室是所有房间中最好的。在二楼通廊南侧，还有二号室，设备也比较好。通廊北侧还有三号室和四号室，各室设备大体相同。通廊西侧还有供20多人用的小会议室。
关东军司令官官邸，前两任司令官本庄繁、菱刈隆没有住过。1934年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首先迁到这个新居。历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都曾住在这里。梅津在这里住的时间比较长，有人说这个官邸是梅津的官邸。从梅津到山田，均晋升为总司令官。关东军历任司令官都是侵略中国的罪魁，又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关东军也随之覆灭。由苏联红军接收了关东军司令部及其官邸，成为苏联红军司令部。从1948年长春解放到1953年，由长春市中苏友好协会使用。1953年下半年，改为长春市委招待所，也称一号招待所。1954年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由吉林市迁到长春，此楼和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一并交中共吉林省委使用。从那时起，原关东军司令官官邸改成吉林省委一号招待所，简称省委一号。此名称沿用30余年，直到1985年强晓初任吉林省委书记时，才建议省委一号招待所改为松苑宾馆。
作省委一号招待所时，曾作过一次改修，全楼可同时住宿10余人。当时，南湖宾馆还没有修建，省委一号楼是专门供中央领导下榻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林彪、陈毅等都曾住过此楼。毛泽东来长视察，住在一号室。因毛泽东身材高大，又没有睡沙发床的习惯，就现做了一张大木床。林彪住的是三号室。因为他怕光，就住在二楼北侧东头的三号室，这个地方比较宽敞，没有阳光。住过的外宾只有印尼总统苏加诺。

位于新发路329号的吉林省政府办公大楼，前身是日本关东局与关东军宪兵司令部。
东北沦陷后，日本最先在该址修建一座大楼，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1932年动工，1933年竣工。整个建筑造型简洁，以棕黄色面砖为主，辅以浅色的石材贴面。女儿墙处有水平线角的装饰，南侧萀主入口处与两侧的次入口处都设有门廊，门廊前的柱子都是方形。
大楼竣工后，最先迁入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关东局。1934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迁出，该楼归日本关东局自用。1935年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从大连迁入长春，先在大和旅馆（今春谊宾馆）办公，后迁入此楼，与关东局共用。
日本关东局的最高长官是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也就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受日本内阁总理监督。关东局内设局长，置司政部、警政部、监管部，下辖官署7个、学校6所。
关东局管理关东州（今大连地区）和南满铁路沿线各附属地的行政，监督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业务和南满电信电话业务，实际上它是日本驻满洲大使的辅助机关。1937年由于取消了日本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和铁路附属地，关东局所管的业务缩小，局长改为总长，改设官房和司政、监理、教务3个部。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成立于1931年，是为控制日本在满洲的保安局、警察局、铁路警护队、警务统治委员会等军人而设立的机关，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个主要组织。关东军宪兵组织很庞大，在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等地设立了5个宪兵队、17个宪兵分队，共500多人。1935年东条英机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后，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在新京、奉天、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承德、海拉尔等地设立了8个宪兵队，人员达到3000人左右。
该机构对中国人民横行霸道，甚至灭绝人性地使用包括铰肉机在内的刑具，用以杀人。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所犯下的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无不与日本关东宪兵队有关。
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之后，该楼被国民党的空军占用。1948年长春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使用。1954年，吉林省政府机关使用此楼至今。
2007年5月31日，该楼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伪满洲国帝宫位于光复北路5号，现已辟为伪满皇宫博物院，保护范围13.7万平方米。它是我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羽翼下充当傀儡皇帝的宫殿旧址，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历史见证。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1932年2月，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召开“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满洲国建国方案”，决定成立伪满洲国执政府，以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执政”，定国都于长春，改名为“新京”。2月18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3月9日，溥仪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坂桓征四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等人的监护下，在长春原商埠地的吉长道尹公署旧址（今大马路28号）就位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1932年4月，溥仪迁居到原吉黑榷运局办公楼，并将此楼改为缉熙楼。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言这个所谓的满洲国打扮得更像个“王道乐土”，更进一步施行殖民统治，把“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1934年3月1日，溥仪又一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年号改为“康德”。“执政府”改为“皇宫”，但为了与日本天皇的皇宫相区别，日本关东军明确限令只能称为“帝宫”，而不能称“皇宫”。但我国东北老百姓一般仍称其为“皇宫”。
伪满洲国帝宫（简称伪帝宫）四周筑有9个双层碉堡，并围以中间为红色的水泥墙。墙外宽阔的绿草坪与宫内深灰、红色和明黄的屋顶相辉映，显得很壮观。
伪帝宫的正门叫莱熏门，是专供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出入时用的。在正门的西侧有一侧门，叫保康门，是专供伪官吏及一般人员出入的大门。伪帝宫的后面（北边）还有三个大门，分别叫福华门、体乾门和含宏门，专门供伪宫内府的官吏和勤杂人员上下班时使用。
距莱熏门西北100米处，就是伪帝宫的第二道门，叫兴运门。坐东朝西，铜钉朱门，门顶上饰有二龙戏珠浮雕，是进入宫内府的通道。伪帝宫分为内庭（西院）、外庭（东院）两庭，中间用中和门相隔。内庭是溥仪及其后、妃日常生活的地方，外庭是溥仪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中和门内为内庭，内庭有东西两院，西院有缉熙楼，东院有同德殿；中和门外称外庭，有勤民楼、怀远楼、嘉乐殿等。
伪帝宫内庭的缉熙楼，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略呈工字形，外部为灰色砖墙，深灰色的铁皮屋顶，楼内是木制的楼梯和地板。溥仪从1932年起就把它作为寝宫，并根据《诗经·大雅·文王》中“于缉熙敬止”句，以“缉熙”二字命名。这两个字表面上是追求光明、向往美好的意思，实际上是追随康熙、幻想复辟的意思。
缉熙楼东侧的一楼和二楼全部为皇后婉容所占。二楼的西侧为溥仪的卧室、书斋、佛堂和卫生间。卧室四壁为中绿绢墙帷，地面铺银灰色地毯，东墙前置一咖啡色钢丝床，床前置一日本黑漆木绣梅花的围屏，并置放穿衣镜、衣柜、写字台、弹簧转椅，床旁的二屉小桌上放有电话。书斋内有书案、雕花木柜、“御座”及沙发。书案系咖啡色梨木雕龙八屉书案，案后有高背弹簧椅一把，“御座”的右侧有一方形茶几，是溥仪学习日语的地方。佛堂供有佛像和关公像，溥仪每日起床后都到佛堂做早课，以表示他对佛事的虔诚。一楼的西侧原是溥仪的客厅，1937年“祥贵人”谭玉玲进宫后，就作为新贵人的的卧室和书房。
缉熙楼的四周分别为司房、传送室、随侍室、茶房、中膳房、洋膳房、佣人住房和库房等。南有长春门，但此门常封闭，不使用。在这狭小的内院里，唯一可以休闲散步的地方是西侧的西花园。所谓的西花园也不过是一个只有1 000平方米左右的狭长地带，修建了假山，种植了花草，建有瓦房数间，取名植秀轩、畅春轩等。谭玉玲曾在此读过书。
伪帝宫内庭东院有同德殿。溥仪第一次访日后，看到日本天皇华丽宽敞的宫殿，感到伪帝宫狭小，想要扩建。关东军也认为伪帝宫需要装潢一下门面，就在勤民殿的东侧修起了一幢宫殿式建筑——同德殿。同德殿由当时已任伪营缮需品局营缮处宫廷营造科科长的相贺兼介主持设计，户田组负责施工，建筑面积3 570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工程造价56.1万元，1938年年底竣工。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建筑中，该楼每平方米造价仅次于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
同德殿是浅米黄色面砖、金黄色琉璃瓦屋顶的二层宫殿，溥仪第一次访日后，发表《回鸾训民诏书》，上面有奴颜婢膝的“日满一德一心”的口号，日本侵略者便把它反映在这个建筑上，起名“同德殿”。同德殿原准备给溥仪办公和居住用，一楼是办公和政治活动场所，二楼是帝、后生活区。1942年溥仪爱妃谭玉玲去世后，溥仪的另一妃子“福贵人”李玉琴于1943年进宫，住在二楼。
同德殿富丽堂皇，一进门左侧为候见室，右行通过悬挂宫灯的大厅（广间），拾阶而上，是作“正殿”用的叩拜室，内设一高背沙发椅，便是“御座”，前铺一张大白熊皮，每逢年节和他过生日时，溥仪在此接受家人的叩拜，然后设宴招待他们。从叩拜室靠窗处向东过一门，为溥仪定期接见“帝室御用挂”、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的便见室。从便见室往西依次为陈列日本盔甲模型的休息室、钢琴室，门外有兽头滴水的台球室、按日本风格陈列的日本间以及隔走廊与正殿相对的电影厅。二楼由东向西为溥仪妃子“福贵人”的客厅、盥洗室、卧室等。
在同德殿院内的南面为御花园。御花园东南部的假山是最大的景观，登上用土堆砌成的象征长白山的假山上，可以瞭望到市内的风光。假山东面有用太湖石围成的养鱼池。假山的下面建有御用的防空地下室，相当坚固耐用，是溥仪的避难所。园东南面有“建国神庙”和“祭礼府”。同德殿东面有一瓷砖镶嵌的小游泳池，游泳池北面是网球场。
同德殿是伪帝宫内建筑群中最华丽、设备最先进的殿堂。据传说，该楼建成后，溥仪总是怀疑日本人在殿内安装了窃听设备，始终未敢正式使用，也很少光顾这里。
伪帝宫外庭是以勤民楼为中心形成的院落。
它是一座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二层方形圈楼，原为吉黑榷运局使用，1934年经过修缮，成为傀儡皇帝处理政务及接见关东军司令官、外国使节和日伪官吏的办公楼。为了表示要恢复祖业、复辟后清的意愿，溥仪根据“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祖训，以“勤民”命名他的办公楼。
该楼南北各有门相通，南门叫承光门。进入承光门后，一楼有四个大房间，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候见室。日伪官吏按照特任、简任、荐任等官职的大小，分别在不同的候见室等候召见。一楼东侧南面有一个较小的房间，是日本关东军直接控制溥仪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办公室。
该楼二楼的东南面有勤民殿，西南面有西偏殿。勤民殿为一大型房间，即正殿，是溥仪朝贺和正式接见外国使节的场所。1932年5月3日，溥仪曾在此会见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同年9月15日，在此签订了出卖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1934年3月1日晨，溥仪身着“龙袍”，先至南郊杏花村“祭天”后回勤民殿换上大元帅服，行“登基典礼”，第三次登上“皇帝”的宝座。二楼的西面是健行斋，东北面有祠堂。
西偏殿为溥仪休息和接见伪满洲国官吏与外国使者的地方。室内铺着地毯，设有“御座”，并根据接见人员的情况，随时布置和调整室内的陈设。伪满的“特任官”均在此殿内接受溥仪授予的特任状，即所谓兴行的“特任式”。1942年5月，溥仪曾在此殿内会见大汉奸汪精卫。汪精卫是当年暗杀清摄政王载沣的革命党人，溥仪是载沣的亲生儿子、当年的宣统皇帝，一对宿仇新欢为了卖国求荣就在这里相聚，狼狈为奸。除此之外，“内蒙自治军政府”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华北的五揖唐、冀东的殷汝耕、南京的梁鸿志等，都先后来过伪满，在这里与溥仪会见。
健行斋是溥仪办公及召开御前会议的地方。祠堂，又名奉先殿，是供奉溥仪列祖列宗牌位的地方。每逢年节和列祖生卒日，溥仪都由宫廷学生陪同到此焚香上供。
外庭除勤民楼外，还有位于勤民楼以北并与之相连的怀远楼。这栋二层楼房为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后的1934年建成，原为供奉溥仪的祖先而建，并以“怀远”二字命名。但以后却为伪尚书府、帝室会计审查局、侍从武官处、掌礼处等办事机构占用。该楼二楼西部为一中型宴会厅，名曰“清宴堂”，为伪满中期溥仪赐宴和举行宴会的主要场所。
勤民楼的东北有一幢二层小楼，藏有溥仪从北京故宫携出的珍贵书画，故此楼名叫书画库或叫藏书楼。同德殿的北面于1940年建成一个大型宴会厅，取名嘉乐殿。
勤民楼的东南侧有三间坐东朝西的古式带廊瓦房，是伪帝宫内穿着特种服装的日本宪兵守卫室，一个班的日本宪兵常年住在这里，日夜监视着宫中的一举一动。
伪帝宫的内庭和外庭共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是溥仪经常行动的地方。此外，在兴运门的西边，有御用汽车库、跑马场、马厩、奶牛舍、花窖、消防队、御用汽车库、乐队等。伪帝宫的四周有近卫军（护军）和禁卫军的营房。
1945年8月11日晚，溥仪在“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监护下仓皇出逃，日本人随后烧毁了院内的建国神庙。随着溥仪的出逃，帝宫内的大量文物散失。此后，这里先后为松北联合中学的校址和国民党六十军的驻地。
解放后，这里先后作为第一汽车制造厂技工学校、吉林省文化干校、吉林省政法干校、吉林省农业展览馆、公安总队干训班等单位的住所。以同德殿为中心的东院由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占用，原宫内主要干道被后建的长春市第七十中学校舍占用，原宫廷西部区被南关区物质供应站、回族小学及525户居民占用，原禁卫军营区被90户居民占用，宫内各楼及设施均年久失修。
1962年12月24日，成立吉林省伪皇宫陈列馆，对外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14年罪行陈列馆。1964年7月28日，林省伪皇宫陈列馆与吉林省博物馆合署办公，1982年恢复建制，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
为了更好地恢复保护利用伪帝宫这一重要历史旧址，2000年7月，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将伪皇宫划归长春市属地管理的决策，并与市委、市政府共同确立了“三年恢复伪皇宫原貌”的总体工作目标。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伪皇宫恢复保护利用领导小组，并把此项工程列为2000年为老百姓解决的十二件大事之一和长春市“十五”期间重大建设项目。2009年9月，市政府将伪满皇宫划归长春市净月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成立长春伪满皇宫管理局，重点负责伪满皇宫恢复、保护、复原等工作。2001年2月28日，伪满皇宫陈列馆更名为伪满皇宫博物院。到2004年8月15日，伪满皇宫的一、二、三期复原工程全部完工，长春市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伪满皇宫复原工程全部竣工暨《从皇帝到公民》开展仪式。
伪帝宫于1981年4月20日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伪满皇宫博物院于2003年12月通过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评定，于2007年8月17日通过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评定。伪满皇宫博物院是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文物景区中第一处4A级和5A级旅游景区。

伪满洲国帝宫府内的“建国神庙”

在伪满洲国帝宫府内有一座“建国神庙”，它是供奉日本“天照大神”的地方，于1940年修建在伪帝宫御花园的东南角。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决定在伪皇宫府内建立一个“建国神庙”，供奉“天照大神”，作为把我国东北归为日本版图的重要标志。1940年6月，溥仪第二次访日之前，日本侵略者就在伪皇宫府内的东南角准备了“建国神庙”的奠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还命令吉冈安直（关东军参谋，兼帝室御用挂）告知溥仪：到日本拜见裕仁天皇，迎接天照大神。当时，溥仪表示，满洲国本有宗教，何必多此一举？当即遭到吉冈安直的痛斥：这是日本的既定方针，没有任何犹豫余地。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下，溥仪只好表示同意。吉冈安直又给溥仪一张字纸，限定溥仪对裕仁谈话时一定要提出如下要求：“我（指溥仪）根据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衷心愿意迎接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溥仪曾回忆说：“等我到了日本，见裕仁的时候，我便掏出吉冈给我的字纸，一面看，一面向裕仁说的。我说完了，裕仁便对我说：‘这是陛下自己的事，既然陛下愿意，我只得从命了。’他刚说完了这话，登时起来用手指着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桌子上摆的一个长方匣，还有三件东西，对我说，这就是神器。这一切都是早已准备好了的，不过要我为日本作这个傀儡戏而已。日帝不便把伪神搬到东北令人祭祀，想尽办法，勒令我去完成。”
溥仪所说的三件东西，即八板琼曲玉、八咫镜、草薙剑，谓象征仁、智、勇。这三件东西是代表日本“天赐大神”的三件神器，在日本被视为不可侵犯的神器。日本人认为，天皇就是“日照大神”的化身，每代天皇都是“天照大神”的化身，称为“现人神”。
溥仪回国后，伪帝宫内的“建国神庙”已经竣工。“建国神庙”占地1 540平方米。四周建有条石围墙，墙外辅以绿色樊篱。该区域谓之“神域”。“神庙”建于该区北部，坐北朝南，庙的地基为混凝土浇铸，地面以上为砖石结构，全庙是地道的日本寺庙风格。入庙后有三重房子：第一重房子西侧为乐队，东侧摆着数排小水龙布椅，这是特任官的席位，每个椅旁都贴有各伪大臣的官职和姓名；第二重房子比第一重房子高出一个台阶，其东侧是关东军司令官的席位，稍后处是祭祀府总裁、副总裁的席位，西侧是为溥仪准备的一把皮椅；第三重房子比第二重房子又高出一个台阶，中间由木板楼梯相连，后部靠墙处设一长方形白板门，平时锁着，祭祀时打开。“天照大神”就供奉在里面。
1940年7月15日凌晨，溥仪在众大臣以及关东军司令官等150多人的参列下，在建国神庙举行了“镇座祭”。日本的“天照大神”正式被供奉在伪皇宫内的“建国神庙”。同一天，溥仪及文武百官等齐聚皇宫，举行《国本奠定诏书》颁发式典。这个《国本奠定诏书》是日本人拟就的，溥仪不过是当传声筒颁发而已。诏书内强调，溥仪信奉“天照大神”以祷国民的福祉，奠国本于惟神之道，张国纲于忠孝之教。这就等于向世人昭示：伪满洲国并非起源于清始祖，而是与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溥仪和日本皇亲如一人，因而伪满洲国的国民也应该为日本人所统治。这以后，“盟邦日本”就改称“亲邦日本”了。日本侵略者解释说：“亲邦日本”就是父母之国的意思，就像父子的关系，至亲之爱和道义，把两国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建国神庙”建立和《国本奠定诏书》颁布后，伪满的许多日本官吏都公然宣扬：“日本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是日本的儿子，儿子！明白吗？”
“建国神庙”供奉“天照大神”后，每月的初一、十五，溥仪、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官员们都要祭祀。除此之外，日本侵略者打了胜仗时，溥仪要拜，遇有日本侵略者打了败仗时，溥仪也要拜祈神佑。除了在伪帝宫府内搞“建国神社”外，日本侵略者还在东北各地搞了大批神社。据１９４９年统计，日本在我国东北城乡搞了大小日本神社２９５座。这些日本神社遍布伪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兵营、村屯等，每有集会或仪式时，都要组织人参拜。伪政府录取新职员、伪官吏投考官阶时，都要考《国本奠定诏书》。伪政府又规定了“建国神庙”创建纪念日，逢此日全东北都要举行庄严的仪式。日伪政府又规定，凡通过各地神社之前，必须起身对之敬礼。各团体又时常率领市民男女到各地日本神社参拜或勤劳奉仕（指做无偿劳动）。如有中国人对“天照大神”、“建国神庙”稍有评论或微词，即按伪《保安法》，以“不敬罪”处以１至７年的徒刑。

“建国神庙”遗址
“建国神庙”仅存在５年，便迎来了伪满的末日。1945年８月11日晚9时，在溥仪和日本侵略者仓皇出逃前，“建国神庙”被日本侵略者付之一炬。溥仪曾回忆道：“当我们这一‘长蛇’之阵的逃亡汽车刚一开动我所坐的那辆汽车刚一驶出伪宫内府大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伪宫内府左侧的犹如‘附骨之疽’的伪‘建国神庙’那里，黑烟滚滚冲天而起，原来是伪神庙起火了，不，是被人放了一把火。真没想到在伪满淫威风靡一时的日本天皇的‘祖先’-- 天照大神，现在也变成了无处容身的丧家犬，而且那把火恰恰又是它的嫡系‘孝子贤孙’的日本人伪神官亲手所放。
“建国神庙”烧了，但“天照大神”的“神体”是不能烧的。在烧庙之前，代表“天照大神”“神体”的那三件东西被分别装在木盒中，用黄布打好包，由桥木虎之助套在肚子上，捧在胸口。在逃亡的火车上，日本人照例充当溥仪的指挥者，严令溥仪供奉它。任何人经过它时，都要向它行90度鞠躬“最敬礼”。在需要步行、上车、下车的时候，桥木虎之助也要恭捧“神器”走在前面，溥仪以下都要按顺序跟在后面，不得僭礼。
溥仪成为苏军俘虏后，这个日本“神器”的重要地位几乎不存在了，被放在飞机座位底下，无人理睬。苏军在分开押送伪满官吏和日本人时，这个日本“神器”留在了日本人手里，下落不明。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7 15:18:37

伪满洲国帝宫的历史建筑早已闻名遐迩，而沉睡于帝宫府内地下的两个防空洞，却鲜为人知。这是因为防空洞处于地下，不易被人们发现，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防空洞作为日伪时期神秘的隐藏设施，历来知情者甚少。

“御用”防空洞
日伪时期，伪帝宫府内先后修建了两个单建式钢筋混凝土防空洞。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同德殿东南侧假山下的御用防空洞。同德殿1938年竣工，该洞1939年建成。其钢筋混凝土顶盖的厚度约3米，外墙厚度在1米以上，具有抗御500公斤炸弹的防护能力。洞顶部深埋在地平面以下5.4米，被地面一座高2米的土门覆盖，种有草木形成伪装。洞内有三个人员防护室，一个通风室和一条甬道，总使用面积为75平方米。出入口有两个：一个是坡道式阶梯出入口，一个是通风兼安全垂直出入口。出入口设有铁制防护门，门扇边缘装有起密封作用的橡皮条，可防止毒气进入。洞内水电设施一应俱全。关于这个防空洞的使用情况，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较详实的记述：“1945年8月6日早晨，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来到了同德殿，向我报告说，苏联已向日本宣战了……他急促地向我讲述日本军队如何早有准备，如何具有必胜之信心。他的话没说完，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一齐躲进了同德殿的防空洞，进去不久，就听见不远的地方响起了爆炸声。我暗诵佛号，他默不作声。一直到警报解除，我们分手为止，他再没提到什么信心问题。”
另一个是建国神庙旁边的天照大神防空洞，在御用防空洞南面数米远的地方，钢筋混凝土外壳厚度也在1米上下，使用面积仅有7平方米，建于1940年以后，是为保护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及有关神职人员的。
伪满皇宫博物院已将御用防空洞按历史原貌加以修复，向观众开放。这对于全面了解伪皇宫的历史背景，了解末代皇帝防空避难的情况，又可提供一个可靠的物证。
长春火车站前长春国际商业中心大楼位置曾有一座建筑，解放后由沈阳铁路局长春分局公安处使用，它原是满铁共同事务所大楼。
满铁长春共同事物所大楼于1910年竣工，由横田谦介、市泽仪平设计，共3层。它是长春市第一个由暖气供暖和使用水洗厕所的机关办公楼。
据《长春发展史》载：当时满铁共同事物所内设地方事物所、工务事物所、农园事务所、电灯事物所、奉天公所出张所、实习补习学校等。
长春沦陷后，满铁长春共同事务所改称满铁新京事务局，1936年搬进新的办公楼（今沈阳铁路局长春办事处大楼）。
解放后，该建筑由沈阳铁路局长春铁路分局公安处使用。现已拆除，在原地修建了国际商业中心。
位于长春火车站对面的沈阳铁路局长春办事处，最初是满铁新京支社大楼。
该建筑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局部五层为楼梯出屋面和电梯机房，设有两部电梯，总建筑面积9724平方米。它是附属地内规模最大、高度最高、第一个设有电梯的建筑。该建筑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架，外墙饰面窗下为蘑菇石，至上层窗下连同入口门廊均贴青色花岗岩，以上墙面贴浅黄色面砖，入口上方有6条突起的竖向装饰线条，门廊墙面两侧也各有2条突起的装饰与之相适应。建筑入口处设有两个巨大的铜质座灯。该建筑由满铁地方部工事科设计，钱高组施工。1935年6月3日动工，1936年7月9日竣工。迁入此楼的机关是满铁新京支社的前身——满铁新京事务局。
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者获得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的一切权益。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发布赦令，于11月26日在东京宣布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管理从沙俄手中接管的南满铁路（今长大铁路）及日俄战争中修建的安奉铁道（今沈阳铁路）。1907年3月1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大连正式成立，4月1日，南满铁路正式开始营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首任总裁是由日本天皇任命的后藤新平。
1937年11月5日，日伪签订《关于撤销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和转让南满铁路附属地行政权条约》。12月1日，满铁将附属地行政权连同行政设施和职工，原封不动地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
1938年4月1日，满铁新京事务局升格为满铁新京支社，社长山口十助。1944年2月，满铁本部由大连迁到新京，实行满铁本部——铁路局——铁道管理部——轶区的垂直领导，并全力开展军事运输支持侵略战争。
满铁并不是简单的铁路管理机构，而是日本用于统治和管理中国东北的重要机关，是日本侵略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最突出的是以铁路附属地为名的殖民地经营。1907年，满铁接收的铁路附属地约为149.7平方公里，后来由于采取霸占、兼并、强购、盗买、商租等手段逐年扩大，到1931年达429.9平方公里，到1936年增至524.3平方公里。其中，铁路用地，长春至大连之间704.3公里长，最宽处为426.7米，最短狭处为42.7米；市街地及矿区附属地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的有公主岭、开原、铁岭、四平、长春，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以上的有昌图、泉头、陶家屯、牤牛哨等。满铁用两亿日元资本起家，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总资产达到42亿日元，就业员工从开办时的1.1万人增加到139.8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7日，中苏两国发表了于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其条约中约定中苏合办中国长春铁路，即宣告了满铁的死刑。9月22日，中长铁路苏联代表加尔金中将到长春上任；27日，加尔金向满铁总裁宣告：满铁的法人资格消灭，丧失了管理权，满铁的理事全部被解雇；28日，挂在新京支社大楼上的满铁的牌子被摘了下来。
解放后，该楼由沈阳铁路局长春铁路分局使用，现为沈阳铁路局长春办事处办公楼

位于人民大街1199号的皇家假期庄园酒店，最初是日本人修建的伪国防会馆。
国防会馆建筑主体地上三层，地下一层设有防护室。西部有室内空间较高的士兵娱乐室。该工程由关东军经理部工务科设计，松木组施工。建筑形式比较简单，在转角处设有入口雨棚，外墙饰面在一层窗下贴石材，其它为棕红色长条面砖。1937年动工，1938年竣工，耗资21万元。该建筑又名防空会馆或国防妇人会，但主要使用单位是日本关东军直属宪兵中队（关东军司令部卫队）。
解放后，该建筑由吉林省电影发行公司使用，现为皇家假期庄园酒店。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7 15:20:06

位于南京大街20号的长春网通南广场分局大楼，前身是日本满铁修建的长春电话局，后新京放送局也迁入使用。
该建筑于1929年10月24日动工修建，次年11月6日竣工。由当时的关东厅内务局土木课设计、监理，奉天（沈阳）吉川组施工。总建筑面积2 330平方米。1~3层各750平方米，设有局部塔楼，总高度72英尺（约22米），砖墙承重，钢筋混凝土结构。
该建筑最早的使用单位是日邮长春邮便局电信课局所，当时称长春电话局。该局安装了德国西门子式5000门容量的自动交换机，于1931年开通使用，开办长途和市话业务。1933年8月31日，日伪合资的伪满国策会社——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电电会社”）成立，长春电话局改为新京电信局，有市话用户2908户。1935年5月，位于今人民广场的电电会社大楼落成后，成立新京中央电话局。位于该址的电信局改为大和分局，城内电报话局的电话业务撤销，设备搬走，成为单独办理电报的电报营业所。
1932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由奉天迁到长春，其司令部的特殊通信部迁入长春电话局大楼，占用2个房间，建立起新京演奏所，下设演奏室和调正室，以奉天放送局新京演奏所名义，通过长途电话将信号传到奉天放送局播出，10月31日开始播音。
1933年4月3日，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新京放送局开始在此楼播音，呼号MTAY，功率1千瓦，频率570千赫，波长529米。广播发射台是由原设在东三马路的收发报用的无线电台改造的。新京放送局在长春播音初期，每天晚上17点开始播音，周六和节假日从上午9时开始播音。除转播日本东京中央放送局部分节目外，自办的节目有《新闻》（包括日、朝、美、俄语）、《讲座》、《讲演》、《儿童时间》和部分文艺节目。当时的华语播音，有使用“国通”稿的新闻，有伪满高级人物的演讲，有伪满政府机关报《大同报》的社论委员担任的时事解说，有长春公学堂的日本人教员担任的日语讲座等。这些节目主要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统治服务，宣扬“王道乐土”，至于文艺节目，则由附近妓馆的妓女演播一些京剧清唱、大鼓之类的小节目。
同年8月，新京放送局并入该株式会社，由大连受理处领导，同时把呼号改为MYY。
为了扩大对东北境内中国人的欺骗宣传，对抗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广播宣传，1934年由伪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筹资，在新京新建一座发射台，安装了日本电气会社制造的100千瓦长波广播发射机，同时该株式会社在新放送局大楼内新建了增音室、播音室，安装了较好的设备。同年11月1日开始播音，频率为180千赫，波长1 666米。当时能覆盖东北大部分地区，是亚洲大功率的发射台之一。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在吉林省境内设有4座广播电台，即新京放送局、吉林放送局、延吉间岛放送局和通化放送局，这些广播电台是由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控制的，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鼓吹“日满协和”，以达到奴化中国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的目的。
1935年底，电电会社本部大楼，即位于现在人民广场附近的长春电信局大楼落成。原设在大连的电电会社迁入，新京放送局随其迁入。新京广播电台在该址广播的时间，总共不到3年。
解放后，该址先后为长春电信局三分局、长春电话设备公司、长春联通南广场分局使用。

位于人民大街39号的中国移动通信公司青岛路指定专卖店等单位使用的大楼，在东北沦陷时期是满洲弘报协会和伪满洲国通讯社的办公楼。
这座大楼是当年中央通西侧最南端建筑，地上三层，设有局部半地下室，总建筑面积4213平方米，后院还建有车库。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高度16.10米，最高塔楼距地面20.56米，半地下室为食堂、厨房、库房等，一至二层主要有接待室、办公室、印刷发送室、照相室等，三层为俱乐部、阅览室、事务室等。建筑内设有一部电梯，楼梯围绕电梯设计。该建筑于1937年9月开工，1938年12月竣工，由大连横井建筑事务所设计监理，裕昌公司施工。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国东北地区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地区，备受各国的关注。日本帝国主义为掩盖其在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控制东北的舆论宣传，以达到其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首先严格地控制新闻通讯和报刊出版、广播事业，占领舆论宣传阵地。在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和操纵下，基于一国一通信社的方针，于1932年12月1日成立伪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社）。国通社主要是由“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设在东北的原电报通讯社和新闻联合社两社组成，并继承了两社的通讯发行权以及设施和工作人员等。国通社直接隶属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实质上是日本通讯社设在伪满洲国的分社机构。伪满国通讯社成立之后，即取代了原东北的新闻通讯机构，进行反动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在伪满处于新闻报道的垄断地位。
为了适应时局的需要，1935年关东军以其报道班为核心，建立了满洲弘报协会，进行高压言论控制，严加管制东北的新闻、通讯工作,限制和取消了中国人民的新闻通讯自由，实行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高度集中统一的官制文化统治。满洲弘报协会其实是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为全面垄断中国东北的新闻通讯和报刊发行而设立的统治机构。
满洲弘报协会直接投资和经营新闻、通讯、出版事业。1936年该协会对东北的报刊发行事业进行整顿和控制，采取控股方式将满洲国通讯社和其他一些主要报社控制在手中，成为其协会会员。就连日本人中岛真雄于1906年10月18日在沈阳创办的、行销东北的头号中文报纸《盛京时报》，也成为其协会会员。
1937年7月1日，由满洲弘报协会全部出资的伪满洲国通讯社宣布成立，取代了原来的伪满洲国通讯社。与之相适应，满洲弘报协会采取强制性手段，对未加入协会的报纸进行整顿，使之纳入到协会的统治之下。在奉天、大连、新京、哈尔滨四城市，只准许保留满洲弘报协会控制之下的成员报纸中、日文各一种，其他各市、县基本上是采取一地一报的原则。
1938年12月，位于中央通西侧最南端、西公园北侧（今人民大街39号）的满洲弘报协会会馆落成，满洲弘报协会和国通社迁入。
1940年末，伪满行政机构再次改组，满洲弘报处（弘报协会的上级）的权限又随之扩大。为建立所谓的通信新闻新制，强化直接操纵舆论的新闻机关，于1941年1月16日设立满洲新闻协会，取代以往的满洲弘报协会。伪满政府在同年8月25日同时颁布了《满洲国通讯社法》、《新闻社法》、《记者法》等所谓“弘报三法”。将伪满洲国通讯社和《满洲日日新闻》（日文）、《满洲新闻》（日文）、《康德新闻》（中文）等四大新闻通讯机关，改组为特殊法人，使之具有国家机关性质，并将报纸完全改为官办，将原各报刊分别纳入《康德新闻》社、《满洲日日新闻》社和《满洲新闻》社中，建立起所谓通信新闻体制，实现了由伪满政府对新闻报道机关的完全控制。
日本侵略者为了限制东北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防止危及其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具有民族意识、抗日言论、进步思想的出版物的发行，采取法制化手段，强制性地控制东北人民的言论出版。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1938年被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杂志、普通出版物分别为7 445份、2 315份、3 508册，被伪满扣压的分别为56 091份、13 664份、924 852册。仅1934年6月29日一次就有36种报刊被禁止输入。特别是有关抗日革命的具有民族民主进步思想的书刊，严禁在东北出版发行，更不准由外界输入，这就隔绝了东北人民与外界的一切文化言论思想的联系和交流。
解放后，伪满洲国通讯社的楼址，先后由《吉林日报》社、吉林省人事厅、吉林省司法厅、中国移动通信公司青岛路指定专卖店等单位使用。
2007年7月8日，该处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人民大街40号的吉林日报社招待所、印刷厂楼房，最初是日伪时期的满洲新闻社办公楼。
《满洲新闻》是由其它报纸演变而来的。1932年原《北满日报》改名为《新京日报》。1935年《新京日报》与《大满蒙日报》合并为《大新京日报》。1937年《大新京日报》与《满洲商工报》合并，仍叫《大新京日报》。据《满洲国现势》一书记载：“《大新京日报》是满洲国言论界的最高权威，在满洲国有完备的通讯网”。为了进一步提高声望，1938年11月10日《大新京日报》改名为《满洲新闻》。1939年《满洲新闻》将《间岛新闻》买下作为附属报纸经营。
《满洲新闻》，朝夕刊8版。社长是和田日出吉，主编是笠神志都延，总务局长是名越福次。该报以日本人为主要对象，伪满各机关团体和中国人也有订阅。稿件主要来自日本的《共同社》和《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的新闻稿，也有该报社自己采编的新闻。内容都是宣传伪满的所谓“国策”。印刷设备有超高速轮转印刷机、活字铸字机、照相机等。
1945年日本投降后，《满洲新闻》楼房被国民党占用，设立《中央日报》长春分社。解放后，该楼房由《吉林日报》社印刷厂、招待所使用。

位于人民大街与珠江路交会处东南角、人民大街18号的长春邮政局，前身是日本人在1908年修建的长春邮便局。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接管了东清铁路宽城子火车站以南路段（改称南满铁路），同时在孟家屯设置辽东守备队军用通信所。1906年11月1日，日本把辽东守备队的军邮局全部开放，办理民邮业务，改归关东都督府邮便电信局管辖，在孟家屯的军用通信所也于同日改为宽城子支局。日本在当时的孟家屯设立宽城子支局，是因为东清铁路宽城子车站的归属问题尚在交涉，孟家屯是南满铁路北端的终点站。后来日本在头道沟修筑了新车站，宽城子支局于1907年10月21日迁至头道沟，改称关东都督府邮便电信局长春支局，11月1日又改称长春邮便局。
1907年，日本关东都督府邮便电信局在长春大街（今人民大街）与横五条街（后日本人改称祝町，即今珠江路）交会处东南角，（今人民大街原18号），耗资7.5万日元，为长春邮便局新建了一座欧洲风格的二层大楼（即今长春邮政局宽城邮政支局）。新楼于1908年11月竣工，12月1日长春邮便局迁入。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15日，将长春定名为新京，长春邮便局也随之更名为长春邮政局。1935年4月，新京邮便局更名为新京中央邮政局。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28日，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杨宝泰飞抵长春，接收了长春邮政局，将其改名为长春市邮局。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长春市邮局改名为长春市特别邮政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特别市邮政局改名为长春市邮政局宽城邮政支局。
2002年7月8日该处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人民大街619号的省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和市政府机关第二幼儿园大院，最初是日本在长春建立的最大神社——新京神社旧址。
头道沟一带成为日本满铁附属地后，来长春的日本人逐渐多了起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按照日本的习俗和当局的意图发起筹建神社。1911年7月，筹建报告送到了日本关东厅（统治“关东州”即大连旅顺地区和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机关），立即得到批准。可是，刚刚着手，1912年7月日本明治天皇病逝，筹建和募捐事宜就随着日本的“国葬”而搁浅了。1915年长春的日本人再次申请，又获准修建，在当年的10月开工，1916年11月完工。再经历10余年，到1929年，为纪念日本昭和天皇即位4周年，又进行过一次翻修改建。神社原名长春神社，伪满洲国成立后改名为新京神社。
神社占地面积约2 000万平方米，建有正殿和偏殿。正殿坐西朝东，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全部建筑采用日本神殿设计形式，系砖木结构，原为紫铜房盖。正殿的后面约50米处是一趟长方形小房，长150米，高、宽各2米，有近20个小门，当时用来存放骨灰盒，里面还有石碑、神像等。偏殿坐北朝南，建筑面积为976米，砖木结构，也是日本样式，原为紫铜房盖。
神社修建的费用，全是日本人捐献的。除总体建筑外，像大门、便门、灯笼、狮子等每个物件也可以捐款。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军人还是平民，均可捐款。当然，主要的费用还是出自头面人物或富翁之手。
神社供奉的神，是天照大神、大国主命和明治天皇。天照大神是传说中的日本皇室的祖先，被称为元神，也就是神中之神，最高的神。大国主命也叫大国主神，是传说中日本出云国出云大社教的主神，日本民间奉为主宰人间医药与婚姻的神。明治天皇睦仁近代实行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建立了天皇专制政权。他从1867年~1912年在位的45年中，使日本由封建国家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使日本走上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
日本神社与中国的庙宇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大门。日本人称神社的大门为鸟居。鸟居的形状和汉字的“开”大体相同：两侧立柱，上有两道横梁，上长下短。门框和顶端的横梁，使用直径为0.7米~1.0米的圆柱形石料。大门高约9米，宽约6米。虽说鸟居是大门，但并没有门扉，只是神社的标志。其次，日本神社的建筑布局也很简单，只有一座主建筑——拜殿，没有其他殿。再就是没有偶像，“拜殿”里空空荡荡，从不开放。除神职人员外，无人进出。
参拜神社的人，从鸟居进来，左首是一个洗手池，上面有瓦顶，周围有4根柱。洗手池是一块很大的灰色花岗岩，中间用自来水保持一定的水位，多余的水自然外溢，以保持池水的清洁。周围的地面铺着卵石和粗砂，还有一个不外露的排水装置。凡参拜的日本人，都要在此舀水洗手，脚下不会积水，不会泥泞。右首有一座房子，叫社务所，即神职人员办事的地方。神社的中心，即拜殿，也叫本殿，比较高大，参拜的人就在它的正面行礼。此外，还有祭祀库、神舆库等附属建筑，一律平房。拜殿与大门之间是参道（参拜人通行的道路），两旁排列着神马、狮子、仙鹤等一类的雕塑，有的是石雕，有的是青铜铸成的。除拜殿的正门外，其余的空地都栽植了松树，给人一种幽深肃穆的感觉。
长春神社，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守护神，也是他们侨居长春这座城市的镇护神。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趋嚣张的时代，“神社”又成了日本人祈祷战胜、宣传“圣战”和鼓吹他们充当炮灰的场所。凡新兵入伍、学生“勤劳奉仕”（无偿劳动），中小学生参加“少年航空兵”（志愿兵）之类的事，都到这里举行宣誓或动员仪式。
长春神社每年举行两次例祭（庙会）：春季为5月15日，夏季为9月15日。每到这两天，神社内外热闹非常，不但有祭祀活动，还有“神舆”上街巡行，还有相扑、拔河、枪术、剑术等各种体育比赛，也有歌舞戏曲等娱乐活动。
日本人对神社非常虔诚。凡经过神社的日本人都自觉在门外肃立鞠躬一会，才离去。1941年起有轨电车线路经过神社，乘坐电车的日本人经过这里时都要起立面向神社的鸟居鞠躬致敬。
1948年长春解放后，该址改为市政府托儿所，1954年改为市机关第二保育院，1956年改为市政府机关第二幼儿园。1955年省政府迁至长春，又在此建立省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现址由市政府机关第二幼儿园、省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各占一半。
1984年4月18日，该处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珠江路与东一条街交会处的东南方向，有一栋老式二层楼房，前身是日本修建的西本愿寺太子堂。
日本人在头道沟建立满铁附属地后，陆续建设了多处神社、寺庙、教堂等。最早建成的当属1908年建于祝町二丁目（今珠江路）的西本愿寺太子堂。
西本愿寺院为日本东京本愿寺最原始的寺院，与东本愿寺（位于今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院内，被定为长春市一级文物）的规模一样。西本愿寺太子堂为御影堂，供有本寺创始祖“御真影”的坐像。据何劲松在《伪满期间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一文中介绍，20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对出战人员的家庭、战死者亲属进行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
据伪满洲国文教部1939年宗教科对日本佛教的“全满洲寺院数”进行的详细统计，其中真宗本愿寺在东北建立的寺院达30个。
据《长春晚报》、《东亚经贸新闻》记者在2006年3月16日~3月18日的连续采访稿件介绍，西本愿寺太子堂曾存放过日本人骨灰，并作过“附属腾影幼稚园”。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栋楼曾作过住宅、宽城区文化馆的馆舍，后改作新华书店的仓库。现在，该楼转民用。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7 15:22:55

老长春人都知道，在珠江路中段路北曾有一座望火楼，它就是满铁附属地的望火楼。

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长春二道沟建立了满铁附属地。为了防止附属地发生火灾，满铁当局于1917年春，投资25 000日元，在头道沟横五条街（今珠江路）修建了长春消防队舍和一座高27米的望火楼。长春消防队配备了消防车、水泵车、水管车等，负责附属地内日本侨民的火灾防御和救护工作。
望火楼是早期城市消防队守望火警的主要设施。当时，长春共有3所望火楼，唯有附属地的望火楼最高。以后，伪满当局又建了2座望火楼，只有长春大街的望火楼与珠江路的望火楼高度相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高层建筑的出现和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普及，长春市所有的望火楼都陆续拆除了。
西广场中间有一座水塔，它是日本人在1912年修建的。
1905年，日本根据《朴茨茅斯条约》获得了南满铁路的权益。1906年日本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始在长春头道沟修建火车站和满铁附属地。为解决机车供水和满铁附属地居民用水问题，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6月开始，在铁北春日町（今铁北四路）打3眼井径为36英尺的浅水井，修建1座泵站。该水源主要供火车站使用。1912年满铁在西广场中间修建这座与水源地相连的水塔。水塔高30米，为圆型，上部是水泥浇注，下部为钢板结构。由满铁保线系主任贺信一设计，耗资6万元。水塔内径10.20米，有效水深7.10米，可容水227.40立方米。1914年建成，开始对头道沟满铁附属地内供水，日供水量300多吨。西广场水塔位于满铁附属地最高处，当时附近又没有高大建筑，因此它给人一种高耸入云的感觉。

西广场水塔
由于满铁附属地人口不断增加，自来水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为此，1933年满铁又在西广场南侧200米处修建一座水塔，因水塔位于敷岛通（今汉口大街）附近，就取名为敷岛通水塔。1933年6月动工建设，同年11月3日竣工。水塔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总高38.15米，最低水位22.20米，水槽内径13米，容量1 000立方米，造价85 650元。由满铁地方部工事科负责设计，东洋株式会社施工。该水塔的建筑形式，充分利用了混凝土的可塑性，在浇注时作了许多线角，由8根钢筋混凝土柱子作支承，蓄水池底部作台阶状回收，既满足了功能上的需要，又在视觉上减少了笨重的感觉，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顶部也同样回收，并在柱距之间增加了装饰性壁柱，起到了很好的装饰效果。水塔修成后，满铁先后在杨家崴子开辟第三水源，在上台子、三道沟开辟第四水源，在逯家沟、水泉一带开辟第五水源，每个水源都打了2至3眼深水井，昼夜供西广场水塔使用。
2002年7月8日，位于西广场中间的水塔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道沟的宽城子火车站废弃后，南北铁路相接，各列火车由哈尔滨直达长春头道沟火车站。日本“满铁”为了兴建一个较大的铁路编组中心站，就在小南站修建了一座水塔。1940年水塔建成。水塔高47米，储水量为100吨。第一水源来自奋进乡的赵家窝堡。修建的赵家窝堡井有1个母井和2个子井，日流量1 500吨。第二水源来自奋进乡的纪家窝堡。修建的纪家窝堡井，日流量800吨，又在附近修建一个蓄水1 500吨的水库，还配有一个加压站。通过加压站加压，把水送到小南站水塔。

小南站水塔
解放后，小南站水塔除供应铁路使用外，还供给水源不足的机车厂。从小南站水塔到机车厂距离为1.5公里，铺设的管道为钢管，直径300公分，途经长春市毛纺厂、市供油站、二道沟、奋进乡等单位。由于机车厂水源不足，1970年，又在唐家营子（现蔡家村）开辟第三水源。
日本人修建的朝鲜银行长春支店，位于南广场西北角、胜利大街811号的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广场支行位置。
朝鲜银行长春支店大楼于1913年8月建成，建筑费用25万日元。它是日本人当时在长春修建的费用最高的银行建筑。该建筑原为地上二层，后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接建一层。
朝鲜银行前身是日本东京第一银行，又称韩国银行，1909年改为朝鲜银行，是由日本投资并由其直接管理的殖民地银行。总行设在朝鲜汉城，名义资本金1000万日元，实际资本金250万日元。清末，由于安奉铁路通车，其周边贸易日趋繁盛，朝鲜银行趁机在东北设立分支机构。1913年8月，朝鲜银行在长春今胜利大街811号修建的楼舍设立长春出张所（办事处），1912年2月升为长春支店，1932年改称新京支店。
朝鲜银行长春支店发行1元、5元、10元等3种金票，流通于东北各地。除发行金票外，还经营存、贷款和汇兑等业务。贷款，以抵押贷款为主。1920年，贷款额高达2000万元（金票）。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战败，日本获胜，取代了沙俄在南满的权益。从此，以横滨正金银行、正隆银行、朝鲜银行为代表的日本金融界便先后向长春派驻分支机构，取代沙俄的道胜银行，大量发行货币，强制流通，大肆鲸吞和掠夺我国东北的物资财富。
1936年，伪满洲国财政部为了谋求一般金融的周转及供应各种产业开发所需长期资金，根据伪满洲国《满洲兴业银行法》，将原设在东北的朝鲜银行各分支机构及其所属基层机构和正隆银行满洲总、分行合并成立“兴业银行”，设在该楼内。1937年1月4日，正式开始营业。
1945年日本投降后，长春的满洲中央银行、日本正金银行、兴业银行、东满拓植会社、帝都银行、兴农金库、商工合作社、大兴公司等8家金融机构，分别由国民党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接收，设在三道街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迁到该楼办公。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在该址成立了东北银行长春第一支行，1949年改为头道沟支行，1950年改为头道沟营业所，1951年改为头道沟办事处，1952年改为站前分理处，1954年改为站前办事处，1955年又恢复为头道沟办事处。1958年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长春市南广场办事处，1984年1月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市南广场办事处，以后又改名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广场支行。
原楼于2000年8月拆除，新楼是在原址重建的。

位于胜利大街572号的长春杂技团大楼，最初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长春支店大楼。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成立于1880年，总行设在日本横滨，为股份有限公司，是日本经营外汇的专业银行。1899年在中国东北牛庄（现营口）设立分店，发行钞票、金票，是日本帝国主义最早对华进行金融侵略的银行。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于光绪三十三年春（1907年2月）在今长春西三道街租用民房设出张所。宣统元年（1909年）在长春旧城内北大街建成二层楼房（原南关区政府机关办公楼，已拆）。八月初七日（9月20日）举行落成典礼，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长春出张所正式迁入办公。
1919年，位于今胜利大街572号的欧式风格的大楼建成，日本横滨银行长春出张所迁入，并升为支店。正式使用后，又在该楼的后面修建3栋护卫楼，以保证该楼的安全。
1934年4月20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长春支店改为“新京支店”。有员工52人。该店除发行钞票、经营外汇外，还办理存放款，用优惠利率提供贷款，支持在华日本商人开店设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横滨银行新京支店关闭。
新中国成立后，该建筑由长春市杂技团使用。因其举架高，成为杂技团的训练场。20世纪80年代，长春市杂技团曾将此楼出租，开办洗浴中心，后又收回。
2008年4月，长春市政府投资拟将此楼修复如初，用来作为吉林省唯一的一座杂技宫，也作为一个能容纳100人左右的精品小剧场。
1994年1月20日，该处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日本人修建的关东厅长春交易所，位于今东广场西南角、亚泰大街99号的15层高的热融商贸中心大楼位置。
1916年，为了加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日本侵略者在该址花费30万元修建了长春交易所。这个建筑地上两层，并设有一层半地下室，建筑外部直接使用红砖作为外墙饰面材料，顶部配上欧洲传统建筑风格中的细部造型和花饰线角，在建筑中间设有高起的塔楼，塔楼顶部有一个“十字脊”式坡屋顶，属于日本传统风格的亭子式建筑。它是日本人在满铁附属地修建的最精细的一个建筑。

关东厅长春交易所
关东厅长春交易所是日本人经营的进行重要物产（粮食）和钱款交易的场所。关东厅长春交易所内还设有交易所信托株式会社，为长春交易所的交易履行担保和结算并对交易人通融资金。
关东厅长春交易所和交易所信托株式会社直接由满铁控制。1921年交易所信托株式会社一度陷于困境，满铁立刻派要人直接担任董事长，并增加大量资本金，使其正常运转。
解放后，关东厅长春交易所大楼由长春市木材公司使用，2003年拆除。旧址上新建了15层高楼是热融商贸中心大楼。

位于珠江路66号的长春新闻出版局所属楼房，最初是日本人修建的长春细菌检验所办公楼。
1910年和1921年，长春市分别发生两次鼠疫。中国当局只成立临时机构，草率工作，鼠疫终止，即撤销机构了事，因此伤亡较大。第一次鼠疫仅有尸可查的疫死者就达6479人。1920年日本在满铁附属地成立了长春细菌检验所，1933年定址于祝町66号（今珠江路66号）。1934年改为长春保健所。1937年随着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移交伪满政权，长春保健所改为新京特别市卫生试验所，1941年改为新京特别市防疫所。这是当时长春市设施最完善、技术最先进的防疫机构，其防疫面辐射到东北全境。
1933年农安县五里坨子一带发生64处鼠疫，死亡1079人。1934年6月农安县及农安镇296人死于鼠疫。同年10月17日长春有一名客商自前旗后瓦房处感染鼠疫返长后于第二天死亡。1939年2月19日伪国立卫生技术厂日本职员河岛氏因试验感染鼠疫，当月感染其妻，不日相继死亡。这几次小型鼠疫，由于日本防疫机构防范措施及时，并没有造成蔓延扩大。
1940年吉林以北发生鼠疫，农安尤为严重，长春受到波及，这是长春第三次鼠疫。9月23日头道沟东三条通（今东三条）42号居住的日本人太田安次发高烧，入满铁新京医院治疗，27日转日军医院后死亡，经解剖确定为腺鼠疫。太田住所附近的田岛犬猫医院有7人死亡。随后疫情逐渐扩散，先后有28人感染，26人死亡，其中中国人13名。26名死亡者中，最小的1岁，最大的58岁。同时，露月町（今丹东路）二区的中国工人宿舍也出现多人死亡。当时，关东军及伪满洲国政府对此次在“首都”出现的疫情十分震惊，要求以“军民一致”、“乾坤一掷”的精神控制鼠疫的蔓延，并组成“临时百斯笃防疫本部”，由关东军直接领导，统一指挥。这时满铁也成立了“新京百斯笃防疫委员会”，下设总务、检疫、运输三个班。新京特别市防疫所也全员出动。在关东军的指挥下，抽调2 604人组成防疫队。又根据鼠疫发生地点划分36个遮断区（禁止交通区）和一个特别警戒区，对满铁医院及露月町重要场所采取深埋、铁板围烧等办法防止疫区鼠外窜。对鼠疫发源地田岛犬猫医院附近及露月町工人宿舍进行拆毁、焚烧，还对早期发现的患者采取定时检诊、火车内巡回检诊及车站望诊等检疫措施。由于防治措施得当，这次鼠疫流行得到有效控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扩散。同年12月21日，全面解除防疫通令。
这次疫情过后，日伪当局重新装备了新京特别市防疫所的防疫器材，充实了防疫力量，在车站西侧修建了一座大型火车消毒库（称为火车SK消毒库）。这个消毒库是亚洲仅有的两个消毒库之一，对保证火车在疫情流行时的消毒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941年9月中旬，在宽城区去农安的北环城路旁，先后发现6名鼠疫患者，并相继死亡。但由于防治及时，控制得力，没酿成大祸。

长春细菌检验所
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京特别市防疫所改为长春市防疫所，仍负责长春市的防疫工作。由于国民党忙于打内战，防疫设施名存实亡。1946年长春再次发生霍乱，因缺医少药，又没有采取防疫措施，死亡11 020人。
解放后，长春市人民政府接收了这个防疫所，成立了长春市防疫站。长春市防疫站在抗美援朝时期的反细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本地区全力开展灭鼠工作，从根本上制止了鼠疫的发生。
1956年长春市防疫站另立。在原址成立省内第一个区级防疫站，即头道沟区防疫站，1957年合并区后，改为宽城区防疫站。
2002年9月，宽城区防疫站与长春市新闻出版局实行产权调换安置，该楼由长春市新闻出版局使用。

位于杭州路41号太阳城小区附近地带(南起四平路，东临西三条街，西面与北面紧靠辽宁路)，曾有一座日本人建立的长春市第一个煤气制造厂——长春瓦斯制造所。
长春瓦斯制造所是满铁沿线继大连、抚顺、安东（今丹东）、鞍山、奉天（今沈阳）之后于1924年3月修建的第六个煤气企业，投入资金达113.30万日元。该所修建一座有30个炭化筒的水平式煤气干溜炉，日产煤气5 600立方米，一座日净化10 000立方米煤气的精制室和一座容积为4 300立方米的储罐。这套生产设备后来被排为1号炉、1号精制室和1号罐。1925年11月19日开始以低压方式供气，共铺设供气管道33 818米，向满铁附属地内1 654户日籍居民供气。

长春瓦斯制造所
1926年年末统计，用户达1 800多家，年内售出煤气14 327 500立方米。1931年统计，供气管道达37 771米，煤气用户达2 314户。在供气前的1925年7月18日，满铁沿线的瓦斯企业合为一家，成立南满洲瓦斯株式会社，实行独立经营。长春瓦斯制造所改归南满洲瓦斯株式会社后，改称长春支店，建支店办公楼，首任店长是日本人何喜多英二。
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大量移居长春，煤气管道开始向满铁附属地外延伸。1937年日本废除在伪满境内的“治外法权”，将南满洲瓦斯株式会社中“新京”（长春）、奉天、鞍山、安东等各支店划出，统一在长春组成满洲瓦斯株式会社，“新京支店”开始扩大生产规模。1938建成2号水平炉、2号精制室和2号储罐。1939～1941年间，又建造了3号水平炉、3号精制室和3号储罐。1942年建成4号水平炉和3座储罐。
1942年新京支店煤气日产量为62 000立方米，储气量为28 600立方米，管道总长度达250 367米，年均增加15 192米，用户达26 700户（包括工商业户），分布在北起和泉町（今辽宁路）、南到大陆科学院（今应化所），东起东五条，西到卫生试验厂（今生物制品所）及兴安广场（今西安广场）一带。《长春市志·煤气志》载，在这个范围内，日本人用户占总用户的99.30%，中国人用户仅占总用户的0.70%，且皆是伪官吏。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煤气生产供应停止。国民党占据长春后，接管了“新京支店”，将其改名为长春煤气厂，将1号水平炉修好，用营城子煤生产煤气，于1947年9月5日利用约80余公里的一小部分管道，向2 200余户用户供应煤气。11月16日因停电无煤而停产，在国民党军队困守长春期间，煤气厂除1号炉外，其它设备均遭破坏。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1949年2月16日，长春煤气厂组成复工委员会，经过近两个月的抢修，恢复了供气。1954年10月1日长春市煤气厂改为长春市煤气公司。1969年更名为长春市煤气厂，1975年又恢复名为长春市煤气公司。
据《长春市志·煤气志》记载：建国后36年间，长春市煤气公司的煤气用户从21 000户发展到10万户。平均每年新增用户2 800户，最低年份为100户。
1985年长春东郊煤气厂破土动工，4年后正式投产供气，日产煤气能力为28.8万立方米。
1993年长春市向已有68年历史的长春煤气厂做最后告别,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的老厂房被夷为平地。现在，旧址上是新建的太阳城小区和繁华的长春太阳城商厦区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7 15:25:28

位于铁北二路31号的长春发电厂，前身是日本人修建的满铁长春发电所。
1906年8月1日，日本接管南满铁路后，于1907年在大连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会社提出在南满铁路沿线主要车站的“附属地”内发展电力的规划，长春头道沟的满铁附属地列在规划之内。1908年满铁投资53.90万日元，在满铁长春附属地内高砂町四丁目二番地（现铁北二路31号）开始兴建发电所，1909年12月竣工发电，开始向火车站和满铁在长春的机关供电。满铁附属地内的一些工商户也逐渐改用电力为动力。该发电厂隶属于满铁电气作业所，安装了250千瓦发电机1组，当年发电量为58 305度。一年后又增加了两组250千瓦的发电机，年发电量729 107度。修建发电厂的同时，满铁于1909年8月在长春火车站货场前设立该厂的电灯营业所，在满铁附属地内架设电线，1910年2月开始向满铁附属地内住户送电，同时设置照明路灯。从那时起，满铁将发电厂定名为长春发电所。长春的电力生产与供应自此开始。
满铁附属地凭借原料丰富和铁路中转地的便利条件，制粉、制油、制材等20多家大型企业相继兴起，用电量急剧增加，促使长春发电所加大发电能力。到1923年长春发电所装机容量已达3 400千瓦，共有6台发电机组。
随着满铁会社所属电气业务在东北各地的发展，1926年专门成立了“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长春发电所隶属其长春支店领导。
东北沦陷后，长春发电所吞并了长春商埠电灯厂，两厂之间建立了联线。1932年3月长春发电所改称新京发电所。1934年伪满国策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成立，统一经营伪满境内的发电、送电和配电，新京发电所归其管辖。

长春发电所
新京发电所在1933~1936年间先后经过4次扩容扩建，到1938年止，总建筑面积已达5 764.87平方米，共装有7台锅炉，5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49 250千瓦，年最高发电量1.9亿度。其供电范围为长春地区、四平地区和吉林地。
1943年日本人建成吉林丰满水电站后，开始向长春送电。新京发电所转为备用电厂，只在丰满水电站与长春一次变电所间联线进行检修时，才启动机组发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华民国经济部成立资源委员会东北电力局。新京发电所改称长春发电厂，隶属于东北电力局长春分局。1947年国共双方商定，丰满水电站由15.4千伏长线经长春送电至哈尔滨。哈尔滨发电设备恢复后，长春发电厂启用备用机组发电。当时燃料奇缺，长春发电厂用豆饼代替煤发电，每小时发电量仅为4 000~5 000千瓦，主要是解决国民党军政机关用电。这种状况维持半个月左右即停止发电。长春解放前夕，长春发电厂的装机容量为20 250千瓦，设备仅剩3机5炉，处于停产状态。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10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长春发电厂，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电力供应。
从1970年起，长春发电厂在承担系统电网调峰任务的同时，不断发展供热工程，逐步向热电联产、供热为主、以热定电的方向发展。1978年开始大规模的区域供热网络建设，到1983年10月，年最高供热量为209 979百万大卡，供热面积达67万平方米，长春铁北地区绝大部分工矿企业、学校及部分居民冬季采暖实现了集中供热。长春发电厂的供热工程，不仅对铁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做出贡献，而且对减少市区空气污染，加强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6年1月，成立长春热电总厂，长春发电厂成为所属分厂。1989年原长春发电厂改名为长春热电一厂，长春热电总厂改名为长春热电二厂。

在北京大街与新发路交会处西北角、新发路19号，有一座独特的舰船形结构楼房，非常引人注目。它原是东北沦陷时期的宝山洋行大楼，现在是欧亚新发商厦的东楼。
宝山洋行创立者是日本人前田伊织。前田伊织是个“中国通”，1920年来长春后，就成为满铁当局中的一个活跃人物。1928年他在此地开办了宝山火柴厂，获利后，1937年又在原址投巨资兴建宝山洋行，1938年建成。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7 15:27:05

宝山洋行由山田工务所负责设计与施工。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局部七层。其外形呈船舰形，顶层设有屋顶花园和旋转楼梯。一层外墙面为青灰色花岗岩贴面，上部为灰白色面砖。该楼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长春最高的建筑，也是长春市标志性建筑之一。
大楼竣工后，营业面积为6000平方米，设有百货店、咖啡馆、楼上花园等。店员有400余人，大多数为日本人。主要经营6 000多种工业品，资金200万元，定名为宝山洋行。日伪统治者夸耀它为“全满”（全东北）第一。洋行主要为外国人和少数伪官吏服务。
前田伊织在长春商界担任许多要职，身穿中国服装，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经常出入新京商工会议所、伪满洲工业会、大和宾馆等公共场所。日本投降后，他回到日本。
国民党统治时期，宝山洋行大楼先后被青年军207师的中国青年公司东北区分公司、青年酒家和中国贸易企业公司使用。
长春解放后，宝山洋行先后由中国百货公司长春营业部、长春百货商店第二商店使用。改革开放前，长春百货商店第二商店内设外币购货专柜，是长春市唯一的一家供外国人购物的百货商场。1984年5月改名为长白山百货商场，后又加入集工商贸于一体的长春中兴集团有限公司，改名中兴大厦。2005年成为欧亚集团所属的欧亚新发商厦。
1994年1月20日，该处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北京大街与长江路交会处西部的原长春市百货商店第三商店，前身是长春秋林公司旧址。
该建筑始建于1931年，共有两栋楼：东楼为平本洋行营业室，西楼为金泰洋行的仓库及宿舍。
秋林公司成立于1905年，是沙俄在哈尔滨开设的。1945年光复后，秋林公司分公司长春秋林公司迁入现址。1948年长春解放后，东楼仍为长春秋林公司，西楼是长春市粮食供应站和长春市烟酒公司批发部。

秋林公司
1953年，苏联政府把秋林公司有偿交给中国经营。1954年长春市百货公司接管了长春秋林公司，建立了长春市百货公司第三商店，1955年西楼也归商店使用。1985年4月28日，该商店又恢复秋林公司名称。
20世纪50年代的长春秋林公司在经营上独具特色。主要以东西欧商品为主，如苏联的电冰箱、“威士忌”、“伏特加”，匈牙利的电视机，法国、香港的系列化妆品，欧洲的裘皮服装等。
2003年，长春秋林公司在长江路整体改造后期被拆除。现在，旧址的新建筑是沃尔玛长江路店。

位于亚泰北大街556号的长春市蛋禽总公司大院，原是伪新京市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
该址最初是伪满初期中国人经营的广和粮栈。1941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垄断长春的渔业市场，强行将广和粮栈交给日本人经营。日方在原有库房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一座小冷库，成立新京特别市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代表伪政府对水产品交易进行行政管理，人们称之为“中央市场”。凡本市或外地商号及个人行商贩运来的水产品，必须到这里以公开拍卖（叫行）的方式进行交易。当时的海鱼主要来源于朝鲜的清律，日本的四国和北海道，东北的大连、营口、熊岳、盖平、兴城、锦州等地。每天有10万～20万公斤各种鲜鱼运抵长春。主要品种有黄花鱼、刀鱼、嘉鲫鱼、鳊口鱼、大青鱼、海棠鱼（日产）等。淡水鱼来源于吉林省的扶余、大赍、镇赍、前郭等地。一般春秋上市量少，冬季量大、品种多。冬季冻鱼每天市场销量大约10万公斤，主要品种有鲤鱼、鲫鱼、鳌花鱼、边花鱼、白条、胖头鱼、草根鱼、面条鱼等。这个市场的水产品专门供应日本特权阶层和日本移民以及分配给伪满政府机构的要员和工作人员。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水产品货源被切断，渔业市场也逐渐萧条，新京特别市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也名存实亡了。
  1945年光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这个市场，改作一般物资仓库。1948年9月，国民党政府在面临灭亡的情况下，对物资仓库进行了破坏。除冷库外，其它建筑物仅剩下框架。
  长春解放后，这里成立了长春市土产公司和五金交电化工工业器材公司。原有的建筑重新修复，又新建了一些房舍，由两个单位共同使用。1956年该址成立吉林省土产公司打蛋厂，由省政府直接领导。此后，经多年扩建，厂房、车间、仓库、冷库及其它冷冻设施等基本齐全。1957年吉林省土产公司打蛋厂与长春市蔬菜公司合并，改为长春市肉类蛋品采购供应站蛋禽厂。1962年改为长春市食品公司蛋禽厂。1969年长春市食品公司蛋禽厂与长春市烟酒公司合并，改为长春市食品烟酒公司蛋禽厂。1974年长春市食品烟酒公司蛋禽厂与长春市烟酒公司分开，与长春市水产公司合并，改为长春市食品水产公司蛋禽厂。
  1982年，长春市食品水产公司蛋禽厂改称长春市蛋禽加工厂，后改为长春市蛋禽总公司。该公司占地面积35 2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 812平方米，主要经营蛋类和禽类。蛋类主要是家禽鲜蛋、咸鸭蛋、松花蛋和冰蛋；禽类主要是屠宰、冷冻、销售家禽。同时，兼营羽绒服装和熟食加工。其中，春香牌火腿肠、南味香肠、长春红肠、水晶肘子都曾被评为吉林省优质产品。
位于原长江路79号的时光照相馆，最初是日本人开设的乾写真馆。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7 15:29:43

位于长春火车站前、人民大街80号的春谊宾馆，最初是日本人修建的大和旅馆。它曾是20世纪初期长春最早、最先进的一座大型建筑。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从沙俄手中夺得中东铁路长春以南段的一切权益。自此，日本满铁就竭尽全力地经营满铁附属地。1907年8月，满铁买进附属地用地后，就规划在长春站前修建一座国际性的旅馆。当时，满铁直接经营的旅馆都一律命名为大和旅馆，所以满铁修建的这个旅馆也叫大和旅馆。1909年~1929年满铁在东北共建大和旅馆4处，其中第1处就是长春大和旅馆。另外3处，在大连有2处，沈阳有1处。
长春大和旅馆分北、南两座楼。北楼于1907年9月动工，1909年9月竣工；南楼于1938年动工，1939年竣工。两楼建成后相通，立面风格浑然一体。北楼为两层，重于观瞻；南楼三层，趋于实用。总面积为7 746平方米，占地约1.5万平方米。正门朝北，有可供停放轿车的拱顶廊檐。当时正门的上方塑有英文“Yamato HoteI”的大和旅馆标记，抗战胜利后被凿去。院内植有树木、花坛和绿篱，没有围墙，只有不足一米高的栏杆。
长春大和旅馆是由满铁建筑课建筑师市田菊治郎和平泽仪平设计。其建筑设计风格明显受当时欧洲建筑界广为流行的新艺术运动的影响。1904年，俄国人建成的哈尔滨火车站就是新艺术运动风格的代表作。这样长春大和旅馆应是长春有史以来第一次呼应世界建筑思潮的建筑作品，它那充满曲线变化的形体与细部，使建筑整体形象充满了活力与光影的变化，成为长春站前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满铁对大和旅馆工程极为重视，总裁后滕新平曾指示：“要努力做好。不要模仿俄国，要采用欧美式的。”旅馆建成时，即有电力供应、给排水和暖气供热。1925年安装了煤气设备，大部分客房设有卫生间。北楼共有24套客房，备有餐厅、会议室和车库，与当时欧美的旅馆不相上下，先进程度很高。仅2 000平方米的北楼工程就花费了37.73万日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
长春大和旅馆的修建，也并非十全十美。于泾先生的《长春史话》记载：“这个新式建筑物，当时在排放污水上竟带来了不小的问题。每日排出的污水粪便常达十多立方米，全靠马车载运到附近的明沟排往头道沟，满铁附属地的南部臭气熏天，有时运不出去，则地下室被污水浸泡，无法使用。日本商民甚为不满。这种情况持续一年之久。”
长春大和旅馆是达官显贵和知名人物下榻的场所，平民百姓不敢问津。清朝海军大臣载洵、海军提督萨镇冰奉旨前往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等欧洲国家考察，1910年1月取道西伯利亚回国路过长春就住在大和旅馆，成为该旅馆接待的第一批“贵宾”。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指示长春的地方官“恭备行台，一切器具务求华美，切勿草率从事。”因此，崭新的旅馆又被“装饰焕然一新”，迎送他们一伙的费用就高达白银十万两。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后，日本与苏俄进行了谈判。1922年9月4日~9月25日的会谈在大和旅馆进行，通称长春会议。双方代表均住在这里。参加这个会议的外交家中最有名的是苏俄代表越飞，他曾参与过苏俄同孙中山的谈判以及同中国北洋政府的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迁到沈阳，1932年2月5日又迁到长春。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他们的一些高级幕僚，就住在这座旅馆里。有关扩大侵略和制造傀儡政权之类的阴谋也出笼在这里。
1932年，国际联盟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一伙来东北进行实地调查，于5月2日到长春，共停留一周，也住在这里。这期间，他们与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伪总理郑孝胥、日本驻长领事田代重德、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伪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伪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等人进行过接触，其中大部分活动是在这里进行的。同年9月15日，日本驻满洲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宣布承认伪“满洲国”。武藤及其随员就住在这里，并在此策划如何让郑孝胥在签字仪式上就范。
长春大和旅馆还接待过在苏联曾受过列宁和斯大林赞誉、十月革命前成名的、世界一流的苏联歌唱家菲奥多·夏里亚宾。
长春大和旅馆还住过不少神秘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1938年6月13日从珲春附近叛逃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格利希·萨莫伊洛维奇·留西柯夫上将。此人被日军辗转押送，于1938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被软禁在这里。他不仅向日本提供过大量机密情报，而且参与策划反苏阴谋，甚至密谋刺杀斯大林。
长春大和旅馆作为旅馆，也有一些以此为家的特殊常客，其中居住最久的要算是甘粕正彦。此人原是日本宪兵大尉，因1923年趁东京大地震之机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全家而被判刑。后来在日本陆军的庇护下减刑释放，一度旅居西欧。“九·一八”事变前潜入东北，参与侵略阴谋活动。东北沦陷后，曾充任伪治安部警务司长，主持伪满协和会，开办压榨中国劳工的大东公司，还长期担任满洲映画协会理事长等一类职务。另外，甘粕还搜罗日本浪人和右翼团体组成“甘粕机关”，拥有很大的秘密势力。另一个特殊常客是“满映”的著名女演员李香兰。此人实为日本人，原名山口淑子，后改名大鹰淑子。战后曾任日本环境厅次官和国会议员。
长春大和旅馆大体上最多的房客还是日本的企业家、军政要人、高等浪人以及富有的旅游者。此外，还有欧美国家商人、政客、新闻记者和旅游者。沦陷期间，法西斯国家的商人、政客、频繁地到长春，也多住在这里。长春大和旅馆以烹调技艺和服务闻名于当时，日本要人的送往迎来与集会，多在此举行。但是，因为费用昂贵，并不是日本官僚、军人和商人都能问津的。甚至武部六藏、岸信介和古海忠之之流的中上层官僚，在东北沦陷初期，都只好住在普通的旅馆而不能住在这里。就是最显赫的首任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进德三，也住进不久就在关东军的“劝告”下，搬到另一个旅馆去了。
1945年8月以后，长春大和旅馆被苏军接管，房客都是苏军军官。
1946年5月，国民党占据长春以后，这里成了接待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场所，同时也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宴饮的地方。同年6月，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东北停战执行第27小组（后改为长春分部）移驻长春。美方代表泰勒上校等美方人员也住在这里。以伍修权为首的中共代表小组人员、国民党的代表，也经常在此进行谈判。
1946年7月20日，李立三代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来长，与国民党东北当局就输送电力及遣返日侨等问题进行谈判期间，也住在这里。
1948年3月，国民党六十军从吉林撤到长春以后，设军部于此，直到曾泽生率部起义前夕，才把军部迁到原“康德火磨”（今长春机车厂院内）。其间，有关起义的组织与联系工作，有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长春解放后，大和旅馆由中国铁路管理局接管，更名为铁路宾馆，但并未营业。1954年贺龙副总理视察长春时，决定划归吉林省使用。1955年10月1日，改名为吉林省人民委员会接待处，后又改名为交际处和吉林宾馆。1958年改为中国国际旅行社长春分社。在此期间这里曾接待过朱德、贺龙、陈云、胡耀邦、李立三、十世班禅、李井泉、何长工、安子文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大批应邀来吉林省的友好使团、外国友人、专家和归侨等。1975年7月改名为春谊宾馆，取长春友谊之意。改革开放以后，春谊宾馆进行过全面维修和扩建。到目前，宾馆的建筑面积已增加到30 000多平方米。
1985年12月18日，该处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南京大街原2号的长春市工人浴池，最初是伪满时期的新京浴池。
新京浴池是由刘和范等3人与日商喜太郎等4人于1934年合资开办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商撤出，中国人继续经营，更名为长春浴池。1949年，更名为国营长春市工人浴池，归市总工会领导。1954年，划归市福利公司领导，更名为长春市第三浴池。1956年，变为公私合营长春浴池；1959年，又变为国营长春市工人浴池。
营业范围包括男女池（盆）洗浴、搓澡、修脚、理发、等10个服务项目，并设旅店部。

位于人民大街30号的和平大戏院，最初是日本人修建的满铁长春图书馆。
该建筑于1931年10月12日竣工。建筑面积407米，地上一层，并设局部地下室，为砖瓦结构，工程造价2.53万日元。由满铁工事课设计，长春地方事务所工事系监理，荒井组施工。
1910年11月3日，为满足日本人的文化需要，满铁在日本长春小学校（今天津小学）内设立满铁长春图书阅览场。有书籍150册，主要是小学的图书，阅览场主任由小学校长村田春江担任。1913年至1930年期间，曾搬迁5次，并于1917年6月改名为满铁简易长春图书馆，于1922年6月改名为满铁长春图书馆。
据1925年统计，当时该馆有藏书6944册，会员读者768人，年阅读量达11 000多人次。1927年1月25日报载：该馆“为本埠唯一之公共图书馆，……规模虽不甚巨，藏书颇丰富，日文杂志及其它学科要籍，莫不完备。”著名的东北史学家金毓黻客居长春期间，曾前往该馆借书，他在日记中写道：“馆中藏日文[书]略备，尤以研究满蒙书籍为多，盖其宗旨所在也。”
1931年满铁图书馆搬入此建筑，从此有了专门馆舍。东北沦陷后，满铁长春图书馆先后改名为满铁新京图书馆和满铁新京特别市图书馆。

1937年12月，日本将满铁新京特别市图书馆移交给伪满政府。1938年5月，伪满政府将这个图书馆与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由原劝学所图书馆演变而来，由长春官府管理，当时设在西二马路市公署，今西长小学校内）合并，统定名为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原满铁新京特别市图书馆为总馆，原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为分馆。总馆藏书47 357册。馆长是日本人山崎末次郎。两馆合并后，开展过设立文库、组织学会、举办展览会和研究会等多种活动。从1940年开始，还出版《新京图书月报》，研究图书业务，记载馆内的藏书、分类、目录、人事、经费和馆舍等情况。
1945年日伪政权垮台后，国民党长春市政府派人接收了长春图书馆的总馆和分馆，馆名改为长春市立图书馆及分馆，馆址不变。1946年春,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一度解放长春，该馆由中共东北局所属的东北日报社接收。1946年秋，该馆改为吉林省立长春图书馆，归国民党吉林省政府管辖。当时馆内共有图书79 342册，其中中文图书20 511册、日文图书56 136册、欧文图书2 695册。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该馆由人民政权接管，先后隶属于东北财经委员会、长春市人民政府教育局等。馆名先后改为长春市立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长春市人民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等。1958年3月迁到解放大路原伪满红万字楼（今中国人民银行长春分行址）内，1992年迁到同志街中段占地面积为1.8万平方米的新馆址。
长春市图书馆迁出后，该楼先后由长春市电影发行公司、和平大戏院使用。

位于西广场东侧、汉口大街12号的长春铁路文化宫，最初是日本人修建的满铁俱乐部。

满铁俱乐部
满铁俱乐部首任俱乐部主任是稻田好延。满铁的所有社员，只要每月交纳少量会费，均可入会，成为会员。当时设有报刊杂志阅览室和4个日本室，还有围棋室和食堂。俱乐部经常举办讲演会、电影会和绘画展览会等。后改为满铁厚生会馆。
1948年东北铁路总局长春办事处接管了满铁厚生会馆，成立长春铁路俱乐部。1953年归沈阳中国铁路工会区委会长春分会领导。1956年改称长春铁路文化宫。
胜利公园的西北角曾有过一个运动场，最早是由日本侵略者修建的南满铁路运动场。
南满铁路运动场由两部分组成：棒球场建于1924年6月20日，占地面积19 658平方米；田径运动场建于1927年9月15日，占地面积33 775平方米，内含足球场，冬季为滑冰场。南满铁路运动场在西公园（现胜利公园）西北角，也叫西公园运动场。1937年日本侵略者为纪念侵华“有功”的儿玉源太郎，将西公园改为儿玉公园，运动场也改为儿玉公园体育场。
1948年长春解放后，体育场隶属于长春市总工会，命名为长春市工人体育场。1954年经长春市人民政府批准，体育场的田径运动场划归长春市体委管辖，改名为胜利公园体育场。原棒球场改为胜利公园儿童活动区。1957年胜利公园体育场改名为长春市体育场。
1956年为迎接全国冰上运动会，长春市政府动员人力、物力，在体育场内抢建一个有固定看台的灯光球场，另修建1栋平房作为运动员的休息室和办公场所。1972年运动场又修建了主席台和1栋2层楼房。

南满铁路运动场
这座体育运动场地点适中，交通方便，长期作为长春市各界开展体育活动的主要场地。1990年废除。
东北沦陷期间修建的银座映画剧场，位于长江路步行街74号的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长江路店位置。
银座映画剧场为钢筋水泥结构，二层楼，是专门为日本人及满铁人员服务的文娱场所。
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苏联红军进驻长春，接管了银座映画剧场，并由其直接经营。1946年国民党占领长春后，因政局不稳，剧场倒闭。
长春解放后，该建筑由长春市政府接管，更名为长江电影院。改革开放后，更名为长江影都，1993年，长江影都在长江路整体改造时拆除，在原址修建了新长江影都。2005年12月，新长江影都改为万达长江国际影城，2008年2月又改为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长江店。

位于原珠江路的红旗电影院，最初是东北沦陷期间修建的新京剧场。
国民党统治时期，新京剧场更名为长春青年剧场。这期间，长春文艺协会曾在此成立，总干事为郁其文（铁汉），成员有姚远、李长高、高明阁等30余人。由于无经费，未能开展活动。
一说新京剧场在日本投降后改为青年电影院，由三青团经营管理，作为三青团开会和放映电影的场所。
解放后曾一度改名为儿童电影院，后改名红旗电影院。
此建筑已于1993年长江路整体改造时被拆除。

90多年前，在今胜利大街南端与大马路交接处，曾有一座桥，它就是长春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日本桥。
1906年日本人进入长春后，日本满铁曾在长春附属地东斜街（今胜利大街）头道沟水沟上修建了一座木桥，叫日本桥。数年后，由于桥木腐朽严重，日本满铁决定重建一座永久性桥梁。
1917年9月由日本关东厅、驻长各株式会社和日本居民捐款，开始动工修建新桥，工程费为34 000日元。桥梁的设计者是日本著名桥梁专家长谷川贞三。桥宽20米，长11.3米，负荷量15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单孔拱桥。
桥中间是花岗石板铺成的快车道，两侧是用水泥方砖铺就的人行道。桥两旁有高约1米的水泥护栏，两端的四角各设一座灯柱。桥的翼壁由桥台向外延伸，并与头道沟护岸连接。桥墩采取打桩的方法，将预制桩打入沟底。1918年11月，这座桥竣工，被命名为“长春第一桥”。

日本桥
现代著名作家萧军曾在长春度过8年时光。当年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趾高气扬、欺压中国人民的现实，深深触动了他的心灵。他在《忆长春》一文中记录了当时在日本桥附近的所闻所见：
……到了“阴阳界”干水沟的“日本桥”。在桥北面，日本人设有一幢红色砖墙的小房子，是日本警察的派出所，俗名叫“黑帽子小衙门”。因为它的警察全是穿黑衣，戴有一条暗紫帽箍的黑帽子。他们经常是挂着皮壳手枪、短剑或长刀的。
一些赶马车的，拉人力车的，……全很恐惧这红房子，称为“小衙门”，又叫黑屋子。如果一旦被抓了去，轻者打一顿咀巴和耳光，重者是灌凉水、煤油或辣椒水。
……
这些种种景象，它侵害到作为中国人我这个少年的、本能的小小的自尊心了！
日本桥存在了近30年，是满铁附属地与长春商埠地之间的咽喉要道。为了避免头道沟的污水影响伪新京市容环境，1935~1937年，日本人将头道沟的西段（从胜利公园到日本桥东侧）全部改成暗渠。由于此桥所处的地势偏低，只好作为暗渠的一部分被埋入地下。自此，大桥从地面上消失了。
据传，上世纪80年代，胜利大街上的民族饭店在建筑新楼时，有人还看到该桥桥洞部分完好无损。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7 15:31:23

20世纪初，在胜利大街与大马路交会处的日本桥附近有一座日本桥公园。
据东北史学家于泾考证：19世纪末，长春市北部有两条注入伊通河的小河，其中发源于今北安路西口附近的叫头道沟。头道沟上游的北岸，当时是一个长达几华里的村落，因河得名，也叫头道沟。头道沟屯的东头，也就是头道沟中游的北岸，有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曾有一座大院落，占地约7千坪（1坪为3.36平方米）。院落的东面是长春通往农安的大车道，西面是通往二道沟的大车道。院内有数株大树，遍地野花野草，沟边还有不少河柳。因为头道沟两岸都是农田或荒地，此地就显得别有风景。
1898年沙俄把二道沟以北的地域划为中东铁路附属地。随后，这块铁路附属地的俄国员工越来越多。每当休息日或节假日时，他们便来到这里，游玩野餐。这一带一时成为俄国人的游乐地。从那时起，附近的居民就将这个地方叫“俄国人花园”或“老毛子花园”。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盗买头道沟土地修建铁路附属地时，这个地方落到日本人手中。头道沟南岸，按日本的要求，由中国政府开辟为长春商埠地，对所有外国人开放。日本人修筑了一条从长春车站通往商埠地的大街，日本人命名为东斜街（今胜利大街）。在跨过头道沟的地方修了日本桥。
1907年，日本人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初步的平整，栽植了一些花木，把园子中央的原农舍稍加修缮，作为满铁俱乐部，成为满铁员工集会和娱乐的场所。两年后，翻盖成砖瓦结构的平房，在里面陈列满铁开办和初步经营成果等展品，用它来宣传满铁的成就和教育满铁员工，所以又叫“创业馆”。
1909年10月，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曾经担任过内阁首相和朝鲜统监，又是侵华政策策划者的伊藤博文，为了窥察中国筹建锦（锦州）爱（爱珲）铁路情况，抵达长春时，曾特地到这个园子里休憩，接受宴请，并在纪念册上留言。次日，伊藤博文搭乘中东铁路专车北上，在哈尔滨被朝鲜的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日本人为了表示纪念，创业馆又加上一个“伊藤博文纪念馆”的名称。
1916年1月，为了收购东北的特产和推销日本的工业品，时任满铁长春车站站长的小日山直登在这个园子里办起一个商品陈列所。此人曾任满铁的各种要职，到40年代初已成为倒数第二任的总裁，在日本投降前还进入过日本的战时内阁，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他在长春期间经常与中国商人和买办们在此聚会。
1922年，日本满铁当局把附属地的街路名称一律“日本化”，改东斜街为日本桥通，这座公园也随之叫日本桥公园。
1925年秋，日本满铁当局又将公园里的局部建筑重建。原馆舍改建成一幢中国古典式的平房，挂上创业馆的牌子，在公园西门（即正门，面朝今胜利大街）两侧，各安放一樽奇形怪状的铁铸怪兽，通身漆成绿色，踞坐于2米高的方形青石座上。据说，这两樽塑像是日本工程师江崎设计的。他根据欧洲神话故事中的典故，结合丰富的想像，创造出既具鸟的特点又像兽的四不像动物Grotesque,英文原义为奇形怪状的意思，日本人把它音译为“谷娄梯斯库”。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音译为“克鲁尼斯奎”，人们叫它“鹰虎子”，也有叫它“望天吼”的。塑像由满铁沙河口工厂铸造。花园的四周砌有2米高的青砖围墙。头道沟的流水，沿着园南墙外向东流去。园内还整修了草坪和土岗，草坪间辟有萦洄交汇的甬路，甬路两侧垒有圆形或方形花池，里面栽有各色花木。春夏之际，花木盛开，颇具景观。园内基本保持了朴实无华的风貌，并无亭阁廊榭和石山泉池等景物。
日本桥公园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曾兴盛一时，前来光顾的人很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经常作为满铁集会、展览的场所，有关人员届时必到；二是它地处交通要道又。
20世纪20年代后期，长春的西公园（今胜利公园）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了日本人经常光顾的场所。日本桥公园便成了无人管理的地方，日渐荒废。1942年修筑长春站到东大桥的有轨电车时，园中的一些房舍被拆除，树木也移走了。伪满后期，园内除几间瓦房和几株榆树外，连草坪也不见了。日本投降后，这个公园变成了垃圾场，各种废弃物堆积其间，蚊蝇孳生，其臭无比。
长春解放后，公园旧址曾一度充当过马戏场。门前两只怪模怪样的塑像显得孤零又没有意义，便被拆除了。以后，政府拆除了原有的旧建筑，平整了地面，修建了长春市宽城区朝鲜族小学及其它单位。这样，这个已湮灭的公园，就成了长春地方志上的一个名词了。

位于人民大街与北京大街交会处西段的胜利公园，最初是日本人修建的西公园。它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905年日本夺取了长春至旅顺的铁路路权，同时也取得了原中东铁路用地的使用权。1907年日本满铁派人来到长春，为满铁附属地购买土地。1908年日本人在正式规划满铁附属地的同时，就规划了该园的预留地，面积占整个附属地的10%。规划的主要理由是，该区域地处附属地边缘，低洼不平，宜作公园建筑用地。此地又有流往伊通河的头道沟溪水，可为公园提供得天独厚的水景资源。
1910年首先在该园预留地建造了小型温室，培育花卉。据东北史学家于泾介绍，1913年～1914年日本满铁附属地当局诱骗头道沟居民赵洛天，非法盗买赵的田产。日本人在获得地照、买契等手续后，令赵家远逃，然后胁迫中国长春当局承认既成事实。这样，使附属地的面积向南延伸的同时，又扩大了公园的面积。1915年，日方正式宣称在该地修建公园。当时公园管理处就设在赵家的旧居。因1907年日本人在今长江路与艺术剧院一带修建过“东公园”，后改作建筑用地，这个公园便命名为“西公园”。
从1919年起，根据日本人白泽保美的建园设计，建园工程正式启动。1923年在公园的东北角修建了公园事物所房舍，由满铁派专人对公园进行管理。经过植树、修路、筑湖、架桥、立亭、建廊、置椅，以及修舍饲养动物等，到1925年，公园初具规模。据日本人井山信翁在《长春沿革史》中记载，当时公园面积为102 314坪，（1坪约合3.306平方米）。
此后，公园又陆续修了壁泉、大花坛、温室、棒球场等。同时，清理了湖底，使游人夏季可在湖上泛舟，冬季可在湖上滑冰。为了便于游人游览，拆除了旧桥，建成了四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桥。1934年公园又修建了一个庭球场（网球场）。30年代初，满铁附属地内，西公园以设施现代化和占地面积广阔而驰名。当时公园实行免费入园。湖滨、岛上、草坪、甬路上，到处都是身着西装革履或和服木屐的日本人。偶尔“满洲人”（日伪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称呼）来此休憩，也都是伪官富贾或衣着讲究的人。衣着不整的“满洲人”如混进公园，必会遭到盘问，甚至被驱逐出园门。
从1934年7月开始，西公园开始收取入园费。成年人每次为2分，小学生和儿童免费。规定收费的时间是每年4月至10月，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6点。在湖中钓鱼也实行收费，每付钩杆付4元管理费。实行收费以来，游人反而增多。特别是举办特种活动时，游人更是络绎不绝。1935年8月15日～17日，曾举办“西公园烟火晚会”，16日是高潮。那天从晚上7点半至9点半的两个小时里，入园人数多达47 000人。
1936年位于西公园东北角的莲花池扩建为儿童游戏场，并设置电动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当时，长春城区内又陆续建起大同公园、白山公园、牡丹公园等，但西公园仍以其特色景观吸引游人。
长春沦陷前，日本侵略者还在公园内修建了两座纪念碑：一座是为纪念日俄战争时日本海军对马海战胜利的“海军纪念碑”，一座是为纪念宽城子事件中死亡的日军士兵的“诚忠碑”，使西公园又成为宣扬日本侵略者“武威”的场所。
1937年12月满铁附属地撤销，公园归伪满新京特别市管理。1938年11月3日伪满新京特别市根据满铁的建议，在公园正门前立了儿玉源太郎骑马的铜像，举行揭幕典礼，随之公园更名为“儿玉公园”。实际上，儿玉源太郎与西公园并无联系，只是儿玉曾在日俄战争中担任过日军总参谋长，战后又出任日军总参谋长和“满铁创设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政府指导创办“满铁”的主要负责人），日本人念其为最初建立满铁附属地所做的贡献，才修建铜像以示纪念。1939年，公园公园还开设了供妇女、儿童们乘坐的小型汽船等游乐项目。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致力于扩大侵略战争，伪新京市的开发建设停止，儿玉公园也处于维护状态。由于缺乏资金，公园的设施得不到维修而日益损坏。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几天后，几个青年在黑夜里砍掉了儿玉铜像的脑袋。又过几天，一些群众将无头的铜像也推倒了。
1946年6月，国民党占领长春后，将儿玉公园改为中山公园。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连年内战，公园无人管理，园中许多设施遭到破坏。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人民政府立即开始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长春的城市建设。1949年初，长春市建设局成立了公园管理所。同年3月31日，将中山公园改名为胜利公园。
1849年8月，在公园西南角即原日本海军纪念碑和诚忠碑毁废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航空学校修建了方华烈士纪念碑，为公园增加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公园回到人民手中后，长春市建设局积极组织力量进行修复。先后整修了设施，设置了四处门桩并用铁丝网将整个公园围圈起来，购置了大量动物供人欣赏。1954年公园按规划建成动物观赏区、花卉区、儿童游戏区、水上活动区、金鱼和休息区等6个功能区。
1958年5月，在公园正门的广场西侧（原儿玉源太郎铜像旧址）竖立一幅毛主席画像。1969年5月，又在该址修建了一座6.8米高的毛主席塑像。
1978年先后建成了宇宙飞船、电动碰碰车、飞旋卫星椅、高空观览车等现代化游乐设施。1986年胜利公园的动物全部迁到长春动植物园。
改革开放以来，公园还不断举行冰灯展、雕塑展、秧歌赛和节假日游园等活动，使长春市又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世纪20年代前，在今长春人民艺术剧场附近曾有一座日本人修建的公园——东公园。
1907年8月，满铁依据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在长春头道沟收买了约4 959 000平方米的土地，建立了满铁附属地。此后不久，满铁便派专家进行街区规划。根据规划，在附属地内设置两个公园，因其东西相对，故命名东公园和西公园。该规划图于1908年完成。
据《长春沿革史》记载，东公园位于横滨正金银行（今长春杂技团）与御大典纪念馆（今艺术剧场）之间的一角。从《长春事情》中所附当时的“长春市街地图”上看，其确切位置是东二条通（今东二条街）、三笠町三丁目（今黄河路东段）、东三条通（今东三条街）、吉野町三丁目（今长江路东段等四条街路交叉围成的区域。规划中的东公园占地面积为4 389坪（1坪约3.306平方米）。
1910年以后，满铁全力进行上下水道设施的建设和主要干道的铺装。直到1914年，街区主要设施相继完成后，才开始修建东公园。1916年，开拓出几条苑路，栽植了杨树、榆树、柳树、杏树等树木，设置了供游人休息用的八角亭，初具公园规模。
1919年起，满铁因修建几处重要建筑物，东公园的大部分面积被占用，不得不停建。
东公园停建后，因设施简陋和游人稀少，逐渐荒凉起来，许多人认为豁牙露齿的东公园正处于满铁附属地的中心，很不雅观，提出废除的建议。对此，满铁当局也有同感，他们觉得东公园所处的位置，“颇不符街区之规格”，遂于1920年将东公园废除，并将东公园的用地出租，作为建筑用地。
于是，在原东公园的地面上，相继建起了长春座、御大典纪念馆和横滨正金银行等建筑物。
东公园废除后，满铁全心建设西公园。西公园即今日的胜利公园。

1911年4月，日本在满铁俱乐部内设立长春幼稚园，并在满铁纪念馆内设立长春幼稚园分园，专门招收日本儿童。长春幼稚园共有幼儿130名，其中男童66名，女童64名。总园园长为岩崎清，保育员3名。

长春小学校

长春小学校位于室町一丁目（今天津路152号），即今宽城区天津小学前身。

长春小学校
1908年5月7日创办。校长1人（岩崎清），训导（日本小学教师称训导）18人；设有17个班级，共有男生448人、女生389人，其中住宿男生21人、女生8人。1921年改名为室町小学。1950年，长春市第二区中心校在该校校址成立。1954年，改名为天津路小学。1961年，为进行五年一贯制试点，该校分为天津路一小和天津路二小两所学校。1979年，又改名为天津路小学。1995年，改名为天津小学。原校舍已拆除。

长春家政女子学校

长春家政女子学校位于长春小学校内。1913年6月创办，最初命名为实业女子学校，1922年4月改成长春家政女子学校。校长岩崎清。当时有学生26人。

长春公学堂
位于天津路与东二条交会处西北角（天津路292号）的宽城区南京小学，最初是日本人修建的长春公学堂。
1912年11月1日，满铁将长春小学校内附设的一个中国班扩建成长春公学堂，设在此地，专门招收中国儿童。
当时有堂长（校长）1人，叫熊田隆；日籍教师4人，中国教师4人。设有初等科：4学年，3个班；高等预科：1学年，1个班；高等科：3学年，2个班。共有学生：男生263人，女生22人。伪满洲国成立后，改名为新京公学堂，1936年又改名为新京大和通小学校。学堂历任堂长均为日本人。教员除汉语教员是中国人外，其他也都是日本人。学校设日语专修课，经常向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校内还建有日本神庙，强迫学生参拜。为了把学校变成推行奴化教育的实验学校，该校不断增加班级和学生数。到1942年，学生增加到1 142人。随着日寇在战场上的失败，经济上出现危机，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学生数由1 142人下降到451人。

1945年11月1日，学校改名为长春市正光小学。1947年4月1日，学校改名为长春市立中心国民学校，旋即被国民党军队占用，学生被迫在外面上课。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学校改名为天津路小学，校长李德范。年抗美援朝时期，学校收容伤员，学生转入西广场小学。1951年，在该校址成立长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苏占元。1952年，该校师资班也设在这里，1953年长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改为长春师范专科学校附属小学。1955年7月长春师范专科学校附属小学迁到大经路，吴淞路小学迁到这里，学校改名为宽城区南京大街小学，首任校长苟志学。1995年，学校改名为南京小学。
该校原校舍大部分拆除，只有几间平房当作仓库使用。

长春实业补习学校

长春实业补习学校设在满铁共同事务所三楼（即解放后的沈阳铁路局长春分局公安处，原楼已拆，现为长春国际商业中心楼址）。
该校于1910年4月1日创办。分学年制和学科制两种。学年制讲授商业学，两年修完；学科制讲授国语、算术、簿记、英语、汉语、俄语等，6个月一期。校长是日本人藤川卯作，专任教谕3人，嘱托（特邀的）讲师日本人7人，中国人1人，俄国人1人。学生人数：学科制的商业科第1学年48人；学年制的国语24人、算术24人、簿记13人、英语19人、汉语125人、俄语74人。该校学生共计258人，其中日籍学生251人，中国籍学生7人。

长春普通学校

长春普通学校位于老松町（今香港路1号），即今长春市第四十八中学小学部位置。
该校于1922年9月由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创办。有教员6人（日本人3人，朝鲜人3人）；招收朝鲜儿童，设6个班，学生247人。使用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及日本文部省编纂的教材，经费由满铁和朝鲜侨民会负担。
解放后，该校舍由上海路小学使用，于2002年3月拆除。2004年3月在原址建成的新楼，由长春市第四十八中学小学部使用。

长春商业学校

长春商业学校位于常盘町三丁目二番地（今西二条街13号），即原长春市实验中学、现长春市第七中学位置。

长春商业学校
该校系甲种商业学校。占地面积14 004坪（合46 213平方米）,建筑面积3 400坪（合6 200平方米）。1920年3月创办。校长是日本人森川勉，教谕10人，助教谕1人，舍监3人，讲师9人，学生160人。该校除讲授日语和有关商业的知识外，主要教授英、俄、汉、蒙四种语言。1932年，该校改名为新京商业学校。1945年光复后，该校改名为长春市师范学校，1949年2月改名为吉林省临时中学，1950年改名为吉林省高级中学，1952年改名为吉林省第一高级中学，1955年改名为长春市第十中学，1960年改名为长春市第一实验学校，1962年改名为长春市实验中学，1968年改名为长春市第六十七中学。1979年经长春市教育局批准，复名为长春市实验中学。2001年该校迁址到长春市净月旅游开发区福祉大路。长春市第七中学迁到此处。原校舍已拆除，现校舍是在原址新建的。

长春高等女子学校

长春高等女子学校位于西广场东南角、北京大街2号的长春市广播电视大学位置。

长春高等女子学校
该校建于1923年4月，意在培养符合其殖民统治的“贤妻良母”。学校虽然规模不大，但礼堂、体育馆、游泳池等设备十分齐全。1925年改名为敷岛高等女子学校，1932年改名为敷岛高等女子学校。1945年改名为长春市女子中学，1952年改名为长春市第四中学，1957年改名为长春市第十一高级中学，1961年改名为长春市第十一中学。1998年长春市第十一中学迁入位于绿园区景阳大街2666号的新校址。2000年该校校舍被拆除。原址新建了长春市广播电视大学大楼。

新京三笠町寻常小学校

位于东五条街20号的长春市第一中学，最初是新京三笠町寻常小学校。

长春市第一中学
新京三笠町寻常小学校，始建于1936年，原是满铁附属地修建的专门供日本儿童读书的小学。1946年1月国民党统治时期改名为吉林省立长春第一中学。1948年长春解放后，将吉林省立高级中学、吉林省立长春市第一初级中学和吉林省长春市第二初级中学三校合并，更名为长春市第一中学。1960年改名为吉林大学附属中学，1962年8月改名为长春市第一中学。原校舍已拆除，现长春市第一中学使用的是在原址上新建的校舍。

新京八岛寻常小学校

校位于东二条街49号的长春市第四十八中学，最初是新京八岛通寻常小学校。

长春市第四十八中学
新京八岛通寻常小学校建于1935年，占地面积51 525平方米，建筑面积6 414平方米。招收满铁附属地日本儿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为长春师范学校。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该校仍称长春师范学校。1965年9月，长春师范学校迁到二道河子区，原在南关区的女中——长春市第四十八中学搬到该校，仍为女中，仍叫长春市第四十八中学。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该校又变成男女合校的普通中学，仍叫长春市第四十八中学。

西广场小学

位于西广场西侧、浙江路23—1号的长春市第七十二中学南校区校舍位置，原是日伪时期日本人修建的西广场小学。
1945年光复后，该校曾驻扎过国民党军队。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该校又称为西广场小学。1951年改名为长春市第三中学。1999年长春市第三中学与长春市实验中学合并，仍叫长春市实验中学。2000年长春市实验中学搬到位于长春市净月旅游开发区福祉大路的新校址，该校址成为长春市第七十二中学的南校区校舍。原西广场小学的校舍已拆除。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17 15:32:25

1919年日本人在北九条通和北十条通，建有一个火葬场和墓地。火葬场内设祭场1处，火化炉3座。墓地面积为2381坪，（1坪约合3.036平方米）。据《长春沿革史》记载，到1921年止，共火葬579人，使用墓地239坪。
解放后，墓地废弃。原地建起长春市保温材料厂。

日本人的“宽城子战绩纪念碑”

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日本关东军在当时的宽城子大营南面（现宽城区教育局宿舍处）修建了“宽城子战绩纪念碑”。
宽城子大营原是清咸丰年间沙俄护路军修建的兵营之一，人称南大营。日俄战争后，俄军撤离，中国军队延续使用。

“宽城子战绩纪念碑”
1931琀“九一八”事变当时，驻在该大营的军队是中国东北陆军吉林军第8旅（原23旅）663团第3营，有步兵650人。营长是傅冠军,少校军衔。1931年9月19日凌晨4时10分，日本关东军在大岛大佐的指挥下，向宽城子大营发起进攻，遭到该兵营官兵的猛烈反击，给敌人以重创，但在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紧急传令，避免冲突”的命令下，最后还是放弃了抵抗。11时10分，日军占领宽城子大营。此战，日军死亡24人，受伤43人；东北军阵亡40余人，被俘386人。日本关东军为了炫耀武力，纪念在宽城子大营大战中死亡的官兵，修建了这座所谓“战绩”纪念碑。碑身高约10米，呈方锥形，下部每面宽约1.5米，碑面朝南。这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长春打响侵略第一枪的铁证，是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耻辱柱。
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纪念碑自然被拆毁。据说后来在此地修建的宽城区文教基建队院内，还存有日本“宽城子战绩纪念碑”的座基。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在今新发路与北安路交会处北侧的岗地上曾有一座日本人修建的伪新京“忠灵塔”。
1934年5月，日本侵略者为“纪念”在侵略中国战争中“战死”者，动工修建这座“忠灵塔”，同年11月竣工。“忠灵塔”建筑占地面积达35 000平方米，对面还有带状绿地，称为忠灵塔外苑。塔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总高38.6米，表面贴花岗岩。整个塔身朝向东南，即面向日本。由于塔身较高，下面建有巨大的方形基座，并在四面修筑台阶。塔座底层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城门楼的形式，正面开有3个相同大小的门洞，其它3个侧面各开1个门洞。3重檐的塔座上，还在重檐之间开有2排小洞口。塔身与塔座相接处的4角各有1个石雕的装饰构件。“忠灵塔”不同于一般的纪念碑，里面有室内的祭祀空间。上述的几个门洞就是为进出祭祀室而设置的。

伪新京“忠灵塔”
伪新京“忠灵塔”奉供过“九一八” 事变后、战、病而死的，包括菱刈隆的前任——第二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及下的日军和家属，伪满警察、官吏和满铁社员等牌位1360个。据说，每逢“祭日”或日军在侵华、东南亚和太平洋战争中攻陷某地时，伪满傀儡皇帝溥仪都要被迫着正装随关东军要员到此处“参拜”。
当时塔的基座上放置一把象征日本“神”的战刀；塔的东南角还有一个铜铸的牛，被称为“灵牛”。牛背上刻了一幅伪满洲国的疆域图，与当时日本的“大八洲”构成一个版图，充分暴露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
伪新京“忠灵塔”的设计方案是以设计竞赛的方式征集的，有东京、千叶、横滨、新京、静冈等地的建筑师参加方案的设计。其中横滨的雪野元吉获得一等奖而被选中。
当时日本人在国内和东北各地修建了许多“忠灵塔”。其中，唯有长春修建的“忠灵塔”高度最高、规模最大。
在被侵略的中国土地上为其侵略中国阵亡、病死的将士修建纪念塔，这种极其无耻的强盗行径，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伤害。因此，日本投降后，这座“忠灵塔”就被长春人民拆除了。现在旧址上的建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机关办公楼。

1931年9月19日以前，在二道沟的北畔上，有一座兵营。这个兵营在通往宋家洼子的大路（现凯旋路）南侧，营门向西。兵营内有东西走向的三趟并列的俄式营舍。这个兵营是清咸丰年间沙俄护路军修建的兵营，日俄战争后，俄军撤离，中国军队延续使用，人称宽城子大营。
当时驻守宽城子大营的军队，是我国东北陆军吉林军第8旅（原23旅）663团第3营，步兵650人，营长是傅冠军少校。“九一八”前夕，日本驻长春西大营的第3旅团第4联队驻扎在头道沟日本满铁附属地内，经常到宽城子大营附近演习，向中国军队示威。傅营长感到非常气愤和不平，曾多次建议长春警备区司令兼旅长李桂林采取防范措施，均遭到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李桂林的拒绝。
9月18日22时30分，日本军队侵占沈阳的消息传到长春，驻公主岭的日本骑兵队开到了长春的日本西大营。得知这些消息后，傅营长推断出事态可能进一步发展，就召集部下讨论对策。几个连长连连摇头，想不出具体意见。李副官是炮兵出身，年轻气盛，快言快语：“我是军人，守土有则。不管是谁，要是侵犯我们的国土，践踏我国主权，我誓死抗争，决不考虑其他！”“那上边的命令（指不抵抗政策）不是白下了？”几个连长同时反问。李副官冷笑一下，说：“有愿意当亡国奴的可以叫大家不抵抗，这种命令，对不想当亡国奴的人是不起作用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傅营长听了李副官的几名话后，冲几个连长说：“我赞成李副官的说法。不过，上头有命令，叫我们各部对日军的一切挑衅行为，以忍让处之，不给日本军以扩大事态的口实。有谁不想担风险的，悉听尊便，我傅某决不勉强，我也谅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怎好叫大家跟我抗命从事呢？”随后他嘱咐李副官准备好枪枝弹药，召集卫兵排，直接下达了命令：“日本军要不事先联系，没有得到我方许可，就企图强行闯入营垣，步哨就呜枪示警，卫兵排马上投入战斗。”
9月19日凌晨4时10分，日本关东军在大岛大佐的指挥下，率领约300名日军，配备机枪4挺、陆战炮3门，从满铁附属地出发，4时30分到达二道沟宽城子大营南300米处展开，包围了东北军吉林军第8旅663团第3营营部。此时，傅营长已接到副长官公署熙洽参谋长不抵抗的命令，故未出击。日军见状，继续紧逼，并叫喊要第3营缴械投降。面对这种情况，傅营长走出营门与日军交涉，竟被日军打死。枪声传出后，周围的日军一齐向营房攻击。3营的官兵义愤填膺，奋勇抵抗，激战持续了6小时。直到卫兵排全部死伤后，大营才被日军占领。
整个宽城子大营之战，日军死亡24名，负伤43名；中国军队死伤约40人，被俘386人。
9月19日下午，东北军南岭大营也被日军占领，长春沦陷。
（资料由宽城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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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满铁附属地、伪满洲国时期遗址（《宽城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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