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民族的历史

飛若靈

布朗族
　　秦汉时期，布朗族居住区域基本没有变化，即一直居于西汉朝设置的永昌郡内，而且主要居住于永昌郡的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即今天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南部以及澜沧地区、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一带。当时仅是属于“百濮”中的一个部落，与哀牢人杂居。当时布朗族先民过着不稳定的狩猎和采集的经济生活。故而迁徒甚为频繁。此外，外来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也迫使布朗族先民不断迁移。但大规模迁徙是始于汉代，李恢迁濮人数千到祥云、滇池一带。史籍载，唐代布朗族先民——“濮”人已分布在北靠中甸、维西、西抵怒江西岸，南达西双版纳广大地带。

    唐代时期，澜沧江以西，族称纷繁，有“朴子”、“黑齿”、“望外喻”、“望”、“望宜子”、“赤口濮”、“漆齿”等近二十余种。其中“望外喻”、“望宜子”是同一个族体，乃后来的佤族，而“朴子”即后来的蒲人、蒲满即布朗族。赤口濮、漆齿、黑齿这三种族称以唇赤、齿黑、漆齿而得名，现在，布朗、佤、德昂、傣族都喜食槟榔，吃时嘴染成红色，齿染成黑色。古代常以某一生活特征来称呼民族。由此推之，这里包括了布朗族先民。
　 宋代，大理兴起，继承了南诏国统治范围，后来又被傣族先民“金齿白夷”所据，使原居住开南的濮人和窝尼(现哈尼族)被迫再度南迁。

    元明时期，布朗族的居住区域与唐、宋时期相比较，则主要集中在澜沧江以西，直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
　　清代，布朗族所分布区域的社会经济有了发展，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逐渐增多，以狩猎为生的日益减少，并有了“散居山林，居有定址”，进行“刀耕火种”。布朗族，从游猎跨入农耕时代，住宅从搭盖的茅棚进入土木结构的建筑，边缘山区则是竹木结构的“干栏”竹楼。男耕女织的社会生产已开始发展。这时期的布朗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靠近内地的渐渐融合于当地的各民族之中；而边远山区的布朗则保持比较落后的原始社会状态。

    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散居在汉族经济发达的内地布朗已经发展到封建地主经济阶级；分布在边远山区的布朗族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甚至还保存部分氏族公社的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现了民族平等和进行社会改革，布朗族地区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化，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并参加各级政权的领导管理工作，使布朗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撒拉族
　　循化地区自古以来是个多民族杂居地区，历史上居住过不同的部落、部族和民族。考古资料表明，古代羌人就在这里生息活动过。从出土的卡约文化、马家窟文化和齐家文化的文物来看，他们已经懂得磨削石器、饲养家畜、种植农作物、制造陶罐等生活用具。这些远古文化与甘肃地区的洮河、大夏河流域文化属同一文化系统。又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有密切联系，已处于新石器时代。?

　　秦之兴，循化为雍州地。殷周时，此地居住的是羌戎，或称氐羌。春秋时期，“泰穆公辟地千里，遂霸西戎”。泰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循化属于秦塞外地。?

　　西汉时期，循化纳入金国统一的郡县制度体系，为金城郡河关县地。它的南部则为金城郡白石县塞外地。至后汉，废金城郡，白石县归陇西，河关地改属白石县。至晋朝，复为河关县。晋永宁中，分西平界晋兴郡，循化属晋兴郡临晋县地。以后，曾被前赵匈奴族首领刘曜占领。符坚天凉，循化复归前秦（氐族），其后为西秦（鲜卑族）所有。后来吕光（后凉氐族）攻克临洮、武始、河关等地，置浇河郡，循化属浇河郡。后入于吐谷浑，据浇河郡。后东迁，浇河郡地复归吐谷浑所有，直至元魏（北魏）。后周（北周）逐吐谷浑，循化为洮河县地。隋朝改洮河县为河津县，唐朝废河津县置米州及米川县（河关县故地）。州旋废，属河州。高宗永徽6年（公元655）移县治于黄河以北，改属廓州。此后，因吐蕃强盛，时常侵扰，史称：“吐蕃俟积石军麦熟，岁来取，莫能禁（《循化志·建置沿革》）。黄河以南遂元郡县，多立军所。循化即唐所建积石军地，后又改为镇西军地、按威军地、曜武军地。宋复为积石军地。后又为循化城池安疆砦地、怀羌城地。金升积石军为州，元朝固之，积石州隶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明朝废州改所，循化为河州边外地，立保安、起台二堡。?

　　清初沿袭明制，循化仍为河州边外地。雍正8年（公元1730）“始立循化营保安堡属焉”（《循化志·建置沿革》），属河州镇辖。1731年9月修城池竣工，雍正皇帝命名为“循化”，意为遵循王化。这是循化地名的由来。乾隆27年（公元1762），移河州同知于循化营，称循化厅，隶兰州府。道光三年（公元1823），循化厅改属宁府。?

　　民国以后改西宁府为道。循化厅也于1912年改为循化县，属甘肃西宁道辖。1929年青海正式建省，循化县便归青海省直辖。民国24年（1935）青海地方统治者马步芳政权为了加强对青海各族人民的统治，成立了“厉行保甲委员会”，每县设分会，推行保甲制度，循化也不例外。但正式实行保甲制稍晚。民国27年（1937）全县共划分10个镇、11个乡、105个保。?

　　撒拉族先民自元代由撒马尔罕迁入中国境内后，即受到元统治者的优遇，其首领尕勒莽被授予积石州的世袭“达鲁花赤”韩宝（原名“神宝”，后以韩为姓）于明洪武3年（公元1370年）归附明朝。洪武6年，韩宝被授为积石州千户所的世袭百户，职衔是“昭信校尉管军百户”（《循化志·土司》），韩宝成为撒拉族历史上的第一任土司，正式确立了土司制度。此后，子孙相传。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韩因征战有功，被授副千户职（同上书）。清代承续明代土司制度，由地方长吏委任，称外委土司。（参看林莲云：《撒拉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1929年，青海正式建省，循化县归青海省直辖。?

　　总的来看，撒拉族地区解放以前的建置沿革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先秦时期；二、西汉至明末时期；三、清王朝时期；四、民国时期。前两个时期，循化地区还没有形成为具有一定地理范围的独立的行政区域。到清初，仍为河州边外地。民国时期循化县的行政区域才基本固定，沿袭至今。1954年2月，成立循化撒拉族自治区。1954年9月，改设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雍正4年（公元1726年），开始在撒拉族地区查田定赋，列入版籍。至雍正7年（公元1729年），清廷封授撒拉族两个土千户（《循化志·建置沿革》）。?

　　除上述行政归属外，撒拉族地区在历史上还形成了一种名为“工”的行政区划单位。工者，“干”字的变音。“干”突厥语是城镇的意思。最早出现“工”的名称，是在清雍正8年的粮册上，以县城为中心分为十二“工”。城西为上六“工”，即：街子、草滩坝、查加、别列、查汉大寺、苏只；东部为下六“工”，即：清水、达速古（今大寺古）、孟达、张尕、夕昌、崖曼（乃曼）。土司韩炳驻街子，管理上六工，称“上六工土司”；土司韩大用驻崖曼，管理下六工，称“下六工土司”。清政府为加强管理，于雍正8年在十二工的中心草滩坝筑土城一座，取名“循化”，设循化营，驻兵八百。?乾隆年间，撒拉族十二工并为八工之后，土司韩昱管辖上四工，土司韩光祖管辖下四工（《循化志·土司》）。乾隆27年（公元1781年）又改置循化厅，隶兰州府。清乾隆46年，苏四十三反清起义失败后，人民遭受屠杀，人口锐减，于是将十二“工”并为八“工”。上四工为街子、查加、苏只、查汉大寺（今改为查汉都司）；下四工为清水、张尕、崖曼、孟达。当时上四工有46个村庄，下四工有36个村庄，共82个自然村。道光3年（公元1823年），循化厅改属西宁府。至光绪22年（公元1896年）撤消土司制度。?经一百多年的相对稳定，撒拉族人口又得到了发展。一些迁居到邻近地区的撒拉族，在化隆县境内形成了甘都工、卡尔岗工、上水地工（亦称群科工）、黑城子工（亦称扎巴工）、十五会工（化隆县城附近）五个工。与循化本土的八工相对，称之为外五工，共计十三工。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撒拉八工，外五工，藏族六沟，中原四庄”（中原指回族居住的瓦匠庄、托坝、钱尕拉、沙坎塘四庄，亦称河沿四庄），形象地概括了循化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工”包括若干村落，相当于后来乡一级的行政单位。最初，撒拉族因与藏民通婚，受藏民风俗影响，固有的宗教信仰曾一度松懈下来。据说后来有40位宗教信仰坚强、道德高尚的老人从撒玛尔罕下来，到处宣讲伊斯兰教教义。从这时起，开始在撒拉族内建立了“朵最”（即12工的总掌教）以执掌教规。还在“朵最”之下设有专管诵经、呼唤穆斯林和领穆斯林做礼拜的各种宗教职业人员。但是，当时的宗教信仰意识还不是很强烈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清真寺聚敛了大量财物，占有了大量土地。在这种基础上形成了宗教世袭封建特权和掌教兼地主的制度。12工总掌教——朵最，是宗教的最高统治者，各个工地形成了海依、哈提布、伊麻目（或称掌教、付掌教、小掌教）所谓的“三头”。这时的撒拉族人民，已处于其牢固控制之下了。?

　　撒族拉的八工，每工都有一总寺，其下又有若干小寺。如街子工大寺其下有9个小寺。大寺为宗教活动的中心，每到作“主麻”日礼拜或开斋节、宰牲节等活动。九个小寺的教民均要集中到街子总寺来作礼拜。这个大寺历史悠久，历来是撒拉族地区宗教活动的中心。循化撒拉族八工，共有清真寺73处，住寺的阿訇和满拉约有290人。?

　　当西北回族地区出现了“门宦制度”后，撒拉族内部的统治阶级为着从宗教上强化自己的统治，他们亦接受了这种有利于自己的宗教制度。当时，传入撒族地区的是产生于甘肃夏的马来迟所创虎夫耶花寺门宦。门宦制度的建立，上层宗教教长山“聘请制”变为“世袭罔替”的制度，统治者对农民的控制和剥削进一步加强。于是，当马明心所创立的“哲合忍耶”教派于清乾隆26年（公元1761）传入循化撒拉族地区后，由于它反对老教多收布施钱财，相对哲合林耶而言，又称花寺为“老教”，甚至提出“灭土司”的口号，这在当时是符合农民的要求的，撒拉族人民就纷纷摆脱老教而加入马明心的“新教”。?

　　新教的主张触犯了老教的利益，新教人数日渐增多，老教势力日受削弱。于是老教的花寺门宦极力排斥新教。在清朝统治阶级的支持下，马明心被驱逐循化。乾隆34年（公元1769）清朝又封闭新教清真寺，枷责新教首领贺麻路乎，并将他“从重发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从此后，教派之间的矛盾加深和扩大了，相互斗争延续了许多年。?

　　清乾隆46年（公元1718年）三月间，两教派之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仇杀事件。当时马明心的信教穆斯林撒拉族的苏四十三等人，率新教穆斯林杀了属于老教的哈尔户长（总头人）韩三十八。随后清政府派兰州知府杨士玑等人来撒拉族地区查办，宣称要为老教作主，将把新教斩尽杀绝。于是，信奉新教的群众为了生存就不得不起来斗争。在苏四十三、韩二个等率领下，杀了杨玑等人，又乘胜攻下河州（临夏）城，还包围了兰州。原为新、老教派的“教争”就转化为反抗清朝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了。但是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这次包括撒拉族、回族、东乡族人民参加的反清暴动失败了。马明心、苏四十三以及无数的新教穆斯林被杀害。但是自始至终，并无一人降服！

　　这次起义失败后，清朝对新教采取了高压手段，禁令其传播。撒拉族的13工也被合并成8个工。新教也逐渐放弃了原先的口号，在以后也建立了自己的门宦制度。到最后，“哲合林耶”派甚至成了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具有门宦制度数派中最大的一个教派。它除了与其他教派一样地信仰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经典、教规外，还崇信老人家。?

　　“哲合忍耶派”宣传“舍席孜”的殉道思想，“舍席孜”为阿拉伯语，原意为“烈士”，伊斯兰教则以其专指“为宗教而死者”，故一般也称之“殉教”或“殉道”。由于哲合忍耶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它一开始就受清朝和老教门宦的排挤、压迫和打击，清政府对哲合忍耶前几辈老人家以及信教群众的残杀、流放并禁止传教等手段，派起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愤怒和对清政府的仇恨。尤其撒拉族穆斯林在乾隆年间被杀甚多，这种感情则更为炽热，哲合忍耶有着殉教思想，许多回、东乡、撒拉族的穆斯林群众也往往自称“哲合忍耶是血脖子的教门”，这就是撒拉族教徒中“舍命不舍教”口号的来由。?

　　民国初年，东乡族的马万福到麦加朝觐回来创立“伊合瓦尼”教派。

毛南族
　　 毛南族是广西的世居民族之一。1956年12月被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称“毛难族”。1986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称“毛南族”。据考证，“毛南”一词系“母老”的音转和异写。远古时候，毛南族地区原住着“母老”人，后因语音发生变化而出现差别。自宋代以后，史籍上曾把“毛南”写成“茆滩”、“茅难”、“冒南”、“毛难”等，这些称谓既是族名，又是地区的名称。毛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有本民族语言。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族侗水语支，与侗族、水族、仫佬族、壮族等民族语言有20%相同或相近，语法特点与侗语、水语接近。毛南族用汉字，除儿童和部分妇女外，大多数成年人都既说毛南语，又通讲汉语和壮语。



    毛南族是从古“百越”中的“僚”分化、发展而来的。史籍载，汉末至隋唐，毛南族同水族、侗族和仫佬族都分布在僚人居住的黔桂边境。在经济生活、文化习俗诸方面，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尤其是语言，毛南语同水语最接近，同侗语、仫佬语有四分之一左右词汇相同，这反映了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宋代毛南族地区先后属羁縻抚水州和镇宁州管辖。《宋史·抚水州》曾对该地区作过如此描述：“当地先民，虽有畲地，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明、清时代，毛南族先民由“伶人”分化出来，被称为“苦卖伶”，聚居在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上南、中南和下南乡(通称“三南”)一带。



    毛南族有潭、覃、卢、蒙、韦、袁等姓氏，其中以潭姓的人数量较多，约占毛南族的70%以上，分布的地区广，其次是覃、卢、蒙姓。历史上，他们是同姓聚族而居，在一个村寨之中异姓杂居的现象很少，解放后异姓杂居以至同壮族人民杂居的才逐渐增多。



    自明、清以来，毛南族聚居地出现过多种族谱碑文，分别记载了各姓氏宗支演变情况。比较完整的有下南乡坡用村的《谭家世谱》石碑，其中说谭姓始祖三孝来到“三南”定居后，于明嘉靖甲午十三年(1534年)五月写的《自序》中，概述了他的经历和毛南山乡实况。



    清末以后，由于逃荒、避难和另谋出路，一部分毛南人逐步迁离“三南”，分别到本县附近乡村，及宜山县、南丹县七圩乡、河池市拔贡乡、都安瑶族自治县等一些地方安家落户，建立村庄。至今，这些地方的毛南人约占本民族人口的8%左右。在封建社会，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把毛南族人民推进贫困和灾难的深渊，因此毛南族人民不断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宋庆历四年(1044年)，区希范率领本县壮族、毛南族群众，联合贵州省荔波县蒙赶带领的农民队伍举行起义，攻破环州(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城)，给宋王朝在本地的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清咸丰末年，石达开回师广西，又有不少毛南族农民投奔太平军。抗日战争时期，毛南族组成两支抗日队伍，多次占领思恩县城和邻近乡村，与日寇交火、周旋，阻止他们闯入本地区烧杀掳掠。1949年11月，国民党统治崩溃时，广西保安十团残部逃窜"三南"地区，负隅顽抗，被毛南族革命武装力量一举歼灭，迎来民族解放。
　　毛南族历史悠久，社会结构多元化，基本上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瓦解后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原因，原始社会的组织、生产方式、习俗和意识等残余，长期影响毛南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仡佬族
　　仡佬族是贵州的土著民族，也是贵州最古老的民族，聚居区地处黔北，在贵州与四川交界处，是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年降雨量居全国平均数之首，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和动植物资源，适合于农业与多种经营的发展。仡佬族以农业为主，平坦地区多种水稻，山区旱地多种杂粮，属稻作农耕经济文化类型。 过去，民间直呼其为“古族”或“古老族”。在古代。仡佬族人口众多。分布区域辽阔。后来由于历史的变迁有的移徙他地，有的改称为其他民族，留居本省而又保持原有族称者，主要分布在贵州务川、道真、正安、松桃、江口、思南、石阡；其次是遵义、仁怀、金沙、织金、黔西、大方、纳雍。清镇、平坝、安顺、普定、紫云、兴仁、贞丰、关岭、睛隆、普安、六枝、水城等县市、特区内，与汉、彝、苗、布依等民族错杂而居，成点状分布，即在县一级的行政区域内，往往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仡佬族居住的村寨。仡佬族在古代人多地广，贵州境内“所在多有”，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逐渐形成若干支系、就文献记载，有红仡佬、白仡佬、青仡佬、花仡佬、蔑仡佬、打牙仡佬、披袍仡佬、打铁仡佬、锅圈仡佬、雅意仡佬等称呼。仡佬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语族语支的归属，学术界尚未定论。仡佬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以汉字为共同文字。由于较长时间与邻近诸民族于生产、生活方面的密切交往，语言逐渐发生变异，固有的民族语言大都已经消失，改用汉语或其他民族语。目前也只有少数老年人通仡佬语,即使有之，其内部各支系语言的差异也较大，且因受周围民族语言的影响、渗透。



    仡佬族的族源，从古文献的记载及今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的结论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即：濮人－僚人－仡佬族三个历史阶段。





    远在商周直到魏晋时期，仡佬族先民称为“百濮”或“濮”。濮人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强大族群，遍及中南、西南各地，但贵州的万多。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将濮人住的区域纳入了管辖范围。古书记载，夜郎的主体居民先是濮人，后是“僚”人。“僚”字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传说夜郎之后即有名的竹王被杀，“夷僚”请汉统治者立后，并赐予官衔。隋唐到两宋，僚支派繁衍，因时地和情况不同，称谓各异。有的称“仡僚”；有的称“葛僚”；有的称“佶僚”，南宋朱辅《南蛮丛笑》把“僚”改为“佬”（僚佬同音），即成今之“仡佬”。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定名为仡佬族。

锡伯族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锡伯族被满洲统治者征服，编入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在100多年中，锡伯族人民从自己长期聚居的地区分散到许多地区，被迫进行了四次大迁徙：第一次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脱离了科尔沁蒙古，被编入满洲八旗；第二次是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1669年—1702年），锡伯族部分入盛京（今沈阳）；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有1016人被征调到新疆戍边，携同随军家属2千多人。从此，锡伯族分居东北、西北两地。青年人充当“披甲”，服役当差，闲散附丁和家属则从事农副业生产。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四年（1779年），派1000名锡伯士兵驻守云南要塞。八旗制度使锡伯族处于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急剧变化，由原来流动性较大的渔猎经济转向稳定的农业经济。

锡伯族勤劳勇敢，为开发和保卫祖国的边疆作出了贡献。移居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对于伊犁、塔城和博尔塔拉地区的农田水利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疆锡伯族被编为八个牛录（旗），于伊犁河流域屯田驻守。嘉庆七年（1802），在锡伯营总管图尔根支持下，经过艰苦奋战，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开凿大渠，终于引来伊犁河水灌溉良田，故取名为“察布查尔渠”，意为“粮仓”。锡伯族人民先后定居在大渠南北。其后，又与八旗兵一起，先后在伊犁、博尔塔拉、塔城等地开凿一些水渠，开垦了10余万亩良田，并使当地一些兄弟民族学到许多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

19世纪20年代，英殖民主义走狗张格尔披着宗教外衣，在南疆煽动叛乱。锡伯营官兵800余人应征随同清军出师讨伐，在追歼残敌的喀尔铁盖山战斗中，生擒张格尔。接着，他们在反抗伊犁地区“苏丹汗国”，抗击沙皇对伊犁的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英勇不屈。1876年，当清军收复新疆时，他们在总管喀尔莽的带领下，积极配合，为收复南疆和伊犁作出了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居住于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和当地兄弟民族一起积极响应，但斗争果实被封建军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所篡夺，锡伯族人民又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1944年，国民党继续了盛世才的残酷统治。同年9月，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爆发，察布查尔锡伯族组成锡伯独立骑兵连，塔城、霍城的锡伯族建立武装队伍，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参加这一革命，进行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和汉、满等族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斗争。辽宁省沈阳大五家子一带的锡伯族积极参加了抗日联军，多次狙击辽河平原的敌人。在这一时期有不少锡伯族青年参加中国GCD。在中国GCD的领导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东北和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先后在1946年和1949年获得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锡伯族进入民族平等 、团结互助的新时代，政治上享有了和各族平等的权利。1954年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在新疆原宁西县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飛若靈

阿昌族
　　阿昌，史书上写做"蛾昌"、"莪昌"、"阿昌"，因居住地区的不同而有许多不同的自称，户撒地区自称为"蒙撒"、"傣撒"、"蒙撒掸"，梁河地区自称为"汉撒"、"阿昌"、"蛾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据本民族广大群众的意愿统称作"阿昌"族。

阿昌族是中国云南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族源上与彝语支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即他们均出自古代的氐羌族群。秦汉时期，由于部落间的征战，羌人逐渐从西北青海、甘肃等地陆续迁入西南地区，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与当地土著相互融合，并不断分化，形成了西南地区的氐羌系各民族。有关阿昌族先民的记载，始见于唐代的汉文献，《蛮书》卷四说："寻传蛮，阁罗凤所讨定也。俗无丝绵布帛，披波罗皮（虎皮）。跣足，可以践履榛棘。持弓挟矢。射豪猪，生食其肉，取其两牙，双插髻傍为饰，又条皮以系腰。每战斗即以笼子笼腰，如兜鍪状。"又卷三说：阁罗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骠国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南诏德化碑》又有"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的记载。丽水，即伊洛瓦底江，禄郫，丽水支流，即泸水县境外的小江，小江自片马、岗房、古浪边境向西北流入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大概在南北朝以后至唐宋时期，"寻传蛮"中的大部分迁移到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极少部分仍留住在雅砻江与金沙江合流地带。这一时期阿昌族先民处于以狩猎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采集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作用，《蛮书》卷四说：寻传蛮妇女"入山林，采拾虫、鱼、菜、螺、蚬等归啖食之。"清·董善庆《云龙记往·阿昌传》记载，在澜沧江流域的阿昌族先民取代摆夷后，遂成为境内各部"岁贡以为常"的强大部落。当时云龙境内的阿昌族主要居住在今澜沧江以西的表村、旧州、漕涧一带。阁罗凤西开寻传，置寻传于统治之下，并移西爨白蛮20万户于滇西，大批移民带着洱海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进入寻传之地，客观上促进了寻传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云龙记往》云："往来商贾，有流落为民者，教夷人开田，夷人喇鲁学得其式，此夷有田之始也。"又云："始自知岁月，以十二月为岁者。"文化上对寻传蛮也有一定的影响，《南诏德化碑》说："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这一时期，汉人、白蛮在阿昌地区行商获利，不断随商迁来。

普米族
　　普米族，共有人口32700多人（2003）。主要居住在云南西北高原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少数分布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香格里拉县,临沧地区的云县以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源县、木里藏族自治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县等地，与当地民族杂居。自称“普英米”、“普日米”或“培米”（ “心地善良豁达”）之意。古代汉文史籍称之为“西蕃”或“巴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普米族。普米族与我国古代氐羌族系有渊源关系。根据本民族的传说和历史文献记载，普米族先民是原来居住在青海、甘肃和四川交汇地带的三江之源地带的西羌游牧部落，后来从高寒地带沿横断山脉向着温暖低湿的川西南移。公元1 3 世纪中叶，一部分人被征召入元军，随忽必烈远征云南。从此，普米族的先民逐渐结束了“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状态，开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普米族发源于三江之源，迁徙于三江地区，繁荣于三江之门。这个特殊的地理区域造就了如今独特的普米文化。故日的三次大迁徙和今天的《引路经》，使这个思念故土的民族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典型的迁徙民族。普米族有自己的语言,普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有说藏语支）。各地方言差别不大，一般都能互相通话。许多普米人还兼通汉、白、纳西、藏等民族的语言。过去，宁蒗和木里的普米族曾用藏文字母来拼记普米语，用以记载民族的历史传说、故事和歌谣等，但流传不广。后来多被喇嘛，韩归用以书写经卷。现在普米族地区大都通用汉文。普米族崇拜自然、崇拜祖先、信仰藏传佛教以韩归教。节日有大过年、大十五、尝新节、绕山节、端午节（普米族的情人节）、转海会，清明节、月半祭祖节等。看中国地图我们就会发现，普米族的居住地都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素有三江之门美称的兰坪、詹姆斯笔下的香格里拉、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女儿国泸沽湖、洛克笔下的木里王国、茶马古道重镇维西、藏彝走廊上的盐源和康巴文化中心甘孜。

塔吉克族
　　公元前60年，塔吉克族祖先——帕米尔东部的东伊朗语部落，归汉朝西域都护管辖。

公元2、3世纪—8世纪，塔吉克族在塔什库尔干一带建立了蝎盘陀国，曾经强盛一时。

公元1757年，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1759年又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度，塔吉克族聚居的塔什库尔干地区为色勒库尔回庄，归叶尔羌办事大臣管辖。

1833年到1836年，塔吉克族人民英勇抗击浩罕汗国对色勒库尔的侵略。

1879年8月，塔吉克族人民协同刘锦棠部，粉碎进攻塔什库尔干的阿古柏残部。

1902年，即光绪二十八年，清朝在塔吉克族聚居区的塔什库尔干设蒲犁分防通判厅。

1950年成立了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政府，1954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在其余各县塔吉克人聚居区成立了塔吉克族民族自治乡。

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西汉王朝始设西域都护管辖。塔什库尔干地区属于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塔吉克族先民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受到熏陶，并发展自己。公元2-3世纪，在塔什库尔干一带出现了朅盘陀国，朅盘陀人是中国塔吉克族的远祖。3-4世纪，他们已发展了灌溉农业，过半农半牧生活。朅盘陀国有12座城堡和10多所寺院。以小乘佛教为国教。唐朝时，属安西都护府管辖。开元(713-741)中，在此设“葱岭守捉”戌所。公元8世纪，朅盘陀国消亡。公元9-16世纪，塔什库尔干地区先后受吐蕃、喀拉汗王朝、西辽、蒙古元朝和察合台汗国的管辖。特别是从10世纪开始传入喀拉汗王朝境内的伊斯兰教，对塔吉克人的影响强烈，以致后来成为全民族信仰的宗教。明朝后期，在色勒库尔的中心地带已有一批塔吉克族小村落。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帕米尔西部和南部的什克南、瓦罕等地的许多塔吉克人迁入色勒为尔，逐渐成为中国的塔吉克族。17世纪中叶，清朝统一全国，对塔什库尔干，沿用元朝的名称“色勒库尔”，建置色勒库尔回庄，归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

清代的建置，大大加强了塔吉克族地区同南疆维吾尔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密切联系。?

塔吉克族的祖先大概曾经历过以女性为中心的母权制时代。《大唐西域记·朅盘陀国》在记述其建国传说中称，其始祖母与太阳神相会而孕，生下其王。从塔吉克始祖的传说来看，其先民曾实行过母权制。即汉公主为王期间，是以女性为王并以女世袭的。

怒族
　　从历史沿革来看，怒族聚居区汉代属于越巂郡和永昌郡辖地；唐宋时期，为南诏和大理地方政权统领；先后分属南诏政权的铁桥节度使、剑川节度使和大理政权的澜沧郡(后改为兰溪郡)；元明清各代，分属丽江、维西、兰坪各地治所的土司管理；清末，北部怒族地区(今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一带)沦为西藏察瓦龙土司的势力范围。?

辛亥革命以后，云南地方当局为遏制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南边疆的鲸吞蚕食，自1912年(民国元年)起，先后在怒族聚居区设立了碧江、福贡(原叫“康乐”)、贡山三县，成立设治局，进行直接管理，从而结束了土司政权的统治。云南地方当局在设立县治之后，推行“开笼放雀”政策，解放家庭奴隶，开道路，办学校，兴商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怒族社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8月，成立怒江傈僳族自治区，1957年1月改为自治州，州府曾设在怒族聚居的碧江县城知子罗镇，辖碧江、福贡、贡山、兰坪、泸水五县。其中贡山于1956年改设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1986年碧江撤县，原属碧江县的怒族聚居区成立匹河怒族乡，属福贡县管辖。州府今在泸水六库镇。

飛若靈

乌孜别克族
　　乌孜别克族的先民由属印欧语系的伊兰人和南下的蒙古-突厥昔班尼汗国牧民混合而成。古代伊兰人主要生活在中亚细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也称为河中地区。公元前2世纪，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人部落开始陆续进入中亚细亚地区。随着交往的加深，当地土著的伊兰人部落受其影响，逐渐演变成操突厥语的人群。根据活动区域的不同，这部分人一直被称为突厥人、布哈拉人、费尔干纳人、花剌子模人、撒马尔罕人。乌孜别克族的名称，最早来源于公元14世纪时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钦察）汗国的统治者苏丹·穆罕默德·乌孜别克汗，元史上称为“月即别”、“月祖伯”等。金帐汗国在乌孜别克汗的统治下，国势曾一度强盛，在当时被称为“乌孜别克汗国”。然而好景不长，从公元14世纪中叶开始，金帐汗国便因汗位之争而陷入了连年的战乱之中。到了公元15世纪，国困民乏的金帐汗国终于土崩瓦解。这时，作为金帐汗国组成部分的白帐汗国日益强盛起来，其统治范围内的农牧民被泛称为乌孜别克人。1451年，穆罕默德·昔班尼建立起了“昔班尼汗国”，当时生活在中亚细亚水泽地带和草原山林地带的突厥部落，就是组成昔班尼汗国的主要部落。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昔班尼汗率领乌孜别克游牧民南下，通过多年征战，最终确立了在河中地带和费尔干纳河流域的统治地位。这样，南下的乌孜别克人与当地从事农业的土著人杂居在一起，开始了新的部落间的大融合。由于南下的乌孜别克人的语言与当地部落相同或近似，加之他们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从而促进了整个乌孜别克族的形成。

中国乌孜别克族之形成

由于中亚细亚的河中地区与中国新疆毗邻相望，地理环境相似，经济文化互补性较强，所以很早以前，乌孜别克人的祖先们就从中亚迁入中国新疆地区。
14世纪时，金帐汗国与大元中央政府有大规模的商业往来。到了明朝（与北元）时期，双方的商业往来更趋繁荣，经常互派使者和官家商队。16世纪至17世纪，从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东来的中亚商人以中国新疆的叶尔羌为中转地，经营丝绸、茶叶、瓷器、皮张、大黄和各种土特产，有的还途经阿克苏、吐鲁番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将货物转销中国内地。在这段时期，来自中亚的一些商人开始留居新疆一些城市。
18世纪初，从中亚陆续迁入新疆定居的乌孜别克人日益增多，其居住地也由南疆扩展到了北疆。18世纪50年代，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后，与以乌孜别克人为主的浩罕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一直友好往来了六七十年。这一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也就从客观上为乌孜别克商人与中国新疆地区的贸易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经商过程中，乌孜别克人足迹所到之处，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居留地。他们长年累月往返于同一路线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许多落脚点，有些商人还由于偶然原因不能够返回遥远的故乡，便滞留该地，置产安家，娶当地女子为妻，成为当地的居民。当时，乌孜别克人较集中地居住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以及北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奇台、木垒、英吉沙等地。19世纪中叶，乌孜别克人迁居新疆的除商人外，还有农牧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宗教职业者和一些贫民。
19世纪70年代后期，浩罕、希瓦、布哈拉等汗国先后并入俄国。乌孜别克商人的贸易活动也被纳入沙皇俄国对中国新疆的贸易活动中。商业贸易也发展成为除长途贩运至新疆在“热斯太”（乌孜别克语音，意为“商业繁荣区”或“集市”，是经常性的商业区）上销售外，还开办了许多“洋行”。当时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塔城等地都有由乌孜别克商人开办的“洋行”。这种新的大规模的贸易方式必须具有完备的设施，定点经营，设立货场、客栈、货运运输及饲养业等，客观上为乌孜别克商人在新疆的定居创造了条件。随着这种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亚细亚的乌孜别克劳动者也就陆续来到新疆参加以贸易为中心的各种劳务活动，久而久之便在新疆定居下来。这一时期，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乌孜别克知识分子，因不满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也辗转移居新疆。这类人人数虽然不多，但因其本身具有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也可以视为中国乌孜别克族来源的一个途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战争导致的社会动乱及中亚地区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致使一些居民逃避他乡或者移居国外。由于中国新疆地区已有乌孜别克人定居的历史基础，客观上存在着血缘上和社会方面的广泛联系，中亚细亚的部分乌孜别克人投亲靠友，来到新疆定居。以后，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正常往来一直延续至今。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迁入新疆的乌孜别克族也由商人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迁入新疆后，在当地民族的帮助下定居下来。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乌孜别克人主要从事商业、手工业或者从事教育、医疗、文艺等行业；而居住在农牧区的乌孜别克人则与维吾尔、哈萨克等兄弟民族一起，共同从事园艺业和农牧业生产。共同的生产生活实践，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交往和了解，也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

发展简况

1938年，“新疆乌孜别克文化促进会”宣告成立，在促进乌孜别克族文化教育活动的同时，积极配合抗战宣传，并通过“乌孜别克-维吾尔协会”，把乌孜别克人民捐献的物资集中起来运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45年，在“三区革命”最艰苦的时期，各族人民群众纷纷向临时革命政府捐献财物，仅1月14、15日两天，伊宁市的乌孜别克族人民就捐献了5000多只绵羊。许多乌孜别克族妇女还把自己的手镯、戒指、珍珠等贵重饰品在捐献大会上当场献出，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斗志。
1951年4月，新疆省举行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乌孜别克族共有11位代表出席，他们直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表达了乌孜别克族人民热切向往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共同愿望。1954年初，乌孜别克族人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普选，推选出了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民代表。根据共和国选举法规定，在新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均有一定数量的乌孜别克族代表。如当时的伊宁市，乌孜别克族人口占全市人口总数的4.5%，出席伊宁有关区、乡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21人，占代表总数的5.4%。
1954年3-9月，新疆先后成立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由于乌孜别克族人口少，居住分散，所以没有条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是在自治区及地、州、县（市）中，乌孜别克族人民同实行自治的新疆各民族一样，享有充分而平等的民主权利，共同管理本地区的地方性事务，一些乌孜别克族人还担当了各级领导职务。
1987年7月2日，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大南沟成立了乌孜别克民族乡，这是全国惟一的乌孜别克族民族乡。该乡位于东段天山北支——博格达山脚下，这里水源充足，牧草茂盛，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得天独厚。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全乡共有346户，2383人，其中乌孜别克族612人，哈萨克族1544人，汉族152人，维吾尔族38人，塔塔尔族37人，乡长由乌孜别克族人担任，11名乡干部中共有5名乌孜别克族。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畜牧业以养殖绵羊为主，兼养牛、马等。全乡共有耕地1500多亩，从事农业的人口为600多人。改革开放以来，乌孜别克民族乡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起以畜产品为原料的深加工工业。
　　
俄罗斯族
　　俄罗斯人移入中国，始于清初。北京是俄罗斯人最早移入的地方。最初一批为俘虏，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先后有四批俄罗斯人被清军俘虏或归顺。这些俄罗斯人中，有一部分被安置在北京。至1885年，被清军政府安置在北京的约有100人，将他们编入镶黄旗，并特设俄罗斯佐领，归满营都统管辖，按八旗士兵一样对待。另一批为传教士等，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建起了一个东正教传教机构，有一小批人来到北京。?哈尔滨是俄罗斯人移居较多的地区。十九世纪末，移入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已有不少，哈尔滨也一度被称为“东方莫斯科”。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难民拥入中国，约有2.7万人在哈尔滨建立了家园。到1931年，分布在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地区的俄罗斯人已达14万人。至四十年代末，大批俄罗斯人返回苏联，有一小部分人南迁上海。

       上海很久以来就是俄罗斯人的聚居区。1937年，上海有1.5-2万名俄罗斯人，至1940年剧增到2.5万人。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这些俄罗斯人大多移居国外。?

       中国其他城市也有少量俄罗斯人居住。1936年，青岛有1000人，天津有5000人。至四十年代末，他们大多取道上海，移居国外。?

        新疆是中国俄罗斯族的主要聚居区。移入新疆的俄罗斯人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吉尔加克东正教旧礼仪派移民。吉尔加克人是俄罗斯人的一支，因为信仰旧教，反对和敌视十七世纪俄国宗教改革后占据统治地位的东正教会，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旧教徒”。吉尔加克人备受沙皇政府和东正教廷的歧视和迫害。为了生存，他们有的逃进深山野林，有的迁居国外。十八至十九世纪初，原来避居于阿尔泰山北部的旧教徒，再次面临东正教廷的迫害，一批吉尔加克人向南迁入我国阿勒泰地区。据1943年的统计，居住的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哈巴河县的吉尔加克人共有295户，1200多人。五十年代后，绝大部分吉尔加克人迁居澳大利亚。另据外国学者琳达·本森等人研究，在1861年，有一批旧教徒约160人左右骑马到达罗布泊地区，居住在湖西南，以农业、捕鱼、狩猎为生。俄国十月革命后，又有一批人迁入阿勒泰附近。?

        第二批俄罗斯移民主要是商人和外交官。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之后，沙俄获得了在伊犁、塔城设立领事馆、建立贸易圈的权利。贸易圈内的商人和货物，由俄国贸易官管束，中国官吏不得过问。沙俄商人可以在贸易圈内盖房建屋和牧放牲畜。后来沙俄还在贸易圈内驻扎军队，并不断地扩展贸易圈范围。由于贸易圈内免税贸易获得高额利润，吸引了大批俄罗斯商人来华。187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之后，沙俄在喀什和乌鲁木齐增设了领事馆，大批俄罗斯商人又流入这两个地区。这一时期移入的俄罗斯人在新疆多购有土地和房产，十月革命胜利后，返回苏联的人很少，他们大多留居中国，加入中国国籍，并开始与汉族通婚。居住在城市的俄罗斯人多数都是他们的后裔。?

       第三批俄罗斯移民主要是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白军和难民。十月革命时期，一股股溃败的白军在苏联红军的追击下走投无路，只得裹胁大批难民来到新疆或外蒙古。进入新疆的俄罗斯人中，有一部分投奔原来在新疆的亲友，有一部分被当时的新疆当局分散安置，另有一部分则遣返回国。这一时期移居新疆的，大多在乌鲁木齐、伊犁和塔城定居，少数人迁居农村。?迁居新疆的俄罗斯人大多都能安居乐业，与新疆各族和睦相处。?

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由于历史上居住不同地域，曾有不同的称谓。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讷河市等地的鄂温克人，被称为“索伦”。居住在陈巴尔虎旗和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流域的鄂温克人，被称为“通古斯”。居住在根河市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被称为“雅库特”。但是，在不同地区鄂温克人内部，都自称为“鄂温克”，他们是统一的鄂温克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各地鄂温克族人民的意愿，于1958年3月决定把原有的“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称谓，统一改为鄂温克族。

    关于鄂温克族的民族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鄂温克族起源于贝加尔湖沿岸及以东地区的北室韦；另一种观点则提出鄂温克族起源于乌苏里江流域靺鞨七部之一的安居骨部。

17世纪中叶，鄂温克族已经生活在黑龙江中下游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据史学家研究，当时鄂温克族共分三支：一支是居住在贝加尔湖东北勒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姆河沿岸的使鹿(驯鹿)鄂温克人，共12个大氏族，被称为使鹿的“喀木尼堪”或“索伦别部”。他们于18世纪初迁至额尔古纳河畔，是被称为“雅库特”人的先民。第二支是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石勒喀河一带的使用马的鄂温克人，被称为“纳米雅儿”部落或称“那妹他”，共有15个氏族，是后来被称为“通古斯”人的先民。第三支即“索伦部”，人数最多，居住在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的黑龙江中下游流域，是被称为“索伦”人的先民。

明末清初，鄂温克族已与后金(清)政权有了较多的来往。后金统治者为了巩固后方，实现南下入主中原的战略目的，于1639年至1643年发动了三次征服索伦部的战争。索伦部的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民众在首领博木博果尔的率领下，展开了抗击斗争，但终因弱不敌强而失败。

17世纪40年代，沙皇俄国侵略者开始侵入黑龙江流域。鄂温克族人民同其他民族一起英勇反抗，给予侵略者多次沉重打击。在清朝军队抗击沙俄侵略者的呼玛尔河口、尚坚乌黑、古法坛村等战役中，都有鄂温克族将士参加战斗。在1685年至1686年的雅克萨战争中，鄂温克族人民不仅参加战斗，而且侦察敌情，担负军需、粮食供应、驿站运输的任务，为收复雅克萨做出了贡献。在清军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抗击下，取得了反对侵略的胜利，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这个时期鄂温克族陆续从黑龙江中下游的北岸迁居到嫩江、讷莫尔河、诺敏河、阿伦河、音河、雅鲁河、济沁河流域，即布特哈地区。康熙二十二年(1863年)，清朝政府把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族分设5个“阿巴”(围猎场)，任69员佐领。此外，在达斡尔族中设3个“扎兰”，杂居其中的鄂温克族分别归这3个扎兰管辖。以后在此基础上编为布特哈八旗。编入八旗的鄂温克族官兵，有参加巡察边境、驻守国境线卡伦（哨所）和驿站传递的任务。由于鄂温克族将士骁勇善战，被清政府频繁调到瑷珲、呼伦贝尔、新疆伊犁等地戍边，到各地作战，为抵御外来侵略，平息地方叛乱，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由于长年征战，许多鄂温克族士兵血洒疆场，加之灾荒，造成鄂温克族人口锐减，生活贫困。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面对政治压迫、经济掠夺，鄂温克族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参加抗日联军、为抗联当向导、送粮食、护养伤员，用各种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后，鄂温克族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参加革命，各地群众参加中国GCD领导的人民武装，还参加了辽沈战役、解放西南的战斗，同祖国各民族人民一道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鄂温克族的研究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组织专门调研人员，深入鄂温克族聚居地方进行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历史、经济社会形态、风俗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系统的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鄂温克族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各族专家学者在已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发表出版了一大批科研成果。鄂温克族专家学者们在对于本民族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4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研究会在呼和浩特成立。1988年7月，该研究会的办事机构迁址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族研究会成立十几年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双百方针，在开展鄂温克族历史、语言、文学、教育、经济、艺术等群众性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研究会根据会员提交的论文、资料，编印了《鄂温克族研究文集》第一、二辑，定期出版了《鄂温克族研究》。除了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研究会以外，在内蒙古的一些旗市和黑龙江省也相继成立了鄂温克族研究会，广泛开展研究活动。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研究会也编了《鄂温克族研究文集》。这些年来，由鄂温克族专家学者编写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有《鄂温克风情》、《鄂温克民歌》、《鄂温克民间故事》、《鄂温克族民间故事》、《鄂温克语蒙汉对照词汇》、《鄂温克族人物志》、《鄂汉词典》、《鄂温克族的起源》、《鄂温克语基本词汇》、《索伦语基本例文集》、《鄂温克族历史资料集》等。这些研究成果在探索研究历史源流、梳理文化精华、推动民族进步中，都有着很大的作用。

海兰查

鄂温克族，呼伦贝尔海拉尔人，生年不详，卒于1793年。杜拉尔氏。乾隆二十年(1755年)，海兰察随军到新疆伊犁，参加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战争。因作战有功，升为“头等侍卫”。后又被派往西藏，参加反击廓尔喀兵进犯的战斗，作战英勇，赐“一等公爵”。但他也参加过清朝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动。

飛若靈

德昂族
　　　德昂族在历史上曾有过兴盛的时代，过去他们有很多支系，现在人们还记得比 较清楚的有汝旺、汝果、汝峨、汝进、汝本、汝波、汝别牙、汝买阿、汝昂、汝腊、汝王、 汝科、汝别列、干得别列、汝不峨、汝布冬、汝孟丁、汝孟得丁、汝格若等等。我国史书多 认为德昂与佤、布朗等民族是汉晋时期云南濮人的后裔，唐宋时期被称为扑子，茫人，元明 时期被称为金齿，蒲人。自清代起，史籍乾隆《东华录》，光绪《永昌府志》等书称他们为 "崩龙"，当地汉族又根据他们妇女服饰的特点，分别把"别列"支系称为"红崩龙"，" 汝买"支系称为"黑崩龙"，"汝波"支系称为"花崩龙"。解放后民族识别时沿用了"崩 龙"这个名称，后来根据本民族意愿，并报国务院批准，自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起正式 称为"德昂族"。

　　说起濮人，在古代他们多住居云南的西南部地区，即史书所说的古"哀牢国"旧地，是个" 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广阔区域，包括现在的大理，保山、德宏、临沦，西双版 纳等地、州。濮人在古代是个人口众多的族群之一，也是较早开发云南西南部的古老民族这 一，因此一些江河，物产的名称上都留下濮人的烙印，现在的元江，古称"濮水"；永昌郡 内的大龙竹则称为"濮竹"，曾是古代濮人朝觐中原皇帝的贡品。傣族在俗语说：天是天神 造的，地是腊人开的"(傣族对佤，德昂先民称"腊")，认为是德昂族、佤族"在前开天辟 地"。从文献记载及其他民族的传说故事中，都反映了德昂先民濮人是永昌郡内的古老民族 。

　　濮人是云南境内三大族群(羌，濮，越)之一，不仅定居永昌(保山)地区的时间较早，而且还 创造了优秀的濮人文化，他们充分利用这里"土地沃腴，宜五谷蚕桑"的优裕条件，早已种 植水稻和纺织木棉布，远在汉晋时期他们的社会经济就有了发展。中原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积极发挥濮人的先进生产技术的作用，一方面大量收敛濮人的财富，使濮人困苦不堪，不 断起来反抗。

　　永昌郡内的濮人虽多，住地较辽阔，但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地处交通沿线或自然条件较好的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则较快，文化也较高；有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纺织业不发达，缺 少衣着，古代史学家把这部分濮人称为"裸濮"。

　　德昂族先民住居的滇西南，其地理位置十分得宜，是古代中国通往印度的道路--"蜀毒道 "的必经之地。远在公元前数世纪，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经西昌，会理，云南(祥云)，下关 ，保山，德宏至印度的中印古道被已开通，从这条道上输往印度的有蜀锦，生丝及铁器，因 此人们又称它为"西南丝路"。

保安族
　　据其民族内部的传说、语言特点和类似蒙古族的一些生活习俗，可以推断保安族是由元、明以来居住在青海省同仁地区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人，与周围生活的回、汉、藏、土等民族长期交往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保安族原是13世纪后，随“西域亲军”东来这里的已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先在青海同仁一带驻军垦牧，长期与当地回、东乡、撒拉、藏、汉等民族交往、通婚而逐渐形成。明初定居青海同仁县境隆务河一带，万历年间（1573～1620年）在当地设“保安站”，修建“保安城”，应招戍边，遂以地名为族名。清初隶西宁镇统辖，乾隆以后，改属循化营隶兰州府。同治初年东迁今地。清末民初属河州，处在封建军阀马步芳等统治下。

    一般认为该族是元、明时期以信仰伊斯兰教的一支蒙古族为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吸收了一部分回族、藏族、土族等而逐渐形成。也有人认为保安族是以四川、陕西等地迁至青海同仁一带的“回回”人为主发展而来。他们原以驻军垦牧形式住在同仁境内隆务河两岸。长期与当地东乡、撒拉、藏等族交往、通婚，而逐步形成发展为保安族。

    保安”是保安族的自称，历史上曾因信仰伊斯兰教和风俗习惯与当地回族略同，被称作“回回 ”、“保安回”等。

    1.保安族因原居住在青海同仁隆务河边的保安城、下庄、朵沙日，即“保安三庄”而得名。

    2.据文献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年)，在今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城的西山曾建立保安堡。“保安”是由地名演变为族名的。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保安族。

    明末清初，保安族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当时保安城内“番回”达百余家，城外有四屯，一干余户，由土干户统治。雍正七年(1729)土千户王喇夫违抗清朝，川陕总督岳钟琪派兵进剿，将保安堡原募“番兵”遣散，改设“把总”，改属西宁镇统辖。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隶属循化营，由兰州府管辖。同治初年，保安族因受当地喇嘛教隆务寺封建主欺压，被迫东迁。先在循化居住数年，后又转徙今甘肃积石山下大河家、刘集一带定居下来，他们居住的大墩、甘梅、高李等村庄，仍被习惯地称为“保安三庄”。从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一直处在地方军阀马安良、马步芳等统治下。1930年起，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将该地划为“两保”。

    社会经济保安族聚居区位于甘肃、青海交界的积石山下，北临黄河，气候温和，有丰美的水草。宜农宜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封建关系的束缚，其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保安三庄”占总户数6．7％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部耕地的33％以上，并和当地回族官僚、地主共同霸占着大河家地区的大片林地和果园，几乎垄断了当地所有水利资源。贫苦农民仅有17％的耕地，而且大部是山根干旱地或贫瘠的河滩地。实物地租是地主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租率一般在50％以上。高利贷剥削名目繁多，其中被称为“驴打滚”的月利一般为一分。致使农民负债累累。此外，地主阶级还通过雇佣长工、无偿劳役、买卖丫环等形式进行剥削和压迫。由于这种沉重的封建压榨，保安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亩产不过百斤，人民的生活很苦，加上国民党政府和军阀的抓丁派款和苛捐杂税，致使许多人家破人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安族获得了民族平等和自治权利。1952年在聚居地区大河家、刘集成立保安族民族乡，1981年9月30日建立了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在自治机关中，保安族领导干部占有相当比例，历届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都有保安族的代表。经过社会改革，废除了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

裕固族
　　　裕固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丁零、4世纪的铁勒和居住在色椤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回纥。回纥是东部铁勒(亦称狄历、敕勒、高车)的六大部之一。后来东部铁勒在反抗东突厥汗国的斗争中，形成了以回纥为核心的部落联盟，被称为“九姓铁勒”或简称“九姓”。8世纪中叶，回纥击败突厥在乌德勒山(今杭爱山支系)、温昆河(今鄂尔浑河)建立回纥汗国。9世纪中叶，回纥汗国为黠戛斯所破，回纥各部四处迁徙，其中一支投奔河西走廊，与早先迁来的部分回纥汇合，在这里生息繁衍，成为当今之裕固族。
　　裕固族自称“尧乎尔”，一般认为这一名称与历史上的“黄头回纥”和“撒里畏兀”有密切关系。“黄头回纥”是宋朝初期出现于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回纥分支。元初，在黄头回纥居住的地区，又出现“撒里畏兀”的族名。现在公认，元朝的撒里畏兀就是宋朝的黄头回纥。
　　元朝蒙古人征服撒里畏兀后，在其地设立官府，进行统治。元朝崩溃，河西走廊又归明朝管辖。明朝十分重视边境的稳定，仍然任用元朝的降将镇守边疆。封撒里畏吾地区的元将卜烟帖木尔为安定王，并在撒里畏吾地区设置具有军事性质的行政单位：安定、阿端、曲先三卫，加上敦煌东南部的罕东卫，合称“远番四卫”统归西宁卫管辖。
　　十五世纪中叶，各卫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特别是吐鲁番日益强大以后，频繁侵扰各卫，关外各卫相继崩溃，纷纷要求向关内迁徙。
　　十六世纪初，撒里畏吾人开始东迁。入关以后，裕固族又被称为“黄番”。清朝康熙年间，被划分为七族，即：大头目家、杨哥家、五格家、八格家、罗儿家、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大头目被封为“七族黄番总管”赐以黄马褂和红顶蓝翎子帽。
　　民国时期，被称为黄番的裕固族又分为两族，一族称黄黄番，即今日说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言的一部分人；另一族称黑黄番，即今日说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的一部分人。
　　1953年7月15—18日，甘肃省酒泉专署主持召开了“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会议统一了裕固族的民族名称。大家充分讨论后同意定名为与自称“尧乎尔”音相近的“裕固”二字作为族名，兼取汉语“富裕巩（坚）固”之意。1954年成立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县人民政府。从此裕固族开始了新的生活。
　　裕固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它和曾于公元8世纪在蒙古高原推翻突厥汗国而建立回纥汗国的回纥以及由漠北迁到河西走廊的河西回鹘有密切关系。现今的裕固族是以古代回鹘人的一支——黄头回鹘为主体，融合蒙、藏等民族而形成的。
　　由于上述特殊的迁徙历史和文化背景，以裕固族为主体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很多，值得一说的就是服饰文化，其中以精美工艺品而著称的“头面”最为精彩。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民间文学方面主要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谚语、谜语等。尤其民歌独具风格，曲调朴实优美，有学者认为裕固族民歌格律，分别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突厥语民歌、蒙古族民歌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还保留着一些与《突厥语词典》中记载的四行一段押尾韵的民歌形式相一致的民歌，同时又吸收了汉族的小调，回族和东乡的“少年”，藏族的山歌、酒曲以及蒙古族的划拳曲等，并且把各种风格巧妙地融为一体，成为独具本民族特色的优秀民歌。叙事诗有叙述和歌唱两部分，以唱为主，以叙为辅，主要有《黄黛琛》、《萨里玛珂》、《我们来自西志哈志》等。在神话、传说中，保留着本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观念等诸方面的原始素材。有些英雄传说故事中还保留有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非常古老的母题，如《贡尔尖和央格萨》、《三头妖怪的故事》、《猴媳妇的故事》等。已经搜集整理出版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集(包括个别内部出版物)有《裕固之歌》，《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选》，《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神奇的皮袋》，《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等。除此，还有油印的《裕固族民间故事卷》(1)(2)、《裕固族民间歌谣、谚语卷》和《民歌集成?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卷》等资料本。传统体育方面有“摔跤”、“赛马”、“射箭”、“拔棍”、“大象拔河”等。节日方面有敬奉“点格尔汗”的原始崇拜活动，有跳护法、过会等佛事活动，有祭鄂博习俗。
　　西部裕固语是历史上“黄头回纥”或“撒里畏兀”为主体的人所说的语言，这种语言和同语族语言相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例如，由于体词词腰出现-z-音，从而与有共同地理环境和民族起源的现代维吾尔语相区别，而属于由-z- < d (azaq <adaq‘脚’)发展而来的哈卡斯语族。数词11到29的构成方法与同语族其他语言相区别，而与古代突厥语一样。动词词尾缺乏人称标志，而具有“最古突厥语”性质。国外学界一直认为，西部裕固语是一种从“古代回鹘语”派生出来，并受类似“古代柯尔克孜语”影响的独立语言。此外还有裕固族和维吾尔共同拥有的珍贵历史记忆遗产——回鹘文献。

飛若靈

京族
　　京族过去曾称为越族，1958年春正式改称京族。根据群众回溯和现有文字材料，京族的祖先从十五世纪开始，就陆续从越南涂山（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安省）等地迁到今天的东兴各族自治县巫头、澫尾、山心等岛，最先居住在巫头和江平镇附近的寨头村，后来逐渐向澫尾、山头、潭吉等地发展。在澫尾村的乡村中有“先祖父洪顺三年从涂山漂流到此，立居乡邑……”的记载。洪顺是越南十六世纪封建王朝的年号，洪顺三年即公元1151年，相当于我国的明朝武宗正德六年。从此可以看到，迁来澫尾这部分京族，至少已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

    京族的祖先迁到江平地区时，邻近的恒望、红坎、贵明、佳邦等地早已有汉族居住。当时的巫头和澫尾还是丛林密盖的荒岛，后经京、汉两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驱蛇蟒、伐荆棘、筑海堤、垦荒坡，开拓了自己的家园。山心和潭吉原来也是荒凉的小岛，与陆地隔着一片汪洋，京汉两族人民携手合作，修筑了海堤，把两个小岛和陆地连接起来，使它变成了两个半岛，既便利了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又开辟了大片土地和盐田，发展了生产。

    京族劳动人民初迁来时，主要从事渔业生产，以简陋的渔业工具捕鱼，后来向邻近汉族学会了种植水稻，才逐步扩大起来。适应着沿海地区的自然条件，盐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制鱼汁业相当发达，成为京族地区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

    京族在迁到江平地区之间已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迁来之后，在京、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农业渔业生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在红坎村“哈亭”的碑文上，就有“官事重役，不堪其苦”，“人民饥馑……”等记载，反映了京族劳动人民过去生活的悲惨景况。

    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我国的大门之后，京族地区长期被法国帝国主义者侵占和统治，在法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京族地区的渔、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由于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京族人民的许多传统工业被迫停业，不少渔民、农民在法帝国主义者的催残下，倾家荡产，流落到当时法帝国主义者统治下的越南海防做劳工，受尽了折磨。

    解放前国民党的统治更使京族人民遭受空前的灾难。国民党反动派对京族劳动人民的榨取，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如“用粮赋税”、“渔盐海税”、“人丁税”、“过秤税”、“乡保长米”、“自卫班长”等，无奇不有。京族社会长期留下来的以“翁村”为首的长老制度，也被利用作为统治京族人民的工具。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统治和压迫下，京族人民曾经和各族人民一道，进行了多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直到1949年底，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攻势下，逃窜于附近竹山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匪军全部被消灭了，京族地区才获得全面的解放，京族人民才得以翻身，作自己土地上的主人。

塔塔尔族
　　塔塔尔族现有人口为4873人（1990年），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塔城、乌鲁木齐，另外一些人散居在新疆吾尔自治区的阿勒泰、奇台、吉木萨尔和南疆各主要城市。 　

　　塔塔尔族的先民来自中国北方突厥汗国的“鞑靼”部落。关于塔塔尔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达旦”、“达达”、“鞑靼”、“达怛”等都是对塔塔尔的不同译音。十三世纪蒙古西征时，西方人把蒙古人称为塔塔尔。蒙古人建立的地跨欧亚两洲的金帐汗国衰亡后，十五世纪在伏尔加河一带建立了喀山汗国。

　　十六世纪末，卫拉特蒙古逐渐崛起，他们游牧于天山以北的塔尔也哈台地区，伊犁河谷和额尔齐斯河两岸的广大草原，完全服属于清朝，向清朝纳贡。十七世纪初，它的势力已经越过伊犁河下游及以西地区广大哈萨克游牧草原，达到会中亚塔拉河流域，繁衍生息于这块土地上的塔塔尔人以游牧射猎为主，为卫拉特的属民。

　　十六世纪末与十七世纪初，当卫拉特人遭到沙俄侵略时，塔塔尔人也遭到战争的灾难。1589沙俄侵占塔拉河流域，建立了侵略据点。此后，塔拉河地区的一些塔塔尔人就逃到准噶尔部的辖区-阿尔泰山以东的科布多南北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到准噶尔盆地一带。1775年2月，清朝平复了额尔齐斯河上游到准噶尔封建贵族的叛乱后，收复了阿尔泰山以东的地区，居住在这儿的塔塔尔牧民和哈萨克大玉兹、中玉兹部落仍是清朝臣民。

　　十九世纪初，有不少塔塔尔族青年，不堪忍受沙俄的横征暴敛和为期25年的兵役制，从伏尔加河流域逃难投奔到阿尔泰北部求生计，十九世纪上期，沙俄军队越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边界，侵占了大片草原，并建立了若干侵略据点，为再度摆脱沙俄的残酷统治，一些塔塔尔族牧民于1830年前后，翻越阿尔泰山来到新疆阿勒泰地区定后，1831年，沙俄侵占了我国阿亚古斯河流域，为了摆脱沙俄的统治，生活在这里的塔塔尔族宗族人士，知识分子，手工业者，牧民不顾当局阻拦。于1840年后，陆续向中国迁移，大部分来到塔城定居。

　　十九世纪中叶，沙俄迫使清政府于1851年与其签定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设立了贸易区侨民区，并迁入大批俄罗斯商人和侨民。前来新疆的俄罗斯商人招幕了许多善于交际、通晓俄语、维语、哈语的塔塔尔人，为其在新疆的商业经营当翻译、保管员、推销员、会计和出纳。这样就有不少塔塔尔人跟随俄罗斯迁居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城市的贸易圈和侨民区。这些塔塔尔人，后来成了俄罗斯商人的代理人，称为“阿克沙卡尔”、即“商总”。有些商总就地娶亲、置产立业，久而久之，由俄罗斯商人的代理人变成了巨商，在天山南北办洋行。

　　1882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之后，我国收复伊犁，塔塔尔人便要求加入中国国籍，留居当地从事商业并兼营畜牧业。二十世纪初的1905年，俄国暴发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境内的塔塔尔宗教人士、知识分子迁入新疆定居，成为我国塔塔尔族的一部分，1912年，新疆最大的码头--额尔齐斯河码头建成，吸引了大批塔塔尔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涌向新疆布尔津县，1892年，散居的阿尔泰山地区的一些塔塔尔牧民，陆续内迁，从阿尔泰山北麓牧区来到天山博格达高峰脚下，分别在奇台县白杨河山区和吉木萨尔县泉子街山区定居从事畜牧业生产，解放后，我国塔塔尔族一部分散居于牧区从事畜牧业与养蜂生产，一部分散居于城市，大多从事教育事业。

　　

飛若靈

独龙族
　　独龙族的先民与古代氐羌原始族群的关系极为密切，是古代氐羌原始族群的一个组成部分。追溯独龙族的历史，由于其先民人口较少，又处于迁徙流动和融合过程中，因此只能从整个地区范围内去识别其发展梗概。汉代，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益州郡、永昌郡，独龙族先民当时巂唐(今保山)、不韦(今保山南部施甸一带)二县管辖的范围。正是从这时起，独龙族居住区与中原的封建政权发生了政治关系。唐、宋两代，独龙族居住区属“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管辖，元、明、清三代则为丽江木氏土司和丽江路军民总管府的辖区。

　　汉文史书有关独龙族的记载。《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条说：“丽江路，蛮有入种，曰磨此、曰白、曰罗落、曰科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丽江路包括今丽江地区、怒江州和迪庆州南部，其西北与今西藏相接。而“撬”、“吐蕃”、“卢”正是在丽江路的西部与西北部“参差而居”的独龙族、藏族和傈僳族先民。“撬”为“俅”字的同声异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以前，俅(撬)族居住地区的河流称为俅江或俅地，而贡山县西部的独龙江上游则至今仍称俅江，元朝时期俅(撬)族正是居住在俅江流域一带，后来逐渐南移至下游的独龙江流域。

　　清代道光《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乾隆《丽江府志略》等志书中，也都可以找到相互印证的史料，且对独龙族的生产、生活也都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

　　辛亥革命后，独龙河划归菖蒲桶殖边公署统辖，1918年菖蒲桶殖边公署改为菖蒲桶行政委员会公署，1933年又改为贡山设治局，并先后在独龙河设立公安局和区公所。随着“殖边公署”的设立，殖边队的进入，“开宠放雀”政策的推行，仙地的一些汉、白、纳西族商人、手工匠和农民也相继来到贡山，开道路，办学校，兴商旅，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贡山的兴盛发展。但随着国民党统治机构在贡山的日趋严密，历任设治局长的贪赃枉法，独龙人民的痛苦有增无减。

　　独龙族的历史也是一部饱受剥削压迫和充满斗争的历史。在多重压迫下，富于反抗精神的独龙族掀起了多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1932年反抗察瓦隆藏族土司的斗争。1950年4月18日贡山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独龙族人民也掀开了其历史的新篇章。

鄂伦春族
　　 关于鄂伦春族的族源，由于缺乏考古证据和民族文字记载，只能从鄂伦春人保留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对照汉族文献中有关古代东北各族的记载加以考察。从语言方面看，鄂伦春语属于通古斯语族的语言。从居住的地域看，鄂伦春族一直活动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区，是室韦族的后裔。从经济生活和习俗来看，北部室韦诸部“聚木为屋，尸置于林树之上，骑木而行”。“聚木为屋”即“斜仁柱”，“尸置于林树之上”即风葬，“骑木而行”即为使用滑雪板，这正是鄂伦春人保留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说，鄂伦春族的先人应当是北室韦的一部分及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和大室韦，较远的祖先可能与肃慎族是同一系列的民族。

鄂伦春人在明代被称为“北山野人”，元代被称为“林木中的兀良哈”，再往前追寻鄂伦春人的先人，学者们的观点不一，有认为是黑水革末革曷，有认为是室韦，也有人说是鲜卑、乌恒。?

鄂伦春族17世纪之前，生活在黑龙江以北，贝加尔湖以东直至库页岛的广阔土地上。他们以游猎方式生存。17世纪，由于沙俄对远东的进犯，部分鄂伦春人南迁到大小兴安岭地区。? 不管是在黑龙江北还是南迁之后，鄂伦春人都没有离开山林。现在鄂伦春人分布的地方，北面和西南是黑龙江及其上游额尔古纳河。嫩江的支流多布库尔河、甘河、诺敏河等发源于兴安岭东麓。河水流经的峡谷形成的冲积盆地土地肥沃，草木茂盛。连绵的山岭，生长着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这里植物、动物种类繁多，江河中水产资源丰富。20世纪50年代之前，鄂伦春人在这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过着基本与世隔绝的游猎生活。他们的社会结构还带有原始氏族公社的残余。早期的游猎以驯鹿、弓箭为交通和射猎工具。后与外界有了联系，以马和枪代替了驯鹿和弓箭。

清初，鄂伦春族作为“索伦部”的一部分，被编入“布特哈八旗”，从此鄂伦春族纳入了清朝的统治范围， 对清政府承担贡纳貂皮和服兵役两大义务。充当骑兵的鄂伦春人被称为“摩凌阿鄂伦春”，意思是“马上鄂伦春”，也叫“使马鄂伦春”。贡纳貂皮的猎民们被称为“雅发罕鄂伦春”，意思是“步行鄂伦春”。同治年间后，根据鄂伦春人游猎的区域实行了五路八佐和四路八旗十六佐的建制，并一直延续至清末。鄂伦春族被纳入“布特哈八旗”，从分散游猎的部落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加强了本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对于祖国统一、边疆的巩固和鄂伦春族自身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鄂伦春骑兵在战时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是抗击沙皇俄国侵略、保卫祖国东北边疆的一支劲旅。清初，在抵御外来侵略、保卫边疆的战斗中，鄂伦春猎民拿起狩猎用的弓箭、扎枪，同端着火枪、拉着大炮的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1732年(雍正十年)，257名鄂伦春士兵同索伦、达斡尔等族兵丁共计3000人编为八旗，驻防呼伦贝尔。鄂伦春人还参加了平定准噶尔部分裂叛乱的战斗。乾隆时的“摩凌阿”鄂伦春人阿穆勒塔，英勇善战，屡建功勋，因为“从征台湾、廓尔喀皆有功”，后来“官至总管，加副都统衔”(《清世宗实录》卷54。)，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

清末，黑龙江改设行省，开始分设县制。但是，对鄂伦春族依旧沿袭了清朝四路八旗十六佐的旧制并且一直延续到民国。路、佐组织同旗、县并存，鄂伦春族不论到哪个县界去游猎，只归它所属的路、佐领导，不受旗、县限制。由于鄂伦春族居住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沙皇俄国不断对东北地区进行骚扰，侵夺林产、矿藏资源，北洋政府将鄂伦春族中身强力壮、精于骑射的青壮年编为“保卫团”和“山林游击队”。他们一面巡山、狩猎，一面抗击沙俄入侵、保卫边疆。“民国以来，俄人觊觎兴安岭中林矿，而惧鄂伦春人，乃遣其国最勇之哥萨克兵一千人来剿之，不半年，死八百，俄人乃深惊鄂伦春之雄强”(《黑龙江志稿》卷11)。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东北地区，建立了“满洲国”。对鄂伦春族采取了“不开化其文化，持续其原始生活，不使其归农，当特殊民族实行隔离；构成其独立生活道路，排除其依存生活习惯”(《满洲鄂伦春族研究》，第33页。)的政策，还强迫所有18到45岁的鄂伦春男子编入“山林队”，在经济上实行“统制”和“配给制”。

日本人的残酷统治激起了鄂伦春人的强烈反抗。特别是王明贵、陈雷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抗联进入大、小兴安岭地区后，向鄂伦春人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使鄂伦春族的抗日斗争从自发到自觉，从个别零散到有组织有纪律。鄂伦春人民支援和帮助抗日联军，参加抗联队伍，积极投身到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抗日联军第三、六、九、十一路军中，都有鄂伦春族战士，其中第六路军就有40余名。猎民盖山一家，为抗联引路、报信，在共同抗日的战斗中与抗联战士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很多鄂伦春族青年，积极参加战斗，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关福隆在朝鲜战场用机枪打落一架美军飞机，荣立三等功，荣获多枚奖章和纪念章。


赫哲族
　　赫哲族居住的三江流域，是先秦之肃慎、汉魏之挹娄、南北朝之勿吉、隋唐之靺鞨故地。靺鞨七部之一的黑水靺鞨在最北方，是赫哲族远祖的组成部分之一。据史学家凌纯声的研究，在其的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指出“从赫哲现在所居的地域上考察，隋唐时的黑水靺鞨，当为赫哲的远祖。”至辽，称黑水靺鞨为五国部。所谓五国部，不是专一个族名称，而是五个大部落集团的总称。五国部的族属绝大部分以赫哲族的先世为主。12世纪初女真人建立金朝。一些记载和传说，表明赫哲族先世与金朝关系密切，即金朝的胡里改路、速频(恤品)路和上京路管辖范围内的主要成员之一为今日的赫哲族。元朝在黑龙江下游必笥苏里江沿岸，增设水达达路，加强对赫哲、吉烈迷、鄂伦春等族先世的统治。明朝，女真分为三部分，其中“野人”女真，分布于松花江中下游、黑龙江汇合处，直至黑龙江下游南北两岸，以及库页岛和乌苏里江流域至海岸的广大地区。赫哲族的先世包括在野人女真人之中。到了清代，努尔哈赤及其后继者，征服了赫哲族和其他各部落，使赫哲等部落为其纳貂皮等贡物，并设姓长、乡长进行统治。

    赫哲族同其他民族一样，在其民族形成过程中，也是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只是由于受其社会、地理环境的影响，发展行比较缓慢，在要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大约一直到二十世纪以前，大多尚和在氏族公社阶段。

    赫哲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到了它的上层建筑，即原有的政治机构即氏族制已无法适应统治清代赫哲人的需要，赫哲部族的公民大会很召开一次，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领也不能象经前那样支配本氏族成员了，氏族议事会及公民大会等古老的权力机构业已名存实亡，与之并存且取而代之的则是清政府所设立的统治机构。1653年，清政府开始在黑龙江设置宁古塔昂邦章京，到1662年，将其官职升至宁古塔将军，康熙十三年(1967年)，赫哲葛、胡、卢、舒四姓被编入正黄旗、正红旗、正白旗和镶黄旗。康熙五十年(1711年)，则建立三姓协领衙门，雍正十年(1732年)又改称三姓副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再增设巡抚官职，在官职，在基层，清政府继续沿用八旗制及编户制以维护对不同赫哲地区人民的统治。民国时期，由于《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的出版，赫哲族作为族称开始广为流传。当时他们主要聚居在桦川、富锦、同江、抚远、饶河、宝添等地。民国政府在这里设州建县实施统辖。

    进入十七世纪后，沙皇俄国开始对中国特别是东北边疆实行蚕食政策，不断入侵我国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为了保家卫国，联合其他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其中较为著名的战役有乌扎拉本之战和尚坚乌黑之战。赫哲族人配合清军给沙俄入侵者以沉重的打击，保卫了祖国边疆。

    鸦片战争后，沙俄侵略变本加厉，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将大片中国领土强行并入俄罗斯版图，激起了赫哲族等中国军民的愤怒。他们奋起反抗，如乌苏里江北战巡探赫哲族人保福，在咸丰九年(1859年)闰三月七日代替清朝卡官巡岗时，机智勇敢，一人吓跑全副武装的入侵沙俄匪兵；同月十三日，东路巡探赫哲族人永起拒绝沙俄入侵者以货“换货”的要求，使敌人陷于困境；赫哲族人噶山达特莫仲、乌隆阿，志愿为清军侦察敌情，协助清军反击敌人。咸丰十年(1860年)、黑河口仓云地方赫哲族等各族群众3万余人，自动组织起来，打击入侵者，充分表现了中国各族人民面对外国侵略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抗日战争中许多赫哲族人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赫哲族人加入了解放战争的行列，为祖国的解放做出了一定和贡献。


门巴族
　　“门巴”，原是藏族对他们的称呼，现在成为门巴族的自称，意思是居住在门隅的人。居住在不同地域的门巴人还各有不同的自称。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确认门巴族是单一民族。门巴族居住的地区，很早就属于中国西藏的一部分。但由于地处边陲，高山阻隔，门巴族和这片美丽的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加之没有自己的文字，门巴族漫长的民族发展史没有被记录下来。今天，我们仅能从门巴族丰富的神话与传说以及藏文文献中去探知门巴族族源和民族形成的历史。这些传说和史料记载，大致廓清了门巴族的族源，即门巴族是由门隅地区的原始土著群体与周围地区原始人类群体逐步融合而来的。

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大约在7世纪吐蕃王朝统一西藏各部之前，门巴族已经形成，生息并开发着西藏南部称为“门”地的广大山区了。公元823年设立于西藏拉萨大昭寺前的甥舅和盟碑记载：“孟族”等族向吐蕃王朝“争相朝贡，俯首听命”。这个孟族，即包括门巴族。1346年的藏文史籍《红史》也有记载，早在松赞干布时代“南自珞与门……等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此后，吐蕃和门巴等族人民的交往不断加深。吐蕃王朝的南部疆域包括门隅地区，门巴族成为王朝的属民。当时门巴族地区由吐蕃王朝派藏族官员统治，由没庐氏、琼氏、嘎尔氏、努氏及年氏等所谓“古、久等部”在此为官。

13世纪，门隅作为西藏的一部分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14至15世纪，这里是帕竹噶举派的世袭领地。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加措派弟子高僧梅惹喇嘛洛卓嘉措(门巴族)同错那宗官员到门隅弘扬黄教，建立宗本衙门，扩建达旺寺，与当地土王征收赋税，派乌拉等，开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后，西藏地方政府陆续按照西藏的行政区划制度，把门隅地区划分为32个“错”、“定”(“错”相当于乡一级政权)。并在这里实行“僧差”制度(即有三个儿子的，第二子入寺为僧；有两个儿子的，幼子为僧)，征收赋税，支派“乌拉”。所派官吏，清查户口，行使司法权力，讨伐叛乱，防守边疆，实行各种形式的有效管辖。六世达赖仓史嘉措就出生在达旺寺附近的白卡村，历代西藏地方政府对他的家属颁封文书，加以保护和优待。

19世纪，清朝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为加强对门隅的统治，在门隅的首府达旺建立了名为“达旺细哲”的行政管理委员会，由达旺寺两名代表和两名“拉业”(管事)共同组成，负责管理门隅地区的日常政教事务。“达旺细哲”之上设有名为“达旺住哲”的高一级非常设行政会议，由“达旺细哲”四人和错那宗僧俗宗本六人共同组成，负责制定有关的法律、制度和处理重大的行政、宗教、边境事务。西藏地方政府每年派专人到门隅征收、征购大米，专营该区盐米等经济贸易。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不断侵犯中国西南边疆。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帝国主义背着中国政府阴谋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私自将门隅、珞渝和下察隅等共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对此，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从未予以承认。1944年，英帝国主义公然武装入侵中国达旺地区，在此构筑工事，设立哨所，激起门巴族、藏族人民的反对，西藏地方政府亦提出强烈抗议，迫使英军撤到色拉山以南。

1947年，英国势力撤走后，印度继续控制色拉山以南的大部分地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又陆续占领了除勒布四“错”以外的整个门隅及珞渝、下察隅的大部分地方。富于斗争传统的门巴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边疆的神圣领土，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飛若靈

珞巴族
　　珞渝地区很早以来就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从远古时代起，珞巴族先民就生活在这一带，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珞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汉文献中，也鲜有关于珞巴族族源和历史的记载。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批考古工作者在喜马拉雅山区获得了一批珍贵的考古发现，但它们尚不足以勾画出珞巴族先民活动的连续的历史轨迹。因此，关于珞巴族的族源问题，只能从喜马拉雅山区生成的各部落丰富的民族传说中去探寻。目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珞巴族大概是青藏高原东南部一带的古老群体中的一支或数支繁衍而来”，“在历史上珞巴族曾有一个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过程。”(《珞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1页。)

根据民族神话传说、藏族古代有关文献记载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分析，可以初步认为珞巴族是珞渝地区古老的土著群体与西藏高原东部数支古老的群体融合繁衍而来。

珞巴族和藏族的先民彼此之间的交往见诸文献记载者，始自吐蕃王朝时期。藏文典籍《红史》在记述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疆域时就讲到：“南自珞与门，西自香雄，北至霍尔，东自咱米兴米等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

明末清初，格鲁派在逐渐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之后，也进一步加强了对珞渝地区的管理。1680年，五世达赖发给梅惹喇嘛的文书中，明确指出：“珞渝人等亦入我治下”。受命于清代中央王朝的西藏地方政府以封赠、委派等方式，通过属下宗、奚谷组织对珞渝一些地区实行行政管理。

19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政府曾一度把珞渝地区划归波密土王管辖。波密土王于1881年在地东村(今墨脱县境)建立地东宗，委派宗本辖五“错”、六寺。20世纪初，波密土王为进一步巩固对珞渝的统治，将地东宗的达岗错扩建为宗，即嘎朗央宗，并在此先后委派过八任宗本。西藏地方政府也经常派人到珞渝地区巡查。1927年，西藏地方政府同波密土王发生矛盾，罢黜波密土王割据势力，将嘎朗央宗仍划属地东宗，恢复达岗错建置。又在达岗错及其以南地区，委“错本”和“学本”，负责收缴租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为巩固边防，还派军队到达珞渝南境与印度阿萨姆交界处巡边。西藏地方政府当时对珞巴族的统治办法是：对靠近藏区的地方，直接委派官员管理；对珞渝中部和南部地方，则责成山南十八宗宗本在藏族转山朝圣的时候，准备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同珞巴族进行商品交换，通过加强物质交流来巩固对珞巴族的羁縻统治。

珞渝地区虽然环境优越，但由于和外部接触较少，珞巴族社会发展比较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保留着父系氏族制的浓厚残余，部落虽已出现，但组织尚不完备，远不及氏族所起的社会作用大。珞巴族的各个氏族都有自己共同生活的载域，地域内的山水、森林和土地归氏族公有。氏族之间，大多以山坡、河流为界。氏族成员可以在本区域内自由开垦种植、狩猎、采集、建房，遇有盖房、婚丧大事或外族入侵时，氏族成员之间有互相救助的义务。

珞巴族是富于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从19世纪开始，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开始伸入珞渝。他们或以考察、开发、传教、采集动植物标本为名，派遣“探险队”来这里刺探有关情报，为他们的经济扩张和军事入侵作准备；或是利用珞巴族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和其他事端，进行所谓军事征讨，企图蚕食这片中国边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不仅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严重危及珞巴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9世纪末，由于英国侵略者肆意破坏珞巴人对阿萨姆边缘地区的收税旧制并武力入侵珞渝地区，导致了珞巴族人民的大规模武装反抗斗争。他们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巧妙的战术，用弓箭大刀力克拥有枪炮的入侵者，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英国为了迫使珞巴族人民屈服，曾一度封锁了雅鲁藏布江左岸的广大边界线，但因珞巴族长期与北部的藏区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英军的经济封锁毫无作用，最终不得不撤销这道封锁令。 (《珞巴族简史》，第76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对珞渝地区的一系列入侵，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其时边务大臣赵尔丰就向宣统皇帝提出：珞巴“虽为野番，实我之属境”，对英国侵入察隅、珞渝，不能坐视，建议派兵前往，“固我疆域”（赵尔丰宣统二年元月十九日奏），并派程凤翔领兵开入察隅，加强边防，阻止英国人的进一步入侵。1911年，驻藏大臣在派出罗长绮率兵消灭波密土王的残余势力之后，留下藏兵一营据守墨脱。(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7页。)1944年至1945年，英属印度阿萨姆当局又多次派人到珞渝刺探情报，均遭到珞巴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此后，英国在苏班什里河流域大肆推行“巴利巴拉开发计划”，蚕食了珞渝地区的部分领土，引起珞巴族人民的强烈反对，西藏地方政府也向英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和交涉。

部落与氏族制度迅速解体，是新中国成立后珞巴族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之一。先前的以氏族和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氏族首领和家族长代表群体的意志，被新型的社会组织和政权机构所取代。珞巴族地区各乡县成立了人民政府，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政府领导人，他们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行使地方管理权。

1959年的民主改革彻底砸烂了三大领主套在珞巴族脖子上的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解放前，珞巴族人民受尽了西藏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三大领主的歧视和凌辱，被诬蔑为“野人”，被赶进深山老林，不准随便下山，不准越出范围和外族进行贸易，甚至个别地方不准同藏族通婚。三大领主还规定了数不清的禁条戒律，制造民族隔阂与纠纷，使珞巴族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民主改革后，按照宪法规定，珞巴族人民同全国各民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权利。传统的血统等级被打破，旧时代的民族歧视被消除，凡年满18岁的珞巴族公民，不分性别、职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在历届人民代表选举中，从乡、区、县直到自治区和全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珞巴族代表当选和出席，在县和自治区的政治协商组织中，也有珞巴族人士参加。珞巴族出身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绝大多数是昔日著名的生产能手和爱国反侵略斗争的勇士，还有一些人士是民主改革以后成长起来的珞巴族年轻一代。

在珞巴族聚居区，先后成立了民族自治乡和民族自治村，有察隅县西巴珞巴族自治村、米林县乃玉珞巴族自治乡、墨脱县达木珞巴族自治乡、隆孜县斗玉珞巴族自治乡等。这些实行民族自治的乡村，依据当地实际，制定和实施经济文化发展规划和措施，充分行使了珞巴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自主权和自治权。

为了使珞巴族人民更好地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力，平等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培养珞巴族干部，一批珞巴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据统计，林芝、山南两个专区共有珞巴族干部70余名。珞巴族社会的历史飞跃，给珞巴族民族文化带来了新变革、新发展。珞巴族曾长期滞留在原始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具有原始文化的鲜明特征，即封闭、神秘。昔日珞巴族信仰原始宗教，敬仰巫师，崇信巫术，把命运、幸福和生活的欢乐寄望于虚无的鬼灵和神秘的巫术。民主改革后，新科学、新技术进入了珞巴族山寨，驱散了原始宗教的神秘雾障，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再仰赖巫风灵雨，狩猎、种地、建房和生育等，一般不再举行祭祀仪式，原有的宗教活动，只是作为民间节日、群众娱乐在群众中保存。人民政府在珞巴族村寨推行新式生产工具和科学种田方法，举办各种培训班，培养农业技术员。在墨脱、米林和隆孜等县的珞巴族聚居地，建立了生产技术指导站、气象预报站、水文测量站，成立农场，开辟实验田。一批懂科学、用科学的年轻一代，成为珞巴族新文化的先锋，他们在群众中取代昔日的巫师而赢得真正的威信。

过去的一些陈规陋习被破除，新人新事新风尚不断涌现。对不明的事理不再依靠卜卦求知，对天灾、疾病不再求治于巫术巫医。群众已懂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随时袭来的水灾、旱灾和虫灾等自然灾害。医院和医生是人们心目中健康和生命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国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得到贯彻，妇女和男子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妇女儿童的权益得到保障。民主改革前实行的买卖婚姻被废除，昔日抢婚习俗已杜绝，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成为青年男女普遍的理想和现实。

基诺族
　　　有关基诺族汉文献记载史于清代。据考，因基诺山盛产普洱茶，明未清初有汉族商人进入，推广种茶制茶技术，对基诺族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在基诺山司土寨设攸乐同知，筑砖城，带“马步兵丁五百名”驻守。但六年之后，因瘴气厉害而裁撤，委任基诺族头目为攸乐土目，管理基诺山区。在清代以前，傣族土司对基诺山已实施统治，传说傣族召片领曾拜认过司土寨的基诺族长老为干爹，还娶过一个基诺族美女为妻，并生一子，后来此子当了召片领。傣族土司在基诺族村寨任命了叭、鮓、先级基层头人，而且还以前、后半山为单位，任命两个金伞大叭，各赐以金伞一把，鋩锣一对，锁链一条。每年这两个大叭都要在金伞的张盖下，在手持铁链、大刀和鸣锣开道的随从簇拥下，巡游各基诺族村落，以宣扬傣族召片领的统治权威。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在基诺山委任保甲长，保甲长与傣族土司任命的基诺头人相结合，主要职责是为地方政府催缴贡赋。1941年11月至1943年4月，基诺族在操腰的领导下，联合瑶、哈尼、布朗、汉等民族进行反抗，最终迫使云南省地方政府把车里县长撤职查办，3年内未在基诺山征税。?

    在1949年以前，若诺族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阶段渡阶段，由父系氏族制取代母系氏族制，大约也只有300余年历史，现在日常生活中母系氏族公社的遗俗还相当多。如在隆重的“上新房”仪式中，第一个手持火把登楼点燃火塘的是氏族内最年长的女性；在成语和古老的祭词中有“母亲是家长”的古训；只有母亲才有权为生病的子女杀鸡“招魂”；村社长老虽已是男性，但至今人们仍沿用母系氏族公社时代的称号“左米尤卡”，即村寨的老奶奶。基诺族的村寨，是由几个不同氏族的一些个体家庭组成的地缘村落。每个村寨都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农村公社，村社各有自己的边界，其他村寨的人不得越界耕作。村社内部的土地占有制大致有：村社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制；以氏族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制；个体小家庭的私人占有制。但公有制是主要的。在农业生产中盛行换工互助，狩猎中盛行原始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原始租佃、雇工、借贷关系已经发生，但并未出现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派工作队进入基诺山，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基诺族人民发展生产，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生产和文化，使基诺族社会由原始社会的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诺山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采取以林为主，生产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改善。现在改变了过去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兴修了水库，建起了水电站，基诺山寨有了电灯。开始使用拖拉机，农产品加工也用了机器。砂仁、茶叶、紫胶等经济作物收入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增加。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多数适龄儿童能入学读书，还有一些青年在大专院校深造。乡建立了卫生所，保证了人民的身体建康。

小昭

这些其实应该都有人发过的了

上官影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