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问题的过去与近况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1-11-22 18:27:07

这是一群被人遗忘的老妇人。她们都已年近耄耋，生命烛光已渐渐微弱。普通老年人晚年时的安详在她们身上已寻不到，她们那饱受摧残的身心至今难以被时光磨灭。老人们常喜欢回忆，但是对于这些老人，回忆会让她们窒息！恶梦般的往事不断地在生命中突然袭来，每每会让她们悲痛不能自已

苏智良：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腾讯网上海嘉宾访谈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当老师。同时，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一位抗日老战士，也是战争时候遭受了日军性暴力的一个受害者，万爱花大娘。万大娘来自山西太原，这两天来到上海。这两天感觉还好吧？

万爱花：还好。

苏智良：上海天气比太原热一些。

万爱花：热一些。

苏智良：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记录日军如何实施性奴隶制度

苏智良：再过两天就是7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70周年纪念日。每当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都会回想到战争时候的一些情景。最近，我们在上海师范大学建立了一个中国“慰安妇”资料馆。我们这里所说的“慰安妇”，是打引号的。这词原来是日文名词。现在因为全世界都用这个词，我们使用的时候要打引号，是指日军的性奴隶。当时被日军强逼着遭虐待的一群妇女。我们资料馆准备了很多年，前后的调查已经有15年了。

资料馆里我们搞清楚了日军怎样实施的性奴隶制度，里面有档案文件、受害者带来的生活用品，甚至于战争时候留下的东西。比如说，日军当时分发给士兵的避孕套。南京一位受害者，雷桂英大娘，在慰安所逃出来的消毒用品是高锰酸钾。还有这些年，我们援助这些大娘的凭证。我们这个研究，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像万大娘这样的受害者，我们前后发现了100多位。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大娘都去世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受害者人数，是接近50名，准确的说，是49名。有时候，通讯不畅，有时候一些大娘离开了我们知道已经很晚了。这些大娘分布在黑龙江、山西、北京、河北、河南、江苏、上海、海南、湖北、湖南等地。分布得非常广。也就是说，在战争时候，凡是有日军占领的地方，都有慰安所，都有受害者。所以我们调查的地方遍及22个省。

现在这些大娘年纪都比较大了。万大娘，您是哪一年生的？

万爱花：1929年。

苏智良：现在足岁是79岁。如果做寿，今年应该做80大寿了。战争的时候，就只有20来岁？

万爱花：哪有20来岁，才十岁。

苏智良：最早从内蒙古被人贩子卖到山西？

万爱花：那时候个子长高了，1.65了。

苏智良：那时候已经是一个成人了。您现在的身高，1.44是吗？

万爱花：是的。这都是被日本人残害的。

苏智良：腰骨都打坏了？

万爱花：对。

万爱花：我去了日本6次日本人不说理

苏智良：第一次看到您，我感到很震惊。记得您说过，从日本鬼子炮楼里被扔出来以后，在床上躺了5年？

万爱花：是的。当时是在窑洞里，上面是炮楼。

苏智良：我去过。我看您佩戴了一个国家颁发给抗争老战士的勋章，是05年胡锦涛主席主持的纪念会议，向全国的老战士颁发的。所以我们这位万大娘，15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然后参加抗争斗争。因为这样，被日军抓去，要求供出抗争人物名单，您不给。

万爱花：对。我不能当叛徒，所以没说，被日本鬼子打了。

苏智良：第一次逃走了？

万爱花：对。

苏智良：第二次又被抓去了。

万爱花：对。

苏智良：您把窑洞的窗户打开，逃走了？

万爱花：对。

苏智良：没有逃远，所以又被抓住了。第三次最惨是吧？耳朵上这块肉没有，是第几次弄的？

万爱花：第三次。

苏智良：日本鬼子欺负你，你就跟他们拼，所以他们把你的耳环拉掉了，掉了一块肉？

万爱花：对。

苏智良：头上也是。当时人是奄奄一息了？

万爱花：是的。

苏智良：现在生活情况怎样？我们做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就是对“慰安妇”受害者进行援助，但钱不多。有时候，打个电话问问好。

万爱花：现在的社会开放了。给我一分，也是钱，不是说钱多就好，钱少就不好。

苏智良：现在您的身上还留下了很多伤疤，而且精神上也有一些伤害是吗？

万爱花：精神上的伤害非常大。

苏智良：有的老太太晚上做恶梦。

万爱花：我也有。

苏智良：你也有？下雨天胳膊也痛？

万爱花：对。

苏智良：去年到今年，你已经住了几次院了对吧？

万爱花：对的。这些伤处，都疼得不行。有时候住几天就出来了，又疼就又住院。住院需要花钱。

万爱花：是到部队医院。现在我也患有胃病，胆结石。

苏智良：像万大娘这样的受害者，都是80岁左右。万大娘还算年轻的，都是80多，90岁了。而且受害者大部分是生活在农村地区，所以生活基本没有保障。有些地方比较好，生产队会送一代小麦粉，送一些肉，但生活还是没有保障。尤其是像她们这样的受害者，很多人无法生育后代，这样在农村更苦。我调查的时候，看到一些受害者非常痛苦，以至于自杀的都有。总的来说，她们的生活质量都不太好。比如说，没有钱看病，营养状况不太好，像万大娘这样的，住就是借房子，一辈子都是借房子住。所以，生活情况确实不好。我们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本来只做调查，只做研究，后来感觉到老人们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生活非常的贫困，我们感觉到我们也应该尽点力。最初，我们援助这些老人，每个月100元，这些钱是接受社会的援助，这个工作从2000年开始。2000年到现在，也是8年抗战，8年了，很快。最初是国内捐款，所以我们都是负债经营，没有本钱的，只有自己来募捐，支付。后来，有一些海外的中国人，像林勃耀先生，还有美国的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他们也很关心这些老人，捐了钱。

苏智良：后来我们感觉到100不够，就增加到了200块，但200块还是不够。

万爱花：这是一个救济，这是好心人的捐献。捐献得多，就给得多，捐献得少，就给得少。这是你们好心好意、全心全意的关心我们，才做的这些事。

苏智良：我们现在也是呼吁，这个社会，这20多年来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人都过上了小康生活，尤其是城市里。只要我们稍微减少一点娱乐、少一次旅游，可能对这些大娘就是彻底改善她们生活的机会。我希望我们的网民、我们的朋友们，能多关爱她们。有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捐款寄给她们。

您当年的老姐妹有时候还碰到吗？前几年有碰到是吧？住在盂县的？

万爱花：对。之前有碰到过。但交通部方便，现在很少见面了。

苏智良：都老了？有些人已经走了。

万爱花：对，有些人已经走了。有个老姐妹，已经不会说话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苏智良：已经成植物人了。

万爱花：我们问她，去不去日本，她说“去”。

苏智良：这些老人，从90年代后期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她们很勇敢。万大娘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站出来揭露日军性奴隶罪行的可敬的老人。后来，出现了一些老人，有海南、山西、台湾的，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所以她们很勇敢。但遗憾的是，这些起诉案到目前为止，所有都是败诉。为什么会失败呢？主要就是日本政府和法院。

万爱花：他们不说理。无理取闹。

苏智良：对。明明你做了坏事，这么多的证据。我们受害者，人都在。

万爱花：我就是一个人证。希望日本人把这个罪行讲清了，低头认罪，给我们这些受害者一个交代。

苏智良：现在主要是日本政府不认罪，这个态度，根本就是没有道理的。

万爱花：无理取闹嘛。

苏智良：我们还是要跟这些不认罪的态度进行斗争。所以这些老人，非常的勇敢。这几年，万大娘也到日本去。

万爱花：我去了日本6次，上了3回法庭。

苏智良：去作证是吗？

万爱花：对。

苏智良：尽管败诉了，我们还是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网上跟网民的聊天，就是一种方式，让大家能够知道历史上，60多年前有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当然，我们不是要复仇，我们是要和平的。但你做过的坏事情，你要承认。

万爱花：做错事情了，能认错就好。

苏智良：我的电脑有一点问题，所以看不见网民的问题。这几年，可以说，很多的中国国民都在关心这些抗日战争的受害者，比如说，细菌战、劳工受害者，都有。我们跟他们都有点联系、了解。现在，全国还是有不少这样的受害者。现在一些民间团体，还是很关心这些受害者的。我希望企业、我们地方政府能够更多的关心他们。有的地方政府，做得蛮好。比如过去上海崇明有个老太太，她的屋顶老是漏雨，我就筹集了7000元给她，翻造屋顶。结果呢，她生病了，所以就用掉了。用掉了以后，我跟上海慈善基金会联系，就解决了她的问题。这就好。

大娘，现在有一个网民，要问您一个问题，问您怎么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现在的社会？

万爱花：现在的社会，年轻人，千万不要再让日本人来到中国残害中国。你们把以前的这些历史记在心上。

网民：听说万大娘过去是个妇女干部，对吧？

万爱花：对的。

苏智良：这已经很早了，你15岁左右就是了，做到什么时候？

万爱花：做到被日本人抓走。后来身体也不行了，躺了5年。

苏智良：后来就再也没有做过干部。听说您会一点推拿，以这个来谋生。

万爱花：对。还做一些缝补、针线，我领了一个养女，儿女都很孝顺。

苏智良：有网民问现在国内有没有帮助这些受害者的保证？其实，我是希望一个慈善基金会来主持这个工作。我曾经找过一些，但后来都没有成功，没有人肯承担。所以我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就等于是自己来承担援助和跟大娘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做的还是很规范，每一次都叫你们盖手印、家里人签字，调查员也签字。有些地方还拍照片，收到多少钱。因为现在她们的问题也是很多。好不容易大家捐钱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资金做好。

万爱花：有一个慈善公司的人，在太原，把一万块钱交到他手里，但他没把这些钱交到受害者手里。

苏智良：现在做慈善工作的人还是有一些不好。网民问，民间有没有团体专门向日本进行交涉、索赔？

对于这个问题，比如北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带这些大娘到日本进行听证会，举行民间的一些活动，起诉日本。我们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日本的进步的力量也少。过去我们的老朋友有的也走了，所以越来越弱。这种活动，现在就比较少。加上日本法院也是非常顽固的判决我们受害方败诉，再加上老人们年纪也大了，所以这种活动就少一点。

有一个网民说得非常好，他说“我们是80年代生的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下一代也不能忘记。”确实是，我感觉到他讲得很好。对于这样一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因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当中，这种性的暴行，用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制大批的外国妇女作为性奴隶，这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所以这样一个罪行，我们不需要去批评，就需要日本国民了解，吸取历史的教训。

有一位网民说，“在日本国内，一般人对待慰安妇问题是什么态度？”。我几乎每年都到日本去，“慰安妇”这个问题，日本的年轻人多少是知道一点的。因为大娘们也去过好多次了，我们做过很多次的演讲，在大学、报纸上也刊登过。但还是有一些社会上的人，不愿意提起，因为这是他们国家的丑事。我曾经在复旦大学采访过日本的留学生，有几个日本女学生说，他们知道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坏事情，我们应该否定。但男学生一听，都跑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宣传，多写一些文章，多演讲，让更多的人知道。比如，今年美国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通过了一个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道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荷兰的议会也是说，日本政府老是不承认这个罪行，你必须做出一个解释。所以，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关心这个问题。

万爱花：关心的人多了，官司就不愁难打。人多力量大。

苏智良：您是精神可嘉。一定要坚持住！

万爱花：我不怕死，但我就是这个心愿未了，一定要讨个公道，让他们向我们道歉，低头认罪。有些人要给我们钱，但我不要他们的钱，我要他向我们道歉。讨回这个公道了，我给钱，我也是高兴的。

苏智良：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心愿。我们就是要讨回一个公道。本来我们应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就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整个人生都被改变了。像万大娘，本来是一个这么好的少女，但遭受了日本人这样的待遇，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你赔再多的钱，失去的青春也赔不回来了。

万爱花：我跟日本人说，我们毛主席是看不起你这个芝麻大的国家的。现在是我们民间要讨回公道，是受害者要讨回公道。

苏智良：你欺负了我们，对我们受害者有罪，所以我们要讨回一个公道。这是必须的。这个主体是我们受害者自己，不是政府。

有一个网民听到刚才的话，就说“万大娘，您的不是为了赔偿的说法，鼓舞人心，我们就是要一个公道”。还有一个网民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牢记这段历史，谩骂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团结起来”。有些网民听了这个事情，很气愤。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解决问题要理智。我们还是要通过政府的渠道、民间的渠道、新闻媒体的渠道向日本交涉。我看了一下，这次美国国会的议案，日本就很紧张了，有点害怕了。所以我们要推动各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国民，来关心这个事情，讨回一个公道。我相信一般的日本公民，还是有良知的。我每年都会接触很多的优秀的日本人，有的还给你们捐款，说过去的日本做了一些坏事情。所以每年也有日本人跑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去下跪。前两年，有一个90岁的老兵写信给我，在上海的淞沪抗战纪念馆下跪。这个就是体现了一些良知，他们的良知还没有泯灭。

有网民说，“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老祖宗留给我们很多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文化。”我相信过去那种落后、捱打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坚守好。我们不要欺负别人，但绝对不能够让别人欺负我们。

万爱花：还有一个日本人来跟我们认罪，我就给他过生日，还买一个蛋糕给他。

苏智良：我们是受害者，您还给他过生日？

万爱花：他是来认罪来的。有一些日本朋友知道了这个事，挺高兴的。

苏智良：您这个大娘真是很了不起！被日本鬼子欺负成这样，这些老兵来认罪，您还把他们当成客人，这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万爱花：他说他没有杀过人。

苏智良：我过去也碰到过这样的人。上次来下跪的老人也说，他在山东没有亲手杀过人，但他感觉到日本国家对中国是有罪的，所以他要来下跪，表示忏悔，要道歉。这样的活动就很好。其实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大国，我们现在都要承认，未来的东亚，两雄并立，中国和日本，中国不断的发展，日本也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我们和平共处不是很好吗？但问题是，你必须要承认以前的战争，你要谢罪。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中立的、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和友好时期。你侵略我们，你不认罪，那我们的受害者、受害者亲属、我们的年轻人就会想，“怎么友好呢”？所谓中日友好，就是要对历史问题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这样才能够面向未来。

有网民说，“这一段历史就像一个漂亮苹果上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我们将来怎么认识。有网民说，“希望万大娘幸福、健康，她为我们民族已经承担了很多痛苦”。“向万大娘致敬！您有宽广的胸怀！”他们都说得非常好，我也是祝愿万大娘健康长寿！祝愿像您这样的受害者有一个晚年的幸福！社会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你们！我相信，中国关心你们的人会越来越多！

万爱花：谢谢！为什么要给他过这个生日？过了生日，他领了我们的情，他会回馈给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一代，还有再下一代，这样一直传下去。

苏智良：有一个学生说，他要学法律，将来要当律师，一定为你讨个说法，也希望您坚持下去！这个学生，也代表了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心声！

最后，祝愿像万大娘这样的老人，能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我也希望我们社会上有更多的公民能够关心她们、关爱她们，使得她们生活更加美好！

谢谢各位参与我们的访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

万爱花，原名刘春莲，1929年农历12月出生在内蒙古河林格尔县[ 河林格尔县现称黄陵县。]韭菜沟村。因家庭贫困，被辗转卖到了山西盂县羊泉村，并改名灵玉。

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入了盂县。八路军120师359旅的717团来到盂县，发动农民进行抗战，灵玉成为了对敌斗争的积极分子，先后担任村支部委员、副村长和妇救会主任。八路军第19团团长刘桂华还曾专门给她改名叫克灾，希望她从今后克服灾难，一切顺利。1943年春，驻扎在进圭社的日军扫荡羊泉村，灵玉没来得及躲避而被捕，并由于叛徒的告密暴露了抗日身份。日军白天将她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下拷打逼问村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则将她关在窑洞里，野蛮地轮流强奸。但灵玉机智地在深夜逃脱，然而，日军又在对羊泉村扫荡时将她抓捕，作为性奴隶使用。就这样，到1939年底，灵玉断续被抓进去三次。至1944年1月，日军见她昏死过去几天都未醒来，以便将她扔到村子旁边的乌河里。后被好心的乡亲发现，将她救了起来。、

经过如此非人的摧残，使灵玉的整个身体都变了形，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原来160多公分的个子萎缩到了140多公分，右耳耳垂被日兵扯掉了一块，头顶被日兵扎打过钉板后，头顶凹陷，有两处伤疤不长头发，两腋腋毛在遭吊打时被日兵拔光。灵玉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她已经不是原来活泼健康的灵玉了。从此灵玉改名万爱花，并离开了原来生活的村庄，辗转去了太原。

由于日军性奴隶经历留下的身心痛苦，万大娘终生没有结婚。她一个人为了生活学会了行医、学会了推拿。后来，她领养了一个女儿，相依为命。

万爱花大娘是中国大陆最早站出来揭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幸存者。1992年，当日本右翼污蔑“慰安妇”是得到钱财的人时，万爱花大娘奋然而出，第一次到日本出席国际“慰安妇”听证会，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站出来的受害者，现场控诉日军暴行，由于过分激动和悲愤，万大娘当场失去了知觉，这使在场的国际人士深受震动。此后，万大娘又于1996年、1998年、1999、2000年等，多次赴东京出庭作证。

万大娘于90年代中期恢复党籍。她说：“我不是什么‘慰安妇’，我从来没有去‘慰安’过日本鬼子！我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被日本鬼子抓去作过性的奴隶，是为了让天下人知道日本鬼子对我们中国人作的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是给我、给那么多和我一样的姐妹们申冤！…… 为了这个事，从1993年起，我坚决要求恢复我的党籍。我要证明，我是抗日的共产党员，我不会去‘慰安’那日本鬼子……只要是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我到哪里都去，这是工作，我什么都配合，要让鬼子认罪。1996、1998、1999年我都曾去日本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2000年12月，到东京出席国际女性战犯法庭，我作为原告，出庭作证，9日上午，我在控诉日军暴行时，想解开衣服让在场的人看看我全身的伤口，结果再次昏了过去。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我强烈要求法庭判决，判决日本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有罪！”

——缩略自苏智良、陈丽菲2000年3月采访，2000年8月采访，2000年12月至采访，2001年10月采访记录

慰安妇”问题的由来

所谓“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之命令，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军专属的性奴隶。在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不下14-16万人，“慰安妇”遭受了旷古未闻的苦难。

1931年，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性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设在东宝兴路125弄。[2]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征召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于是日军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陆军作战区域建立慰安所。5月停战后，慰安所也集中到了虹口。[3] 由此可知，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根据调查，上海现已发现的日军慰安所达149所。[4]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有计划地掳掠中国良家妇女、朝鲜妇女等充当慰安妇，并按一定比例配备给部队，广泛地设立慰安所，这标志着“慰安妇”制度的正式确立。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其用意不仅在于为日军士兵提供性服务以提升其日益衰减的战斗士气，更是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军方认为“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 [5]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慰安妇”制度在中国被普遍推行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慰安妇”制度又推广到东南亚各地。

在战后的审判中，妇女遭受日军暴力侵害虽然曾作为日本的侵略罪行受到审判，但是只限于强奸、轮奸的案例。可以说，“慰安妇”问题与南京大屠杀、强制劳工以及细菌战等问题一样，也是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之一。首先，日本国家没有向广大遭受迫害和奴役的“慰安妇”给予赔偿和正式道歉，“慰安妇”的尊严没有得到恢复，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她们始终背负着战争的伤害，战后还要承受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包括日本政要的肆意歪曲与诬蔑。其次，战后“慰安妇”问题长期被忽视，许多人并不知道或者矢口否认这是极其野蛮且违反人道的侵略行为，在本质上是践踏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类的罪行。

战后“慰安妇”问题逐渐被人们所淡忘。20世纪 90年代初，在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和相关女权团体和人权团体的协助下，“慰安妇”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曾经深受“慰安妇”制度伤害的韩国，首先就战争期间的韩国妇女挺身队问题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并赔偿。1992年8月，曾经被强征为“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学顺第一个冲破重重的社会压力，讲出了自己的证言。此后受害者们纷纷出来作证。[6] 接着在各国学者的努力下，日军设立并管理慰安所的相关档案资料也相继被发现，这些资料为揭开“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个追究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战争罪行的国际运动在亚洲开展起来。

日本政府的立场

随着事实真相逐渐为世人所知晓，要求日本公开谢罪并予以赔偿的国际集会和相关研讨会不断举行，国际社会敦促日本政府承担不容推卸的国家责任。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朝野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进步学者荒井信一、吉见义明等教授于1993年正式建立了“日本战争责任中心”，[7] 并进行艰苦的调查。同年开始，日本学者与韩国学者联合举办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讨会，还建立了共同研究的组织，且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进行了互访，定期就“慰安妇”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交流。有关成果也通过“日本战争责任中心”的机关刊物《战争责任研究》陆续发表。例如吉见义明从《陆军省业务日志》中发现，日本军方对“慰安妇”制度有着相当完备的规划和建构，强征“慰安妇”是日军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日军亲自参与了对慰安所的管理和经营。

在韩国和日本有关人士的积极活动下，“慰安妇”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92年2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来自日本民间团体的代表报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情况。同年5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现代奴隶制讨论会通过了致联合国秘书长的文件，要求基于国际法的立场关注日军的“慰安妇”问题。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宣言谴责侵犯女性人权的行为，并提出有效追究的原则。宣言还认为日军“慰安妇”问题是“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应该予以谴责。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政府在民间调查的基础上，分别于1992年7月和1993年8月，两次公布了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的结果，承认在日本仍然存有关于“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本政府和军队与“慰安妇”问题的直接关系，从而证明了“慰安妇”的强迫性质。

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即“河野谈话”。河野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这些事。他承认，日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慰安所设置、管理以及运送“慰安妇”，“慰安妇”的“募集、移送和管理都是在有违本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在当时军队的参与下，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严重伤害的问题，并表示要“从内心加以谢罪和反省”。[8]

对“河野谈话”，日本方面的解读是这样的，即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和慰安所是存在的，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并没有直接从东京（中央）下令强制招募“慰安妇”，而是分布在日本占领区的日军要求私人交易商设立这样的慰安场所。也因此，日本接受“慰安妇”历史的“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并对此表示遗憾，但不接受赔偿（慰安妇）的“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y）。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政府始终拒绝向仍幸存的受害妇女做出正式道歉、赔偿，并否认它应负的法律责任。其理由在于，第一，最新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不能追溯适用。第二，奴役不能准确描述慰安所的体制，根据二战时适用的国际法，禁止奴役尚不构成习惯性规范。第三，根据1907年第4号《海牙条约》或二战时期生效的国际法可以援用的习惯规范，武装冲突中的强奸行为并不在禁止之列。第四，战争法规只适用于日军针对交战国国民的行为，而不能涵盖日军针对日本和朝鲜国民的行为，因为朝鲜在二战期间是日本的属地。第五，关于赔偿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战后所缔结的双边条约已予解决；“慰安妇”等个人的赔偿要求已经涵盖在二战后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签订的和平条约或国际协议之中了。第六，二战时涉及“慰安妇”的所有民事或刑事案件现在已经超过了20年的追诉时限。[9]

因此，日本政府于1995年设立了亚洲妇女基金（Asian Women’s Fund），希望依靠私人捐款的方式来给这些“慰安妇”提供补偿。很明显，日本政府试图鱼目混珠，逃避其应负的国家责任和法律责任。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河野谈话”后，日本政府中某些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官员在种种场合发表奇谈怪论，对“慰安妇”等历史事实予以否认。例如，1998年8月，时任小渊惠三内阁农林水产相的中川昭一发表过“从军慰安妇并不带有强制性”的言论。[10] 日本政府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包括“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不时发出噪音，扭曲、否认历史事实，致使“慰安妇”问题成了困扰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1-11-22 18:36:06

本帖最后由夏雯静于 2011-11-22 18:46 编辑

国际社会关注“慰安妇”问题

早在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专门就“慰安妇”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了报告。是年4月1日，联合国法律专家库马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报告认定，日本政府需要负起相关责任，并建议日本政府：1. 应当对违背国际法设立慰安所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2. 应当对被作为性奴隶受害的每个人予以赔偿；3. 应当公布一切有关资料；4. 正式向被害者谢罪；5. 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这一历史事实；6. 对于战争犯罪进行惩罚。[11] 就在报告公布后不久，同年6月1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登载了一篇名为《慰安妇：日本卸不掉的历史包袱》的报道，首次向西方读者揭示了日军“慰安妇”事件的真相，对“慰安妇”的悲惨遭遇表示了强烈的同情，还批评日本政府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的顽固立场。[12]

此后几年，国际社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取证和调查一直在进行中。2000年12月8日至12日，经过国际女权组织和一些民间索赔组织3年的筹备，具有重大意义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荷兰、阿根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肯尼亚、日本、南斯拉夫等国家或地区的代表500 多人聚集于此。在5天的会议期间，有1万多人次的参加者出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主要目的，是受理日军在亚洲各国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各类起诉，依照战时国际法，检证日本性奴隶制度是否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法庭法官和检察官的阵容配备相当强大。出任主审大法官的是美国国际法教授、海牙国际法庭的大法官加布里埃尔·麦克唐纳(Gabrielle Mcdonald)。在庭审过程中，共有65名来自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出庭作证，世界各国有143家新闻媒体的305名记者采访了此次法庭的审判活动。由于这次审判的规模宏大，故又被称为“世纪大审判”。

在该次审判中，中国大陆代表团向法庭递送了材料，万爱花、袁竹林、李秀梅、刘面换等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也提供了相应证词。中国大陆方面在诉请中请求：一、确定被告构成战争罪与反人道罪；二、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正式谢罪；三、赔偿已故受害者和幸存者每人2000万日元；四、要求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为所有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树立慰灵碑。[13]

最后，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做出判决，确认日本在二战中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大量妇女充当日军随军慰安妇的事实，裁定已故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军国主义政府犯有反人道主义罪。判决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请求受害者的原谅，并保证今后绝不再犯。[14]

作为一个模拟法庭，尽管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判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良知和道德，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有助于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真正反省过去的战争罪行。

美国国会的“慰安妇”提案

在“慰安妇”问题上，美国因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及美日同盟所形成的对日本的特殊影响力，而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在“慰安妇问题华盛顿对策协议会”（The Washington Coalition for Comfort Women Issues，W.C.C.W.）长期不懈的游说努力下，2001年7月24日，民主党国会议员莱恩·埃文斯第一次联合10名议员，在众议院提出“H. Con. Res. 195”决议案，要求日本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之事，正式“明确道歉”，并立即赔偿受害人。决议案也要求日本政府教育后代子孙，让他们知道这一罪行，并公开驳斥了关于并没有发生过慰安妇这种事的说法。[15] 2003年，莱恩·埃文斯再次联名向众议院提交议案，可惜两次提案均因为日方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阻挠而搁置。

2006年4月，莱恩·埃文斯和共和党议员克利斯多弗·史密斯在得到众议院38名议员的联合署名后，共同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名为“H．Res．759”的关于日军从军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案。这也是同类决议案第三次在国会提交。决议案批评日本政府至今不愿正视这一历史事实。“在战后的赔偿交涉中，日本政府没有充分承认这一罪行，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悲剧也只有只言片语。……2005年日本许多政坛人士甚至鼓吹从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等内容。”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应该公开地、强硬地、不断地驳斥任何否认“慰安妇”历史的言行，承认“慰安妇”的征用责任，明确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向年轻一代说明这一问题属于反人权罪；遵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劝告。[16]

在决议案提出后，各方围绕该决议案在国会山展开了游说活动。日本外务省动员华盛顿的一些超级说客，阻挠决议案的审议过程。与此针锋相对，在华盛顿的韩国人联合会等团体发起了名为“联合759”的运动，在网上设立了专门网站“www.support759.org”，呼吁人们发起写信、签名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处理这一决议案的意义所在。

9月13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一致通过第759号决议，呼吁日本政府就上世纪30年代和二战时期发生的“慰安妇”事件正式做出书面道歉，并对下一代进行相关教育。然而，由于日方的游说阻挡，在全体会议表决时，759号决议未能顺利通过。加之本届国会即将闭幕，该决议案遂被自动搁置。

2007年1月31日，来自加州的民主党日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联合6名众议员重新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出“H．Res．121”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就二战“慰安妇”问题应该“以一种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方式正式予以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日本首相也应该以官方身份予以公开道歉。” [17] 2月15日，在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3名来自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慰安妇”出面作证。她们不堪回首的血泪经历，令听众落泪。这项提案受到驴象两党议员的支持，目前支持该议案的众议员人数已从安倍访美时的90人增加到140人，超过表决所需要的120票法定票数，新增加的支持者包括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于６月26日进行了审议，最后以39票赞成，2票反对而通过提案，将交众议院表决。

安倍被迫道歉

慰安妇问题令安倍内阁陷入外交困境。首先，安倍没有料到慰安妇问题会招致全世界如此大规模的批评浪潮，他对该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估计不足。因此当他看到世界掀起一股反日浪潮时，不得不用适当的言辞进行安抚；其次，美国的反应也出乎安倍的预料之外。安倍原以为美国会一如既往地在日本否认历史问题时低调应对，而此次美国高调批判的态度让日本深为不安。4月底，安倍将展开其上台以来的首次美国之行，美国国内出现如此强大的反日浪潮，迫使安倍政府不得不有所收敛，以免在不久之后的日美会谈中遭到美国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施加直接的压力，影响日美关系。可以预见，为了熄火，安倍在访美期间一定会再三以“首相”或“个人”的身份对慰安妇表示“由衷”的道歉。

安倍内阁对华盛顿的举动颇为焦虑。2月19日至22日，安倍派助手世耕弘成紧急赴美，宣传“慰安妇”决议案存在的所谓“问题”；安保助手小池百合子也于12日至16日巡访华盛顿政界，会见美国国会领导人，劝说他们放弃。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埃尼·法莱奥马维加在3月份透露，在举行听证会之前，日本大使过来表明了“忧虑之情”。自民党还计划与提交议案的本田会谈，对其展开说服工作。

在美国众议院决议的压力下，日本高官出面采取强硬手段公开否认“慰安妇”等历史事实。先是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这一决议案是“极端令人遗憾的”，并指责“决议案不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 [18] 随后3月1日，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是否使用了强迫手段的问题，是存在争论的……然而事实情况是，没有证据证明起初提出的存在强迫的说法。那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强迫一词的含义，而我们却不得不接受那样的含义。”在3月5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安倍再次表示日本将不会再为“慰安妇”问题而道歉，并称“即使美国众议院通过要求日本道歉的决议，日本也不会再为二战中强迫亚洲妇女成为慰安妇道歉。” [19] 8日，安倍又表示，日本政府将协助自民党重新调查作为“河野谈话”前提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事实，并探讨“修改河野谈话的可能性”。安倍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与谴责。

2007年年中，日本参议院将举行选举，因内政失分而民望江河日下的安倍内阁企图回复其民族主义立场，重新获得保守派人士的支持，所以美国众议院对“慰安妇”问题的议案才会成为争议焦点。3月9日，安倍晋三在国会表示：“对那些曾置身于非常艰难环境下，有过痛苦经历的‘慰安妇’，我们表示真诚的同情，我们已经做出了道歉。”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必要再次道歉。安倍晋三再度伤害“慰安妇”幸存者的公开言论，再次引发各国支持“慰安妇”团体和受害幸存者的抗议。

然而在美日同盟关系中，美国固然是日本的盟友，但美国同时也是日本最有力的控制者，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处处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在这样的形势下，安倍内阁重新思考了“慰安妇”这一历史问题，开始采取一系列的道歉姿态。3月11日上午，在日本NHK电视台的节目中，安倍“由衷地”向心灵受到创伤的“慰安妇”表示道歉。[20] 16日，安倍答复社民党众议院议员辻元清美提出的书面质询，重申“从政府发现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军方或官方曾进行所谓强征（慰安妇）的直接记述”。[21]在安倍发表了致歉声明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3月18日专题报道二战随军“慰安妇”的问题。节目中播出了“有时（一名慰安妇）一天要遭受3、4个日本兵凌辱”等原“慰安妇”的证言，并介绍了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出“慰安妇”问题决议案的日裔众议员本田的主张。整个节目对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应对持批评立场。此外，《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相继作了报道。

3月26日，安倍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共产党议员吉川春子的质询进行回答时表示，他会坚持1993年的“河野谈话”的原则，即日本政府承认在二战期间征用过“慰安妇”的立场，并向那些历经苦难的受害者深表同情和道歉。安倍表示：“我现在作为首相在这里道歉，如同‘河野谈话’里表述的一样。正如我经常所说，我同情那些经受苦难的人，我对她们当时被置于那种境地的事实表示道歉。”[22] 4月3日晚，安倍在与布什通电话时，又“由衷地”向慰安妇表示道歉。4月21日，安倍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对日军强征慰安妇再度“深表歉意”，认为日本对“慰安妇”的痛苦经历负有“责任”。23日安倍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他对“慰安妇”饱受辛酸的状况表示道歉。26日，安倍晋三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再次就“慰安妇”问题表示道歉。次日，安倍在与布什总统在戴维营举行会谈时，又一次就“慰安妇”事件表示道歉，布什则表示愿意接受安倍的道歉。

纵观此次“慰安妇”风波，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先是四次否认“慰安妇”问题，接着又被迫至少六次承认日本政府与“慰安妇”问题有关，并致道歉。然而安倍的道歉并不足以让受害者们感到安慰，因为安倍是以“日本首相”的名义，而非如“慰安妇”受害者所期望的那样，以日本政府的名义正式进行道歉。而且，安倍及日本政府一如既往的拒绝承担“慰安妇”问题的法律责任。

各国舆论齐声批判

安倍晋三在“慰安妇”问题上的颠倒黑白的表态，招致了世界各国政府、民众和舆论的强烈反对。

韩国政府和民众均以坚决的态度回应安倍的言论。3月3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指出，任何对日军在二战期间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性奴隶一事表示怀疑的人都应“正视事实”。此外，韩国外交通商部就此发表声明说，安倍的讲话“旨在掩饰历史事实，我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安倍的讲话“使（我们）怀疑”，日本就过去的战争进行的多次道歉是否出于“诚意”，“我们再次要求有责任感的日本领导人能正确认识历史。” [23] 3月7日，民众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抗议安倍否认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讲话，要求其正式道歉，并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进行赔偿。 14日，原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在日本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日本承认战争罪行并就“慰安妇”问题作出道歉。31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宋旻淳在济州岛举行会晤。宋在会晤中批评日本政要否认“慰安妇”等罪行，给韩日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障碍。4月3日，47名韩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安倍晋三，敦促日本就“慰安妇”问题真诚道歉。韩国甚至表示，如果安倍对此不闻不问的话，韩国将联合有关国家组建共同调查团，要求日本以国家的名义向被强征为性奴隶的女性道歉并进行赔偿。

美国政府、国会和主要媒体此次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态度达到空前一致，那就是对自己的铁杆盟友毫不留情。3月2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在日本访问期间说，日军当年强征“慰安妇”应受谴责，这一问题必须在日本和相关国家间得到解决。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西就安倍最新表态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他说，安倍道歉是积极的一步，但“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日本继续采取这一立场，并用一种坦白和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即承认犯下了大量罪行。”美国国务院对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行径表明如此强烈的立场尚属首次。4月5日，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埃尼·法莱奥马维加也表示，美国议员们已经意识到“慰安妇”问题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很敏感，但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应该用真诚的努力去解决问题。有些日本领导人却对此不予承认，这是不能接受的。这次的提案是由参众两院的6名议员共同发起的，“慰安妇”的凄惨遭遇赢得了更多美国人的心，参与提案的人数越来越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邓肯·亨特就“慰安妇”问题表示，“日本政府应立足于历史事实，有必要进行谢罪”。邓肯于3月5日加入为该决议案的共同提案人，他说，“听了很多证词，我相信有很多女性被迫充当慰安妇并受到不人道的待遇”。[24] 到4月10日，已有81名美国会议员明确表示，支持国会通过有关“慰安妇”问题的121号议案。美国的媒体对安倍言论出现少有的一边倒的口诛笔伐，《西雅图时报》、《洛杉矶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圣何塞信使报》、《波士顿环球报》等报纸都刊发评论批评日本的态度。3月6日，《纽约时报》社论指责“试图歪曲历史事实只会损害日本的名誉”。社论最后还劝诫安倍“摆脱耻辱历史的第一步是首先承认历史”。[25] 《华盛顿邮报》则在3月24日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批评安倍热衷于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却在日本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上含糊其词，认为安倍晋三有关“慰安妇无强制证据”的言论是对民主社会的玷污。[26] 3月31日，尽管安倍已经迫于压力道歉，但《纽约时报》依然不依不饶，再次发表抨击安倍言论的文章，并用整版的篇幅介绍对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的专访。吉见在专访中认为，“慰安妇”是“由日军主导创设、维持并扩大的系统，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文章指出，日本政府应该清醒了。在一册名为《传统与碰撞：全球视角看历史》的历史教科书里，第一次出现了30万“慰安妇”的故事，这本书已在弗吉尼亚州使用。

其他各国也出现持续的批评日本的浪潮。3月7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批评日本领导人“丧失了基本的良心和道德”，并认为这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表现”。同一天，朝鲜“日本军慰安妇及强征受害者补偿对策委员会”发言人也在平壤发表谈话，要求日本领导人立即停止否认“慰安妇”问题的行动，并赔礼道歉。3月7日，来自澳大利亚、韩国和台湾的三名原日军随军“慰安妇”，在日本驻悉尼总领事馆前组织抗议集会，并向领事馆递交了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并进行赔偿的文书。这是首次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有原随军“慰安妇”出席的抗议集会。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3月12日在访日会晤安倍前指出：“慰安妇是世界史上一个悲惨时期骇人听闻的情况，对于发生的一切不能有任何的狡辩，任何认为不存在强迫的暗示，都将受到我的彻底批判”。3月14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共同社等媒体的采访时，也针对“慰安妇”问题说，“为了不使悲剧重演，日本应该努力结束过去，向前发展”。他强调，“能否真挚理解和面对过去的事情（战争），关系到日本会否成为正常国家并在亚洲获得应当的地位”。3月2日，菲律宾妇女权益组织也强烈谴责安倍的言论。菲外交部于5日发表声明说，安倍言论与日本政府过去在此问题上的态度相互矛盾，菲政府敦促日本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要求日本政府遵守“河野谈话”。《菲律宾每日问询报》也严厉批评安倍的言论，称“被日本戮害的各国只不过要求日本真诚谢罪，安倍的发言却使问题的解决变得遥不可及。”3月16日，荷兰外交大臣马克西姆·费尔哈亨直接打电话给日本驻荷兰大使小町恭士，称日本政府有关“未发现日军曾强征慰安妇的直接记述的答辩书”，令人感到不愉快，并要求日方对此作出解释。加拿大国会也在推动一项由华裔议员邹至蕙提出的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进行道歉，而卑诗省正在展开征集5万人签名活动，以示支持国会提案。3月27日，新民主党议员马斯顿提出的该决议案在众院外交及国际开发委员会下属人权小组委员会获得通过，并提交给常任委员会。马斯顿说：“应该施加压力，让安倍首相对二战期间作为性奴隶受到虐待的数万名女性进行道歉，并制定赔偿计划。”德国《南德日报》3月28日也谴责说，安倍为挽回在内政方面的损失，公然否认了日本军队在亚洲迫害性奴隶的事实。该报在题为《怠慢历史》的评论中谴责说，安倍在支持率急速下跌后，打算通过民族主义言论得到日本国民的拥护。

对安倍的否认，中国政府采取了克制的立场，但鲜明地表明了态度。3月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李肇星外长指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的严重罪行之一，日本政府应该承认历史事实。[28] 3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记者关于“慰安妇”问题时表示，希望日方拿出勇气，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来自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妥善、正确处理好这一问题。秦刚指出，日本强征“慰安妇”不容否认，这一问题涉及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以“慰安妇”问题为焦点的中日间历史问题，一直是困扰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症结所在。与其他中日间历史问题一样，“慰安妇”问题首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但另一方面，这更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权问题。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下，“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关乎中日两国关系的敏感话题，而是关乎妇女权益及其尊严的国际性人权议题。二战已经结束60多年，许多受害妇女年事已高，每年她们都在逐渐凋零、辞别人世。4月25日，南京最后一位“慰安妇”幸存者雷桂英去世，中国大陆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45人，对“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与此同时，“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也已经成为日本无法甩掉的历史包袱。只有彻底解决在历史责任上的认识问题，日本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安倍否认风波给处于“破冰”、“融冰”之中的中日关系，吹入一股寒流。中国政府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作了低调的回应和批评。笔者认为，“慰安妇”问题事关“人权”大事和如何看待历史问题的大局，应该适度强硬应对。温家宝总理访问东京时，安倍没有就“慰安妇”问题向中国表示任何道歉和反省，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作为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应与美国、韩国等一致行动。

安倍内阁对历史问题的挑战恐怕不会是最后一次。仅仅口头道歉是不够的，日本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或法院判决形式，向受害者表示真诚的道歉和赔偿，并表示不再纠缠于细节。就在安倍就“慰安妇”问题连连低头道歉的同时，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连续对“慰安妇”、强制劳工案等做出败诉判决。安倍内阁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表演，以及如此强硬地对待历史问题，使人们有理由担忧安倍是否会步上小泉的老路，向小泉“民族主义”外交回归。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各国，都应该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注释：

[2] 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3] 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 苏智良、陈丽菲、姚霏：《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5] 卞修跃：“慰安妇问题与日本战争罪责”，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1 期。

[6]《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211页。

[7] 步平:“慰安妇问题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2期。

[8]《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第211页。

[9] 苏智良：“试论战后日本对慰安妇问题态度”，载《日本研究》1999年第3期。

[10]《参考消息》1998 年8月15日。

[11]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6, UN Doc.E/CN.4/1996/53.

[12]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96.

[13] 苏智良：“2000 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纪实”，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14] 该法庭终审判决活动于2001年12月在荷兰海牙举行，中国代表苏智良、康健（北京律师）、周洪钧（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参加了审判活动，终审活动维持原判结果。

[15] 中国新闻社2001年7月25日报道。

[16] LexisNexis Congressional, 109 H. Res. 759; Retrieve Bill Tracking Report（April 04, 2006 ），LexisNexis Congressional国会资料数据库提供了关于美国国会211年左右的全文信息资料。

[17] LexisNexis Congressional, 110 H. Res. 121（January 31, 2007）.

[18] BBC报道，2007年2月19日。

[19] BBC报道，2007年3月5日。

[20] 新华社报道，2007年3月11日。

[21] 共同社东京3月16日电，转引自新华网2007年3月16日。

[22] 凤凰卫视新闻报道，2007年3月27日；AFP（法新社）报道，March 26, 2007.

[23] 美联社首尔3月3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3月4日。

[24] 法新社华盛顿3月6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3月7日。

[25]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07.

[26] TheWashingtonPost,March24,2007.

[27]《韩国时报在线》2007年3月28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3月31日。

[28]《日本有大量慰安妇证据》，《世界新闻报》2007年3月9日。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近代史T0403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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