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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12 16: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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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节俭勤劳的人,有大富,有小康,关键看其人的心量;挥金如土的人,有奇人,也有浪子,关键看其人的才学。
“鄙”是心胸狭窄,容不得人和事;“吝”是吝啬、自私,什么都舍不得。仔细区分起来,吝啬与自私在本质上还不一样。自私的人宽己吝人,对别人舍不得;吝啬是对自己、对他人都舍不得。吝啬在管理学上叫节流,勤劳是开源,二者结合起来一定可以发家致富。乡下的土财主大都是这样“鄙吝勤劳”的人,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在土地运动中,这样的人被戴上个地主的帽子,一辈子都不得翻身,你说冤不冤呢?
一个既节俭又勤劳的人,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如是因如是果,这是一定的。但人生又有大富与小康的不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中国文化讲究“小富在勤,大富在天”,大富需要有大福报、大福德,这就是在天,俗话说的看你有没有发财的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不能只看结果,不管手段和过程,如果为富不仁地聚敛财富,是自取祸尤的死路。
勤劳、惜福、再加上布施(付出爱心),才是大富的根。天道酬勤,此为原因之一;惜福的人积德,德为摇钱树的种子,此为二;布施为舍,舍得舍得,舍才能得。老子说过“愈给人己愈有,愈与人己愈多”。大富小康除了节俭勤劳以外,还要看人的心胸气度,慈悲喜舍的心量,为善布施的数量等等,所以这里才说“宜观其量”。句首的鄙字就是心量狭小的意思,与这里的量字构成强烈的对比,暗示我们如何才是求大富大贵的坦途正路。
人间的财富像天上的云一样,在不停地飘动,所以叫做“通货”。财富必须在流通中才有意义,囤积居奇只能召来灾祸。有人说“财富像堆肥一样,不把它散布到田地里去,它除了发臭,一无是处”。我们不要以为钱财在谁的名下,就真的属于谁,那就错了。对钱财我们只有管理权,没有所有权。
基督教里有一种说法:世间的钱财,是上帝暂时委托你管理的。管理得好,上帝就让你多管一点,多管几天;管理得不好,上帝就收回管理权,不让你管了。财富只是福报的形式,不是结果,财富带来的结果应该是幸福和快乐,而这种幸福和快乐,是自己将财富用在了真正需要的地方,就像一个厨师苦心准备的菜肴,被客人吃个精光还赞不绝口,那个厨师尽管累得很,但一定很开心,这叫做“施比受乐”。
一个人心量大、志向大,天地赋予你的舞台就大,孟子所谓的“天降将大任于斯人”,这个人的天命就大。天命大的人掌握的财富数量也大,因为财富在你手里,可以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可以为人群造福。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心量不大,只有自己,你所掌握的财富也就大不了,因为财富在你手里,不但发挥不了作用,反而能给你带来灾祸,是害了你。
下一句“奢侈靡丽”的靡字,本义是奢侈、浪费,靡丽是奢华、美盛的意思。“奢侈靡丽”的人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恃才傲物、视金钱如粪土的人,这种人多为鬼才奇士;另一种是纨绔子弟、专爱耍阔气、摆谱儿,其实是草包肚子、绣花枕头,二者的区别就在有没有真才实学,所以此处才说“必视其才”。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著了名的“奢侈靡丽”的奇人张伯驹,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1898~1982)字丛碧,河南项城人,他曾将10件书画珍品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有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孟頫的草书《千字文》等。最有价值的两件,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中国传世最古老的山水画——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张伯驹擅诗词曲,以词为最,是李后主、晏几道、纳兰容若一脉传流下来的词学大师,早年名作《丛碧词》斐声词坛。
他几乎用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乃至房产,收购中国的古董书画。他自己曾说:“陆机的《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手里买下的。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三希堂帖》、李白的《上阳台帖》、唐寅的《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给我。我一时搞不到这么大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从张伯驹的故事,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奢侈靡丽”的奇人。
弗以见小为守成,惹祸破家难免;
莫认惜福为悭吝,轻财仗义尽多。
“见小”与“守成”,讲的是不同类型的两种人,有本质上的差异。“见小”,是见识浅薄,只顾眼前的小利益,这种人往往都贪小、爱沾小便宜。究其本质,犯了一个贪字,所以只见铒而未见钩,只见蹄而未见荃,只见利没想到祸,其结果,自然是“惹祸破家难免”了。
人为什么会有祸?因为积恶,是小恶的不断积累。为什么会有福?因为积善。所以“福将至,观其善必先知之;祸将至,观其恶必先知之”。善恶的积累过程,就是事物的量变阶段,这个阶段还可以自己控制。一旦到了祸福临头的质变阶段,就非人力所能控制了。所以古人告诫说:“毋以恶小而为之,毋以善小而不为”。
“守成”,是守把着祖宗开创的基业,这种人虽然自己没有本领继续开拓,但却能够保证祖宗的基业不败在自己手里,留待有开拓能力的后代子孙出现,所以能守成的人也非常难得。耀祖光宗的开拓者毕竟是少数,能守住家业不衰败,已经要烧高香了。看看历史上的帝王录,大都是前两代人打天下,大概从三代以后就转入“守成”,接下去就要败家了。
以二百七十六年的清史为例,如果抛开民族情绪公正而论,有清一代是既汉唐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盛朝。其间,国家的疆域最广、人口最多、物资最丰厚,国民生产总值排在世界最前列。康雍之后,进入守成阶段,从道光朝开始就败家了。以后割地赔款,不一而足,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天命气数已尽。
但要说哪一位帝王卖国,实在也是冤枉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个时代的国家是皇权的私产,不同于现在的公有制,可以让你不负责任地“摸着石头过河”。割地赔款等于割肉卖血,但有一线生机,有哪一位皇帝愿意干呢?可见,能守成的已经很不易了。
“惜福”与“悭吝”,也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人。表面上看起来,二者都有抠门小气与“舍不得”的特点,但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惜福是爱惜东西,不浪费物力;悭吝是对什么都舍不得。悭吝的人多吝人宽己,是自私;惜福的人多吝己宽人,属无私,是中国文化推崇的行为准则之一。
古人说:“一丝一缕,当思来处不易”。佛门的饭堂叫做斋堂,又叫五观堂,僧众进食前要施食,进食后要回向,进食中还必须心存“五观”(五种观想),第一观就是“计功多少,量彼来处”。要带着感恩的心情受食,不能计较食物的好坏,不能作贱饭粒,当思粒米维艰,来处不易,应该想到农夫的辛苦。
惜福的人,每每珍惜一粒米、一滴水,自己甘愿生活节俭,过苦日子,却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倾囊而出去救济世人,这是菩萨的事业,是每一个行菩萨道的人要走的必由之路。
天津有一位叫白芳礼的老人,七十四岁以后还靠蹬三轮车、摆地摊,挣下三十五万元人民币。老人家自己一贫如洗,却将积攒的钱全数用来资助贫困的学生,共有三百多个学生,包括藏族学生,受到过老人的救济。直到他九十三岁逝世,人们才发现老人家自己的存款余额是零,而那几十万块钱,是老人一滴汗、一滴血靠体力赚来的。
另一位五十二岁的姚姓老人,在海南靠捡破烂、打杂工为生,却在十七年时间里,收养了十七名被人遗弃的女婴。请问这样的行为不是菩萨行是什么?这样的行者不是菩萨又是什么呢?
处事迟而不急,大器晚成;
己机决而能藏,高才早发。
“处事迟”的意思是沉着从容,谋定而动;“迟而不急”,是要留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与余地。“弓开没有回头箭”,决策一旦实施起来,再想更改就难了。所以为人也好,处事也好,都要迟而后发,要一慢、二看、三通过,不能急躁冒进,越是大事越是如此。这也正是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
“大器晚成”,是老子《道德经》上的话,老子说“大器晚成,大方无隅,大音息声”。高潮往往在后面,从来好戏都是用来压轴的。“迟而不急”,不是天生来的“慢性子”,而是有定力、有学养、有人生体悟的智者。遇事就躁动不安,自己先乱了方寸,自处且不暇,如何能够治事呢?
此外“处事迟而不急”,是针对大事、急事而言,并非鼓励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急。古人还有“急事宜缓办,缓事宜急办”的处事原则,急事不能急着处理,以防忙中出错;缓事要尽可能的快办,敏则有功。
“机”是枢机、枢纽,是一件事情成败的中心环节,所以将带有保密性质的事件叫做军机、机密。“己机决”,是自己已经对要事做出了决定。“能藏”很不容易做到,所以自古以来,无论在官在私,保密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乱子大部分都出在“己机决而不藏”,让别人占了先机,自己反而乱了阵脚。所以任何事情在没有成功以前,都要深藏不露,要小心谨慎,这是古人总结了多少教训得出来的经验。胸有成竹而又能深藏不露的人,很年轻就能走运得志,代表人物就是康熙。
康熙八岁登基,四个辅政大臣中的鳌拜专权,不将皇帝放在眼里。康熙为此忍了六年,到十四岁时亲政,鳌拜不但不交出权力,反而更加专横。康熙决定除掉他,但鳌拜长期把持朝政,树大根深,稍有不慎走露了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康熙就训练了一批腰腿灵活的少年,每天都在皇宫里面练习摔跤游戏,鳌拜见了好笑也没有放在心上。哪知就是这批少年,以游戏玩笑为名制服了鳌拜,这一年康熙才十六岁,是名副其实的“高才早发”。其实康熙很早以前,就已经将“平三藩”等几件大事写在柱子上,可见其“己机决”之早,“而能藏”之深了。
知足与自满不同,一则矜而受灾,一则谦而获福;
大才与庸才自别,一则诞而多败,一则实而有成。
知足与自满可不一样,知足的人守本分,不做非分之想。“不争不贪,福禄无边”。所以“谦而获福”。“矜”是骄傲、自满、自大,傲慢人召灾,这是迟早定会发生的事情。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易经》中也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天道其实很简单,就是过分的要受制裁,吃亏的要受补益。世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恭敬喜欢,对傲慢无理都深恶痛绝,因此祸福虽说是天道,其实也是人情,虽说是天降,实乃自做,因此讨了人间的便宜,必吃天道的亏;贪了世法的滋味,必召性份的损。
大才与庸才自然有区别:智慧、学识、能力都很高,既有理论又能实际操作的人是大才,也就是管理学上说的开拓型、领导型人才。“庸才”并非一无是处,好歹他也是“才”,但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上平庸,只会吹,具体干事一塌糊涂。
虚妄不实的话叫做“诞”,总说些“假大空”的话,被称作“扯诞”。历史上著名的庸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战国时期,赵国大将赵奢曾以少胜多,大败入侵的秦军,被赵惠文王提拔为上卿。其子赵括,少学兵书,所知甚多,“以天下莫能当”,谈论起兵法,赵奢也被儿子驳得哑口无言。赵奢却很替他担忧,认为如果赵国用他为将,定遭惨败。
公元前259年,秦军来犯。赵军在坚持抗敌。其时赵奢已经去世,由廉颇指挥赵军。秦军因无法取胜,就用反间计,派人散布“秦军最惧赵奢之子赵括”的谣言。赵王上当,派赵括替代廉颇。蔺相如对赵王说:以赵括为将,如同胶柱而鼓瑟。赵括只知读兵书,用他为帅,必酿大祸。无奈,赵王不听,固执己见。
赵括自以为会用兵,全盘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案,结果秦赵长平一战(今山西高平县附近),四十万赵军尽数被歼,赵括自己也被乱箭射死。赵国自此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与秦国抗争了。
忮求念胜,图名利,到底逊人;
恻隐心多,遇艰难,中途获救。
忮(zhì)在这里是固执、刚愎的意思,“忮求念胜”,是不顾一切地为了取胜。求上进、争上游不是不对,问题在强念固执,不顾一切地“忮求”;再加上动机,目的是什么?图名利,这就使得一个人在竞争中,只盯住眼前的利益,无暇统观全局,其结果必定要逊人一筹。
世界上的事,不努力得不到,努力了,有时候也不一定怎么样。“三分人力七分天”,人算不如天算,不信命不成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成功的人下面都多少人垫底,我们只求尽心尽力,成就与否要看天命时运了。
世人愚昧,不懂得也不相信这个真理,以至于为名利送了自己的性命。而仁慈隐恻的人是替天行道,纵使遇难也没有送命的道理,因为他福大、命大、造化大。
恻隐,也称为隐恻,是见人不幸而心有不忍,是仁慈心的表现。其中“痛之深为隐,伤之切为恻”。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是《孟子·尽心上》中提出的“四端”(做人的标准),以恻隐之心为首,没有恻隐之心就失掉了基本人格。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是有大福德的人,积的是阴骘,报应最快也最大。
历史上有一个“疗雀饥全家免难”的故事。古代有个柏之桢,他是河南人,心地善良慈悲,常常怜虫喂鸟,每到吃饭的时候,都会有鸟雀飞到他家来。冬天下雪时,他怕鸟儿找不到草籽挨饿,就在雪地中辟出一块净地,撒上碎米,让鸟雀啄食。
有一年闹土匪,流寇攻进县城,烧杀抢掠,眼看大难将至。来到柏之桢家的时候,看到有成千的鸟雀集在台阶上和屋檐下。土匪以为一定是无人居住的空房子,就散去了。全家老少二十余口,个个安然无恙。
动物救主人的故事在今天也不胜枚举,这都应了“恻隐心多,遇艰难,中途获救”这句话了。
不分德怨,料难至乎遐年;
较量锱铢,岂足期乎大受。
“德怨不分”的有两种人,一是视众生平等,德怨一如,这是圣贤的境界;二是浑浑噩噩,只知有怨不知报恩的愚人。《弟子规》中说:“恩欲报,怨欲忘,抱怨短,报恩长”。不念恩专记仇的是小人,这样的人自消福报,折损寿元,很少有健康长寿的。原因就是《感应篇》中所说的:“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算尽则死”。
“遐年”即遐龄,百岁为上寿曰期颐,八十岁为中寿曰耋,九十岁曰耄,因此“遐年”为尊老年人高寿的敬语。
儒家是入世法,要保证全社会的稳定,就一定要有行为规范,就不能不分德怨。儒家不是反对“众生平等”,而是认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能够“抱怨短,报恩长”已经很了不起了。孔子就反对“以德报怨”的做法,一旦如此,你将“何以报德”呢?这不是忠奸不分,是非泯灭了吗?所以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也就是用你的正直耿介去面对有负于你的人。打不还手是要分对象的,不能学呆了。
“较量锱铢”是斤斤计较,为一点小利争个不休。“锱铢”是古代的重量单位,锱为一两的四分之一,铢为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比喻极其微小的数量。
有一类小蟑螂、小老鼠格局的人,天生器量小不堪大受,过分要求会要了他的命。人多是算小不算大,喜欢计较小利,量小必薄福,自然享不了大福报。俗话说“傻福、精穷”,不计较、肯可吃亏的人有福,越能算计的精人越穷,因为自己的福都让自己给算计光了。
媒体上曾有一篇报道。有一个女工生活非常困难,本人下岗,丈夫的工作也丢了。全家人无饭吃,无房住,孩子无钱上学。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善心老人帮助她安排工作,并将自己的房子借给她们,使他们一家人有饭吃,有地方住。不料想,这个女人不但不感谢老人的救命之恩,反而黑了良心,谋夺老人的房产,贪污老人的钱。结果有一天,忽然无故跌了一跤,把手臂跌断成了残废,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过刚者图谋易就,灾伤岂保全元;
太柔者作事难成,平福亦能安受。
人要有刚气,人无刚则不立。但是过于刚强的人,做事虽容易成功,但往往伴有灾伤刑尅。全元:全真之元,指形体寿命。人过于刚愎倔犟,勇猛孔武,在事功上虽然易于成就,但伤人亦伤己,丰碑固然是记功碑,同时也是墓碑,所以自古英雄难享天年。
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刚强的东西已失去了生机,虽然冲击力大,但是由于自身过于凸显,目标大;再加上自身的反作用力,一定会招致自身的伤害。正如危木易折的道理一样,所以老子提出贵柔的道理。
做人太过刚硬就会造成刑尅,就会有灾伤。现实生活中,凡骨骼系统有病的人,颈椎病、腰椎骨刺等,多数都是由于性子太硬、太直,硬碰硬就一定会有伤害。如能将性子软化掉,没有脾气了,骨骼就会恢复到柔软的状态了。
当然,太柔弱了也不好,这样的人立不起来,做事难成,很难指望他能统领全局。柔弱的人做事虽然难成,却有平福。“平福”也就是平安之福,平平安安就是福嘛。宠辱皆惊,玩的是心跳,那不是平福,老百姓享受不了的。
做人做事过于柔弱,将一事无成。虽然一生平安,毕竟缺乏人生该有的乐趣。人生必须刚柔并济,该刚时万缘放下,勇猛精进,自强不息;该柔时万缘皆空,逆来顺受,疾病不管,是非不入,傲气具除,习气渐化。这也是老子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将我字舍没了,就得道了。
乐处生悲,一生辛苦;怒时反笑,至老奸邪。
乐本是好事,但是过了头,就会乐极生悲。物极必反的道理谁都会说,但事到临头,谁都不肯见好就收,知足知止。狗熊掰棒子,忙活一夜,该得的还是那一根。人也是如此,适可而止,一定有所收获。但多数人都要好上加好,锦上添花,结果是乐极生悲,多成多败,忙活一辈子,还是原来的结果。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我们则是“身无百岁寿,心怀千年忧”,有什么办法呢?
“乐极生悲”是《史记·滑稽列传》的典故。齐威王不理朝政,终日放荡,沉溺于酒色之中。大臣们谁劝也不听,只有干着急。有个叫淳于髡的人,以语言诙谐善辩著称,就用微言隐语,讽谏提醒威王。
有一次,楚国侵犯齐国,淳于髡奉命请来了赵国的救兵。楚军闻讯,当夜撤回。齐威王非常高兴,设宴犒赏淳于髡。宴饮中,威王问淳于髡酒量如何?淳于髡回答说,喝一斗也醉,喝一石也醉。威王不解其义,淳于髡就回答说:“像今天这种喝法,前有大王,旁有执法官,后有御史官。我一边喝酒,一边害怕,喝不了一斗就醉了。”
齐威王又问:“那么喝一石呢?”淳于髡回答说:“假如遇到老朋友,边喝酒边谈笑,即使喝上一石酒也醉不了”。淳于髡最后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齐威王听懂了,终于戒掉了沉溺酒色的恶习。
“怒时反笑”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这种人不高兴的时候,脸上反而带出笑容,俗称“笑面虎”。另一种是大奸大恶的奸邪,这种人年纪越大,越是老奸巨滑。曹操年轻的时候,就有相士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最大的长处就是“败而不馁,怒而反笑”。赤壁之战大败,曹操败走华容道。八十三万曹兵全军覆没,曹操不怒反笑。结果一笑出来赵云,二笑出来张飞,三笑出来关羽。不是关羽讲义气、念旧情,曹操就把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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