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蒙古曾叫苏联为父亲 称中国为母亲

renshenguo

核心提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刚建交时，蒙古甚至把前苏联叫做父亲，称中国为母亲。但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落后的自然经济，并任由军阀入蒙、商人盘剥，这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09年第10期 原题为：专访前驻蒙大使黄家骙
& }- t% q5 z, o$ b  K4 N
8 f) c" I$ Y* `  H1960年夏天，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黄家骙来说，是他一生的分水岭。在那年高考之前，他本打算当一个粤剧演员，但最终却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名北大的蒙古语专业学生，结果“一辈子就为（蒙古的）这200多万人服务”了。

* _! E0 c6 ^/ X2 o1 v2 C( t9 ]8 w8 P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有无数叱咤风云的身影，从建国初期的周恩来、陈毅，到现今活跃于媒体前的吴建民、李肇星。但黄家骙只是在北部边境一个“被遗忘的国度”里，默默工作了20年，从基层科员做起，带着蒙古总统授予的“北极星勋章”退休的驻蒙大使。

按照黄家骙的说法，他经历了中蒙关系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也得以迎来当下最“黄金”的时期。2009年2月底，黄家骙回忆录《五进蒙古》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了首发式。这本记载大量亲历和秘闻的书，为那个神秘国度揭开了一角。
" b* n3 W4 U2 L" L3 C% p! s; \
一幅抗战时期旧地图，竟引发外交争端
, r$ E/ z8 M" r5 l' J/ x1 y; X3 X
1943年，黄家骙出生在广东佛山。1960年秋天，黄家骙跨进了北京大学的门槛，因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生源紧缺，被调剂去了蒙古语专业。5年东语系学习后，22岁的黄家骙进入外交部。
5 j; h+ ?+ L( k& X2 w& M* U- k- ]% X
在黄家骙读大学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夹在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开始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怀有“觊觎之心”。中蒙关系步入低潮。
/ r5 K+ G% Q7 `* R6 d' B# ]6 R' U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与他同行的，是低两届的学弟高树茂，30年后，他们俩一个成了第12任中国驻蒙大使，另一个则成了第13任。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 b( i$ ^3 j: d" Y8 L)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

1985年，中国的《世界知识》半月刊第9期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边界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2 m  J: K+ j/ {% v
( P: e6 R6 s4 B$ o" T7 y.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了中方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黄家骙当时担任李举卿的翻译。李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但他同时也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8 o  W  s) {+ `5 o. C8 s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每年都重修出版，“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0 C1 |( ]3 F5 Y9 ?  {' f4 G
1921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曾发表署名文章，赞成外蒙古独立。1945年《解放日报》时评，对外蒙古就独立举行公民投票还表示过祝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刚建交时，蒙古甚至把前苏联叫做父亲，称中国为母亲。但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落后的自然经济，并任由军阀入蒙、商人盘剥，这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这种“冷而不断”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前苏联开始政治改革。受大环境影响，中蒙关系也跟着“回暖”。集会场所，蒙方也不再指名反华。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后，中苏关系出现转机。不久，1987年中，彼时人大副委员长彭冲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中蒙关系走向正常化。

不过，国际蒙学家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艺术等部分，“涉及历史问题一概回避”。2006年，蒙古国政府举行纪念“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活动，原本希望更高层级的官员参加，但中国经过慎重考虑，只派了一个政协副主席前往，“说声祝贺就完了”，“具体什么都不谈”。
' p8 ~" g' ~% O1 S$ [( N5 v+ P
$ c( [0 L+ y7 z1 \曾经的“阶级弟兄”，走向不同的意识形态

7 ~2 I" J. F. a( D3 z1989年3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华。5个月后，中国外长钱其琛对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黄家骙担任翻译，陪同钱出访。钱其琛的外交行程当年安排得很满，不论时间还是惯例，当年本来无法立即回访蒙古，但由于不久北京就发生了“89”事件，西方国家开始制裁和孤立中国，外交行程一下子就空下来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连锁发生的。1989年年底，蒙古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12月10日，一些青年第一次公开批评国家政策，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全国各地爆发群众示威。

$ L2 @4 _9 ?5 u; E0 F3 I7 ~. p次年2月，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诞生，并于1990年3月在首都苏赫巴托广场发动静坐绝食，要求当时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
+ |# z4 n: d; h# P& K
7 D' e  g* f# U# r% e+ K! d% o经过再三考虑，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巴特蒙赫作出离职决定，自愿辞职。蒙古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1991年1月13日，通过了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

南昌徐麟

国家利益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