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具有包容性,可以同人们的其他信念相兼容。一个人认同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并不妨碍他接受任何宗教信仰,也不妨碍他接受任何政治理念。
“安身立命”作为一个成语,出自禅宗。在《景德传灯录》卷十上,有这样的记载: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可是“安身立命”作为一种学理,则出自儒家。
孔子在《论语》中,已谈到“安”。宰我觉得守丧三年似乎太长了,主张缩短一些。孔子狠狠地批评了他,申斥宰我“不仁”。孔子认为,丧礼之所以规定守丧三年,理由就在于一个“安”字。“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所说的“安”,指的是情感的安顿、精神的安顿,这是儒家讲安身立命之道的滥觞。《论语》也谈到“身”。《学而》篇写道:“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这里,“身”指的是人的行为践履,把精神安顿与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关于“立”,孔子的说法是“三十而立”(《为政》),就是确立人生的价值取向。关于“命”,孔子的说法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这里所说的“命”,指的是君子应有的使命感。
在《论语》中,已分别论及安、身、立、命,但还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到孟子这里,则形成了儒家关于安身立命之道的比较系统的说法。孟子把人性善视为安身立命之道的内在依据,而“天道诚”则是他为安身立命之道指出的超越指向。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所谓“思诚”,就是以“天”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扮演好天民的角色,力求进入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至于进入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路径,孟子不可能选择外求的认识路线,只能选择内求的心性修养路线,他称之为“求放心”。他指出,现实的人之所以流于不善,并非人的本心所致,而是人不肯下功夫寻回业已失掉的本心。他慨叹:连自己家的鸡犬丢失了,知道找回来;可是自己的本心丢失了,却不知道找回来,真是一种悲哀!他对这种人的忠告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宋明理学家吸收了中国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创立了儒学的新形态。他们十分重视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对其做出深刻的阐发,使之在学理上臻于成熟。他们倡导的“孔颜之乐”、“圣人气象”、“常惺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复尽天理”、“发明本心”、“致良知”,都是关于儒家安身立命之道的具体说法。经过理学家的阐发,儒学不但可以治国,还可以治身和治心。
人们寻找精神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外在的路向,也可以选择内在的路向。如果选择外在路向,会形成宗教的精神生活方式,把超越的目标定位在彼岸世界。这种精神生活方式通常会否定人生的价值,如基督教有原罪说,佛教也有“人生是苦”的说法。按照外在超越的路向,人无法自己实现超越,必须靠救世主或佛来拯救。儒家所选择的是内在超越的路向,找到了一种哲学的精神生活方式,这就是安身立命之道。所谓“安身”,就是从内在性出发,肯定人性中具有崇高价值,肯定人具有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人性善”,就是“人为贵”。这个“身”字很要紧,表明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脱离人的生活世界。所谓“立命”,就是主张追求理想人格,追求精神上的超越,追求境界上的提升。用传统的说法,就是“超凡入圣”,成就理想人格。这种内在超越,完全靠自己努力,“我欲仁斯仁至矣”,不必指望外力的拯救。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建立在“一个世界”的基础上,没有设置彼岸世界。儒家认为,在现实的人生实践中就可以达到超越的目标,不必企慕彼岸世界,也不必寄希望于来世。
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具有包容性,可以同人们的其他信念相兼容。一个人认同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并不妨碍他接受任何宗教信仰,也不妨碍他接受任何政治理念。只要这些信念有助于人格的自我完善,儒者都会表示充分的尊重。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实行现代转化,可以成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资源。精神文明程度固然同物质文明程度有关系,但不会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提高,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去“建设”。如果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人们的精神世界将会坍塌,物质文明也将随之失掉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