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客家文学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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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客家文学的力度
            （一）

    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力的运动，力度的大小决定其影响程度的大小。纵观客家文学史，比较横向的文学流派，给人的印象是，在全国范围内，作为有七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大国的人口了)的汉民系的客家文学，缺乏冲击力；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人们还弄不清客家文学为何物。这是我们研究的同志必须先要正视的问题。
    在讨论之前，先要定客家文学的内涵。我认为，这一条是绝对少不了的，——即必须写客家的人和事——客家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历史变迁、人情世态、文物掌故及思想感情，等等，因此，客家人写的不一定是客家文学，非客家人写的不一定不是客家文学。以往的误区是，往往把客家人写的与客家生活毫无关系的亦称客家文学，甚至连不是文学作品的，只是其本人的文学主张，也拉了过来而“张声势”。比如，黄遵宪著名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说，乃全国维新变革形势使然，非客家文学专有；其本人一千多首诗作中，取材客家者主要是《山歌》十五首，《新嫁娘诗》五十一首，以及少量的其他诗作。诗怪李金发，不论如何创，如何怪，其作品与客家可为“风马牛”。高产的抗战诗人蒲风在全国形成冲击力的作品，绝不是用客家方言写的那几首，至于张资平，更无讨论的必要的。

          (二)

    当代如何呢？才华横溢的陈国凯，在其创作巅峰状态时，未能为客家文学添彩奏凯(这只能说是梅州地区出了位作家。其作品很少客家味，这可能与他长期居异乡有关)；倒是我们的乡土作家程贤章同志，生于斯，写于斯。他的一系列作品，从内到外，浸染着客家气息，的的确确把客家人写活了，写真了。
    纵观程贤章作品的古色古香，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客家人生活的典型环境，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读者信服的客家人形象，其既是古老民系的扎根与展示，又不失作者的现代思维、现代信念、现代审美观对客家民系、民情及生活方式的观照。程贤章的客家系列作品，既是客家的、又是现代的。是现代意识与作为中原古汉族“活化石”的客家民族的古午古色的民情风俗的碰撞而现出亮丽的火花。
    尤其是他的新作《围龙》，可谓程贤章同志的客家文学系列的新高峰。其至少在如下几方面让人过目难忘：一、深沉的历史纵深感。作品沿着东晋的程旻万里迢迢不避千难万险来梅州落居，布达文化，与当地土著水乳交融起笔，然后，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一直展示到现在。读后给人的感觉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星光灿烂，源远流长。笔者喜欢文学作品，尤其喜欢长篇小说，对客家小说，更是关注。程贤章的小说，从来被我们客家人所喜爱，被读者视为“我们客家人”的作品。而他的《围龙》的历史纵深感，的确是作者本人的突破与超越。二、写出了客家人的真。作者自然地表现了客家人的真，但也绝不为陈旧的，或是当今若明若暗的许多“圈圈”圈住，有意去隐恶扬善，而是在艺术的真实下，在现代理念的观照下，敢于揭露客家人的假、恶、丑。在作者生花妙笔下，客家人历史的积淀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碰撞，或美或丑，或高大完美，或芸芸众生，或清流飞下，或鱼目混珠，或大江东去，或死水一潭，均在作品中展示。我觉得，作者这次完全放开了，写活了；其历史纵深与敢于写实，我们的确触摸到了古之《三国演义》、《水浒传》，今之《芙蓉镇》、《白鹿原》等鸿篇巨著的感觉！三、表现手法的多样化，艺术上更臻于成熟。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只有作者有胆有识，对该民系的艺术再现，这“秘史”才为人们所信服。多少年来，我们盼望有位梅州作家如古华以《芙蓉镇》反映湘西民众的“秘史”，如陈忠实以《白鹿原》反映西北深厚悠长在大西北秦川民系的“秘史”。如今，程贤章同志的《围龙》虽未能达到(这只是笔者浅见)他们的水平，但至少已大踏步地切近了！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另外，我们还应实实在在的看到，就程贤章同志的整体能力、整体水平而言之，与《今夜有暴风雪》、《芙蓉镇》、《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尤其与近年的《白鹿原》比起来，无论如何还缺点大家子气，缺应有的冲击力。而且，程贤章还是只是一个，缺乏程贤章这样的“作家群”。既然缺乏这样的“作家群”，少了这样的“文学方面军”，自然在全国少了冲击的力度。

                 (三)

    综上所述，客家文学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虽能生长，却十分虚弱。虚弱是表象，病因才是本质。本人水平低，“狗胆”可不小，特将其原因表述如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地域偏僻，信息闭塞，虽然文学创作无沿海与内地之分，无发达与贫困之分，但是发达总比贫困好，开放总比闭塞好。尽管梅州地处南国的广东，但长期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比内地许多地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既缺乏信息交流又少了经济基础。
    二、长期以来的“左”的摧残。左倾路线冲击文艺，虽是全国之事，但同样影响特别闭塞与贫困的梅州，“左”的一套同样有市场，客家文学成为“斗争”政治的文学，文学的个性便难于张扬，因此，生机便被扼杀。
    三、千百年来的囿于对官本位的“文化”理解。客家人南迁之前，大都是名门望族，亦即官宦之家。“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即使不做官也要求个象样的“饭碗”。这个局限，就象围龙屋把我们围住了，象重重高山把我们视线阻住了，使我们成井蛙。求得了功名，写几首诗，其诗名自然随功名而升值，文学不过是为其官袍增点亮色。这千百年的积淀还在今天起负效应——聪明一点的，读书做官去了；未能科班出身的先咬牙弄点“创作”，一登龙门便“做官”去。甘于清贫，为民请命，十年一剑。如程贤章者，能有几人欤？
    四、文化部门因种种原因，对基层文学苗子缺乏长期的、系统的扶持，很多情况下只能让其自生自灭。这也与经济基础有关，不能一味责怪文化部门。
    五、不良的气候与环境扭曲了作家的心灵，丧失了独特的人格，丧失了作家正确评判生活的人文精神。以往鹦鹉学舌的宣传，讨得官方欢颜的是“好文学”；如今能发出去，销路好，能拥抱赵公元帅与孔方兄的，便是“好文学”。谁也不做“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蠢事。

          (四)

    出路何在？其实，只要正视上面的病因，药方自然有了：
    一、不囿于梅州四百万客家，把大陆本土的十八个省市二百八十多个县区，把在海外数十个国家的客家人及其后裔联起来，组成有七千人口的、相当于世界上一个大国的人口阵势，组成浩浩荡荡的客家文学军团。
    二、要求官方营造宽松的繁荣文学创作的大气候，这包括：再穷也要挤出点钱来为艰苦拼搏的作者解困，再穷也要支撑文学刊物的出版。此外，对作家的热情鼓励，其中包括允许其失误，并真诚帮助其改正失误；还包括与自己喜爱不同，却能允许其百花齐放的开明态度；尤其要敢于支持带缺点甚至失误，但其整体却是积极向上的创新作品；有关领导还要与作者同甘共苦，甚至共担风险。一个陶渊明，一个沈从文，却惹得游客如云，文学作品中的孔乙己与《芙蓉镇》的米豆腐，在当地招来天天进宝。文学需要经济扶持，文学却能促进经济繁荣。
    三、加强作家的修养，强化自我完善。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任何时候都要与时代同步，做人民的代言人。谁忘了百姓，要“玩”起文学，或是急功近利要巴结谁，捞取什么，那么，其作品只能是废纸。我们要以开放的眼光去读书，去看世界，去把握全球的科学、民主、法治、人权、和平、发展的大潮。无论如何要与世俗的功利保持距离，无论如何要保持作家站在时代最高点的对客家人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独特的评判；无论如何要甘守寂寞，独守作家应有的空间，甚至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无论如何要长期扎根客家地区，捻熟本地区的过去与现在，把握未来的流向；无论如何要不懈地追求完美，让完美的思想与完整形式的结合，尤其要在以跨世纪的高度与客家风情的独特表现方面狠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拿出有冲击力的作品。

              (五)
   
    最后，谈谈我对客家文学的展望。
    正如中国有相当长的初级阶段一样，客家文学要石破天惊，自然还要相当长时期。但相当长时期不等于遥遥无期。我们已望见几缕曙光，那就是：中共“十七大”的召开，会带来更开放、更精彩的世界；对公有制的多种形式的讨论与实践，民营、跨国企业的大发展，有可能形成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潮；文学是人学，曾失落的、春后时断时续的“五四”时先哲高扬过的、长期当作“资货”、“修货”的科学、民主、个性的人文精神可能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重新勃起，从而会辐射到创作中来。在这大气候下，作家的人格有可能完善，有可能出精品。一隅的秦淮河，出了刘绍棠；一角的湘西，前有沈从文，今有古华；贫穷闭塞的黄土高拳，能出路遥、陈忠实；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敢让文弱的梁晓声冲了出来。
    而我们，如此多人口，如此广的地域，有千百年来客人南迁的辛酸的沧桑史，有作为古汉语“活化石”的客家思维与表达的话语，有悠久的文化积淀与人文基础；有了程贤章等创作的具一定影响、站得住脚的客家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在古老民族与现代意识的碰撞中，这里的世界很精采。这些都是采之不尽的生活矿藏。
    如今，许多客家人已抛弃了封闭的围龙屋，跨过丘陵，冲出群山，到了新天地，难道我们的作家不能走出围困，突越黑夜的阻隔，承前启后，创出客家文学的灿烂与辉煌来么？

東莪'

我汗颜，以后多关注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