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流言已经被证明是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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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武士》之“南京6000吨黄金”

      在过去6000年中，人类发掘出的黄金总量预计约为14.26万吨，其中15%已经消失，现在地球上存在的黄金约为12万余吨。

      西班牙殖民者曾在美洲疯狂掠夺黄金，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200吨注册黄金。

      全球绝大多数黄金被开采于20世纪，其中许多是在二战末期开发的。1932年全球黄金总量约2万吨，1938年全球黄金总量约3万吨。

      上世纪30年代后期，面临战争威胁的欧洲各国政府纷纷将本国的黄金储备运到没有战争之忧的美国，到1945年末，其他国家在纽约联储银行里的黄金储备达到40亿美元，约合3600吨。现在，纽约联储银行金库存放的黄金共约2亿盎斯，合5580余吨（世界黄金储备总量为32650吨）。

      据中国黄金协会统计，目前我国黄金总存量为4000吨。

      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表明，目前黄金储备位居前１０名的是美国（８１３４吨，占国家黄金和外汇储备的７６％），接下来是德国（３４２３吨，占６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３２１７吨）、法国（２７１０吨，占５７％）、意大利（２４５２吨，占６６％）、瑞士（１２９０吨，占４２％）、日本（７６５吨，占２％）、欧洲中央银行（６４２吨，占２４％）、荷兰（６４１吨，占５５％）和中国（６００吨，占１．２％）。

      6000吨黄金折算成美元，在二战时约可以制造19万门德制88炮，或者12万辆苏制T-34/85坦克，这是什么概念？

      “南京6000吨黄金”之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反而容易因此被日本右翼分子抓住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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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岭全歼日军一个师团

详细资料很难找，经大老minghui（明辉）推荐，好文在此：（TY139的大作）

      第106师团在万家岭战役中死亡约3000人，另有约2000名重伤员及其护送者回国，剩下的7000多人都有不同程度地伤病，完全健康的极少。

      总之，虽然日军106师团没有被全歼，但的确遭到歼灭性打击。以至于松浦中将因为害怕铃木支队的官兵看了万家岭出现的惨状会严重打击他们的士气，要求由第106师团自行打扫战场，而且甚至没有让铃木支队的官兵进入万家岭地区。"日本官兵中，大部分都同时受着创伤、痢疾和营养失调三种苦难，许多士兵都由于伤病恶化而死去，也有些士兵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没有了气息。精神病患者和自杀者也不断出现。在埋葬死者时，由于士兵们的体力严重衰弱，挖出的坑很浅，以至于有些尸体的头胸部在土里，而腐烂的脚却露了出来。同时，由于战场上枪炮弹横飞，日军来不及修建厕所，加上大部分官兵都患上了痢疾，就随地大小便。这样，尸臭、粪臭交织在一起形成的恶臭，不仅地上的人能闻到，甚至飞来空投物资的日机飞行员在空中都闻到了这种异臭。这种状况与日后在瓜达卡纳尔岛、新几内亚、因帕尔等南方战场上日军的惨状记录相类似。1938年秋天第106师团出现的惨状，是日本陆军的深刻教训，于是在战史中被抹杀，日军一直掩盖着这一真相。"

      这一战，中国军队打得很悲壮，也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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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最大刺刀战：石牌之战

      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近日收到了一封青年朋友的来信，信中对抗战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民党和GCD所起的历史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此，金教授写了回信。

　　我们认为，这封回信内容丰富、文字生动，对抗战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值得广大读者一读。现征得金教授同意，将此信全文刊载。

　　××你好！

　　这回涉及一个沉重的话题，其实也完全不必为我们自身悲观。5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们，包括发表网络日志的你的同事（估计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了），包括“南京1937”那些年轻人，对历史不都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吗？后人书写前人的历史，这是自然惯例，也是社会规律，想改也无法改，任何国家的执政者最须敬畏之处，也正在这里。

　　你的同事写得很好，一个民族必须能够发现和拥有自己的所有宝藏，必须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这些宝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岛（中俄争议的最后一块土地）附近，对岸俄罗斯怎么进行他们的教育?幼儿园教师带孩子们到无名英雄墓，老师边讲边哭，三、四岁的，五、六岁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着一起哭。也许那些孩子们并不真的十分明白为什么哭，但他们看到老师哭了，老师那么伤心，于是也都伤心地哭了。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们精神强大的基因。相比起来，我们差距很大。问题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来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欢便一概无泪的老师，和“选择性对待历史”的做法和态度。这种选择性对待也是多种多样的，上海新版的小学课本，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中去除了（解释说“放到了课外辅导读物里”），而代之以＊＊＊和＊＊，说这才是新时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认为过去的英雄应该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剔除了。这种“钱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觉，只能造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萎顿。也许正是从这些方面看，显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这些并非大人物的并非小的责任。能看出来，你的同事是搞国际问题的，也看了不少资料，但对战争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准确的。

　　首先，石牌战斗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会战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歼敌25000人是历时一个多月、从湖南北部到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延绵千里战线上的全部作战成果，击毁日机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战的成果。石牌作战5天，歼敌1000余人。

　　其二，不仅石牌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也没有“斯大林格勒”。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说法，却是研究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的史实。“斯大林格勒”是形容从防御到反攻、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和枢纽点，而石牌不是这样的点。翻遍抗战史，也找不到这样的点。包括石牌作战在内的鄂西会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此后日军通过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仍然在不断进攻；郑州失守、许昌失守、洛阳失守、长沙失守、衡阳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国人听到的一个又一个噩耗。特别是湘西会战（日本人称“芷江作战”）竟然发生在1945年4月，距其天皇宣布投降仅剩4个月时间，鬼子们还在战场上以劣势兵力甚至劣势兵器（湘西作战非常明显）向中国军队连续发动进攻，你说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倒是湘西作战末期日军强弩之末的表现，让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了一句“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的暗示”，这句话我们就能聊以自慰吗？那时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国人已经投降了，我们才仅仅把进攻的日军击退，然后继续防御。所以不是中国GCD故意淹没了抗日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来就没有。如果真有，别说一个GCD，全世界GCD加起来也淹没不了。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为伏尔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点，至今标榜战史，无人能够撼动。

　　其三，关于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的比较。前面说了，把石牌作战与鄂西会战的关系弄清楚了，就会明白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歼敌人数基本一样，都是1000多人。要说不一样的话，那么还有这样几个不一样。

　　平型关作战是一天歼敌1000多人，石牌作战是五天歼敌1000多人；平型关作战是1937年抗战开始的第一个胜仗，那时从国内看，华北国军纷纷败退，恐日情绪到处蔓延；从国际看，美英袖手旁观，德日步步紧逼，中国空前孤立；此时以八路军如此简陋之装备和长期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官兵打出一个平型关胜利，对鼓舞一直只见失败不见胜利的国人士气、击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无疑意义极其重大。

　　1943年的石牌之战也是中国战场一个显著胜利，但那已是在台儿庄作战胜利之后，而且此时二战已经全面开始，珍珠港事件也已发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受美军重挫，战争初期那股傲气已经大减，而且此时美援已经大量拥入中国。在石牌作战中，中美空军曾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当时国军的重迫击炮团装备40多门150毫米口径的美式重迫击炮，一次作战就向日军发射几千发炮弹，仅仅几个小时就杀伤日军数百人。这些条件，在平型关作战的八路军都不具备，只能凭借子弹和刺刀，一个对一个地较量解决。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执政资源（不但“在野”，此前还到处被“围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享有政府正常财政拨款的军队（一致抗战后享受过一阵，又中断了），正是这些种种情况，决定了石牌作战无法和平型关作战相比。认为石牌作战意义大于平型关作战的说法，并没有很好把握那段历史。

　　当然就像所有生命价值等同一样，任何牺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说牺牲在平型关还是牺牲在石牌都应获得我们同样的尊敬，即使那些殒命于兵荒马乱大溃退中的无数无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在他们生命痕迹消失的地方放上几束白花的。美国人今天还在满世界寻找他们参加二战官兵的遗骸，对我们该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广岛的纪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弹轰炸及后续效应的20余万人一个一个姓名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样一种对前人和后人负责的态度。而我们遭受南京大屠杀30万人死亡，至今南京的纪念馆内也只刻有3000有名有姓的名字，其他29万7千人的姓名呢？真令我们对世界汗颜。把这个帐也记在GCD头上，显然不公平，因为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雨花台还是专门杀GCD人的地方。离南京近一些的“苏区”（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早被国军“围剿”得不得不万里长征、被驱赶到荒凉贫穷的西北一隅去了。南京城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将近10万是来不及撤走的国军军人，而当时向南京进攻的全部日军才5万多人。这些都是不管我们多么难受，也只有承认的史实。

　　我们过去用“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把敌后抗战描写得无所不能，宣扬英雄主义之时有过分之处，但今天恢复历史的真面时，又把原来的确被淡化的正面战场想象得英勇无比，也不是实情。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发生国军部队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达百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长期成为笑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的奇景，使我们今天仍然羞愧。就说石牌战斗，以“勇将”著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一方面表示“与阵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打到最艰苦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难以支撑，已经下令撤退，突然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已经悄悄撤退了，这才下令立即向部队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时向重庆报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这些，以一两篇文章就“恢复历史真面”，同样是弱不禁风的单薄。我们说这些作战指挥层的犹豫与动摇，丝毫不减弱石牌战斗国军官兵奋勇作战和英勇牺牲精神的可贵可叹，它同样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过去描述历史的时候太多理想主义，今天想要再现一部公正的历史，再不能仅仅凭另一种理想主义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GCD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徳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悄悄告诉德国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国提出的“调停”意见，是因为“GCD人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如果他同意妥协，在国内就无法实施领导了。我们今天认识历史，如果拿现在GCD内那些腐败分子、马屁分子去和当年的GCD人联想类比，可能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GCD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拥护、为什么能够从那样一个弱小的力量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长期以来国共之间的确分歧太深、对立太深，在那个时代也仇恨太深，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给其他力量以许多可乘之机。当然今天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连战夫人坦承来访之前不知大陆会怎么对待他们，可见心理阴影也一直没有消除。说到历史评价方面，“选择性认同”也是双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让人看到今天巨大的进步。胡主席在9月 3日纪念大会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GCD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将国民党置于GCD之前，将正面战场置于敌后战场之前，不能不说是巨大历史进步；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讲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名将时也讲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国军将领，讲“狼牙山五壮士”时也讲国军的“八百壮士”，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虽然国民党方面至今还没有这样评价过GCD，但回归历史的真实，本身已经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党派的选择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悲观，因为历史的确在不断进步。它不需要再来个整体推翻、推倒重来，它正在一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面。

　　你的同事从6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纪念仪式中看到很多不尽如意的地方，我倒觉得并不在于是否应该给白发苍苍的老兵们放几把藤椅，也不在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时是否该由政治局常委打头。中国人第一次这样纪念自己的胜利日（台湾那边除了模仿日本人说“终战”别的不敢提），第一次让人感觉到胜利不仅属于国共两党、还属于海内外全体中国同胞，本身已经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历史演进并不都是主动和自觉的，就这个意义说，那60声震人心魄的礼炮震撼和开启的心扉，也许不是仪式设计者的预料，推开的却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大门。

　　对不起，写了一堆不轻松的话题。民族的成熟最终是民族中个体的成熟，相信这种讨论不会遏制、而会加速思想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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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开采本土石油

2002年，美国石油日产大约是800万桶（俄国和沙特大约都是700万）。

2005年美国石油产量2.56亿吨，比中国多1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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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岩礁


      委员和其他几位网友对苏岩礁问题已有详细阐述，分析非常精辟入理，我也不想在此过多重复。我只是把关于苏岩的一些误传解释一下
先来一段资料：

      岩礁，指由岩石组成的沿岸或滨外浅滩。一般在水深20米以内，有时其顶部有尖峰突出，在海面之上形成小规模的凸出物。岩礁可以是大陆架在海水淹没以前受外力侵蚀而残留的地形，也可以是构造隆起或火山喷发作用造成的凸起地形。如中国南黄海江华湾至罗州群岛间分布有宽约20～30公里、顺岸延伸近200公里长、水深20 米左右的水下阶地，阶地面上除有岛屿外，尚有覆盖薄层粗粒沉积的岩礁裸露；浙闽沿岸及朝鲜半岛西南岸岛礁林立，且在北部陆架自西向东依次有许多岩礁，其中包括水深5.4米的苏岩礁、水深20米的虎皮礁、水深31米的鸭礁等岩礁，它们与济州岛联成的一条岛礁线，是黄海与的天然分界线。



      苏岩礁是位于北部的水下暗礁，离海面最浅处4.6米。苏岩礁的地理坐标是：北纬32°07′22.63〃，东经125°10′56.81〃，位于中、日、韩三国专属经济区的重叠区，距中国领海基线童岛132海里（244千米），距韩国济洲岛西南82海里（152千米），距日本鸟岛151海里（280千米）。英文习惯称为 “苏格特拉暗礁（Socotra Rock）”，该名字取自1900年从日本出发前往上海的途中撞上该礁而搁浅的英国轮船的名字。



      在海域，中国主张按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与日韩划界（对中国极为有利），日本主张中间线原则（对日本极为有利），而韩国却从自身利益出发，一边对日本主张自然延伸原则，一边又对中国主张中间线原则，并由此产生韩日“独岛”之争和中韩“苏岩礁”问题。韩国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中国大陆边缘自然延伸的大陆架延伸到距朝鲜半岛较近的地方（来自中国的沉积物太多了）。以自然延伸原则划分海域对其不利。

      看这两张海底地形图就知道了： ——海底沉积物的来源是以自然延伸原则划分海域的重要依据，苏岩礁大致位于古长江中期三角洲上。
这是韩国人伪造的历史！1951年，朝鲜战争激烈进行中，韩国哪来精力与时间去外海探查？当时韩国海军只是“海岸警备队”性质，更没有深海潜水的能力。当时韩国官民还没有去济州岛以南的远海这个观念。韩国独立后，一直沿用“国际惯例”，称苏岩为“Socotra Rock（苏格特拉暗礁）”。1963年，中国海军对苏岩礁进行了建国以来的首次精密勘测，而直到1984年，韩国济州电视台和KBS电视台联合制作了一档介绍苏岩的节目，才始称其为“波浪岛”。1987年，“济州地方海洋水产厅”才正式将苏岩礁命名为“离於岛”。2001年1月22日，韩国的国立地理院、中央地名委员会开始对中国当中的苏岩问题进行审议，决定由“波浪岛”正式更名为“离於岛”。（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岛屿。）

      另：早期翻译者从韩文报刊上音译，将苏岩按“i-eo-do”的发音翻译成“鲤鱼岛”或“依鱼岛”，这应该是无心之过。

根据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一个人工岛屿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土，或者是作为计算某国的专属经济区或领海的延伸基点。钢架子成为某国领土，那只是痴人说梦。要是这样也行的话，世界各国早就在各大洋上拼命搭架子再驻军再抢地盘了。就算他填海建起人工岛，也是无效的。

      英国其实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有人占据了英国近海的水泥平台，宣布独立建国。英国的皇家海军是威震世界的，但也没有去理睬那帮人。（西兰公国（Principality of Sealand）是一个由个人宣称建立而未被承认的国家。它声称怒涛塔（Roughs Tower）是该国的领土（也是仅有的一块陆上“领土”）。这是一个位于北纬51°53′40″，东经1°28′57″的废弃人造建筑，座落于英吉利海峡之上，大约距英国的萨福克郡（Suffolk, England）海岸10公里（6英里远）。该国自建立以来一直由其元首派迪·罗伊·贝茨（Paddy Roy Bates）和他的家人以及合作伙伴占据。西兰公国的常住人口很少超过五人，其可供居住的领土面积大约有550平方米。）

金茂大厦高420.5米，韩国平台水上高度36米，在94.6km（73.2km+21.4km）之外就不可能互相看见了。


      增强自己的海洋意识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向广大网友普及海洋知识是非常可贵的行为。普及海洋知识，真实性是第一位的，韩国人出于狭隘的心态在误导国民，我们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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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百姓帮日军消灭了20万国军

关于抗战时期所谓的河南百姓帮助日军事件

      一提起抗日战争，我们大都会想起“七七”事变、台儿庄战役、武汉大会战、平型关大捷等战事，以及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暴行。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战正面战场河南，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天灾，更由于人民要负担数十万军队的粮饷，在抗战进行到最艰苦的1942年时，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万人死于饥饿！

      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抗战八年始终是中国军队的重要战场，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前线。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将河南作为国防重点，在豫北、豫西、豫东等地构筑了1200个钢筋水泥的坚固工事。“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起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

      1942年河南在尚未发生大灾之前，豫北、豫东、豫南30多个县都已沦陷，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只剩豫中、豫西的半壁河山。

      黄河的决堤泛滥，是日本侵华战争给河南人民造成的第一灾。蒋介石的“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它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滚滚黄河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其中河南至少19万百姓丧生），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黄泛区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水连年泛滥，决口频频。大旱之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1942年河南继大旱之后，许多县份遭到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成群结队地飞行，一落到农田里，顷刻之间就把庄稼啃个精光。

      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补充，全靠从河南“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异常沉重的兵役和赋税，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许多农民早已破产逃亡。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根本谈不上任何储藏。当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时，一场特大饥荒的爆发也就势在难免了。

      蒋介石对河南大灾始终抱着装聋作哑的态度，目的是既不救灾，又可以推卸责任。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他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1942年8~9月河南灾象初现，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一方面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另一方面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但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是为了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至于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少许征粮数额而已。

      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为随着冬季的到来，灾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会迅速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床，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

      1942年12月，当时的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于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当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时，有的县长谈到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情景时，不禁痛哭失声，跪地磕头，请求免征。县政府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自卫队的团勇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只好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

      自古以来，灾区人民通常是不纳粮的。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偏偏违背救灾的道理，把“纳粮”和“赈灾”搅在一起呢？宋致新解释：他“救灾”是假，征粮是真。由于河南的交通运输极爲困难，几十万河南驻军的口粮，从外省调运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军队不可一日无粮，军民交困时，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

      宋致新算帐说：国民政府拨了2亿元赈灾款，当时平粜粮按最保守估计已涨到每斤10元，2亿元只能购得2千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国民政府从河南征收的是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200斤，共计3.4亿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可得110多斤。

      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宋致新说，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三十一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在台儿庄大战中建立过战功，驻扎河南期间，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威高权重，腐败随之。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把他列爲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宋致新还认爲，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也是大灾越演越烈的原因。当时的河南，民间还蕴藏着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县政府敢负责，组织民衆，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産自救，都可以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坚持到麦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灾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余粮和麦收前吃不着的公粮拿出来贷给灾民，但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宁肯眼看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1942年河南大灾以300万民众活活饿死而悲惨地结束。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除了极少数正直敢言的中外记者爲这场大灾留下了片断记录外，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无闻。但是，大灾的潜在影响巨大，恶果就一桩桩显露出来。最直接的恶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惨败。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兵力打垮了40万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中国军队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时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甚至枪杀官兵，造成军队重大损失。

      汤恩伯对此不仅不深刻反省，反而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中原会战期间身在河南、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衆多参政员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

      中原会战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撤职留用。

      这就是当年所谓的河南百姓帮助日军事件的真实情形。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是国民党负河南在前，小部分河南百姓反抗在后。

      如果说到帮助日军，河南那些拿锄头镰刀的农民的战斗力，哪里比得上整团整师投敌的“国军”？更何况，河南的百姓是被当时的国民政府逼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会揭竿而起的。

      一些人故意只拿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小片断，来攻击河南人民不抗日甚至助纣为虐，它们为什么不说那些主动投敌的上百万伪军而说被逼无奈的少数河南百姓？用心险恶啊！！！河南从南到北，抗日是绝对的主旋律！豫西村寨抗击日军的战斗多不胜举！像王山寨抗日、丰李等地抗日，老百姓是耳闻目详。

      我说这些只是想让论坛网友知道1942年在河南发生的事情，还国人一个事实，也希望大家不要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东西的只言片语蒙蔽，而产生无谓的愧疚感，应该愧疚的不是我们，而是老蒋和汤恩伯等人，以及现在和他们一样居心叵测的一些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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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娣存款”：

　　致广大网友的一封公开信
　　“金娣存款”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骗局
　　第一次知道所谓“金娣存款”，是在2002年间，这一时期，本人正在研究贵州军阀的相关史料，从中得知这个 彻底的骗局，当时曾和一些朋友讨论过此事，事后也不了了之，但最近有参与当初讨论的朋友告诉在下，此骗局死灰复燃，还上中央电视台二套(
本人大为惊奇，上网查询过之后，发现还有一位名为颜品忠的北大教授为出了一本《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为其摇旗纳喊，还有某位田文昌大律师组织一次专家论证会，会上据说还请了几位法律专家(这位田大律师前不久还为沈阳某位青年家刘涌辩护，向来文人风骨不值钱，卖与富贵换酒钱，一起合谋骗平民，善恶到头终有报)，同时这些骗子还设立了一个网站
　　本人先自我介绍，本人明辉，网名minghui，业余时间长期进行民国史战争史研究，主研课题为1946～1948：中国的内战。
　　周西成是短暂时间内统治过贵州的小军阀，为桐梓系的首领，其统治贵州的时间为1926年～1929年间，所谓“金娣存款”，简而言之，就是这些人声称：1941年，贵州省的大军阀周西成在美国花旗银行新加坡金城道分行，以他的机要秘书金娣的名义，存入了一笔2.5亿美元的巨款。
　　这类骗局在中美建交之后，屡见不鲜，国内通称为“献宝”，此类事件随处可见的有，我试举几例：
　　(1)所谓李弥68亿美元财产献给国家
　　　　(2)许胜利诈骗案
　　　　(3)所谓国民党潜伏人员近千亿美元资产案献宝案
　　　　(4)四川中美资产解冻诈骗案
　　　　如果有心的朋友，可以在各个搜索用“资产解冻”这个关健词进行查找。
　　此类案件在中国大陆可谓是随处可见，大多数是打着中美资产解冻的名号，公开进行诈骗，手法并不高明，但受骗上当的人极多，无独有偶，这次又是打着资产解冻的名号。
　　2.5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一般来说，法币是美元联系的，法币1元=0.2975美元，也就是美元和法币的比价大致是1：4，三十年代的美元是非常值钱(当时的1美元价值超过今天的30美元)，大致来说，以二战的战列舰为例，美国的衣阿华战列舰造价为1亿美元，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造价为1.32亿日元，折合不到1亿美元，而这些战列舰即使日美两国也是以举国之力建造。再说国内的情况，46年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按牌价折合美元是10亿美元，如果按黑市价计算，则只有2亿美元，再前推，北洋时期全国的财政收入，大约是3亿元，折合美元大约在8000万美元不到，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最好的年头财政收入也是12亿法币，折合美元大约是3亿美元(刚好是这些骗子宣称的周西成财产总额)。
　　而贵州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即使今日仍是如此)，号称地无三尺平，常年正税收入，在北洋期间大约是60～80万元，1935年，贵州全年岁入为680万元，其中补助款收入为360万，1937年贵州的财政收入，吴鼎昌在花溪闲谈提到，他在该年任贵州省主席时，当年贵州岁入约为720万元，其中特税收入为220万元(参见民国财政史,p83)。这也就是，贵州这一期间的财政收入不超过200万美元，为凑齐周西成的款子，他得当上一百年的贵州省长。
　　我再举一下其它省份的岁入，湖北岁入约为四千万元(包括两千万的鸦片收入)，上海史上最高为7900万元，广东最高超过1亿元，但正常年份岁入在6000万元左右，山东大约是4000万左右。当然骗子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抓住了一根稻草，这就是特税。特税者，即鸦片收入，这些骗子虚构了一张大饼，认为周西成在鸦片收入大赚其财，这2.5亿美元主要是鸦片收入，那贵州一年的鸦片收入有多少？事实上贵州的特税主要是桂土的过路费，一年大约在200万元左右，吴鼎昌也提到贵州的特税收入为220万元，这是符合事实的，也就是一年在五十万美元左右，骗子们的稻草也没用了，另一根稻草是盐入，这些骗子认为贵州盐入在千万元以上，这是不符合事实的，935年，贵州全年岁入为680万元，其中补助款收入为360万，所谓的补助款是指1928年，国民党政府进行国地税划分，中央将厘金和盐税等收入收归中央后给予地方的补偿，依此类推，贵州不会超过360万元，保况贵州不产盐，完全依赖于川盐，因此常年盐入个人估计绝不超过100万元。
　　缩上所述，周西成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短的三年时间内弄出这么多钱来，如果真有三亿美元的财产，在当时统一中国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抗战苏联对华三次贷款总数为2.5亿美元，实际动用额为1.8亿美元，中国方面就依赖1.8亿美元从台儿庄拖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足足三年多的对日作战。
　　在2001年间这些骗子初次进行行骗的时候，周西成的家人就公开说明这是一场骗局，周西成早于1929年战死，同时这个所谓“金娣”根本就不存在
　　说到这，在数年前“金娣存款”初发之时，有人到熊安军的老家查询过此事，结果派出所发现当地并没有金娣此人，同时有人指认，所谓金娣的照片就是当地的五保户石天心，此人从未离开过当地，所谓“周西成”秘书之说不攻自破(注：可以参见：外联略去，这篇报道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事，记者提到：当记者采访结束时，公证处的徐主任想起1996年提问熊安军时，他们的一段对话———徐主任：你相信巨额存款这件事吗？熊安军：我知道是假的，但经过这么多年，故事越编越圆，连我自己也深深地陷了进去。如今连我自己也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正因为如此，我可以确认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诈骗集团，请广大网友注意这个诈骗集团(这个集团可能还有某些最爱钱格的北大教授、大律师、法律专家)，并防止上当，也请公安机关尽快将这一诈骗集团绳之以法，此文请广大网友相互转贴。
                                                                                                                                    明辉敬上
　　副署人：sharpstorm(民国史研究者)
                                                                                              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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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大桥阻击战


元首卫队

1。“4月12日中午过后，党卫军第二装甲师第一团的恩塞勒上校把他的坦克手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述了目前的战况和将要完成的任务——由一辆坦克作为突击队，携带充足的弹药、食品，迅速通过弗洛伊德大桥，增援南岸的阻击部队，并争取继续迟滞苏军24小时，以掩护维也纳市区内的德军步兵撤退，并为北岸的德军重新布防创造时间。
这个任务最后落在了年仅19岁的1227号“黑豹”坦克车长吉森的身上。他的伙伴包括：23岁的炮手埃赫兹、44岁的驾驶员斯特劳斯、装填手斯普瑞格和通讯员劳尔。”


答：首先这个命令倒是真的，帝国师师长是在中午时分下令SS第2装甲团（原文中的“党卫军第二装甲师第一团”，根本没有这一番号）抽出一部过河增援南岸桥头堡。
但是根本不是什么“年仅19岁的1227号“黑豹”坦克车长吉森”，而是SS第2装甲团第2营第6连连长卡尔。海因茨。波斯科（Karl Heinz Boske）。当然他还带了另外两辆豹子。而且后面的事情根本没那么神，倒是德国人被K得很狗熊，没一辆能过河。波斯科还摔碎了脚踝。


2。“多瑙河南岸此时一片死寂。负责桥头阻击作战的另一辆“黑豹”坦克的车长巴克曼（“黑豹”坦克的王牌）前来迎接，并抓紧时间进行弹药补给。”

答：此处不属实，SS第2装甲团第2营第6连连长卡尔。海因茨。波斯科和第1营第2连连长巴克曼是在北岸碰头的，前者带着2位车长去熟悉情况，后者刚刚过过一次桥，所以给前者介绍了一些过桥的方法，可惜后来没有凑效，巴克曼本人4月12日晚上肯定不在南岸，次日也没有再过河，波斯科的3辆豹子是帝国师最后一次尝试过桥的装甲车辆，而且无一成功。帝国师最后一辆留在南岸的坦克是车长为Glazer的4号坦克（这辆坦克上过很多维也纳战役的照片），该车在4月12日-13日凌晨时分失去战斗力。


3。“巴克曼命令半履带车开到隐蔽之处，士兵们也躲藏起来。街道又恢复了寂静。就在这时，巴克曼的坦克突然爆炸了——这辆“黑豹”丧命于藏匿在街道对面建筑中的当地游击队员手中，巴克曼和他的车组顷刻间蒸发了。德国步兵迅速对周围的建筑物进行了扫荡。”

答：这个。。。我都不晓得说什么好了


3。“按照吉森和施密德的计划，所有坦克、战车及人员均应在晚上10：45分过完桥。夜仍然一片寂静，10：30，IV号坦克过了桥，11：00，所有步兵撤离。

　　现在只有吉森仍留在维也纳，当确认所有步兵全部安全抵达对岸，他才开始后撤，但始终将炮塔对着维也纳方向。几分钟后，“黑豹”到达北岸。


　　此时是1945年4月13日晚上11：15分。”

答：这个更加离谱，迪特里希在上午的时候就下令全面撤退南岸了，莫斯科时间14：00，苏军指挥官正式宣布维也纳的德军部队已经被基本肃清。柏林时间18：00，迪特里希向柏林汇报维也纳守军撤退完毕。

PS:为什么叫弗洛伊德大桥？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么座桥，只有Florisdorfer Brücke,而且这个桥好象和Sigmund Freud没什么关系吧

至于苏军方面，从地图上来看，当天进攻该桥的是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近卫第5坦克军，该军下辖有一个近卫第48重型坦克团（装备IS2），至于该部在13日当天有没有IS3参战（甚至是得到了IS2与否），我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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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中国丧失图们江出海口的通航权

这个谣言在台湾和海外很流行。

图们江口问题的由来　　

　　图们江是一条国际性河流，发源于长白山脉主峰白头山的东麓 ，全长516公里，其上、中游为中、朝界河，长约501公里，其下游自中俄朝三国在图们江上的国界交汇点至江口段为俄朝界河，长约15公里。流域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国一侧的流域总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70%。

      所谓图们江问题主要是指恢复我国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利及图们江地区开发这样两个问题。



      我国原为日本海沿岸国，吉林省为日本海沿岸省，图们江为中国通往日本海的一条主要河流。随着沙皇俄国不断向东进行领土扩张，于1858年和1860 年，威逼中国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今俄萨哈林岛）在内的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沙俄实现了封锁中国图们江口的目的。

      依据1886年的《中俄珲春东界约》，清政府爱国将领吴大澂据理力争，不仅将两国沿图们江的界碑向日本海方向推进了34华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争得了图们江通海航行的权利。

      这样，从1886年起，中国在珲春设立海关，沿珲春河、图们江广泛开展通海航行活动，往返于珲春、朝鲜的元山、釜山、中国的上海和日本的长琦之间，货运量达到了可观的规模。

      日本统治中国东北之后，日苏矛盾不断加剧，于1938年，在图们江地区爆发了张鼓峰事件，日军强行封锁了图们江口地区，这样，就使中国在图们江上通海航行的活动被迫中断，一直延续到现在。

      之后，国际形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也始终处于冷战与对抗之中，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也时好时坏。1964年，我国通过外交途径，就我国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利问题，与苏联和朝鲜政府进行过交涉。他们对我国拥有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利问题均不持异议。但是，以后由于诸种国际、国内原因，恢复我国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利问题，始终未能抓住时机予以解决。

      由于东北亚地区长期处于冷战状态，也由于我国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利始终未能恢复，地处边疆的我国珲春——图们江地区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当然也就无从谈到图们江地区开发的问题了。

图们江口地区现状

      图们江问题首先是由我国吉林省的学者提出来的，后来陆续变为政府行为。

      于1984年，一批专家学者在研究吉林省对外开放渠道与战略的过程中，经过调查、访问及查阅历史文献，发现我国拥有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利，为恢复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利，深入分析了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图们江通海航行历史及其水文状况，反复研究了恢复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利与进行图们江地区开发的方案与对策。他们的研究得到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经过多年努力，于1991年签订的《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中重申了我国图们江通海航行的权利，该协定于 1992年先后经两国议会批准。

      关于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图们江地区开发的研究与实践，不仅受到我国中央和领导的广泛重视，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深刻反响。

      自1990年以来，许多中央领导先后视察了珲春防川地区，江泽民总书记两次视察了该地区，于1995年6月23日视察时作了《开发珲春，开发图们江，发展与东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题词，为我国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图们江地区开发指明了方向。

      1990年和1991年先后两次在中国长春召开了“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图们江地区开发”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而，把图们江地区开发问题推向国际社会，掀起了“图们江研究热”。从此之后，在东北亚地区，几乎每年都召开几次有关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图们江地区开发的国际会议，不断地在推动着图们江地区开发事业的进展。

      联合国的介入，大大提高了图们江地区的知名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把图们江地区开发列为它在亚洲支持的首选项目，并于1991年10月 2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公布了它的图们江三角洲的开发计划。UNDP设想用20年左右时间，筹措资金300亿美元。把图们江地区建设成亚洲的第二个香港、第二个新加坡和第二个鹿特丹。从此之后，UNDP为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做了大量的规划、协调与前期研究工作。于1995年末签订了三国与五国协议和备忘录之后 ，在北京设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图们江区域开发秘书处，有力地协调与推动图们江地区合作开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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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珲春人的辟谣：

      图们江确实是不是GCD的责任，要说起来，罪魁祸首是沙俄，满清也很无能，苏联、日本也都有份，中俄瑷珲条约写的很清楚，以分水岭为界，到了北京条约彻底割让，这样从法理上中国就丧失了图们江口的主权。不过还好，留下了个通航权（其实这个通航权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下面有机会再说）。

      事实上这个通航权直到张鼓峰之战前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张鼓峰一战后，因红海军战时曾沿图们江而上，日军在防川一带图们江（中朝边境段）以木桩封锁江面，后来导致那一带淤塞，加上战后苏联和朝鲜又修了个铁路桥，彻底挡住了大船进入图们江得可能，以前珲春在东北可是个数得上得城市，自张鼓峰之战后就衰落成小城了，就是因为海路经济通道被堵住了。

      90年第一次科考，我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但也只是快艇可以，那除了旅游之外还有什么用呢？

      图们江开发计划吹得很玄乎，做的也很热，几乎就是个北方海南，当时甚至喊出5年比深圳二十年比鹿特丹的大跃进口号，但XXX一个银根紧缩，一棍子打死，结果炒地的死光了，做实业的也死光了，给珲春留下了一城烂尾楼，你们知道不，珲春的最高建筑就是一栋烂尾楼，真碍眼。

     关于很多换地和租借的说法，的确是有，而且有些曾一度进入操作阶段，但后来都无疾而终了，为什么？政治问题。俄罗斯和朝鲜都不愿意中国势力进入日本海，结果中央也不干了，撂挑子，让珲春地方自己搞，后来都是地方政府在一边招商一边自己和朝鲜和俄罗斯还有后来和韩国谈，哈哈，是不是很牛，哪个副地级市有这么大权力可以搞外交？
      现在操作的避开了主权问题，都是以经济实体向俄罗斯和朝鲜租赁码头使用权的办法来解决，但代价很大，俄罗斯租给中国公司的是一个渔港，朝鲜租给中国公司的港口基建也极其落后，中国公司花了大价钱用在给他们完善港口基建上，在朝鲜罗津港中国甚至要专门修一条高等级公路以连接珲春。

      借港出海的问题基本上是解决了，然后就是物流通道，和朝鲜和韩国谈的时候甚至可以直接和他们部司一级谈，这不是因为他们自贱身份，而是珲春朝鲜族侨胞多，能说的上话，韩国就是基本框架落实后再让外交部出面的。

      罗里罗嗦的说了一大堆，简单总结，就是图们江的事，很复杂，一味埋怨政府那是失之偏颇。

      （关于通航权）

      图们江口的主权是在清朝丢掉的，但还有个通航权，不过这个通航权有个前提，当时是指给珲春渔民入海捕捞大马哈鱼保留的通航权，但后来谁也没认真执行，商船也照样可以过。即使是1938年张鼓峰之战前当年的通航船只就有1千四百余，这还是一年冻五个月的河流，后来日军封江，这条贸易路线被彻底封锁，珲春不再有船入海。

      现在是能通航，并不是说什么96年以前谁都能走、之后不行的话。之前、之后都是船可以通航，不知这一说来源何处？

      我说的有问题是指俄罗斯和朝鲜拿当年条约生事，要求中国承担起大马哈鱼放流的主要工作，因为图们江流域段的大马哈鱼如果灭绝了，从法理上来说通航权也就没有了，所以我国每年都要花很多钱培育大马哈鱼苗并放流，只是可惜在短时间内中国渔船是捞不到的，也不是这么说，珲春本地的船也是能出去捞的，但都是小船不抗风浪进不了日本海，因为俄罗斯和朝鲜对中国渔民蝗虫一样的捕捞方法已经感到极为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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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藏南地区已移民700万人

      近年来，所谓藏南印占区印度移民已达700万之众的说法流传甚广，特别是在网络上以讹传讹，已被一些人看成是收复藏南不可逾越的障碍，必须予以澄清。本文因资料所限，所测算数字多为约数，但大的轮廓不会错。

一、从印度方面的资料看印占区总人口

      藏南印占区范围大体上相当于印度伪阿鲁纳恰尔邦。伪阿邦第来普、长朗两县不在我国境内，鲁希特、迪邦山谷等县的南部部分地区不在我国境内；同时我国错那县、墨脱县南部部分地区超过伪阿邦南界，处于阿萨姆邦北部。据印度官方2001年统计数字，伪阿鲁纳恰尔邦总人口109.1117万，减去第来普、长朗两县人口22.5561万，为86.5556万。采用粗略估计的方法，令鲁希特等县不在我国境内部分与我错那、墨脱两县在阿萨姆邦境内部分两者相抵，再考虑到2001年以来人口增长因素，可粗略估计出藏南印占区总人口约数为 90万左右。



二、从中国官方统计数字看印占区中国居民人口

      藏南印占区的中国居民为珞巴族、门巴族和僜人，其中珞巴族占绝大多数。由于印度的非法占领，无法对居住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中国人实施人口普查，政府对这三个民族的人口数一直采用依据有关资料估算的方法。具体数据是：

珞巴族：约30万人，其中2000年实施人口普查的地区有2965人；

门巴族：约4万人，其中2000年实施人口普查的地区有8923人；

僜人：近2万人，其中中国实际控制区内约1300人。

以上三项合计共约35万人。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今天我国的官方出版物仍在沿用以上数据，但并不等于最新统计。以人数最多的珞巴族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民委的公开出版物中，就已把珞巴族列入人口在30万到100万的少数民族之列，可见这一数据至迟在25年前已经得出。

      另外，与珞巴、门巴族不同，僜人在历史上就是跨境民族，广泛分布于缅甸北部、阿萨姆（此地历史上属缅旬，1826年为英印吞并）和我国西南边疆。

三、以印度方面的资料为基础推算印占区中国居民数量

      除对门巴人外，印度将占领区人民按历史上的部落来源分别称为各种“人”，如Adis, Akas, Apatanis, Bangnis, Nishis, Mishmis,Mijis, Thongsas 等等，其中大部分系我珞巴族同胞，但可能也有少量僜人（如米什米人）和族源不出自我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在资料不全、部分统计资料陈旧、部分资料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保守估算，目前印占区珞巴族同胞人数不低于50万，加上门巴族和僜人，中国人总数接近60万。

      参考伪阿邦近10年来人口增长情况（年平均增长率约为4%左右，其中既有移民因素，也有人口自然增长因素），结合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估算数，可以认为，在此前的30年当中，我被占领土上的中国居民人数已自然增长到了近60万人。这也就是说，时隔半个世纪，藏南印占区的中国居民仍然占到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二。印度移民可能为30万人左右，且主要分布在南部边缘。

四、对数百万印度移民说由来的推测

      如果排除存心制造谣言的可能，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答案：始作俑者数错了统计数字的位数！就五年之前，互联网上还可以搜索到伪阿邦人口70余万的统计数字，由于统计数字都是精确到个位的，因此它是一个六位数，一旦看错，就会被认为是700多万。与此说出笼的年代对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因资料陈旧，70多万的统计数今天在印度网站上已被淘汰掉了，但仍可查到不同时期80多万、90多万的统计数字。

      所谓“印度移民比西藏自治区人口总和还多两倍”说，与700多万说其实是一个内容的两种提法。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证据，是异议人物王力雄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明报》连载的一部关于西藏的论著《天葬》（后出单行本）。王氏本质上是一名时政评论者，学术功底差劲。从他缺乏学术素养的种种表现看，犯这种错误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在最终结论得出之前，这只能是一种推测。

五、异乎寻常的结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期间，在藏南珞巴族地区采集到的各种传说中，有一个名为《五兄弟的传说》：

      很早以前，世界上到处都是水，浩瀚的海洋中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孤岛，叫“白马岗”。那个时候，天上有9个太阳，晒得地上冒火，水在减少，慢慢露出了好多平原和丘陵，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

      一个暴雨天，太阳的儿子达西和月亮的女儿亚姆同时降落下来，那时地上没有树，也没有庄稼，更没有人和动物。他俩住在岩洞里，看天是蓝的，水也是蓝的，景色美极了。他们结婚后，五年连生五个儿子。没有几年，五兄弟都长大了。他们把头发撒落在地上，长出了茂密的森林，他们的粪便变成了群山，他们的尿汇成了条条江河和湖泊，稻种是从仙鸟嗉中长出来的，野牛、黄羊是指甲变成的。五兄弟从此不再挖草根度日了，有粮食吃，身上有树叶遮羞，日子过得怪不错的。

      可是，新问题又出现了，成群的野兽从面前跑过，就是捉不住。大哥说：咱们没有肉吃，生活够苦了，咱们分家吧，各自想办法。老二附和长兄的意见。三个弟弟再三劝说，没有挽留住大哥和二哥。他们俩朝着树叶指的方向走去。二哥在波堆（今波密一带）患病留下了。大哥聪明，身体也好，走了好多好多个“克土”天（20为一个克土，是珞巴人的最大数字），到了峨眉山，在那里住下了。大哥和二哥都与猴子结婚，生了很多很多的后代。

      后来，老三、老四和老五也因不和，分了家。老四往西迁徙到门隅和主隅（今不丹），老五往东在察隅定居下来。只有老三，珞巴的祖先不愿离开家乡，继续住在山洞里。有一次，珞巴的祖爷被藤绊了一跤，从中得到了启示，制成了弓箭，此后可以随心所欲地猎取各种野兽，生活更好了，就这样珞巴人在珞瑜地区繁衍至今。

      这个传说中的五兄弟，分别就是汉人，藏人，珞巴人，门巴人，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