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王婆卖骷髅 · 发表于 2011-3-11 22:39:03

——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作者：孙景坛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至世界理论界都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近几年中国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有参加者都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是个历史笑话，是儒学反思过程中最美丽、最诱人、最神奇的充满玫瑰色彩的肥皂泡。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以此为基点，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怪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今，反思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呢！下面笔者就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史实不符

历史上一直反复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这一斗争的全过程是怎样呢？我们只要看一下当时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即可一目了然：

先看《汉书·武帝纪》：武帝元年，“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徵鲁申公。”“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

对此，《史记》之《孝武本纪》明确记载道：武帝元年，“而上（指武帝——引者）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儒林列传》补充说：“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韂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这里有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

《汉书·武帝纪》又说：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引者）崩。”《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书·儒林传》所载与《史记》大致相同。

这次斗争儒家大获全胜，前提是崇信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崩，其中心人物是田蚡。

田蚡在学术上无作为，但确是武帝初期一个极有建树的政治家。《史记·魏其、武安列传》说：“武安侯田蚡者……辩有口，学《盘盂》诸书，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於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可见，田蚡是武帝初期的实权人物，也是儒者出身，一直是尊儒活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而且是最后完成人。

董仲舒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正是在这次诏贤良的对策中，他才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迟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田蚡和汉武帝“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所谓的儒者。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新鲜，不过是步田蚡后尘，鹦鹉学舌，沽名钓誉而已。

所以，说汉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采纳的是他的建议，这在历史上毫无事实依据。

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谎言之由来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学术谎言是怎么产生的呢？

应当指出，这一谎言在西汉时期并不存在。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都肯定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整个西汉人亦未有此说。这一谎言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班固这段话很值得研究，它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和《儒林传》。在此问题上，我们对史料取舍的基准应是：一、《史记》与《汉书》有矛盾时，应以《史记》为准。因为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同朝为官，不可能有误；二、《汉书》的《武帝纪》、《儒林传》与《董仲舒传》有矛盾时，应以《武帝纪》与《儒林传》为准。因为帝王的活动当时就有史官予以逐年逐月逐日的记载，大的思想或学术事件亦是如此，错误是极少的；三、除非有其他大量的旁证，说明《史记》以及《汉书》的《武帝纪》、《儒林传》错了，否则不能成立，而这样的旁证一个都没有。相反，对《董仲舒传》的不利的证据倒相当多。因此，班固的这段话不可信，亦不为后人注意，唐代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学传人。

董仲舒的时来运转是到了宋代。正是在宋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谎言才被正式泡制出笼，而其泡制者则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司马光！请看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武帝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

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武帝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司马光还有一首赞颂董仲舒小诗：“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优。”（1）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精致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神话啊！司马光在这里玩弄的是“打时间差”的诡计，即把董仲舒在武帝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武帝元年。他清楚：在汉武帝七年以后，思想界风平浪静，既找不到武帝真采纳此建议的证据，也找不到武帝采纳后的任何举措，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将其时间往前提。同时，司马光又从历史上轻轻抹去了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等事实；进而又抹去了武帝七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的另一事实。似乎武帝元年“卫绾奏请罢申商韩苏张”、武帝二年“王臧、赵绾等议立明堂”、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武帝七年的“举孝廉”和“《五经》策问”均与董仲舒有关，都是汉武帝采纳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结果。这如果作为历史演义，自然无可厚非；若是作为真实的史论，则错谬百出。

首先，对司马光把董仲舒对策时间的提前，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早就提出了疑疑，并说：“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当今董学研究权威周桂钿先生也证明：“王先谦《汉书补注》说：‘仲舒对策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西南夷传》：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奥后，次年即为元光元年’。以此断定董仲舒对策、任江都相不在建元元年，而在元光元年。”（2）

第二，武帝七年的诏贤良与元年的举文学贤良不同，前者对策的内容为《五经》，后者为各种理论——百家。类似元年的举文贤良，早在武帝之前，汉代就多次搞过，学者可根据皇帝出的题目，随便用自己所学的理论来回答，不管是哪家学说，只要皇帝满意，即被录取。《五经》对策，则必须以五种经学内容为理论根据来回答皇帝的提问，用其他理论回答均不对。前引《汉书·武帝纪》明载：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未置《五经》博士，怎么会有《五经》策问。未有《五经》策问，何来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所以，他对策的时间最早应在武帝七年。

第三，如果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就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什么还要“卫绾来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和由“王臧、赵绾等来议立明堂”呢？特别是，在“议立明堂”的过程中，王、赵身亡，其师申公放归，窦婴、田蚡还被罢官。要知道，此时汉代崇信黄老的窦太皇太后还健在，董仲舒若真敢在建元元年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恐怕早就没命了，或者当时被杀的就不是王、赵，而是董仲舒了。所以，董仲舒的建议只有在武帝七年即窦太皇太后死后提出，才合乎实情。

第四，司马光在这里还有个关键性的疏漏，就是汉初“黄老”是正统思想，可“黄老”是什么时间和怎样被“绌”的？却没有交代。在他那里，仅有“罢申韩苏张之言”和“置《五经》博士”两事，是不是仅有这两件事就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恐怕不能。“申韩苏张之言”当时不是正统思想，罢了它对尊儒不起什么作用；“置《五经》博士”时窦太皇太后还活着，并且也未同时“绌黄老”，“绌黄老”非要等她死后不可。窦太皇太后是在武帝六年死的。前引《汉书》、《史记》的《儒林（列）传》均载“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是田蚡，可司马光对此却避而谈。事实上，他是怕说出来漏了马脚，若不“绌抑黄老”，儒术怎能“独尊”！

由此可见，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武帝元年是站不住脚的。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起因，而只是其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相信司马迁，不能相信司马光。司马迁不仅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是一个正直无邪的史学家；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而且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学的祖师爷，他的《资治通鉴》便是其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杰作。《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谨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当然要为他“谨名分”给董仲舒“谨名分”的最好办法，莫如移花接木，伪造“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这便是这一学术谎言的成因。

三、汉武帝根本就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应当说，当前理论界对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不是没搞清楚，如周桂钿先生早已考证出其为武帝七年，而不是元年，可是在拿不出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如证明汉武帝在听取了董仲舒的建议后，即元光元年后，在思想领域对百家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并同时将儒学绝对化的情况下；但却坚持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又如《中国古代儒学史》的作者赵吉惠先生等，也已发现司马光的说法与正史《汉书·武帝纪》不合，可是在不作任何考证的情况下，却仍然迷信司马光（更置司马迁于不顾）的谎言是对的；（4）还有王葆先生，他也一方面看到了司马光的说法站不住脚，但另一方面却又到汉成帝那里去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黄梁梦。（5）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成了巫师的咒语，谁只要一沾上它，任何天才的学者都象中了邪一样，怎样也摆脱不掉。

为什么这一谎言如此有魔力？原因很简单，就是理论界一直未能跨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障碍。事实上，汉武帝根本就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根本就用不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自宋代以来对汉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一种曲解。

我们知道，西汉初期在政治体制上，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原则上恢复了分封制，先是分封异姓王，后来由于异姓王的叛乱，又改封同姓王；经济政策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思想上“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汉初“崇尚黄老”的发明人是曹参，他相齐时即以黄老思想来治理。后肖何死，参代何为相，便把这种政治带进了中央朝廷，“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又《史记·外戚世家》载：后来，特别是“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应当指出，汉初这些政治、经济与思想举措都是对的，它不仅有利于医治长期战乱给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也有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复苏，文化繁荣，使新生的汉政权获得了巩固与发展。汉初的“文景之治”实质就是“黄老之治”。但是，《史记·平准书》说：随着“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因此，好景不长，西汉政权很快又陷入了政治危机之中。特别是在景帝时期，这种危机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西汉初期的政治危机，给思想界提出的反思是：“七国之乱”是否是黄老“无为而治”的恶果？黄老是否能继续作为汉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用什么思想取代黄老更好？一时间各派理论都跃跃欲试。

当时对黄老批评最激烈的有两派学说：一是“申商韩”等学说，另一是儒家学说，仅以《史记》为例，即可见其大略：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贾生、晁错明申、商。”贾谊、晁错是汉初申、商、韩思想的代表，他们与黄老的斗争主要在分封问题上。如《屈原贾生列传》说：“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袁盎晁错列传》）说：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隙。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最后，贾谊被流放，晁错被腰斩于市。但是当时持“申商韩”等学说者还大有人在，他们公开批评景帝不应诛晁错，景帝也不得不说“朕亦悔之”。然而，“申商韩”等学说亡秦的教训太深刻了，汉代统治者不能不引以为戒，他们怎么也不敢再将其作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了武帝元年，终于在丞相卫绾的建议下，将其正式罢弃。

儒家是黄老的又一劲敌。儒家虽在秦代遭“焚书坑儒”的打击，但在汉初恢复得却很快，早在刘邦打天下时，据《郦后陆贾列传》）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臱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又说：叔孙通还以儒家礼制思想为刘邦“起朝仪”，“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髃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后群臣按“朝仪”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文帝时，贾谊为总结秦亡的教训所写的《过秦论》，用的亦是儒家思想。

儒家与黄老的斗争，在景帝时就已趋激烈，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辕固生。如《史记·儒林列传》载：“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正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儒家与黄老的斗争，至武帝初期达到了白热化。赵绾、王臧“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就是想用儒家的“礼治”来取代黄老的“无为而治”，结果遭到了窦太皇太后的残酷镇压。武帝五年的“置《五经》博士”是儒学的复起；武帝六年窦太皇太后死，田蚡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是儒家的彻底胜利，武帝七年的“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则是这一胜利的直接硕果。

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武帝元年的“罢申商韩苏张之言”与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能同日而语。过去理论界一直将其合起来作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这是错误的。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罢申商韩苏张之言”乃是黄老所为，不是儒家干的，其性质为黄老与“申商韩”等思想的斗争，“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才是儒家所为，其性质为儒学与黄老的斗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或前提，是百家都要由儒家来罢，既然罢“申商韩”等学说与儒家无关，怎能将其作为儒家“罢黜百家”的证据呢？

第二，武帝元年的罢“申商韩”等思想与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地位也不一样。过去理论界将二者并列看待，这也是错误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知道：汉武帝初期思想斗争的实质，是黄老在受到严重冲击后，用什么思想来取代它？谁能取代黄老，并能解决汉初的政治危机，就说明谁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并且宣告这一斗争的结束。武帝元年的“申商韩”等思想被罢，只是一次企图取代黄老斗争的失败尝试，而武帝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才是成功的标志。所以，只有武帝六年的学术斗争才最能说明武帝时期思想斗争的本质。

第三，武帝六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只能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过去，理论界一直将其释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不科学。这句话从字面上来讲，“绌”虽通“黜”，但二者含义并不完全一致，“绌”通“黜”时，意为“贬退”之“黜”，不是“罢黜”之“黜”。用贬退来释“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里就包含了三层意思：一将黄老从正统思想的宝座上拉下来，即“绌”；二不给其他学派跃上这个宝座的机会，即“抑”；三让黄老与共他学派均居在野地位，即对其仅仅是“绌抑”，而不将其“罢黜”。同样，儒学也只是成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不是“独尊儒术”。

由此可见，汉武帝初期的思想斗争根本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把“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曲解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全是后来受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对策影响所致。

四、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后来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不合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柏杨先生曾说：“董仲舒先生的这项‘对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议——引者），经皇帝采纳后，就成了神圣的‘国策’。一个巨大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长而单调的儒学思想的时代”。（6）这就是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百家就此消失了，只有儒学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尽管这种说法代表了中国和世界理论界对此问题的普遍性观点，但它与整个后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不合。

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论是在武帝时期，还是两汉时期，亦或魏晋至明清时期，都找不到真凭实据。武帝是尊儒的，他在继位初期，确曾“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但是黄老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史记·汲郑列传》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合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指武帝——引者）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他还在朝堂上公开用黄老批评尊儒的汉武帝、张汤、公孙弘等，不仅未受打击，反仍受重用。另外，武帝晚年还酷爱仙道，一心想成神。他这时用人的标准是懂仙道，看谁的仙道懂得越多，给谁的官就越大。结果朝廷上下，巫蛊横行，他为此不仅牺牲了太子，还牺牲了皇后卫子夫。后来，他的仙道梦都成了历史笑柄，以致唐代诗人李贺在《马诗》中曾讽刺说：“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因此，能说他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吗？

两汉是经学时期，其主旨是尊儒的。但其他学说也并未消失，不仅一直处野地位，而且仍有一定发展，还在政治领域“偶尔露峥嵘”。如：“申商韩”等学说。这一学说虽在武帝元年被黄老所罢，但汉统治者仍允许其存在与发展，并不时地向其吸取营养。《汉书·元帝纪》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中国封建统治者向来都是阳儒阴法（实际是阳儒阴术），儒术并用，纯用儒时没有。

黄老。黄老是道家的别称。金春峰先生说：在武帝时期，“道家思想的权威受到沉重打击，但它未被取缔，也没有消绝。不少学者、贵族、官吏，仍然不断地研习《老子》、从《老子》中获得灵感和智慧。两汉之世，研习《老子》的，据杨树达统计，约五十余家”（7）。任继愈先生也说：虽然“道家思想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和地位，但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它作为一股支流或暗流，始终存在着和演变着。”（8）

墨家。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在先秦就已中绝，汉初也始终没有恢复起来。不过，汉代统治者还是向其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后汉书·明帝纪》有一《申明科禁诏》说：“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这份诏书是打着儒家旗号出笼的，但儒家从不提倡节葬，以上举孔、曾、闵之例，非为“节葬”，实是当时太穷的结果。在古代，首倡节葬的是墨子，如《墨子·节葬下》：“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这是汉代统治者对墨子思想的批判与吸取。过去，有人将墨子中绝当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实非。

阴阳家，阴阳家在汉代一直未遭禁。《汉书·元帝纪》有一诏云：“盖闻安民之道，本繇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偷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闵焉。永惟亟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免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以上可见汉代百家存在之一斑，怎么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不仅百家仍然存在，而且还发展出一种新学说——谶纬学。

谶主要是隐语，预言政治。谶虽在先秦就已有之，但发展成系统理论却是武帝以后的事。纬是对经而言，经为竖线，纬为横线，是对经学的阐释。谶纬是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想。如《汉书·哀帝纪》载：建平二年，夏贺良向哀帝奏“赤精之子谶”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哀帝当即下诏，将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并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以顺谶语。王莽篡汉，根据即是谶。后来刘秀建立东汉，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也是谶：“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又：“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到了中元元年，刘秀还“宣布图谶于天下”。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许多儒生还以谶纬解经，现存残本《白虎通义》中，引谶纬就达二十余处。谶纬之兴，更说明汉武帝根本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魏晋至明清的情况就更复杂了。魏晋是玄学统治，玄学不是儒学，虽然其经典中有儒学的《周易》，但其本质是《老子》。南朝时期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佛学，佛学也不是儒学。唐代虽复兴了儒学，但唐代的儒学与汉代根本不同，如果说汉代只是儒学的枝叶，唐代则是其主干；汉代儒学的经典主要为《五经》，后又增至《七经》，而唐代则是《十二经》，宋初又补成《十三经》。但唐代佛学依然十分昌盛，就连最笃信儒学的唐太宗，同时还是一个虔诚的佛门弟子，唐僧前往西天取经，即是遵照他的旨意。宋明至清的理学也不是儒学。虽然理学的典籍是《四书》、《五经》，但这时其意重点在注，而不在经，即是人们后来常说的“六经注我”，不是“我注六经”。朱熹的注已将儒学全变了味，尽管理学名义上打着儒学的旗号，实则贩卖的不是儒家的东西。因此，怎么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呢？！

其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的思想政策。众所周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思想专制。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只有“商韩”学说持此主张，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就是以这一理论为根据。除“商韩”外，其他学说均不主张思想专制。儒家在思想问题上的主张是：一、保护言论自由；二、应当进行学术批评。如《左传》襄三十一年载：“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论语·为政》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据此，孟子曾“辟杨墨”，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闭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陂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己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9）尽管孟子这里有点言词激烈，但仍属学术批评之范畴。因此，只要儒家在历史上真正占了统治地位，是不会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相反，谁若是坚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要受到严厉制裁。如：汉唐时期，人们都不否认这时是儒学占统治地位，请看《后汉书·桓谭传》：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 以] 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这里的“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不就是所谓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好的注脚吗？无独有偶，唐代的韩愈也是个公认的大儒，他在《原道》一文中曾深患唐代没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佛、老二教严重影响了儒学的传播，提出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也”。可是，就在宪宗准备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入宫供奉时，他上了一《谏迎佛骨表》的奏章，结果“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后经宰臣们极力相救，才免死，但被放逐。（10）正所谓：“一封朝奏几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11）这不也是所谓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另一有力注脚吗？

再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具体至某一学者的头上，也是难以做到的。不妨以董仲舒为例，《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这真是个大笑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却满口阴阳灾变，完全象个巫师，还要他弟子来教训，并险些丢了脑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董仲舒本人都做不到，怎么能认为汉武帝对此真正采纳并实行了呢？

五、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换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意义

既然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人为的学术谎言，那么我们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必须将其彻底抛弃，并以汉武帝采纳田蚡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取代而之。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换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上说，汉武帝采纳田蚡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才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基点。它承前起后，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有直接联系。过去，理论界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误，所以对汉武帝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从一开始就倒入了歧途，这是需要认真纠正的。

从学术上说，董仲舒根本就不是汉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他非儒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他与先秦百家争鸣的关系是什么？他对后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贡献是什么？等等，至今未被揭示，理论界仍将其曲解为儒家！

孔儒代表不了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本质。现在一提中国传统文化，国内、国外的理论界都以孔儒来说明，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孔儒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古代不是一直起主导作用，即使在其起主导作用时，也不是其中的主干。孔儒与先秦百家学说及后来佛、道思想的关系是什么？孔儒的致命缺陷是什么？孔儒是怎样与其他学说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之大厦的？理论至今研究亦甚少！

商鞅、韩非等学说根本就不是先秦法家。商、韩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最反动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在历史上没起过任何积极作用。可是理论界却至今却仍然将其当作瑰宝！

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要想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绝不可能。

从现实上说：由于对传统文化本身的认识有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用这种批判继承来指导实践的问题上，很难不出问题。中国近现代三次大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之偏差即是如此。如：“五四”在全面否定儒学的同时，将商、韩的反动思想当作精华吸取。商、韩思想具有极端、偏激和愚民的政治恐怖主义色彩，对社会发展只会帮倒忙。由于商、韩思想得势，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变成了阿Q 运动。阿Q 是打碎了一块“皇帝万万岁”的龙碑，就自诩为革命成功；“五四”则砸碎了孔家店中孔子的偶像便宣告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结束，并说是“一场彻底的反封建运动。”事实上，“五四”不仅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出些有价值的东西，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五四”以来的最大学术冤案就是孔夫子冤案。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没取得积极成果。

芙馨草 2007-06-03 05:18
“文革”全面地继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衣钵，到处砸古迹，焚古籍，口诛笔伐乃至拳脚相加地斗争那些古文化研习者，以物质毁灭代替学术反思。更有甚者“评法（实际是术）批儒”，试图用商、韩学说的反动性来改造中国现代社会。历史饶有趣味的是：那些自“五四”以来就一贯“尊术反儒”的专家学者们，他们一个个地都死在或倒在了他们自己自制造的理论之下，演出了一幕幕新的“请君入瓮”！殊不知商、韩理论本身就是要整知识分子，要象消灭蠹虫一样地消灭知识分子，只有消灭了知识分子，才能“以吏为师”，才好实行愚民政策。“尊术反儒”不导致政治灾难才怪呢！而知识分子首当其害亦于理然矣。令人遗憾的是：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却执迷不悟，仍在为商、韩思想的反动性在中国嗣机泛滥继续制造理论根据！

1989年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虽对“文革”的错误有所警惕，但矫枉过正。在对孔儒进行新的评价时，不仅将其当作了传统文化的本质，还将其糟粕也一并当作好东西翻了出来，孔儒落后的一面是反改革的，这只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必须从传统文化的历史本来面目中探求，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谎言必须予以澄清，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打开中国古代历史迷宫的科学的入口。

注：

（1）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

（2）（3）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 9 6 页、第3 2 2 页。

（4）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第2 4 0 ? 4 1 页。

（5）王葆：《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哲学研究》1990年1月。

（6）柏杨：《资治通鉴》（现代语文版），第5册，第83页。

（7）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77页。

（8）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第637页。

（9）《孟子》：《腾文公下》。

（10）《旧唐书》：《韩愈传》。

（11）韩愈：七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报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转摘；《求是》之《内部文稿》1994年3月转摘；《新华文摘》1994年3月转摘；等）

冥火凤凰 · 发表于 2011-9-11 18:13:16

好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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