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儒学”会议大会主席霍韬晦访谈

黄泉路上断丝连

起草这次的宣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霍韬晦：儒学走到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与50年前唐牟等四位先生时已经完全不同。1958年宣言是基于让西方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认识到东方儒学与西方的普世价值、科学民主理念没有矛盾。这几位大儒学家与西方学者相比毫不逊色，但是他们走的是“精英儒学”路线，当时因为一些原因，他们跑到海外，退出中国社会、政治，退到学院、个人，从社会现实来讲，他们已经没有立足的基地了。现在环境已经很不同了，中国这三十年走得很快，让西方赞叹为一个奇迹。但经济的腾飞，也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道德真空、操守薄弱、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这个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路，不能只学西方。
       现在发扬儒家精神是有积极作用的，孔子精神要求人们回到“人”，回到生命、性情，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保住传统文化，爱护先进文化，孔子就是在维护周代的文化，他说“鸟兽不可以同群”，就是要回到现实社会，而不是当一个纯学者、隐逸者。可以这么说，50年前我的老师们是为中国文化争一席之地；现在我们无须争，需要的是实践，直承孔子，作生命成长的教育，在学院之外，进行社会教化。

       南方都市报：20多年来，办书院是你的一大事业，你所办的书院与古代书院有什么不同？
       霍韬晦：古代政府办学很少，主要靠书院，书院相当于今天的民间办学，但是书院的规模也很小，乡村里就是私塾，他们最主要的是学做人、学承担，读四书，开发他们的志气，从读经学到史学到文学，后来就成为政府选拔人才的地方，与科举挂钩，读书开始走向功利。所以古代书院们最主要的是继承孔子留下来的道学、理学、心学，开发人的志气；而我们今天的书院就是基于很多负面现象，我们传统出现虚无的状态，道德真空，很多人很任性。在传统断层的局面下，去寻找传统，怀念传统，这也是民间自发的。过去的书院容易教，你讲论语、讲孟子，学生很容易接受；但是现在学生都是接受西方那套自由、权利、民主、财富，整个都是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所以现在书院讲传统很难，所以我要扭转这样的局面，找到一种很好的传道的方法，就是性情教育、生命成长的教育。
       南方都市报：在香港你办的是“后大学”，为何在内地是办从幼儿开始的学校？
       霍韬晦：这是不同的尝试。内地是从基础教学开始，但我并不想如“孟母堂”那样完全回到传统那套，比如穿古装等。儒家的中庸不是那样极端的，对立的。我们可以更宽松、包容。我不想一开始就走向与体制的对立。我们办的还是体制内的学校，学生也要学英语、数学，与体制还是要接上，因为将来他们要升学、要走向社会。
       南方都市报：香港的喜耀学校规模怎样？
       霍韬晦：目前在香港有三个地点，大的有2000平米，小的有500平米。我们的生命成长是一个历程，因此有初班、中班、高班，时间上也比较宽松。
       南方都市报：民间办书院，会面临很多困难吧？
       霍韬晦：是的。最早汤一介的书院很有影响，但到现在都已经停了很久了。刚开始办时影响很大，网罗了很多有名气的老师。但是很快就遇到经济问题、现实问题———你要如何去养你的书院。过去的家族书院是家族的产业在养书院，但是家族书院是有局限性的，它有血缘、地缘的局限性。如果是书生、学者办书院的话，就常常会遇到经济问题，当然也有的是因为遇到政治上的问题，如东林书院。
       南方都市报：那你是否也遇到养书院的问题？
       霍韬晦：我靠自己养书院。我们的收入主要是靠开一些班，比如“喜耀生命”，学费很贵，在香港5天5000港币，有时一对一，有时一对多。主要是我在讲，也可以说是靠我的魅力了，否则像传统书院那样讲学收学费是养不起一个学校的。另外我们也筹一些基金来做投资，不冒险，但一直能赚钱。因为我们自己有赚钱的能力，才能一直保持我们书院的独立性。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你现在办书院、办教育的方式是不是目前最好的方式？
       霍韬晦：不能说是最好的，但是目前最可行的方式。现在儒学最大的危机在于“知”与“行”是断裂的，我们的教学方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教学没有门户，佛教、基督教都可以讲，天下的文化都是通的，只有能“通”矛盾才可以化解。我们将这种“通”落实到每个人，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背景的人，帮助他们“打通”生命。所以很多学生对我门是从心底感激的，之后也一直为我们办学出钱出力。可以说我走到今天，很大一部分也靠我的学生们的帮助。



   儒学梦：走出书斋，济世为民

    摘要：日前，香港东方人文学院、法住文化书院主办的“百年儒学”学术研讨会在肇庆举行。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50多位儒学学者参加。大会发表了“百年儒学宣言”，同时向与会者们展示了法住20多年来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内地从事的书院教育道路，以此清晰地表达法住作为儒学团体的一个理念：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天下，让儒学成为改造社会的法宝。法住作为儒学的一个学派，他们的努力代表了儒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走出书斋，济世为民。
       日前，香港东方人文学院、法住文化书院主办的“百年儒学”学术研讨会在肇庆举行。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50多位儒学学者参加。大会发表了“百年儒学宣言”，同时向与会者们展示了法住20多年来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内地从事的书院教育道路，以此清晰地表达法住作为儒学团体的一个理念：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天下，让儒学成为改造社会的法宝。法住作为儒学的一个学派，他们的努力代表了儒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走出书斋，济世为民。
       一份尚有争议的宣言
       年近七旬的霍韬晦，穿着合体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面色红润，一头银发纹丝不乱，身材精瘦，精力充沛。作为东方人文学院院长、法住创办人，他是法住学会、法住文化书院的负责人，也是这次“百年儒学”会议的大会主席、东道主。大会举办地、肇庆的“抱绿山庄”，也是他名下的产业。
       今年是著名儒学者唐君毅、牟宗三二位先生诞辰百年纪念。霍韬晦是唐君毅的学生，将这次大会定名为“百年儒学”研讨会，正是出于对唐、牟两位先生的纪念。“实际上我们所要探讨的时间比‘百年’略宽松一些，从中国儒学受西方文明挑战后到现在所走的漫长道路，鸦片战争到现在160多年，都是近代儒学所走过的道路，是我们这次大会探讨的对象。”霍韬晦说。他说一口略带香港口音的普通话，语速很快，有很强烈的表达欲。
       大会上，霍韬晦宣读了长达六页纸的《中国文化的转折与开新——— 百年儒学宣言》，由与会学者讨论通过，作为此次大会重头戏。早在1958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位学者，便联名发表了一篇学术史上知名的《为中国文化警告世界人士》宣言，为当时式微的中国文化、儒学在世界上争一席之地。霍韬晦认为，现在有必要再提出一篇宣言，以获得世人对儒学新的关注与认识。“现在时代背景已经不同，让西方承认我们文化的价值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儒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共同的资源。但另一方面，当前世界也好，国内也好，经济发展不仅带来社会进步，也给社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如道德真空、功利主义，学校、企业、社会只讲竞争、成功。在这种功利主义影响下，教育也受污染了，社会道德操守越来越弱。这应该让我们反思，是一直认同、跟随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文化、理论，走自己的道路？我认为已经到了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这篇宣言由霍韬晦发起并草拟，超过30位与会学者在宣言上联合署名。但不少联署的学者在大会上、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出了自己对该宣言的看法。除了语言表达上的探讨外，这些学者的意见归结为一点———这篇宣言是否过于狭隘甚至于偏激？浙江省儒学学会副会长吴光教授就在会上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最善于开发人的性情，最能尊重每一个人的特殊性”一句中的两个“最”字是否应该去掉，不应将儒学放在过分自大、与西方文明对立的位置上。
        陕西师大文学院教授尤西林则向霍韬晦提出，这份宣言中的称谓并不统一，反映了宣言起草者的立场问题：“其中对唐君毅先生是敬称，而对牟宗三先生则直呼其名。从这里可以看出执笔者的感情偏颇之处。我认为儒学不同门派之间是具有包容性的，但是今天这篇宣言具有某种狭隘性，仅仅是新儒学甚至就是唐门派别的宣言。”霍韬晦在听取这些意见时的态度让尤西林印象深刻：“我提出这点时，霍韬晦先生表示接受，并向我伸出手来握手表示感谢，我对宣言中的批评他也大部分表示接受。但是我认为，接受批评是一回事，并不能掩饰宣言背景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尽管在意见上有小分歧，但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霍韬晦提出的“儒学济世”的主张。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郭齐勇就指出：“我和霍先生20多年的交情，一直在关注他在香港这块文化沙漠上在民间所做的文化推动。1988年霍先生第一次把大陆、香港、台湾的哲学家召集在一起开会，是‘文革’后三地学者的首次交流，当时我也去了香港开会。1958年四位先生宣言的重点在于：东方儒学与西方文化比较，并不输于他们，我们也有民族的一本性和文化的自主性。霍先生宣言的要点在于：儒学不能再停留在书本，要普及到民间，要真正做老百姓安身立命的东西。”用儒家的理论、知识，改良现今社会，成为众多学者的共同意见。
       二 “济天下”的模式：性情教育
       学者们对法住一直以来所进行的“性情教育”实践，是一边倒地肯定。郭齐勇在大会上就尖锐地指出：“目前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知性教育太过，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胜，人文教育不及，缺乏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人性的教育。”法住的“性情教育”理念，针对解决的正是这样的教育问题。

       霍韬晦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西哲学，1982年创立法住学会，1987年创立法住文化书院。在香港，霍韬晦提出“后大学”理念，开办喜耀教育课程，面对社会人士开展性情教育，推行社会性之文化教育、家庭教育与修养性之生命成长教育。目前法住在香港、新加坡均有授课点。而在大陆，则于10年前在广东罗定开办了喜耀粤西学校，招收从幼儿园至初中的学生，按照性情教育的理念进行全日制教育。目前该学校有700余名学生，大部分为罗定本地人，也有来自广州、深圳、香港、新加坡的学生。
       学校的幼儿园部、小学部和初中部只隔着一个操场，饭堂、运动设施是所有孩子们公用的。幼儿园部的活动室里，贴着孩子们课余活动的照片，老师介绍说这一期的主题叫“亲亲长辈”，就是让小朋友回家为长辈做一件事。照片里，有的孩子在给爷爷捶背，有的在给妈妈倒水，大人小孩都笑得非常开心。喜耀学校注重对孩子性情的培养，“孝敬长辈”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面对来访者，学校里所有的孩子们都非常热情、有礼貌，鞠躬、问好：“阿姨好！老师好！领导好！”他们与老师的关系看上去非常亲密。这也是老师们相当骄傲的一点。不少老师都有类似的感受：来到喜耀感受到的气氛，比别的学校轻松、快乐，和学生沟通畅顺，感情也更深。此外，这所学校的骄傲，不仅仅在于每个学生在入校之后受到的性情上的陶冶，学生们优良的学习成绩也让他尤为自豪。
       校长陈可勇曾经是霍韬晦的学生，现在则成为霍氏教育理念在这所学校的有力推行者。对于法住的性情教育，学者们有颇多肯定之辞。东方人文学院教授、儒学家唐端正说：“喜耀粤西学校很多学生都到香港表演过的。他们确确实实在性情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培养，大家的精神面貌都很开朗、很诚恳，而且在学业上也很优秀，因为心情开朗对知识的接收有很大的帮助。”
        而第一次接触喜耀粤西学校的香港教育学院一级专任导师李展华，更是对该校的教育方式给予了专业上的颇高肯定：“我在那里看到两点：第一是学校对家长与孩子的全面关心。这个关心并不只在乎学生的成绩好不好，而是关心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关心学生全方位的发展。第二就是老师的持续教育和成长。喜耀看重老师的定期培训，这种培训不仅在于业务上，也在于老师的个人成长方面，这就直接影响着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事业，如何对待学生、家长。”
       李展华表示：“喜耀的教育理念，我没有听过，但我用我的眼睛看到了。我看到学校在帮助学生、家长、老师认识自己是什么人，如何找到自己心灵的方向，做一个有志气、有勇气的人。这些同一般学校的教学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难能可贵。”
        三   “儒家应是现代社会的补充”
        喜耀学校、法住书院的教育方式，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可。但对于儒学“济天下”的愿望来说，法住“性情教育”的做法只是方式之一，能否大规模推广，还有待论证。由于“性情教育”讲究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进行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只有保证小班上课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霍韬晦坦言，喜耀粤西学校经过十年发展，才达到今天700多位在校学生的规模，今后的发展也将稳扎稳打，不打算迅速膨胀。所以，它在短时间内所能产生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郭齐勇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儒学要对社会、民众产生更大的影响，需要一些社会推动工作进行“因势利导”：“儒学本身就是要用于人伦日用之间的，如果儒学是只是变成理论的话，那是没有意义、没有生命力的。现在国内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开始重视精神文明，比如‘易中天热’、‘于丹热’、‘国学热’，反映的是人们对民族文化历史的渴求。在这种情况下，因势利导，做一些社会推动工作，从娃娃教育开始，不失为一个‘灵根再植’的方式。儒家的文化就是与家庭、社会、底层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它本来就是人伦日用之学，不是一种高深的理论。”
       郭齐勇认为，“国学热”经过良好的引导，不失是一个让儒学真正走入百姓生活的方式。作为儒学权威人士，他笑称对于丹“又感激又有所保留”：“于丹讲《论语》让大众对儒学的关注度空前提高，这是我感激她的地方。但于丹的解读是经不起推敲的。‘国学热’有了大众基础后，我觉得应该上一个层次了。”
       尤西林在“国学热”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当冷静的思考。他认为：“首先，儒学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形态在今天被重新提出来，如在国外创办孔子学院，以及在国内设立国学院、与政府领导人的互动与结合等。但儒学本身非常强调自身的历史渊源，某种程度上会导向强化民族主义，这值得我们警惕，这对于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历史定位是不利的。第二，今天的文化就是以娱乐和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由此，儒学的介入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易中天热’、‘于丹热’在我看来是健康的。第三，儒学今天还没有在国家、社会取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甚至不能说是介入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使得儒学从业者会采取各种方式急切地表达他们的意念，包括制定儒家节日、推广儒家理念、向政府提倡议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行为会具有某种进攻性，甚至出现一种戾气，这些都是需要克制的。如果将这样的心态带入社会，会造成对儒学的误解。今天儒学已经开始表现出这种进攻性，我认为这是需要注意的。”
        说到底，儒学济世的梦想，任重而道远。儒学学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性地判断儒学在当今社会发展潮流中的位置。“我一直强调，儒学直到今天还是很边缘的。”郭齐勇坦率地说：“儒家不能独打天下，但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点补充、调剂。现在的社会很浮躁，人活得很累。我们读一点《四书》、《论语》、老庄，可以调养身心。但我不赞成将儒家变成儒教，又是宗教又是意识形态，儒家所有的弊病都来了。我的定位是——— 儒家是现代社会的一点补充，可以让大家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憩，这就足够了。”



    宣言呼吁

       1.儒学在今天的历史使命就是向生命回归，向教育回归。
       2.儒学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我们除了继承前人所作的理论完善工作，吸收当代西方资源之外，还须要回到生命，回到具体的个人，培育参予主体、行动主体，把儒学的理想付之实践。
       3.每一个人质素的提升在于进行生命成长的教育，在于每一个人的性情能够得到开发；从根上起教，才是万世之基。
       4.要开发人的性情不能只用概念，或知识性的话语，该更多的采用启发性、引导性、文学性、艺术性的语言，深入到对方的心，才能共鸣。以生命呼唤生命，以性情感受性情。教者必须先有体会，才能掌握。

       5.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最善于开发人的性情，最能尊重每一个人的特殊性，然后依之而施。但老师自己必须先有突破经验，才能浑身都是手眼。
       6.推动性情文化、性情教育是社会性、历史性的大工程，欲达到家庭温暖、社会和谐、人类和平的目的，要有大批师资。因此要有培训师资的计划，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适量加设；然后社会文化加以配合，宣扬健康向上的人生观。
       7.鼓励社会团体、文化团体、企业团体参予分担，这是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历史责任。人人尽力，人人呼应；如此，社会风气很快可以得到改善，不求功而立不世之功。
      儒学与时代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唐端正怎样扣紧儒家，为时代作贡献？
      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内地，现在经济起飞之后所出现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都是一个教育的问题，都是一个如何使我们生命成长的问题，所以这次的宣言注重在这方面做出种种的实践。
      现在，我们应该注重的就是我们怎样去引进西方民主科学的问题，因为这个时代我们已不必去打倒儒家才能够引进民主科学了，主要的还是我们怎样去扣紧儒家的生命儒学、性情教育方面，为这个时代做出应有的贡献。
      加大力气当然需要，但是我们要采取什么方式?不是那种形式上的、官方的，而是真正在民间有基础的。除了政府的提倡之外，民间自发自觉的努力还是很需要的。
     （唐端正，东方人文学院教授）
       尤西林儒学应保持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
       我们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富国强民，还包括生活等精神层面的丰富，中国社会需要将重心从生产转向生活本身。从重视生产、外向投资等转向重视人自身，而不一定要依赖高技术；它应该是内向性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学就会获得生命力。儒学目标的生活方式，就是所谓的性情，就是以个性、爱、人伦交往为目的的生活，包括人和自然的生态，在我看来是可以发展出积极意义的。
        这次儒学研讨会不提政治儒学,其实是一种克制。政治儒学在汉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明清就是儒学高度官学。但到了现代，无论是什么文化还是意识形态，都应该保持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即政教分离。无论什么意识形态、文化形态，它都不可以享有与政府部门权利结合的形态，这种结合会导致它本身的扭曲，“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就一直推进现代文明的进程，今天，儒学也没有权利享有超然的地位。从这一点看，不提政治儒学也是有意义的。
        郭齐勇儒家思想里也有个体性和权利问题
       儒家的传统是有一套秩序和伦理规范的，它在规范每一个人的行为，这是有一个内在紧张在里面的。个人是独立的，他不依附于任何组织、宗族，真正的儒家并不是过去皇权的工具，《孟子》里说“民贵君轻”等，都是说明诸侯国士阶级和天子之间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个体性的张扬是值得我们继承的。
       另一方面，儒家是重视小民的权利的，如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就是说小民也有受教育权，中国的文官制度就是这样起来的。像汉代大官吏，从前都是很贫苦的农民、布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明过去的制度对于布衣、贫民的教育权、参政权是有一定的考量的。所以关于个体性问题、权利问题并不是说儒家思想里没有的。但是西方启蒙之后的个人权利，就是我们传统中没有的，这是我们可以与现代性结合的方面。

南昌徐麟

儒家的学问 主要在于对民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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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断裂啊，行的环境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