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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位于江苏东南，地跨句容、丹徒、丹阳、金坛、溧水五县，是江南重镇南京的东南屏障。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入中国。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至11月12日上海陷落，历时三月。随之江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正在江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于1938年6月来到茅山，开辟了全国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的茅山抗日根据地，点燃了江南抗日的烽火。
枪声惊醒了沉睡的山林，战火已经烧到道士清修的古观。隐居山中，曾经希图跳出“三界”、不在“五行”的羽士玄客，终于被嗜杀成性的东洋人的枪弹、刺刀戳破了古老而又美好的长生之梦。茅山“三宫五观”的道士，不得不离开“丹灶”、“靖室”，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了新四军，有的给新四军带路、探情报、送消息、抬担架、看护伤员、备粮筹款等等。山深林密的“三宫五观”也常常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茅山乾元观，还一度曾是新四军司令部的所在地。陈毅元帅来茅山后，也常与地方名流会晤于乾元观，向社会各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与宝埝的樊玉林（后任抗日政府保安大队司令）等人的第一次见面谈话，就是在乾元观进行的。
抗日军民利用茅山地区的有利地理环境，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日寇恼羞成怒，曾多次对茅山进行报复，最为残酷的是1938年8月和1940年5月两次对茅山的清乡扫荡。在日寇的“三光”政策下，“三宫五观”的几十名道士惨遭杀戳，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则被毁坏得瓦砾遍地，一片荒凉。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以慰英灵，笔者自1983年12月以来，陆续请教了身涉事件的知情者：赵永海、眭先凤、施觉义、王浩俊、陈钦贤、吴浩民、赵礼瑞等茅山老道长，取得了一些详细的资料，现敬告读者。
“三宫五观”的浩劫
日寇对茅山的第一次残酷的清乡扫荡，是在1938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据老道长眭先凤说：1938年8月中秋节前两天（八月十三日）清晨，地方伪保甲长就上山向“三宫五观”的道士们传话说：“明天日本人要清山，住观道友们不要在山中乱走，免得被流弹误伤。”也就在这天，溧水、溧阳、金坛、常州、镇江、句容等地的日军，已分别集结，分几路扑向茅山。
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左右，一路日军跨进了“元符万宁宫”的大门。道士们大都已事先躲起来了。勉斋道院（元符宫四方道院之一）当家道士严光明，对日寇的残忍本性认识不足，当其他道士往外躲的时候，他却喊：“你们都不要庙了？就是我要庙。日本人又不杀出家人。”于是有四个已躲入草丛中的道士又回到宫内。当日寇进入元符宫时，他们像平时接待香客一样接待他们，可日寇睬也不睬。只见日军小队长和翻译嘀咕几句，翻译随口就问：“这里有没有新四军了，道观里共有多少人？”等等。
当时元符宫、勉斋道院有五名成年道士，两名十二三岁的小道童。日寇示意严光明、苏先俊、眭先凤、倪觉仁、陈道纯五名成年道士都到楼上去，并跟上了五名端着装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步枪的日本兵。上楼后，日本兵喝令他们排成一排，接着端起枪就向五个手无寸铁的出家人直刺过去，五个道士便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紧接着，熊熊火焰在勉斋道院的上空腾起……
与此同时，日寇用同样残酷的手段杀害了元符宫西斋道院的道士蒋龙保。西斋道院居士黎洪春（中国道教协会前会长黎遇航的父亲）躲避不及，被日本兵抓住强迫带路，但日寇嫌他行动迟缓并带错路径、故意戏弄“大日本皇军”，于是将他枪杀在华阳洞旁的山坡上。
也就在这一天，日军的另一路人马在天亮之前就赶到了茅山城村，午后扑向乾元观。下午两时半左右，躲在山里的人看到乾元观的上空火焰升腾，烟雾弥漫，四时半左右，二三十个鬼子兵，往三茅峰方向而去。随后，赵永海、陈永君等几位乾元观道士奔向火场。这时大火已封了乾元观庙门，离庙稍远的牛栏里，两条牛受到火烤正在挣扎，所有住观道士均不知去向。当天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才在乾元观西南的白虎山下的一堵破碑墙旁边，找到了十三位遇难者的尸体。现知其中十位的姓名是：惠心白、陈永富、赵永山、陈老三、斋公、王寿清（伙计）、老王（伙计）、老李（伙计）、小倪（伙计）、张金根（伙计），他们一个也没有逃脱日寇的魔爪。茅山“白云观”也在同一天惨遭日寇的洗劫。“白云观”道士严玉清、李明达、包至松、糜至礼、赵道友等也惨遭枪杀。当天被杀害的还有玉晨观的两名看门道士。
1940年农历五月初二日，日寇再一次对茅山进行扫荡。他们像一群疯狗，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北镇街有一户就被杀了十一口人，在北镇街过往休息的二十几名商客，也无一幸免。
由于日寇在茅山到处受到打击，所以他们认为茅山道士都通新四军，欲将其斩尽杀绝。隐没于山林中的“三宫五观”都是新四军立足与宿营基地，必须要统统烧光。茅山的“三宫五观”虽被侵略者破坏得名存实亡，道士们惨遭杀戳，但托三茅真人的保佑，道士们是杀不尽的。
元符宫的眭先凤、耿云清、陶念忠、汤念义，还有两个小道童，他们都是死里逃生，幸免遇难的幸存者。这其中眭先凤老道长的经历即是一例。他当五个日本兵端着滴血的刺刀走下楼梯后，却顽强地从血泊中挣扎着爬起来。虽然他身挨九刀，却幸好没有被真正刺中要害。当时楼下已点燃起大火，日寇自以为借此可焚尸灭迹了。血淋淋的眭先凤道长，由楼上的壁门艰难地爬进另一栋楼的宿舍中。眭道长当时担任元符宫勉斋道院的经济保管，因此他所住房间门窗都有防土匪的特殊设置。这些土设施，这时竟帮了他的大忙，他沿着架设窗上的竹桥——一根毛竹，滑到了元符宫的墙外，神奇地活了下来。1987年9月，这位五六岁就从道的老道长，享寿八十四岁，在元符宫羽化飞升。
乾元观汪永安道长，也是幸免遇难的一位。在鬼子兵放火焚观前，他躲到了床下，未被搜查出来，等大火蔓延，鬼子兵撤走后，他才得以从火海中冲了出来。
挺身抗敌共赴国难
“三宫五观”遭到日寇残酷的洗劫，从屠场逃出的道士们再不会糊涂了。他们中有的人直接参加了新四军的队伍，汤念义、陶念忠就是其中的两位。陶念忠战争年代多次为革命光荣负伤，建国后转地方工作。汤念义则光荣地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汤念义的事迹，知情者是这样的讲的：1938年他只有十八九岁，日寇在元符宫烧杀时，他与耿云清、陶念忠先躲在床下，大火烧起后，他们又钻入地沟下水道里。日本兵离开元符宫，他们才相继冲出了火海，汤念义一口气跑进桑树林中就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太阳落山了，元符宫差不多成了废墟，向何处去？他毅然投身参加了新四军，因他作战勇敢，由战士提升为事务长。但事务长是管后勤的，而他参加新四军是要与日本鬼子面对面地干！一次，前线的新四军部队在茅山乾元观附近与日寇接上了火，当时后方设在句容境内的唐家边。由于日寇的兵较多，新四军伤亡大，压力重。汤念义知情后，积极请战，提着盒子枪从后方赶到前线，与战友们一起并肩战斗。也就在这次战斗中，他光荣地倒在了抗日战场上。
日寇占据了大茅峰九霄宫这个制高点，对茅山地区抗日军民的活动妨碍很大。新四军曾组织偷袭、强攻，试图拔掉这颗钉子，但敌人居高临下，损失较大而没有成功。于是考虑出其不意，待日寇换防的间隙上山将庙观烧掉。1944年5月初，抗日政府召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金坛境内支河南高庄集会商讨这件事情，道教界人士在会上表态说：“顶宫（大茅峰九霄宫俗称）住了鬼子，对革命有害，就烧了吧！”为了将此项工作做得更细致，抗日政府事先动员九霄宫六房七老太腾瑞芝道长，将道观贵重东西搬下山。因当时茅山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活动猖狂，新四军负责人特地说：“你们搬东西下山，有我们新四军负责保护，无人敢抢！现在将庙烧了，革命成功以后再造。”
日寇残暴野蛮的行径，早就激起了茅山道士的强烈仇恨和反抗精神。九霄宫虽住有日军，但道士们身在虎穴不惧险，经常为新四军提供情报。九霄宫道士陈先荣、徐钦神、李浩歧等人，当时都与新四军设在南镇街的交通站有密切的联系。烧了九霄宫后，住在山上的鬼子兵也龟缩到南镇街的大碉堡里来了，而九霄宫的道士也都下了山，有几间烧存的厨房有七老太腾瑞芝带两个小道士住着。
南镇街大碉堡里有一个经过日寇专门训练过的汉奸特务潘翻译，真名叫苏光普、在茅山地方，他经常挎着王八盒子，跟着鬼子四处作恶，群众恨之入骨，新四军便衣班也早就要逮他，但无法下手。九霄宫道士李浩歧下山后，就让他设法到大碉堡给鬼子烧饭，不久他就与潘翻译混得很投机。潘的赌瘾很大，常常带着李浩歧到碉堡外南镇街上来赌。陈先荣也乘机插入赌场和潘翻译打得火热。一次，潘翻译带着李浩歧又放心大胆地到南镇街白鹤泉东的茶馆里来玩麻将了，他神气活现地屁股上插支王八盒子枪，李浩歧则腰带上插颗手榴弹。潘坐下翘起二郎腿，玩得正开心，不想凭空里一块黑布遮住一了他的眼睛，枪很快也被人摘了，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新四军的俘虏。万事停当后，李浩歧跑出了南镇街口，回头扔响了一颗手榴弹，装做慌慌张张的样子跑回鬼子的大碉堡。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谁知道两个月之后，潘翻译又神奇地跑了回来，随即大碉堡的鬼子就四出抓人，茅山四乡的老百姓都被赶到南镇街大碉堡前的广场上，潘翻译在碉堡里从枪眼往广场人群中逐个辨认。于是有四十余人被逐个拉了出来，陈先荣、徐钦神亦在其列。四十余人受尽了日寇残酷的凌辱后，一个又一个地被地方一乡保长担保了出去，唯有陈先荣、徐钦神两位任何人来保也不行。原来潘翻译被抓到新四军交通站后就认出了他们。李浩歧尽管扔响了一颗手榴弹，但鬼子不相信他能单独跑回来，所以严刑拷打，尽管他的头发被一撮撮地全部揪光，但他终究未吐露一字真实情况。1945年日寇投降了，他算捡到了一条命，不久他正式参加了新四军的部队。而徐钦神和陈光荣两位都被日寇押到句容，严刑拷问，他们死不招供，鬼子放出狼狗将他们咬得半死，然后在句容东门桥附近将他们残酷地枪杀。
茅山九霄宫和元符宫还有两位教小道士读书的先生，吴济之和张明贵。吴济之在元符宫教学，学生有黎顺吉（中国道协前会长黎遇航）、鲁顺礼、朱顺贵、眭先凤、张先龙也曾跟着一起学习。张明贵的父亲就是九霄宫俗号张小狗子的大房道士。张明贵教的是九霄宫二、三房的道士（九霄宫过去有六房道院）。清末之后人民生活穷困，茅山四方百姓，多有将七、八岁的孩子送七茅山当小道士。但道教的义理是很玄深的，没有文化基础，就不会有学道的悟性，因此清末以来，茅山也就形成在社会上请饱学之士，来茅山道院当先生的传统。这些先生在茅山三春大忙时，就帮道院做写表章、画符等文字工作，香事清淡了，就教小道士读书学文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方名流知识分子诸如樊玉林、巫恒通等人，都投笔从戎。他们的同窗、朋友、学生也被动员起来，参加抗日工作，吴济之、张明贵亦在其列。吴济之1939年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至1940年任抗日政府县参议员，1942年任茅山游击区副区长，1946年10月随大军北撤，建国后转地方工作。张明贵参加抗日工作后，先在抗日政府当义书。他曾以道教特色配合新四军敌工部绘制散发了一张鼓舞军民团结抗日宣传漫画，据说影响很大。画面是利用茅山的原有“钟魁符”，加印上“癸未年(1943年)、大劫年、人畜遭灾、若避此难、须军民合作……”的印章。
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这场民族战争，欠下了中华民族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日寇在茅山道观所施暴行血淋淋的事实，告诉道教界人士，爱教更要爱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关头，妥协、忍让只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国将不成国了，道教也就不可能自然流传衍续了，道教徒也就更不能谈有自己的信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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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0 17: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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