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比战争死人多.

夏雯静

国际卫生组织报告指出，艾滋病将是人类在下个世纪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而这个威胁的重灾区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专家们认为，目前正在非洲大陆肆孽的爱滋病，会摧毁整个非洲的经济和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比殖民主义更加可怕和嚣张。在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15至49岁的“非洲未来的创造和建设者”，仅20世纪90年代，爱滋病就给这块黑色的大地留下了4000万无家可归的孤儿，可以想像，艾滋病最终留给这块大陆的只是年迈的老人。

据国际卫生组织的有关机构统计，到目前为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已经有1200万人死于艾滋病，仅1999年就多达2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20年来美国国内死于艾滋病人数的5倍，而全球范围内每年死于战争的人数也仅是这个数字的1/10。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如果说每1分钟有11个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那么，其中的10人就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南部非洲5国是艾滋病的重灾区。在南非，每天有1600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感染率。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南非的强奸发案率居高不下有相当的大的关系。这个国家每26秒就发生一起强奸案。在盛产黄金的卜尔顿韦尔金矿区，卖淫现象十分严重。25岁以下的妇女中，每个人就有2个感染上了艾滋病，而这些卖淫的妇女大都活不过30岁。据专家们估计，今后5年内，在4000万南非人中，将会有600万人感染上艾滋病，5到10年内，将会有350万南非人死于此病。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斯威士兰等国家中，90％的人对这种传染病的危害一无所知。今后5年，在这几个国家出生的每1000名儿童中就有61人活不过自己的周岁生日。到2001年，这个地区的艾滋病孤儿将到达1300万。

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是滥交，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认训到艾滋病的危害性。在一个金矿式人的眼中，矿井下的危险要远远高于艾滋病又传染给了自己的家人。许多学校的男教师迫使女学生就范，因为非洲人普遍认为，与处女发生关系可以医治自己的艾滋病。

因此，联合国有关机构以及国际卫生教育机构把非洲的教育问题放在了首位。因为只有提高非洲各国的教育水平，减少其文盲率，才能有效地遏制日益严重的艾滋病魔。
艾滋村血祸不断百人感染 湖北小镇不断死人内幕(图) 凤凰周刊


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是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卫生史上的沉重话题。十五年前，“艾滋村”在卖血集中地河南省凸现，引发良知追问和制度反思，大陆出台了新的血液管理办法和艾滋病免费治疗政策，善后工作一直持续到今日。

但河南血液危机的传播，并不止于河南的省界线。根据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其输出半径早已达到周边的山西、湖北、安徽等省，以至遥远的云南、贵州、广西。今年以来，在湖北和更远的湖南，发现了卖血、输血感染导致的艾滋病村，当地农民组织队伍到河南卖血，在河南市场整顿后回本省继续卖血，导致艾滋病毒二度传播。虽然大陆在各省建立了数千个筛查站，各地近年来已在进行调查防治，但传播链并未完全掌握和切断。

河南艾滋血二度传播的后果，眼下仍未充分显现。传播链条的延伸，在一些地方尚处于蒙昧状态中。
湖北“艾滋镇”血液传播链

有一段时间，镇上连续不断死人，“像鸡得鸡瘟一样，一个接一个死掉”。奇异的是，他们大多不到60岁，属于不应该死的人。每次听到镇上的人迷惑或惋惜，朱逢财都会头皮发麻。

他心里埋藏着一个秘密，一根取不出来的针—这些人都去河南卖过血，他也是其中一员。

2010年3月8日，金牛镇上飘着雪粒，41岁的朱逢财在一个旅社房间里提及当年卖血史，心存余悸。

金牛镇是湖北东南的一个农业小镇，东依黄石、大冶，西通武汉江夏、南接咸宁，北邻鄂州，大金、铁贺两条省道穿镇而过，人称“五县通衢”。2009年下半年，媒体报道的湖北大冶第二医院患者输血感染艾滋病毒(HIV)事件，即以这个小镇为中心，又向周边县市伸延。

河南卖血史

朱逢财的家在镇子边上，家境贫寒，他的右手比左手要短数厘米，很小就出门做泥水工。在武汉的工地上，他认识了同乡的一名腿脚不好的女子。

1994年，他们回到镇上结为夫妻，租了一个房子，每月80元房租。次年，朱得到了一个儿子。

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朱需要四处寻觅赚钱的机会。

一个姜姓朋友说可以去河南驻马店卖血，“一袋血，400CC，80元”。他们在武汉坐上火车，来到河南驻马店159医院。朱抽烟喝酒，被查出转氨酶较高，医院拒绝收购他的血，要他戒烟戒酒，降下来再说。

朱发现金牛镇的老乡们很多，几十人在当地租了一大间房子，每隔几天就去卖血，买了猪肝、红糖来补充营养，“他们说这样造血快”。为了争取留下来，朱变成了大家的保姆，帮助他们做饭洗衣，养好自己的身体，再去卖。

当年的金牛镇辖2个居委会、33个村委会。金山张村的人来得最早，一些能说会道的村民还成为“血头”，除获得血站的奖金之外，还要每次收取卖血者5元“手续费”。

朱逢财回忆，当年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的农民操着各自方言排队，争先恐后卖血。卖血者大多和他一样，需要钱给父母治病、交孩子学费甚至缴交农业税费，当年的中国农村赋税沉重，生计艰难。

朱卖了两袋血，交给血头10元“手续费”，拿到了150元，勉强可以应付家乡两个月房租。

有人抽血过多，一起身就扑通倒下，令朱害怕，“终究不是一件好事”。同年夏天，朱逢财回到了金牛镇，筹集了800多元买了一台三轮车，车厢里可以坐六七人。

1995年，河南艾滋病危机显现，政府整顿血液市场，金牛镇的卖血者们回到了当地，有的继续卖血，有的回归平常日子。

到1998年，金山张村开始不断死人。他们都不到60岁，“像鸡瘟季节死鸡一样，一个接一个死”，医院查不出原因，当地人认为是瘟疫。政府出面将村庄划为禁区，禁止人员进出。

消息传到镇上。朱逢财打听到几个死者姓名后，不由头皮发麻—死去的那些人都是和他一起在河南卖过血的人。一定有什么问题。

朱自己也很快消瘦，面容憔悴。

2000年下半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来到了这个小镇，采集血样—桂在调查河南艾滋病问题时，发现数以万计的湖北老乡在河南卖血，他判断这些外省卖血人也极可能感染艾滋病，将在各自家乡引发新一轮艾滋病危机。

朱逢财和20多位卖血者交上了血样。次年春，朱收到了来自武汉的报告。

果然是。

朱双手颤抖，把信藏在抽屉里，在床上睡了半个月，不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妻子终于猜到了真相，两人抱头痛哭。

当年，中国启动对艾滋病病人的救治计划。2003年，大冶市和湖北其他5个县市跻身中国首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朱得到了免费药物。

当地对卖血感染艾滋病情形摸底。2003年6月中旬，朱带着疾控中心的人四处寻找其他卖血同伴。一个叫吴电宝的卖血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吴父正在打制棺材，他4岁的女儿在地上爬来爬去。吴得到救治，但和他们一起在河南卖血的100多人逐渐死去，至今存活34人。

但在家乡，被血液感染艾滋病毒威胁的生命，远远不只是这些卖血者。

危险的输血

1997年3月27日，25岁的张满容被送进地处金牛镇的大冶市第二医院待产。

张的家在距医院约两公里的堰口村。

医生要张做一个付费3000多元的剖腹产，“这样比较安全”，后又说手术失血较多，最好输血，“补充一些营养，产后恢复要快”。

“我躺在病床上，医生说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张说，她接受了一盐水瓶输血，付费500多元。

2007年，张感冒，又患上结核性胸膜炎。在大冶市疾控中心，医生发现她脸上长出了疱疹，怀疑是艾滋病。得知她曾在大冶市第二医院接受过输血，就马上安排血检。

张不知道的是，大冶二医院因为违规采血、输血，导致了令当地头痛不已的艾滋危局。朱逢财2003年参与的卖血人员调查，是政府对卖血、输血危机摸底的措施之一，但当地公众并不知情。

2009年下半年，秘密被一个曾在大冶二医院输血的蔡姓男子无意揭开—蔡感冒高烧不退，辗转多家医院都查不出病因，最后被查出艾滋病。

蔡回到镇上，径直去找二医院理论—他一次和人打架，打破了头，二医院医生让他输点血，好得快。

消息传开，在二医院接受过输血的人相继血检。这些人除了金牛镇本地人之外，还来自附近各个县市。

大冶二医院副院长徐春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90年代，该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应，质量有保证;另外一部分由该院自行向卖血者采集，卖血者中包括数名“河南卖血者”—他们感染上了艾滋病回家后，继续向当地医院供血。

卫生部医政司血液管理处处长衣梅称，当时的条件和设备以及试剂的敏感性不够，导致了输血性艾滋病的发生。

事实显示，二医院曾诱导患者接受“过度治疗”——在大量不必要的情形下，要求患者输血。

院方称，1996年到1997年在他们医院做手术时接受过输血的患者中，80余人感染了艾滋病，还有人将艾滋病传给了妻子或孩子，总人数近百人，主要分布在金牛镇及周边。

2007年6月，张的丈夫袁小群带着两个孩子接受血检，发现均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儿子CD4细胞每立方毫米只有34个。正常人为500个以上。

袁如梦初醒，妻子和两个儿子近年轮番生病，持续不断需要治疗。这个父亲一年在外打工所赚的钱，全部用于给妻子儿子治病。

夫妻牵着两个孩子找到医院理论。2008年6月11日，袁小群和医院签定了一份《医疗事故调解书》，医院在当年12月前赔偿袁家4人“精神慰问金、误工费、丧葬费及医疗事故赔偿中各项费用共计44万元”，医院承担4人的后期治疗费用，但医疗机构须由医院指定。

前提是：袁家必须自愿放弃诉讼，不再起争端和提出其他索赔要求。

这样的协议，大冶二医院签了数十份。但对输血感染者的追踪并不完全，陆续有患者发病后自行找到医院。

苦楚的各方

33岁的大冶二医院医生张爱华(化名)已经不记得医院被砸过多少次。

“每次都是好多人扯起白色横幅，冲进医院砸玻璃，还大喊要打死院长。”张说，他们之前都惊慌失措，丢下工作四处逃避。后来，医院建立了某种机制，每每听到喊打声，办公室就紧急通知镇政府，镇里报告大冶市政府。约20分钟后，几辆警车呼啸而至，大队防暴队员跳下车，手握自动步枪，维持秩序。

大冶市、镇政府然后出面，组织双方谈判。医院现在设立三种应急模式来解决艾滋病纠纷：一是分期补偿，即每人补偿精神费4万元，前期治疗费按3万元计算，后期每人每月补助生活费500元并承担治疗费;二是一次性赔偿10万元;三是通过法院调解。

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感染，还有多少人冲进医院，医生们每天提心吊胆，“就像楼上的那只靴子没有掉下来。”

最近掉下来的一只靴子叫李凯(化名)。

38岁的李凯是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人，他因为不满医院开出的赔偿，向《武汉晨报》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1997年3月28日，李驾驶的小货车翻车，头部受伤严重，被送往大冶市二医院住院救治，多次输血。

伤愈出院后，他身体变得虚弱，肺炎、感冒、结核病等疾病轮番袭击他，前后花去7万多元医疗费。2008年9月11日，李突然咳嗽、胸闷并昏迷，经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抢救，被诊断为严重肺部感染。

医生获悉他曾在大冶市二医院输过血，迅速安排血检，结果确诊其患有艾滋病。

万幸的是，张妻与15岁的儿子经检测排除感染。

对李凯的报道引起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该市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熊志红为组长的协调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大冶审计局的一份材料表明：截至2007年末，大冶市第二人民医院已向财政部门借款700多万元，自筹资金200多万元，用于支付艾滋病病人赔款、生活困难补助、治疗费等。

大冶市宣传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一直为艾滋病群体殚精竭虑。他们提供的材料称，2000年，该市发现HIV感染者以来，成立了以市长为主任、29个政府职能部门为成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免除艾滋病家庭子女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和课本费，将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艾滋病贫困家庭纳入低保救助对象，每年春节市政府为每名艾滋病人送去500元慰问金。

从2005年起，大冶市财政每年投入20万元作为艾滋病防控工作专项经费，每年安排200万元用于临床受血感染纠纷的赔付，并募捐专项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生存环境，以及艾滋孤儿、孤老的生活救助，补贴病人抗病毒治疗和机会性感染治疗及子女入学费用，实施临终关怀。

同时，大冶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一对一”帮扶活动，由副科级以上单位帮扶一个贫困艾滋病家庭。

截至2010年3月，大冶有198名艾滋病人接受免费药物，每个月分三批到大冶疾控中心领取药物，并每三个月集中检测治疗效果和肝肾服药损害。

张说，自2003年来，该院发给员工的绩效工资逐渐递减，再也没有拿过1000元以上的月薪，医院发展也遇到严重困难。

但更苦楚的显然是无辜感染HIV的人。

5岁的袁红(化名)在两岁的时候被查明感染，不得不服用某种中药来对抗HIV。他经常感冒，3月7日又被送进医院。

因为需要回家取药，父母带着他回家。三轮车颠簸厉害，风很大，孩子紧紧抱着母亲，眼神惊恐不安。

袁家两层的房子只是用砖头、水泥板搭起框架，没有任何装饰，一楼的房间洇湿了墙上两张“三好学生”的奖状。

危机在延伸

大冶市卫生部门多次声称，在金牛镇发现的HIV感染病例均发生在1997年大陆《献血法》出台之前。《献血法》出台后，该市临床用血全部来自黄石中心血站，再无因受血而感染的病例。

政府试图给金牛镇划上一个句号，静待时间消磨一切，但事情还没有终结。

吴电宝被树立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个标兵—服用药物后开始摸索生产自救方法并逐渐脱贫。2005年成立互助小组，带领病人一起开展生产自救，“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从悔恨、彷徨、轻生到治疗、自救、致富”。

2006年，吴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歧视宣传活动，并赞颂政府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有力扶持了病友们种瓜养猪养牛养鱼种优质稻。

吴说，“是党和政府将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他发誓要反哺于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宣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事。

但朱逢财抱怨说政府并没有落实好“四免一关怀”，直到2008年底，他一个月领取的生活补助为15元。

2009年3月，朱逢财约好40多名病人，租了一台中巴车，围堵大冶政府大门。要求提高每月生活补助，要求惩罚原二医院的院长—这名院长后调任大冶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大冶市政府承诺将依照相关程序处分当年的院长，并将每一病人的月补助提高到60元。

知情人士称，湖北是输血感染艾滋病重灾区，伤痕之深至今并未完全探底。

湖北官方曾辩称，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不是艾滋病的重灾区。但散见互联网的各类资料，足以还原湖北艾滋病严峻格局。

根据湖北省科研和疾控单位发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12月底，在湖北东部的浠水县累计发现HIV感染者368人，疫情涉及全县16个乡镇场(区)、163个行政村，而368人中已死亡129人。截至2008年3月底，全县累计报告HIV感染者434人，已死亡154人。

2001年4月，湖北北部的随州市发现首例HIV感染者后，该市均川镇被筛查出至少100名HIV感染者，在5年内死亡60多人。2010年1月的一份文件表明：截至目前，随州市艾滋病患者涉及507个家庭，几乎遍及全市所有乡镇。

湖北中部的仙桃市曾是一个血液买卖集散地，除采集本地人血液，还吸引数千湖南人前来卖血。

湖北西部的巴东县，被大陆媒体发现了一个艾滋村。到2006年底全县已经累计发现HIV感染者226人。

湖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张效武曾承认，1980年代末开始，湖北省约有8万多名青壮年到邻近省份参与地下卖血，经血源交叉感染后，一部分人感染了HIV。

2001年，卫生专家推算，湖北全省实际HIV感染者在3万人以上，疫情严重程度在中国排在前10位。在被明确的传播途径中，血液传播居首位，占70.73%，而性传播只占3.42%。令湖北卫生部门迷惑的是，在进行婚检和体检的正常人群中接连发现HIV感染者，一些人根本就想不出自己到底因何感染—这类传播途径不详的人在湖北省已发现的HIV感染者中占到惊人的24.57%。

李凯在金牛镇离奇感染HIV，显示了卖血—输血的艾滋病毒感染链条。对此湖北省卫生厅早已心知肚明，多次强调打击“血头、血霸”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并禁止乡镇卫生院自采自用血液，要求血库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只能购买实验室检测合格的血液。

湖北省卫生厅曾发出警告称，曾往河南卖血的人员群体，回到家乡可能感染其他人群，将导致艾滋病病患迅速增加。

事实表明，湖北卖血者回籍后继续卖血导致新一轮感染的，远不止金牛镇一地。

2006年5月，湖北省东北部的大悟县、红安县两地医院自采自卖血液，导致至少50名农民输血感染，农民们写信求助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陈3次自费从湖南到湖北，最后写出6000余字的报告上交中央，获得高层批示。

国家疾控中心成立调查小组，深入大悟县调查艾滋病人情况。接着，湖北省卫生厅、大悟县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艾滋病人的救助政策，免费为艾滋病人提供药品，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500元，其直系亲属每人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2009年6月，湖北省政府防艾办通报称，湖北省累计报告HIV感染者达5132例，是2001年的10余倍。卫生厅官员解释说，艾滋病患暴增的主要原因是性传播和注射吸毒传播的比例明显上升，占感染总人数的65.39%。

湖北省不敢懈怠，继续布局示范区争取更多资金遏制艾滋病蔓延。2009年9月17日编写的《全省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名单》显示：全省计有中央重点示范区2个县市、中央和省共建示范区11个县市、国家合作项目示范区14个县市、省示范区12个县市。

但资金瓶颈导致筛查、追踪不彻底，去河南卖血者回到当地，通过血液、性和母婴传播链条究竟感染了多少人，至今不得而知。如果采用母婴阻断措施，像袁红那样的儿童本可幸免于难。

狐疑和猜忌仍在民间潜伏延伸。

2010年的春天，朱逢财走在大街上，揣了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晚上7点半需要服用的三颗药丸—两颗红色，一颗白色。他和远近的人们招呼，但心知彼此之间留存的些许寒意：他长了一个痔疮，镇上诊所和二医院的医生一共打针10多天，就是没有人敢动手来做个小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