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之名,很早就出现了。晋代周处《风土记》里说:“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端”是“正”的意思,指夏至(夏至日是一年中白日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每年的夏至日时间为6月21日或22日,正是农历端午的前后不久的日子),“午”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辰,因此端午的意思就是“正午”,是一年中接近夏正而阳气最盛的日子。
将农历五月初五视为“恶日”,至少是秦汉六朝时的习俗。这大概是因为五月时已近夏正,各种毒虫开始进入活跃期,因此瘴疠丛生,古人不大适应,因而对于五月心生恐惧,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重日(月份和日期相同的特殊日子,如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等)又具有较特殊的意义,因此在汉代,五月初五尤被视为大凶的“恶日”。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五月初五的风俗时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避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避兵及鬼,命人不病瘟”。这种五彩丝线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游光”:“题曰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瘟疫。五彩,避五兵也”。《续汉书.礼仪志》还记载当时人们以这种五彩丝缯装饰门户以避鬼祛邪:“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晋代葛洪撰《西京杂记》中有《身毒国宝镜》篇,载汉宣帝初生时,其祖父卫太子刘据与祖母史良娣赠给他一面身毒国(今之印度)出产的小铜镜,传说具有可以照见鬼魅魂魄的神奇力量,因此用来给宣帝避邪祛灾,这面宝镜以五彩丝线穿系后缚在宣帝的腕上,可见当时习俗如此。
汉人秉承了楚人好巫尚鬼的习俗,与五月这样的“恶月”尤其忌讳,而对于“恶月”里至恶之至的“恶日”五月初五,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有许多的禁忌。应劭《风俗通义》里就颇记载了一些这方面的禁忌,例如:避免在五月赴任到官:“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不能盖房:“五月盖房,令人头秃”。
忌讳得最厉害的,是忌讳在五月五日这个“恶月恶日”所生的孩子:“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东汉王充也在其《论衡》中说:“讳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举之,父母祸死”。他还用当时流行的阴阳学说进行分析说:“实说,世俗讳之亦有缘也。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传相仿效,莫谓不然。有空讳之言,无实凶之效,世俗惑之,误非之甚也”(《论衡。四讳》)。
东晋末年刘裕手下的大将王镇恶就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史书上说因为他出生于恶日,因此父母担心会被他所害,因此不想生养他,但祖父王猛(就是辅佐前秦苻坚的那位一代名臣王猛)却认为这个孩子不错,还举战国时四大公子之一的齐国相国孟尝君田文为例,说孟尝君也是恶日出生的,但不但未给家里带来灾祸,后来还贵为齐国的相国。这样才把这个孩子留了下来并取名为“镇恶”,以启求吉利,避灾祛恶。
又如北齐武成帝之子高绰也是五月初五日所生。《北史.齐南阳王绰传》里说,他性格怪异残忍,常纵犬噬人,并使人裸卧浴斛之中,然后放入毒蝎子,以听人被毒蝎蜇刺的惨叫声为乐,后来被杀,在佛寺中停棺,奇怪的是“经四百余日用度大敛,颜色毛发皆如生”,过了一年多尸体仍然不腐坏。对此当时的人们将之归结为他那神奇的出生日期:“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
至南北朝时,除继续象汉人那样佩带避兵缯以外,还发展出采艾叶悬于门户及饮菖蒲酒的习俗。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形,悬于门户上,以禳毒气”,当时采艾,除扎成人行外,也可扎成虎形,既可悬于门户又可剪彩成虎形,然后上粘艾叶随身佩带,但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一定要在鸡未鸣时收集艾叶,否则禳毒的效果就会大减。当时人们还有饮菖蒲酒以祛毒的习惯。
然而到了隋唐时,端午这一恶日,却突然变得风雅美好起来。唐人张建树在《竞渡歌》中写道:“五月五日天晴朗,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已经变成一个风和日丽,众人游娱的好日子,一派祥和热闹的景象,哪里还有秦汉六朝时那种阴郁凄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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