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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尘歌 于 2012-2-6 15:25 编辑
风里密码 刘莉娜
一
高二临近期末的一堂生物课上,欲备铃刚刚打响,我正把脑袋埋在胳膊里“休眠”,忽然,门被重重地推开了,生物老师带着一阵凉风急急地走进教室。本来这也没什么,任何老师推门进来都会给沉闷的教室带进一阵清爽的风,但,偏偏,就在我抬起头的时候,一股很浓的酒味扑面而来。那一瞬间对我来说,真正是一个魔法时刻——迷迷糊糊的女生,有点烦乱的教室,像风一样的老师,微微辛辣的酒味——我忽然觉得心里重重地震动了一下,就像一枚胡桃被一下子敲开了外壳,坚果的那种微凉清涩的淡淡香味立刻就弥满了整个内心那种感觉。
第一次,我抬头认真地打量我的生物老师。说起来他教了我也快一年了,可高二就要结束了,我还从没有注意看过他呢,现在我赶快看他:他斜靠在讲台的一侧,右手向后勾着浅灰色的外套,左手夹了半支烟,头微微向后仰,眼睛眯起来。他用北京味儿很浓的普通话说:“你们先自习,下半堂课我再讲——对不起,上午被朋友硬拖去喝了点酒。”然后就从后排拖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坐在我的正前方。
他坐在那里,我把生物书翻开平放在桌上,用手支着下巴继续观察他。他的眼睛在茶色镜片的后面微微地闭着,眉峰轻蹙,有点不舒服的样子,但是脸上干干净净的——并不是“不脏”的那种“干净”,而是,而是像一个没有张大的孩子,像一枚刚摘下来的水果,清新,爽洁,不沾一丁点灰尘的“干净”。——如果不是浑身散发着酒味,我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喝了酒。他的头发应该是新剪过的,发脚新新的样子,让人特别想伸手去摸一摸;清爽的短发一根一根向上微翘,不分开,也不向后梳——哪里像别的男教师甲乙丙丁‘都梳那种油光可鉴的“西装头”,恶心死了。
很长时候,他动也不动一下地坐着,闭着眼,呼吸像大海的潮水,平稳地一起一伏。下午的阳光穿过窗玻璃洒在他脸上,轻薄透明,把周围的空气都变成浅金色了。我细心地看他的脸。——有些人,在阳光底下笑着的时候,你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当他们的脸背向太阳的一刹那,马上就变成另一个人了——这时候,浅灰色的影子正落在他的唇角,使他看起来想微微笑着的孩子,看不到压力和不愉快,透明得几乎炫目,在那渐渐淡去的酒味中,我心里胡桃的清香却越来越浓——我的生物老师,他这样子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真的喜欢他了。
二
从此我开始非常注意有关他的一切。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有个性的人。他教生物,同时也是学校宣传处的摄影师;他是某一个户外休闲俱乐部的会员,在夏冬长假的时候,就会背着折叠帐篷去登山或者探险;他的围棋下得很好;他骑一辆很威风的金城摩托;他吸烟很厉害;他独来独往,有点玩世不恭;他有妻子,没有小孩;他都已经三十三岁了,可是,他多像一个刚刚开始长大的男孩呀——我简直不知道,就在我的身边,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不拘束,会生活,他不属于这样一个物质的城市,他和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同时,我对生物的“兴趣”与日具增,我开始想方设法找一些问题去办公室问他。生物是会考科目 ,高二会考通过就不学了,而此时此刻,会考激将来临。每当我踏着老旧的木头楼梯、穿过窄窄地灰昏的楼道、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每当他有点卷舌音的好听的普通话在我耳边响起时,我的心里真绝望呀。是的,绝望,就是没有一点希望的意思——日子一天一天过得飞快,我就要失去他了。
三
会考的日子终于到了。
在考生物的前一天,我抱了一大本的卷子去办公室找他。那个下午是学校专门放假让我们自己复习的,校园里没什么人,我的同学们应该都在家背历史吧。毕竟,对理科生来说,四大本历史书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打击;而生物,因为只有一册课本,及格是不太难的。我的历史和所有人一样空白、陌生,可是那段时间我真的疯了,四本历史书看也不看一眼,一心一意只忙生物。我那时侯想,不管了,历史就补考算了,但生物是一定要得A的!——要知道,高三理科不学历史,在这种情况下隔一年再去补考,历届的通过人数只比零多一点——而我竟然为了生物准备去补考历史,可见离疯狂也不远了。
那个下午,生物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他给我讲题,从三点一直讲到六点。在这三个小时里,他一支接一支地燃起香烟,淡青色的烟雾在我的四面八方无声地荡漾啊荡漾,偌大的办公室里充满了淡淡的烟草味道,有一阵子,我觉得时间都变得不明确,缓慢,稠。窗外暮色四合,他讲完最后一道题目,站起来,抡了一下胳膊,用上扬的音调说:“你知不知道——我饿死了。”那一瞬间,他的笑脸如孩子一般,有点邪气,可是多么招人喜爱;他的眼睛,清亮的,像一匹年轻的马的眼睛;他的眸子,透过茶色的镜片显出浅浅的灰色,像鸽子的翅膀那样的灰色,它们非常温和非常愉快,仿佛是在回忆美好的事情。我简直、简直呆住了。话都说不出一句。他看着我笑起来,他的笑没有声音,只是在肩那儿微微地颤动,但那深深的笑容,就像多云天气里一寸一寸从云层里钻出来的阳光一样,使大地突然变得非常灿烂。“明天你要会考了,”他说,同时从桌上一跃而下,向敞开的窗户走过去。我们学校是旧时学堂改造的,所有的窗户都是古色古香的红漆窗棱,窗框一直低到腰那儿,颜色虽然已经由明亮的中国红退成了酒红色,但仍然不失厚重,华丽,带着红河日下的精致,倾心演绎着上个时代的奢侈。他一直走到窗前,忽然一转身——轻灵、敏捷——那一瞬间,他四周的空气仿佛都被牵动了一般,在靠近窗口的一小片迷离的暮色里旋出一圈一圈浅冰蓝色的旋涡。而他站在这些炫迷的气流中央,用清越和带笑的声音对我说:“你的生物一定得A的,明天。你相信我。”
那一刹那,我想,他多像风呀。透明的。无邪的。流动的。风。
在他的背后,月亮已经升上来了,天色还没有黑尽,月亮像一张透明的薄纸。可是那样圆。他向后微仰起下巴年轻的脸庞在明亮的灯光下没有一丝阴影,干净,美好,笑容浓得化不开。他侧过脸看一眼墙上的挂钟,对我说:“马上就要七点了,我让你看一个奇迹——还有十秒,你来倒计时。”
我看他,他浅浅地笑着,笑容如午后的阳光洒落在瓷的边缘。我在心里开始数。
十。
风从他四周的空隙吹进来,一根一跟拂起我的眉毛,锈红色的厚窗帘微微鼓起,我觉得一切都温柔得说不出;
九。
星星是淡黄色的遥远的灯;
八。
深绿美丽的柏树散发着厚重悠远的树的辛辣气息,在窗口一小块特别银亮的月光里摇曳;
七。
有一片梧桐树叶正在落下,飘啊,飘啊,像跳舞一样。橙色的灯光在上面一闪,一闪,而朝月亮的一边,变成了银色;
六。
夜色在枯了的树和拼命向上长的树间,带子般无声地绕,长长的枝的剪影再在里面晃动啊晃动;
五。
树叶相击的毕剥声。整个校园在静默之中好像就要开口叹息;
四。
静。风的声音都听得见,那声音淡得几乎透明,听起来像遥远地方有许多人在唱歌,圣洁温暖的歌。哈里咱亚;
三。
我听见有暮归的鸟在老式屋檐下拍打翅膀的声音,便在心里认定了是天使降临的声音;
二。
会有奇迹发生吗?
一。
秒针“嗒”地发出柔软的呓语。
——忽然地,校园里所有的路灯一齐开亮!那些灯光好像琥珀,沉香色的温情千年如斯。在柔黄色的光流中,所有的老楼都从青灰色的夜幕中凸出黛色的轮廓来,连瓦檐上旖旎的浮雕都隐约可见。因为夜色掩去了杂乱凋零和烟尘,掩去了屡次修复所拼搭的不和谐,岁月的痕迹隐入夜的背景,那些过去的轮廓突然栩栩如生,整个校园蓦然回到昨天。
他的声音,潮湿的,愉快的,像小雨淅淅沥沥滴打在水泥台阶上。“你看,”,他低低地说,“时光倒流了。”
——我一辈子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魔法降临的时候。
四
忙碌的高二的暑假里,我拿到了A等的生物成绩,同时准备“牺牲”掉的历史也通过了。接着,学校先通知说高三因为高考“3+X”改革,所以还要加设生物课,然后又通知我们老师会换掉,换成一个极有经验也极严厉的女教师。我很奇怪自己竟然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波动,真的没有,没有激动,没有失望,只是想他——
想他孩子般干净澄明的笑容。
鸽子灰的瞳仁。
那些环绕着他的浅冰蓝色暮气,是个谜。
当每天秒针“嗒”地靠上七点的那一刻,我想他想得心里发紧,那种感觉真难过,难过,以至于后来我想要哭出来。
是的,他比我大十五岁,他有妻子,他是我的老师——可是,可是,我多喜欢他。做明知道不可以却无法停止的事情真艰难呀,我从此不做这样的人了。
暑假怎么这样长这样长。
五
夜深了,夜走了,早晨来了。
一天天很快过去。
高三了。
加设生物。换了老师。从此他教他的高二,我忙我的高考,像两条平行线不相交。
可是,经常,当我勾着脑袋一级一级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会莫名地猛一抬头,没有任何原因,那是一种感觉,仿佛有奇迹在召唤,——这时候他一定是迎面站在高几级的台阶上,看见我发现他了,就立刻轻扬唇角,露出干干净净的笑脸来——我最熟悉最着迷的笑脸 ——那笑容是玻璃的颜色,一点不张扬,可是多么灿烂!他的愉快立刻感染了我,像干的海绵吸收清水一样飞快,我的心里一片阳光。
我也对他笑,眼睛弯成美好的月牙。此时此刻,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如高二时候那样容易激动了,人有点累,是那种刚挣脱浑浊后的疲慵,可是很平静。
现在我知道我的心是一组密码,在他和风一起进门的那个高二的下午,密码就乱了。那组数字从此变成一个玄之又玄的谜,连我自己都解不开。
也许明天我会懂,——可是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
食客笔记 林清玄
长板条
所有的日本料理店,靠近师傅料理台一定有一个用木板钉成的长板条,这板条旁边的椅子一般人不肯去坐,原因无他,只是不够气派。 在台湾,日本料理店生意最好的是在房间,其次是桌子,最后才是围着师傅的板条;在日本是反其道而行,最好的是板条边。
吃日本料理,当然不得不相信日本人的方式。这个长板条之所以受人喜欢,是日本人去喝酒大部分是小酌而不是大宴,一个人坐在长板条边是最自在的。
如果你要吃好东西,也只有在长板条上。因为坐在长板条边,马上就靠近师傅,日久熟识互相询问家常,师傅边谈话总会在他身边抓一些东西请你,像毛豆、黄瓜、酱萝卜、生芹菜、芝麻之属,有时候甚至挖一勺刚做好的鱼子给你,或者把切剩最好的一条鱼肚子推到面前,向你说:“傻必是啦!“
坐长板条的客人通常不是寻常客人,都是嗜好生鱼的,那么师傅会告诉你,今天什么鱼好、什么鱼坏,并非他故意去买坏鱼,是鱼市场的鱼货,今日有些不甚高明,然后会说;“今天有一种好鱼,我切给您试试。“等你吃完满意了,他才切上算账的来,而你不要小看那一片试试的鱼片,料理店的一片好鱼,通常吃一口要一百元的。
长板条是最能学吃日本料理的地方,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摆在面前,有许多选择的机会,如果坐在房间里的客人,吃一辈子日本料理,可能许多见都没有见过。
长板条上也是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只要坐在长板条边,总不会吃得太坏,中国人说“见面三分情“,大师傅就在面前,总不好意思弄一些差的东西给你。而且师傅无形中聊起日本料理的情形种种,自然就是在传法给客人了。最最重要的是,如果是熟客人,价钱总会算得便宜一些,因为在日本料理活中,每张桌子都由服务生开单,惟有在长板条上是“自由心证“,全权由师傅掌握,熟人好说话,一定比房间里便宜得多。
在日本一些专卖生鱼和寿司店的,有时没有桌子,只有板条四桌围绕,师傅们则站在里面服务,一个师傅平常就照顾五张椅子,有那相熟的客人往往不仅认店,还要认师傅,这时不仅手艺比高下,连亲切都要一比,因而店中气氛融洽,比其他日本料理店要吵闹得多。
由于日本人生鱼生虾吃得厉害,所以卫生新鲜要格外讲究,听说要是在日本吃料理中了毒,可以向店里控告,赔偿起来大大的不得了,而坐在长板条上不但可以控告店里,连认得的师傅都可以告进官里去。因此师傅们无不戒慎恐惧,害怕丢了饭碗,消费者得以安心大啖其生猛海鲜。
我过去不觉得日本料理有什么惊人之处,有一回和摄影家柯锡杰去吃日本料理,第一次坐在长板条上。老柯与师傅相熟,大显身手叫了许多平日不易吃到的东西,而且有大部分是赠送的,这时始知吃日式料理也有大学问,老柯说:“日本料理的师傅也是人,有荣誉心,如果遇到一位好的吃家,他很不得把自己的肚子都切下来给你下酒,谁还在乎那区区几个钱呢?“
柯锡杰早年留学日本,吃日本菜是第一流的高手,但是他说:"不管吃什么菜,认识大师傅是必要条件,中国菜里也是一样的吧!菜里无非人情,大师傅吩咐一声,胜过千军万马。我早年在美国当厨子,自己发明一道烤鸡,名称就叫’柯氏鸡’,与’麻婆豆腐’一样,以人名取胜,结果大家都爱吃这道菜,不一定是菜有什么高明,是他们认识了柯氏,在人情上,总要试试柯氏鸡的滋味吧!“
这使我想起另一位吃家欧豪年。欧豪年每次在餐馆请客,一定提前半个小时前往,我觉得奇怪,不免问他,他说;“主要是先来挑鱼,同样的鱼只要大小不同就味道差很多,像青衣石斑之属,一斤左右的最好,太小的肉烂,太大的肉老。其次是先和师傅打个招呼,他就会特别留意,做出真正的好菜来。就说蒸鱼好了,火候最重要,要蒸到完全熟了可是还有一点点肉粘在骨头,那个节骨眼上,只有一秒钟的时间。“
中国人吃饭挑师傅相熟的馆子,和日本人在长板条上挑师傅一样,是人情味的表现。我曾在一家日本料理店看一个日本人在长板条上,每吃一片生鱼就喝一杯清酒,一边和师傅聊天,最后竟然大醉高歌而归。那时我想:使他醉的不一定是清酒,说不定是那个师傅!
梁妹
新加坡朋友何振亚颇有一点财富,待人热诚,我在新加坡旅行时住在他家。他最让人羡慕的不是他的有钱,而是他有个好厨子。
何振亚的厨子是马来西亚籍的粤人,是个单身女郎。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年约三十余岁,等闲着不出她有什么好手艺,但她是那种天生会做菜的人。
这粱妹不像一般仆人要做很多事,她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做三餐。我住在何家,第一天早上起床,早餐是西式的,两个荷包蛋,两根香肠,一杯咖啡,一杯牛奶、果汁。奇的是她的做法是中式的,蛋煎两面,两面皆为蛋白包住,却透明如看见蛋黄--这才是中国式的“荷包蛋“,不是西式的一面蛋--而那德国香肠是梁妹自灌的,有中西合壁的美味。
正吃早餐的时候,何振亚说:“你不要小看了这鸡蛋,你看这鸡蛋接近完全的圆形,火候恰到好处,这不是技术问题。梁妹是个律已极严的厨师,她煎蛋的时候只要蛋有一点歪,就自己吃掉,不肯端上桌,一定要煎到正圆形,毫无暇疵才肯拿出来。我起初不能适应她的方式,现在久了反而欣赏她的态度,她简直不是厨子,是个艺术家嘛!“
梁妹犹不仅此也,她家常做一道糖醋高丽菜,假如没有上好的镇江醋,她是拒绝做的,而且一粒高丽菜,叶子大部分切去丢掉,只留下靠菜梗部分又厚实又坚硬的部分,切成正方形(每一个方形一样大,两寸见方),炒出来的高丽菜透明有如白玉,嚼在口中清脆作响,真是从寻常菜肴中见出功夫,那么可想而知做大菜时她的用心。有一回何振亚请酒席,梁妹整整忙了一天,每道菜都好到让人嚼到舌头。
其中一道叉烧,最令我记忆深刻,端上来时热腾腾的,外皮甚脆,嚼之作声,而内部却是细嫩无比。梁妹说:“你要测验广东馆子的师傅行不行,不必吃别的菜;叫一客叉烧来吃马上可以打分数,对广东人来说,叉烧是最基本的功夫。“
梁妹来自马来西亚乡下,未受过什么教育,我和她聊天时忍不住问起她烹任的事,她说是自己有兴趣于做菜,觉得煎一粒好蛋也是令人快乐的事。
“怎么样做到这样好?“
“我想是这样的,一道做过的菜不要去重复它,第二次重新做同一道菜,我就想,怎么样改变一些佐料,或者改变一点方法,能使它吃起来不同于第一次,而且企图做得更好一点,到最后不就做得很好了吗?“
我在何家住了一个星期,直觉得有个好厨子是人生一快,后来新加坡的事多已淡忘,惟独梁妹的菜印象至为深刻。我不禁想起以前的法国大臣 Talleyrand奉派到维也纳开会,路易十八问他最需要什么,他说:“祈皇上赐臣一御厨。“因为对法国人来说没有好的厨子,外交就免谈了。
以前袁子才家的厨子王小余说:“作厨如作医,以吾一心诊百物之宜。“又说:“能大而不能小者,气粗也。能啬而不能华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华啬间也,能者一芹一菹皆珍怪,不能则黄雀鮓三温无益也。“真是精论,一个好厨子做的芹菜绝对胜过坏厨子做的熊掌。
做一个好厨子的条件是怎样的呢?
美国玄学大师华特(Alan Watts)说:“杀一只鸡而没有能力将之烹好,那只鸡是白死了。“
法国人爱调戏人,他们常问的话是:“你会写文章,会画图作雕刻,你好像什么都有一手,且慢,你会烧菜吗?“呀哈!如果你只会写文章,不会烧菜,只能算是“作家“,不能算是“艺术家“。骄傲的法国人眼中,如果你不会烧菜,最少也要具有好舌头,否则真是不足论了。
得过最高荣誉勋章的法国大厨波古氏(Bocuse)说过,“发现一款新菜,比发现一颗新星,对人类的幸福有更大的贡献。“诚不谬哉!
响螺火锅
在纽约旅行的时候,有一天雕刻家钟庆煌在家里请吃火锅,约来了纽约的各路英雄好汉,有画家姚庆章、杨炽宏、司徒强、卓有瑞,摄影家柯锡杰,舞蹈家江青,作家张北海;
那一天之所以值得一记,是因为钟庆煌准备了难得吃到的响螺火锅。响螺是电影中常见海盗用来吹号的那种螺,体型十分巨大,吃起来颇费事,故一般西方人很少食用,在纽约只有中国城有卖。
钟庆煌说,他为了准备这响螺火锅已整整忙了一天,一早就走路到中国城挑选合适的响螺,由于响螺壳坚硬无比,必须用榔头敲开,敲开之后只取用其前半部(像吃蜗牛一样,前半部才是上品)。取下后切片也不易,因响螺肉韧,必须用又利又薄的牛排刀才能切成薄片,要切得很薄很薄,否则就不能吃火锅了。
听钟庆煌这样一说,大家都颇为感动,而且听说一般馆子吃响螺不是用炒就是用炖的,用来吃火锅还是钟庆煌的发明。
那一次吃响螺片火锅滋味难忘,因肉质鲜美,经滚水烫过有一股韧劲和脆劲,吃起来有点像新鲜的鲍鱼片,但比鲍鱼更有筋道,而且响螺肉有点透明感,真是人间美味。吃涮响螺片时我才发现,如果真有滋味,不一定要依赖厨子,然而火候仍是不可忽视的,透明的螺片下锅转白时即捞起,否则就太老了。
回台北后,吃火锅时常想起雕刻家亲手拿榔头敲开的响螺火锅,可惜找不到响螺,后来在南门市场一家卖海鲜的摊子找到了响螺,体积比美国的小得多,要价一两十五元,摊贩说是澎湖的响螺,滋昧比美国的好,因为美国的长得太大了,肉质较硬。
带一些回来试做,才发现不然,因美国响螺大,切片后吃火锅较适合,澎湖的嫌小了一些。后来我想了很久,用一个新的方法做,先炖鸡一只,得汤一碗,再用鸡汤煨响螺片约十分钟,味道鲜美无比。
现在台北的馆子里也开始做响螺,尤其广东馆子最多,通常也是用鸡汤煨,再焖一些青菜进去,是正统的吃法;另有一法是将螺肉挖出剁碎,和一些碎肉虾泥再塞回螺壳中蒸熟,摆到盘子里非常壮观,可借风味尽失。这使我想到生猛的海鲜本身的味道已经各擅胜场,纯味最上,配味次之,像什么虾球、花枝丸、蚵卷、蟹饺等等都是等而下之了。
画家席德进生前也是有名的吃家,他就从不吃虾球之属,理由之一是:谁知道那是什么做的。理由之二是:即使用虾也不会用好虾,好好的虾干嘛炸虾球?--真是妙见,把新鲜响螺剁碎了,简直是暴殓天物。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做汤的时候,用一个响螺同做,味道就完全不同。问题是,这时的响螺肉就不能吃了--这似乎是吃家的原则之一,你有一种东西只能选择一种吃法,不能又要喝汤又要吃肉。
荷叶的滋味
在台北的四川馆子和江浙馆子里,常常有一道菜叫“荷叶排骨“,荷叶排骨就是用荷叶包排骨到大锅里去蒸,通常要选肥瘦参半的肉排,因为太瘦了用荷叶蒸过会涩口,肥则不忌。
用荷叶蒸排骨实在是大学问,也是大发明。由于火蒸之后,荷叶的香气穿进排骨,而排骨的油腻则被香气通了出来,两者有了巧妙的结合,是锡箔排骨远远不及的。广东馆子用荷叶包糯米团,糯米中可有各种变化,咸者可以包肉,甜的可以包芝麻或豆沙,不管做什么,都非常鲜美,真是把荷叶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使用荷叶也是大的学问,一家馆子的师傅告诉我,包荷叶只能取用质软的一部分,靠茎的部分则不能用。而且荷叶刚采时并不能用,易于断裂,须放置一日,叶已软而不失其青翠,放置过久的荷叶一下锅蒸出来就乌黑了。
荷叶在中国菜里使用并不广,记得台湾乡下有一种“荷叶粿“,是用荷叶包粿,有咸甜各味,一打开荷香四溢。我幼年时代有一位三姑妈擅做这种荷叶粿,但姑妈去世后,我已多年未尝此味,只是一想起,荷叶仍然扑鼻而香。
植物的叶子在中国菜中是配味,不论怎么配,确实可以改变味道,如同端午节使用的粽叶。在乡下,光是粽叶的价钱就有好多种,好的粽叶做出来的粽子就是不一样。嘉义以南,有许多人包粽子用大的竹叶,味道又不同了,它没有用粽叶浓香,格外带一点清气,和荷叶粿有点相似。
台湾乡人节省,有的家庭把吃剩的粽叶洗净、晾干,第二年再来使用,这时包的虽是粽子,殊不知风味已经尽失了。这与台北一般大馆子做鸽松,小馆子做蒸饭,常使用到竹筒,但那竹筒一用再用,早就毫无滋味,那么,用竹筒和用别的容器又有何不同呢?
台北苏杭馆子里,信义路有一家的包子做得有名,包子倒无特殊之处,只是它蒸的时候笼子里铺了干草,这一出笼就完全不同了,和荷叶排骨一样,它把包子的油蒸了出来,却又表现了包子的精华。唯一遗憾的是,那些干草并不是用一次就算,失去了发明时的原意。
中国菜里讲究的火功,到细微处,菜肴身边的配置十分重要,荷叶是其明显的一端。古时不用瓦斯,光是木炭都有讲究,喝茶时用松枝烹茶,松树之香气会穿壶入水,称之为“松枝茶“。我童年的时候,母亲常用蔗叶煮饭烧茶,做出来的饭,泡出来的茶都有甜气,始知小如叶片,也有大的用途。
荷叶的滋味甚好,使人想起中国菜实是中国文化的表现,荷叶固可以入诗入画,同时也能入菜,入菜非但不会使荷叶俗去,反而提高了一道菜的境界,只是想到荷叶难求,心中未免怏怏。
在乡下,使用荷叶原不是有特别的妙见,而是就地取材。记得我的姑妈当年包“荷叶粿“时,并非四时均有荷叶可用,有时也取芋叶或香蕉叶代之,那时每次使用别的叶子,姑妈总爱感叹:“这芋叶、香蕉叶蒸的粿,怎么吃总是比不上荷叶,少了那一点香气。“
如今想起来,只是习惯造成的感觉,芋叶有芋叶的好,蕉叶也有蕉叶之香,我倒是觉得说不定连梧桐叶都可以做排骨呢!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印度一带,人民就擅于使用树叶。路边小摊常有各种树叶包着的东西,卖的时候放在火上一烤即成。我在当地旅行时,爱在路边吃这些东西,发现不只是肉,连鱼都包在叶子里烤。这样烤的好处是水分保留在;叶子里,不失去原味,而且不会把东西烤坏。
中国菜使用叶子,通常用的是蒸,适于大馆子。说不定还可以发展烤的空间,让升斗小民也能尝到荷叶的滋味!
张东官与麦当劳
近读《紫禁城秘谭》,里面写到清朝最好吃的皇帝是乾隆,而乾隆最爱吃的是江苏菜,万寿节及其他节日常开“苏宴“。当时御厨里的苏州厨役有张东官、赵玉贵、吴进朝诸人。他常吃的菜有“燕窝黄焖鸭子炖面筋“、“燕窝红白鸭子筋炖豆腐“、“冬笋大炒鸡炖面筋“、“燕窝秋梨鸭子热锅“、“大杂烩“,“葱椒羊肉“等等。
但是,到了张东官出现以后,其他苏州厨子则黯然失色,张东官可以说是清朝风头最健的人物。
当时乾隆皇上到处巡狩,各地大臣为了讨好皇上,到处去访寻庖厨名手,张东官就是长芦盐政西宁出重金礼聘自苏州。乾隆三十六年二月,皇帝出巡山东,西宁进张东宫进菜四品,其中有一品是“冬笋炒鸡“,很合皇帝口味,吃完以后,皇帝赏给张东官一两重的银锞两个,此后,皇帝每吃一次张东宫的菜就赏银二两,一直到三月底回京。
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再次出巡盛京,传张东官随营做厨。七月二十二日张东官做了一品“猪肉(石宿)砂馅煎馄饨“,晚上又做“鸡丝肉丝油煸白菜“一品、“燕窝肥鸡丝“一品、“猪肉馅煎黏团“一品,极为称旨,吃完后,皇帝赏银二两。
不久之后,张东宫时常做菜进旨,如“豆豉炒豆腐“、“糖醋樱桃肉“,又做“苏造肉、苏造鸡、苏造肘子“。这段期间,皇帝时常赏赐,记载上赏过“熏貂帽沿一副“、“小卷缎匹“、“大卷五丝缎一匹“,可见皇帝对一个好厨子的礼遇。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张东官正式入宫当御厨,官居七品,更得皇帝的宠爱。《紫禁城秘谭》写到张东宫的最后一段是: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二日晚膳,张东官做’燕窝脍五香鸭子热锅’一品、’燕窝肥鸡雏野鸡热锅’一品,尤称旨,屈指初承思眷,至是匆匆十二年矣!“
张东官大概是清朝最后一位最有名的厨子,从皇帝对他的赏赐,别人对他的敬爱有加,可以知道一名好厨是多么难求。好厨子就如同艺术家,原不必来自宫廷,民间也自有奇葩。我看了张东宫十分传奇的历程,以及他做给乾隆吃的一些菜名,直觉得上好的烹调是一菜难求。
就说一道“豆豉炒豆腐“,“不知用何种配料,就膳档规之,帝殊嗜爱。“豆豉和豆腐都是民间之物,任何乡下村妇都能做这道菜,可是张东宜的火候却可以惊动皇上,一定是厨之外还有艺。
“厨之外有艺“是中国菜的传统,不但要在味道上讲究,在颜色上讲究,甚至在名字上也都别出心裁,犹如新诗创作。看到好的名字、好的味道、好的颜色,忍不住会从人的喉头伸出一只手来。
说到厨子,有一回叙香园的老板请吃饭,把他们馆子里大部分的菜全端出来,一共二十四道,品品都是好菜,叫人吃了仰天长啸,我问杨先生:“你们馆子里有多少名菜呢?“
“大致就是你吃的这些了。一个饭店里只要有二十道菜就是不得了的,要知道一般小馆只要有一道招牌好菜也就不容易了。“
然后我们谈到厨子,杨先生觉得好的厨子是天才人物,不是训练可以得致,因为好厨子的徒弟总是不少,但成大厨的永远是少数中的少数,没有一点天生的根器是不成的。厨艺又和艺术相通,所以一般艺术家自己都能发明出几道好菜来。
我问到一个俗气的问题:“那么一个好厨于目前的薪水多少呢?“杨先生说那得要看他的号召力,像叙香园的大厨,一个月的薪水是三十万新台币,比起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毫不逊色。
我想到三十万台币是十几两黄金,那么现代大厨的待遇恐怕远超过乾隆皇的御厨张东宫了。可是一个名厨足以决定一家饭店的成败,三十万也实在是合理的待遇。你看台北的馆子何止千百,能打出大师傅招牌的却没有几个。
看完《紫禁城秘谭》,我到台大附近去买书,发现台大侧门对面也开了一家麦当劳,门口大排长龙,心中真是无限感叹,中国这样优秀的饮食传统恐怕有一天要被机器完全取代了。将来如果我们要找名厨,真只有到典籍去找了。
我们当然不必一定吃张东宫的好菜,但是,能把豆豉炒豆腐做好的厨子,现在还剩几个呢?
目送 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孤独是一个人的骨头 柴静
《分家在十月》是他做的,很多人都看过。
在2000年的年会上,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我来了评论部。
刚到就赶上评论部的主持人合影。
在《焦点访谈》的演播室里,前排是敬大姐,白岩松,水均益…还有他。
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后面。
他转头看到我。
轻轻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中心他的位置。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也不知道,后来每一年评论部的年会,看他的主持都是我的大节目,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开领导的玩笑,戏噱锋头人物,逗逗女同事,但让大家永远在最真挚的东西面前掉下眼泪。
台下众人呼喝,叫彩,吹口哨。
大家都爱他。
后来常常在食堂遇见他,远远看着,面色不太好,我们几个都为他担忧。
有次去部里开会,他晚来,众人面前,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
我呆住,只顾看他。
很久后,发短信,去看看他。
他那时正寄望于童年幻梦,一大屋子,都是老电影的剧照,他自己穿了各种各样的旧年代的衣服,扮戏中人。
我们坐谈数小时。他说得病的前后经过。
他说的淡定,我听得揪心。
再见他,是某个下午。
坐在电脑前头的时候,突然办公室门开了,他走进来。
“咦?”我很惊喜。“你找谁?”
“找你。”他坐下了。在我对面。
然后我们聊天,我坐他对面。杜小静过来说“荷,真象调查的采访”
真的,这不似普通办公室里的谈话。也不是普通的聊天闲谈。
他一句寒暄没有,那么认真,谈的是直见性命的事。
他谈的问题我当然不陌生——社会的良知的失去。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让人想要放弃…
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
但是他只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
他谈起这些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在表达,就好象,就好象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就象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
我只能对他说他不能放弃,因为我们需要他。
并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中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还有他身上的真诚,和绝不伪饰,有了这个,他才有勇气和智慧嘲弄那些可笑而巨大的东西。
大姐找我问号码,他立刻起身走了。
临走的时候他拉开门又回身说了声“谢谢”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有一点心酸。
今年年会,他仍在台上。
只是没有象《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了。
“评论部,现在也得了抑郁症么?”他站在台上说。
底下悄然无声。
这一场年会,他亲自张罗,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不知他花了多少功夫。
但是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
最后一个节目,他请来罗大佑。
罗大佑一直坐在场下,喝了两瓶酒,一直到11点多上场。
大佑也不登台,踩支凳子抱住吉它。一束光。
对着话筒说“小崔,不怕,我也抑郁过,不是我们有病,是这个时代有病”
他们拥抱。
我和大群人离开座位,围坐在他身后侧的地上。
小崔向我招招手让我去他身边坐----那里正对罗大佑坐着,看着他晶光闪烁的双眼。
我怕挡着大家,脚手着地地爬过去,与他并肩坐。
大佑说“唱什么?”
“光阴的故事”四百多条汉子齐声喊。
大佑轻捻弦索,琴声清洌。
我们高唱“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我看到对面坐的小宏眼里的泪水。
后来他说“知道吗?不是因为歌声,是因为我看到小崔热泪盈眶”
今年,是他到评论部的十年。
我听过他提起过一个梦。
谁都知道他睡不好,更不要说深度的睡眠。
但只有一次。
他说“我做过一个梦,梦到象白洋淀一样的地方,和朋友们在船上,能听见船桨划过水波的声音,还有水鸟从耳边掠过”
然后他醒来,发现自己睡了三分钟。
他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在这样的夜里,一直醒着的人。
我只希望他能拥有那个只有水波和飞鸟的,宁静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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