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流言已经被证明是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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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黑市地下格斗

      这篇文章是编出来的。已经有人论证过了，按文章所述强人的本事计算的话，几脚就能把航空母舰的船体踢个大窟窿，击毁一艘战列舰也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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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传奇：媒体时代的城市谣言

最早出处不详

作者：李一峰

　　古人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谣言（Rumor，拉丁语为Rumour）可以毁坏名声与信用，促发暴动或战争。再加上它的传播途径难以控制，因而在批评者的眼中，它是卑劣和无聊的，被认定是现代社会的祸害。“都市传奇”是广义谣言范畴内的一大分支。尽管如此，人文学者们并不建议对它采取一味批判的视角与敌视的态度；与此相反，将它纳入民族志学的范畴，以积极的、正面的、个人的角度去体察这种现代的、都市的谣言。

　　英语文学教授Jan Harold Brunvand首次于1981年在《The Vanishing Hitchhiker: American Urban Legends & Their Meanings》一书中推广了这一概念。[1] 他根据自己的收集得出两点结论：1）传奇（legend）、神话（myth）与民间传说（folklore）并非分别归属于所谓的原始社会与传统社会；2）研究这些传说能有助于知晓都市文化与现代文化。他在一系列相关著作中，率先提出“带菌者”（vector，源自生物学带菌者的概念）这一传播学术语，用以描述传播都市传奇的某人或某实体组织。

　　讨论、追踪与分析都市传奇，已经成为流行的爱好。新闻组news:alt.folklore.urban热烈地讨论着传奇故事，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网页则（http://www.tafkac.org/faq2k/index.html）详尽地辨出真伪；如果要看分类传奇，可以访问Urban Legends Reference Pages（www.snopes.com）；美国能源部已建起名为Hoaxbusters（http://hoaxbusters.ciac.org）的网站，专门处理各种基于计算机传播的恶作剧与传奇。本文就试图从谣言、民间传说与都市文化这3个视角与不同的层面，剖析这种现代都市传奇故事的文化意涵。

　　作为谣言的都市传奇

　　对于谣言的研究始于二战，Allport与Postman是奠基人。他们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2] Perterson和Gist认为，谣言是“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3] 此外，Knapp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断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4]

　　Kapferer曾仔细梳理历年谣言研究的成果，对它的定义做过分类 [5]：部分倾向于虚假的、错误的、未经证实的一种讯息 [6]；部分认为应从人们是否相信来加以界定。但两者皆无法明确界定谣言的概念，因为它后来仍可能被证实是真实的，而非无稽之谈；许多仍未证实的讯息并不能武断为虚假的、错误的；而且，许多已被正式否认的这类讯息仍在流传。除非有人恶意的散布，在多数情况下，正是因为有人相信或将信将疑，所以谣言得以流传。Kapferer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被官方所辟谣的讯息”。在这个定义中，“官方”并非专指政府，也可能是当事人与当事机构；谣言内容可能为真或为假；部分人不相信一谣言无碍于它的存在，它是否已被官方否认也无碍于它的存在。

　　对于谣言的流传机制，Mowen认为，讯息的模糊性（Ambiguity）与讯息的重要性（Importance）可能是其中的两个原因，当某项讯息重要而又模糊时，便可能存在各种的谣言。 [7] Allport还清楚地提出谣言传播公式：谣言流传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8] Kapferer则认为谣言流传的动机是多样化的，传播者可能为了求证谣言、说服他人、减少焦虑、取乐、或纯粹为说而说，进而不知不觉成为谣言的传播者。[9]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谣言研究都发现，人们在面对一件无法解释或暧昧不明的事件时，容易产生不确定和焦虑感，谣言就因而“产生→评估→传播”。在评估过程中，Kapferer认为，谣言与讯息的分野在于主观的“相信程度”。当一个人相信他的一个朋友或认识的人所带来的消息，他就认为这不是谣言；反之，当他抱持怀疑时，他就会认为这一讯息是谣言。当一个讯息被公众普遍认为是“谣言”时，这个谣言就会逐渐消失；反之，当大众并不认为它是谣言时，这个谣言就会继续流传。[10] 对动机多样化动机的谣言，最佳的反击方式当然是“真实”。Kapferer进一步指出，“真实的概念，核实的概念，是源于社会的一致同意。”只有“群体所认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11] 话到这里，Kapferer似乎陷入了“感知即存在”的唯心论。但在某种程度上，处在媒体与资讯构筑起的现代社会中的受众，世界对他们而言，又何尝不是以感知为存在的基础呢？

　　在实际运用的层面上，“谣言”这一术语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内容极大化，它的类型涵盖原始简朴的流言蜚语（gossip）到狡诈高明的宣传手法（propaganda techniques），从荒谬怪诞到惊悚恐怖，还包含了五花八门的恶作剧（hoax）与都市传奇（urban legends）。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谣言已经从经典传播模式（人与人之间的流言蜚语）裂变出互联网谣言。“谣言”，已成为一个广义概念。其次，它的用法贬义化。它可以毁坏名声与信用，促发暴动或战争。尤其是其传统的传播途径（人际口语word-of-mouth）与现代的传播途径（互联网的各种技术）难以控制，再加上媒体不时失职而推波助澜，因而在批评者的眼中谣言是卑劣和无聊的，被认定是现代社会的祸害。

　　一些谣言的确对社区与实体造成了实际的祸害。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物价出现波动的时候，人们闻风而动，囤积火柴、食盐、酱油。“高尔夫客在印度尼西亚惨遭鳄鱼吞食”的谣言，对印尼旅游业造成负面影响。再如流传数年之久的谣言：著名设计师Tommy Hilfiger在CNN的时尚节目Oprah脱口秀中向主持人Elsa Klensch明确表示“亚洲人不适合穿我设计的衣服”，于是Hilfiger连续数年成为时尚界种族主义言论的受害者。

　　另一些谣言引起人们的愤怒与惊恐。引起国际骚动的“盆栽猫”网站（http://www.bonsaikitten.com）宣称，日本商人利用盆景栽种原理，可以培育出不同形状的猫。网站上并且还有绘声绘影的步骤教学。这一故事从美国一路蔓延亚洲，引起许多喜爱宠物人士和保育团体的抗议。经过FBI的调查，发现这只是一出MIT毕业生的恶作剧。“人肉网站”（http://www.manbeef.com）则说某人某日亚洲一游后，才知道人肉美味，开始在网上出售人肉与食谱。此事惊动美国食物与药品管理局（FDA）出面调查。

　　还有一些谣言成为宣传的武器。除了惑众之外，还有瓦解，诋毁，策反对手，或者抬高己方形象、威慑等等各种效果。早在2200年前，陈胜、吴广就猫着腰躲在破庙里制造“大楚兴、陈胜王”的谣言。

　　是否所有的谣言都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伤害？某些谣言在起到负面作用的同时是否还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例如自公元前565年，传说尼斯湖发现水怪后，人们就为此不懈努力了数千年。这个谣言不仅给苏格兰带来旅游收益，也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需求。再如《新英格兰医学学报》刊载论文指出：“只要注视女性丰满的胸部10分钟，效果如同有氧运动30分钟。”这篇最初于1997年刊登在美国《Weekly World News》小报上的文章，不仅被数次转载，还在3年后上了台湾晚7点档的电视新闻。

　　不能否认，上述两个谣言（城市传奇）富有娱乐性，但无危害性。还有一些具有悲伤情节、恐怖情节的谣言，人们接收与传播它们的理由就如看悲剧电影、恐怖小说的心态一样。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曾试图解释人为何喜爱悲剧的原因，认为它会产生悲悯以及恐惧的移情效果，最后达到洗涤、净化心灵（Catharsis）的作用，污秽与罪恶感会随着泪水一起排除，缓解心中的压迫，达到社会的一致性。因而即便是悲剧式的谣言，对社会来说也可能具有正面的、维护的作用。

　　而至于恐怖谣言的流传动机，部分的是因为自我保护的焦虑而试图去了解它或掌握它。譬如都市传奇“佛罗里达州加油站爱滋针头扎人”中，杰克逊镇警官阿布拉罕提醒驾驶者防止被暗藏在自助加油站加油枪扳机下面带HIV病毒的针头所刺伤。尽管美国警方早已公开辟谣，但这一谣言与其类似的传闻已流传数年之久。这正如阅读日本漫画家伊藤润二笔下压抑的狭小空间，美国小说家史蒂芬•金构造出迷惘的庞大都市，它们都同样令人感受都市的窒息，进而激起自我保护意识。

　　再从谣言的传播过程来看，有研究认为，一个典型的谣言传播，会依次经历形成期、高潮期和衰退期等三个阶段。但这如何解释诸多谣言反反复复或者如死灰复燃般的传播现象？人们咀嚼着美国社会学者David Popenoe所称的“智力的口香糖”，不断嘀咕着已发生在“某个朋友的朋友”身上等诸如此类的故事。某些故事流传已久，但历年变化甚少，例如一位女子死于在她头上筑巢的蜘蛛；另一些新故事却折射出现代环境，例如一位男子在出差途中被女子勾引，次日苏醒时发现被割肾。此外，还有研究认为，谣言具有“来源不明、个体归因、事实不确定、群体传散以及时间短暂”的特性。[12] 可“时间短暂”这个特征很容易被证伪。许多谣言都是作为新闻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因而具有时效性。但都市传奇往往不具有时效性，而且可以“历久弥新”、“死灰复燃”。

　　Kapferer指出，“真实的概念，核实的概念，是源于社会的一致同意。”个人在参与谣言传播的过程中，在构筑社会一致性的过程中，是否也在构筑一种市民文化与市民历史，或者说“我们的文学史”？Véronique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谣言（都市传奇），是一种对于“市民”再近不过的贴身观察与分析，是对于身边、甚至发生在自身上“寻常琐事”的诠释、再诠释与破译。它是一种“我们的文化史”的呈现。相对于“大历史”（“他们的”历史）的沉重与遥远，“小历史”的研究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正是都市传奇，“揭开了我们周围世界的面纱，解除了我们的焦虑，赦免我们的罪恶感，在这个艰难的时代里为我们提供方向指引，最后藉由提供一个道德控制的形象而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经由传奇的设计与创作，一个社会在幻想的故事里显露出它的许多恐惧与欲望。”[13]

　　Véronique对谣言的理解，使我们反思对于谣言的预设立场。作为一种传播现象，谣言这一概念始终与新闻对立而存在。新闻是通过传播来消减不确定性，而谣言在传播中往往会“以讹传讹”而增加不确定性。因而，新闻往往公开地、轻蔑地驳斥谣言的种种不实之处；谣言往往通过人际传播（包括现今互联网的各种技术）隐晦地、神秘地流传，并往往回避和新闻的正面冲突。也正是我们的预设立场，我们对谣言采取了“一概而论”的消极姿态。

　　尽管“都市传奇”可以归为谣言的一大分支，西方学者们并不建议对它采取一味批判的视角与敌视的态度；与此相反，将它纳入民族志学、民间传说的研究范畴，以积极的、正面的、个人的角度去体察这种现代的、都市的谣言。

　　作为民间传说的都市传奇

　　民间传说的现代版本——都市传奇，通过口头传诵、新闻转述与电子邮件分发等途径而无休止地流传，内容从荒谬怪诞到惊悚恐怖都有。它的来源往往含混不清，带菌者往往不是信息的目击者：“我听一个朋友说的这事”，“报纸上说的......”，“有人说......”，“街上好多人都在说......”，或者是“我认识某人，他认识那个‘绝对'见过这张照片的某某人！”这个在爱尔兰语中被称作“'Dhúirt bean liom gur dhúirt bean leí' syndrome”（意即，一个女人告诉我说‘一个女人告诉我说'......）人们在获得信息时无从证实，但也无法否定。某些都市传奇的确基于真人真事，例如年轻男子开枪射击Saguaro巨型仙人掌，被倒下的枝干压死。即使故事原本是真实的，但通过无数次转述后往往被歪曲。总之，都市传奇具有谣言的一般特征，但同时，它有具有民间传说的传播形态特征与传播功能。

　　研究者对“民间传说”（folklore）的定义各执一辞，但都可纳入以下3种流行说法中的1种：1.人文主义的看法——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口头文学”，重视说唱者的创造性作用。2. 人类学的看法——以社会科学的种种假设来加以探讨，试图从中找出文化的规范、价值以及可预测的行为准则。3. 心理分析学的看法——从人的行为上来分析民间传说，认为神话、梦、笑话、童话等所表达的是人内心潜藏着的、无意识的希望和恐惧。以上3种看法并不互相排斥，有时还互相利用。

　　在民族志学的范畴中，民间传说被认为是长期流通于某一特定民族人群中的，有关故事、传奇或者迷信的民族志学概念；换而言之，它是某一特定文化的口传历史。[14] 在西方，民间传说这一概念作为19世纪浪漫民族主义（romantic nationalism）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固定成型，并使得服务于近代意识形态目标的口传（oral traditions）得以重塑。只是直至20世纪，民族志学者才试图客观地记录民间传说。

　　民族志学家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率先倡导周密而谨慎地将民间传说记录并保存，以此将德国人正宗的精神、传统与身份作为文献保存下来；去伪存真的信念成为Herder推广的浪漫民族主义的信条之一。随后于1846年，英国人William John Thoms想以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术语来形容当时被称为“流行古风”（popular antiquities）的东西，便杜撰出“folklore”这一词汇。虽然民间传说会包含宗教或神话的成分，但基本上它与日常生活的世俗传统紧密联系。

　　在传播形态上，民间传说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性，还具有扩散和文化移入的特点。在它的传播历史上，一经获得固定的形式，便可通过海路和陆路传播和长期流传，但传播开来的民间传说，往往只保留其故事的核心，而其外部的特点则根据新的环境不断地变动，这就是它的扩散。而随着人的迁移，到了新的环境，这种传说便经历了修正、改动、取舍和同化的过程，于是就变成了文化移入。由于现代交通工具与通讯工具的发达，民间传说的扩散和移入过程明显加快。在美国流传近一个世纪的都市传奇《GCD人革命章程》[ii] 进入中国后，被巧妙杜撰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训令，由此，它不仅伪装成新闻进入主流媒体，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官员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教授宣讲课程的正式案例。[15] 再如《美日高薪雇用“网络特务”制造反华BBS言论》一文在2004年初再次成为热点新闻，而类似的传闻早在2002年就已流传甚广。[iii] 自艾滋病被发现以来，有关“艾滋病针头”的都市传奇就绵延不绝：20世纪80年代通过口耳与文字传播，1997年之后顺着互联网加速扩散；针头出现的地点也散布世界各地的剧院座位上与投币电话退币口中。

　　我们所面对的当代民间传说，已经被一些学者认定为“都市传奇”（urban legend）和“阴谋假说”（conspiracy theory）。阴谋理论与都市传奇之间的关联很紧密：只要查阅美国超市小报，例如《Weekly World News》之流，就能看到诸多的阴谋理论与都市传奇。许多都市传奇，尤其是那些涉及政府与商业的，带有一部分阴谋理论的特征。例如，20世纪80年代宝洁公司（Procter and Gamble）与恶魔崇拜（Satanism）有关的故事，就是在某些层面上非常典型的都市传奇。和阴谋理论一样，它断言某一组织（宝洁或是它的领导层）密谋实施可能有害的行径（支持恶魔崇拜）。然而，它并没有易扩张性，也并非试图解释历史事件，而解释历史事件正是一个阴谋理论的标志。都市传奇相对阴谋理论而言简单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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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都市文化的都市传奇

　　都市传奇也是现代民族意识的沟通与表现，也体现出一种社会一致性。

　　尽管都市是文明的泉源，但都市并未带给现代人安全感。许多思想家，例如卢梭与杰斐逊，都认为都市是腐败和邪恶的渊薮。在全球范围内，19世纪中期后，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的负面体验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恐惧来源。Allan G. Johnson判断，至2025年，世界上将有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都市居住者对于自己的行动要权衡利弊得失、考虑再三......都市居住者大都躲藏在自我保护的幕墙后面，很少显露感情或直接向他人表露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淡漠疏远。”[16] 其实齐美尔（Georg Simmel）早在1903年就表示，都市作为孤独、隔裂的个人的居住场所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契约。[17] 这种契约关系可以拓展至人际沟通层面。Kapferer曾认为，“群体的圈子越是紧密，谣言就越容易流传，对于那些新建的住宅区或新兴都市，谣言的流传却比较困难。”[18]

　　尽管都市是文明的源泉，但都市化和现代化并不能掩盖我们越来越无知的事实。古希腊哲人芝诺（Zero）曾象征性地画过一个圆来表示知识与无知的动态关系。对于个人而言，由于劳动分工细化，加上信息巨量增长，造成个人知识结构之间的鸿沟得以加深、扩大。在这个复杂而神秘的高科技主宰的世界里，在所谓的“知识时代”和“信息时代”，人们犯了信息焦虑症，怀疑与偏信往往会压倒反思。

　　尽管都市是财富的聚集地，但世人们追求物质上的占有和享受多于精神上的自主与充实。都市传奇可以揭露出世人心灵深处所试图压抑的脆弱角落，浮现出每个时代深藏于人性中的挣扎与矛盾。它是一面反映人类潜意识的镜子，从不同的角度解放了长期压抑在深层的思绪。许多反映某一民族或全人类的普遍心灵恐惧或是深层渴望的都市传奇，会因为呈现出某种时代性以及普世价值而流传深远。

　　尽管都市是用最坚固的钢筋水泥打造的，却又是地球上最脆弱的角落。散文家White早在1948年7月就写道：“纽约最微妙的变化是不挂在嘴上，而挂在心头的。在它悠久的历史上，这个城市第一次变得可能毁灭的。一队类似归雁的飞机就可以把这个岛屿上的神仙幻境全部毁灭......”“任何城市的居民都要面对毁灭这一冰冷的现实，纽约压力更大因为这个城市是如此密集。”[19] 在都市这个场所，人类的心灵也是极为脆弱的。在城市中，我们不断伤害别人、被别人伤害，渐渐地开始恐惧所有发生着和有可能发生的伤害。有压抑的情感就必须有宣泄的方式，于是某些都市传奇就成了一种缓释剂。在SARS爆发期间，“吸烟以毒攻毒可起到预防作用”的传奇，虽被医学界断然否认，但一直未有足够的科学证据确凿否认两者间的相关性。事实上，它至少给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找到了一个缓释压力的借口。

　　每个时代的都市传奇，反映出每个时代社群的时代特性与生活体验。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Louis Wirth认为，都市环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他把这种社会生活称为都市主义。在他看来，都市中的社会生活更具刺激性，同时也更异化。[20] 生活方式的激变与凌乱，为都市传奇的创造提供了现实源泉。现代居住环境（例如大厦、楼梯、停车场、储藏室）、现代生态环境（机械化农场、基因食品、异变怪物）、现代交通工具（例如电梯、公交车、地铁）、现代通讯手段（例如电视、手机、互联网）等等都成为都市传奇的素材。至于“车轮上的美国”，很多都市传奇大都发生在冷清的高速公路与孤零零的加油站，其中的“搭车”也是一个恒久的话题。21世纪初的都市传奇则普遍充斥着陌生的新事物与新体验。例如“基因食品”（吃了某种食品会畸形或生怪病）、“新的流行疾病”（HIV、SARS、疯牛病、禽流感）等等。

　　每个时代的都市传奇，反应出每个时代的价值判断与道德意涵。例如“割肾”这个故事，从美国流传到墨西哥、菲律宾、泰国、台湾和大陆。在相似的内容背后，展露出当代社会的价值判断与道德意涵：要抵制诱惑，不要纵欲；要谨慎小心，不要信任陌生人；隐蔽的场所总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发达的城市总会有罪恶的帮派；警察只能在事后帮助你；器官采集在落后国家很盛行......在email都市传奇“转信救病童”中，父母急需资金医治车祸后的孩子，而收信者每转发一封此信一家公司愿意就为此捐3美分，因而号召大家将此信转寄给所有朋友。这种连锁信非常之多，小孩的名字、事故的原因变化不一，但许多人都乐此不疲。它真实地折射出大众对社会医疗体制和慈善事业的关注。

　　媒介并非是决定谣言与传奇生死的闸口；根植于都市的都市文化，也是都市传奇的永久根基。人们曾预想，大众媒介的高度发展将导致谣言走向灭亡。但事实却是，谣言却愈加泛滥。在传播新科技成为重塑社会的胶合物的今天，互动媒介使谣言的传播力度与传播效率得到极大化，摒弃了过去口耳相传的流传速度与范围限制，它犹如燎原野火，烧之不尽，风吹又生。“Golocalization”（国际本土化）的现象在都市传奇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例如“割肾”故事最初刊登在《每日德州人》（德州大学报）上。进入网络传播之后，迅速出现了澳洲版、印度版、印尼版，当然还有广州版。

　　一味批判谣言与都市传奇并非是科学的态度。采取正面的姿态，不预设立场，从民族志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出发，深入观察现代社会的都市传奇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连结性，探索出深层次的文化意涵，不但可以舒解恐惧、消减猜忌，还可以帮助我们成长，推动我们进步。

注释：

[1] Jan Harold Brunvand: The Vanishing Hitchhiker: American Urban Legends and Their Meanings, Reissue edition, W.W. Norton & Company, 1989
[2] Allport, G.W. & Postman, L.J.: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47
[3] Peterson W. & Gist N.: Rumor and Public Opinion, Chicago: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1, 57, pp159-167
[4] Knapp R.: A Psychology of Rumor, Public Relations Quarterly, 8 (1), 1944, pp22-37
[5] Kapferer J.-N.: Les Chemins de la persuasion, Paris: Dunod,1984, pp15
[6] Mowen, J.: Consumer Behavior, Tercera edicion, An introduction to Consumer Behavior, E.U.A.: Macmillan, 1990, pp787
[7] Mowen, J.: Consumer Behavior, Tercera edicion, An introduction to Consumer Behavior, E.U.A.: Macmillan, 1990, pp490
[8] Allport. G. W.: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Cambridge, MA: Addison-Wesley, 1954
[9] Kapferer J.-N.: Les Chemins de la persuasion, Paris: Dunod,1984, pp16
[10] Kapferer, J. N.: La marca, capital de la empresa, Madrid: Ediciones Deusto, 1992
[11] Kapferer J.-N.: Les Chemins de la persuasion, Paris: Dunod,1984, pp18
[12] 张轩豪、柯建志、廖凯弘：《网络诽谤类型之初探—从网络谣言谈起》，台湾南华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传播与管理研究》，第1卷第1期，2001年
[13] Véronique Campion-Vincent: Légendes urbaines : rumeurs d'aujourd'hui, Payot 1992
[14] 定义参考维基百科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Folklore。
[15] 参见庄海青：《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十诫”：一个谣言的来历》，www.xys.org，2003年9月9日
[16] Allan G. Johnson: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Blackwell, 1999, pp307
[17] D. Weinstein from Kurt Wolff (Trans.):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pp.409-424
[18] Kapferer J.-N.: Les Chemins de la persuasion, Paris: Dunod,1984, pp 64
[19] E. B. White, Roger Angell: Here Is New York, Little Bookroom, 1999
[20] Wirth, L.: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1938), In R. Le Gates & F, Stouts (Eds.), The inner cit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i-]这一都市传奇也是流传全世界。当然各国的版本都详细改写了时间、地点、紧急求救电话号码。以下是一个中国版本，但翻译的味道仍十分浓重：

不要独自去偷欢！

真是恐怖，不管是不是真有其事，还是多加小心为好！信不信由你！

你要小心啦，《不要独自去偷欢》这故事是登在《广州晚报》上。明显地是发生在夏季广州大学庆祝期中考结束时的传统。这个男的去参加上星期六晚上的庆祝。他觉得很快乐，喝了很多酒，而且有些女孩对他有兴趣，于是邀请他参加另一个庆祝会。他很快就答应了，并且自己一个与女孩们同去。庆祝会是在另一楼公寓。他们继续地喝酒，并吃了一些不知名的药。

等他再醒来，发现他全身赤裸地躺在浴缸中，而且浴缸里满满的都是冰。药效仍然没完全退去，不过他看了看四周，发现只有他一个人。他看了自己的胸部，发现上面用口红写了“打110，否则你会死”。他接着看到了一支电话就在浴缸旁，于是他就打了电话到110去。他向110说明目前的情况并表示他不知道自己在何处，他吃了什么，与他为什么要打这电话。110建议他离开浴缸，并照照镜子，他照做了，并无发现任何异状。110再建议他检查自己的背，而他只发现了两条九寸长的切割伤口在背部下方。110要他马上躺回满是冰的浴缸，并马上派一组急救队来。在仔细检查之后，明显地，他发现事实超出预期。他的肾脏被偷了！在黑市里，一对肾脏值30,000元！
......

原版故事请参见http://people.howstuffworks.com/urban-legend.htm。

[ii]在snopes.com有专文对此进行了论述。据考证，这十条《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GCD人革命章程）是1919年协约国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搜查出的“GCD革命章程”，并于同年在俄克拉何马州刊印在《Bartlesville Examiner-Enterprise》上。194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席检察官George A. Brautigam从一位著名的GCD人手中获得此文，居然就认可它是真实的。此后冷战期间，这十条更成了国会议员们辩论的话题。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专栏作家Bob Greene与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的俄国问题专家探讨后，一致认定这十条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在国内流传许久的十条章程已经适应政治环境，从“反对资本主义”改成“反对共产主义”的阴谋，并在具体措辞上有变化。但排列次序与基本内容却完全没有变化。以下便是这十条革命章程：

《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GCD人革命章程）

1. Corrupt the young; get them away from religion. Get them interested in sex. Make them superficial; destroy their ruggedness.（败坏年青人，让他们失去信仰，沉湎色情，肤浅虚荣。）

2. Get control of all means of publicity, thereby:（掌控所有宣传手段，以此：）

3. Get people's minds off their government by focusing their attention on athletics, sexy books, plays and immoral movies.（把人民的注意力偏离政府统治，转向运动、色情书籍、娱乐以及委琐的电影。）
......



[iii]2004年2月6日，《美日高薪雇用“网络特务” 制造反华BBS言论》一文从千龙新闻网起步，相继被南方网、21CN、雅虎中文等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并由QQ主页得到最大化传播，还被各家BBS转载。尽管该文图文并茂，但让人顿生疑窦的该文的导语：“日前，据总部设在北美的一家中文BBS网站对经常在网上发表文章的人的背景调查，结果发现，美国CIA、日本都雇佣了一批人专门在中文网上张贴诬蔑攻击中国的文章和真假消息。”此处的时间、地点、目击者与调查方法都极其含糊。毋庸费力查找，便可发现《联合早报》早已于2002年6月26日刊登过类似的读者来信。原文如下：据总部设在北美的一家中文BBS网站对经常在网上发表文章的人的背景调查，美国CIA，日本及台湾都雇佣了一批人专门在网上张贴诬蔑攻击中国（注意不仅是中国GCD，而且是整个中国）的文章和真假消息。他们的手段包括：

1. 极力打击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对发表爱国文章的人进行恶意辱骂和贬低，称他们是“爱国贼”、“粪青”、“太子党”、“共狗”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往往以不同笔名发多个跟贴，给人以人多势众的感觉，仿佛中国爱国的人已经人数了了，多数都是像他们一样对中国恨之入骨。

2. 极力诋毁中国取得的任何成绩，或者根本不提中国还有成绩。如果有人提了，就群起攻击，说他们是GCD的爪牙、太监，是无耻。
.....

作者：李一峰，男，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加拿大McGill大学Sauvé学者。

The Unpreestablished Understanding of Urban Legend

Li Yi-fe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s: Urban legend is a universal social phenomenon with its unique breeding surroundings and natures. It belongs to the domain of rumor, meanwhile has its own specialties as a term of ethnography and takes root in urban culture. Animadversion on rumor and urban legend merely is not a scientific attitude. We should hold obverse attitude without pre-established standpoint, embark on the domains of ethnography and urban culture, and closely observe the links between urban legend and urban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which can help us to develop urban legend's deep-seated cultural meaning.

Keywords: Rumor, Urban legend, Urb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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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屠蜀

明末清初的四川大屠杀到底是谁干的？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 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後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後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屠杀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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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情报部门杀死张作霖

历史不容炒作   2003.09.17

王希亮

      最近，有多家媒体转载《青年参考》发表的《张作霖死于谁之手？》的文章，文中称：1928年7月4日夜，“在苏联特工的策划下”，张作霖 “经过皇姑屯时被预埋的炸弹炸死”，阅后不仅令人姹然愕然。首先，张作霖被炸死之日就错了，早在一个月前，即1928年6月4日晨，张作霖已经在皇姑屯归天，翻开当时的国内外报纸就会一目了然，那么，在7月4日苏联特工炸死的莫非是张大帅的亡灵？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凭此一点，便可知此“新说”的荒唐可笑了。文中还说，“大惑不解的是……日本政府主动承担了责任，声称暗杀张作霖是因为他暗中与美国勾结，出卖东三省”,这就更奇怪了.第一，日本在事件发生后根本否认与事件有关联，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一事件才被揭露出来；第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实张作霖同美国有过勾结。

      事实是，1927年“对华强硬派”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后，立即召开一个“东方会议”，制定了“积极满蒙政策”，决定不惜诉诸武力保卫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策划，制定了在张作霖从北平撤回东北时将其炸死，然后趁乱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该计划由关东军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现场指挥，从朝鲜驻屯军调来的工兵，使用的是日本军用高级黄色炸药，并事先抓来几名中国人大烟鬼，将其射杀后换上北伐军服装，身旁放几颗小炸弹，口袋里塞进“日本式汉语写成的暗杀宣言书”，造成北伐军暗杀了张作霖的假象。



      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对此讳莫如深，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尽管日本方面矢口否认与事件有关联，但是，据在现场的日议员松村谦夫、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调查，发现事件后引爆炸药的导线尚没有来得及销毁，而且导线一直连接到关东军守备队的监视哨。日本陆军部为掩人耳目，将肇事者河本大作、东宫铁男等调回国询问，日本宪兵司令部也到现场取证，证实了朝鲜驻屯军工兵确实被调到现场作业，使用的也确实是日本刚刚研制的烈性黄色炸药等。为此，田中内阁受到朝野各界的攻击，不得不因为“满洲某重大事件”而总辞职。

      战后，这一事件得到全面详细地证实，包括策划事件的首魁河本大作也自认不讳，东京审判对此事件更有明确的结论，可以说铁证如山，不容置疑。而且，关于这一事件的中外资料、史料可以说汗牛充栋，无论是当事者的自述，还是专家的考证，以及关联此事件的档案史料俯拾皆是，为什么有些媒体偏偏对明显荒谬的“新说” 感兴趣呢？

      众所周知，今天日本的政治右倾化越演越烈，围绕着战争责任问题，朝野上下不认帐、不反省、不谢罪的思潮不断泛滥，诸如“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从军慰安妇是商业行为”、“三光作战根本不存在”等谰言，连这些铁证如山的罪行都矢口抵赖，如果爆杀张作霖真的是苏联特工所为，日本政府岂能“主动承担责任”？

      问题在于，新闻不该猎奇，更不能有“闻”必录，尤其是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说总该有点谱，象此文这样胡说八道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当属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的范畴。（本文标题已经光明观察编辑）

王希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

E—MAIL：liangxi@mail.h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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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胜地提醒中国人卫生习惯的三句话

      大旗辟谣：

      大约从03年开始，三张所谓“让所有中国人脸红”的图片在网上很流行。　

      不知是哪位别有用心的网友在看图讲故事，欺骗了几乎所有国人。看过图片后第一个疑问：如果是事实，为什么不用真实照片显示，而用PS过的图呢（背景建筑物+贴在画面上的标语）？去过这三个国家的人也纳闷：我怎么就没看呢？细心的网友到百度搜一下就发现，图中所说的“巴黎圣母院”其实是德国科隆大教堂！如此低级的把戏，怎么能够蒙蔽众多网友和媒体的眼睛呢？不过反思一下，某些国人的素质确实让人担忧！

ddvgek

27军军长怒砸洗浴中心

石家庄新闻网记者调查所谓'军长砸洗浴中心'谣言真相

本报记者石清扬：洗浴中心称“根本没那事”

      “根本就没有发生一点沾边儿的事！”面对采访，××洗浴中心办公室宋主任表现得很无奈。他苦笑着对记者说，“压根儿就没有的事，也不知道是谁给造的这么个谣！”

      记者在该洗浴中心看到，一切秩序井然，墙壁、茶几、地板都无损坏的痕迹。在二楼茶座大厅，宋主任拿出茶几上的杯子说，“这些杯子都是啤酒商赠送的，即使客人打碎了，也不会要求赔偿。只有一些大件物品损坏后，才要求客人原价赔偿。”而在宋主任出示的该洗浴中心“内部督察实施细则”上，则仅规定了如果员工个人原因造成小件物品缺损的，扣5元。“另外，我们这里一直都没有停业，如果发生那么大的事，你说，我们怎么也得重新装修，停业整顿呀！真不知道这事是怎么冒出来的。”宋主任说。

      这两个月来，对于看得见而摸不着的网络，宋主任和同事们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实际上，宋主任在两个月前就在网上看到了类似的帖子，但他一直没有在意。“谁知道，后来许多朋友、熟客都打来电话询问这件事，我们的营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样，这家洗浴中心才对网上的帖子开始重视，并在8月17日向所在辖区的西苑派出所报了警。公安部门反复核实白冰，新华公安分局西苑派出所所长。××洗浴中心就在他们所管理的辖区内。

      “如果真有此事，我也没任何理由隐瞒，换谁也不会，也不敢！”白冰昨日对记者说。两个月来，在这场风波里，西苑派出所接连向上级作出了三份汇报，接到了上百个电话。电话都是一个主题：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

      “开始，是民警调查的。我觉得心里100％有谱。可等到后来，随着电话一遍遍地都在问这件事，我心里也没底了！”白冰说，后来他自己专门又跑到洗浴中心，跑到附近的居民家里进行调查，直到认定是假消息。

      而在此期间，石市公安局的督察部门、纪检部门、指挥中心以及新华分局也都询问了此事。据了解，在得到派出所的答复后，上级部门还专门绕过派出所，到“事发地”进行调查，以防有人造假。但各种调查结果也证明这件事子虚乌有。

      “其实，从常理上也能知道，5卡车兵，那得多大动静呀！派出所平时都有巡防队员巡逻，洗浴中心距离派出所只有200米远，怎么会不知道？”白冰分析。

      “这件事就是以讹传讹！”白冰定性说。

“长江750”网上致歉

      8月17日，西苑派出所在接到报案后曾找到了一名发帖者，但该人承认发帖者用的确实是他的网名，是对方盗了他的密码，对帖子的内容他不知情。由于没有确切证据，警方只能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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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慎太郎是石原莞尔之子

      我以前一直这么认为，上网求证也没人答复。现在终于找到了：

　　石原慎太郎大大有名。他是现任的东京都知事，相当于中国北京市市长的角色。



　　这个人从政前是个有名的作家，现在也还经常写点小文章什么的。而他的弟弟石原裕次郎则是日本流行歌界的一代天皇巨星，在８０年代因癌症去世，但到现在还深受人怀念。

　　另一方面，石原慎太郎的三个儿子也非常出名。大儿子石原伸晃也是当下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多次入阁的经历。二儿子石原良纯是个演艺界的明星，以憨厚的形象作为卖点，虽然不能算一线明星，但也颇有人气。主持天气预报是他的最出名的工作。三儿子还比较年轻，前不久刚宣布进入政界，已经当选为众议员，不过暂时没有什么大作为。还有一个小儿子，不过没什么上镜。

　　还有，已经死去的石原裕次郎当年创建的个人事务所，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艺能公司石原プロモーション，目前拥有一大批出名艺人，号称石原军团，在媒体界也有很大的发言权。

　　石原慎太郎在中国比较出名的，主要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一系列极右的言行。这个人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就是反华反韩反朝反美，不过一般他的对外关系的观点没什么人表示赞同，他能待在东京都知事的职位上，主要是内政方面的成就。

　　然后我们再来看石原莞尔。



　　可能中国对于这个人不熟悉，但其实他更有名。当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他设计的阴谋。然后，根据他的计划，满洲国成立，日本达到了控制中国东三省的目的。

　　后来石原莞尔由于出色的才干，一度成为日本军部的首脑人物。但是，卢沟桥事变后，他一直反对扩大战争，和关东军的东条英机矛盾激化，因而受到排挤，最后黯然退休。

　　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石原莞尔没有被作为战犯，而是作为证人出庭。

　　此后，他为了对抗美国的霸权，组建了东亚联盟试图和麦克阿瑟对抗，１９４９年病死。


　　虽然都姓石原，但是石原莞尔和石原慎太郎确实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

　　今天，我看到某文章中称石原莞尔是石原慎太郎的父亲，上网一查，似乎中国的某知名教授也有这种说法，实在令我啼笑皆非。

　　石原莞尔的后人我不太确定，但据我所知他没有子女。他去世后，整理他遗物和办丧的都是他的弟弟石原六郎操办的。

　　另一方面，石原慎太郎的氏族系谱就非常清晰。他的父亲叫石原洁，出身贫寒，作为一个学童的出身，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终于成为某大公司的董事级任务。这个石原洁和石原莞尔也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话说石原莞尔和石原慎太郎虽然完全没有关系，不过目前日本政界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倒是石原莞尔的远亲。这个人叫加藤竑一，这两天还因为他的老家被日本右翼分子放火烧掉而频频在电视上露面。

　　加藤竑一的父亲加藤精三和石原莞尔同样是庄内藩的出身。据说有一定的裙带关系，但具体关系不祥，我也没有作太多调查。只是他们是亲戚应该错不了，很多加藤竑一的介绍上也都做如此说。

　　为解网上的谣传，特作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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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阳山区里发现秦始皇的铁路

      这是某历史爱好者献给今年愚人节的礼物，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有人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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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田家在长筱之战中惨败是因为重视骑兵而轻视火器

——光荣的游戏玩家一般都有这个错觉。



关于长筱之战的真相  （感谢12龙骑）
　　

　　许多长篠之战的文章，多指称“拒马栅”和三段射立了大功。且多处提及“胜赖过份相信骑兵....”、“骑兵为栅栏所阻....”等论述 。但从各种真实的文献资料看来，显然长篠之战并不是一场“洋枪打败骑兵”的战争，那么，长篠之战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呢 ？

　　详细分析一下的话，大家可以知道，武田军这次战斗的败因至少有以下几个：

　　1.人数上居于绝对劣势。

　　2.敌方的防御工事作得太过完善，武田军几乎是在打“攻城战”。

　　3.武田军指挥权本身发生严重分裂，部队各自为政。

　　4.织田信长开战前立下的“狙击武田军大将”战术大成功。

　　5.武田军缺乏备用战术，三位领军大将中，一个不服从命令、一个缺乏经验、 第三个则是为了补救第二个的错误而冲出去救人，结果先被打退， 导致后来武田军前线三大队群龙无首，根本无法战斗。

　　6.严重轻视斥候，造成鸢巢山队、预备队全军溃灭， 让武田军陷入“可能遭到前后夹杀”的窘境。

　　其中除了2、4这两个变数是武田胜赖“事前无法预防”、 而1这个变数则是胜赖“就算知道，也完全无能为力”的之外，另外三个变数通通都是胜赖时代、或者该说是武田军从信玄时代以来的常态， 信玄没有改革，胜赖无能为力去改变这个事实， 后果就是武田军在长篠的溃败。

　　那么，拒马栅是否也是江户时期符应“武田骑兵团”说法的想像呢？答案是否定的。马防栅（目前学研等书籍比较喜欢采用的写法）这个说法倒不是江户时代才出来的，从甲阳军鉴的记载看来，其实织德联军方从一开始就放出了这样的消息： “我们建造那些栅栏等野战防御工事，是为了防止武田骑兵‘冲锋’才这么做”

　　问题是高阪昌信在他写的第十四品里头，火力全开的反驳这个说法：

　　“武田武者马をいるゝと云仪、それも虚言也。 长篠合战场马を十骑とならべてのる所にてなし。”

　　略译：

　　（信长）说什么“武田军有骑兵、会冲锋”云云，根本都是谎话， 长篠的地形，就连想找个地方让十匹马并排都不可得（亦即地形不平坦）。

　　“信长公老功にて大军なれども、合战ちとしにくうして栅をふり给へば、 马入ると有るは、かざり词かとみえ候。”

　　略译：

　　信长公虽说颇有战阵经验、而且人数上还占优势， 不过在（长篠会战）时建造了太多防御工事，（为了保住面子）， 便用武田军骑兵会冲锋作为藉口（掩饰自己没种、盖了一堆防御工事的事实）。

　　“いづれも马をば大将と役者と一そなえの中に七八人のり、 残りは皆马あとにひかせ、おりたつてやりをとつて一そなへにかゝる（后略）”

　　略译：

　　武田军每备里头，只有七、八个（可以骑马的）大将等人仍然骑马， 其他人全部把马往（后方）牵、（交给非战斗员照顾后）徒步持枪战斗。

　　:从当事人的证言来看就可以知道，长筱之战，其实就是一场非常传统的，人多打人少的战争而已。 织田方3万人，武田方1万5千人 。2:1的差距 ，胜负在战前已经分出一半了。

　　所谓3千挺铁炮，只占3万人的10分之1 ，这个数字不算多。近年来也有日本学者推测，武田方铁炮有1500挺。而从天正年间武田军的“洋枪化程度”来看， 这个数字稍高、但是不算夸张，只是针对这一千五百挺洋枪会不会全部出现在长篠会战主战场上， 倒是比较存疑的。

　　在武田军方面，似乎是把洋枪拿来当攻城兵器用的， 而且在长篠会战时，武田军除了前往连子川的本队之外， 还有留守鸢巢山的鸢巢山队跟后备队存在， 要说这两队里头连一挺洋枪都没有，这实在说不过去。

　　相较于这个一千五百挺的说法，正统学研的书籍里头做出来的推测是“五百挺”， 而且还满始终如一的（没有之前那种“出现了三个版本”的情况）， 不过不论是多少挺，最起码的， 武田军配备的洋枪不算少、也留下了实战记录，这倒是不争的事实。

　　在长篠会战后，家康进入长篠城内巡视， 结果发现长篠城的墙壁被打得像是蜂窝一样、 然后长篠城的门板（木制）也几乎都被洋枪扫烂，为了防御，城内的人甚至拿榻榻米靠在墙边充当墙板硬撑（参见“太平杂话”）。 而且有名的茶屋四郎次郎在长篠会战中， “遭到敌方洋枪攻击、打跛了脚，从此无法从军”（南纪德川史）， 也可以作为“武田军洋枪队绝对不等于装饰品”的有力证据。 只能说是集中运用发挥了效果

　　另一个问题是武田方本身没有时间做好准备工作， 导致武田军的洋枪队不能发挥完全的战力。虽说目前一次史料上很少有“胜赖抵达决战处”的明确时间记载， 但是比照织田、德川、武田三方史料说法之后，我们可以确定胜赖大概是在五月二十日下午以后才抵达长篠布阵地， 此时距离第二天早上“两军开战”的时间，只剩下不到十二个小时。在十二个小时之内，武田军能作的防御工事有限， 偏偏洋枪队又是一种“最需要防御工事掩护”的兵种，在这种情况下，人数不如人、防御工事不足、加上武田军洋枪队人数较少， （有部分必然留守鸢巢山继续攻击长篠城。） 自然难敌织德联军的人海战术。

　　另外 参考较冷门史料《长篠日记》的说法 ，战后织田方斩敌首7000人，战死6000人。若这个数字跟真实情况差异没有太大，那织田方其实赢得也没多轻松 。而且 若7000为夸大数字 6000为保守计算 (基本上长篠日记是站在织田方的立场叙述) 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已经算是目前最中立的数字了，就算是“信长公记”，也免不了把武田军的伤亡比率灌到万人以上， 如果去翻阅德川实记的话，会看到更爆笑的伤亡比：织德联军阵亡十几人，武田军死了一万多人。

　　武田方面对两倍的敌军，能打得出这种战果，已经是相当难得了，以长篠会战当天的情况来看，武田军打出来的战果， 简直只能用一句“凄まじい”（可怕）来形容，如果把两军情势对调、换成是信长或是家康带着少数人， 去冲武田胜赖“以逸待劳、装备精良”的大部队的话，笔者不认为信长、家康甚或是信玄能打得比武田胜赖更好（当然，信长和家康假如没有胜利的绝对把握，决不会贸然发动一次自杀式的进攻就是了。）

　　长篠会战当天，织德联军的人数是武田军的两倍以上、 而且占有“构筑了完整的防御工事＋居高临下＋诱敌狙击战术”等优势，反观武田方，则是“没有防御工事＋必须由下往上攻＋人数居绝对劣势”。 问题是在这种压倒性不利的情况下，武田军竟然打出了几乎五五波的战斗，这种战力，已经不是“战力强”、“不是盖的”之类的形容词可以形容的了。而最后武田军之所以输，很大程度上，和织田军“专挑武田军大将打、全力狙击武田军大将”的战术有关。所以虽说两方的“士兵伤亡率”差不多，但是武田军第一线指挥官几乎全遭狙杀殆尽， 结果造成武田军的第一线部队当场溃散、无法再战。

　　笔者比对过手边可考的三方史料， 确定这里的“骑兵冲锋”叙述，最早应该见于“甫庵信长记”， 而且那个描述其实也很难说是“明确的骑兵冲锋记载”， 充其量不过是“看起来有点像骑兵冲锋的说法”而已。

　　三番に西上野小幡が一党、三千余骑辔を双べて、马上に枪を持ち、 多くは太刀を真甲にかざし一面に进んで悬りけるに...（后文德川军行动略）

　　略译：

　　（武田军第三波攻击部队）小幡信贞队的三千多名骑兵排成一列开始行动， （小幡队骑兵）在马上持着长枪，很多人还把刀举得与头同高、一面往前进军。

　　首先先不管“三千多人”这个问题（当天武田军南翼总兵力也不过三千人左右， 小幡不可能一人就带着三千人出战），光说那个拿枪跟举刀的部分：很多学者藉此认为“武田军骑兵的主要装备就是长枪跟武士刀”、 进而认为“武田军骑兵属于肉搏兵种”，加上那个“排成一列”，便把武田军骑兵解释成一种“拿着枪刀全面冲锋的兵种”。 坦白说：这真是个不负责任的解读法。

　　在这里先不谈甫庵信长记的可信度问题（三河物语狠狠消遣过“甫庵信长记”， 说里头“只有三分之一的东西可以相信，剩下的都是一堆乱搞出来的东西”），我们直接就事论事、来看一下现代史学家的解释上有何盲点： 以日本武士刀的形制而言，如果真的打算“冲杀”的话，没有人会把武士刀举到跟头一样高的高度去“冲杀”， 毕竟武士刀不是一种用来“刺击”、而是用来“砍劈”的武器。而且当天“织德联军严禁骑马出战”（已确定三方史料都有相关记载），也就是说：武田军这群骑马武士的敌手是“步兵”，（当天只有大久保兄弟得到家康的特许、可以骑马，剩下的织德联军全军步战）依照常理，他们的武器应该压低，这样才能成功的杀伤敌方步卒。

　　问题是他们无视于“敌军都是步卒”，照样把刀举得那么高，这意味着什么？那可能意味着指挥动作、也可能只是一种单纯的“持刀架势”， 但是不论怎么说，这绝对不意味着他们打算拿刀、拿枪厮杀。所以用“甫庵信长记”的叙述来作为“大规模骑兵战术存在”的佐证， 不用说从史料价值的角度来看，就是光看甫庵信长记的前后叙述，也不能认为这种解释方法正确。

　　另外，藤本正行曾经提到： 在信长公记里头，有“（武田军）上野众冲锋”的记载，

　　（原文“关东众马上の功者にて、是又马入るべき行にて、 推太鼓を打つて悬り来る”）

　　问题是藤本正行把那个“行”字给漏解掉了。

　　在信长公记里头，这个“行”字一向出现在揣测语气里头， 换句话说，这里应该解释为“武田军‘似乎’（或是‘看来’）好像想冲锋”，而不是“武田军真的发动骑兵冲锋”； 更何况在信长公记里头也提到小幡队前进时：“第一线士兵拿着挡子弹用的竹束”（原文作“身がくし”），如果说小幡队的“骑兵”真的是俗说里头那种冲锋骑兵的话， 前面挡着碍事的步兵，武田军骑兵要怎么“冲锋”？ 难道要武田军骑兵先把自己人给踩平？

　　然后藤本正行也引用了家康的书状（龙城神社文书）， 企图证明武田军的“骑兵冲锋战术”真的存在：

　　先刻申し含め候场所の事、样子见积らしめ、 栅等能゜念を入れらるべく候事、肝要に候。马一筋入れ来るべく候 其中的关键句是“马一筋入れ来るべく候”，在藤本正行的解读下，

　　这一句的意思是“我之前提醒过你们要注意的地方，你们要用点心、 把栅栏建得坚固一点，因为敌人‘必定’会用骑兵冲锋。”

　　藤本正行把这里的べし解释成“当然”，但是事实上， “べし”这个助动词在日本古文里头，总共有“推量”、“意志”、“可能”、“当然”、“命令”、“适当” 等六种比较主要的解释方法，虽说藤本正行将之解释成了“当然”，但是同一句话也可以解释成“推量”、“可能”， 因此“敌人‘必定’会用骑兵冲锋”， 当场就会变成“敌人‘应该（可能）’会用骑兵冲锋”，这样的差异恐怕是猪羊变色级的不同，而不是单纯的“语意会发生小小改变”而已。

　　关于那封信的解释，到底是藤本正行对、还是笔者对？笔者不敢打包票，毕竟他是母语者、对古典日文的造诣理当也比笔者要深，但是笔者敢保证的是：这封信本身有如此多解释的空间，而且解释起来“都说得通”， 因此藤本正行一口咬定这里的べし应该解释为“当然”，这个解释法似乎有明显失之武断的嫌疑。

　　而在铃木真哉跟柴十俊六的书里头，揭载了这封信件的最后一部分，并且提到“这封信一直有伪造说的嫌疑”（这是铃木真哉提到的）。 在读过藤本正行不录而铃木真哉有附录的部分之后， 笔者个人比较赞同铃木真哉的说法：如果这封真的是家康写给石川数正、鸟居元忠的信件， 那么理论上，家康的结语顶多用个“谨言”就已经很偷笑了（大名级人物彼此间书信往来时。多半只会用到“谨言”）， 但是家康非常有礼貌、非常有教养的用到了“恐恐谨言” （平辈武将之间在用的，比如说秀吉写信给小早川隆景时， 用到的就是“恐恐谨言”或是“恐惶谨言”）， 看起来实在非常非常的不对劲。

　　单从信长公记来看 小幡众不管是当然冲锋 还是可能冲锋 不都表示冲锋(或类似战术)在当时是常识内的做法? 问题出在前面引述过的甲阳军鉴记载： “信长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这才坚称武田军‘有骑兵可能冲锋’， 藉以掩饰自己没种、盖了一堆防御性工事。” 在这种情况下，信长公记这种“冲锋”记载的正确度，本身就很有问题。

　　更何况“马入る”这个用法要怎么解释，也是“十人十色”（大家各有不同解释）的： 藤本正行把这个词（？）加重翻译成现代文的“冲锋”，问题是“入る”这个字在古文里头，其实只找得到“前进”的意思， 换句话说，真要忠于古典日文文法的话， “马入る”这个用法，顶多只能翻译成“骑兵前进”，绝对没有“冲”的意思。

　　在古文、尤其是军记物语里头，往往会碰到“作者写得太委婉，导致现代翻译者必须帮他们加重语意，不然会看不懂”的情况， 问题是有时候要加重语气，不代表没事干就得加重语气。藤本正行把这里的原文给“自动加重翻译”， 不但导致很多不懂古典日文、甚至连现代日文都看不懂的读者容易遭到误导，更造成一种现象、也就是“为了要跟藤本正行讨论， 讨论者不得不完全丢开藤本正行在这里搞出来的翻译问题、只好将错就错的去挑藤本正行翻译时发生的错误、缺漏出来讲”的情况。）

　　而从当天三方的记载综合来看，事实上，小幡队的“骑兵前进”情况是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明的： 由于当天织德联军的最主要战略就是“使用反覆诱敌战术钓出武田军，然后在乱军之中动员狙击指挥官（只有指挥官骑马）”，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小幡信贞一个人骑着马、带着大量步兵出战的话，简直不啻是自己冲出去充任织德联军的活动靶。

　　从信长公记的记载来看，当天小幡队是武田军唯一一只 “出战时把防弹盾牌（即身かくし）安排在战线第一线”的部队， 换句话说，从信长公记的描述、以及最后的事实（小幡信贞生还，信长公记中小幡信贞战死的记载确定为误记）： 我们可以推论出这样的基本结论： 在出战时，小幡信贞已经察觉到织德联军“狙击大将”的意图，因此他选择把盾牌队安排到第一线、而且还带着大量的骑兵“一起前进”， 毕竟大量的靶子、跟“单一而孤立的靶子”比起来要难打得多，在有大量“其他骑兵”的掩护下，敌军狙击成功、打死小幡信贞的机率， 当然也会跟着低很多。

　　所以在这里，笔者一则不把“马入る”翻译成 “冲锋”， 二则认为这种“骑兵团体移动”有其他用意存在， 绝对不是单纯的“要带着骑兵到第一线冲锋陷阵”这么单纯。 : 而且前面“...阵取りの前に 马防ぎの为 栅を付けさせられ...”的文字 不是也可以作为"马是需要防御的对象"的佐证? （刚刚提过了：如果采信甲阳军鉴的说法的话， 就会自动把这里的“防马”解释是信长方的“藉口”。）

　　别的地方笔者还不敢打包票，，不过对于信长公记在这里“阵取りの前に 马防ぎの为 栅を付けさせられ”的记载， 笔者可以直接讲结论：信长公记的作者在这里“刻意”隐瞒了很多事实不报。 （信长公记是优质史料，可不代表信长公记绝对正确无误。在信长公记里头“最有名”的错误，当推桶狭间会战那一段： 如果依照信长公记的写法，桶狭间会战足足早了八年爆发。）

　　1.当天织德联军的“栅栏”绝对不是只建在南方战线， 北方、中央战线都有“三层栅栏”的存在。 （武田方、德川方史料皆如此记载，相较之下，反倒是“信长公记”成了异数。）

　　2.当天织田军建筑的防御工事，可不是区区弄几层栅栏就了事： 藤本正行自己曾经去长篠会战现场考察，发现“织德联军布阵地一带有极为大量的防御工事遗迹”， 里头甚至有“曲轮”、“土堤”、“壕沟”等建筑遗迹的存在。而在查阅德川方、武田方史料的时候， 我们也清楚的发现织德方的防御工事绝对不简单， 武田胜赖跟甲阳军鉴的作者甚至都以“阵城”（野战筑城）称之，可见太田牛一在写这部份记录的时候， 曾经无意、或是刻意把织德联军的防御工事给轻描淡写的带过去了。

　　3.从目前可考的一些军记物语、以及江户时代的军学流派传授内容看来， 栅栏、土堤等一连串的野战防御工事，与其说是“拿来防骑兵”，倒不如说是“拿来供我军远距离攻击部队射击时使用”的， 从整个宏观的“日本战史”概念来看，真要找“马防栅”这个概念，就只有一场战斗有：就是“长篠设乐原会战”（陆军参谋本部语）。

　　4.从当时武田军的军役状看来，武田军的骑兵人数少得可怕， 加上当时下马步战是一种常识，在这两个因素交相影响之下， 很显然的，武田军根本没有办法凑出足以“冲锋”的骑兵队。

　　: 如果马前面永远都有步兵慢慢跑 那又何必为防马而设栅？ 在这里，笔者个人倾向解释为“信长公记在这里的确乱掰”， 因为综观日本战史可考的记载，栅栏本来就不是被拿来“防马”用的。

　　再讲白一点的话，以当时的客观环境看来，这骑兵冲锋战法根本都不可能付诸现实。 先讲前者这种“制度面上打死不可能让这种战法付诸现实”的理由：在集团战争的时代里头，“大将生死”比“士卒生死”还要重要得多， 毕竟下级士兵死了，后备队、非战斗员可能可以拿起备用武器冲出来充任，但是指挥官死了，战场上哪那么凑巧、 刚好有个“怀才不遇、满腹文韬武略”的非战斗员或是士卒可以上来递补？不用说源平时代，从室町时代（日本战史正式进入集团战斗时代）开始， 除非我军总溃败、或者是情势逼不得已，不然我们几乎看不到指挥官“上第一线厮杀”的记载， 绝大部分的大名家族甚至认为“士兵死了没关系，指挥官逃回来就好了”。（不然“旗本”、“母衣众”这种特殊部队根本不会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武田家何以独排众议、会让中高级军官一起冲锋？难道武田家嫌自己家里头指挥官太多、所以愿意让指挥官上第一线送死？ 用一个现代一点的观念来讲，可能会更加清楚：从二十世纪以来，总统（皇帝、首相）可能身兼三军统帅之职， 问题是在真的爆发大规模战斗的时候，请问有多少人看过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皇帝、首相）冲上战场跟人火拼？

　　叫“指挥官”上第一线冲锋，就犹如动用洲际飞弹来打麻雀一样， 根本是大材小用、浪费人力的行为， 要培育一个将领是非常不容易的，不用说武田家， 以当时所有“大名家族”的客观情况看来， 笔者不认为有那个大名家族可以这么大手笔的、叫指挥官去第一线冲锋。

　　第二个作法则是“以武田家当时客观状况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行”的问题： 武田家并不是个典型的战国大名，所谓的“武装部队”， 并不完全直属胜赖、而分别属于那些带兵参战的将领， 在这种情况下，试问：有那个将领可以负担得起“编组纯骑兵部队”的恐怖花费？

　　或许有人会说：那叫胜赖下令“把全军的骑兵集合起来、统一运用就好啦！” 话是没错，问题是在武田家的惯例里头，家督可以征兵、可以决定“征兵人数多寡与兵种比例”的问题， 却没有硬是拆散别人带来的编组、自己重组成另外一只部队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武田胜赖下令征调部队打算硬干， 下一瞬间那些带兵参战的将领可能就会翻桌而起，在这种情况下，武田胜赖如何有办法“编成一只纯骑兵的部队”？ （至于“直属于武田胜赖的骑兵部队”，这种部队的确存在，不过那种部队的名称叫做“亲卫队”、又名“旗本”， 是菁英中的菁英，必须以自己的生命护卫大名本人， 原则上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上战场。）

　　不用说史料价值尚有争议的“甲阳军鉴”， 就连德川方确定“具有基本可信度”的史料也不支持信长公记的说法； 更何况“骑兵冲锋说”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卡在战国时代史料记载、 而是卡在“骑兵的定位”跟“日本马天生能力问题”上头：

　　如果说骑兵真的会冲锋、真的只是一种“兵种”的话， 那么为什么我们可查的、从平安时代一直到江户时代的资料里头， 白纸黑字、字字句句都明示、暗示的告诉我们 “骑兵是专业武士才能编成的兵种，等于是专业武士、大将的象征”？

　　如果说骑兵真的会冲锋的话，那么战国时代的日本土马， 是不是通通“天赋异禀”？ 不然以现在实验出来“日本土马冲刺秒速不到三公尺”的这种数字， 这种“骑兵冲锋”能够发挥多少快速震撼的效果？

　　就算我们撇开这些问题，回头去看长篠会战当天的记载， 说实话：就算当天武田军所有骑兵全部“上马作战”，那也根本没有意义可言。 武田军在长篠会战时的“总人数”一直众说纷纭， 不过“最多人说”的，应该是两万余人 （三河物语、德川实记等德川方史料）。

　　在此，我们采用最大整数、亦即“两万人”说， 而且完全不留半个人在鸢巢山等地“驻扎”或“当后备队”，让他们全员前往主战场准备跟织田军决一死战； 除此之外，我们还假设，让武田胜赖一起“列阵”（史实中他带着三千旗本留守后方），这样一来，武田军最精锐的旗本一开始就可以加入“列阵冲锋”的行列。

　　在这种最理想情况下，依照“武田军编成比例”来计算的话，此时武田军的骑兵人数最多最多不会超过两千人，那我们依旧取最大整数、算成“两千人”， 看起来似乎真的还满像一回事的。问题是长篠会战主战场南北长度接近三公里， （甲阳军鉴作“三里”，那更可怕， 因为当时一里约等于现代的三点九公里左右。）换句话说：就算我们取最大整数， 这些“骑兵”每个人之间的距离，大概也不会低于十公尺。 每个骑兵之间距离超过十公尺、骑兵“冲锋秒速”不到三公尺，试问一下：这样的骑兵队有什么“冲锋威力”可言？

　　撇开主观的臆测、翻译这种东西不看， 不论是现存的状况证据、抑或是日本马的生理条件， 在在不支持日本发展“大规模骑兵冲锋战术”， 在这种充满各种恶劣条件的情况下，笔者并不认为日本真的可以排除万难、 发展出俗说、肯定说里头那种“大规模骑兵冲杀”的阵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