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与墨家思想略论

我若成佛

   [摘要]考察毛泽东早年的经历、革命时期的言论和思想观点以及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思想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受墨家思想的影响程度和在革命实践中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借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阶级政治学说与农民革命文化导向的墨家思想，对中国
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所进行的革命实践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墨家思想      

    不少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时，注意力多集中于儒家思想而对墨家思想论及较少。有学者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农民阶级政治学说的是墨家思想，并非儒家或其他家。参见吕振羽：《作为农民阶级政治学说的墨子》，《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在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是非常重视借鉴墨家思想的。      

　　一、毛泽东与墨家思想的渊源

    毛泽东研究过《墨子》的直接依据是《毛泽东书信选集》中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和1939年2月22日《致张闻天》两封书信以及《毛泽东早期文稿》中辑录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延安时期，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毛泽东、张闻天、范文澜、艾思奇等都从事过此项研究。陈伯达写出《墨子的哲学思想》后，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就墨子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中庸”思想的异同发表看法，指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认为陈文题目不足以表达对墨子的高度评价，建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哲学家，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列宁曾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如果了解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更能理解毛泽东对墨子的高度肯定。毛泽东用“辩证唯物论大家”来形容墨子，说明毛泽东对墨家思想还是颇有研究的。

    理论研究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时说，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吃。”［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不劳动者不得食”是墨家信条，毛泽东推崇墨子行为和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谋而合的意图不言而喻。

    1、毛泽东发蒙读书时对墨家思想的不自觉吸收。毛泽东在早年就不自觉地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他幼年时“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多年后毛泽东仍饶有兴趣地告诉斯诺：“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可见对于儒学，年幼的毛泽东是作为学习任务来应付的，但就其内心深处而言，他真正喜欢的是描写农民造反的小说如《水浒传》之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农民起义的政治学说的是墨家思想。［参见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对墨家的根本看法与吕类似。在反映浓厚的墨家思想的《水浒传》等小说的影响下［参见宁稼雨：《〈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兼谈墨家思想对绿林文化的影响》，《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毛泽东早年就已经不自觉地受到了墨家思想的熏陶。事实上少年时的毛泽东还特别同情农民，甚至很同情因为饥荒而造反的农民，曾将哥老会中一个被官府处决的农民领袖彭铁匠视为英雄。就其政治立场而言，毛泽东已站在维护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立场上了，这与最讲究维护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墨家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出身农民，即使在成为领袖后也始终艰苦朴素。墨家精神的濡染，从他的个人生活也可窥一斑。［参见由新华：《从毛泽东的遗物看毛泽东的墨家精神》，《毛泽东研究》2006年第1辑。 ］

    2、青年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自觉践行。在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研究中，人们大多注意到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中蕴含的墨家思想。有学者指出，青年毛泽东的人格理想“除了儒家及其心性之学外，还有两个明显的思想渊源。一个是墨家，一个是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毛泽东出身农民，来自底层，“如果说他对大本大源和圣贤仁人的追求，是明显接受了颇有士大夫气的传统儒家英雄主义人格理想的影响，那么，当他进一步摸索立志、修身做圣贤的具体途径的时候，重劳动、讲勤苦、求实效的下层社会的观念、习俗，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人生信念，影响他的人格理想，从而带有浓厚的墨家色彩”，也即“引儒入墨”或者“以墨填儒”。［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38—39页。］还有学者认为：谭嗣同的学说虽然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谭与中国儒学传统的哲学家一样，并没有把体力劳动放在重要位置上。在这方面，毛泽东与强调“力”、“强”、体力“劳动”的墨家和颜元哲学倒有更多的相同处。［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49—950页。］颜元，清代思想家。其实，颜元思想具有非常明显的墨家特征，墨家思想是通过颜学自然而然地影响到青年毛泽东的。毛泽东主张圣贤救世，其实不止是儒家主张圣贤救世，毛泽东也将墨子看成救世圣贤。他在《伦理学原理》中批注：“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他服膺曾国藩，也并不是因为曾国藩是理学大师，“主要恐怕是曾并‘圣贤’（修养）‘豪杰’（事功）于一身，很符合毛当时的口味和志向”［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册，第961页。］。曾国藩兼儒、墨、道、法于一身，他总结自己是“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其立身持家之勤俭，是以墨家精神为标准的。他还认为墨家精神不只可以用来处身治家，还可以用来“救民”：“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已饥已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曾国藩全集》（20）“家书”（二），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394—1395页。］毛泽东在《讲堂录》中也有类似笔记：“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5页。］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不论寒暑坚持冷水浴，还与萧子升、蔡和森等不带分文进行了长途旅行和农村调查。这种“以自苦为极”的实践精神，正是墨家一贯提倡的。“显然，青年毛泽东对墨家的阶级出身、生活作风、行为方式，有着深深的共鸣。”［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39页。］毛泽东所组织的新民学会，从其对学会成员的各种规定看，则也十分近于墨家的精神。在新民学会中，他主张体力劳动，主张工读主义：“我现在很想做工……我现在颇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毛泽东1920年11月26日致罗荣熙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这正与墨家崇尚体力劳动的思想相合。

    3、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继承与五四运动思潮的不谋而合。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吸收借鉴与五四时期出现的“尊劳主义”、“劳工神圣”等思潮是一致的，而“尊劳主义”、“劳工神圣”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界重视墨家学说的表现。新文化运动前后，新文化的先锋们为了反对当时被视为封建统治支柱的儒家思想，除了从国外引入民主、科学等西方思想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理论力量。曾经与儒学同为显学而相抗衡的墨家学说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重新予以重视并进行新的研究，以至于“尊墨抑儒”成为潮流。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都是非常重视墨家思想的。梁启超、王桐龄等也重新重视研究墨家思想，但梁与王不属于新文化先锋。通过梁启超的《墨子学案》，可见当时学术界倾向于将苏俄政策与墨家思想相提并论。梁在1920年欧游之后对西方文明失去信心，转而倾向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在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后，羡慕苏俄的平等，将其与墨家诸论说相结合，指出：“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并欣赏苏俄的衣食住行由政府干涉、强迫劳作的政策。当时将苏俄政策与墨家思想相提并论的不止梁启超，陈独秀、蔡和森也持类似观点。胡适1917年在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曾写出了以对孔子、墨子思想研究为重点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出版后大受欢迎。毛泽东1918年8月到北京后，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至1919年3月离京。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利用在北大的机会旁听了一些课程，接触了很多新文化运动人物。如有学者曾考析指出，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曾经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参见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他还参加了两个学术团体，其中一个就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该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发起组织，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虽然没有更具体的材料，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胡适讲课的内容、当时学界重视墨学的潮流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墨家哲学思想的研究推测出，毛泽东在北大期间可能研究过墨家思想，或者受过胡适等人研究墨学的影响。质之于毛泽东书信，毛泽东在1939年2月22日致信张闻天说：“伯达此文（指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引者注）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毛泽东还特别注明“章，冯二家我无研究”。［《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5页。］这无异于是说对于梁启超、胡适，他还是有研究的。必须指出的是，青年毛泽东曾推崇的梁启超、胡适对墨学极为重视。梁启超说他自己是“极为崇拜墨子的人”，“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梁启超：《墨子学案》，《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39，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页。］胡适也说：“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尊墨抑儒”的潮流，以至于郭沫若认为梁启超、胡适等“在打倒孔家店之余，欲建立墨家店”［《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毛泽东既然推崇梁、胡，受到他们研究墨学的影响就是很自然的事。

    二、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对墨家思想的借鉴

    陈独秀重视墨家思想。他说过：“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2页。］陈独秀虽然首肯西方文明，主张竞争，但是又主张互助：“鄙意以为人生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

    “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215页。］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讲互助的就是墨家。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陈独秀从强调竞争转而强调互助，提倡“爱世主义与互助主义”。“这种泛爱互助的思想，使陈氏的目光转向对民众疾苦的关注，陈氏的社会主义倾向逐渐明显，这是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丁晓强：《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陈独秀这种泛爱并非儒家的泛爱，而是墨家兼爱思想的体现，目光转向下层民众更是他所推崇的墨家思想的自然指引。到了1921年陈独秀仍然认为：“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底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遍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以上。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

    陈独秀将他所理解的马列主义中央集权等同于干涉主义，他所主张的“开明专制”固然是指当时苏俄实行的“劳农专政”，但“干涉主义”一词更值得体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主张放任，墨家和法家主张干涉。陈独秀的“干涉主义”正是墨家、法家思想的体现。

    作为毛泽东战友和知己的蔡和森，主张中西文化兼融并用，且极为倡导墨学。墨家所具有的诸如刻苦生活、自我牺牲、纪律严格、言行一致、分财互助等，几乎都在蔡和森身上体现出来。蔡和森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传统文化角度看，他也像一位言必行、行必果的墨者。蔡和森爱好先秦子学，对“秦汉以下的书，似不屑看，经传子史，纵横案头”［王光霞：《笔忆和森》，《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他有时也讲老子、庄子，但他最信仰墨子的学说”［唐铎：《回忆我的良师益友——蔡和森同志》，《回忆蔡和森》，第143页。］。1918年8月21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说：“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此时蔡和森的思想已经在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了，而他把墨家思想和列宁学说相提并论，这在当时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中是一种普遍现象。1918年底1919年初，蔡和森在留法预备班上仍在讲墨学。

    毛泽东的另一位挚友、也是湖南人的邓中夏，也是一个实干家。他主张通过演讲把启蒙运动深入到下层民众中，这种宣传方法在五四期间被广泛采用。五四后邓中夏又深入到工人中间，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邓氏在学风与思想、学术渊源上，与蔡和森最相近……邓氏十分注意社会实践，身体力行，最具墨子、颜李学派之风。”“邓氏和蔡和森一样，喜好先秦子学。……邓氏更趋重于社会实践，而这又与先秦墨学和清初的实践实用之风相合。”［丁晓强：《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第151—153页。］可见，邓中夏的重实践精神中也蕴含着墨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三、就中国革命与墨家思想的历史渊源答客难

    难者曰：墨学自汉代中绝后，到清代才有所复兴，不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思想理论，更不可能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

    答曰：墨学在汉代以后并未断绝，所谓中绝，只是说墨学在汉代以后不是显学，与其在战国时期能够和儒学、杨朱的学说鼎足三分的盛况相比，特别是跟宋代以后的儒学相比而言，确实衰落了。但研究墨子的学者、思想家代不乏人，如唐代的韩、柳，宋代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朱熹等著名思想家都研究论述过墨学，至于明清以降，研究者益众，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初期，墨学大兴。墨家思想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一直存于民间社会。正如梁启超所说，墨学已融入到民族性格中，潜移默化地指导着中华民族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墨教之根本义，在肯牺牲自己。……是道也，秦汉以后士大夫信奉者盖鲜，而其统乃存于匹夫匹妇。”梁启超还指出，墨家思想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是存在的，广大民众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墨学的影响：“今之匹夫匹妇，曷尝诵墨子书？曷尝知有墨子其人者？然而不知不识之中，其精神乃与墨子深相悬契。”［梁启超：《墨子学案》第二自序，《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39。］墨学经过先民们集体记忆的沉淀已经变成中华民族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

    必须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农民革命，尽管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式的中国农民起义有着本质差别，但就历史形态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着一定的历史连续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引导农民起义的政治学说是墨家思想，而不可能是儒家。太平天国起义中洪秀全等就是以平均主义观念以及维护最大多数人的生存为号召发动农民起义的，这正是墨家思想的核心；曾国藩恰恰是以维护“名教”即维护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为对抗农民起义的口号。毛泽东早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指出：“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农民阶级革命的文化导向是墨家思想，两者应当相互结合。如果单纯依靠墨家思想，那只能是纯粹的旧式农民战争，不可能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境地；如果单纯依靠马列主义的本本而不注重与中国农民战争的实际相结合，那只能是肤浅的教条主义，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此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列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不能忽视墨家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张闻天等领导人以及艾思奇、范文澜等理论工作者，在革命实践中也是注重借鉴墨家思想的。如张闻天1938年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演讲时曾说：“我们在群众中，要能‘以身作则’，要善于体贴群众，顾虑群众的利益，顾虑群众的困难。所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才能使群众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忠心。中国古代劳苦大众伟大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所应该继承而不断学习的。”［《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延安时期正是我党大力研究和倡导墨家思想的时期。墨家思想“对党的建设上以及延安精神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墨家学派是下层劳动人民的代表，其思想中所包含的反叛精神以及艰苦躬行的道德修养对共产党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延安时期无论是学者还是党的重要领导都非常重视对墨家学派道德修养的发掘和研究，毛泽东、张闻天、艾思奇等对墨家伦理思想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与提倡。毋庸讳言，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在一定意义上都将墨家学派的行为作为共产党人效仿的榜样。”［黄延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版，第58页。 ］

    难者复曰：墨家讲“非攻”，而我们党却是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两者似完全不同。

    答曰：墨家讲非攻，但并不否定积极防御，并且也没有放弃使用暴力，相反，墨子等人主张以暴力的形式反抗或者制止侵略战争。“杀盗非杀人”，是先秦墨辩哲学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韩非子所说“侠以武犯禁”的“侠”就是墨侠，“武”就是暴力。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崇墨子的蔡和森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多次主张坚决反击，并提出“以暴动对付暴动”［廖盖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蔡和森》，《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毛泽东也说过：“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414页。］“逼上梁山”一词毛泽东多次使用，这既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最简洁的概括，也是墨家非攻但不非防御思想的体现。

向道心难舍凡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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