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国内外日本细菌战史研究述评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1-12-19 20:13:12

作者：陈致远朱清如

         一  伯力审判揭开日本细菌战史黑幕

（一）伯力审判的背景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调查、追究日本在华细菌战罪行。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获取了日本大量细菌战情报资料。为了独占这些资料以有助于美国的细菌武器研究，也为了阻止苏联获得日本的细菌战资料，美国操纵远东军事审判法庭，以牺牲中国人民清算日本细菌战罪责的权益为代价，掩盖了日本二战中的细菌战犯罪。
为了制衡美国这一行为，在东京审判结束后的次年（1949年）12月下旬，苏联在其远东滨海军区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城）设立军事法庭，对苏军出兵我国东北期间俘获的日军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了审判，即著名的“伯力审判”。事后，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俄、中、日、英等文字出版了该审判的审判记录，（【注】该审判记录最初由苏联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以俄文出版，随后由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成各国文字出版『见该书中文版菲页说明』。）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揭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二）伯力审判对日本细菌战黑幕的揭露
该审判记录一书全名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下简称《伯力审判材料》），1950年初出版。全书约35万字，分为六部分：1、预审文件，2、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3、检验委员会结论，4、国家公诉人的演词，5、各辩护人的演词，6、军事法庭判决书。
其实美国并未达到独占日本细菌战情报资料的目的，苏联通过对其俘获的七三一部队的日军细菌战相关人员，如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关东军医务部长梶塚隆二中将、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中将、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少将、七三一部队第四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少佐、一○○部队科学工作员平樱全作中尉等人的审讯，已知悉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建立过程、组织体系、命令系统、经费来源和七三一平房基建、一○○部队孟家屯基地细菌武器研究的基本状况，包括人体试验、特殊输送、细菌的生产、细菌弹的研制，以及七三一部队在诺门坎，七三一和一六四四部队在浙江、湖南、浙赣等地使用细菌武器实施细菌战的基本情况。
苏联对日本细菌战技术和情报同样感兴趣。在美国解密的二战国家档案中，有一份1948年4月19日美国情报部门作成的《俄罗斯细菌战研究》的情报，其中说：“大约有30名原七三一部队及其他部队成员成了俘虏，在莫斯科近郊的细菌研究设施中工作。”（【注】美国解密档案，第441反谍部队：《俄罗斯细菌战研究》，1948年4月19日，藏马里兰州美国陆军情报安全部。转引自[美]谢尔顿•H•哈里斯著，王选等译：《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347页。）
伯力审判实质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伯力审判本身也更多的是追究日本细菌战针对苏联的企图和行为，并非全力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但是，它第一次全方位地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的黑幕。正如英国学者所评价：“俄国人捕获的日本细菌战人员很少，但有代表性和综合性，对于七三一的过去及其何所欲为，已足够作成一个清楚完整的图画。”（【注】[英]彼得•威廉斯、大卫•瓦雷斯著，吴天威译：《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台北：“国史馆”1992年版，第325—326页。）
同时，伯力审判记录下来的日本细菌战各种事实，迄今已不断为各种新史料和新成果所证实，具有极强的可信性。对此，英国学者评价道：“伯力审判已35年了，它为西方当作（苏俄的）宣传伎俩而被忽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在那里所记下的证据是最为详尽而正确的。”（【注】[英]彼得•威廉斯、大卫•瓦雷斯著，吴天威译：《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台北：“国史馆”1992年版，第314页。）日本学者也认为：“时至今日，伯力审判记录无疑仍然是有关七三一部队和细菌战的极其重要的史料。”（【注】[日]松村高夫：《关于细菌战调查研究工作的回顾》，载《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2页。）
的确，如果没有60年前因苏联与美国的抗衡而产生的伯力审判的揭露，今天人们可能对日本二战时细菌战内幕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今天的大量相关研究，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只是伯力审判揭露的补充和证实。
（三）伯力审判的“不足”
毫无疑问，《伯力审判材料》是日本细菌战史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但它也不乏令人遗憾之处。
1、苏联检察官和法官主要注重对苏细菌战的企图和活动的追诉，相对漠视日军在华细菌战犯罪行为。如对俘获的曾担任过南京一六四四部队长和广州八六〇四部队长的被告佐藤俊二军医少将，竟没有通过对他的审讯去了解一六四四和八六〇四这两大中国内地细菌部队的基本情况；又如对中国内地另一支驻北京的代号为一八五五部队的细菌部队，审判者竟无所知之。
2、《伯力审判材料》一书只是公开了整个审判材料的一部分，还有大量材料未予公布，因为从该书的《起诉书》看，所有审判材料的供词至少有18卷，每卷数百页。另外，苏联缴获的日军细菌战档案文件也有相当部分未予公开。（【注】伯力法庭搜集的日军细菌战的档案文件其编号高达“869号”[《伯力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163页]但书中仅公布了10份。）20世纪80、90年代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曾向前苏联政府申请查阅伯力审判档案，但均未获允许。（【注】[美]谢尔顿•H•哈里斯著，王选等译：《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1页。）

   二  1950年代初的调查高潮和此后冷战时期的零星揭露

（一）1950年代初的调查高潮
伯力审判后一个月，1950年2月1日，苏联驻美大使正式照会美国，要求美苏中等国合作成立特别国际法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和七三一和一〇〇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等人，以及裕仁天皇。（【注】《解放日报》1950年2月3日。[美]谢尔顿•H•哈里斯著，王选等译：《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页。[英]彼得•威廉斯、大卫•瓦雷斯著，吴天威译：《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台北：“国史馆”1992年版，第324页。）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这一照会不予答复。
但是，苏联的立场得到了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积极支持，1950年2月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中央到地方的报刊，纷纷刊登伯力审判揭露的有关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等在中国进行细菌实验和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的调查报道。（【注】《人民日报》1950年2月5日、2月9日，《新华日报》（南京）1950年2月5日，《文汇报》1950年2月11日，《新湖南报》1950年2月11日、2月12日，《长春新报》1950年2月14日，《东北日报》1950年2月16日等。）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指示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对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在哈尔滨和长春以及东北各地的活动和罪行进行调查。（【注】辽宁档案馆编：《罪恶的“七三一”“一〇〇”——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其调查结果被整理为《关于调查731和100细菌部队罪恶活动的报告》、《关于平房细菌工厂纪实》、《关于安达鞠家窑细菌工厂纪实》等调查报告。（【注】辽宁档案馆编：《罪恶的“七三一”“一〇〇”——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9—88、100—114、115—119页。）
当时形成一个调查和声讨日本细菌战的高潮。这种调查主要是在伯力审判已经揭露的罪恶事实基础上的一种“增加证据”式的调查，而且这种调查很大成分是服务于政治上的“声讨”，但还是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批宝贵资料。如北京的调查发现了伯力审判未知的一八五五部队。（【注】见《原日军细菌部队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言》，《人民日报》1950年2月21日。）
1951年3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储华编著的《日寇的滔天罪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一书，该书以《伯力审判材料》公布的日本细菌战罪行为主要内容，结合当时各地报到的相关调查揭露，陈述和声讨“日寇”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滔天罪行”。该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陆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整体认知情况。
1952年中国向世界舆论控告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国际社会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进行调查，发现美军使用的细菌武器及其方法，有一些“显然是日军二战中在华使用细菌武器及其方法的延续和发展”。（【注】参阅《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科学通报——反细菌战特刊》，中国科学院1952年版，第43页。）在这一国际调查活动中，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国内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与揭露。
1953年至1956年，中国司法部门陆续对羁押于中国的一批日本战犯进行审讯和审判，发掘出一批颇具价值的日军细菌战资料。有百余名日本战犯供述了他们所知的日军细菌战内情，许多资料补充了《伯力审判材料》的不足，还有一些资料则是新的发现，如一〇〇部队早期情况、七三一部队的各支队具体情况、一八五五部队及其支队情况、山东霍乱细菌战情况等。这些供词于1989年被收入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编成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一书。
（二）冷战时期研究的冷落
进入1950年代中叶以后的冷战时期，中国国内调查研究出现了偃旗息鼓状态，只在各细菌战受害地，由当地政协文史部门等在《政协文史资料》等刊物上不时刊登一两篇相关的会议或调研文章。
这一时期的日本，在1956年，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秋山浩（化名）冲破社会的重重压力，出版了揭露日军细菌战黑幕的《特种部队七三一》一书（11万字，日本京都市三一书房出版），（【注】秋山浩《特种部队七三一》一书，1961年由北京编译社以《七三一细菌部队》为书名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群众出版社）。）引起社会关注。此后断断续续有零星的相关揭露著作，如1967年出版的高村乔著《三千人的活体实验——关东军之谜的细菌秘密兵器研究所》（日本原书房），1973年出版的高杉晋吾著《日本医疗的原罪——人体实验与战争责任》（日本亚纪书房），1980年出版的荟山良昭著《追踪细菌部队的医生》（日本讲谈社）等。（【注】参阅[日]近藤昭二：《日本“七三一部队”相关图书一览》，2002年“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但是，这些揭露并未显现出十分重大的研究意义。

            三 1980年代研究高潮的再兴起

1980年代，世界冷战体系渐趋解体，在日本，兴起市民运动；在美国，已解密一批二战档案；在中国，正走向改革开放。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促成了国内外再次研究日本细菌战史的新高潮。
（一）日、美学者重启研究日本细菌战之门
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以采访30余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所获得的资料著成《恶魔的饱食》一书（【注】[日] 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东京：光文社1981年版。此后森村又于1982年、1983年出版了该书续集和第三集。），用大量骇人听闻的史实公开揭露了七三一部队的罪恶面貌；同时，日本神奈村大学教授常石敬一以《伯力审判材料》中的资料，结合日本国内相关资料著成《消失的细菌战部队》一书（【注】[日] 常石敬一：《消失的细菌战部队》，东京：海鸣社1981年版。），从文献资料的角度揭开了七三一部队的神秘面纱。1983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成立了“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七三一细菌部队成为该会重要研究对象，1984年该会会员在东京神田旧书摊发现七三一部队在中国所做人体试验的两份《试验报告》（【注】1984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报道，当时美国媒体也给予了报道。），这一发现对日本乃至中国和美国的日军细菌战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日本出现大量有关七三一部队的著述，日本学者统计，整个1980年代这类著述数量达90种。（【注】参阅[日]近藤昭二：《日本“七三一部队”相关图书一览》，2002年“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日本学者评价他们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主要着眼于查明七三一部队本身的真相，没太注意实际在中国撒布细菌和受害的情况。”（【注】松村高夫：《关于细菌战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见解学诗、[日] 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的确，当时日本正出现“篡改历史教科书” 问题，所以日本研究者首先要证实七三一部队的存在。
1981年10月，美国学者约翰•鲍威尔利用美国解密国家档案资料撰成《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在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上发表，首次向世界揭露了美国为本国利益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犯罪的黑幕，引起西方学者对七三一部队问题的兴趣。1988年，两位英国记者彼得•威廉斯和大卫•瓦雷斯以数年调查之功著成《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一书，随即在英国和美国出版。（【注】该书1989年在英国和美国先后出版，1992年由美籍华裔学者吴天威翻译成中文，在台湾由“国史馆”出版。）该书运用前苏联《伯力审判材料》，和他们从日本调查所得资料，以及美国的解密档案资料等，对七三一部队罪恶史和美国与日本的细菌战犯的肮脏交易，以及朝鲜战争中美军的细菌战等进行了揭露，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美学者们的这些研究，重新开始了已冷落近30年的日本细菌战的研究之门。
（二）中国研究的跟进
1982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到哈尔滨平房等地访问调查，以继续写作《恶魔的饱食》续集，森村的中国之行大大推动了中国国内对日在华细菌战罪恶历史的研究。首先，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平房组建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第一任馆长韩晓等东北学者开始着力对七三一部队进行研究。（【注】韩晓：《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揭开黑幕——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继而，全国有湖南、福建、吉林、黑龙江、北京等数家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森村的《恶魔的饱食》一书，引起了各地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的热潮。
1985年，韩晓等东北学者在《黑龙江文史资料》发表《日军731部队法西斯暴行辑录》、《关东军平房细菌工厂纪实》、《背荫河“中马城”细菌工厂》等调研文章。1987年佟振宇、周世魁等在《吉林文史资料》发表了《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遗址调查》等文章。
1984年《宁波文史》发表了王祖同的《抗日战争时期宁波鼠疫纪实》一文，1985年《常德市文史资料》发表了邓一韪的《日寇在常德进行细菌战经过》一文。当时南京大学高兴祖和浙江大学徐绍全还分别写成《荣字1644细菌部队》、《试论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的细菌战》的单行本。
著名台湾学者洪桂元1985年出版《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一书，其中论及七三一部队甚详，台湾大学许介麟也发表了多篇日军细菌战研究论文。（【注】[美]吴天威：《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简介与研究概况》、[美]日本侵华研究会编：《日本侵华研究》第21—22期合刊，1995年8月，第18页。）
1988年香港电影导演牟敦芾拍成《黑太阳七三一》的影片，向世界揭露七三一部队活体试验等灭绝人性的罪恶。
当时在中国最重要的研究是，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于1989年选编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中华书局）。该书以大量日俘的口供档案、日伪档案和中方抗战时期档案，揭露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对于推动日后国内外日军细菌战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看，这十年中，日本学者和美国研究者重启了二战时期日军细菌战史研究之门；同时，日本学者与市民运动相结合，努力查证原日军细菌部队的真相，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绩。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这时期也随之兴起研究热潮。

               四 1990年代研究状况

（一）日本的研究
1990年代，是中、日、美各国学者在日本细菌战史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10年。
1991年，江田宪治等学者翻译中国中央档案馆等编的《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相关日军细菌战的档案资料，并在日本出版；庆应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学者田中明和松村高夫搜集七三一部队遗留的关于人体细菌试验、冻伤试验等多种试验报告记录等，编成《731部队作战资料》一书（不二社）。日本学者以中国资料和日本资料相结合来研究日军细菌战问题。此外，日本静冈中学教师森正孝还于是年组成调查团到浙江考察日军细菌战史实，开启了此后众多日本学者来华调研细菌战史实之先河。
1992年4月，日本NHK电视台播映《731细菌部队》电视片；1993年7月，日本市民运动团体在日本各地开始巡回进行“731部队罪恶展”活动。
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与其助手伊香俊哉，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原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曾负责联络实施细菌战的作战参谋井本雄男大佐的工作日记《井本日志》。该日志记录了参谋本部指令七三一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和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联合于1940年、1941年、1942年，在浙江、湖南和浙赣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情况。吉见与伊香将该日志的有关内容摘抄下来（防卫图书馆禁止复制和复印），并撰成论文《日本军的细菌战》在学术刊物《战争责任研究季刊》第2号（1993年12月）上发表，后撰成《731部队和天皇•陆军中央》一书由岩波书店（1995年）出版。（【注】参阅[日] 吉见义明《从日本方面的文书记录看731部队的细菌战》，2000年12月8日吉见义明在“731部队细菌战国家赔赏诉讼”法庭上的证词，载[日]731细菌战裁判宣传委员会、ABC企划委员会编：《细菌战裁判资料集》第3集。《井本日志》被揭露后，防卫图书馆以“私人日记”为由不再对外公开。）《井本日志》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细菌战史的研究，它证实了日本细菌战部队与陆军中央的关系，提供了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铁证。
1994年，松村高夫编成《论争731部队》一书（晚声社）；常石敬一著《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关东军第731部队》（朝日新闻社）。
1995年夏季，一些日本学者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研讨侵华日军细菌战和毒气战罪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提交了一批有分量的细菌战研究论文，（【注】杨玉林、辛培林主编的《细菌战》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翻译收录了这些日本学者论文。）会后这些论文被编成《日军的细菌战•毒气战》一书在日本出版。（【注】《日军的细菌战•毒气战》，东京，晚声社1996年版。）
1996年，日本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站出来揭露日军细菌战事实的一批原日军细菌战部队队员的证言辑集为《细菌战部队》一书在日本出版，（【注】[日]七三一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东京，晚声社1996年版。）这些证言除言及平房七三一部队外，还涉及诺门罕事件、农安鼠疫、一〇〇部队、一八五五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八六〇四部队和新加坡九四二〇部队，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1997年，中国浙江和湖南的细菌战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在这一诉讼过程中，一批日本律师和学者对浙江和湖南的细菌战受害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取证，有力地推动了日军细菌战史研究的深入。
1997年，日本学者邀请中国学者参加的日中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战争与疾病——731部队所带来的》（【注】[日]松村高夫、[中]解学诗等：《战争与疾病——731部队所带来的》，东京：书友社1997年版。）一书在日本出版。
1999年，日本学者近藤昭二翻译的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著《死亡工厂——被隐蔽的731部队》一书，在日本由柏书房出版。
据日本学者统计，1990年代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研究的著述共计127种。（【注】[日]近藤昭二：《日本“731部队”相关图书一览》，2002年“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
综观这10年日本的细菌战研究有以下特点：1、发掘出《井本日志》和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报告等重要史料；2、日本学者主动与中国学者联合进行日本细菌战探索，由1980年代注重证实七三一部队的存在转变到研究揭露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史实的新层次；3、日本学者的研究与市民运动相结合，促成了“细菌战索赔诉讼”在日本的展开，从而又推动了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和揭露。
（二）美国的研究
1990年代初一些美籍华人及其团体联合组成“日本侵华研究会”，并创办华文刊物《日本侵华研究》，由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华裔学者吴天威等担任编辑，时常发表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的论文。1995年该刊出版《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专辑》（第21—22期合刊）（【注】[美]日本侵华研究学会：《日本侵华研究》（季刊）第21—22期，1995年8月。），在旅美和港台华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4年12月，世界各地20多个华人团体在美国加州集会，成立“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该组织以揭露和追究日本侵华战争罪责（包括细菌战罪责）为宗旨（【注】陶瑜：《记“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的诞生》，[美]日本侵华研究会：《日本侵华研究》第21—22期，1995年8月，第141—142页。），在美国和港台及中国大陆展开积极的活动。
美籍爱国华人团体，从1991年至2000年，联络港台、大陆和日本学者，曾举办6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些学术会议上产生了一些关于日军细菌战问题的研究论文。（【注】参阅[美]谢尔顿•H•哈里斯著，王选等译：《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多次提到和引用这些论文。）
1994年，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名誉教授，谢尔顿•H•哈里斯著成《死亡工厂——1932至1945年日本细菌战及美国之掩盖》一书，由美国纽约路特来基公司出版，此后于1995年、1997年、1998年、1999年连续再版。
1995年尼克拉•克利斯脱夫在《纽约时报》（3月17日）发表长篇文章《日本对残酷的战争暴行——揭露恐怖》，首次披露1944年至1945年日本曾计划对美实施细菌战。（【注】[美]吴天威：《浅评美国对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
综观1990年代美国的研究，当以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一书为最高成就，其学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它运用大量的美国国家解密档案等资料来证实日本的细菌战罪恶历史，以及美日如何狼狈为奸掩盖这段历史的历史。正如有评价所说：“（该书）是英文著作中有关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的最全面的历史研究著作。”（【注】[美]谢尔顿•H•哈里斯著，王选等译：《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三）中国的研究
1991年，韩晓、辛培林撰成26万字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该书在中国首次较全面地阐述了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历史。1992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郭成周等在《军事史林》第6期上发表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一文，该文给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历史勾勒了一个简要的轮郭。1993年，云南保山地区史志办学者陈祖梁在《云南文史丛刊》上发表《侵华日军滇西细菌战实录》一文，以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首次揭露了日军在云南疯狂实施细菌战的罪行。1994年，浙江学者黄可泰、吴元章以多年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著成《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东南大学出版社）一书，用丰富的史料证实日军宁波细菌战的罪行，1998年该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95年，韩晓、金成民合著《日军731部队罪行见证》（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进一步揭露了七三一部队的罪恶历史。同年，湖南常德党史办的邢祁、陈大雅编著《辛已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书，该书首次对日军常德细菌战做了档案资料的搜集、口述历史的调查和初步的研究。是年，辽宁省档案馆编成《罪恶的“731”“100”——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一书（辽宁民族出版社），进行了有关档案史料的整理汇编工作。
1996年，广东社科院研究员沙东迅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上发表《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研究》一文，以日本老兵的悔罪回忆和作者在广东各地的调查资料为依据，首次揭开了日军在华南的细菌部队“波字8604部队”的神秘面纱。
1997年6月，郭成周、廖应昌编著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该书45万字，收集了大量中外有关日军细菌战史料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当时国内关于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研究。同年11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藤井志津枝著成《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731部队》一书，由台北文英堂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特色是较多地运用了海外的相关史料。
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学者解学诗、松村高夫等合著的《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一书，该书着重探讨了七三一部队在中国实施的几次主要的细菌战等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99年，浙江学者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一书，以扎实的史料证实了日军1940年、1942年在衢州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综观1990年代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较10年前有了很大的进展。东北学者对七三一部队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云南学者首次对滇西细菌战进行了调查揭露，浙江学者对宁波和衢州的细菌战做了详尽的证实，湖南学者对常德的细菌战进行了努力的调研，广东学者揭开了八六〇四部队之谜；韩晓、郭成周和台湾的藤井志津枝则对于日军在中国整个细菌战的概貌作了各自的研究和著述。

               五 2000—2009年的研究状况

（一）日本研究状况
2000年11月至2001年2月，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谢罪和赔偿的诉讼的法庭审理中，先后有6名日本学者以其研究成果为中国受害者出庭作证：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及其证词《浙江义乌崇山村的细菌战被害》（【注】[日]731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料集》第2集，2001年1月，第69—221页。）；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及其证词《从日本方面的文字记录看731部队的细菌战——以，<井本日志>为中心》（【注】[日]731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料集》第3集，2001年2月，第9—47页。）；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中村明子及其证词《中国发生的鼠疫与日军细菌战的因果关系——以1941年常德细菌战为例》（【注】[日]731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料集》第3集，2001年2月，第49—130页。）；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及其证词《湖南常德日军细菌战的被害状况——以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加以审视》（【注】[日]731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料集》第4集，2001年2月，第11—201页。）；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及其证词《从日、美、中历史资料证实731部队的细菌战》（【注】[日]731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料集》第6集，2001年3月，第11—124页。）；日本资深电视新闻记者近藤昭二及其证词《日本国家意志对细菌战的掩盖》（【注】[日]731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料集》第6集，2001年3月，第125—225页。）。这些学者递交法庭的证词，实际上也是十分严谨的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论文。
2001年近藤昭二、松村高夫著《关东军“特殊输送”解说》一文，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七三一部队“特殊输送”问题的深入研究。（【注】[日] 近藤昭二、松村高夫著《关东军“特殊输送”解说》，载黑龙江省档案馆等编《“731”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452页。）
2006年，西里扶甬子发表了《关东军宪兵队的“特别输送”》（【注】2006年“第二次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南文理学院主办，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协办）参会论文。），近藤昭二发表了《各国关于731部队的调查与研究现状》【注】2006年“第二次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南文理学院主办，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协办）参会论文。）。聂莉莉出版了《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由日军细菌战带来的伤迹》一书（【注】[日]明石书店2006年版。）。2009年，上田信出版了《鼠疫之村——731部队细菌战和受害者的经历》一书（【注】[日]风响社2009年版。）。
2003年，关注日军细菌战问题20余年的日本记者近藤昭二，将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大量关于日本细菌战资料以及多种英文的相关资料，制成电子版的《CD—ROM版•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731：official Declassified  records），由日本柏书房出版发行，使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史料储积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了方便。
（二）美国研究状况
美籍华裔作家尹集钧以4年调研之功撰著的《细菌战大屠杀》（The Of Biological Warfare）一书，于2001年7月由美国旧金山北极光出版公司出版。该书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和揭露日军细菌战的战略规模、对中国和平居民造成的重大伤害和对美国战俘的人体试验以及对美国的细菌战企图等。（【注】杨万柱、陈致远：《<细菌战大屠杀>一书评价》，《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2007年1月12日，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NARA）解密10万页日本细菌战等二战战争罪行方面的档案（【注】《侵华日军细菌战解密文件显示：731部队研究成果移交美国》，《参考消息》2007年1月19日，第3版。），存放于马里兰州美国国家档案馆Ⅱ馆向公众开放。这些解密档案和以往解密的细菌战档案，都经整理制成索引目录以便研究者查找利用（【注】这次解密档案的索引目录可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网站http://www.avrchives.gov/iwg/japanese—war—crimes/免费下载。）。但这次解密档案也只是经过一定选择后的“解密档案”，并非毫无保留的解密（【注】孙伶伶：《美国解密日本二战档案考察》，《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1-12-19 20:13:50

（三）中国研究状况
这10年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东北学者对七三一部队“特殊输送”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2001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出版了《“731”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吉林省档案馆出版了《“731部队”罪行铁证——特别移送•防疫档案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同年吉林省档案馆张志强、赵玉洁著成《“特别移送”研究》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杨玉林、辛培林、刁乃莉出版合著《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东北学者还取得了对七三一部队研究的其他成果：金成民的《跨国取证“73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杨玉林、辛培林的《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赵玉霞的《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金成民的《日本军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杨彦君的《731部队细菌战贻害研究——以哈尔滨鼠疫流行为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中国学者对日军华北一八五五细菌部队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2002年河北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在当年《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上，分别发表《华北（甲）一八五五细菌部队之研究》和《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两文从不同角度开展了中国学者对一八五五部队历史面目的整体审视。2003年山东临沂文史工作者崔维志等人撰写的《鲁西细菌大屠杀揭秘》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以“鲁西十八秋霍乱细菌战”为重点揭露了日军在山东各地的细菌战罪行。2005年内蒙古作家冉炜君著《魔鬼的战车——内蒙古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一书（昆仑出版社），揭露了一八五五部队在内蒙古的细菌战。此前，山西学者对一八五五部队在山西的细菌战活动也进行了考察（【注】章书：《日军在山西也进行过细菌战实验》，《兰台世界》1998年第3期；章树纯：《石井四郎在山西进行的细菌战实验》，《山西档案》1998年第1期。）。2005年，河北省社科院组织编纂了《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5卷•细菌战》一书（河北人民出版社），汇集了日军在华北细菌战史料200余条。
中国学者对日军华中细菌战和一六四四部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高兴组、朱成山的《侵华日军一六四四细菌部队活人试验受害者遗骸的考证》（【注】《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张连红的《侵华日军南京1644部队与731部队之关系研究》（【注】《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徐浩一的《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经盛鸿的《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秘密武器试验与战争实施》（【注】《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丁晓强、何必会的《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注】《湖南文理学院报》2004年第1期。），张启祥的《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炭疽战初探》（【注】《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包晓峰的《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4期。），谢刚的《南京“荣”字1644部队研究1939—1945》（【注】论文见“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谢志民的《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调查研究》（【注】论文见“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谢建军的《抗战时期江西上饶地区细菌战研究》（【注】论文见“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陈先初的《1941年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战攻击》（【注】论文见《揭开黑幕—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陈致远的《日军常德细菌战致死城区居民人数的研究》（【注】《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陈致远、朱清如的《历史档案记录的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注】《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罗运胜的《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影响状况初探》（【注】《湖南文理学院报》2005年第2期。），等等。出版的专著则主要有：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编《揭开黑幕—2002年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刘雅玲、龚积刚著《细菌战受害大诉讼》（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陈先初著《《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注】该书第三章《常德细菌战》对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李晓芳著《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吴永明著《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华日军上饶细菌战揭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陈史英著《侵华日军在丽水实施细菌战罪行纪实》（浙江丽水市莲都区政协文史委2005年内部出版）。
中国学者对日军八六〇四部队在华南和九四〇二部队在滇西的细菌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2005年，沙东迅著成《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大曝光》（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书，谭元亨编著《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来自东方奥斯维辛的追诉》（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一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在福建，杨家茂发表了《20世纪40年代闽北鼠疫流行史料》一文（【注】杨家茂：《20世纪40年代闽北鼠疫流行史料》，《中华医学杂志》2005年第4期。）。2004年，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发表了《日军在滇西的细菌战》一文（【注】杨家茂：《日军在滇西的细菌战》，《湖南文理学院报》2004年第1期。）。2005年，陈祖梁出版了《血雾迷茫——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云南美术出版社）一书，该书对日军在云南保山和滇西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给予了揭露。同年，云南档案馆整理馆藏档案编纂《日军侵华罪行录（云南部分）（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书，该书搜集了不少日军占领时期滇西鼠疫等疫疾流行的档案资料。2009年张华发表了《侵华日军云南腾冲鼠疫细菌战研究》一文（【注】张华：《侵华日军云南腾冲鼠疫细菌战研究》，《湖南文理学院报》2009年第3期。）。
这10年还有如下研究动态：2000年，由王选等翻译的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所著的《死亡工厂》一书在国内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哈尔滨社科院成立“731研究所”，同年9月湖南文理学院组建“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北南两研究所近10年来分别组织了几次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国内各地日军细菌战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2007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人员专程赴美国考察解密的日本二战战争罪行档案，取得了大量“有关日军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生物战研究和实战”的档案文献，并准备“节选重要部分译成中文后，作为《日本军国主义重要文献集》的组成部分出版”。（【注】孙伶伶：《美国解密日本二战档案考察》，《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

六各国研究状况简评
（一）日本
综观各国的研究，日本暂处领先地位。称其领先，是因为：1、在1980年代研究高潮再兴过程中，日本学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一书其影响大大超越了日本本土。2、1990年代，日本学者发掘出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报告和日本陆军高层人员留下的细菌战作战记录《井本日志》等重要史料，（【注】除《井本日志》外，还有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金原摘录》，金原的继任大塚文郎大佐的《大塚备忘录》，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的《真田日记》，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的《阵中记录》，原日本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的《远藤日记》，以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1944月1日—9月30日）》等。）使60年前《伯力审判材料》中揭露的日本细菌战罪恶史事得到铁石般的“二重证据”的证实。3、日本学者还发掘出大量日本细菌部队老兵的口述历史资料，并积极调研、运用中国受害方的资料和获取、利用美国方面的解密档案资料等，使其研究置于广泛的资料基础之上。4、日本学者的细菌战研究颇具水平和质量，其研究成果如前所述，有的可以作为“细菌战诉讼”的证词（鉴定书）而向法庭提交。5、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学者的研究明显地影响和带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
日本学术界正义力量在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和右翼学术势力的对抗与压制下，涉足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细菌战罪恶史的研究和揭露，并取得丰硕成果，令人钦佩。但由于日本正以学术力量的有限，以及近年渐至显现后继乏人问题，亦掣肘着日本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内的进一步发展。
（二）美国
如果说日本人是以“加害者”的身份对旧日本军的细菌战史进行研究，那么美国人则是以“相关者”的身份（美国二战时也受到日本细菌战威胁，同时又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加入这一研究，而中国人却是以最沉重的“受害者”身份参与其中。
美国人的日本细菌战的“相关者”身份，和美国人的西方人权主义观念以及美国人对当代生化恐怖主义的惕怵，使得美国学者对日本细菌战罪恶史的研究，侧重于谴责此种战争的反人道性，侧重于探索和揭露七三一部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美国的细菌武器攻击及对美军战俘的人体试验，并涉及美国战后为了本国利益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责的肮脏交易黑幕。尽管美国学者带着特别的“身份”和“观念”加入这一研究，但从学术的角度观之，他们的研究发掘了大量的新史料，如今中国和日本阙如的史料（指解密档案），以及许多其他的新史实。所以，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一书迄今为中、日学者广泛参考引用，而其国家解密的细菌战档案更受中、日学者瞩目。
（三）中国
中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研究，在20世纪曾显现相对滞后，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取得重大进展。
据统计，中国国内1980年以来出版的细菌战相关著述（史料性、调研性、研究性、记述性等著作，以及译著）约80余种，相关论文、文章等400余篇，这一数量已不逊色于同时期的日本；且近10年数量几乎相当此前20年的总和。
目前，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有如下优点：1、从国家和各地档案馆发掘出大批细菌战档案资料，如关东军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日本战俘口供档案、中国政府的防疫档案，各地细菌战受害相关档案等，这些文献史料是日美资料所不及（指缺乏）的。2、国内各地研究人员长期以来辛勤调研，获得大量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资料、田野调查资料，这也是日美学者所不及的。3、中国“受害者”的身份，使中国的“细菌战受害研究”取得了最为充分的成果，这亦为日美学者所不及。4、中国研究者队伍正日益扩大，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开始以日军细菌战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这是日美研究者队伍“后继乏人”状况所不可比的，也是我们今后的希望所在。
但是，中国的研究也有如下不足：
1、各地研究者各自为阵，侧重研究本地区细菌战受害史。如东北侧重研究七三一部队，华北侧重研究一八五五部队，华中侧重一六四四部队••••••这些研究缺乏交流和综合性探索，如果宏观研究不够将会影响到个案研究的把握和质量。
2、目前中国参与这一研究的队伍人员众多，有地方文史工作者、历史爱好者、文学作者、新闻记者、受害者遗属等等，但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的并不多（这一状况正在改变，但还不够），只有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并具备一定细菌学、传染病学基本知识）广泛参与，这样的研究队伍及其研究成果才可与日美学者相匹敌。
3、现在中国有关日军细菌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数量不少，但高质量的成果并不多，相当数目的著作和论文严格地说不能视为史学著作和论文；我们的研究许多是“受害研究”，而这一研究不能是仇怨的渲染，应是一种严谨的考据，一种加害国学者和人民都能认同或难于置疑的研究结论。
4、关于日军细菌战史研究资料的建设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对于日本、美国的资料翻译介绍到国内的工作相当滞后，日本发掘的许多文献史料和老兵悔罪史料无人无机构系统地搜集整理译介到国内；美国大量解密档案，迄今也未见在国内面世。二是国内的相关历史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卫生署、军政部军医署、中国红十字总会、各省卫生防疫部门和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以及战时各战区、各集团军军医处的诸种卫生防疫档案、全国和各省疾疫档案等，都还有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的必要；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细菌战受害至今未见有所揭露，这些资料应到军方的档案中去查寻。三是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应专业、规范、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如国内对前苏联1950年出版的中文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一书，鉴于其历史资料的重要性和原版的稀缺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有几家出版社重版了该书（【注】拂洋编：《伯力审判材料：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姜力编：《1949伯力大审判——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王国栋编译：《日本细菌战犯伯力审判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但它们均对原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甚至连书名也给予了变更，且书内文字校对多处有误，这样的历史资料是不便于研究利用的。四是口述受害历史调查工作的展开因当事人、知情人日益减少，且年事已高，应加紧进行，并注意调查方法和过程的科学性，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5、战后美国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获取了日本细菌战技术，转而又在1950年至1952年的朝鲜战场上使用，对于这段历史，中国学者也应加以关注和研究。
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历史，是旧日本军国主义一段卑劣无耻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羸弱时代一段悲惨和血泪的历史，也是人类在世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反人类的邪恶势力制造的一段反人类的丑恶历史。研究和追诉这段历史，对于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正视这段历史，鞭挞历史邪恶，警惕历史悲剧重演，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史学院教授；朱清如，湖南文理学院史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抗日战争研究》杂志2011年第2期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1-12-19 20:17:01

本帖最后由夏雯静于 2011-12-20 09:26 编辑

日本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行著作

《恶魔的饱食（三部曲）》（又译《魔窟》，著：森村诚一）
　　《人性的证明新编》（又译《新人性的证明》，著：森村诚一）
　　《七三一细菌部队》（著：秋山浩）
　　《三千人的活体实验》（著：岛村乔氏）
　　《细菌战军事审判》（著：山田清三郎）
　　《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著：谢尔顿·哈里斯）
　　《日军731部队罪恶史》（著：韩晓、辛培林）
　　《七三一暴行纪实——来自魔窟的废墟的最新报告》（著：佟振宇、陈春山）
　　《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著：解学诗、松村高夫等）
　　《王选的八年抗战》（著：南香红）
每一个的中国人都听说过一部惊险恐怖片《黑太阳731》——所谓恐怖片，是导演、演员等制作人员和观众之间约定俗成的一场游戏，纯属一种娱乐方式，而《黑太阳731》和其他所有的恐怖片全不相同！
　　因为它并不是游戏，而是记实！它就象一面镜子，把发生在另一个年代里的真实的历史事件不加修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其它最恐怖的电影在时过境迁后都可以口气轻松地、甚至是开着玩笑地谈论，唯独《黑太阳731》不能——至少是有着人类基本良知的人们做不到以轻松的心态面对它。片中的受害者全是象你、我、他一样活生生的人类，影片中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地发生过的——唯其如此，才更恐怖！
影片中出现的残酷变态实验
　　“冻伤实验”
　　  ——冻伤试验在试验场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下，（被迫）接受实验的中国妇女被捆绑着，双手裸露在空气中，几个日本兵不停地用瓢舀起冰水，浇在该妇女手上。十几小时后，这双手冻得硬硬的，上面盖了一层冰。回到室内后，日本人命该妇女把手浸泡在温水中，直到双手软软地垂了下来……忽然，一个日本人使劲一捋，把此妇女双手的皮肉象脱手套一样地脱了下来，整个肘部以上的双手顿时变成了只残留极少数肉丝的森森白骨……该妇女（她的仅有三个月大的孩子已成为实验的牺牲品，她早已半疯半痴了）把双手（如果还称得上是手）的白骨举成戳向半空的姿势，呆呆地看着，忽然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
　　“活体解剖”
　　  《黑太阳731》剧照——解剖后弹冠相庆一个中国小哑巴乞丐和日本小孩因玩皮球成了好朋友，日本人授意让日本小孩带中国小乞丐进731大院，以食物诱骗等手段让中国小乞丐接受“身体检查”，中国小乞丐在脱光衣服时还露出了童稚的羞涩笑容。
　　上了手术台，麻醉完毕后，日本人熟练地将中国小乞丐开膛破腹，把心脏、肝脏等器官逐一取出，浸入早已准备好的生理盐水中；那离开身体的心脏捧在日本人沾满鲜血的手上时还在跳动；手术完毕，日本小孩把中国小乞丐的残骸断肢推去焚化。
　　“低温实验”
　　日本人让中国受害者把手伸入超低温冰箱（也许零下几十度甚至零下一百多度），进行速冻，完成后，中国受害者取出双手，看起来呈灰白色，上面结了一层霜，完全不象是人类的肢体了，一个日本人用短棍敲打，就象打断冰柱一样，把中国受害者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打落，发出清脆的声音……中国受害者发出了绝望而恐怖的号叫。旁观的日本实习生有的吓得闭上了眼睛，随即被喝令不许闭眼。
　　“低压实验”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中国受害者被赶入低压舱，随着减压，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想叫却叫不出声，直至最终眼珠弹出眼眶、肠子等内脏从肛门挤出腹腔，流得满地都是，人体形如气球一般。
　　这些场面已经称得上“令人发指、难以置信”了，但从图书馆和网络接触到大量史料，知道电影不仅没丝毫夸张，而且限于表现手段，有很多更令人发指的事无法表现——比如说日本人仅仅为了取乐，用手术摘除中国受害者的胃和小肠，把食道和大肠直接连接，让该中国受害者不断地吃东西也只能眼睁睁地饿死；
　　也是仅仅为了取乐，砍下中国受害者的手和脚，然后用手术把手接在小腿上，把脚接在手臂上，还用“高明的医术”把它们接活；
　　不进行任何麻醉，只是把中国受害者绑在手术台上就活体解剖，中国受害者越是痛苦地挣扎越是引起哄堂大笑；
　　把中国受害者的血液全部抽干，然后向他身躯里注入马的血液，史料称由此引起的剧烈的抽搐和痉挛“连几个壮汉也压制不住”！！

　　也许这样的描述已经让人受不了了，觉得读这篇文章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折磨了，可是如果进一步呢？假设看到《黑太阳731》那部电影，看到那真实的地狱般的场景，不是更令人痛苦吗？如果再进一步呢？假设不是从电影银幕上看到这样的场面，而是象那些日本实习生那样，直接在现场看这样的恐怖画面，不是要让人发疯吗？
　　纪录真实，感慨历史，牢记历史，勿忘历史……

　  731部队旧址731部队是抗日战争（1931—1945）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
　　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苏联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
　　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2600人，其中将级军官5名，校级军官30名，尉级军官300名。
　　从1936年到1942年7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1942年8月到1945年2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1945年3月到同年8月日本溃败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暴行之沧海一粟
　　  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石井四郎一个田部班的雇员，很平静地操起手术刀，沿着中国少年的胸廓，熟练地切出一个一字形的刀口，在采用过止血措施的皮肤上，血珠扑哧扑哧地冒着，白色脂肪露出来。那个动刀的家伙，仍然平静地、不慌不忙地按顺序一刀一刀割下肠子、胰腺、肝、肾、胃……
　　肝脏：988克、肾脏：（左）72克；（右）69克、脾脏：76克……
　　挑选出来的内脏被扔进铁桶里，很快义被转移到装有福尔马林溶液的大玻璃容器里。那中国少年的血珠在手术刀上闪闪发光，不大一会，他的腹腔已经变得空空的了。福尔马林溶液中，他的内脏“还抽抽搐搐，激烈地反复收缩着”。于是，又有人平静地说了句：“噢，不是还活着吗？”
　　各种“标本”都被取下来，剩下的是一个小光头。凑班的人把少年的头固定在台子上，然后从耳朵到鼻子横着切了一刀。撕掉头皮之后，就用锯了锯，将头盖骨锯成三角形。掀开骨片，大脑便暴露出来。一个队员将手伸进柔软的保护膜，小心地取出脑子，迅速放进容器的福尔马林溶液里……
　　请别误会，我不是在写恐怖小说，而是在重复一段真实事件的描述：一个少年被解剖的过程。这个孩子只有不到13岁，他只不过是成千上万个被解剖的“马鲁他”的其中一个……
　　“马鲁他”们被解剖后，其肢体被存在在各种各样的容器里，森村诚一在他的著书里写道：“被肢解了的手、脚、躯干，卷成一团的肠子和胰腺，女性的子宫和胎儿……有一件奇怪的标本，那是一支从肘部附近切断的小臂。小臂的主人是七三一部队的队员，他平均每月去那里探视一次自己的骨肉，每次都‘百看不厌’”。
　　“马鲁他”也不一定就只被用来解剖，很多时候还被用来进行细菌实验。731成员制作带有生化细菌的馒头让“马鲁他”们吃下去，然后观察“马鲁他”的身体反映并作纪录。
　　731部队有时会给“马鲁他”补充“营养”，而且是货真价实、没有毒菌的营养，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体贴弱势人民群众”，而是为了取得不同的“实验样本”，需要“健康的实验材料”，就像养鸡鸭一样，实验者们想知道“马鲁他”在不同的身体状态下的实验效果有何不同，而且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反复实验和提取血清，由此培养更多的病菌。  731部队旧址当时还没有彩色摄像技术，所以日本军方安排了一个画家负责在实验室里描绘那些变态的手术实验，在画纸是涂绘的不再是美丽的风景，也不是“完整”的人物，而是支离破碎的人体，画纸上生动地描绘着“砍下的头，有的睁着愤怒的眼睛，有的闭着眼，有的头发晃来晃去地在玻璃容器中荡漾着。脸部像石榴那样裂开的人头。被刀剑从头部到耳朵后边切成两半的人头。用锯子锯开，露出脑浆的人头。脸部严重糜烂，无法辨别眼睛、鼻子和嘴巴的人头。皮肤上长着红色、青色和黑色的斑点，张开大口的人头。这些人头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战争结束后，这个画家砍掉了自己的手指，葬送了自己的才能，并且拒绝参加勾起那“可憎的回忆”的“战友会”，森村诚一称他为731部队唯一一个还存在一丝良知的人，其他的人都毫无人性，为什么这么说？等文章后边再言及吧。
　　福尔摩斯说过，当医生成为罪犯时，他会比任何一个罪犯都来得可怕。这回，你相信了吗？我在这里提到的只是凤毛麟角，是“最不恐怖”的沧海一粟，更多731这类变态的暴行，各位看官可以去查阅相关书籍（文章结尾处我会将大家推荐上几本）。
“马鲁他”
　　马鲁他，也译作“马路大”，又叫“原木”，是日本731部队对被实验的对象的称呼。
　　“马鲁他”是731恐怖实验的受害者，主要来自美国、苏联、朝鲜、蒙古、中国（包括国共两党，以及普通百姓。中国人占了总人数的70%）。
　　“马鲁他”只有编号，没有姓名，官方公布人数达3000以上，但也有不少731老兵回忆说“很可能比这数目更多”。“马鲁他”中的军人基本上是被俘的，但老百姓则有不少是被骗来的，大多数人在20岁至30岁之间，还有一部分未成年，40岁以上的据说没有。
　　在森村诚一的纪实文学《魔窟》和侦探小说《人证新编》中都提到，731部队每个班可以“分配”到一定数量的“马鲁他”，并对其享有“所有权”，不容他人“侵权”。平日731部队成员想要拿“马鲁他”来实验时，可到相关部门“挑选”，如果不想亲自去选的话，可事先打电话向有关部队“预约”和“订购”，然后由对方运送过来，就像送外卖一样。平均每周要“消费”一个“马鲁他”。这些在731部队的眼中都是习以为常的。
　　“马鲁他”在731部队的眼中不是人——这种意识是根深蒂固、自然流露的，因此当一个苏联士兵带领数十名“马鲁他”起来反抗时，731部队的成员大感震惊，他们震惊的并非是“这群人反抗了”，而是“这群东西反抗了”。当时负责镇压“马鲁他”反抗的那个日本老兵回忆，为首的那个苏联士兵手无寸铁，只是一味地咆哮，讲着俄语，他一点也听不懂，而参与镇压的士兵们个个全副武装，但却深深地感到恐惧，直到那时，他们才开始意识到马鲁他“竟然是人”。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恐惧感继续下去，开枪打死了那个苏联士兵，然后施放毒气杀害了剩下的“马鲁他”。一个日本军官哀叹道：“唉，这样可就失去一批有价值的实验材料了。”不过，他不用太难过，因为“材料”很快就会得到“补充”的。回忆此事的老兵说当时自己并没有任何胜利感，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思想是否正确，并慢慢地对那个苏联战士产生了敬意。战后，“马鲁他”们反抗的情景一直在这个日本老兵的脑海里缠绕着。
　　美国投下原子弹后，苏联为了能够在中国捞得利益，于是提前出兵“解放”东北，一路上烧杀抢掠。面对苏军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731部队闻风失色，赶紧下令“销毁”实验里的所有“马鲁他”。据731老兵的回忆，有几个马鲁他在他们的帮助下顺利地逃出了魔窟，对此笔者不作评论。
死亡工厂——不会让女人走开
　　战争真的让女人走开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把“战争”二字换成“战场”，也许更贴切些，但女性永远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之一，有时她们遭受的耻辱，未必亚于失去生命的男性军人。
　　731实验室里有一个年仅20多岁、已经怀了孕的美丽女子，她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据说是宋哲元）的情人，在实验台上，她苦苦地哀求着：“请救救我这可爱的孩子，求求你们，我自己怎样都不要紧！”可是，她和胎儿被一起解剖了。因为，孕妇不是731同情的对象，相反，是“珍贵的”、“罕见的”、“有特殊价值的”的“实验材料”！
　　女“马鲁他”很多时候是被拿来进行传染梅毒的实验，然而她们在像男“马鲁他”一样被进行活体实验的同时，还得承受被辱虐的灾难。她们在被进行实验之前，常常会被扒个精光，全身一丝不挂让日本军官们“欣赏”上一阵，有些军官还喜欢拿着照相机拍摄这些女性的下半身，然后拿给同伙“一饱眼福”，最后将其珍藏起来。
　　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她的身体早已被残酷的实验所冻伤、破坏，她的一只脚的脚趾头全被冻没了，皮肉发紫，骨头露在外头，可禽兽不如的日本军官却认为她是个“不倒翁”，和她“做”的话可以更“方便”，军官扒光了她的衣服，却发现她的下半身已经因实验变得又肿又烂，脓水还在不断地流着，已经失去了性交的价值，于是恶狠狠地往她的腰上踢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
　　这就是战争中的女性，南京大屠杀是这样，黑太阳731也是这样。
震撼人心的血字
　　有一个731老兵回忆，1945年苏军进攻东北时，日本官方下令破坏731实验基地，并“销毁”所有的“马鲁他”。这个老兵当时负责炸毁墙壁，当他走到一面墙壁前边时，他惊呆了，墙上写着几个褐色的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由于他学过中文，所以他看得懂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他同时也明白，“马鲁他”是没有墨水的，这些字是用鲜血写成的。在这几个大字附近，还写着不少小血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亦或俄国人、美国人等等都在墙壁上留下了自己最后的愤怒，此时此刻，他们的政治身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人。
　　这名老兵说自己当时的心情只有震撼，他相信有许多人还想写出大大的血字，可是他们的血液不够……这名老兵马上意识到必须让这个历史的见证保存下来，他当场掏出了相机，就在快门按下没多久，其他731部队的成员赶到了……
　　“马鲁他”们还使用过其他方式记录下了731的罪恶史，写字的材料依然是他们的鲜血，他们拿出之前偷偷藏起来的针头扎进自己的手臂抽出血来，然后在破旧不堪的草纸上写下了字句，这是“马鲁他”们心中共同的秘密，是最后的武器，一个“马鲁他”被送去实验了，就会有另一个“马鲁他”继承他的遗志。
　　731部队的基地在东北，但根据他们的实验“成果”改造的武器却不局限用在东北土地上，在北平、山西、以及浙赣会战中，就有无辜的老百姓遭受横害，他们发病至死，或者身体变形，这些疾患在战争结束数十年后依然未能得到治愈……
　　731部队中曾流传着的一段话：“你知道七三一部队所拥有的细菌数量吗？假如以理想的方法把全部细菌撒出去，那么地球上的人类就会全部死光！”你认为很夸张吗？可谁知道，这会不会是真实的。
　日本人的生物科技是731等魔鬼组织用大量中国人的生命才积累起来的，那些化妆品不啻于用地狱里的肉浆血池提炼而成。也许每一瓶化妆品中就有着一个中国人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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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国耻，中国人来看！
　　以下是关于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的细菌试验的部分描写。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新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毒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象出德杀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使用了。
　　归田带着15割鬼子闯进了我家，一进门就把我老婆按在床上行奸。我老父要阻止，就被捆住吊了起来，他一边挣扎一边大骂，鬼子就铲来大便糊他的嘴。别的鬼子在旁边轮奸我那两个可怜的女儿。他们在母女身上发泄了兽欲还不够，恶作剧的把我的老父放了下来，剥去衣裤，逼着他强奸我老婆。鬼子淫笑，一刺刀杀死了两条人命。
　　畜生日本兵还常以辱杀僧人为乐，他们于强奸轮奸少女后，抓来僧人令其向受害者行奸，有敢违者就割去生殖器官致死。
　　幼女丁小姑娘被13个兽兵轮奸，在凄厉的呼喊声中被割去小腹致死。
　　姚家龙的妻子在斩龙桥被奸杀，她8岁的女儿和3岁的幼女在一旁号泣，被兽兵用枪见挑着肛门扔进燃烧的大火中。
　　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在东岳庙被奸后，兽兵用刀刺杀，还用竹竿插进她的阴部取乐。
　　民妇陶汤氏遭轮奸后，又被剖腹割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
　　阜平县罗裕村22岁的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杀害后，禽兽日军竟割下她腿上的肉包饺子吃。
　　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把12名中国人和1名苏联人押到屋外，用刺刀逼着将双手插进冷水桶，又提出水面冻僵，再把他们押到屋内敷药“治疗”，不能治的手指就用剪刀剪掉。再冻伤，再“治疗”，以进行冷冻试验。直到锯断四肢气绝。
　　将一批中国人押入坦克和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喷射看达到什么程度能把人烧死，以进行火焰喷射器杀伤力的试验。
　　这些灭绝人性的冷血家伙还拿活人进行人，马，猴之间的血液交换试验;再妇女身上进行梅毒实验；把人头往下吊起来进行倒悬实验；把人憋死的空气静脉注射实验：把人烤干的干燥实验；电击实验，把人烧成一堆焦炭。。

据说：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日本人把邪恶的爪牙伸向非法偷渡过去的中国人。在日本人看来：侮辱或杀害一个非法偷渡过去的支那猪（对中国人的蔑称）就好象在他们自己家里杀一只鸡一样------自然、平常、无人管。所以这些年轻日本人为了邪恶的快乐就偷偷摸摸地把有一些比较漂亮的非法偷渡过去的中国女人挟持到一个毫无人际的小小荒岛（小日本是个岛国，找一个小小荒岛非常容易）上去，先进行集体轮奸、侮辱，然后再进行他们自演自拍非常下流非常邪恶的四级色情片或纯A级的下流色情片，自演自拍结束后，就对这些非法偷渡过去的支那母猪（对中国女人的蔑称）进行活体开肠破肚，将其内脏中的肾、心、肺、肝、生殖器官等割下来，高价钱买给日本的大医院、有的高价钱卖给美国人或西方国家秘密的人体器官黑市场，最后将其尸体进行碎尸后抛入茫茫大海中喂鱼（一个多小时后其碎尸全部被鱼吃掉）无任何证据可查；他们对那些非法偷渡过去的支那公猪（对中国男人的蔑称），也是采用同样手段，不同之处是将其内脏中的肾、心、肺、肝、生殖器官等割下来，高价钱买给日本的大医院、有的高价钱卖给美国人或西方国家秘密的人体器官黑市场，也有个别的让医院给他们自己换上更加年轻的内脏器官，使他们这些豺狼更加年轻，延长他们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寿命，对其尸体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处理掉。……。
　　
　　
　　这就是日本大和民族残忍至极，凶狠至极，变态至极，全球罕见，在全世界的人类社会当中是独一无二的豺狼般的邪恶性凶残性的确凿事实的证据及特点。
　　
　　现在在所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日本人中，九成以上用了极端残忍的手法对付中国人，而其它没有直接接触中国人的日本人则赞同前者的作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间认为日本曾经侵略而不只是“进入”中国的有多大比例？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赔罪的又有几个？
　　

驱动 · 发表于 2011-12-20 09:23:01

额，小日本真可恶，勿忘国耻

钟馗再世 · 发表于 2011-12-27 10:46:29

打倒小日本鬼子

撒旦教徒 · 发表于 2012-5-12 21: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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