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名曲背后的掌故

ericchen

――《胡笳十八拍》

    以文采武功来看，曹操应该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个连魏武都欣赏倍至的人物，虽是女流，理应属绝顶人物。此人就是蔡琰。

    作为通晓音律的天才，她给后人留下了《胡笳十八拍》琴歌，名列十大古曲。文学方面，她留下了《东都赋》，《胡笳十八拍》，《悲愤诗》等杰作。郭沫若这样称赞《胡笳十八拍》， “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熔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郭沫若还称《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而《悲愤诗》，近人以为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相提并论。

    蔡琰，字文姬，陈留人。蔡琰之父蔡邕，为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音乐家。蔡邕所著《琴操》一书，曾对《高山流水》、《广陵散》等名曲在后世的广为流传贡献甚巨。《后汉书·列女传》称蔡琰“博学而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在父亲的熏陶下，蔡琰自幼爱好音乐，并有较深的造诣。《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中说，“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

    蔡琰的一生十分悲惨。早年其父蔡邕因上书抨击朝政获罪而被流放。遇赦后，由于宦官仍然把持朝政，蔡邕担心被陷害，不敢回洛阳。就这样，蔡琰随着父亲亡命江湖十二年。蔡琰十六岁时嫁给河东卫仲道，不幸丈夫早死，蔡琰只好回到娘家居住。董卓被诛后，蔡邕由于t叹息董卓的命运，为司徒王允所不容而被杀。兴平年间（公元194—195 年）天下大乱。战乱之中，蔡琰为匈奴所掳，身陷南匈奴，为匈奴左贤王妻达十二年之久，并生有两个小孩。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得知早年的好友蔡邕之女蔡琰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将蔡琰赎回，而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这段史实，被后人称为“文姬归汉”。蔡琰归汉后，悲叹自己命运多舛，如今虽然安定，母子却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在这种处境下，蔡琰写下了流传于世的《胡笳十八拍》。

    在曹操的安排下，蔡琰后来再嫁屯田都尉董祀。不久董祀犯了死罪。时值严冬，蔡琰“蓬首徒行”（即赤足），登门丞相府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而哀楚，当时满堂公卿名士，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我很同情你，可是判决文书已经发出，该如何是好？”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派快马把判书追回，免了董祀的死罪。并命人取过头巾鞋袜为蔡琰换上。

    后来曹操问蔡琰，“听说夫人家早年藏书甚多，战乱中都已丢失，不知还能回忆起来多少？”蔡琰答道：“早年先父留下的典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大概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回家后把能记起来的各卷书亲自写出来，送去与曹操的藏书核对，结果基本没有错误和遗漏。可见蔡琰才情之高。

    同时代的丁廙写了篇《蔡伯喈女赋》，其中内容为： 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 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矅鲜。 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语言； 参过庭之明训，才朗悟而通云。 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 曳丹罗之轻裳，戴金翠之华钿。 羡荣跟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 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

    正如赋中最后两句“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所述，蔡琰的晚年相对平和安定。曹丕曾为丁廙这篇赋作《蔡伯喈女赋序》，序中描述简略的提到了文姬归汉，“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

    蔡琰生逢乱世，早年家门不幸，再加上自己一生三嫁，其命运甚为坎坷。也许苦难是产生伟大艺术作品的源泉，正是这些旁人不曾有过的经历，使得蔡琰给后人留下了传世杰作。她的成就，她的才情，丝毫不弱于建安七子。介于几千年男尊女卑的陋规，《后汉书》中蔡琰不被单独列传，这使得她无法与同期其他历史人物并列。她的事迹也不入《儒林》、《文苑》等列传，而是被列于《后汉书·列女传》，篇名为“董祀妻”。《后汉书·列女传》中关于蔡琰的文字不多，但评价极高，说她“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

    蔡琰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因而她通晓汉、胡音乐。《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根据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而创作的乐曲。她在该曲中将汉、胡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胡箔十八拍》成为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

    南宋灭亡后，全中国的汉人都做了亡国奴。南宋遗民诗人汪元亮为身在狱中的文天祥弹奏《胡笳十八拍》，以抒山河破碎之“无穷之哀”。这一时期，《胡笳十八拍》在前南宋的旧臣逸民间很快流传开来。根据《琴书大全》的记载，此曲引起了空前的共鸣。有人说，“怊怅悲愤，思怨昵昵，多少情，尽寄《胡笳十八拍》。”并出现了如“ 拍拍《胡笳》中音节，燕山孤垒心石铁”和“蔡琰思归臂欲飞，援琴奏曲不胜悲”等感怀旧国的诗句。

    《胡笳十八拍》只是一首琴曲，虽表达的是悲怨之情，但也是“浩然之怨”。宋亡后，也许正是有这类流传广泛的“不胜悲”、充满“浩然之怨”的曲子，才有了“心石铁”的坚持到底，从而使种族和文化的血脉不绝于缕，不断延续下去。八十多年后，当抗元的兵戈纵横于江南江北的时候，种族与文化终得以重生。

ericchen

――《阳春白雪》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当然宋玉与楚王的这番讨论的目的不是谈论歌曲本身，而是强调雅与俗的巨大差距，并为自己的才德不被世人承认而辩解。宋玉进而说“鸟有凤而鱼有鲲”，自然非凡间俗物可比。宋玉说，“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最后，宋玉引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宋玉的意思是，但凡世间伟大超凡者，往往特立独行，其思想和行为往往不为普通人所理解。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中指出，《宋玉答楚王问》中明明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即有客人在郢中唱歌。而不是郢人在唱歌，更不是郢人善唱歌。沈括认为，郢中为楚国旧都，“人物猥盛”，之所以和者寥寥，是由于不知道或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宋玉以此自况，未免有些不讲道理。以郢人不熟悉阳春白雪这样的曲子而指责他们，这不是很荒谬么？沈括还指出，阳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细节后来被错误的解读和传播，例如，善歌者都被称为“郢人”，而原文的意思是郢人不善歌。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一书中所指出的：“观听殊好，爱憎难同。” 对于听惯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当然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毛泽东试图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统一起来。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统一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在ji左的年代里阳春白雪成了受批判的对象，而下里巴人也成了政治的附庸。

    “阳春白雪”虽然被指高雅艺术，但不少资料对古曲《阳春白雪》解题时时，都称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很显然这是在“阳春白雪”四个字的字面上解题了。阳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阳春白雪》年代相隔太远，已无音乐上的关联。

    《阳春白雪》曲倒是很有可能与元代的散曲有关。元代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是一本著名元代散曲集。元曲在曲韵及格律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阳春白雪》中收录的白仁甫的《驻马听》中有这样的句子，“白雪阳春，一曲西风几断肠。”可见元代已有阳春白雪这支曲子。

    至于元代令人“几断肠”的《阳春白雪》曲，如何演变为今日轻快流畅的乐曲，已非大路所能参透。言犹未尽，此处且做“留白”，与众友共赏析。

靈寶兒

喜欢这样的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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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冬霜

受教了！！！！！！！！！

只好坐地板了  ，怎么没有胡琴曲《潇湘夜雨》呢？

风相星宝瓶座

感觉不错

淡定的飘过

看帖拿积分的

buzylin

学到新知识了·~~谢谢分享·~

sunminshan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