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流言已经被证明是误传（）

ddvgek

红军在南泥湾种鸦片

      《八路军种鸦片》这个贴子在国内出头的不多，但私下流行很广，遗毒很深。前几年，海外人士往往喜欢用一些所谓的苏联解密档案来攻击中国，不过随着这些所谓档案的真实性被证明十分可疑，近年就很少见这项武器了。 这个贴子也是所谓的解密档案，但是已被证明为当年中苏交恶，苏联炮制的一批材料。 贴中有一批致命漏洞，比如说，中国只有湖南有一个茶陵，贴子把它搬到山西。

      “三十年代，中共红军南泥湾种卖鸦片”

      ——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120师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1940年底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位列五大书记，专员是根据地二级地方官员。

————————————————————————————————————————————

质疑：抗战时延安大量种鸦片吗

      相信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大量种植鸦片的说法，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当年国民党控制的媒体的报道以及今天的台湾学者根据当时报道所搞出来的论文，另一个就是就是《延安日记》。前者由于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与GCD有隙，报道很可能失真，所以基本没有人去引述。所以本文重点谈谈后者。

　　笔者有幸翻看过《延安日记》，发现其中说到延安鸦片问题的至少有三处，分别在1942年8月2日（提到邓发），1943年1月29日（提到120师）和1943年9月22日（提到任弼时）的日记中。文中写的似乎是亲身经历。其中最后一处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写道“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

　　对《延安日记》（以下简称《延安》）的这些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说法，被很多人视为“被隐瞒多年的真相”。甚至有说法，说南泥湾种的就是罂粟，还说张思德就是在烧制鸦片的时候被坍塌的窑洞压死的。但根据笔者分析，《延安》的说法至少有一大疑点和两个反证。据该疑点和反证来看，《延安》中所谓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说法，实在很难说是事实。

　　第一个疑点，就是《延安》的来历。

　　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记》，是在日记的主人逝世以后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苏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整理相关资料出版的。 5年后整理完毕出版。也就是说，《延安》并不是当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延安日记》》，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1968年到1973年的时代背景大家应该不陌生。那正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珍宝岛之战就发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诞生在那段时间。所以其中对中共的消极描述的真实性就难保证了。曾任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的前苏联学者罗维奇·杰留辛严肃指出书中许多地方,作者一会使用英文资料,一会使用中文资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译,有的按中文音译。不难看出这本书是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而日记的实际编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也承认，这部日记的编纂也是为适应当时的反华需要而作（出处同上）。

　　的确，如果弗氏确实有那么一部日记，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于要整理5年之久？可见其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过。 那么，《延安》中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植鸦片的说法，会不会也是出于当时的反华需要而炮制的呢？这是一个重大疑点。

　　下面是两个反证。

　　第一个反证是从逻辑和常识上来说的。《延安》中是在1942年和1943的日记里面记载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众所周知，这两年是抗日战争中中共最困难的时间。由于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遭遇空前的物资紧缺。粮食的不足，使得中共发起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当时，为了做表率，连朱德等高干都亲自种菜，可见当时条件之艰苦。这里面就产生了疑问：试想中共非常清楚粮食都如此不足，难道还要用大片的土地来种植罂粟吗？这实在很难说的通。

　　而且据《延安》所说，生产的鸦片是用来销往内地的。这里面疑问就更大了。边区正在被封锁中，而且国民党还在大肆渲染共区非法种植鸦片。这种情况下，生产那么多鸦片怎么运得出去？运都运不出去，又谈何“外销”？就算能运出去，运出去以后换成边区需要的物资，又怎么能运的进来？在封锁的条件下，大规模的外贸根本不可能。这种时候中共反而大规模发展鸦片这种只能通过交换来体现价值的“外向型经济”，岂非自讨苦吃？中共到底是想解决困难还是想加重困难？所以这里面的逻辑是有点问题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延安》1942年8月2日中转引邓发的话说，鸦片还用来向国民党买武器，然后再用这些武器来打国民党。这是不是把国民党想象的也太傻了点？

　　可能《延安》的作者也看出这里面有点问题。为了把话说圆，他竟然公然否认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这未免太胆大妄为了一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是举世皆知的。当年中外记者团为了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向国民政府申请，国民党就是不答应，直到美国出面施压才松口。此外根据英国学者林迈可当时的亲身经历说外国人路过西安“都有一段既不愉快的经历，唯一的罪过是他们曾经经过GCD的抗日根据地”（[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192页，以下简称《英》）《延安》对此都能否认，实在有些不可理喻。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那就是说这种话的人，要么自己是白痴，要么把我们当白痴。这样的谎都能说，还有什么谣不能造？

　　第二个反证，就是当时其他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说法。

　　1942年12月荷兰人布朗基(Brond geest)向英国外交部所作的报告，与《延安》中所说情况可以说是同时期的。在报告中，布朗基提到“在延安，没有黄包车，没有勒索，没有妓女，没有鸦片和乞丐”。

　　还有英国学者林迈可。他在晋察冀边区和陕甘宁边区居住多年。在他的相关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即上文所说的记者团来到延安后，“无拘束地访问了延安各地方”，在回到重庆后，有些记者报道“延安边缘地区‘种植有罂粟’。接着就有外国记者登报声明，说这完全是胡说造谣，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一颗罂粟，连《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武韬也在这份专用声明上签了名。”（《英》192页）林迈可估计说延安种鸦片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了专门的指派，只能那么些才能交差。试想以武韬等记者当时的身份，林迈可写回忆录时的背景（1986年，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专门为中共说好话。所以他们的话与《延安》相比，其可信度更强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可能有人会问：记者团到达延安的时候是1944年，而《延安》记载的时间是1943年。问题是如果延安有大规模“转产”，那么《延安》里面自然应该有相应的记载。但是笔者眼神太差，好像没有看到。此外林迈可到达延安的时间比记者团还要早，可是他似乎既没有看到大量种植罂粟的情景，也没有看到大量铲除罂粟的景象。而且，难道延安在遭到封锁，粮食紧缺的时候大量种鸦片，等到封锁松动了，形势好转了反而不种了，未免也太匪夷所思。《延安》中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口气断言“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可惜不但隐瞒了前来的外国记者，瞒住了《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还瞒住了在GCD根据地工作多年的林迈可。其可怪也与？

　　综上，笔者认为《延安》中所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鸦片之说，实在是想相信也难了。当然，如果说陕甘宁一棵鸦片也没有种，笔者不敢妄下结论。我们只能认为，大规模种植的说法，实太难成立。如果说曾经有短期的小规模秘密种植，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毕竟当时的鸦片在民国很多地方甚至允许公开销售，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当货币使用，陕甘宁如果要有人去各地办事，可能也是入乡随俗之必备。

　　最后，顺便说说关于张思德死于鸦片烧制的说法。此说法实在漏洞太多，难以置信。张思德牺牲时间是1944年9月初，正是中外记者团在各处走访的时候。中共要打破延安种植鸦片的谣言，这时正该夹好尾巴。如果张的确是在烧制鸦片时丧生，那中共讳莫如深还来不及，绝不可能大肆宣扬。但是正在张思德死后3天，GCD的最高领袖就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对张大加赞美，唯恐天下不知。不亦神奇乎？更神奇的是，在中共如此“顶风作案”之后，武韬等记者们竟然还是没有在陕甘宁发现一株罂粟！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我们无话可说。

ddvgek

王治郅揭示“不归”真相，在美国引起轰动

      王治郅亲口否认了此谣言，并对扯上姚明表示反感。这枪手实在是白痴，他就没考虑过，王可不可能一张口就大抛书袋（里面的话都是从余杰的《冰与火》里抄来的）？姚的性格可不可能说那样的话吗？

ddvgek

中国空军的苏-27战斗机大批坠毁



      这回，连平可夫都出来辟谣了！

      汉和再度提醒读者注意：中国背景网站制造汉和假新闻的趋势有增无减

      读者好！本刊发现在部分中国背景官方网站伪造“汉和新闻”、“平可夫评论”的情况依然有增无减。鉴于日趋严重的伪造新闻事态，汉和防务评论正式宣布：从 2005年2月9日起，不论以任何方式出现在中国背景非官方背景网站、官方背景网站BBS上的所有中英文“汉和新闻”以及“平可夫评论”均告无效，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不承认这些新闻同时不对类似“汉和新闻”承担法律责任。即：读者可以完全忽视、怀疑在中国非官方网站、官方网站BBS出现的所有“汉和新闻”。并且请不要加以引用。

      汉和防务评论新闻的全部内容以英文版Kanwa Intelligence Review、中英文版《汉和防务评论月刊》以及汉和网站公布的内容为准。所有上述新闻都必须通过汉和记者第一手的采访或者反复的多重权威渠道的确认之后才加以公布。汉和提请媒体注意若对有关汉和新闻有疑问，请直接E－MAIL至kanwa@ica.net或者直接电话：1 905 785 9008。

      伪造新闻例子

      ……

      以下部分根本不是汉和新闻，而冠以“汉和新闻”的名称：  1996年4月，一架SU27在宜昌基地降落时撞毁……

ddvgek

我们活埋了那越南老头……

委员的作品：

      79年对越作战，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治工作原则和以往历次战争是一致的，没有改变。战前，各参战部队也进行了上级统一确定的、这次作战需要注意执行的“三个区别”、“八项政策”(没听说规定过\"三光政策\")等的教育，要求部队在群众、俘虏、缴获等问题上采取正确做法。

　　79之战在这些方面是存在一定问题，这不假。但是不是就象现在有些文章中说的那样，就不好说了。无非有几种可能：一是真的，二是假的，三是真真假假搅在一起，四是真的但被夸大了，等等。象这类属于负面情况的，同时又难以证实的,本人认为从维护我军声誉的角度考虑，各位网友最好还是不传或看到后不要轻易相信。

　　退一步说，即便是客观存在，也并不就等于它合理，尽管79之战在民情方面有特殊性，可能有些行为“难以控制”，有些行为也许是“领导默许”，但评判是非的标准只能有一个。当过兵的都知道，部队纪律铁面无情，人民军队也正是在许许多多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部队又讲究高度集中统一，这类事情只要摆到桌面上来，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给不出、也没听说还有另外的说法（如果给了台阶下，也是你那个单位“小桌面”上的事）。

　　有些情况看你怎么认定，比如战区有人对你有敌对行为，当时不是你死就是他死，别管对方什么身份，你杀掉他，一点错没有。但对方如果是无辜的，你只是为了泄气而杀掉他、或者你只是凭猜测认定他是潜在的敌人而杀掉他、或者已经俘虏了而随意杀掉他，这只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有些情况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穿插部队捉到俘虏，因为是远距离穿插，如果在将俘虏随队向前带或者由俘管队后送时路过暂时的敌控区时，出现俘虏高声喊叫有可能暴露目标的情况时、在给俘虏中的头头上绑，其不服，其他俘虏被鼓动出现蠢蠢欲动的势头时，这时，应该看到俘虏身份起了变化，又重新成了敌人，不采取断然措施只能带来更严重的损失，这时你下手也没什么错。

　　战后分析存在的问题，除了教育不落实等一般性原因以外，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当时我军除了多年没打过仗，对战争的适应和承受力方面还差了一些以外，也处在一个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拨乱反正，提高战斗力方面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还没完全跟上去，还不够系统和完善的时期。再加上黎笋一伙早就在对下面进行反华仇华的宣传鼓动，而我们进入情况比较晚，对异国作战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估计不足；对战斗中部队出现的防碍执行政策纪律的某些思想情绪了解不够，解决不力；对一些政策界限交代的不够清楚等。同时心理准备也不够充分。

　　其实，在79对越战中，我军在对待俘虏、群众、缴获方面并不是象有的人所讲的完全一团糟，也还有许多好的事例。例如，即便在我军经过惨烈战斗进入东溪的一支部队，也不象有些人猜测的，肯定是逢人就杀。当时由高平开往谅山的一辆公共汽车，因战事突起滞留在东溪，进入东溪的125师373团对30多名旅客的食、宿还做了妥善安排，对尚留在东溪的40余户居民也逐户走访，宣传“三个区别”，讲解我军的政策，安抚了越南的群众。160师478团3连在茶灵清剿时，干部、战士把55名小孩背出山洞，把干粮和水送给他们。124师372团在广渊清剿时，发现山洞中有一刚生了小孩的产妇，团卫生队把她抬到民房细心照料，拿出奶粉等给她补养身体，这个产妇感动的直落泪……。象这些事不都挺好吗？

　　就“活埋越南老头”的事，也实话实说本人知道的一件事：

　　某支部队，打进去的时候曾路过一村庄，当时群众都跑光了，村里只有一个老头在，估计是“留守”的。老头家就在公路边，他坐在自己堂屋里，一声不吭，有一些战士走过去，看他可怜样，还掰点压缩饼干给他吃，他也点点头，算是感谢。后来，这支部队回撤时又路过这个村庄，发觉村庄有点变化，原因是当时某坦克部队打进去的时候是彼方向，而撤退时是此方向，转由此路，且撤退在先。坦克在路过这个村庄时，因道路方面的原因，拆了少量民房，重新开路，也有的砖、木拿来垫路。此时再去看那个老头时，人还在，坐在地上，但低着头，任你怎么说话也不理你。对此大家也理解，因为毕竟你拆了他们的房嘛（当然拆房也是军事行动的需要，况且坦克部队也给了老头一些粮食作为补偿）。因为这支部队也是走在最后边了，也没见这个老头有什么反抗的言行，部队因此也没有对他怎么样。

　　其实，我军的基本素质还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当时部队配了一批翻译（战士行装，但无军籍），其中有的就是刚刚被越南驱赶回来的华侨中的不久前还在越军中服役的士兵。听他们摆一摆以前在老挝驻军，家常便饭的鱼肉百姓的一些事，以及对我军严明军纪的钦佩，你就知道解放军仍然是世界上一支很优秀、纯洁的部队了。

————————————————————————————————————————————————————

      首先，这是一篇无可考时间、无可考地点、无可考人物的三无文章。

　　“……当年战斗结束后，我们乡回来了好几位参加过这场战斗的退伍兵，有一个腿部负了伤，学校把他们请来作了战斗报告，由于我们这个学校是全县最偏僻的山乡中学……”

　　其次，这是一篇漏洞百出的文章。

　　“有些炮弹还是炮击金门时剩下的，再不打就白浪费了；有些越南兵不是给我们炸死的，而是给我们炮火的硝烟熏死的，这些熏死的起南兵的脸都与打死的不一样，憋成紫红色。眼球暴突”

　　——炮击金门从1958年8月至195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射炮弹数10万余发，1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 1960年6月17日、19日，为抗议美国总统访问台湾，福建前线炮兵对金门实施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性炮击。1961年12月中旬起，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保持台湾海峡的稳定的指示，福建前线部队只在单日向金门打些宣传弹。1979年1月1日，炮击金门行动即告终止。

　　期间，有17年时间是政治炮击，早就没有大规模炮战准备了，哪里来的过期弹药？还有，这个枪手千里迢迢把炮弹从福建运到云南、广西边防部队，还真的不怕辛苦哦：）

　　——有被硝烟熏死的？而且“脸部……憋成紫红色。眼球暴突”呵呵，拜托啦，这里不是两伊前线，用的也不是毒气弹。这个枪手这么说不就是为了诬蔑我军使用毒气弹么。可惜很多网友缺乏化学战常识，不能配合它兴风作浪，还真亏了它一番苦心！

      “……我们完全是实行三光政策，看见越南人就开火，管他是谁，看见有用的东西就运回国内，带不走的不是烧掉就是炸掉，回国的路上，看见越南人的鸡窝都要扔三个手榴弹……” 　　

      ——这样说越南北部还有活人么？我们炸掉的是越南战略财产，包括国有矿山、国有企业，分掉的是越南国有、集体财产。越南人深受越南政府的剥削，说到分国有集体财产，人人抢着上，要是人都让这个枪手杀光了，这财产还分给谁？呵呵。还有，越南平民和当局矛盾很大，分了财产得到好处就涌向我军检举政府干部、带路捣毁弹药仓库等军事设施。要是人都让这个枪手杀光了，这路还靠谁带？

      “……他一直骂人，就用剌刀割开他的嘴，剌烂了他的舌头……”

　　什么乱七八糟的枪手，回去补课！79年的刺刀是枪刺（三棱军刺），怎么割？说到刺刀就想到“刀”，基本造谣功夫不过关。



      “……这个疑团直到今年，伊位克爆发从战事报道中才被解开，我从新闻中得知，伊拉克一些自杀队员也有只用火箭弹击毁美国装甲车辆的，他们不用发射筒，用一种简陋的手动发射装置就可在近距离内击发４０火箭弹……” 　　“(附：40火箭弹据说用电池也可以发射)” 　　

      ——算了，下次看新闻仔细一点。那是阿富汗游击队，也不是什么４０火箭弹，是107火箭弹，差得远了，不同的东东。

　　至于越军的RPG２和RPG７，都采用无座力抛射原理，由发射筒、瞄准具、护板、握把以及发射、击发机构等组成。发射筒用高强度合金钢制成，为滑膛身管。扣压扳机时，扳机上凸缘顶起阻铁，释放击锤，击锤在击锤簧作用下打击击针，击针撞击弹底火帽，点燃发射药，把破甲弹发射出去。当弹由筒口前端装入时，尾翼箍滑落，击发后弹飞离筒口，尾翼弹开，保证射弹稳定飞行，不知道这个枪手怎么异想天开把107火箭弹的简易发射应用在RPG２和RPG７上？火箭炮弹与火箭筒弹的构造、发射原理完全是两码事。一个小女孩抱着40火箭筒弹去炸坦克是不可思议的，她怎么可能赋予火箭筒弹强大的发射动力？如果是107火箭炮弹（就算是这种最小口径的），她又怎么抱得动，怎么去进行土表埋设、粘电线、接电池等一系列简易发射动作？

      “……我一直为被越南人砍去四肢放回国的我军女战士伤心，本地的军医院就有几位，听了这些战士的真实报告，心里稍微平衡了些：我们也够狠的了！……” 　　

       ——穿帮了不是？一直为海豹女兵伤心，然后才听到报告？全县最偏僻的山乡中学，很快就知道本地的军医院有几位海豹人？然后才听到报告？越是觉得心理平衡？

      其实，这篇没有具体时间、地点、单位的文章还有许多可疑之处，如所讲的坦克部队，谅山地区作战的不就是55军坦克团嘛。55军坦克团作战中分别配属3个师，本人前贴所讲坦克部队路过一个村庄的事，也正是55军坦克团下属的某分队。我也十分了解：55军坦克团没有任何一支分队遇上这样的情况！

　　还有什么后期“看见越南人就开火”、“完全实行的三光政策”，则是在给我军脸上抹黑，也是对当年参战将士的诬蔑！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不会来到这个论坛，或许对多年以前的事情已不太关心，或许中、越之间的往事已经过去，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所以，有的网友说不知道该信谁的，要我看，宁可谁的都不信，也不要轻信这些无根无据的所谓“退伍兵回忆”。

ddvgek

南联盟中国使馆被炸真相



委员的作品：

      这个谣言帖子必须辟谣。

      “南联盟的中国大使馆被炸确实不是误炸，而是由美国西北卡洛莱纳起飞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发射的3枚战斧精确制导炸弹有预谋，有计划的实施轰炸。”

       ——轰炸机发射的3枚战斧？不对。是5枚各重2000磅的JDAM炸弹，即所谓“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oint Direct AttaCk Mwhtion），其中1枚哑弹。

      “大家不了解的是这3枚导弹都是穿地弹，而非高爆和破甲弹，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对建筑物的摧毁使用高爆弹就可以了，3000度的高温连钢筋都能融化，为什么要用穿地弹？这可是用来对敌方地下工事特别是地下核研究储藏设施实施摧毁的东西，如果我告诉你中国使馆死伤超过20请你不要骂我，中国使馆的二级参赞以下人员和使馆家属不都在开战前一个星期撤离了么？可你不了解的是在开战前3天从中国兰州某军用机场起飞了一架银灰色的军用包机，上面除了我国的中央特科的人和十几名雷达导弹通信专家之外，还拉了绝密的设备！”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对多层建筑物的摧毁必须使用穿地弹，高爆弹对付不了多层钢筋水泥建筑。

      ——中国兰州某军用机场？军用包机？是哪个机场？军用机场是有名字的，可以公开。总参情报部的出发地在北京，中途休息站也不在兰州。出境执行特殊任务也是使用民航飞机。

      ——中央特科？时光倒流？

      “这个设备就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波导雷达，说它是雷达已经牵强了，他并没有雷达的反射波，甚至不是主动开机雷达，但是就是这个东东配合了游弋在太平洋公海的远望1和大西洋的远望2, 以及三艘民船改装的探索者6e（看到资料说是6e我也很诧异）,以及一艘核动力潜艇构成的情报平台用可笑的sa~5击落了美利坚幽灵f117a，这起事件引起了美国参联的震惊，想必大家在电视上看到了克林顿一夜没睡。”

      ——扯远了，什么叫做波导雷达？有波导手机哦^０^

      ——倒是理论上可以通过飞机切割磁场来寻找隐形飞机……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战场上空飞行物过多，磁场扰乱严重，定位精度也不行，无法做到识别。而且不可能通过太平洋、大西洋上的科学考察船来定位……这样的话所有太平洋、大西洋上的磁场扰动都……

      ——探索者6e？我们没有这个编号。

      “根据战前收集的情报以及对南联盟雷达信号和地空导弹数据的纪录，南联盟和俄罗斯都绝对不具备击落f117a的资格，如果是高炮瞎猫恰好逮住了这个大耗子，美国人顶多认倒霉，可是用雷达追踪制导的破烂sa~5都能打下上亿的隐形飞机，那么几十亿的b-2就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了，美国人坐不住了，幸好南联盟的汉奸提供了情报，一架不明国籍的运输机下来了几十个亚洲面孔的人和几件没出舱门就密封的仪器引起了美国的注意，而这些东西的停放地点恰好是中国使馆！ ”

      ——F117是第一代隐形飞机，也不是全隐形的。发现距离大约是十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发现它的时候一般来不及锁定目标，给导弹通电。同时，它也可以被防空光学观察哨发现。所以设计上要求它在夜间飞行，设计航线迂回避开导弹基地。这次是它被设伏的导弹击落。击落隐形飞机第一是发现，第二是手快，发现立刻锁定，立刻开火。选择敌人可能通过的路线，防空光学观察哨早发现、导弹提前通电……

      ——停放地点恰好是中国使馆？更荒唐！中国驻外使领馆不直接参与一线情报活动，这是中国情报行业的祖宗家法。

      “接下来的事儿我就不说了，只告诉你们兰州某机场过了几天又来了一架飞机，机场被严密的封锁，所不同的是这里面除了活人以外还有十几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而一部分f117a的残片已经通过另外一架飞机摆在了国内“很无名”的化学专家面前！”

      ——美国对这次F117被击落反应很平淡……没有出动轰炸机销毁残骸……为什么呢？应为他们已经知道隐形战斗机的涂料已泄密了……没有必要销毁残骸。

      “哎~ 一定又有人骂我~~~ 随便爱信不信，由你~ 我是谁大家就不用了解了”

      ——当然不用了解……这个谣言原来就是海外心战的一部分。只是我知道这个谣言经过很多国内网友的加工……效果是不错的。向谣言的原作者致敬！你是一个不错的敌人！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谣言。谣言的版本很多，基本版本如下：

　　东亚某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直接参与南斯拉夫战争，提供了情报支持。在南斯拉夫军用民用电台普遍被摧毁后，还在大使馆内地下室直接架设电台支持南军作战。后来电台被侦测，美军飞机直接摧毁了这个电台。东亚某国自觉理亏，半夜拉回一飞机死人。

　　其中一个派生版本如下：

　　东亚某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直接参与南斯拉夫战争，指挥击落了F117，并将残骸藏在大使馆地下室，伺机偷运出境。美军得知后，为防止机密外泄，直接摧毁了地下室。

　　所有这些谣言都指责东亚某国大使馆直接参与战争，违背外交公约，意图诬称使馆被炸完全是违背公约的结果。谣言炮制是相当水平的，能够让东亚某国网民接受“违约的事实”，并加于修饰和传播，使它如病毒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人成虎”啊。这些消息让有些网民神神秘秘一宣传，效果很恶劣。略知东亚某国某系统家法的人就不会上当。该系统不可能利用大使馆直接参与战争。地下室有电台、残骸等等都是不可能的。轰炸使馆，杀害外交人员，其后又诬陷外交使馆违背公约，其行径是灭绝人性的！

ddvgek

日军坂本吉太郎少将在宋庄战斗中被击毙

      这篇文章是网上流传的描述宋庄战斗的通行版本，但存在一些比较大的错误。

      1. 坂本吉太郎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毕业。宋庄战斗时，他是支队长（大佐军衔）。他在宋庄战斗中从马上摔下，但未被击毙。1945年2月1日，他任驻大同的第4独立警备队司令（少将军衔），辖独立警备步兵19-24共六个大队及独立警备步兵作业队，后参加日本投降仪式。

      2. 此次战斗，我军的指挥官是22团的团长左叶同志，并非团政委梁达三同志。具体情形可参考《亮剑》里团长李云龙和团政委赵刚率部队分头突围的情节。

ddvgek

日清方便面是日本人为纪念甲午战争的胜利而命名


    日本日清食品株式会社的创立者安藤百福（1910年3月5日—2007年1月6日）是中国台湾裔日本人，本名吴百福，现代方便面就是其发明，后来他又发明了杯面。

    生产方便食品的“日清公司”的前身“中交总社食品公司”创立于1948年9月4日。当时在大阪府南部的海岸上排列铁板，用倒海水晒盐的独特方法进行制盐。后来，开始从事营养食品的研究。安藤百福利用高温、高压将炖熟的牛、鸡骨头中的浓汁抽出，制成了一种营养补剂。

    安藤的企业后因信用合作社倒闭而破产，只剩下了位于大阪府池田市的自己家。于是他在自宅的庭园中建了小房以研究方便面条。1958年8月25日，商品化成批制作鸡面条成功。方便面面成为了受欢迎的商品。同年12月，日清食品株式会社变更会社的商号，会社的事业顺利扩大。1963年，日清食品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及大阪证券交易所上市。由于方便面的广受好评，大量的仿制业者出现。安藤因此致力了于申请商标和专利，保持会社的信用。日清食品于1961年正式登记商标，1962年得到方便面的制造专利。

    安藤百福曾特地解释过，“日清”的含义是“日々清らかに豊かな味をつくる”（每天制作可口的丰盛美味？），与甲午战争、日本、清朝之类没有联系。另外该公司与日清制粉、日清纺织、日清制油等其他著名株式会社也没有任何联系

ddvgek

周恩来临终的忏悔

      这几天上网搜索周总理的生平，无意中看到这样一个标题，“邓颖超日记启封：周恩来临终的忏悔”。文中以邓颖超日记的名义大爆所谓政治秘闻，诸如“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等等。文章开头更是标注“时间：2006/11/01 出处：新华文摘”。读罢此文，不禁难解，这等重要消息既然“因政治原因”尘封多年，缘何在现在的背景下解禁？新华文摘作为国家官方媒体，既然获准报道为何不见其它媒体转载？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搜索了新华文摘（http://www.xinhuawz.com/）的近期编目，文中称时间为2006/11/01，相应期数应为2006年第21期，可是当期编目中根本没有“邓颖超”“日记”等字样。（网页地址 http: //www.xinhuawz.com/periodical_detail.asp）进一步查询第20期，仍然一无所获搜索所有关键字为“邓颖超”的文章，结果显示出80年代以来的40余篇文章中无一篇与此有关。

      倒是找到了以下一些东西，或许能做个旁证：


最后的情谊——周恩来病重期间和病逝后毛泽东的牵挂与悲哀             作者：王宇清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张玉凤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的。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我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前面已经提到，在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而毛泽东此时的身体已使他无力去支持自己参加较长的活动了，如果一个如此病态虚弱的毛泽东出现在公共场合，在当时可能会造成政治动荡的。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参加追悼会，对和周恩来相处相知相交了一辈子的他，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与无奈！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在这以后，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并且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她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2006年1月7日《团结报》）


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

      前面已经讲到一些，再补充两个例子。海外出版的一本反共图书造谣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传》作了详细的记述：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11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也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一直挂在心上。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同陪见外宾的李先念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海外那本反共图书还讳莫如深地把1976年春节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放鞭炮一事，同不久前周恩来的去世联系起来，进行影射。关于这个问题，《毛传》引用了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一段回忆。

　   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1月30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毛泽东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仅仅从上述两个例子，读者不难看出，那本反共图书的作者，是如何卑鄙地颠倒黑白，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同时，也反射出作者本人的阴暗心理和诡诈面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谎言！又见谎言！这个年月这种谎言为什么就这么多？传播这种谎言的人，你们是否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你们有几个真正经历过那段红色风暴笼罩中国的日子？制造这种谎言的人，你为什么不敢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你不是满口的民主自由，为什么要拉别人的名字做自己的挡箭牌？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民主？诋毁、谩骂、造谣、中伤，如果这就是你们民主的精髓，我情愿这样的民主永远不要到来！

      互联网是一个自由的平台，但是希望一些人能够记住，做事情是要负责任的，做人是要有良心的，这不仅是对先人的尊重，也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准则！

      愿这种谎言少一点，再少一点。

ddvgek

苏联共妻制度


      “能想出这个真相的人是天才，一定是我们恶魔岛上的同道。”——恶魔岛网友评论（不要告诉我不知道什么是恶魔岛） 。

      这东西就是把当年“共产共妻”的那一套宣传又翻出来罢了。这种宣传是穿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不仅仅只出现在中华民国。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共产主义社会家庭消亡、没有婚姻是因为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制，也就不存在遗产问题。而婚姻的存在，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只是为了保障血缘继承而已。因此没有遗产、无需继承，因此婚姻也就没有存在必要。并非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共产共妻。何况强奸是违背人权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不允许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恋爱婚姻家庭的道德上不应只考虑到个人的生理需要，同时也要考虑到由于两性关系而带来的社会责任，所以应该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性行为。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俄女教育部长兼外交部长、人民委员阿历山大.柯伦泰（即文中的“克朗黛”，她是一位现代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种叫做“杯水主义”的性道德理论，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象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一理论引起一些青年的思想混乱，并导致性生活的放纵。列宁坚决反对“杯水主义”，他说：“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的。”（转引自蔡特金《回忆列宁》）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当时的一部分年轻人曾经特别推崇“杯水主义”，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性解放”的同义词。无论如何，“杯水主义”与强暴卖淫扯不上任何关系！

        说苏联“不要结婚的礼仪”更是笑话。红色政权创立伊始，百废待兴，又有内忧外患。当局提倡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再加上那时生活艰苦，因此婚礼带有“红色”印记，而且不可能铺张。革命新风对农村的习俗影响不大，那里婚事照办，规矩不变，不过排场已非昔比。城里的革命化色彩比农村浓得多。例如，在工厂里，新郎新娘要举行“红色”婚礼。当然，他们不会去教堂，而是欢聚在车间里铺上红台布的桌子周围。新婚夫妇把事先写就的准备缔结“苏维埃”家庭的申请书呈于各位来宾的面前，所有在场的人依次在中请书上签名作证。然后众人鼓掌庆贺。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家给新婚夫妇送上礼物——两本书。礼毕，共青团代表作移风易俗的报告。晚上，大家聚在新房（通常是一个小房间）里，又吵又闹，热闹非凡。小伙子和姑娘们边说边笑，用头巾把新郎新娘的右手扎在一起，请他们入席。桌上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只有当时已属珍品的凉拌菜、咸鲜鱼、黑面包，当然还有婚宴上除了新郎新娘外必不可少的伏特加酒。虽是“粗茶淡饭”，倒也尽兴。姑娘们唱起了从老一辈听来的婚礼歌，小伙子们始则大口大口、继而大杯大杯地狂饮。在饮了一杯“苦”酒以后，大伙儿高兴地喊起了“苦啊！苦啊！”新郎新娘“应邀”接吻。这以后不久，男女双方如欲履行正式手续，只要携带各自的身份证到该市的“户籍登记处”（ЗАГС）登记结婚就是。那里的办事员先问几个问题，然后登记在案，并祝新婚夫妇白头偕老。

        后来，婚礼开始走上正规。凡欲结合者均需去民政处登记。过去世俗婚礼的基本模式保留了下来，但以俭朴为主。如，“在至亲的范围里”甚至可讨论送什么礼的问题，礼物务必“实惠”（如，床上用品、餐具、茶具、厨房用具等等），避免相互重复，以利于青年夫妇能顺利安排婚后生活。婚宴从简，基本上摆在家里。女方的家长向诸亲好友发出请柬，写明婚宴的地点和时间。为使被邀请的客人有足够的时问考虑自己出席与否，请柬通常在婚宴前的三星期左右发出。去民政处登记结婚由未婚夫安排。如果新郎新娘只有至亲和朋友伴送去民政处的话，那么男子们一律穿深色西服，女士们则应穿与男士们的西服颜色相配的套装或连衣裙。新娘应手捧自己的未婚夫在结婚当天早晨所送的婚庆花束。结婚戒指不是由民政处的干部，而是由新娘的父母戴上。如果在结婚仪式上，还有祝贺的话，应先向新婚夫妇道贺，然后才是双方的父母。许多家庭在登记结婚的那一天庆祝婚礼。摆婚宴可在家里，也可在饭店。在二次大战以前，多数家庭在家举行婚宴。若在家里，那么按照规矩是在未婚妻的父母家里。在家门口迎接新人的仪式多种多样：有撒麦粒（丰收的象征）的，有撒钞票（致富的象征）的．有撒鲜花（美丽的象征）的。在进人家门之前，门口放一只盘子，第一个踩上盘子的人，以后就是一家之主。这一类从农村传来的习俗在城市也有市场。如在饭店操办婚宴，那么宾客们在餐馆门前夹道欢迎新人，请新人在上座人席。亲朋好友向新郎新娘抛掷鲜花和赠送礼物。礼物中饶有趣味的是赠送甜菜（свёкла），因俄语中甜菜和婆婆（свекровь）发音近似，类似汉语中的讨口彩，表示“婆婆的亲吻”。也有送针和线的，这意味着妻子要跟随着丈夫。婚宴有专门的主持人，一般由共青团的干部担任。然后与家人或亲朋好友在一起用香槟酒庆贺，出席婚宴的来宾高呼“苦啊！，苦啊！”，劝新婚夫妇接吻。对新婚夫妇的祝词是“相爱相商”（любовь да совет）或“和和美美、相亲相爱”。这种俭朴的婚礼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基本模式。

      “当今的俄国私生活准则也不是很清楚”和XX党没啥关系。主要是残酷的二战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社会风俗在很大的程度上默许了男人的“花心”。相当多的男人玩了一个又一个，然后跑路不管，女性生下孩子后顽强地独自抚养长大，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普遍存在。

      “十月革命史料曾宣布，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哪个人写的哪本书？

      “在笔者移居俄国后，才了解到共产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共妻」的现象”——哪个俄国人对你说的？侨居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数以十万计，学者成百上千，怎么这么说的人就你一个？

        那个“许可证”非常明显是无知者伪造的，一些很容易查证的基本事实是：1. 那个“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是在1918年7月7日才成立的（12月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当年3月份的“许可证”怎么会出现这个政权的名字？即使是它的前身——“库班苏维埃共和国（Kuban Soviet Republic）“，也是直到1918年4月13日才成立。2. 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位于乌拉尔山脉东麓，距高加索两千公里。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应是Yekaterinodar，这个音译应翻作叶卡捷琳娜达，位于黑海之滨，1918年8月17日被邓尼金攻陷，首都迁往Pyatigorsk，Yekaterinodar1920年改名叫Krasnodar，沿用至今。

      作者在文章中唯一一个注明的来源是一本1990年的杂志——这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

揭开史上苏联“共妻制度”谜团

1881 期，2009.3.18   环球时报


俄罗斯学者研究“共妻”现象时使用的宣传画

过去100年来世界政治舞台上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冷战时期在美苏之间这种竞争走向全面化，双方互相攻击。在西方国家的攻击中，苏联“共妻”说曾持续多年。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日前刊登了作家阿马马年科关于所谓“共妻”事件的解密文章，做出了解释。

布厂老板为敛财编造告示

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恐慌，在俄国国内反动势力围剿新生共产主义政权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也利用武装干涉和舆论攻击的各种手段来动摇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根基。而发生于1918年的一次由私人导演的借共产主义行骗的风波便催生了关于“共妻”的传说。

1918年6月末，在莫斯科米亚斯尼科夫大街上的一栋大楼内举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审判，被告赫瓦多夫——一家布厂老板被控在莫斯科到处张贴有损人民政权的告示。这张告示名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起草者赫瓦多夫假借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告示中详细列了19项妇女“ 公有”的具体措施，并且指明措施的具体实行将由莫斯科无政府主义委员会负责。当时莫斯科经历革命不久，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当中。而赫瓦多夫就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

根据告示，工人或社员们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证明或地方委员会开具的《无产者家庭证明》都有权“享有”一个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时。而女性“公有化 ”之前的“原配”丈夫仍将保留对原来妻子的“优先权”，但如果丈夫抗拒执行“公有化”法令，那么他将被取消这一“优先权”。

告示说，每个行使了自己“享受”权利的工人或社员都要缴纳自己10%的工资，而如果没有证明或不是无产者，每个月便要缴纳100个卢布。而收上来的钱将用来成立“人民繁育”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负责发放每个妇女每月232卢布的补贴，同时也负责对怀孕妇女的照顾和将新生儿抚养到17岁的费用。

法院调查发现，赫瓦多夫已经将告示当中的部分条款变为了现实。他在莫斯科附近的索科尔尼克地区弄了一套三间大草房，并且取名为“社员之爱”宫。其中的两间房间作男女宿舍用，而第三个房间便用来享乐。结果，自告示贴出后，这里便每晚都充满了淫荡的呻吟声。调查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赫瓦多夫为了敛财编造的谎言，他自己不但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还自己亲身参加到了“享受”活动中去。

西方推动谣言流传

该案被曝光后，赫瓦多夫马上被逮捕。随即便举行了对他的审判。但是在审判过程中，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关于性问题的认识上，觉悟不高的人民委员会法官们却发生了争论，这影响到了对赫瓦多夫的审判。大部分人的认识是，对性爱的过多沉迷将损害无产阶级新人的意志。法官之一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认为，整个案件中工人和社员们表现出来的对性问题的狂热都是资本主义残留的一种体现，但是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这些残留终将被清洗干净。同时她认为，应该将赫瓦多夫当庭释放，但是要没收他的非法所得。尽管米哈伊洛夫娜的观点和判罚主张同其他法官有出入，但由于她职位更高，所以她的主张最终被采纳。不过，当判罚结果被宣布以后，当庭的妇女们表示了强烈抗议，甚至向法官和赫瓦多夫身上投掷臭鸡蛋和烂土豆。

赫瓦多夫被释放后也没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他很快就被受其告示所累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暗杀了。

但事实证明，赫瓦多夫的告示和对他的审判不过是一切的开始。不久以后，整个俄罗斯境内都开始流传着关于共产主义政权“共妻”的传说。一些资本主义报纸或出于抹黑共产主义政权或出于哗众取宠的目的，添油加醋地描述着那张告示，并直接将其安到共产主义政权的头上。

西方开动了印刷机器。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布尔什维克采取‘共妻’制破坏家庭”、“苏维埃的一夫多妻制”、“社会主义将卖淫合理化”、“布尔什维克将俄罗斯丢到了人类文明的角落里”等等，不一而足。于是，借着人们的口口相传和不同版本的出现，苏联GCD一度实行“共产共妻” 政策的传说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真实的历史，直至现在。而实际上，这个传说建立在赫瓦多夫的告示的基础上，同时里面也夹杂着资本主义社会意欲搞垮共产主义政权的用心。

英国作家向列宁询问真相

苏维埃政府对性问题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维埃政府就开始对这个社会的去色情化改造。到了三十年代，性关系被一定程度政治化，在报纸杂志上已经看不到关于性话题的描述和讨论，在大街上也看不到画有穿着暴露的女人的广告牌。1935年，一名男青年还因为同时和两个女人相好而被判刑。但是斯大林之后，国家对性的控制开始放松，苏联社会的性爱观和世界大多数地方没什么大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著名的英国作家戈尔别尔特•韦尔斯为了搞清楚整个事情的真相，专门到莫斯科拜访了列宁，并向他询问关于“共妻”的问题，列宁斩钉截铁地告诉韦尔斯，共产主义政权从未发布类似的文件，也从没有这样的命令，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韦尔斯也将这次与列宁的会面写入了自己的书中

ddvgek

吃麦当劳千万要记得索要发票

      麦当劳缴纳的是营业税，不管消费者开不开发票，麦当劳都会按照营业额来纳税。只有小商小贩才是按照发票的面额来纳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