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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文革以后,教会不断发展与壮大,但是一系列挑战与问题也随之而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教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变化。教会中的许多观念、思想与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极不协调。在这种状况之下,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这一重要的命题也被提上日程。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如何守住,并且要进一步地发展壮大教会的力量,除了依靠上帝的保守与祝福,也需要我们有一种进取的精神,改革的意识。放眼今天的社会,改革进取的精神,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每一个社会人都有这样的危机感,如果不努力适应这个时代,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没有自己生存的空间,然而教会在这方面的意识还相当的薄弱。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作者有这样一段话:“我总感到,二十多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到了一个应该反省的时候了,我祈祷更多的人听见这种呼召,也希望这是来自上帝的命令。”许多人都认识到了神学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因此,我想谈一下神学与教会的关系。
一、神学服务教会
其实神学思想调整与建设的事工从初期教会到今天一直没有停止过。耶路撒冷会议就是一次伟大的神学思想调整与建设的工作。这次会议调整了教会犹太信徒固有的观念,为外邦人加入教会开了宽敞的门。在教会的历史之中,为了适应时代和环境的需要,神学就处于不断的调整与建设之中。教会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除了依靠上帝的恩典,也是因为一些有识之士在危机关头奋起改革,而且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深入信徒心中,是与教会发生了紧密的关系。改革不仅仅是教牧人员的事,更重要的是它能被普通的信徒认同,因为他们才是教会的主体。我个人认为神学思想建设也是教会历史长河中的一项伟大事工,不仅仅要使神学院的老师、教会领袖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普通信徒认识到它的必要性。
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梁燕城博士在《建构性的后现代中国神学》一文中强调,中国神学建设问题是近几年来讨论较多的问题。中国与西方世界同时步入后现代时代,因而中国神学建构必须以后现代社会为起点,回答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切身问题。他指出,中国的神学应是以中国文化与处境为核心思考的切入点,以西方神学的成果为参照点,基于圣经真理,用中国人的心灵去消化基督信仰,从事21世纪的神学创作。也就是神学必须与现代广大普通信徒的生活有着切实的关系。这也是神学所须具备的公众性,它不能在理解上是自说自话,也不能闭门造车。
丁主教给神学下了一个通俗易懂而又非常贴切的定义:“神学就是教会在思考”。由此可见,我们的神学反省均不是发生于真空之中,它是教会自身的一种反思,我们不只是个人读经,作神学,也是与基督徒团契一起读经,一起分享我们的读经心得,一起探求上帝话语的今日意义与信息,使我们不尽完全的观点或偏见有机会得到补充、修正,使我们借着彼此的分享,更增进、充实、丰富我们对那超越人又内在于人的上帝的爱与救恩,他的奥秘与伟大。做神学读圣经既然跟教会生活实况无法分开,神学绝不是玄而又玄的学问。而是以教会群体为对象,在教会面临的新处境中重新诠释经典与传统。
虽然神学作为教会对本身信仰与所在处境的一种理论言说,其首要的陈说形式是学科性或学说性。但这绝不应被误解为经院式或学究式的,如果神学太过于深奥复杂,神学便成为学者的专利,而失去其在教会生活中的规范性和实际性。因此,为了让信徒能喜欢神学,并使他们能容易了解神学,我们注重学术性神学的同时(学术性神学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在这方面还相当薄弱),也必须提出较简易的,重要的,和生活性的神学思想架构。这种架构也许不完全,有其缺点,但希望能使信徒容易理解而喜欢阅读它,从而使我们的神学反省落实于生活的层面,具有普及性与实践性。因此,要想神学思想建设这一事工被广大信徒更加了解和认识,需要我们提出他们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神学架构。从而,使神学的研究成果能在教会产生普遍和深入的影响。
二、神学挑战教会
特雷神学归属教会的公众空间,表面看来似乎给人有神学从属教会的印象,但实际不然。事实上严格来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与巴特的《教会教义学》都不是“在”教会完成的作品。首版《基督教要义》完成于1536年,当时年方27岁的加尔文正流亡至巴塞尔,疾笔成书,整理自己投身改教运动数年来的教导心得。无独有偶,巴特的《教会教义学》大部分亦成书于瑞士的巴塞尔大学。两套经典固然是“为”教会而作,“向”教会言说的作品,但却不因此而成为从属于教会之作品。在分析神学与教会之关系时,许多人强调神学应面向教会,授权于教会,从属于教会,总结就是“神学为教会”。这种看法的优点是其指出神学与教会为不可分割,认定教会为神学服务的对象。但其缺点是忽略了神学与教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教会在实践中,在对自我的检验中产生神学。但同时,因为神学具有前瞻性,所以神学也引导教会,提醒教会的传讲。神学固然应服务教会,但同时神学亦挑战教会。如果神学只是从属教会,那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便不会发生,一个宗教没有理想性的规范来引导,以提高信徒的灵性与品质,如果只随个人的欲望来走,迎合人性低层次的需求来发展,那么这种神学,本身不但不能对社会、教会、信徒的心灵有所提升和帮助,反而是一种欲望的宣泄的方式,只会助长了劣性品质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宗教团体,包括教会在内,必须认真来面对和努力的地方。希望在神学反省的帮助之下,能打破教会面对的时代困难,使教会有新的契机性发展,并展现出一个活生生有力的信仰见证团体。而向原有的传统习性挑战,从而,带来教会的革新,使教会有一种突破和新气象。
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的团体,处在种种的社会处境中受社会潮流、社会形态和人类心灵的状态所影响,如何在一个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的情境中作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心灵照顾者乃是当务之急。这有赖于教会牧者的意识觉醒,敏感又适切的反省,教会需要一批在时代的变迁中对危机有一定的敏感度和应变能力的人,只有这样教会才能有弹性地回应时代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又持守着信仰的理想性。
因此,教会与神学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神学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应像骨骼与血肉。神学论述应追寻、伴随着教会,但也引导挑战教会,两者紧密关联,互相更正与见证。因为如果没有了教会的传承与见证,神学便没有了经验素材与栖身之所。同样,教会如果没有神学的引导与挑战,便没有了方向与健康向上的理论指引。所以,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信仰群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从神学与教会的关系反思神学思想建设具有的渐进性与宽容性
圣经启示的渐进性这一点也告诉我们,上帝对他子民的带领是按着他们的理解力与接受力循序渐进的。在族长时代圣经记载多妻制的现象以及律法有休妻的规定,而到了先知书就提出不可以强暴待妻,也不可随便休妻,到了《新约》圣经从没有提到允许多妻的存在,而且对休妻的事也是严加限制。随着人们文明的发展,上帝会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当他们处在落后而没有开化的时代时,上帝知道他们能力达不到这一点,所以就不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同样神学思想建设也需按着信徒的理解力与接受力循序渐进,用合理的方式去引导,就如丁主教常说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圣经是适应人的心智能力而写成的神的真理,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和吸收。所以它用人类所知道的语言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正因为圣经适应人,所以神的真理能够被人们理解,并成为有意义的启示,人类和属世的器皿成为传达属灵真理的工具,圣经是在人类社会环境之下写成的,所以它所使用的类比也是从这个环境中取得。我们知道,神是个灵,没有眼、耳、口、鼻、舌这些物质的形象。但是为了人们能够理解,在表达上帝全能时,圣经说到神的右手,因为在人类中右手是能力与权利的象征。圣经说到坐在神的右边,因为在人的社交场合中,主人右边的那个位置是最尊贵的。圣经中有许多这种拟人化的手法,之所以如此描述乃是把神的真理传达给人的必要手段,这些真理的特色用人们所理解的类比描述出来。所以在表达我们的思想时也需要贴近信徒的理解力与接受力。如果我们没有按着信徒的理解力与接受力循序渐进引导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会引起误会。
神学是一种规范性的主张,同时,神学也具有时代的辩证性。其辩证的思考乃是针对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做出新的反省、解释和评论,并提出更使教会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发挥功能的理论——如何满足信徒的灵性需要和追求,如何发展教会以及影响社会。神学既然是一时代辩证的思考,当教会面对时代的变迁时就需要有所调整,从事神学思考的神学人士、神学院的老师、教会的领导者、就需要有敏感的应变能力以及足够的时代知识,否则,就不能做适切的反省,也因此就不能提供教会在时代中所需要的导引和建议。信徒的热情不能被激起,信仰的追求被传统的框架以及制度所束缚。但有时因为神学人士本身的视野、背景、知识和心胸的限制,由于本身知识所限或者不愿改变的惰性,不但不能提供教会突破瓶颈的帮助,反而成为教会发展的阻碍。所以,我们的神学论述,不论是在亚洲或是世界各地,常常充斥着尖锐的表述,其目的不是在分享喜悦或经验,反倒像在伤害那些在神学上有着不同意见的人。其实,神学的表述往往有他的有限性、短暂性,所以在不同的处境中神学表述的重点就不同。因此,要做神学,我们就需要抱着宽容、大度的态度,从而能引发对话,允许、尊重、甚至珍惜多样性,以便将信仰团体建立在我们与三位一体上帝的共同关系上,而不是神学的一致性上。我很欣赏莫特曼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不拥有绝对的真理,我们只不过是在参与真理。”除了主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就是真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百花开放,广开言路,用宽广的胸怀,谦卑的态度,愿意倾听、交流,才会使自己不断长进,也才会使自己偏颇的观点不断得到修正,使我们不尽完善的观点走向成熟。这也是推动神学思想建设所必须要有的态度。
因此,如何在经验和理论,神学与实践上取得适当的平衡,使两者相辅相成来推动神学思想建设是我们所必须面对和努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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