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战火之谜

南昌徐麟

　“我姓克里亚奇科，你们刚才打电话叫我来！”
　　可是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接诊室可不是那种随便吓唬一下就有人买账的地方。一个年纪不轻的护士正在埋头写东西，她抬起兔子一般的红眼看了看斯坦尼斯拉夫，一面继续写东西，一面平静地问道：
　　“您找谁，公民？”
　　“我哪儿知道？……有人打电话叫我……”
　　“他找的是我！”汽车检查员把一只戴手套的手搭在斯坦尼斯拉夫肩上。
　　“走开，”克里亚奇科微微动了动嘴唇，小声说道。
　　“亚奇科来了吗？”一个年轻姑娘胸前抱着一叠资料，出现在侧面通道口，问道。
　　“来啦！”斯坦尼斯拉夫推开检查员的手，跑到那个护士跟前。
　　“快点！”护士快步登上楼梯。“真把人急疯啦！病人不让输血，非要等一个叫亚奇科的人来。可是他自己脉搏也没有啦，血也流光了。”
　　“谁？姓什么？”
　　“您脑子有毛病啊——居然问他姓什么！”护士沿着长长的走廊跑去。“人送来时血都快要流完了，我们难道还问他姓什么？进去吧。”
　　克里亚奇科进了病房，几个白大褂让出路来。斯坦尼斯拉夫看见一张惨白的脸，一绺黑发和一只凸起的鼻子，认出那是柯托夫。
　　“输血！赶紧输！”一个胖子叫道。从他那张红润的脸看来，他的血绰有余裕。
　　“要输血，格里沙！”克里亚奇科说，“否则你什么都来不及告诉我，手术也做不成。”
　　“什么手术？”红脸胖子叫道。“马上输血，否则进手术室都来不及！是哪个白痴吩咐把他送进病房的？得马上把他抬到输血台上。拿血来！快！”
　　柯托夫稍稍睁开眼睛，看见斯坦尼斯拉夫，微微一笑。
　　“我在这儿，一切都会正常！格里沙，你的首要任务是接受输血。为了我们你得完成这个任务！要挺住！”
　　“说得好，”医生小声说，同时把斯坦尼斯拉夫轻轻往前推。“说吧，别让他离开你，哪怕再坚持一会儿。”
　　“你是个高超的侦探，格里戈利！我一向知道你不会叫我们失望，你一定能挺过来，抓住那个败类。”
　　格里戈利似乎想开口说话，但斯坦尼斯拉夫抢先说道：
　　“格里沙，你是好样儿的，可不能打断长者的话。你忍一忍，等这里的首长批准，你再一五一十对我讲。”
　　“脉搏！”护士说道。
　　“推走！”小个子红脸医生粗鲁地推开斯坦尼斯拉夫。
　　手推车被推进手术室，护士举着一个装透明溶液的容器，跟着手推车奔跑。斯坦尼斯拉夫被一群穿白大褂的人挤到走廊里；上校明白短时间还不能跟柯托夫说话，便下楼来到一楼。汽车检查员正在下面跟一个小伙子谈话，那人身穿便服，但看脸神显然是个民警。
　　“啊，朋友！”检查员张开两臂说道。“你以为开车到急救院来就可以随便撞人么？”
　　“您是奔伤员来的？”小伙子一边问一边掏出莫斯科刑侦局的证件。
　　斯坦尼斯拉夫向四周环顾了一眼，看见一扇门上标着一个“男”字，便朝卫生间走去，边走边说：
　　“这是民警辨别是非最合适的地方。”
　　“我在你身上已经损失了很多时间，拿多少工资都无法弥补，”汽车检查员跟在斯坦尼斯拉夫身后进了卫生间，边走边说，但他当即瞥见克里亚奇科的目光，预感到事情不妙，马上缓和地说：“民警也是人啊，我能理解，可是您至少也得把您的‘梅尔谢杰斯’车挪个地方，别挡了救护车的道。”
　　“你去挪吧，别忘了还给我。”克里亚奇科把车钥匙递给汽车检查员，转身对那年轻人出示自己的证件，点点头说：“你说吧。”
　　“上校同志……”
　　“出席党会议的才叫同志，我可是上校先生。您说吧，中尉。”

南昌徐麟

“上校先生，咱们是不是去一趟莫斯科刑侦局，您跟首长谈一谈。”小伙子看了看卫生问。“事关重大，这地方可不完全合适……”
　　“简单说吧，小伙子，你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我明白你在你那个角度是对的。”
　　上校善意的语调鼓舞了年轻的侦查员。
　　“上校先生，您以前也当过中尉呀。”
　　“最好别这么说，”斯坦尼斯拉夫望了望天花板，楼上的某个地方，格里戈利正在动手术。
　　“您的同事打死了一个人……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大尉。”
　　“干得好，格里戈利，我以前不知道他的枪法这么准，”斯坦尼斯拉夫说：“在哪儿发生的？”
　　汽车检查员转身回来，归还了钥匙，敬了个礼就走了。
　　“上校先生，”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望着他说。
　　“好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回办事处去，赶紧找到你们首长或是城区值班员，告诉他们。这件事要立即通知总局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古罗夫上校。你记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是。”侦查员记下号码，朝门口刚迈出一步，克里亚奇科又说：
　　“注意，小伙子，就这几分钟关系着全局。”
　　克里亚奇科上校不知道那几分钟已经过去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被送到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以后，从担架上抬到手推车上时已经苏醒过来。在此之前他脑子里也已出现过某些念头和形象，但格里戈利无法把它们抓住，把思想凝聚起来。当别人推着他穿过医院的走廊时，他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受了伤，想起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想抓住走在身旁的护理员，却无法动弹，他明白自己的手已被扣住，试图开口说话，却再次失去知觉。
　　随后有人剪开他的衣服，给他打针时他又醒了过来，看见一个年轻妇女正低下头来注视着他的眼睛。他喉咙里咕嘟作响，像喝醉了酒似的断断续续说道：
　　“赶紧给克里亚奇科打电话……”他说了电话号码，“我要挺住……我会死的……赶紧打电话。”
　　输血耽搁了一下，不是由于柯托夫情绪狂躁，而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所需的血型。医生吩咐护士打电话。假如护士立即打电话，克里亚奇科赶来时柯托夫已经苏醒，那么侦查员们还来得及行动。可是一切并不那样顺利，护士打电话也耽搁了一下，有人请她帮忙包扎伤口……
　　就在斯坦尼斯拉夫对年轻的侦查员嘱咐一番话，催他快去的时候，伊万住的那个旅馆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喂？”伊万取下听筒说道。
　　“下楼来办退房手续，向右走，拐角处有汽车等你，”讲话的是一个伊万不熟悉的声音。
　　生活中偶然的机会比人们通常想的要多得多。行为放荡的利亚里卡偏偏碰上了五年前在离莫斯科数千公里的地方跟她分手的伊万。
　　维尔丁担心他的“教子”会吓得躲藏起来，因此才派人监视伊万。事有凑巧，这两个人正是不久前在伊夫列夫家附近菜园里碰见柯托夫的两个军官，他们后来放跑了花匠，因而被维尔丁骂得狗血喷头。维尔丁在进行“人材讲评”时不止一次说过，格里戈利·柯托夫是古罗夫上校的人，很有经验，跟他肉搏极其危险、当时克格勃大尉正在灯柱旁一边打盹一边诅咒这种愚蠢的差使，这时他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准是谁喝醉了正在回家。为了显得郑重其事，他特意把枪移到口袋里。当过路人进入路灯光圈以内时，克格勃分子一眼就认出这是菜园里那个犹太人。大尉明白他上这里来不可能是偶然的。搭档在街区尽头的汽车里，我一个人可对付不了这个民警。全盘考虑和作出决定只有一秒钟的时问。民警只相隔几步，不可能打不中，大尉开枪后紧紧贴在灯柱上，听见民警倒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余下的事读者已经知道了。

南昌徐麟

“疼痛引起休克，大出血，子弹取出来了，生命已脱离危险，”医生讲得不慌不忙，语气淡漠，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X光胶片，还不以为然地对在他身边来回转悠的年轻同事不时看上一眼。
　　克里亚奇科上校没有来回转悠，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尽管两位医生的神态一清二楚：话已经谈完了，您请便吧，我们还有事，谁管您是什么军衔。
　　“谢谢您，大夫，”斯坦尼斯拉夫说。“等他醒过来以后可以跟他谈谈吗？”
　　“要审讯吗？”医生瞪了他一眼，把X光胶片还给同事。“早知这样我不如晚一点动手术。”
　　“格里戈利是我的朋友，不需要审讯，”斯坦尼斯拉夫答道。他看着两个无动于衷的外科医生，心想各种职业的行家都一样，对别人的痛苦习以为常，否则他们就没法活下去。
　　“请听我说，”外科医生转身向着斯坦尼斯拉夫，皱了皱眉头说。“您的朋友的生命已脱离危险，有事请找负责治疗的医生。”
　　“谢谢您，大夫，”斯坦尼斯拉夫把别的话咽了下去，鞠了一躬。
　　格里戈利·柯托夫苏醒过来，跟斯坦尼斯拉夫讲了他为什么要去旅馆。克里亚奇科心想：只有少先队员才会单枪匹马去抓特别危险的罪犯，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命他休息，随即离开了急救院。
　　奥尔洛夫将军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身穿柔软的套头毛衣，因而满心舒畅。他从委员会会议上不辞而别那件事已经烟消云散。他已经不年轻了，心脏也开始有毛病了，像个绅士一样很有涵养地走出了会场。总统身体有病，正准备动手术；最上层的首脑人物像走马灯似的匆匆更换；检察机关正在研究要对一位部长提出刑事诉讼。谁还会把一个日渐衰老的将军放在眼里？第一副部长在那次倒霉的部务委员会会议以后顺口说了一句：
　　“除了非办不可的事以外，不要去打扰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让他休息休息。”
　　奥尔洛夫这张“纸牌”没有参与正在进行的摆纸牌猜卦的游戏，人们乐于不去打扰他。
　　他穿上他心爱的套头毛衣，管理着他的总局这份巨大的家业，感到怡然自得。将军装出患心脏病的样子，喝的不是咖啡而是茶。他一面品茶，一面像个保护人一样，不时慈祥地看看在他办公室的古罗夫、克里亚奇科和聂斯捷伦科。

南昌徐麟

“我有时觉得你们这些密探很差劲，看来你们还真有两下子。那么，你们在盗匪团伙找那个人，可他却悠闲地住在旅馆里。半年之内他换了多少旅馆？十二家，可以说周游了莫斯科。”
　　古罗夫站在他老爱站的地方，靠着窗子抽烟，往通风窗口吐着烟雾。他没有听他的朋友兼首长讲话。一旦将军决定讲正经事，他会叫的。这会儿他想闲扯，那就让他扯吧。斯坦尼斯拉夫脸上挂着他那傻乎乎的微笑，心里却在猜想，这个伊万·西多罗维奇是从莫斯科溜掉了还是换了证件在市场上做买卖？一个人只要有特工部门提供证件，那他在一个大城市里藏身的途径就多得数不清。
　　“列夫·伊凡诺维奇！列夫·伊凡诺维奇！”奥尔洛夫大声说道。“对不起，打扰了您的安宁。请赏个脸坐到这张椅子上来，咱们试一试好歹干点活。”
　　“将军先生，试一试总是可以的，”古罗夫离开窗口，在一张最不舒适的椅子上坐下来。“从实际情况看来，假如维尔丁中校肯给我们帮帮忙，我们就能有所进展。可是整个行动中起作用的环节正是他本人，因而他要是帮忙无异于自杀，那是完全不现实的。被柯托夫打死的那个大尉不在正式编制之内，由人事部门管辖。不过我们在查找那个不知其名的人方面总算大有进展，因为通过口头描述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模样。”
　　斯坦尼斯拉夫咳了一声，用怜悯的眼光看了古罗夫一眼。古罗夫觉察到朋友的目光，生气地继续说：
　　“斯坦尼斯拉夫，你不应当当密探，你该当个批评家。指出我们工作中尽人皆知的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的确，除了这个‘伊万’以外，莫斯科每天都能找到几个特征相似的男人。我们这位‘伊万’在他住过的所有旅馆里。穿着都像个不大不小的外来商人。证件有人给他换了，穿的衣服换了，社会地位也变了，只消两天不刮胡子不洗手，那么我们定下的侦查目标便毫无价值。可是他也会碰上一点小小的麻烦。斯坦尼斯拉夫，你别再傻笑了，给我们讲讲看，‘伊万’会碰上什么麻烦，他会怎样去解决。”
　　“住所，”聂斯捷伦科说道。他在老朋友中间觉得不自在，似乎无意中成了一个外人。
　　“谢谢，华连廷，你是真正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说道。“不过，一个人要是拿到新的证件、又改变了身份，谁也不会妨碍他重新在某个无关紧要的旅馆住下来。”
　　“可是谁能担保总局不会下命令，所有的管段民警不会在自己的辖区内检查旅馆、在最近两天内住进来的男人中进行筛选呢？”聂斯捷伦科问道。他感到将军正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几乎脸都红了。
　　“这么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啰？好吧，咱们撇开旅馆。我想，原先的克格勃还留下了一套又破又脏的住房做秘密联络点吧？”斯坦尼斯拉夫问话一出口就窘住了。“行了，就算我没有说这种蠢话。维尔丁不会把手榴弹放在口袋里而又指望别人找不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当出头鸟？让列夫·伊凡诺维奇拿点聪明主意出来。”
　　“认输啦，胆小鬼”古罗夫问道。“我跟你说过一百遍，纪年是从基督诞生开始。”
　　“从路灯下互相射击开始！”克里亚奇科急得抓耳挠腮。“大尉干吗要呆在旅馆附近？克格勃人员需要‘伊万’，但他们不相信他，对他进行监视，担心这家伙悄悄溜掉。那么他究竟会呆在哪儿呢？”
　　“在郊外哪个有人守卫的府邸，”聂斯捷伦科小声推测道。
　　“说不定在夏威夷！”古罗夫冷笑道。
　　“你怎么好意思，上校！”奥尔洛夫很不客气地说。“我要是每次都唠唠叨叨埋怨你……算了。伙计们，你们干得不错。你们实际上已经把那个‘伊万’的行踪推算出来了。他以流氓行为或小偷小摸的罪名被抓起来，关在预押间里，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叫——”
　　“临时隔离室，”聂斯捷伦科接着说道。
　　“实际上就这些了，”奥尔洛夫总结道。“剩下的就是把人找到和抓住。”
　　“要是能想出一项条文作依据，让我们能把他抓起来，那倒挺不错，”

南昌徐麟

请等待第13章

南昌徐麟

第十三章

　　古罗夫头一次走进柯托夫家的住宅。格里戈利和娜斯佳是悄悄结婚的，没有请任何朋友出席。格里戈利很少讲假话，除非是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可是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连眼都不眨一下就编出一段故事，说他已恋爱多年，前天才有了圆满的结局，登记结婚，而他这个铁了心的老单身汉现在已有家室了。克里亚奇科为这事儿嚷嚷了一阵，说是贴心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丧事”办完了才通知人家，分明是不让大伙儿合理合法地痛痛快快喝一顿。聂斯捷伦科则简短地说，犹太人生性吝啬，所以格里戈利连他自己的“丧事”也乐于“捂住”，不过这事并不由他来决定。古罗夫听出柯托夫言不由衷，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深究。一个人想说点假话，那就让他说吧，成家可是件神圣的事业。
　　格里戈利本想邀几个密友举行一个简朴的酒宴，但娜斯佳坚决反对。来聚会的都是侦查员，格里戈利是奉上司的命令认识未来的妻子的，这事儿瞒不过他们，会有人取笑，飞短流长，说是这人搞糊涂了，本该把姑娘带进监狱，他却把她带到了结婚登记处。
　　总之，格里戈利对婚礼的事秘而不宣，下班后几个人在办公室喝了一杯就各奔东西了。
　　古罗夫早就记住了一点：一切不愉快的问题都该由当头儿的解决，因此格里戈利躺在急救院这条消息由他古罗夫上校带到格里戈利家中。在此之前一天一夜，人们给娜斯佳打电话时都哄着她，说是她丈夫有急事到州里去了，眼下跟他联系不上。
　　总之，古罗夫头一次走进柯托夫家的住宅，一眼就认出了娜斯佳。他对她产生好感是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小卖部里，当时密探正在那里站着喝咖啡。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一点连国家杜马的代表都知道。
　　“您好。”古罗夫把鲜花递给娜斯佳，鞠了一躬。“我得事先告诉您，美人儿，隐瞒刑事犯罪是要受刑事处罚的。只有目光短浅或过于自信的人才会试图欺骗一个妇女。”
　　娜斯佳把花扔到床头柜上，抓住古罗夫风衣的翻领，把他拖到前厅。
　　“他怎么啦？”
　　“活着！没事儿……”
　　“咱们走！”娜斯佳上下审视了一下自己身上那件家常罩衫，吃力地在身边椅子上坐下来，开始穿鞋。
　　“人家不会让我们进去，”古罗夫跪下来帮娜斯佳穿上轻便鞋。
　　“那是你们进不去！”娜斯佳大模大样地挺起肚皮说。“我们进得去！”
　　古罗夫压根儿就没有反驳她，扶着她下了楼梯、坐进汽车。一路上他详细讲述了子弹打中了哪个部位，怎么穿进去，哪里伤着了，哪里没有伤着。他讲了因大出血而产生的危险。古罗夫心里十分清楚，没有任何言语能像实话实说那样使她得到安慰，是真是假闻一闻、尝一尝就知道了，女人则只消伸手一摸便能辨别真假。
　　娜斯佳真的摸了摸古罗夫的肩膀，用手掌摸了摸他的脸，甚至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眼下格里沙得呆在家里，直到孩子出生。”
　　古罗夫随即想起，几个伙计在戈奇什维利公爵那里办了保险。
　　“也许我说的话不中听，那么，娜斯佳，请您别责备我，”古罗夫小心翼翼地说，但随即决定不谈保险的事，换了个话题：“格里戈利的生命没有危险，但他需要的是安静，请您务必要沉住气。”
　　娜斯佳尖刻地看了古罗夫一眼，说道：
　　“格里沙老在我的耳边絮絮叨叨，说他的首长有多聪明。”
　　“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古罗夫把车停在接诊部附近，他从车里跳出来，给娜斯佳拉开车门，然后搀着她的手登上台阶。
　　斯坦尼斯拉夫和聂斯捷伦科坐在值班室里，在一个年轻军官的协助下编写临时隔离室一览表。当然啰，印好的一览表是有的，可是民警分局的变动和临时隔离室的重新调配比重新印刷有关文件要快。
　　“被拘留人员的名额多久才变动一次？”斯坦尼斯拉夫问道。
　　中尉惊讶地看了他一眼，聂斯捷伦科捅了捅克里亚奇科的腰，小声说道：
　　“你在部里呆得太久了，上校先生。临时隔离室就像个穿堂院，一些人进来，另一些人出去。”
　　“容易跑掉吗？”斯坦尼斯拉夫小声问道。
　　“那得看是什么人、什么地方，”聂斯捷伦科答道。“假如抓起来的是特别危险的人，那是一回事；假如是喝醉酒打了一架，谁也不知第二天早晨是罚罚款还是认为小事一桩、办个手续拉倒，那么这种人不用押送就会叫他出去买包香烟。也有这种情形：某个人因杀人嫌疑被抓进来，可是值班人员却不知道。”
　　“那么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斯坦尼斯拉夫惊讶地问道。
　　“您怎么下令就怎么干呗，”聂斯捷伦科尖刻地答道，“将军说了，那人是因为流氓行为或小偷小摸被拘留的。照他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谁到莫斯科的临时隔离室去找那个‘伊万’呢？就你我两个人吗？你这位民警侦查员忘了，每一个临时隔离室里，或者简单一点，用过去的叫法——每一个预押间里都有一半的人不在。一个在进行审讯，另一个出去了，第三个在车库里跟民警一块儿喝酒，还有一个带去作司法鉴定去了。因此你我就像丛林里的长尾猴一样，只能到处乱窜。”
　　“那么你昨天干吗不做声呢？”
　　“你们昨天完全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我不想让你们扫兴。”

南昌徐麟

“那么你认为将军连哪些人床底下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一清二楚？”斯坦尼斯拉夫发火了。“你是想说‘我们在辛勤耕耘，你们却悠闲自在？’是不是这样？你别在我面前使性子。你想让我吃苦头，你这可是自作自受。你另外找张桌子坐下来，拿张纸去，起草一份由奥尔洛夫将军签署的命令。写一写为了协助聂斯捷伦科先生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各分局什么人该干些什么事。”
　　“斯坦尼斯拉夫，我不过举个例子，随便说说而已……”
　　“可是我说得非常具体！”克里亚奇科打断他的话。“任务必须完成。因此你坐下来起草命令，想一想各民警分局怎样才能给我们具体帮助。”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中校代理典狱长职务，他诅咒自己的命运，诅咒那个讨厌的人事干部，是他在两年前把一位威武的侦缉人员变成一名监狱的看守。他本来可以不同意到监狱来，昂着头退休。跟乌特金同龄的许多同事就是这样做的。不久前他碰见一个同事，那人是个少校，当时正从气派豪华、门面漆得铮亮的国际展览会委员会出来。这位退役军官在一家保安公司任职，每月收入比管理局长还多。乌特金认识一些已经找到工作的人，可他却不在其列，因此只好当个监狱的看守。
　　其实乌特金的遭遇错在他一人。多年来他名义上是个侦缉人员，实际上却从来都不是。侦缉工作没有时间限制，这究竟是好是坏，依不同人的口味而定。侦查员认为需要干多少工作就干多少，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民警分局、一个区管理局或一个城市的范围不管怎么说都很大。假如一个侦查员说“我去了”，那么他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因为怎么说都行。因此，侦查员的工作量不是取决于他去了多少时间，而是取决于他带回什么具体结果。然而还可以讲得更准确、更鄙俗一点：侦查员干得怎么样，取决于他第二天白天或晚上、也可能是早上写了什么。一些人爱写、会写，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地做出好文章来；另一些人干活很卖力，却不愿意写，有些人则根本不写。
　　就连有经验的首长有时也难以搞清楚，他手下的侦查员是干得好还是写得好。还有一点不同寻常的细节——聪明的好首长也需要擅长刀笔的人。写季度报告时往里面加些水分完全不是多余的。而埋头“耕耘”的侦查员写的报告里是找不到水分的。
　　报告中的水分不论是大尉、是上校还是将军都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但却保持沉默，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最后的数字。数字大说明工作干得好，数字小说明工作做得差。
　　然而数字实际上是怎样构成的，这里有个极大的秘密。
　　乌特金写报告十分内行，因此到了预定的期限就得到了中校军衔。然而时间一久，任何一个侦缉分队的人都了解谁是名副其实的密探，谁不过善于要笔杆子而已。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是个舞文弄墨的大行家，这一点区民警局里尽人皆知。时间一到，服役年限已经届满，人事部门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专耍笔杆的中校往哪儿塞。有些侦查员服役期满调任别的工作时，即使是提升，人事部门也毫无异言。有些地方早就等着这些人去。一办完退役手续他们就去干同样的侦缉工作，只不过工资待遇完全不同。
　　至于乌特金中校，除了爱吵嘴的老婆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等他去，因此他只好同意当监狱看守。他那单调枯燥的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一个不很年轻却长得不错的女人，名叫弗洛拉；她并不是专干这一行的，却也会抓住机会从男人身上捞点钱。她开着一间售货亭，等着丈夫回来。弗洛拉的丈夫正在乌特金当二把手的那个监狱里服两年刑期，他犯的是盗匪团伙罪，侦查工作拖了一年半，他只判了两年，因为侦缉人员始终没有搞清楚他是同案犯还是在一个不凑巧的时间出现在一个不该去的场合。总之，这人只消服刑六个月，因而没有送到劳改营去，人家跟他说，你就暂时呆在监狱吧，这里总是需要人手的。
　　乌特金就是在监狱门口碰上弗洛拉的，也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热恋”。两个人在那女人的住处幽会，中校在家里则编造一些假话，说单位里忙得不可开交。妻子对丈夫除了工资以外早已毫无兴趣，他回晚了口里嘟囔些什么，那女人连听都不听。
　　奥加尔科夫上校“生病”，乌特金开始代理典狱长职务以后，他的处境就更加复杂了，因为他得真的呆在工作岗位上。工于心计的弗洛拉给他出主意：你就借口说制度更严了，得在办公室过夜。只过了几天，乌特金腰也不弯、背也不驼了，显得更年轻，烟也抽得更少。可是手头却开始拮据了。
　　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七点钟左右来到弗洛拉这里，没想到在她家里见到一个男人。乌特金并不是胆心鬼，但却没有多大力气，因此他在狭小的前厅里停住了脚步。
　　“你干吗不打个电话？”他恶狠狠地低声问道，“这人是谁？”
　　弗洛拉并未感到难为情，她推了推他的背，大声说道：
　　“亲爱的，人家是来找你的。这些话该我来问你。”
　　“弗洛拉，咱们可是约好的！”那男人从丰盛的宴席边站起来。“您好，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客人迎面跨出一步，胸有成竹地伸出手来。“您就叫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好了，我来找您是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此我没有请您去我那儿。此时此地，咱们不用例行公事那一套。”
　　乌特金不由自主地握了握伸过来的手，他感觉到对方的地位比他高。客人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穿著名贵的西服。他的手皮肉细嫩，但却很有力。

南昌徐麟

“我可有言在先，私人谈话里不谈公事。”乌特金这句话脱口而出，因为他工作三十年间说过不止一次。
　　这话他毫不费力便可说到做到，因为他没有任何秘密，从来都没有人对他行贿。
　　“说得对！”客人乐呵呵地表示同意。“请坐下，咱们喝一杯。”
　　“男人们，你们要谈自己的事，我得上邻居那儿去一趟。你们请随便吧！”弗洛拉挥了挥肥胖的手就走了。
　　乌特金过去当侦查员虽然很差劲，但他一下子就猜到这次会见是早有安排的，这场谈话躲不掉，因此他二话不说就在桌边坐下来，甚至解开了制服，点了点头，默默地把酒喝干。
　　“我就喜欢务实的人，”客人马上又各斟一杯。“既然该单刀直入，干吗又要绕弯子呢。”
　　乌特金喝完第二杯，把酒杯放到一边，说道：
　　“您是谁——我不用问，我知道您不会告诉我。那么您要什么呢？是要给谁安排个好的囚室还是不经过检查转交一点东西？除了武器以外什么都成。”他往盘子里装了一点凉拌菜和一块咸鱼脊肉。
　　“您的想法太俗气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客人打算再斟一杯，但乌特金把自己的杯子拿开了。“这种小事我会来打扰您么？派我来的人，”他用叉子指了指天花板，“对这种鸡毛蒜皮不感兴趣。”
　　乌特金一生从不跟上司顶嘴，说话也不用尖刻的言词，总是尽量表示顺从。可是这会儿他却出乎意料地冒起火来，激起他勇气的倒不是喝下去的伏特加，而是客人用叉子指天花的举动和他故意显得大度的笑容。
　　“尊敬的先生，既然你们是那样的大首长，那就在你们上层去解决问题吧！只有找管段民警办事才会带上一瓶酒不请自来！而且不是每个民警都买账，碰上哪个派出所长狠狠揍您的脖子，您连掏证件都来不及！”
　　客人明显地哆嗦了一下，给自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随后点点头表示同意。
　　“带瓶酒来不过是一种习俗，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打算给您出一大笔钱。”
　　“是无偿送礼么？”乌特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几十年来他在工作中一直奴颜婢膝，心境凄凉，他并不想在这个陌生人身上宣泄出来。“假如您想搞越狱，那您也是找错人了。您的主人需要找主管监规的副典狱长。”
　　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请别碰，那是找弗洛拉。”乌特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佛呆在水下已经憋不住了。
　　电话丁零零响了两次，沉寂了一下，又响了起来。客人简直脸色苍白，他抓起听筒，打了个嗝儿，一面大口出气一面说：
　　“喂。”
　　客人听着电话，眼见他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他本想说两句，但却只是急促地吸气。乌特金明白有人监听了整个谈话，这会儿正在对客人进行申斥。乌特金一句也没有听见，但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就能明白，他听到的可不是什么甜言蜜语。这么个自信的家伙变得像个驯顺的羔羊，可见跟他说话的是个大人物。乌特金也气馁下来，心里那股突然爆发的冲动已经熄灭。他长期从事侦缉工作，不管干了多少事，哪怕从早到晚玩游戏，也会自然而然养成一定的职业习惯。他敏捷地盘算了一番。既然人家查明了他跟弗洛拉的关系，派了人来，监听了谈话，那就是说客人用叉子指着天花板并不是夸口。因此，他乌特金中校的处境糟糕透顶，他无力作出任何决定和变更，他只有点头同意的份。
　　“好的。我明白。请您放心。”客人说着放下听筒，用仇视的目光看了看乌特金；但开口说话却很温和：“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请您到外面上汽车，汽车就在大门口。”
　　乌特金本想说：要是我不去呢？要是我喊叫起来，砸碎玻璃呢？他甚至从桌上拿起酒瓶，但他看见客人那副吓得魂不附体的眼神，愚蠢的念头顿时抛得一干二净。乌特金给自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随后扣上制服，朝门口走去。他在门口碰见弗洛拉，看来有人对这女人也嘀咕了两句，她默默地把风衣递给情夫，等几个男人一出门就把门关上。
　　大门口停着一辆乌特金叫不出车名的黑色高级轿车。车的后门微微打开，刚才的客人现在成了随员，领着乌特金坐进车里面，随后车门悄然合上，轿车急驰而去，连马达声都听不见。
　　车内的窗子是不透光的，司机与后座之间有玻璃相隔，乌特金无法看见跟他并排而坐的人。
　　“晚上好，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请原谅我完全打乱了您的安排，有时我们自己也左右不了自己的行动。你要让傻瓜向上帝祈祷，他反而会碰破自己的头。我对自己的下属感到失望，他对这一点很快就会有所体会。您跟所有的俄罗斯人一样，知道国内局势混乱。什么人，什么地方，跟谁一起，反对谁——任何人都一无所知。您也许会感到惊讶，您作为一名普通军官，怎么会卷进政治大局之中。可是历史有时取决于某个人的一次行动，而这个人又决非是什么大人物。”
　　乌特金对陌生人的话听得莫名其妙。但有一种感觉却异常清晰：对他乌特金中校本人而言，眼前发生的一切结局一定是糟透了。
　　“假如卡普兰①当初开枪命中的话，今天由谁统治俄罗斯就不得而知了。”
　　
　　①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女，1918年8月30日开枪暗杀列宁，致使列宁受重伤。

　　“我的枪法也很糟糕。”乌特金明白他在说蠢话，他要是当狙击手，谁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干笑了两声，又补了一句：“开个玩笑。”
　　“您的枪法不好，但只要您开枪，您就可以干得很好。咱们摊开来说吧。您主管的监狱里目前关押着一个已判处极刑的恐怖分子，叫铁木尔·扬季耶夫。是吗？”

南昌徐麟

“是的。他正盼着特赦。那些人全都盼望赦免。”
　　“明白了。有权批准特赦的只有总统一人。他目前有病，不会处理鸡毛蒜皮的事。剩下的是总理。可是切尔诺梅尔金目前会处理这种问题吗？无疑不会。这就是说，恐怖分子等候特赦可以等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看起来这不过是小事一桩。那人在坐牢，就让他坐呗，总有一天会枪毙。可是列别德在车臣缔结了丢脸的和约。实际上是俄罗斯承认自己打败了。车臣战胜了俄罗斯！他们的电视上放映出您那个铁木尔的照片，说道：‘瞧，莫斯科判处一个车臣人死刑，但却不敢执行自己作出的判决，怕好斗的车臣人报复。’”
　　“是吗，这也太过分了！”乌特金忍不住说，“请给我所需的公文，明天我就下令枪毙这个好斗的家伙。”
　　“我们这儿总是把公文看得比荣誉和良心更重要！眼下上哪儿去弄这样一件公文？我总不能拿这样的问题去找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②呀。他不会听我的，而且有理由不听。”
　　
　　②切尔诺梅尔金的名字和父称。

　　“那怎么办呢？没有正式公文我不能下命令呀。”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公文会有的，只不过对它不能过分推敲。”
　　乌特金恍然大悟，差一点说出“伪造的”这个字眼，但自我保护的本能占了上风，中校几乎毫不迟疑地答道：
　　“仔细推敲文件是科技处的事。我们这些官员收到公文后，写出相应的命令，予以执行就行了。”
　　“您服役多少年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知道，二十五年了。我吩咐一声，把您调到联邦安全委员会去当干部，担任相应的职务，并授予您上校军衔。”
　　汽车停在离乌特金的住处一个街区的地方。他从豪华高级轿车里跳下来，向他住的楼房走去。
　　街道的另一侧，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停住脚步点燃香烟，借着打火机的光亮看了看手表，无意中照亮了自己的脸。这是格奥尔吉·图林。
　　他走到一排新的货亭跟前，它们取代了原先那些大小不一、一部分表层已经剥落的旧货亭。已经很晚了，货亭附近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一两个人在数钞票，一边数一边凑近灯光细看，免得混淆了。图林也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随便哪个侦查员都知道，想让别人不注意，那么周围的人干什么你就跟着干。图林在挑选伏特加，眼下这事儿可不容易，得有很高的职业技能。国家机关贴起商标和印记来干净利索，可是私商干得从来也不比国家差。因此，如果只看标签，你就会买到那种任何专业实验室都无法确定其化学成份的液体。
　　此刻图林要解决的难题倒不在于从品类繁多的伏特加中挑出一瓶喝了不会中毒的酒；非常重要的是，他得查明在这条昏暗潮湿的街上，对那辆豪华高级轿车和从车里出来的态度恭谨的中校感兴趣的只有他图林一人呢，抑或还有别的人在场？
　　酒瓶形形色色，标签都很漂亮，这些酒是真货还是假货呢？街道还是街道的样子，就像成千上万其他街道一样，汽车在马路上行驶，人们在人行道上行走。他们都是谁呀？那儿有个男人靠着排水管，是没有力气走回家还是压根儿没醉，等着什么？街面上似乎很平静，车辆往来很协调，没有一辆汽车跟在高级轿车后面急驰而去。那边隔一栋房子停着一辆“日古力”，车身满是水，可怜巴巴的，车厢里面似乎没有人，不过离得这么远看不清。要是走近一些倒能看清，可是万一这是“那一辆”，那么走近了你就暴露无遗了。至于车子停在那儿不动，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人家用对讲机通报，说是高级轿车开过去了，那个乘客下车了，随后便可自由自在地躺在座位上，一面“睡觉”一面等他买好酒迈步离开。这“日古力”可真讨厌，不过有什么讨厌之处图林却一点也说不上来。
　　“公民，您买不买什么？”售货亭的女售货员问道。
　　“一瓶真正的伏特加，”图林答道。“顺便问一下，您以前在民警局工作吧？‘公民’这个词您说得非常自然。”
　　透过货亭里昏暗的玻璃可以看见里面有两个穿皮衣的小伙子，他们显然在倾听，但此刻仍然默不作声。
　　“我们这儿的伏特加全是真货，您挑好了就走吧，同志。”女售货员想把小窗子关上，但图林在拖延时间，他在等候，说不定“日古力”会有所举动，因此他把一只宽大的手掌按在柜台上。
　　“我要叫警察了，”女售货员说。
　　“你的窝里有两只这么健壮的山鹰，用得着叫警察么？劳您的驾，美人儿，请给我一瓶‘水晶’工厂生产的‘首都’牌伏特加。”
　　女售货员轻蔑地撇了撇嘴，从架上取下一瓶酒，拿到小窗口，把标签转过来对着图林：
　　“请看吧，我想您认识字吧？”
　　图林从售货员手上接过酒瓶，看了一眼标签，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熟练地打开瓶盖，对着瓶口喝了一大口。他把酒瓶举到嘴边时转身看了一眼“日古力”。
　　“付钱！”女售货员叫了一声。
　　图林仔细地拧上瓶盖，把酒瓶放回小窗口。
　　“假如这是‘水晶’厂产品的话，那你就是没有被男人吻过的姑娘。给我一块巧克力，我得下下酒。”
　　货亭里冲出两个穿皮衣的小伙子。
　　“付酒钱……”
　　一个小伙子还没来得及说完，肚子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拳，他弯下腰来，口里呼哧出气。图林没有理会另一个小伙子，他看着“日古力”，看见汽车后门微微打开，随即又关上了。
　　“我跟你说过了，姑娘，给点儿东西下酒，”图林对女售货员说，同时看了第二个小伙子一眼，见他拔出刀来，大声嚷道：“给我点儿东西下酒，要不我把你的棚子砸成碎片！”他从不知所措的售货员手中抓过巧克力，把它打开并塞进口里。
　　已经有人聚过来围观，约有五六个人，站得远远的。挨了一拳的小伙子挺直了身子。图林向另一个人跨出一步。
　　“你手上有刀！大伙儿都看见了，你可以收起来，否则我就夺下来。”图林看见“日古力”车正面玻璃后出现了一个人影，汽车稍稍向后退了一下，转了个弯就开走了。
　　“娃娃们，”图林擦掉嘴唇上的巧克力，和解地说，“我不想惹是生非，请给一瓶正正规规的伏特加，咱们友好地分手。”

南昌徐麟

新拿来的一瓶酒已经放在窗口，图林拿起来装进口袋，默默地从两个保镖中间穿出来。
　　古罗夫把门打开，看了一眼正在用手帕擦着浓密胡须的公爵，便退到一边让他进屋，同时点点头，叫了一声：
　　“玛丽亚！你的崇拜者来啦！”
　　玛丽亚走出卧室，皱着眉头，认出这么晚来访的客人，冷冷地说：
　　“您好，沙尔瓦，进来吧。请别在意我的情绪，我是生他的气。”她点头指了指古罗夫，转身回卧室去了。
　　密探扯下客人身上潮湿的雨衣，挂到衣架上，指了指厨房。
　　“你好，请进。”
　　“对不起，我空手而来。”沙尔瓦又用手帕擦了擦脸，走进厨房。
　　古罗夫给客人端过一把椅子，从冰箱里取出一瓶伏特加，两盘小菜，打开电气水壶的开关，嘲弄地问道：
　　“各位近况如何？莫斯科人对你们妨碍不太大吧？”
　　“亲爱的，我本来以为你已经冷下来了，”沙尔瓦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就他的身材而言椅子显得太窄了。
　　“我可不是水壶，不会时热时冷。车臣已经太平了，你的朋友们可以回家了。”
　　“假如车臣已经太平，就让你们的政治家上那儿去休假。”
　　“我们的政治家去格罗兹尼，而你们的政治家则到莫斯科来吗？”
　　“听我说，够了，好吗？我不是车臣人，我是格鲁吉亚人！”
　　“在我看来都一样。你那些可敬的朋友说话不算数……”
　　“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原谅，大家都不是小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你拒绝按我们的协定办事了吗？”
　　“首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协定。我说过我要把事情查清楚，有可能的话我会帮忙。其次，你们都是黑皮肤人：格鲁吉亚人也好，亚美尼亚人也好，阿塞拜疆人也好，车臣人也好，你们自己去分清。你们自己分个青红皂白，只不过别在莫斯科地面。谁的话你们都听不进去，你们全都心性高傲，独立不羁！要是讲到打架、偷东西，那么你们找不到比莫斯科更好的地方。”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个俄罗斯男子汉，你是强者，应当保护弱者。”
　　“我应当？你知不知道我欠了多少人的债？即使把我剁成碎片、分给所有我欠债的人，也不够分。对了，我忘了！”古罗夫给客人斟了一满杯伏特加，自己则只倒了一点。“我有个伙计受了重伤，我不是保险代理人，不了解保险的手续，你去安排一下。顺便说一下，他的妻子已经临产，人家正盼着继承人出生。”
　　“这还用说？”沙尔瓦把酒喝下去，擦了擦胡须。“让我记下来，一切由我办。”
　　“有人会给你打电话，把情况都告诉你。”古罗夫正在回答，却被电话铃声打断了。“喂，”密探答道。“是吗？那可糟糕！可是这事儿我不感兴趣，斯坦尼斯拉夫！我不能像看护婴儿一样，跟在你们每个人后面转来转去。把他从病床上拖下来送回家。我马上就到。我知道已经是半夜了！我可不管这个！用我的脑袋担保。对了，沙尔瓦·戈奇什维利要找你，你把柯托夫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他。”
　　古罗夫放下听筒，去客厅拿来便条本，记下克里亚奇科的电话号码，然后撕下这一页交给沙尔瓦。
　　“他叫斯坦尼斯拉夫，你认识他，你跟他联系，由他帮助解决伤员的问题。”
　　“干吗找斯坦尼斯拉夫？”沙尔瓦用粗大的手指卷着那张纸。“你给我伤员妻子的电话号码，我自己去。”
　　“你亲自去？”古罗夫问道。
　　公爵没有听出讥讽的语气，拍了拍宽阔的胸脯。
　　“干吗多费口舌？我去找那女人，一切由我办好。”
　　“她会要你的钱去换她丈夫的血么？一句话——你是公爵！心性高傲！现在你去吧，等明天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干。”
　　“好吧，”沙尔瓦站起来。“列夫·伊凡诺维奇，咱们不再是朋友吗？”
　　“你信还是不信？”古罗夫从衣架上取下格鲁吉亚人的雨衣。“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不是个小孩，你有孙子了。咱们走着瞧吧。”
　　沙尔瓦一走古罗夫就把门关上，走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门。
　　“有什么事？”玛丽亚问道。
　　古罗夫走进卧室。玛丽亚盘腿坐在床上看书。
　　“是我不对，请原谅，可是眼下我正处在困难时刻。”
　　“那么生活中黑暗的日子总比光明的日子多。什么叫不对，什么叫原谅？困难时刻！你呀，我的老天爷！你是个男人，你要好好把握自己！”
　　“你说得对，我应当这样。可是我偶尔还是需要你的帮助。”
　　“你现在要走？”
　　“不会去很久。你早晨排练快要结束时我就回来。”
　　玛丽亚放下电影脚本，看了看表，笑了一笑。
　　“真的不会很久。你等等。我给你换换衣服。”
　　玛丽亚根本不知道古罗夫要去哪儿、去干什么，但她迅速准确、甚至不假思索便从柜子里取出衣物，就像母亲每天收拾儿子上学的东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