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信使 大贯进

卤猪鼻子

在一阵令人不快而又直冲脑际的沉闷声响中，尾崎静子睁开了双眼。最初，她并不明白那是什么声音。由于是猛然间被吵醒的，所以她还处于一种意识朦胧的状态。接着，同样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来。这一次，她总算听出那是门铃在响。
    “来……了……”
    她一边长长地回答着，一边慢吞吞地爬起来。在这种时候来客是最令人感到讨厌的。蓬头垢面，连衣服都懒得穿。而且，想到房间里一点热气都没有，要离开暖和的被窝，真是一件极不情愿的事。
    冲着落满了灰尘的镜子，理了理杂乱不堪的头发以后，她怒气冲冲地打开门。按门铃的是那位面熟的邮递员。
    邮递员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眯缝着眼像估价似地打量着衣冠不整的静子，好像在说：这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显得邋邋遢遢的女人。
    年轻主妇们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像电视剧里的人物那样干净整洁。早上光顾着贪睡，连脸都不洗的，大概只有她了。
    “是挂号信，尾崎夫人。”
    邮递员不耐烦地说着，然后就把牛皮纸信封递到她的跟前。
    她看着信封颇感惊讶，因为她并没有约定在这个时候来什么挂号信，但信封上写着的收件人的确是“尾崎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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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
    邮递员着急地催促道。
    她急急地回卧室取了那个便章，递了过去。家里的印章只有两个，一个是正式图章，另一个就是这个便章了。
    在收件栏里盖上印以后，邮递员又像瞧不起似的向她投去了一瞥，然后就离开了。不知为什么，静子以前就很讨厌这个邮递员。也许对方对她也怀有相同的想法。
    最令她感到讨厌的还不止邮递员一个人。收款员、卖蔬菜的、卖肉的以及小区里的居民们都很讨厌，世上所有的东西都面目可憎，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使她感到不快。
    小区附近的市场里有一家肉铺，她每星期都会去一二次。有一次，她指着60元的次等肉说：
    “这个来一百克……”
    “一百”这个数字她说得非常清晰，因为不然的话，店员会再问一遍。正巧旁边有一位年龄与她相仿的女人，她是小区内的一名主妇，静子偶而碰到过几次。
    “我也要这个……”
    她说道。
    “是给小狗吃的。称三百克。”
    静子的脸色陡然变了，全身的血仿佛凝固了一般。
    “呀！这是狗吃的肉？”
    这句话条件反射似地脱口而出。
    “那我不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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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时候肉铺老板能对那位主妇损害他人尊严的无礼行为予以谴责的话，静子的人生观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对肉铺里的人来说，买一百克肉供人吃的顾客，与买三百克肉给狗吃的顾客相比，显然后者更为重要。
    从那时起，在她看来，连孩童那样的小家伙都好像在用轻蔑的、反感的眼光看着她。
    所谓的社会就是如此。应该说，她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职员的妻子。丈夫有着固定的工作，而且是一位认真勤快的男人。她也从未做过什么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的事情。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被人瞧不起的，那完全是因为工资低了些，而且工资低也并非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原因。因此，结束租房生活，搬到这个小区里来的时候，她并未考虑到收入的多少竟在生活中占了如此重要的比重。当时，她一味地为摆脱租房的烦恼而感到高兴。
    这里虽说是小区，但其实都是独门独户的住宅。在熟人的帮助下，他们在这房子的主人调换工作以后，借管理人员的名义，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借了下来。
    这个小区是有着一百栋房子的居民区，大半是被大公司作为职员公寓买下来的，因此有一半以上归公司职员所有。能住独门独户的职员公寓的，肯定都是些优秀职员，他们几乎花不了什么钱就能住上这种三室一厅的房子。如果没有熟人的帮助，这样的房子，静子他们是无缘住上的。
    搬到这里不到一年，静子就深切地体会到低收入生活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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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美容院。小区内，尤其是职员公寓里的年轻妻子们，花在美容院里的钱简直令她难以想象。静子常常三个月才用最便宜的价格烫一次头发，但她们几乎是每个星期都要去做一次全套美容，而且用的烫发液也是最高级的。尽管地处偏僻，但美容院总是生意兴隆。
    自然，技术娴熟的店主总是在为老顾客服务，静子的头发是由徒弟们代劳的。在这个偏僻的美容院里，能够完成像样的全套美容的只有店主一人。即使付了规定的费用，她的头发也总是被烫得惨不忍睹。
    甚至，有时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在她之后来的老顾客被安排到她的前面。即使抱怨，店主也会对她说：“她是预约的。”于是，“预约”的老顾客就会带着轻蔑和优越的神情向她投去一瞥，然后得意洋洋地坐到镜子前。
    在蔬菜店和杂货店里也是一样，抖动着千元大钞购买最高级产品的，总是要比数着10元硬币掏空钱包的她优先。在人多的时候，有时他们还会对她的话置之不理。
    她本来就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而且也并非出身低微，因此对他们的态度越发不满，甚至会变得气急败坏。她的脸型原本就并不是那么温柔，自从搬到这里来以后，更是常常显出极为焦躁的表情。
    商家也没有给过她好脸色，因为在他们眼里，她并不是一个值得奉承的人。
    她渐渐地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淡了。对贫困有了深切体会后，为了消除那种屈辱感，她的神经变得高度紧张，她成了一个自我意识极强的女人。她不由得感到人们都在嘲笑她的软弱，连想要保持一点自尊心都被视作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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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夜晚。沉沉的夜色轻轻地将世上的万物平等地裹入一片漆黑之中，给贫穷的女人提供了一个安乐窝。白昼无情地将人们的羞耻感和虚荣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她来说，白天是难熬的。为此，她养成了午睡的习惯。
    说是午睡，其实并不是那种半个小时左右的瞌睡，而是一早就关上窗，然后就一直睡下去。这样做，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节约燃料费。今年好不容易终于买了一台石油取暖器，但终日开着的话，油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钻进被窝，一分钱不花，就能享受到温暖了。
    然而，最近好像已经养成了惰性，她总是睡个不停。即使起床，也没什么好干的，这倒是事实。打断了一顿好觉，将她拖到冰冷的门口的门铃声弄得她很不高兴。来者一般都是收费人，或是推销没人要的高级化妆品或工具的推销员。
    看到她睡眼朦胧中紧绷着的脸，推销员们在一声拒绝之后立刻就会退走。他们一眼就看出她是一个靠虚荣心和优越感都不可能打动的人。
    然后，她就骂骂咧咧地再一次钻进被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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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却有些不同。送来的是挂号信，而且信封上明确地写着她的名字。睡意顿时消失，她冷得打颤又看了一遍信封上的收信人地址。
    上面写着：“福冈市昭代町13丁目70，尾崎静子女士”，寄信人是大分的邮局。
    她有些迷惑。
    7年前她的确与丈夫一起曾在大分住过。那时丈夫的公司（虽说是个小公司）还很景气。大分是个物价便宜、生活朴素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当时她还十分年轻。
    开始为购房而存钱的，也是在大分。但是，搬到福冈时就应该自动解约了。当时所有的手续都交给丈夫去办，或许是留下了一些其它的存款，因而现在寄了过来。大概只能这么解释了。
    这里的房子一般都以住宅的号数为投递的标识。她的编号是319号。正式的地址应该是“70—19番地”，但如果不根据号数的话，要在一百幢房子中找到收信地址也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因此寄到这里来的信，往往不写正式地址，而改用号数。但是，这封信只写着正式地址中的“70”，却省去了后面的“19”。
    静子带着疑惑和期待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本活期存折。它不是一张折着的纸，而是将好几张纸钉在一起制成的。封面上确实写着她的名字“尾崎静子”。
    尾崎静子急忙看下面的内容：“大分市长滨3丁目××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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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名，她没有丝毫的印象。起始处盖有一个“东京邮局”字样的红色印章，后面罗列着昭和三十九年以后的历次存款金额。
    看到这里，她恍然大悟。
    这是一封送错了地方的信。因为昭和三十九年时，她已经来到福冈。
    存折上开始时存入的金额并不多，渐渐地从三千元到五千元，以后又从七千元增至一万元。从几乎空白的支付栏可以看出，主人是光存不取的。当她看到总金额时，她心中暗暗吃了一惊：足足有二十七万八千五百六十元之多。
    一瞬间，她的视线被盯在这个数字上，这简直就是一双饿鬼看到美味时的贪婪的目光。她甚至想人非非：莫非是有人因可怜她的境遇而在悄悄地给她存钱，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她没有昭和三十九年以前住在东京的熟人，而且世界上更不会有如此古怪的人。
    那么这样的差错是怎么发生的呢？
    她恋恋不舍地放下存折，又看了一遍信封：“福冈市昭代町12丁目…”
    静子屏住了呼吸。刚才她将它错读成了“13丁目”。姓名、文字，直到番地都是相同的，因此她想当然地以为是寄给自己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感到疑惑，有些内疚。虽说是误拆，但毕竟是拆了别人的信封，更何况这是一个与金钱有关的信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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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也发生过几次投错信的事，其中既有同一小区内姓“尾崎”的人的东西，也有寄给12丁目的尾崎友夫的。但同姓同名的误投，今天却是第一次遇上。或许这个“尾崎静子”就是尾崎友夫的妻子吧！她虽然不与邻居们来往，但寄给她的信却不少。
    静子在以前还不懂得贫穷的滋味时，也是一位性格开朗的女性，热衷于社交。邮递员会将此信送给她，可见一斑。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贫穷为何物。一收到来信，她就会饶有兴致地写上一封回信。内容都是富裕、幸福地生活着之类的话，也可以说她在信中营造着自己的理想生活。
    那个戴眼镜的邮递员是负责这一片的，他好像很快就知道她叫“尾崎静子”。至少在他的印象中，在昭代地区，319号的居民叫“尾崎静子”。他对这封地址有残缺的信并未多加注意，就把它当作319号的尾崎静子的信，并径直送了过来。虽说这是邮递员的疏忽，将“12”看成了“13”，但她冒冒失失地将信拆开，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但是，既然已经打开，就无法补救了。发生这种出乎意料的事情以后，她也没有理由埋怨邮递员。她首先想到的是，无论如何必须把信送回它的目的地。她自信能够将事情说得非常圆满，不让对方感到疑虑和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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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看来，静子是一位给人感觉颇好的女人。说话时彬彬有礼的模样甚至能给人一种有知识、有教养的感觉。她善于伪装自己。这种“伪装”就是女人的天性。
    她捏着十元硬币，向小区内装有公用电话的游乐园方向走去。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电话亭孤零零地竖在那里，电话亭里有一本用链子串着的电话簿，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被人拿走。
    她一边翻着电话簿一边心里思忖着：如果电话簿里找不到的话，就只好费神去找那幢房子了。
    非常幸运。电话簿里印着“尾崎友夫，昭代12……”电话簿里虽然没有详细地址，也没说那个“尾崎静子”是他的妻子，但可能性还是有的。
    静子拿起话筒，刚要放入硬币，一瞬间犹豫了，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她耳边说“打了电话，一切便都不可挽回了……”。这时，她并没有想要干什么，只是想先不给对方打电话。
    静子放下电话簿。台上有一支别人遗忘的铅笔，她撕下电话簿的一角，记下尾崎友夫的电话号码。
    回到家里以后，她在没有热气的房间里又翻开了存折。
    二十七万八千……
    这个被盖了章的数字像火一样灼烧着她的眼睛。
    如果有这么多钱的话，再加上她近乎疯狂地攒下来的存款，就可以买房子了。
    眼下，她最想要的是一所能让她安居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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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房子，她受了不少累。在大分住的是个人经营的公寓房，当时每月要付的房租达六千元之多，但对他们来说还是能够承受的，当时丈夫任大分办事处主任。后来公司衰败了，办事处无法再维持下去，于是他们被召回福冈。
    从那时起，他们整整租了五年公寓。说不准什么时候，他们又会被人从现在住着的这所舒适的房子里赶出去。在借这间房子时作为条件之一，在主人提出收回要求时，他们必须立刻交还。
    从付6000元房租的时候开始，尾崎静子就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住房，并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房租是死钱，长期租房的话，就等于在作许多不必要的浪费。
    就连20年前住的那间6叠大的房间，也要付5000元房租。如果从现在的住处搬走重新租房，每个月至少也得付七八千元的房租。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只有将这些钱用作购买住房时的月付款，才算把钱用活了。
    三年前她有60万元的存款，现在只剩下了50万元。就是说，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吃掉自己的梦想。分期付款的首付款至少也要80万元。因此，她是一边梦想着有一捆30万元的钞票从天而降，一边过着无精打彩的日子。
    现在，她的眼前就摆着将近30万元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