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战火之谜

南昌徐麟

在路上拦住伊万的那位大尉并不相信面临的这场谈话能够成功，他只不过是在执行一项常规任务，为的是谈完话写个报告，说是已经跟那人见了面，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伊万·西多罗维奇，咱们上寒舍去，外面又冷又潮，”那侦缉人员说。
　　“你干吗在大庭广众中拉着我，有人看着呐，”伊万冷静地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火柴。他虽然不抽烟，但身上总带着火柴，等大尉掏出烟来，他便给大尉点了火。“你往前走吧，我跟着你。”
　　大尉受不了他讲话的这种态度，本想发作，但还是决定忍一忍，看看这次会面有什么结果。
　　他设立秘密联络点的那幢楼房就在这个街区。大尉头也不回，径直登上二楼，打开门锁，伊万在他背后轻轻一推，一下子把他推进屋里。
　　“你们是在什么学校受的训呀？”伊万跟了进来，随手把门锁上。“你对我那些朋友感兴趣？那么干亲家哈扎诺夫应该事先提醒你，哪怕是一文不值的同伙我也不会出卖。”
　　“你喝茶吗？我知道你不喝酒。”大尉说着打开电炉，放上茶壶。
　　伊万在破旧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更加仔细地看了看主人。他的外表不像个警察，工作作风则像个普通的管段民警。
　　“好吧，我根本不想谈你的朋友，”主人开始摆放茶具。“你提到他们是白提的。你给我们帮帮忙，我们不会亏待你。”
　　“这是空话，”伊万答道，“你既然跟干亲家谈过我的事，那么你也知道老耄这个人。他是个贼头，他的朋友们也一样。我对他们来说是个外人，他们老于世故，口封得很紧，因此我一无所知。就算知道我也不会说出来，您这位尊敬的长官找错人了。离这儿不远有个‘艺术’电影院，那儿正在放映《锁在一条铁链上的人》。我喜欢看电影，我马上去那儿。总之咱们东扯西拉，白白浪费一个小时了。您说说您要什么，咱们三言两语讲完拉倒。照我看，您是犯了过失被发配到这儿来，悠闲得无聊才干些莫名其妙的事。”
　　“哪儿来的这套文明语言？”大尉把面包和一盘切好的香肠往伊万跟前挪了一下。
　　“我读过《莫伊多蒂尔》①那本书。别东扯西拉了，您说吧，找我干什么？”
　　
　　①苏俄作家科·伊·丘科夫斯基（1882—1969）所写的儿童文学作品。“莫伊多蒂尔”字面意思是“洗得干干净净”。

　　“打算去莫斯科吗？”
　　“就问这个？我在那儿出生，我好像还有间房子在那儿。”
　　“要上路需要有钱。您和您的朋友们启程以前闯进哪个售货亭或商店……”
　　“可是你们夜里并不陪女人睡觉。你们在维护城市的秩序。怎么，难道本地民警不知道城里来了些头面人物？要么您是要我把时间地点告诉您，免得您守来守去着了凉？”
　　“你是个无赖！”
　　“你难道现在才明白？”伊万拿起一片香肠闻了一闻，又放回盘子里。“香肠里有大蒜气味。待一会儿他们问我在哪儿吃的香肠，我怎么辩解？他们想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不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假如他们要把我带上，那么事情明摆着，他们会下令叫我杀死值班的人，用鲜血把我跟他们捆在一起，这我可不干。监狱和劳改营我都见过，那可不是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②，再进那儿去也见不到什么新奇的东西。”
　　
　　②在莫斯科，俄罗斯最著名的艺术中心之一，收藏十一世纪以来俄罗斯及苏联造型艺术作品。

　　大尉看着伊万，心里在盘算：把这样一个小伙子弄到手，就可以跳出这块穷乡僻壤了。由于偶然原因进劳改营的人多的是，获释的人有的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是副博士。可是那些人跟刑事犯罪完全不沾边，对刑侦工作毫无用处。这小伙子个性生硬，却不是天生的盗匪。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他造就成一个有用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还有，他不喝酒，可见他不会为小事耗费精力。怎样才能吸引他，让他脱离盗窃团伙呢？主要的是，怎样表明自己的身分呢？小伙子鄙视民警，他不会同意跟他们共事。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由伊万·彼得罗夫自己解决了。他不时喝一口茶，吃一小片面包，同时看着主人，那神情倒像他并不是受到招募的人选，而是自己在决定：他究竟是跟住宅的主人建立联系呢，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手、把这一切都忘掉。

南昌徐麟

“照我看，您是反间谍机关的人，在这里搜寻察看，想物色一个执行任务的合适人选。看得出您不是本地的，而是州管理局来的。人家处分了您，打发您上这儿来改正错误，您却在这里游手好闲。这样的筛选站根本就是傻瓜想出来的。体面人会闭着眼睛跳过去，正经八百的小偷不会停留下来，我的朋友们则是例外，咱们不谈他们。我今天傍晚就离开他们，乘夜里的火车去首都。”
　　“他们不会放你走，”主人说道。
　　“我去跟老耄谈好，别的人不会吱声。”
　　“可是你怎么走呢？得有钱买票呀。”
　　“钱由您给我，”伊万微微一笑，“您说个电话号码，到了莫斯科我就打电话。尊敬的长官，您需要向上司证明您尽职尽责。您要是举止得体，还会因为我而获得勋章。”
　　“你的脸皮可真厚！”大尉气得喘不过气来。
　　“顺便说说，我跟您谈话可是彬彬有礼的。我请您去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莫斯科的卧铺票，电话号码您可以说一说，我记下来。这会儿快五点了，十九点以后，每个小时按整点算，七点、八点或九点，您在‘艺术’电影院等我，把一个信封塞在我的茄克衫侧面口袋里。”
　　“你会骗我，”大尉疑惑地嘟囔道。
　　“有可能，但我劝你冒个险试一试。”伊万挪开茶碗，起身走了出去。
　　跟窃贼们摊牌进行得极为平静。伊万心里明白，老耄跟同伙的争论失败了，他们尚未决定怎样摆脱这个年轻的异己分子。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干过“放血”的勾当，但谁也不愿动手再干一次。
　　等他们吃饱喝足以后，伊万突然开口说：
　　“每个人都各有所好。诸位先生，我不属于你们一伙，不了解你们的事情，假如各位允许的话，我想悄悄离开这里。”
　　窃贼们喜欢受人尊敬，而“诸位先生”这个称呼简直令他们激动不已。小伙子当真一无所知，他没有悄悄溜走，而是请求他们允许。他们用理解的目光看了看老耄，意思是说，这样的小伙子会让人铭记在心里。在场的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是个贼头，伊万不知道他的外号，这人的年纪五十左右，他用嘶哑的嗓音说：
　　“你这娃娃挺有头脑，说不定能成为一名小偷，眼下你就走自己的路吧。”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揉皱的钞票，几个朋友又凑了一些。“拿着，买张票还不够，可是你准有办法。”
　　伊万拿了钱，低低地鞠了一躬，暗自轻蔑地冷笑。他毫不怀疑窃贼们身上藏有巨额的钱。可是窃贼们为人处世跟执政党中央委员们一样：首先保障自己、亲属、副手、下层的书记，直至区委的女清洁工。要是还有所剩余的话，再分给普通党员，但不是见人有份，在溜须拍马这种问题上是不能容许平均主义的：某个人给一罐成鱼脊肉，另一个人给点茄汁密网鱼也就过得去了。法西斯集中营里高悬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各得其所”。他们不该把这块牌子毁掉，应该把它运到俄罗斯来，安放在旧广场上。
　　伊万属于自学成材一类人，劳改营的规矩他学得很快，因此跟“师傅”及其朋友们告别时十分友好。
　　他上车以后，一眼瞥见窃贼们正在核查他是否乘车离开。他没有上过任何专门训练班，但他没有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而是顺手提起一位妇女沉甸甸的旅行箱，装作送行的人进了车厢。
　　“小家伙挺机灵，”老耄说，“咱们不该把他放走。”
　　“我见过一些告密的人比他更机灵，”贼头答道，说着他们离开了月台。
　　伊万到了莫斯科以后在先前两位老太太那里住下来，她们不住地惊叹“啊—呀呀”，谢天谢地，她们的万涅奇卡①没有陷入车臣那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总算四肢齐全地回来了。他对劳改营的事自然绝口不提，去民警局登了记，报了户口，住址报的是楼底下的贮藏室，有号码有门铃，好歹算个房问。两位老奶奶开始很生气，但伊万解释说，户口报在哪儿就得住哪儿，否则他别想分到正规的房间，更不用说一套住宅了。
　　
　　①伊万的小名。

南昌徐麟

三天以后伊万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在俄罗斯地图上没有标明的那座小城里，在“艺术”电影院旁边弄到的。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平静，但未作自我介绍，只说了一句：
　　“喂。”
　　“您好，”伊万答话后停了一下，对方没有回答，于是他继续说：“我在远离文明的地方休息了将近五年。一位体面的男子在火车站交给我一个信封，并请我拨这个电话。”
　　对方短暂地停了一下，伊万听见那边在骂娘，随后那男人说：
　　“今天十五点请到我们的传达室来，我来拿您那个信封，不过我不能作任何许诺。”
　　“你们的传达室只有精神病患者和告密者才去。况且我没有任何事情求您。就算我没有打这个电话。”
　　伊万·彼得罗夫可没有上过什么特工学校，从来没有上过。然而天生的机灵使他领悟到，这个电话号码的谈话十有八九会录下来。那么电话线另一端那个傲慢的家伙就会有人狠狠揍他一顿。
　　“等一等！等一等！”对方急忙说道，“您不想上我们传达室来？咱们另找个地方见面……您知道多尔戈鲁基纪念碑吧？”
　　“不行。我觉得找个住宅合适，最好是旅馆房问。”
　　对方呆了一呆，随后说道：
　　“还是十五点，在莫斯科宾馆大门口，您一个人是不让进的。”
　　“好吧。讲讲您的模样，我来找您。”
　　伊万提前半小时来到会面地点，他自己也不明白干吗要来得这么早。他无事可干，手里拿着三颗钉子，装出一个急不可待的恋人的样子，在离宾馆大门不远的地方转来转去。人们在镶镜子的大门口进进出出，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仿佛怕迟到一样。人行道边上急速驶来一些小汽车，多半是出租车，但许多外国牌子他不认识。伊万注意观察过往行人，留心他们的服饰，很快就学会了怎样认出谁是外地人，甚至包括从豪华高级轿车里出来的人。外来人中有许多人在当地是有威望的人物，到了这里，在莫斯科，他们也竭力显得与众不同，走起路来不是随随便便，而是十分庄重，抬起下巴，目光也显得意味深长，从来不露笑容。此外，外地来的首长爱穿宽松的名贵大衣，而且手上一定有公文皮包。
　　伊万发现外省达官显贵的司机和随从往往面露拘谨的笑容，有时互相使个眼色。有两次他见到摄影记者和电视台记者，他们既不跟旁人打交道，也不左顾右盼，对准目标摄完像就走。
　　伊万等候的那个克格勃人员相隔二十步他就认出来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认出这个人来。或许是因为紧紧系在风衣上的那根腰带加上运动员一般的姿势，那人完全心无旁鹜，走路不慌不忙，不四处张望，但眼睛却瞟着左右两侧。腰带、驼色风衣、身材高矮和不带帽子，这些特征克格勃人员在电话里都说了，可是伊万即使不知道这些一般的特征也能断定是他。他拦在那人前面，伸出几颗钉子说道：
　　“你好，朋友，很高兴你按时赴约，”他拉住那人的手，把他拉到大门口，“你在前面走，我能跟上，”从看门人身边走过时伊万又补了一句，那看门人仔细看了这位客人一眼，显然是要记住他的相貌。
　　房间颇为幽雅，看样子无人居住，空气不新鲜。伊万也不征求主人同意，打开通风的小窗口，倒掉烟灰缸里的烟头，说道：
　　“我叫伊万，您呢，我将尊称您为‘头儿’，因为您不会把您的名字告诉我，我也犯不着让脑子里塞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说着他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
　　“好吧。”“头儿”点了点头，在写字台边上坐下来，略带嘲弄的神色，仔细地看着他。
　　伊万突然明白了，他面前的这个人根本不是跟他通电话的那一位。一方面这无关紧要，然而另一方面，伊万心里明白，他得换个语气和方式谈话，对上司必须恭恭敬敬。

南昌徐麟

“情况就是这样，首长同志，”伊万小心翼翼地开口说，“现在我的命运由您决定。”
　　“唔，伊万，详细讲讲你的情况，可别讲假话，否则迟早会真相大白，那你就完了。出生呀，洗礼呀，上学呀，偷东西呀，打架呀，一五一十全都讲出来，一直讲到受审判刑，先讲一讲，然后写出来。”
　　当克格勃人员看完伊万所写的自白以后，把那几页纸推到一边，问道：
　　“我不明白，我们的工作人员干吗要你来？这种淘气鬼在首都成千上万。”
　　“那人在穷乡僻壤呆腻了，想往高处攀，”伊万答道；他心里明白，这一刻正在决定他的命运，他没有能力左右局势。
　　“头一次找你谈话你干吗要同意，又干吗要给我们打电话？”
　　“是我猜出了你们是个什么机构，”伊万坦白地说。小伙子看中了跟他谈话的人，决心跟他实话实说。“去研究所我不够格。杂工我不想当，警服我见了心里就作呕。大型体育项目我早就过了年龄，我也不愿意到共青团委员会去值班守卫、写点告密材料向上爬。”
　　“可以去建筑工地干点活嘛，”克格勃人员随口说道。
　　“我头上挨过打，不过没有受到什么重伤。首长先生，我想干的不是套上挽具拉车，而是拿着鞭子赶车。”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吗？伊万，你啥也不会呀，你是白纸一张，得从头教起。你判过刑，进不了我们的学校，射击你没来得及学会，打斗起来像个普通的流氓无赖。你一无所长。”
　　“我会动脑筋，亲爱的先生，您对这一点十分清楚。这会儿您是故意气我，检验我的克制能力。那么我在这一方面也毫无问题。”
　　“是这样吗？”克格勃人员毫不掩饰他的惊讶。“有意思，你那聪明的脑袋里是怎么产生这种念头的？”
　　“要不您怎么会派人住在离劳改营最近的火车站呢？这就是说，您对我们这种人感兴趣啦？您查阅我们的个人档案，跟管教人员保持联系。你们需要人，不是佐尔格①，不是什季里茨②，你们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开展工作。你们缺乏敢于拼命的人。”伊万还想说，克格勃分子还缺乏可以塞入绞肉机的人，把人绞杀以后他们不用负任何责任；但他确实不傻，这些多余的话忍住了没有说出来。
　　
　　①②均系二战时期的苏联侦察英雄。佐尔格于30—40年代以德国记者身份被派驻德国、中国和日本，获取珍贵情报，1941年被日本警察逮捕，1944年被处决。什季里茨长期打入德国间谍机关，他的事迹在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作了详细描述。

　　“会杀人吗？”克格勃人员问道。
　　“没试过，看情形而定。”
　　“去杀几个人！这就是全部情形！”克格勃人员自己也没有觉察到他开始生气了。
　　“这种情形应当说相当糟糕，”伊万停了一下，答道。“一个人要是训练有素，那我可对付不了，再说你们有这方面的专家。至于那些流浪街头的废物，你们不会为那种人弄脏了手。您的话含糊不清，您拿个主意不就得了。”

南昌徐麟

克格勃人员不是个泛泛的头儿，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招募者，一位上校，听了伊万的话只是笑了一笑，心想这小子当“一次性注射器”使用倒还合适，说道：
　　“明天十二点呆在你的地下室里，有人会来找你。”
　　“一言为定。请给点钱，我没有钱吃饭。”
　　克格勃人员给了伊万五十万卢布，把他送到门口。
　　伊万拿到了身份证和户口，安置在一个汽车库里洗车。工班班长冷冷地对他说：
　　“每天来和走的时候登个记，别的事与我无关。”
　　就这样，伊万每天来车库两次。车库里的人很多，他从来没有签过什么工单，工资少得可怜。工人们得知他不喝酒，压根儿就把他忘了，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后来伊万才弄清，这种罪犯在车库里几乎占一半，他在这些人中间毫不起眼。原来这个车库归国防部，在里面工作的伙计们身上都有一层“铠甲”，使他们免除在保卫祖国的队伍里服役的神圣义务。
　　伊万练习射击和肉搏，只有一个教练，那人是谁，练习什么，在哪儿练，他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用带光学瞄准器的步枪射击成绩平平，打活动靶则十分蹩脚。但在15—25米距离用“TT”型手枪进行射击时，伊万不论是卧倒、翻跟头，跳进或跳出窗户时都干得很漂亮。他不善于在等待中瞄准靶子，但要是所谓举枪就放，那他可是个天生的行家。
　　伊万练桑勃式摔跤不算出色，但他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教练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家，而且训练时马马虎虎。正好过了一个月，伊万单凭力气大和动作协调就能把自己的师傅摔倒在体操垫子上。伊万使用冷兵器水平也一般，总之他角斗起来不怎么样，别的小伙子只要在阿富汗打过两年仗，准能打败他。然而与其说是单打独斗成绩微小，倒不如说是师傅对训练的鄙薄态度及其本身水平甚低，促使伊万再三琢磨：他们训练他去干什么，克格勃机关干吗需要他。
　　前面已经说过，伊万·彼得罗夫是个机灵的、甚至头脑聪明的人。把目前的情况盘算一番以后，他明白了：训练他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去国外工作不可能，当警卫队员不合适，再说他也没受过这种训。可是在他身上花费了金钱和时间呀。
　　他记起劳改营一个小丑式人物讲的话，说是联邦安全委员会用一些人作为杀手的教具，让年轻的克格勃分子学习如何杀人。这种想法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但伊万马上把它反驳掉了。挑选牺牲品不过是小事一桩，犯得着为此派一名军官住在小城里，翻阅个人档案，长达数小时地找人谈话，虽然教得不好，但总是在教人怎样射击，怎样使刀，怎样猛地击倒并抓获对手吗？那种事不值得劳神费力。可见训练他另有目的。
　　四个月以后伊万的种种问题得到了答案。在进行课目时靶场里出现了伊万称呼为“头儿”的那个招募人员。懒洋洋的教练顿时变成了另一个人，神色庄重，目光严厉，跟客人小声谈了几句便穿过靶场，摆好五个升降靶，在靶场中央扔了两块垫子，把灯光关到昏暗程度，说道：
　　“常规武器，‘TT’型手枪。练习。卧倒时射击两发，向前翻跟头以后射击两发，另一发在跑离靶子时边跑边射。只射头部，任务明白了吗？”
　　“明白了。”伊万把口香糖吐出来。“我还剩几颗子弹，因此你的前额上可以得一颗，免得你一见了上司就变乖了。”
　　教练员惊得目瞪口呆，上校则笑了起来，说道：
　　“别逗了，伊万，关于你已经有些不好的传闻。真是怪事，我工作了多少年，对这一点还是没法习惯。似乎谁也见不到谁，可是所有的人都互相了解。”
　　“我谁也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伊万气鼓鼓地答道。
　　“我们小卖部的女售货员们当真编了一些你的故事，说你这人力大无穷。好啦，别讲故事了，按要求执行吧。射击完成得好，我就让你享受另一种待遇。”
　　伊万脱掉茄克衫，从栏架上取下“TT”手枪，仔细查看一番，然后拉开枪机，看了看枪管里面，啪的一声退下弹夹，数了数子弹，来到火力线。
　　所有的练习项目他都迅速做完，五发子弹实际上是连射出去的，就像用自动步枪射击一样。伊万把手枪在食指上转了一转，也不去看靶子，回到栏架跟前。
　　“这么有把握？”上校问道。
　　“我什么把握都没有，长官，”伊万答道。“但我心里有数。”
　　上校伏在望远镜上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

南昌徐麟

“看来我的担子可以卸下了。”
　　第二天伊万·彼得罗夫接受了第一件战斗任务：消灭——克格勃人员是不使用“杀掉”这个词的——一个男人，那人总是在某一时刻从家里出来，然后坐上“伏尔加”车。有人对伊万作了说明，没有讲那人的姓名，只说他是个危险的敌方间谍，为了揭露他反间谍人员已经干了将近一年，但无法将他当场抓获，可是他给祖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然而事实上这人是个已经暴露的联络员，外国侦查机关已有半年多没有启用他，但他了解许多不该了解的情况，审判他找不出理由，但消灭他却不妨。克格勃方面打算在伊万完成任务后把他也消灭掉，为此派出了两名有经验的杀手。
　　伊万听取了详细指示，拿到了暗杀对象住地几条小巷的平面图，还有撤离的路线和他完成任务以后“脱身”的那个地铁站的位置。
　　说不清是某种预感还是他早就相信人家在跟他玩一场不诚实的游戏，伊万接受任务后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心里明白这就是早已为他准备的真正的结局。市内的杀人案件很多，这些案件偶尔也应该予以曝光，即使揭露的为数很少。被杀的人并非警察追捕的对象，此次杀人也不是匪徒之间的争斗，责任则应由反间谍机关承担。因此当家的人才决定一箭双雕，既消灭不合心意的人，也暴露凶手，当然，是已经丧命的凶手。而派这个人去杀人非常合适，他不久前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当初坐牢就是因为杀人未遂，既无家属也无亲友，谁也不会哭他。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
　　出乎意料的是伊万提出要一万美元定金，更出乎意料的是当家的人一口答应。而这一点只不过证实了谁也不打算让他活下来。他宣称他需要一昼夜的时间进行准备，上校觉得有些惊讶，但没有表示异议。
　　暗杀的前一天，伊万在早晨六点左右来到通向住房的那条小巷，很快就发现有人在监视他，看来是来自那幢楼房。伊万在小巷里转了一转，看了看大门，那幢楼房是个老建筑物。伊万明白在这幢楼房的每套住宅里应该有后门楼梯和通向院子的出口。伊万惊讶地觉察到他并不感到恐惧，甚至产生了一种狂热情绪，仿佛担风险的不是一条人命，而是在进行一场未曾体验过的赌博。
　　在此之前他曾经想过，那些家伙也许会在子弹上做些手脚，因此他在上射击课时塞了两三颗子弹在口袋里以防万一。傍晚他领到了他熟悉的带消音器的“TT”型手枪，跟他们再次讨论了计划中的所有细节。按策划者的设想，伊万应该在暗杀对象走出住宅时就在门口开枪，随即从三楼乘电梯下楼，大门口有一辆没有司机的汽车等着他。伊万在听取指示时有点心不在焉，心里想着自己的事；一谈到汽车，他立即闪过一个念头：要开枪打死他，无须等他上汽车，就在住宅边上开枪即可。既然直截了当便可保证成功，干吗要多此一举呢？
　　汽车通常在将近九点时开到长官这里来。伊万事先得到通知，在实行暗杀那一天汽车会有所耽搁。伊万在跟自己的长官谈话时戴上黑眼镜，似乎是为了伪装，实际上他担心自己的眼神会让人看出破绽。
　　盼望已久的那个早晨来临了。九点差十分伊万顺着楼梯登上了顶层，然后下到三楼，叫了电梯便开始等候。住宅的门锁咔嚓一响，门刚刚打开一点伊万就开了枪，趁势把尸体推进室内，随即呼地一声关上房门，挂上门链。伊万知道死者的妻子起床很晚，他毫无障碍地来到厨房，看见了后门通道的门。糟糕的是门已经钉死，仅能见到被壁纸盖住的门框的棱角。

南昌徐麟

伊万跨过躺在门槛边的尸体，打开房门，按了按邻居的门铃。幸好立即有人开门。一个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的人，显然是个退伍军官，不满地问道：
　　“唔，什么事？”
　　“有伐力多①吗？我来找主人，可是他觉得不舒服。”
　　
　　①血管舒张药物。

　　“得喝点伏特加，”退休军官往旁边跨了一步，让出路来。
　　“谢谢。”伊万进了屋，随手把门关上。“您问问您的妻子，她更熟悉药放在那儿。”
　　“我没有妻子，她死啦，就我一个人，”退休军官答道。
　　伊万开始可怜这个高大笨重的老人。退休军官亲眼见过杀人犯，这一点并不重要，克格勃人员很清楚该找什么人。
　　“打过仗吧，将军？”他一边问一边倾听门外小心翼翼的脚步声。
　　“那还用问？”将军感到惊讶。
　　“您坐在屋子里，别往外探头探脑，这么大年纪挨一颗子弹就太蠢了。您没有见过我，有人按门铃别吱声，有电话也别去接，装作不舒服躺在床上。”
　　“又回到旧时代啦？”
　　但伊万已不听他讲话，走进厨房，确认通往后门通道的门已经开了锁，用手指把主人招来，说道：
　　“我一走就锁上——你也没见过我。懂吗？”说着从口袋里掏出“TT”手枪。“将军，我不是吓唬你，而是对你的功勋表示尊敬。可别叫我为难。”说着消失在门外，只听见沉重的铁钩落进插孔里。
　　伊万穿过几个院子，听见背后有人拼命吹警笛。他很快乘上短途电气列车，心里明白火车站长途列车旁边人家正守候着他。
　　伊万在离莫斯科四十公里的一个集体农庄定居下来。身份证“丢失了”，跟管段民警交上了朋友，蓄起了胡须，剃了头，弄了一张新身份证。一个男人自己不喝酒却款待朋友喝酒，手上有钱，生活恬静，这种人在俄罗斯是受人尊敬的。
　　一年多以后改革开始了，在这种混乱形势下要弄清人们的身份已经不可能了，再说克格勃已经解散，聪明的上校已经从伊万的生活中永远消失。
　　美元成了俄罗斯最靠得住的货币。伊万在新证件中保留了原名，成为一名集市贸易的商人。起初他想扔掉“肮脏的”“TT”手枪，后来改变主意，把它藏了起来。他在地里干了两年活，却并不向往这种工作。他在一个汽车场安置下来，随后转到一个小车库，这里为出类拔萃之辈保管汽车。就在这里伊万找到了维尔丁中校。中校远非傻瓜，把司机兼机械师佐林（这是伊万挑选的姓氏）的证件送去进行核查，得到的证明说佐林的经历中污点比亮点多得多。但维尔丁并未到此为止，又索要了一些有关这名新手的必要的查询资料，但他懒了一下，没有取下指纹送去核对。伊万·彼得罗维奇·佐林成了一名履历完全合格的俄罗斯公民。但维尔丁中校确信证件里引述的事实完全不符合实际，打算在必要时利用这一点。中校接到金融家希什科夫交给的任务后打算实施一项行动，给在野党和其他希望继续进行战争的人提供某些机会，于是克格勃人员便从预备人员中选出了伊万·彼得罗维奇·佐林。
　　维尔丁认为他是个勇敢果断、头脑聪明的人，他相信只要认真探究一下佐林的履历，就很容易把他问得张口结舌。
　　于是，公共汽车爆炸了，两个孩子丧了命，“恐怖分子”被抓获并被判处极刑，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心满意足，这一年秋天每天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了。
　　可是古罗夫及其伙伴们毫不怀疑，孩子的惨死只不过是一段序曲。车臣的和平并不稳固，但这种和平的来临使一些人损失了巨额金钱，他们不会感到满足，全曲仍然未完待续。考虑到南部边境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车臣的动乱对军火商来说简直必不可少。

南昌徐麟

第十一章

　　古罗夫公开宣称他正在追查铁木尔·扬季耶夫的同谋及其俄罗斯人上司，请莫斯科刑侦局予以协助。谍报机关全体人员都接到了通知，对追查对象特征的描述十分有限，古罗夫补充说，这人在盗匪团伙中是个无人知晓的新成员。这种补充听起来虽然不很重要，但即使是那些相互敌对的盗匪也几乎都互相认识，而四十上下的人在他们中间简直寥寥无几。
　　古罗夫对格奥尔吉·图林寄予很大的希望。假如他能打进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身边，像古罗夫指点的那样建议那些团伙联合起来，那么这位昔日的侦察员就能见到一大批人。不管图林能否发现追查对象，盗匪们联合在一起也有助于尽快将他们捕获。
　　古罗夫勉为其难地开展工作。令他处境更为艰难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不相信追查对象会在盗匪团伙中藏身。克里亚奇科当着几个伙伴的面壮了壮胆子，公开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固执己见，不愿听听大伙的意见。可是我们也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我们也略懂一二。我们相信是有这么个人，完全有必要找到他。可是在形形色色的盗匪和恐吓勒索分子的汪洋大海中去寻找这个人是毫无希望的。你自己也知道维尔丁不是傻瓜，不会拿自己的王牌去冒险。这个克格勃分子要么是以我们不了解的手段利用了恐怖分子，并且早已把他埋葬了，要么是把他稳稳当当藏了起来，至少可以把他藏在某个秘密联络点。”
　　“合情合理，”古罗夫表示同意，“可是假如恐怖分子已经死了，维尔丁就不用忙忙碌碌，不会寻找失踪的证人，他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要是没有具体的执行者，这种证人本身毫无价值。维尔丁不敢让执行者呆在自己身边，这我同意，这样做太危险。因此秘密联络点的想法也不能成立。那么我问你，一个人受到行家的追查，要是你的话，你把他藏在哪儿？”古罗夫是在跟斯坦尼斯拉夫谈话，但提问时不知为什么看了柯托夫一眼。“格里戈利，你得承认是你有这种聪明想法，对不对？”
　　谈话在古罗夫的住宅里进行，斯坦尼斯拉夫见长官的注意力转向别人，趁机溜进了厨房。
　　“列夫·伊凡诺维奇，很可惜我没有那么聪明，但我也认为我们是在白费劲。我们追查的那个人不在刑事犯的圈子里，也不可能在那里。”
　　“那么他究竟在哪儿？众所周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沙粒藏在沙堆里，鱼儿放生往湖里扔……这个逃兵自己说的，”古罗夫转身看着从厨房里出来的斯坦尼斯拉夫，“他肯定地说，莫斯科的盗匪多得像汪洋大海。他是个聪明人，他不应该不发表意见。盗匪不呆在团伙里又能呆在哪儿呢？”
　　密探说到这里突然住了口，脸神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变化，目光变得生硬，像看得出了神似的。几位侦杏员明白了头头产生了有价值的想法，大伙儿都默不作声。跟往常一样，还是斯坦尼斯拉夫首先开口：
　　“别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们压根儿就不怀疑，您在我们当中是最聪明的。”
　　“你撒谎，你认为最聪明的是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古罗夫心里想着别的事，明显地在拖延时问。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可以发誓！”
　　“这就是说，你除了有种种缺点以外还是个违背誓言的人，”古罗夫说得很慢、很吃力。“我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暂时不说。”
　　电话铃响了起来。古罗夫拿起听筒。
　　“喂，我洗耳恭听。”
　　“爱说笑话的半吊子，叫一叫仓库保管员。”
　　“出去啦，”古罗夫对了暗号。
　　“正好迫切需要他，他却偏要喝酒！”对方生气地说，随即放下听筒。
　　打电话的是情报员米什卡·扎哈尔琴科，古罗夫三年多以前招募了他，却极少跟他会面。
　　“我马上赶去跟人见面。”古罗夫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斯坦尼斯拉夫，你去找莫斯科刑侦局的索博利上校，鉴于我们跟他之间关系紧张，你对他要极为客气。华连廷，你去找反间谍机关的库拉根上校，告诉他我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跟我见个面。格里戈利，”古罗夫看了柯托夫一眼，“你留在这儿守电话。”
　　古罗夫招募扎哈尔琴科时只打算用他一次，但他们的关系变得密切了，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很大，地位也不同。古罗夫本来不想吸收扎哈尔琴科参加对那个未知人物的追查，但扎哈尔琴科是个善于交际的人，虽然层次不高，但在自己的圈子里享有威信，因此密探告诉他正在找这么个人，无非是为了以备万一。既然米什卡在电话里提到仓库保管员，那就意味着急需见面，电话里不好谈。
　　古罗夫从未邀请米什卡去秘密联络点，他们总是在列宁格勒公路“华沙”电影院附近会面，在汽车里谈话。
　　古罗夫把车开到电影院跟前，他没有下车，仔细观察停在附近的汽车，因为大约半年前经营一间售货亭的米什卡自己买了小汽车。一辆红色的“谢苗尔卡”车亮了一下车前小灯，开始驶出停车场，古罗夫尾随在后面。
　　他们一起把车开到附近的加油站跟前，停下车来。米什卡掀起发动机盖，古罗夫则掀起行李箱盖，两人谈了起来，这在小汽车司机之间是惯常的事，谈起来就没完没了。米什卡取出一只火花塞，细心地开始清洗。古罗夫一看小伙子的动作就明白了，这场谈话不会三言两语就完事。
　　“今天中午十二点我去了利亚列克的小酒馆，在别戈瓦亚街。昨天夜里那儿举行了什么庆祝活动，大厅里还没有清扫。我喝了五十克，本来想走，那儿有个长得很漂亮的臭娘们叫瓦里娅，她对我说……”米什卡吹了吹火花塞，把螺丝刀随手递给古罗夫。

南昌徐麟

密探微微一笑，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这个个子不高、身材瘦削的娃娃跟两个哥儿们一起，在卡拉什内胡同想对上校进行抢劫。古罗夫把那两个娃娃赶走了，却抓住了米什卡，随后他们开始交往。现在这小伙子要是挺直身子，不把背弯下来，个子比古罗夫还高，肩膀也变得宽阔了。瞧他充当耳目这个认真劲儿，全神贯注地在摆弄火花塞。
　　“那么这个瓦里娅说什么啦？”古罗夫提醒他说下去。
　　“她说我的朋友廖什卡躺在桌子底下，几个女人实在拖不动他。我爬到桌子底下，瓦里娅走了。廖什卡真的睡着了，口里在流口水，外衣口袋里露出一叠美元，是一百元一张的。廖什卡是个小人物，他没有什么地方能弄到这么多钱。我心里想，醉得这么厉害，会把钱弄丢的，这美元可是人家的，一辈子也还不清。我把那叠钱从他口袋里掏出来，塞到我身上，便动手想把他弄醒。就在这时我从桌子底下看见有两个汉子走过来坐下。一个是利亚列克，他一开口我就听出是他，另一个不认识。”利亚列克说：
　　“你这人对我挺合适，我一眼就看出了。”
　　“别人操心的事跟我不相干。利亚列克，咱们心平气和地分手吧，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帮你一把。”另一个人答道。他的话音很坚定，而且毫无顾忌。
　　“干吗要这样？”利亚列克问道。我觉得他开始激动了。“我可不是见人就要的。”
　　“你不是大姑娘，别神经紧张。等我在莫斯科稳稳地住下来，再来找你聊一聊。你这一帮子人太多了，这种事情我心里有数。你以为所有的民警全都买通了？我就知道总局的一个上校对你很关注。谁要是被他盯上了，离监狱可以说只差一步。”
　　“哪个上校？”我觉得利亚列克抓住陌生人的手，也许是西服上的翻领。啊不，那人穿的好像是皮茄克。“你从哪儿知道的？”
　　“你少喝点酒。你身边昨天傍晚有二十人，后来走了一半，又来了十五个。你以为他们中间有多少人会告密？可你却对我进行拷问，你这是干吗？你这人不稳重，利亚列克，只会装腔作势。”
　　米什卡住了口，把火花塞放回原位。
　　“这人我不认识，但他是个饱经世故的人。而且肯定不是我们这一伙的，因此才不了解利亚列克。利亚列克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跟他可不能那样谈话，他无缘无故就能开枪把人打死。您找的是这个人吗，列夫·伊凡诺维奇？”
　　“你见过他的面孔吗？”古罗夫问道。
　　“我差一点儿都给吓死了，”米什卡说道，“我抱着廖什卡，紧紧贴在一起，仿佛我们两个醉鬼在那儿睡了一天一宿似的。我能说的是那人年纪不轻，裤子是灰色的、熨过的，鞋子是棕色的，好像挺贵重，还有，那人看样子保养得很好，听他谈话不是盗贼一类人，多半是干您这一行或是别的公务。”
　　“这么说我们的人也会露马脚，”古罗夫喃喃说道。“后来呢？”
　　“他们站起来，好像喝了一杯，一块儿出去了。我把廖什卡从桌子底下拖出来，往他脸上淋了一瓶水。他醒了过来，我把他带回家。美元当然还给他了。”
　　“他哪儿来那么多钱？”
　　米什卡不乐意地看了他一眼，答道：
　　“那是我们的事，跟您沾不上边儿。”
　　“好吧，米什卡，我不想多管闲事。我问你，要是你见到那个人，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你能认出他来吗？”
　　“百分之百没问题！”
　　“太好了。尽可能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情况，再给我打电话。需要钱吗？”
　　“人人都需要钱，不过您的钱我不要。我参加少先队了，现在有崇高理想了。”米什卡关上发动机盖，坐进驾驶室，把车开走了。
　　米什卡描述的那个人像是格奥尔吉·图林，然而就古罗夫所知，图林没有棕色鞋子，再说他是个有经验的人，跟利亚列克谈话语气不会那么尖锐。
　　古罗夫把车开到列宁格勒大街，向部里驶去。尽管他得到的情报值得认真重视，但他不想去琢磨它。他的情绪糟透了，什么事都懒得干。古罗夫觉得自己一筹莫展，而且毫无用处，这种感觉正在使他变得古怪，甚至滑稽可笑。可以喋喋不休地重复说人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他，一个民警警官，正在试图挽救一个被判有罪的无辜者的生命。追求这样的目标才无愧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必须开展工作。得保护人们，不让别人对他们无法无天……“而且应当干好，不能干坏。”整个工作都是无谓的奔忙。部长们当众互相指责，说对方收受成百上千万的贿赂。最高层的国家官员陷入贪污腐败之中。总统不论身体健康还是患病，总在颁布命令，这些命令谁也不打算执行。而且随后而来的每一道命令都跟前一道命令相矛盾。有那么一位上校把一些跟他一样着了迷的朋友召集在一起，试图整顿秩序，而部长却在竭尽全力，要把另一位大官淹死在抽水马桶里，而且他们二人都置别人的生命于不顾，就在他们明争暗斗，忙于私人琐事时，有一些人却丧失了性命。总统干吗需要这一切呢？既然当了总统，就该明白：新旧权力交接之际，当宫廷里的狗互相撕咬时，国内就连起码的秩序都无法恢复。因此他应该指定一位临时继承人。可是总统却一分一秒都不敢放权——放出去就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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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夫心潮起伏，思绪翻涌。他用手掌擦了擦汗，试图抑止内心的不安。或许该去看看医生，吃点讨厌的镇静剂？还是干自己份内的事吧，别变成国家杜马的代表，自认为无所不知。叶利钦又不会邀你去喝杯茶，那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别高谈阔论了。是木匠就该灵巧地钉钉子，而《思想者》则只有罗丹①才能创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他必须好好走完这条路。我们这里思想家太多，卫生技术员却不够，因此我们才陷在粪堆里不能自拔。
　　
　　①奥·罗丹（1840—1917），法国雕塑家，《思想者》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他记起铁木尔·扬季耶夫那副年轻而又生硬的面容，记起他爷爷那张布满深深的、仿佛用利刃刻出的皱纹的面孔，突然感到心中释然。我必须干完这件工作，部长们彼此间恨不得咬断对方的喉咙，那不关我的事，让他们咬好了。
　　维尔丁开着车，金融家希什科夫坐在后座上，说话时声音平静，间或略作停顿：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谁也没有指责您。我不想重复说过多次的一句话：您对局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再说目前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局势的问题，而是大笔财富的问题。假如我们实施的行动能够成功，那么不仅是您，就连我后半辈子也根本不用为钱操心了。”
　　“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您办不到，”中校回答道。“您爱财如命，这是不治之症。”
　　希什科夫轻声笑了起来，说道：
　　“也许……也许吧。我基本上早已不需要钱了。咱们别岔开话题。我明白总统的病把您的牌打乱了。我只想知道一点：我们能不能指望格罗兹尼枪声再起？”
　　“不知道。眼下我已经一无所知。也许我估计错了，有人向我保证一定成功，他们只不过是在撒谎，这种情形也不能排除。咱们不能等到总统康复吗？”
　　“绝对不行。我们最多只有两三周时间，”希什科夫答道。
　　“好吧。我将采取一次行动。假如行不通，我就洗手不干。搞秘密活动您可比不上我。您别有什么愚蠢的想法：对我搞暗杀或制造不幸事件——这可不是您的活动范围。”
　　“您怎么会这样想？”希什科夫火了。
　　“这很寻常。一些人刚刚入门，却总认为没有学不会的事。我已经作好安排，万一我突然死亡，会有人把您干掉。”
　　“可是您是个活人，又没办人身意外保险。此外，您可能还有一些您想都想不到的敌人。”
　　“我已经事先警告您了，”维尔丁冷冷地答道。
　　典狱长奥加尔科夫上校今天回家比平时早一些，就在这时汽车里柔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奥加尔科夫拿起听筒，听见索尼亚柔和的男中音：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您现在要上哪儿？”
　　“你是问我什么时候到家还是现在在哪儿？”上校感到惊讶了。
　　“您现在在哪儿？”那个巨人显然感到焦急不安。
　　“停车，”奥加尔科夫对司机说。“索尼亚，你可不是个娇小姐，别那么激动。你别急，平静地讲一讲，出什么事啦？我还在公路上，车子还没有转弯驶上乡间小路。”
　　“谢天谢地！”
　　“别激动，慢慢说。”
　　“有人想把豺狼毒死。桦树林里藏着一个人，也许是两个。”
　　“那你把豺狼放出去，它能弄清楚……等等！万一那儿是醉鬼或是一对姑娘小伙子呢？豺狼把他们撕成碎片可怎么办？”
　　“是吗？”索尼亚说着口里嘀咕起来。
　　“仔细听着。你带上步枪，小口径的。豺狼用链条拴着，缠在你手上，当心别让它挣脱了。明白了吗？别首先开枪，只能还击，只打腿部。”
　　“咱们看看吧，首长，”索尼亚答道，随即挂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奥加尔科夫的“伏尔加”车在栅栏门口停下来，索尼亚在这儿等他，黑暗中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豺狼把两只前爪搭在主人肩上，毛茸茸的头紧贴着他的秃顶。
　　“看得出敌人被打退了，逃跑了，”上校一本正经地说，他知道索尼亚不会开玩笑，不会平白无故打电话，再说豺狼虽然没有唔唔吼叫，却也威严地吼着牙。
　　两人进了屋，把豺狼留在院子里。上校点了点头，意思是：你讲吧。索尼亚看了墙上的简易挂钟一眼，咬着下嘴唇。
　　“大约五点钟豺狼冲着一个陌生人叫了起来，我走出去，听见有人在林子里奔跑。离栅栏门五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块肉。豺狼陡立起来，没有去动那块肉，我想把肉捡起来，狗就唔唔地吼叫起来。我把它用链条拴上，用玻璃纸把‘礼物’包起来。我们开始等候，我决定设个圈套，把豺狼带进屋里，命令它不许做声，我靠在窗子跟前。天黑了，听见了脚步声，豺狼又唔唔叫了起来。我这才给您打电话。”
　　“你们是真正的朋友，两位都很聪明。”奥加尔科夫看了看笔记本，取下电话听筒，拨了古罗夫的号码。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幸好您在家，”奥加尔科夫听见密探的声音，说道。“想听听您的主意，”他迅速讲了起来．但古罗夫打断他的话说：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这事儿不该在电话里说，我马上来。”
　　“你瞧，咱们打扰忙人了，”上校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开始往桌子上摆碗碟。他看见索尼亚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花楸露酒，说道：“拿走吧，他不喝酒，你把茶炊里的火吹旺，再到院子里去迎接客人，让豺狼别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