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禁区

坠落天使路西法

前言
                                             格雷汉姆·汉考克[1]     很荣幸能在这里把《考古学禁区》一书的精华本——《揭开隐藏的人类史》介绍给大家。可以这样说，我确信此书将成为20世纪末人类智慧成就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的相关问题，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得到保守学者的心里认同。尽管时光不能倒流，克莱默和汤姆森的研究却让我们望见了远古岁月生动的历史——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迟早得面对那些科学曾记载过的事实，那些出色的远古人的研究。     本书的诣在告诉我们：两百多年来学者们精心勾划出的人类进化史是一个误区，一个不是小的修缮就能纠正的误区。现在需要我们脱下桎梏的教条，用开放的思想和无成见的头脑去探索人类文明真实演变的历史     这一点，在我心中早已扎下了根，它是我的著作《上帝的指纹》的思想基础。那本书的焦点是在2万年前，也就是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早1万2千年，先进的甚至超过现代的人类文明之花已经开遍了全球。只是被最近一次冰期的大灾变摧毁扫平，渐渐消逝在记忆中。     而《揭开隐藏的人类史》一书则更进一步，克莱默和汤姆森把人类文明的水平不止推前了1.2万年或2万年。而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他们的研究显示，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中关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学术理论，都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的，学者们精选了有利于己的证据，掩盖了大量异己的事实。作者发掘好那些尘封的科学研究，深入的剖析告诉我们，那些科研工作不是因为有误或者造假，而是因为他们与现行观念相抵触，所以没有被收录。     本书暴光的那些反常的事实，令学术界十分尴尬。书中大量确凿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现代人类的出现不是经典理论认为的十万年，早在成百上千万年前，能制造先进金属器件的人类文明，曾经主宰过地球。尽管以前，轰动性的报导介绍过这类事实，但象克莱     默和汤姆森这样，给出如此深入精辟的让人不得不信服的分析，还是第一次。     该书后半部剖析中，谨小慎微的治学风范加重了本书的学术分量。我相信，本书在当代拥有广泛的读者，尤其是那些不盲的、不迷信经典教条的、有开放的思维和理性思考素质的读者。     该书凭着严格的科学事实和推理，开创了探索“人类”真实演化史的新纪元。                     格雷汉姆·汉考克                     1998年1月英格兰迪文（Devon）
作者序言     我们的原著《考古学禁区》一书，是一本952页的专著，对普通读者可能有一定难度，因此，汤姆森和我想出版一个精简本，以适合更广泛的读者，这就是本书《揭开隐藏的人类史》的由来。     本书几乎涵盖了原著所有讨论的事实，略去的是大量文献的引述，以及地质学和形体解剖学的详细分析。比如，书中我们仅仅是简单陈述一处遗址，属于上新世晚期，而在原著中，我们提供了参考文献和现代地质学术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原著。                     迈克尔·A·克莱默                     1994年3月26日于美国加州太平洋海岸
内容简介     1979年，玛丽·李基等古人类学家在非洲东部坦桑尼亚的雷托里（Laetoli）考察时，在360万年前形成的火山灰尘沉积层里，发现了人类脚印化石。玛丽等专家说那些脚印和现代人类的脚印一模一样。这意味着：人的祖先在360万年前已经长出了今天人类的脚。     另一些学者，如芝加哥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塔特尔（R. H. Tuttle）认为，360万年前，人的祖先还处于“南方古猿”（简称南猿）阶段，它的脚从化石上看，具有鲜明的猿的特征，和雷托里的脚印无法相容。     塔特尔在1990年3月的《自然史》杂志（Natural History）上坦诚地讲：“看来我们陷入了一个神秘的结果之中”。也许结果是李基和塔特尔都没提到的——360万年前的东非，具有现代体形的人类已经出现了。正如封面上描绘的，那里的人和猿共存。尽管这是有可能的，却为正统的人类进化论所不容。     从1984年到1992年，汤姆森和我，在助手博奈斯（S. Bernath） 的协助下，广泛收集了这类证据，足以置疑现在的人类进化论了。其中有近期发现的证据，但更多的却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科学发现。     有人对此不屑一顾，想当然地说：“搞错了没有！”但是，它们却是早期学者无可挑剔的科研文献。我们深入研究也这些报道的可信度，发现它们和那些符合人类进化的文章相比毫不逊色。     本书第I部分，我们逐个聚焦大量的抵触现今进化理论的科学证据，同时也深入探究它们遭到系统压制――遗漏——淡忘的原因。这种压制不是科学骗子用诡计欺骗公众，而是提示社会流行的“知识过滤机制”——貌似无关大体，其累积效应却很惊人——整个一类科学文献在我们视野中消失了，这是不公平的。     这种压制模式由来已久。比如1880年，美国加州地质学家惠尼特（J. D. Whitney）发表了长篇报道——加州金矿中发现了先进的石器文明。在隧道深处没有翻动的火山岩帽下面，发现了石枪头、石钵和石杵，其年龄在900万～5500万年之间。史密森学会的福尔摩斯（Holmes）挑不出毛病，就凭想象来攻击。他写道：“如果惠特尼和现代人一样理解进化论的故事，他就会对自己的研究结果满腹狐疑了。他是说：别看远古人类的证据那么深刻，如果事实不合乎现在的理论，再严谨也得丢弃。     这就是本书提示的“知识过滤机制”。科学界用它过滤掉不受欢迎的事实证据。它自如地运转了一百多年，悠然至今。除此之外，还有更直接的压制。
20 世纪50年代初，加拿大国家博物馆的李（T. E. Lee）到了北休伦湖的曼尼托林岛，他在诗光达（Sheguiandah）的冰川沉积层，发现了高级的石器。韦恩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家J·斯坦福的分析表明：诗光达的石器年龄至少为6.5万岁，可能是12.5万岁。那些恪守标准美洲史前史的学者无法接受这个年龄。他们确信人类从西伯利亚进入北美是1.2万年前。     李回忆说：“遗址的发现者（李）被国家研究机构开除长期失业；出版渠道被切断证据被几个有名的学者歪曲滥用……挖出成吨的石器在博物馆的贮藏室消失了；馆长因为拒绝开除我，还提议出版那次考古发现的单行本，自己也丢了饭碗；官方用特权压制了6个样品，并把遗址变成了旅游点；那里的人被迫尴尬地说：那个婆罗门[2]什么也不懂；有关书刊都被改写。那个发现必须被扼杀掉——就这么扼杀掉了。”     书的第II部分，我们审视了支持现今主流进化论的证据，尤其研究了南猿。多数学者认为南猿是人的远祖，头象猿，身体和步态象人，而后来一些学者却给出完全不同，却更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南猿是象猿一样的树栖动物，与人类无关。     第II部分我们还探讨了这样的可能——在遥远的过去，现代类型的人和原始的类人动物同时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科学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事实，表明如今在世界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还生活着象巨猿、南猿、直立人以及象尼人（尼安德特人）的生物。在北     美有巨足野人（又称斯考奇人Susquatch），在中亚有奥玛斯野人（Almas），在非洲、中国、南亚、中美洲、南美洲，它们都有不同的名称，一些学者把它们统一叫成“野人”。科学家和医生报道发现过活野人，死野人，还有各种脚印，他们统计了上千例目睹野人的报导，在历史文献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这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本书的合作者理查德·汤姆森。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数学家，在生物数学方面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涉及卫星运行、地质学、物理学等领域……     我从1984年，理查德请史蒂芬·博奈斯开始收集有关人类起源和考古学的材料，1986年，理查德请我把那些材料编辑成书。     史蒂芬收集的材料，1859～1894年的一些文献深深吸引了我，那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到杜布瓦（Dubois）发现爪哇猿人的时间段。在好奇心的趋使下，我请史蒂芬找一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书籍，包括布尔（M. Boule）的《人类化石》，从中我发现了大量与现今进化论对立的事实，顺藤摸瓜，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文献，大多是19世纪科学家描述的切劈兽骨，石制工具和现代体型的古人化石，年代都出乎意料地遥远。文献的科学质量很高，深入分析了各种情况，这些促使我开展一个更系统的研究。     历时三年，在对这类尘封文献的挖掘中，史蒂芬和我搜集到了难见的会议记录和世界各地的一些杂志，我们一起把这些资料译成英文，摘抄又用了两年。整个成书过程，我几乎整天和理查德在研讨。     第6章的大部分材料来自卡莱斯（R. Calais）收藏的原始文献，他慷慨地提供了复印件。感谢史蒂恩·麦金泰尔博士，她曾在墨西哥霍亚勒克遗址做过第一手研究，她热心地拿出了当年的资料。圣博纳迪博物馆的辛普森（R. D. Simpson）与我们对石器作了有益的探讨。关于骨化石上鲨鱼齿印的问题，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迪默尔（T. A. Demere）也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本书的成书，我们要感谢比托（C. Beetle）、泰勒（A. Taylor）、达萨（Y. dasa）、垂普莱特（M. Triplett）、希米斯（B. Symes）、史密斯（D. Smith）、宾亚米尼（S. Binyaminy）、弗瑞兹（S. Fritz）、坎塔特尔(B. Cantatore)、福兰克林（J. Franklin）和百斯特（M. Best）。我们还要呜谢巴卡特丹塔国际图书公司的鼎力支持。最后，我们邀请广大读者来提供我们感兴趣的事实证据，以期收入下一版中。读者可以直接写信至：                     Govardhan Hill Publishing                     P. O. Box 52                     Badger, CA 93603                     M.A. 克莱默                     1994年3月26日于加州大学太平洋海岸
注[1]: 格雷汉姆·汉考克是《上帝的指纹》一书的作者，这布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专著，已译成11国文字，畅销全球，中文版已由李永平先生译出。[2]：婆罗门是古印度封建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种姓，在英语中喻指那些社会上的名门望族，尤指那些出身于英格兰世家傲慢的文人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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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狮子之歌——达尔文和人类进化论           一旦获得了语言           就象造物主一样，           无可否认地握住了           主宰世界的大权！”         “众狮”们摇头摆尾，用轻声的“狮吼”向他贺彩——这是协会特殊的礼仪。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12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谁不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就太可笑了。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是对人类起源的问题蜻蜓点水地说：“将来会搞清人类起源的历程。”可见达尔文还是比较谨慎的，他没有把人类作为物种进化的例证。第一节 达尔文如是说     直到1871年，达尔文才在《人类家谱》（Decent of   Man）一书中详细表述了人类进化的观点。他这样解释这12年的延迟：“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人类起源和亲缘的证据，不是不想发表见解，而是一种偏见让我很矛盾，所以沉默至今。《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说过：‘将来会搞清人类起源的历程’。这意味着无论人有多特别，也出不了生物进化的普遍结论。”     《人类家谱》一书中，达尔文明确否定了人类这个物种的特殊地位，他说：“人可能是从古代一种披毛长尾巴的四足树栖动物进化来的。”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缺少证据—古猿和人之间的过渡物种的化石。     当时除了出自德国和直布罗陀的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年代确定很粗陋的化石之外，只有少量的现代人类型的化石。那些被达尔文主义激发而叛逆传统的人们，在这个局面下又激动了——化石能证明达尔文主义吗？     今天，现代古人类学家毫无例外地认为：“他们已经实现了达尔文的遗愿，在非洲、亚洲等地找到了人类祖先的化石。”     事实真是这样吗？
灵长类的出现     本书中，我们不去讨论地质年代表本身，只是拿来一用（表1-1），作为研究的一个固定参照，这样比较方便。不过我们认为，我们的发现可能使得地质年代的划分问题——需要谨慎、重审了。     目前认为，最早的象猿的动物出现于渐新世，约3800万年前；最早的作为人类祖先的古猿，包括森林古猿，出现于中新世，约500～2500万年前。到了上新世，距今400万年前，最早的直立行走的类人猿——南方古猿（简称南猿）出现了。科学家们说：南猿已经象人了，4～5英尺（1.2～1.5米）高，脑容量在300～600毫升。脖子以下象人，头介于人、猿之间。     以前认为：南猿的一支，在200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进化为能人——外形象南猿，脑量增大，在600～750毫升。     还推测能人在150万年前进化为直立猿人（包括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5～6英尺（1.5～1.8米）高，脑量在700～1300毫升，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直立人和南猿、能人一样，颈部以下象人，只是前额低，眉脊高，嘴突出，牙较大，下颌没有颏。它们生活在非洲、亚洲，延续到20万年前 。     古人类学家设定的进化顺序是：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智人。在30～40万年前，早期智人（或称古人——现代人的早期阶段）出现了，但仍有直立人的特点，以英格兰的天鹅谷（Swanscombe）、德国的斯德海姆（Steinheim）、法国的丰谢瓦德（Fontechevade）和阿拉哥（Arago）发现的颅骨为代表，称为“前尼人”。他们进化为尼人和新人。     20世纪初，一些科学家曾提出：最后一次冰期的西欧尼人，是新人的直接祖先。比现人头大，吻突出，眉脊突起，脑门后塌。这些化石发现于3～15万年前的更新世沉积层，而智人化石比他们还早15万年！这样，尼人就从人类直系血系中被除名了。     3万年前在欧洲出现了克罗马农（Cro-Magnon）人，是典型的新人。过去学者们认为新人诞生于4万年前，而今更多的权威人士从南非等地的考古发现上判断，他们最迟是在10万年前出现的。     现代人脑量在1000～2000，平均1350毫升。研究一下现代人类，就会发现：脑量和智力没什么因果关系，有的高智商者脑量只有1000毫升，也有脑量2000毫升的白痴。     现代人类起源的疑问太多，何时？何地？又如何？—— 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大多数学者同意：只有现代人进入了新大陆（the New World）[3]，从南猿开始的早期进化都是旧大陆的事，人类进入新大陆，始于1.2万年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2.5万年。     今天仍有太多进化论的断层，中新世的森林古猿和上新世的南猿之间，就有400～800万年的大断面，完全没有过渡化石。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找到化石填入这个断层——但是，为什么用这类假设来支持进化呢？     如果发现了早于森林古猿的新人化石呢？再说，即使发现了100万年前的新人遗迹，也是在森林古猿绝迹400万年以后。如此巨大的鸿沟，足以废弃现在的人类起源框架了。     事实上，这样的证据——为现在进化论所不容的事实——已经发现了很多，只是被压制、掩盖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的十年中，这类报道很多，只是在此之前，除了尼人化石，都未受重视。达尔文主义确立的最初几年，还没有什么主流的人类进化模型可以维护，许多专家的论文水平较低，最高也就在现在《国家探索者》的水平。     但是，杜布瓦（Dubois）的“爪哇猿人”[4]，把大量反常的化石和远古人类遗迹埋没了。爪哇人化石出自于80万年前的更新世中期地层，被认作森林古猿和人之间第一个过渡类型。它的发现是进化论的里程碑。从此进化论者再不希望发现早于它的人类遗迹了。如果发现了，他们会说：“不可能。”并想办法把它搞成错误，或干脆扣上骗子的帽子。但在爪哇人发现以前，科学家们的确发现了许多更早期的人类化石和大量遗迹——石器和切刻的兽骨。
评判的标准    在展开本书的研究之前，很有必要确立判断证据的科学标准。“自然真实”是科学证据的根本，而研究方法和适用的范围也很重要，违背了这些推理，就会陷入幻想的旋涡。应该指出，古人类学证据有特定的局限性     首先，证据太少，又无法重复。一些学者找到了重要的化石而得到了殊荣，大多数人耕耘一生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发现。     其次，一旦确立了一个发现，证据的关键部分→如出土位置→就被破坏了，这些关键信息只有靠发现者提供。有人可能会说：“化学或其它方法不也能指示原始位置吗？这只在某些特例中成立。在判断这些证据时，我们必须借助于相关的地层信息。”     一些重大的化石发现无源可查。几年后，原遗址区不可避免地被——侵蚀作用以及继续挖掘、商业开发——弄得面目皆非。除了从记载中推断，再无直接证据可言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即使是最近的，也缺乏关键的细节。     因此，想确证一个古人类学证据，即使亲临现场，也很难得到原始证据。当然，时间不够、资金不足，我们也只能分析一小部分文献。     第三，古人类学证据没那么简单。一个论断的背后——比如——某化石出自更新世早期——涉及地质断层、塌陷机率，滑坡与否、二次沉积等许多问题的讨论分析。还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你垂询该址的另一位研究者，他（她）会提供一些重要细节，对此第一见证人却没有描述。     不同的现场观察者，有时互相矛盾。他们的感觉和记忆也有局限性，难免漏掉一些重要的东西。别人会看到吗？——不可能，因为一出土，原位证据就被破坏掉了。     骗子可能钻这个空子。“皮尔当人”[5]就是一例。揭穿这类骗局需要有福尔摩斯的头脑，加上现代全套实验设备。不幸的是，总有一种强烈的动机，有意无意地缔造这样的欺瞒——因为荣誉的诱惑太大了，谁都想当人类祖先的发现者。     欺瞒可以这样体面地实现——简单地略去不合意的证据。本书中我们将不断看到这种战术。比如发现古老地层中的人工制品，却不予报道——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些工艺品会有那么古老。看到了反常的证据，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我搞错了没有？”用忽略一些重要事实来欺瞒，也是人性局限性的一面，糟糕的是，它将误导经验和理念。     撤回一些古人类学报道，可没有撤回样品那么简单。同样，现代确定化石年代的化学和同位素分析，也没有表面那么容易。比如碳14测定年代，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样品的污染程度却决定着结果的可靠性。一些原始数据，可能被复杂的讨论分析“吃掉”了。给出的是第二组理想数据——而文献中却极少披露这个过程。本书也揭示了这样一些很不科学的实例。     尽管博物馆的化石和石器也能提供一些线索，但重要的信息还是在文献报道之中。所以我们的研究结论也主要是建立在原始文献的研究之上的。     文献中的研究未必尽善尽美，最简单的古人类学事实背后，可能涉及复杂的难解的因素，因此，想要得出确切的结论是很难的，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提议：可以去对比不同研究报道的质量，分析不同角度的研究论文，提供全面认识问题的可能。一篇论文是否讨了各种可能性，是反映其研究深度的重要标志。由于很多报道需要建立在观察者诚信的基础上，因此，我们也查到了相关人员的信誉评价。     如果两份论文的学术水平和诚信度相同，就应该一视同仁。可是为了压制异已，学术界常常接受已方，对另一方置之不理，以致后来人无法知道真相了。
上述评判标准贯穿全书。本书的第一部——隐匿的反常事实，介绍的证据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类化石和遗迹；第二部是作为现代人类进化证据的化石和石器，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两组发现有的相互关联，一些反常的证据在第二部中也做了分析。     我们的观点是：为了维护现在的人类进化论，接受一类文献而把另一类科研工作打入冷宫——是不妥的。如果拒绝第一类报道——反常的证据，也用这个标准来对待第二类证据，进化论就成了无本之木，如果接受了第二报道，我们也必须承认第一类反常的事实——在遥远的中新世甚至5500万年前的始新世，甚至更早地球上就存在能制造工具的智慧生命了。接受其中的人类化石证据，就不得不承认，那是具有现代人体型特征的远古人类的杰作！     这些事实证据不仅在埋葬现代进化论，对新生代整个哺乳动物进化模型也是巨大的挑战。注：[1] 红色和狮子都是英国的象征，这里喻指达尔文是英国的骄傲。[2]原表较为简略，为方便读者，译者这里做了较为详细的年代表。[3]指美洲大陆。进化论的一个经典结论是：美洲大陆没有进化出灵长类，更没有进化出人类。现在人类是从北美洲和亚洲之间的白令海峡的“陆桥”进入北美洲，而后扩散到南美洲的。陆桥是一个假设，是指现在已经沉入海中的曾经连接大陆的狭长陆地，或者白令海峡的浅滩在冰期被结冰后，将亚洲、北美洲连接起来的巨大冰面。[4]爪哇猿人化石本是有争议的，它只有头盖骨和一根大腿骨化石，而且出土地点相距45英尺，出土时间相差1年，杜布瓦年轻时认为它们是一个个体，晚年又放弃了这个猜想。但现在学术界把它认定为进化论的经典证，并且不提原来的争议和挖掘原始记录的差异问题。详见第8章。[5]皮尔当人的化石是把人的颅骨和猿的下颌骨拼在一起，伪造的猿人化石。一时名声雀起，赢得美誉40多年，充当着进化论的经典证据。但终于败露。详见第9章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的几十年，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留有人类切削痕迹的兽骨化石，它们显示在上新世、中新世（2500万年前）以致更新早时期，人类已经存在了。虽然反对者设想那是猛兽、鲨鱼或地质压力留下的，但支持者的分析更有说服力。比如，兽骨与石器埋存在一起，新鲜兽骨上的实验结果与化石上的刀、斧痕迹一致。同时，显微摄影技术也把刀痕与鲨齿咬痕区别开来。而且，许多事例中刀痕出现的部位恰好是屠宰时“游刃”的部位。     然而这类“反常”的事实证据，没有被现代理论收录。学者们从符合进化论的发现入手，来展示现代人在近代出现的设想。从本章揭开的事实来看，这种做法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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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石骨刀痕——真相露端倪
法国——几百万年的刀痕     证明思路 F 刻痕——多个实例——刻痕表面矿物沉积——有石器同埋 确证     1863 年4月，法国国家博物馆的迪斯诺耶斯（J. Desnoyers）到法国西北部的圣普莱斯特（St. Prest）收集化石。在砂砾中，他找到了一段犀牛胫骨，上面有一系列狭长的划痕，很象利刃所为，他还发现上面有一些象刀尖刻出的小圆圈。后来，他去了查垂斯（Chartres）博物馆和巴黎矿石学院的陈列室，发现那里存放的出自圣普莱斯特的兽骨化石上也有同样的记号。于是，他向法国科学院做了报告。     一些科学家说过圣普莱斯特的遗址属于晚上新世（200～300万年前）。如果迪斯诺耶斯的判断是正确的，显然那时已经有现代人类活动了。     有人会想：“什么地方搞错了吧？”上述结论显然与现行进化论对立。那么遥远岁月的欧洲，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智能水平呢？在正统观点看来，200万年前只有非洲能找到人类始祖——南猿和能人。而“能人”作为最早的工具制造者，可能性也很小。     虽然另一些学者认为那处遗址的年龄小一些，在120～160万年，这对骨头上的人类遗迹来说，也太反常了。     在19 世纪，迪斯诺耶斯的发现也引起了争论，反对者凭想象说那些痕迹是挖掘工刻上去的。迪斯诺耶斯驳斥说；“划痕的表面与化石其它表面一致，也有矿物沉积。著名的英国地质学者赖尔猜测——印痕是啮齿动物留下的，但法国史前学家德莫提理（G. de Mortillet）说：“不可能是动物咬的，可能是利石在地质压力下刻上去的。”对此，迪斯诺耶斯说：“在挖掘和运输中，许多刻痕被磨蹭过了，所以和原始痕迹大相径庭。”     究竟孰是孰非？一些权威人士说：“如能在那里发现石刀之类的工具，问题就解决了。包热瓦（L. Bourgeois）是一位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他仔细检查了普莱斯特的遗址，终于发现了一些真正的古人石器，并于1867年1月向科学院提交了报告，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德夸菲吉斯（A. de Quatrefages）说：“那些石器有削刮器、钻孔器和矛头。”     但这还不能让德莫提理满意，他还说划痕是地质压力所为。看来划痕的特性分析，邂逅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定石器的真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难怪他不认可。在下一章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将做出有力的证实     1910 年，美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奥斯本（H. F. Osborn）的研究把石器和划痕联系起来。他说：“这个年龄的地层里最早的人类足迹，是1863年迪斯诺耶斯在查垂斯附近的圣普莱斯特地层发现的兽骨切痕。最近拉维尔（Laville）和儒塔特（Rutot）在那里发现了石器，从而排除了兽骨切痕造假的可能，证实了那确是人力所为，也充分证实了包热瓦 1867年在该地层的发现。”     该发现一旦确立，揭开的问题就不是能一带而过的了。可以肯定地说：因为该发现证明上新世存在人类，就无条件地拒绝它是不对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课本上，人类进化的部分丝毫也没有提到这类反常的实例呢？甚至只有几例否定和嘲弄式的脚注呢？是它们不可接受，还是因为它们要重创主流的人类起源学说呢？     基于这种考虑，法国科学院的成员，巴黎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德夸菲吉斯教授在书中写道：“对上新世、中新世，以致更早期人类遗迹的全盘否定，更象出自一种基于理论的思维定式，而不是实际的直接调研。”

加拿大——8万岁的刀痕     证明思路 F 排除可疑——电镜扫描——与标准样对比 确证     19世纪还有很多挑战进化论的考古发现，在展示它们之前，我们且看一个近代的实例——一个为“迁入美洲论”所不容的发现。     现行的“迁入美洲论”认为：约1.2万年前，一些亚洲的狩猎者部落经白令陆桥迁入了北美洲，后来扩散到了南美洲，也有一些学者把时间推远至3万年。     然而，一些发现表明在美洲的更新世时期（200万年前）就有人类存在了，这类反常的证据与时俱增。后续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剖析这些科学发现。现在，我们只看一个近代典型例子：加拿大肓空河流域北部老鸦河（Old Crow）出土的化石。     20 世纪70年代，加拿大考古学会和国家人类博物馆的莫兰（R. E. Morlan）指导研究了老鸦河的化石。他的结论是：这些兽骨和鹿角在形成化石之前，就被认为切削过。后来经过河水的搬运作用，沉积下来。其出土位点是威斯康星州冰川的冲击平原，距今约8万年——这对现行理论是个巨大的冲击。     但1984年，萨森（R. M. Thorson）和古思瑞（ R. D. Guthrie）的论文指出：划痕可能是河水中的冰凌划出来的。随之，莫兰收回了他的断言，他说了34个样品有30个有可能是冰凌划的。     即使这样，他依然认为——另4个样品上的印迹无疑是人类切削出来的。他在一篇论文中说：“这些划痕和用石刀肢解动物留下的划痕完全一致。”     他还把两个样品送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什曼（P. Shipman）博士那里鉴定，什曼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了代石上的印迹。和1000多个记录在案、确定的样品作了对比，她说：“一块化石没有结果，另一块很明确，就是工具切割的痕迹。”     这个实证也在告诉我们，19世纪的这类发现也不容忽视。虽然那时没有电子显微镜，但光学显微镜足以胜任鉴定工作。
加州——数十万年的屠宰痕迹     证明思路 F 复原骨架上，划痕处处相连 古人宰割痕迹     另一个类似圣普莱斯特化石的近期发现，是美国帝国山谷大学博物馆馆长米勒（G. Miller）找到的，米勒报道：他在加州的安泽波雷格（Anza-Borrego）荒漠挖出了6个獴犸象化石，上面有明显的刀痕，美国地质局用铀衰变法测出的年龄是30万年，古地磁定代法和火山样品显示的年龄是75万年。     一个有名望的学者说米勒的发现像一个怪兽，象西伯利亚发现一只活獴犸象一样荒谬。米勒反驳说：“这些人不希望发现那么早的人类证据，因为那样，他们毕生的成绩就要进地沟了。”     1990年5月31日，我们和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迪默（T. Demere）对此做了探讨，迪默说：“他也很自然地怀疑米勒的报道，化石出土时，也没有发现石器，而且，那些发现也没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因为未必过得了审稿那一关。但后来，我们从样品保管人帕克斯（J. Parks）那里得知，迪默曾被邀去那处遗址考查，可他没去，也从没看过那些化石。”     帕克斯说：“样品上的切划痕迹处处相连。显然是屠宰时的刀痕。如果骨头分开后，被石头挤动产生的划痕，不可能在复原的骨架上处处相连。”

意大利——百万年的刀迹     迪斯诺耶斯在意大利阿诺（Arno）河谷出土的化石中，也发现了和圣普莱斯特化石一样的切划痕迹——其中有南方象和伊特鲁亚犀牛（Rhinoceros etruscus）的化石，地层属于上新世阿斯丁期，距今300～400万年。考虑南方象在欧洲灭绝的期限。兽骨年龄的低限也不会低于130万年。     这种古人切划过的兽骨，在意大利其他地区也有发现，1865年9月20日，在斯佩齐亚（Spezzia）召开的自然科学学会会议上，拉莫里诺（Ramorino）教授展示了两种灭绝的动物——红鹿和一种古犀牛的化石，上面都有切划过的痕迹。化石出自圣乔瓦尼（ San Giovanni）靠近西纳（Sicna）的地区。而且也是上新世阿斯丁地层。     德莫提理风格依旧，又一次想象地宣称——极可能是挖掘工人划上去的。

法国——1500万岁的斧痕     证明思路 F 与认定标准对比，排除其它可能 确证    1868年4月13日，劳斯戴（A. Laussedat）向法国科学院报告了一个发现：博传德（P. Bertrand）送给他一块犀牛下颌化石，出自法国比利（Billy）附近的一个地堑。上面有四个非常深的短痕，在颏骨下部，基本平行。很像短斧砍的，因为印痕上有交叉外形的骨纹，象斧子劈的木块一样，因此，他认为那在骨头新鲜时，石斧砍过的遗迹。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类与刻动物同时生活在遥远的古代—— 地层的年代竟是中新世中期——距今1500万年！     真是人类所为吗？德莫提理照例否认。他自己排除了猛兽咬印的可能后，写道：“那是简单的地质作用的压痕”——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     宾福德（L. R. Binfond）是现代研究切骨痕迹的权威，他在《骨化石：古人和现代人之谜》一书中写道：“石斧、石刀砍出的痕迹较短，而且是一组一组的平行痕迹。”这是对1868年劳斯戴研究的直接证明。

法国——1500万年的敲骨吸髓     证明思路 F 现场做对照，再综合其它痕迹 确证     1886年4月《法国科学进展》中，还有一份同类论文。贾瑞格（F. Garrigou）和费侯（H. Filhol）报道：“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远在上千万年前的中新世，人类就和那时的动物共存了。”     证据是一组出自法国珊珊（Sansan）的兽骨化石，明显是人为弄断的。当现代科学家判断它出自1500万年前的中新世地层时，又成了现代进化论的灾难性反例。     德莫提理老调重谈：“那是在石化过程中，可能因为脱水而自然破裂的。后来又经受了地层运动。”     而贾瑞格则证实那是古人敲骨吸髓的结果。1871年，在意大利波伦亚（Bologna）举行的国际史前人类和考古学大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先展示了一系列新鲜的骨头，都有无可争议的切割砍砸的印迹；而后，他拿出一种小鹿（Dicrocerus elegens）的骨头化石来对比，两者印迹完全一致。     他还出示了一些晚上新世的骨片，上面有明显的切削遗迹。按宾福德的说法，敲骨吸髓之前，要用石刀刮下骨表面的肉。

希腊——500万年前的剖骨取脑     证明思路 F 敲砸骨头，有序的剖取，石器同埋 确证     希腊的派克米（Pikermi）靠近马拉松平原，有一个化石丰富的晚中新世地层遗址，那是杰出的法国科学家高莱（A. Gaudry）发现的，1872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史前人类和考古学大会上，冯杜克（B. von Duker）报告了他在派克米发现的兽骨化石，上面的印迹表明至少500万年前的中新世，已经有人类存在了。     冯杜克首先去了雅典博物馆，检测了出自派克米的大量骨髓化石。他发现了34块三趾马（Hipparion）下颌化石，19块羚羊的胫骨和22块犀牛等大动物的化石，都明显呈现被敲砸吸食骨髓的特征。这样的骨头化石，他标注了几百个。     此外，他还发现许多三趾马和羚羊的脑腔，呈现有序地去掉上颌取食脑髓的迹象——食肉动物的撕咬和地质压力是不会造成那样的效果的。     随后，他亲自到派克米调研。第一次发掘。挖出的三趾马和羚羊化石，有1/4带有人为敲斫的痕迹。他还报道：“我在化石中发现了一块很合手的石锤，很适合处理那些骨头。”

英国红岩：200万年前的首饰     证明思路 F 三个典型特征——疑问不成立 确证     1872年4月8日，英国皇家古人类学院的会议上，地质学会的查尔沃斯（E. Charlesworth）展示了一批鲨鱼牙齿，每枚牙齿中间都有穿孔，就象南海岛民做武器或项链钻的孔一样。牙齿出自东英格兰的红岩（Red Crag）地层，距今200～250万年。     对海洋动物，比如软体动物，不可能搞出这样的钻孔的问题，查尔沃斯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个科学家提出了牙齿腐蚀的可能，但就目前所知，鲨鱼没有这个问题。另一个提出是否寄生虫所为，但他承认鱼的牙齿里不会有寄生虫。     考野（Collyer）博士对此提出了是人工制作的观点。会议记录中记载：“他用高倍放大镜检查了那些一线穿通的鲨鱼牙齿。……在他看来，那些连续贯通的孔洞，是人类所为。”他提出的理由中，这几个较为典型：     1、钻孔在牙齿正中间；     2、钻孔边缘的斜面斜度；     3、人工钻孔的记号。
土耳其——恐象化石上的雕刻     证明思路 F 骨雕＋石刀＋纵劈的兽骨 确证     1874 年，卡沃特（F. Calvert）在土耳其达达尼尔（Dardanelles）一带的中新世地层中，发现一块恐象（Deinotherium）化石，上面刻有一个动物图案。他这样记录道：“我在发现骨雕的四周搜寻，找到了一个燧石刀和几块纵向劈开的兽骨化石。显然是古人取食骨髓的残迹。”     恐象与大象有点相似，但身体巨大。现代权威人士认为。它们从早中新世至晚上新世时期，生活在欧洲。因此，卡沃特把达达尼尔遗址定位于距今500～2500万年前的中新世，比较合理。可是现行理论认为，那时只有像猿一样的灵长类存在，即使定位于晚上新世— —距今200～300万年前，出土骨雕饰品也太早了，这种工艺（按进化论）应该是近4万年的事。     在《史前史》中，德莫提理回避了达达尼尔地层的年龄，却说：“发现一个骨雕，一个石刀和劈开的兽骨化石，简直太完美了，以至于让人怀疑。”     真太有趣了，在圣普莱斯特遗址中，德莫提理埋怨没发现石器工具，或其他人类遗迹，这里，他又说发现太完美了。他言外之意说卡沃特在骗人。     但是，加州大学的垂尔（D. A. Trail）教授曾这样评价卡沃特：“他出身于最优秀的英裔世家，具有深厚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造诣。他在达达尼尔的研究，成绩斐然。”     卡沃特在达达尼尔地区指导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垂尔说：“在我与卡沃特的交往通信中，我了解到他是个很诚实很严谨的人。”

意大利——上新世宰割的鲸鱼     19世纪后期，意大利发掘出一批带有切削痕迹的鲸骨化石，1875年11月25日，波伦亚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开普里尼（G. Capellini）对此做了研究，他说是鲸鱼新鲜时用石刀宰割出的。许多科学家同意他的观点。     那是典型的上新世的一种鲸鱼，一些化石出自博物馆，另一些是他自己在塞纳河附近，如在波贾荣（Poggiarone）那儿挖出来的。     化石上的划痕出现在屠宰下刀的部位，如肋骨外缘。开普里尼挖出的一具完整的鲸骨中，切削痕迹只出现在一侧。他对此解释说：“这个家伙应该是左侧着地挣扎，人们在它右侧下刀。”——这的确排除了地质作用和深水鲨鱼咬食的可能，因为切削痕迹只出现在一侧，而且鲸骨化石上的切削痕迹和现代肢解鲸鱼留下的划痕几乎一模一样。在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开普里尼报告说：“在波贾荣出土的鲸鱼化石旁边，我还发现了石刀。用这些石刀，我可以在新捕获的海洋动物骨头上留下同样的印迹。”他还注明了在意大利的同一地域——萨伏纳（Savona）发现了古人化石（详见第7章）。     与会人员对此做了研讨。伊文斯（J. Evans）等人提出反议，而巴黎古人类学秘书长博乐卡（P. Broca）则表示赞同。博乐卡是当时骨髓形态学的主要权威之一，他特别排除了鲨鱼撕咬的猜想，并说痕迹的每一个特征都表明是利刃所为。     德夸菲吉斯也是赞同的人士之一。他是1884年撰文说：“只有用锋利的石刀切割才能留下那样的印迹，用其他方法，你怎么努力也复制不出来那些划痕。     这项工作总结性论文，是1893年赖英（S. Laing）用英文写的：“划痕曲线很规则，也有半圆环，单手切削可以造成这样的痕迹——骨向外凸起的部分有明显的切削痕迹，骨内凹处有粗糙的擦痕，显微镜检测证实了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在鲸鱼新鲜时用石刀样的利器大力切削留下的，就像一个野人在肢解一条搁浅的鲸鱼。没有别的解释，也不存在欺骗的可能。如果固执的观念，还反对第三纪（220～6500万年前）已有人类存在，只能是主观臆断了。”     图2.1 上新世一种大白鲨鱼的牙齿     （Carcharodon megedodon）     现代的权威人士宾福德说：“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不可能把肢解剔肉时在骨上切划的痕迹和动物撕咬的印迹混为一谈。”     图2.1 是鲨鱼牙齿，它比狼等猛兽的牙齿还要锋利。鲨鱼撕咬的痕迹比较接近切削器的划痕。我们检测了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鲸鱼化石之后，分析过这种情况。     图2.2 鲨鱼锯齿状的牙在鲸骨上划出的沟槽     那是一个上新世一种小型须鲸。我们用放大镜看到了规则均匀的平行沟纹，这正是鲨鱼牙的锯齿边缘的划痕。图2.2的印痕可能骤然一咬，牙齿边在骨面上划出的痕迹。     这样，需要重新确定意大利出土的化石划痕成因。区分鲨鱼捕食和人类屠宰的关键特征，在于——划痕是否呈现平行走向的V型沟槽。

坠落天使路西法

法国——中新世屠宰的海牛     证明思路 F 划痕与化石表面沉积一致，地层中原位紧埋 确证     1867年，巴黎召开的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包热瓦提交的论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展示的一块中新世海牛化石上，明显带有人类宰杀的痕迹。（图2.3）     图2.3 中新世海牛化石，法国庞思     海牛化石是迪劳奈（A. Delaunay）在靠近庞思（Pouance）的巴瑞尔（Barriere）挖出来的，它埋在贝壳沉积层中。包热瓦惊异地发现其中一段上肢的肱骨上，有不少切划痕迹，划痕与化石的其它表面一致，这样轻易排除了破裂造成的可能性。骨头已经石化了。紧密地埋在一个未翻动过的地层，表明划痕的年龄和地层一样古老。     印痕的深度和锋利程度，进一步证明了那是化石形成前划上去的。一些痕迹还表明它经过了两个独立的切割过程。     即使德莫提理也承认那不是地层错动或挤压所致，但他不承认那是人类所为，主要是因为地层属于中新世，他1883年写道：“要是人的遗作，年代太早了。”——这里我们又一次明晰地看见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判定事实的深重干扰。

意大利——上新世的刀钻痕迹     1876年意大利地质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费瑞提（M. A. Ferretti）展示了一块化石，带有明显的人类钻孔的遗迹，证据充分得不容置疑。     这是一个大象（或犀牛）的化石，出自意大利圣华伦泰（San. Valentino）的晚上新世阿斯丁地层的蓝粘土中，引人注目的是化石最厚的部分。有一个完美的圆洞。费瑞提说这不可能是软体动物或甲壳动物所为。     第二年，他又给委员会提交了一块化石，也带有明显的人类加工的遗迹：化石出自圣茹菲诺（Ruffino），也是在阿斯丁地层的蓝粘土中埋存的。它显示出从一端拉锯式劈开的迹象。     1880 年一次科学会议上，意大利人类学与地质学学会贝鲁西（ G. Bellucci）的新发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是在靠近佩鲁贾（Perugia）的圣华伦泰和福密堡（Castello delle Forme）挖出来的化石、骨炭和片状石器，化石上有石器切削打击的遗迹。这些上新世湖泊型粘土中的发现，证明在几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就有人类活动。

法国——中新世的刀痕     19 世纪后期，在克勒蒙特-福兰德（ Clermont-Ferrand）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收到了一块犀牛（Rhinoceros paradoxus）股骨化石，上有明显划痕。化石出自佳奈特（Gannat）一段有流水穿过的石灰石沉积层中，其中另外的化石是典型的中新世物种，也就是说，划痕产生于中新世（距今500～2500万年）。     有人提出划痕是动物咬的，但德莫提理反对，用他的老调谈道——骨化石在地质压力下移动，被划出来的痕迹。     德莫提理的话，把这个问题搞成了公开的问题。沟痕位于股骨的末端，靠近关节——正是宰杀下刀的部位——根据现代骨骼划痕专家宾福德的说法是这个结果。     德莫提理还描述说：划痕是平行的沟，有点不规则，穿过骨轴，宾福德提示说：“石刀屠宰时最常做拉锯式切削，这样留下的沟痕比较小划痕平行，而且走向弯曲。”

英国红岩：200万年的贝雕     证明思路 F 表面颜色一致，变脆不可再雕 确证真品     1881年，英国地质学会的斯道皮斯（H. Stopes） 向“前沿科学学会”提交一份报告，讲述了他在红岩（Red Crag）沉积层发掘到的贝壳化石，里面刻着一个人脸——虽然粗一些，但确凿无疑就是一个人脸，而贝壳的年龄在200～250万年。     1919 年的《地质学杂志》上，远古贝雕发现者的女儿（M. C. Stopes）发表论文，证实贝雕不是赝品：“刻画人象的刻痕表面呈棕红色，颜色深浅与贝壳其他部分完全一样。这点很关键，因为如果是后来造假刻上去的，刻痕就会比其他表面颜色浅。还有一个关键，贝壳变成化石后，变得较脆，那样的刻画只能把它搞碎。”     而传统的人类进化学说，只有3万年前的克罗马农人，才有可能制出这种艺术品。而200万年以上的贝雕，与进化论势不两立。

红岩：至少200万岁的工艺品     20世纪初，莫尔（J. R. Moir）发现了大量异常古老的石器（详见下一章）。他报道过“萨福克（Suffolk）的红岩和珊瑚岩的基部以下，发现了一系列矿化的骨器。”     英国东部的红岩地层顶部，现在断定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分界线，距今200～250万年。珊瑚岩是晚上新世岩层，距今250～300万年，红岩和珊瑚岩层的基底，是碎石层，其中含有上新世直至始新世的矿物，年龄在200～2500万年。     莫尔挖出的一组骨器是三角形的（图2.4）。他在报告中说：“这些是用又平又宽的鲸骨做的，……现在变得很脆了，谁也不可能再修饰它们了…… ”他指导了的模拟制作实验，结论是“骨器化石确是远古人的遗作。”他认为三角形骨制品是作枪头用的。后来他又发现鲸肋制造的枪头。从克罗默森林地层（Cromer Forest Bed）的上层至下层，莫尔等人都发现了古人的遗迹。最上层的年龄约为40万年，最下层80万年。若按现代一些权威人士的观点，最下层约175万年。     值得注意的是，莫尔描述了住在木桥（Woodbridge）的温柯普先生收藏的一根肋骨化石——出自红岩地层以下——两端被锯过，温柯普和后来做鉴定的菲舍(O. Fisher),都认为那是古人的加工遗迹——而年代却太意外了。     图2.4 出自珊瑚岩地层以内的3块骨器     年龄200～5500万年，（上：俯视图，下后视图）     图2.5 40～50万年前锯过的木头     箭头处的沟可能是开始下锯的痕迹     还有一块古物，是纳卡特（S. A. Notcutt）在曼迪斯雷（Mundesley）的“克罗默森林地层”挖出的一块锯过的木头，距今40～50万年。     莫尔说：“木头平面的末端（图2.5 箭头处）显示出被利刃锯割的痕迹，就像现代锯木头时，在树干边缘开口处留下的记号一样。”     莫尔进一步说：“图中箭头所指的后部有些发黑，象火烤过。可能这个东西是原始挖树根的木铲。”     现行学说认为40多万年前，英国东部只有“直立猿人”是最高级的生物，但这种象猿的家伙，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工艺使用锯子。一个木把柄石刀，也切不出那么清晰平整的锯面。     上述骨制枪头和其他人类手艺的遗迹，在今天的教科书和文献中是看不到的。尤其是：“克罗森林地层”的发现，大部分在现行理论可以接受的边沿，也被主流学派操纵的知识过滤机制过滤掉了。

英国——3800万年前的捕象沟     1912年，地质学杂志上，地质学会会员菲舍说：“多塞特郡（Dorsetshire）的一个风景点——都里士（Dewlish）挖出的考古遗址大象沟，原来是远古捕象的陷阱。”     “大象沟是在白垩中建成的，12英尺深，只容一个人通过，很陡，一端通入一个陡峭的谷地。地层中只有南方象化石。我认为这是上新世造的，是个捕象的陷阱。”     因为南方象生存于120～350万年前，因此，遗址年代至少在12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当然，还可能是350万年前——晚上新世开凿的。     图片显示，大象沟垂直的陡壁，用大凿子仔细削刮过。菲舍的这个报道，显示了古今通用的一种狩猎方式。     《自然》杂志1914年10月16日，用一则短讯报道了多塞特原野俱乐部的继续发掘工作：“沟并不止于现在挖出的地面，一直延伸到一条很深的白垩岩缝中。”古人不是不可能借一个地缝开凿了猎象的深沟。看来值得检查象骨上有没有屠宰的刀痕，如此，证据就更完美了。     菲舍随后又有了重要发现。他1912年的研究总结中写道：“在巴顿崖始新世地层挖掘时，我发现了一个‘煤玉’样的东西，面积9.5平方英寸，厚2.25英寸，至少一边被切削过，打制成这个形状。”煤玉是一种致密的黑色煤炭，表面光亮平滑，常用作宝石，而始新世地层的年龄是3800～5500万年。

小结：化石上的古人遗迹     太奇怪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么多独立的科学研究，不断报道“在上新世、中新世、始新世的兽骨、贝壳上留下的远古人类印迹。发表这些成果的科学家有：迪斯诺耶斯、德夸菲吉斯、拉莫里诺、包热瓦、迪劳奈、博传德、劳思戴、贾瑞格、费侯、冯杜克、欧文、考野、卡沃特、开普里尼、博乐卡、费瑞提、贝鲁西、斯道皮斯、莫尔、菲舍、凯斯。     这些科学家在骗人吗？这些学者精神有问题吗？还是那些就是上新世以前的古人真迹呢？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一个恰当的解释是没有人去寻找这类证据了，骨骼化石形成划痕是罕见的事，也很容易被忽视。如果一个古人类学家确立了上新世以前不可能有人类存在的观念，他就不会留心那些化石上的人类手迹。     这些反常的石器，我们分为三大类，在三、四、五章中介绍：     （1）始石器：天然适合使用的石头，不做或仅做简单的加工，有使用痕迹。     （2）粗制旧石器，有一定打磨的石制工具。     （3）精制旧石器和新石器：精良加工的石制工具，器具。     对一般人来说，很难把始石器和一般石头分开，好在专家已搞出一些评判标准。

第三章 反常的始石器
   英国肯特——数百万年的始石器     伊哥塞姆（Ightham）是肯特（Kent）的一个小镇，在伦敦南约27英里。维多利亚时代的哈里森（B. Harrison），在经营杂货店之余，常到山间峡谷收集石器。尽管今人无从记起，但当时他的石器却引起了学术界几十年的争论。     哈里森的工作大多是在英国著名地质学家普莱斯威奇（J. Prestwich）的密切指导下进行的，他还与古人类学家定期通信，画上自己发现的石器，按标准程序分类。     哈里森在古河床里发现了旧石器，很容易鉴定出是人类打制的，他和普莱斯威奇判断一些石器（图3.1，图3.2）是上新世的，20世纪一些地质学家，比如英国地质局埃德曼兹（F. H. Edmunds）都同意。20世纪早期古人类学界领头人欧博梅尔（H. Obermaier），认为是上新世中期的，也就是说距今200～400万年，但现在的学者从进化论出发，……只承认英国最早的石器有40万年。     哈里森的发现中有一些较原始的，如图3.1，但也能看出是人力所为。这种石器在今天的原始部落中还在制造，他们捡起一块燧石，打出一边的刃，就当成了石刀。     批评者断言哈里森的始石器是想象的，其实是天然燧石。但现代石器权威帕特森（L.W.Patterson）提出了区分天然燧石和粗制始石器的方法。他说：“比较困难，要看在一个方向沿着石刃施力造成一致效果的机率。”……     1889年9月18日，地质学会的贝尔（A. M. Bell）给哈里森写信说：“这些一致打制的石器，人力所为的机率远大于天然所为……我确信。”按照帕特森的标准，不得不把它们归为始石器。     1891年11月2日，著名的科学家、与达尔文共创进化论的华莱士，到哈里森的杂货店走访。看了哈里森收集的石器后，华莱士认为石器是真的，并请他写一份详彻的报告。     普莱斯威奇是英国最著名的石器权威，也认可哈里森的发现。1895年，他驳倒了石器是天然所为的猜测：“有人挑战说那是天然所为，三年过去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流水能单向打掉边棱，但同时把石头磨成卵石。”     他1892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说：“现代的野蛮人，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的石器，和现代发现的早期旧石器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没必要把那些过于古老的石器划归给猿人，既然石器是典型的智人作品，那么在上新世中、晚期，出现智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7章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的科学家在上新世地层中，挖出了许多原位沉积的现代人类型的骨骼化石。     有趣的是：现代专家却把很接近哈里森的始石器的石器，当做人类作品。如非洲奥杜韦遗址的石器太粗制了（图3.3），但没有质疑它们是否是人力所为。     一个由英国著名学者组成的学会，资助了一次高水平的实地考察工作，以解决对于石器年代的置疑。这次挖出了许多上新世地层中原位沉积的石器，现场证人有30人之多，结论性证明了石器的上新世年龄。     1895年，哈里森应邀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展出他发掘的石器。一些人仍然持疑，另一些则表示赞同。英国地质局的牛顿（E. T. Newton）是皇家学会会员，1895年12月24日写信给哈里森：“至少有一部分，无疑是人力所为，是古人类的作品。1896年，普莱斯特去世后，哈里森继续用事实回敬凭空质疑者，并得到了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负责人兰克斯特（R. E. Lankerster）的支持。”     1896年，普莱斯威奇去世了，哈里森纪续发掘工作，用事实回敬凭空置疑者。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负责人兰克斯特（R. E. Lankerster）成了他的支持者。     有人也许会问：这么详细分析这些有什么必要？原因之一是告诉大家：这些证据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狂人之语。实际上这些反常的事实，正是严肃问题的中心；它们占据了学术界精英们争论的焦点，持续地打击着现行理论，其科学严谨性也不次于反对者的理论――简直是现今进化论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通过展现这类事实的科学辨析，读者才能不被任何一方牵着鼻子走，才能自己面对真相，得到一个独立思考、判断的机会……     1921年，哈里森去世了，遗体安葬在圣得教堂墓地上。1926年7月10日，教堂北墙铭文中写下：“纪念哈里森（1837～1912），一个乡村杂货商，一位考古学家，在伊哥塞姆地区发现了大量始石器文化，丰富了远古人类的研究成果。”     遗憾的是：那些“远古人类的成果”随着哈里森一起埋葬了。19世纪90年代，杜布瓦发现了极有争议的爪哇“猿人”，这个很不确定的“猿人”，被供奉为人类的祖先，那早于它的人类证据，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反常证据忽略、遗忘掉。

  英国红岩：更古老的石器     旅程的下一站是英国东海岸，我们来看看莫尔（J. R. Moir）的发现。     莫尔是皇家古人类学院的会员，英国东部史前学会的主席。自1909年起，他在红岩（Red   Crag）和珊瑚岩（Coralline   Crag）的地层展开了发掘工作，收获颇丰。     现代地质学研究告诉我们：红岩地层有200～250万年历史，比珊瑚岩层年轻一些，它们以下是砾石层，或称骨层，由沙、砾石、贝壳和骨化石组成，更为古老，其中含有始新世（3800～5500万年）的“伦敦粘土”。     莫尔发现的石器出自红岩下部砾石层，显出不同程度的加工痕迹，（图3.4）年代上限可追溯到始新世，下限也有200～300万年。     莫尔认为这些石器的制造者应是“人类进化的早期野蛮阶段”，但是，现在智人阶段的人，也能并且还在制造这么粗糙的东西。     始石器本身就有争议。许多学者是自然所为，但莫尔有不少有名的科学家支持，包括考察过遗址、证实莫尔发现的布莱尔（H. Breuil）,皇家学会主席地质学家葛吉（A. Geikie），以及大英博物馆的负责人兰克斯特爵士等。     兰克斯特从莫尔的石器挑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样品，它把它们叫做鸭嘴铲。后来，他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样品（图3.5），它们出自威庭翰的红岩地层以下。要是这样，那么石器的年龄就在250万岁以上了。     该石器的垂直切削面，显示了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兰克斯特1914年给皇家古人类学院的报告中写道：“非人力的石头开裂不可能造成手工打制的特征，它们只能是人力所为。”他还指出样品可能有中新世的年龄（500～2500万年）     在福克斯豪（Foxhall），莫尔有了重要发现——红岩上新世晚期地层里的石器（图3.6），距今200万年以上，1927年他写道：“那是一个石器加工厂的废墟，有石锤、打制的燧石、煅烧的石头、用火遗迹……还有著名的福克斯豪古人下颌化石，显然不是原始类型。如果确实是原位沉积的，那时的古人和现代人身体结构差不多。”     1921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本（H. F. Osborn）的研究，确证了石器的上新世年代。他说上新世人类的存在：“如今有了坚实的基础，豪克斯豪的石器确为人类作品，无可辩驳。”他把那些石器样品分为：石刀、尖状器、刮擦器和单边刮削器。     奥斯本还重新研究了莫尔的其他工作。他说：“莫尔发现的古人化石，证实了上新世的英国东部已有人类存在了，由此开辟了考古学研究的新纪元……他们的智慧足以制造石器和用火了。”     另一个被莫尔的证据所折服的是奥博梅尔，他原是反对派。1924年他写道：“福克斯豪的发现是我们得到的第三纪人类的第一个证据。”这里所说的第三纪，是指从上新世直到始新世。（500～5500万年）。     莫尔还在诺福克（Norfolk）近代的“克若莫森林地层”（Cromer Forest Bed）挖出了石器，有40～80万岁，另一些人估计该层下部的年龄为175万年。     面对事实证据，还是有人拒不接受，硬说那些纯粹是自然力所为。比如瓦仁（S. H. Warren）说那些石器是地质压力在白垩岩床上擦出来的石片。1920年，他报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图3.7）……如果不考虑它的环境，几乎肯定会说它是莫斯特石器文化的近亲。”莫斯特文化（Morsterian）是公认的晚更新世石器工业。瓦仁抱定始新世地层中不可能有石器，而不抱这种偏见的人，想知道――瓦仁是否实地考察过？

后来的研讨中，一位科学家指出：莫尔发现的一些石器，是第三纪中期的地层，不挨着坚硬的石灰岩。这就排除了瓦仁空猜臆断的观点——地质压力在白垩层上磨出来的伪石器。     为了解决对莫尔发现的争论，一个国际学术科考队组建了起来。在国际人类学院的要求下，由8位杰出的欧美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组成了科学考察团。     考察团的结论支持了莫尔。他们说伊普斯威奇附近的红岩地层没有翻动过，最晚也是上新世的，而且石器确是人类所为。他们在红岩层以下的地层做了四次挖掘，找到了5个典型的石器，至少250万岁。因为该层含有始新世的沉积物，石器年龄的上限为5500万岁。     考察队的开匹顿（L. Capitan）说：“红岩下的地层没搅动过——我们亲自做了鉴定。出土的石器，只能是古人的作品，其他可能都已排除。我们发现的事实，是史前文明的绝好证实。”     令人奇怪的是，考察团正式发表了报告后，反对派还不认帐，还在重谈“自然压力说”的老调。这回凭空推出“冰川说”。但据我们所知，至今无人能解释冰川如何在石器上造出的双向疤痕，磨制出精确的形状。而且许多石器并非贴在硬岩表面，冰川对它们同样无技可施。英国考古学家柯里斯（J. M. Coles）报道：“福克斯豪沉积层的层理，是陆地性沉积，不是海洋性沉积，这也排除了瓦仁想象的‘冰川说’”。但瓦仁冰川说发表后，争论却平息了。1968年柯里斯说：“因为事实未定，学术界没接受任何一方……”事实未必如此。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科学主流派发现保持沉默，是埋葬莫尔发现的稳妥方式——“不理不提”胜于积极的“凭空攻击”。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已经固执地认为：早更新世之后，非洲中部成了人类进化的中心。莫尔的发现证明英国在这以前就有人类了，这个离经叛道的事实证据，否定它反而引火烧身，沉默不理却是上策——于是，莫尔的证据被成功地抹煞了。     柯里斯认为这么做太不公平。1968年，他还是接受了莫尔石器的真实性，尽管有些犹豫。然而，1972年的《美国冰河时代》杂志上，斯巴克斯和威斯特的论文却错误引述了莫尔的发现，而且粗略地用了一种石器鉴别标准来否定莫尔……但是，剑桥大学的博吉特（M. C. Burkitt）用这个标准，却发现莫尔的样品符合真石器的特征。     博吉特在20世纪20年代，随国际著名学者考察团亲自做了实地鉴定，他1956年的著作也肯定了莫尔的发现。他对伊普莱斯威奇南2英里的索灵顿豪（Thorington Hall)特别感兴趣，他说：“在那里石器埋存的位置以上，发现了脆弱的绞链还未断的双贝壳，表明地层没有搅动过……”这是石器原位沉积的有力证据。     博吉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些石器比晚上新世地层古老，可能是上新世（500万年）以前的作品。”这么多充分的证据，还有人类化石，没有理由排除这个可能的结论：500万年前的红岩，使用石器的智人曾在那里繁衍生息。     另一个支持者是李基（L. Leakey），他1960年写道：“原始人很可能在更新世早期已经在欧洲出现了，……红岩下层的石器至少有一部分明显是人类所做，不能简单想象成自然产物。石器不是早更新世的，而是早于上新世晚期（距今300万年）。

   两个诡辩的反对者     对莫尔发现的反常石器，有两个知名的反对者：布莱尔（H.Barenes）和巴尼斯（A.S.Branes），他们激进的反对，及时迎合了树立进化论的需要，因此被一遍又一遍地宣传，以抹煞各位科学家对那些反常证据的证实。但是，认真的读者能从他们的立论方法上，发现严重的问题。     布莱尔认为他1910年指导的研究，可以结束英国东部始石器的争论了。在他常引用的文章中，他说发现了5000～5500万年前的燧石，很像石器，他不信那时会有人，于是断定是简单的自然所为。     图3.8也许是他拿出最有力的证据了，但谁也不会把这么粗的东西当始石器的。现代石器研究的权威人士之一帕特森（ L. W. Patterson）说：石块上切砸的疤迹，几乎不可能是自然所为，特别是连续一致的疤痕——锤疤，一般都是人为凿的。     图3.9也被布莱尔猜定为假石器想像成自然地质压力所为，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对照的母石。     “天然压力假说”的问题，在布莱尔下面的断言中暴露无疑，他说：“有两个非常例外的样品，也绝对是地质压力的结果。”     一个是图3.10的样品，是他和欧博梅尔发现的，他说和典型的晚更新世智人的石器没有区别，因为沉积在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地层，所以是假石器。     另一个是图3.11的样品，出土位置与上者相同，布莱尔说酷似晚更新世的尖状石器。但它5000万岁的年龄，为进化论不容，他也硬说成地质压力的“妙手”     布莱尔的文章至今依然被学者引用，作为攻击的武器——这是广告技巧，而非科学的精神。但是，谁会去查布莱尔的原始文献，看它是否真有科学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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