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民族的历史

飛若靈

汉族
汉族的形成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

    汉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其农耕经济文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业的产生，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的发明和牛耕的推广，是汉族集型农业形成的标志。

    汉族崇拜祖先，其祖先传说可以上溯到中华民族传说时代的共同祖先炎帝神农氏，及稍后从游牧转为农耕的黄帝轩辕氏。汉族先民最早见于载籍的是有虞氏和夏后氏。

    汉族文字历史悠久，其考古实物见于商时代的金文、甲骨文以及更早的陶文。

    汉族的习俗礼仪文化模式在公元前11世纪——前6世纪已经规范定型，见于《周礼》、《仪礼》、《礼记》。

    作为中国稳定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过程，完成于秦汉之际。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500余年逐鹿中原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华夏之间的纷争，在各族文化长期以来互相融合的基础上，以中原大陆型农耕文化的周秦文化为基本模式，向全国推广。

    秦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度，统一划定居住地域，又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田亩规格。同时，下令“书同文字”，在全国推行秦篆和隶书，废止了笔画繁多的周大篆和各地的异体文字。秦始皇还大力倡导“行同伦”，即建立一致的生活习俗和道德规范。

    秦始皇的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战国以来，全国各地“田畴异亩(亩制大小不同)、车涂异轨(车轨道路宽窄不一)、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为形成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汉民族奠定了基础。?

    秦朝国祚短暂，汉承秦制，继续推进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历两汉400余年的发展，一个统一、稳定、人数众多的汉族开始著称于世。?

    东汉载籍中始见“汉人”一词(“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 《后汉书·西羌传》)，其意与今之所谓“汉族”或“汉民族”相同。?

    东汉以后，三国分立。西晋王室内乱，北方及西北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史称“北朝”，前后延续270余年。当时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吸收汉文化，以适应进入中原统治的地位，同时，把自身质朴刚劲豪放的草原文化素质带入汉文化中。?

    与北朝同时，晋室东渡，土族南迁。此后，南朝历272年，黄河流域文化被移植江南，苏、皖、闽、浙、粤逐渐成为汉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生活在该地区的古代夷、越之裔也大部份融入汉族之中。?

    隋唐时期，南北复归统一。在各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唐朝文化臻于极盛。这一时期，留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等族遗裔完全融进汉族之中。

    蒙古族灭辽、西夏、金、大理、宋，建立元朝，实行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级的民族政策。元代“汉人”的概念内涵契丹、女真、高丽及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南方各民族人民。这种划分，加速了南北各民族分别融入汉族的过程。

    元末，数以十万计的蒙古族兵民滞留中原，其中相当一部份融入汉族之中。?

    明初，实行全面汉化的政策。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变革旧制，禁止辫发、椎髻等发式和胡服、胡语、胡姓等，这一变革在南方各民族中留下鲜明的记忆。今天南方民族中的许多汉姓，传说是从明初开始的。?

    满族建立的清朝，实行满、蒙、汉三等级的民族政策，以辫发、长衫马褂旗袍为俗，使用满、汉、蒙、藏、维吾尔等五种文字。但大量满族进入关内以后，普遍习用汉语、汉字。清朝以科举八股取士，促使各族上层人士注意学习吸收汉文化。大清王室退位以后，一部份满族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融入汉族之中。?

    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革除满、蒙、汉三等级的旧制，宣告中国是“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中华民国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选集》，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于说汉话、习汉俗、民族自我意识为“汉人”者，一般都承认其汉族成份。


蒙古族
蒙古族先民曾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考古发掘成果表明，约在50万年前，与北京猿人同时，内蒙古大青山一带已经有人类活动。约在10万年前，“扎赉诺尔人”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猎取盘羊和野牛。约5万年前，“河套人”在萨拉乌苏河两岸猎取羚羊和赤鹿。海拉尔细古器文化拉开了北疆草原游猎及游牧文化的序幕。

    在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扎赉诺尔、阿木古郎及锡林郭勒盟出土的石叶、石片、石镞、尖状器等细石，反映原始蒙古人过着畜牧狩猎的经济生活，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及东南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磨制石刀、石斧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并有很多打制精致的细石器，以及彩陶器、灰陶器等生活用具，还有半地穴式的屋基遗址，说明约7000年前到4000年前，当地居民过着以农牧为主的定居生活。

    此后，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在这一地区先后出现土方、吉方、荤育、北狄、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柔然、高车、室韦、突厥、回纥等民族，与后来的蒙古族的文化上各有某些共同点，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历史继承性。?

    大约在8世纪中叶，与蒙古族族源直接有渊源关系，居住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古老部落，走出原始森林，开始了畜牧业生产活动，史称为“蒙兀室韦”。约在公元9世纪到12世纪，他们西迁，到内蒙鄂嫩河源头、肯特山东南一带。此后，从其中分衍出乞颜部、札答兰部、泰赤乌部等。除蒙古部外，还有塔塔儿、斡亦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各部的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平衡，分为“草原牧民”和森林狩猎民”。这一时期，进行了频繁的部落战争、民族战争。这种掠夺奴隶的战争，客观上推动了部落联盟的发展，最后形成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公元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后，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急剧转变。在经济形态上，也开始从狩猎兼畜牧向畜牧兼农业过渡。?

    蒙古族从元代进入封建制以后奴隶制的残余仍然延续很长时期。在元代，奴隶买卖还很盛行。《历代名臣奏议》载：“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牛市、羊市，亦有人市”，《心史》载：“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近代，奴隶买卖虽不再见，但由于王公，台吉等制度的存在，所以“奴隶传代，辈辈为奴”的制度，在东蒙地区依然存在，直到清末。

    但总的说来，蒙古族经过元、明、清三代，其封建制相当的发达。尤其是元代，由于蒙古族贵族建立元朝，在汉族具有悠久历史的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广泛用汉法，使蒙古族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过渡到较完备的封建制社会。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据蒙古草原。明朝多次进兵漠北，在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后，陆续在辽东、漠南、嘉峪关外和哈密等地设置蒙古卫所，任用蒙古诸部首领为卫所长官，企图以蒙古卫所为屏藩把漠南和漠北蒙古隔绝起来。退据漠北的蒙古大汗，局促一隅，权威低落，大小封建主实行割据，内讧不已。

    从14世纪末叶开始，西部瓦剌和东部鞑靼蒙古封建主，进行了长达60多年的争夺汗权的斗争。在长期的封建内讧中，蒙古族地方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基地，全被毁灭，粗放的游牧经济又复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社会经济严重衰退。

    15世纪末叶，达延汗消灭权臣，调整蒙古的封建秩序，把当时错落纷纭、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6个万户，分左右两翼，自统左翼察哈尔、乌梁海、喀尔3万户；任其第三子为济农（副汗），统率右翼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3万户。西部瓦剌4万户仍任其存在。领地重新划分后，各部驻牧地区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1581年俺答汗死，其领地又陷于分裂。漠南蒙古各部不久又在林丹汗的统治下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各部旋即背林丹汗归附后金，蒙古的“正统”汗权，从此不能复振。?

    清朝时期，清政府颁布的以盟旗制度为核心的整套政策法令，自上而下地极力推行，大大强化和发展了蒙古的封建制度。清朝对蒙古族流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封建战争的重演，使蒙古族社会获得了近200年的稳定。这时期，广大蒙古族人民虽然遭受着封建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喇嘛教的愚民统治，但是，他们还是在清代大一统局面和汉族等先进经济的影响与支援下，发展了经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蒙古族地区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蒙古族地区北邻沙俄，东近日本，直接受到这两个侵略势力的殖民掠夺和压迫。因此，自近代以来，蒙古族人民掀起一次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且在整个旧民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蒙古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蒙古族人民充分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经过近50年来的努力，蒙古族及蒙古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蒙古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一起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回族
元代，是回回的初期活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战争和农耕占很重要地位。蒙古军西侵后，把中亚细亚各族人编入探巴赤军签发东来。探巴赤军按规定，要“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当时回回“屯聚牧养”的地方，有甘肃河西、宁夏、河南、山东和河北一带，以及云南等地。此后，又有大批的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投入农牧业生产中去，而成为普通的牧民。与此同时，被迁东来的还有大批回回工匠、回回商人，他们多半居住在城市和交通要道上。由于屯戌和手工业、商业的经营活动，共同的经济生活初步形成。同时，也由于屯戌的回回每到一地便建筑清真寺，并围寺而居，从而显示出回回大分散中的小聚居的特点来。?
回回探巴赤军和被签发东来的许多回回贵族、官宦、学者以及回回商人在元朝十分活跃。他们对元朝的开国及其军事、政治、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回回上层参予元朝的政事，有力地促进了回回在中国各方面的发展。?

    回回在元代的地位，一般高于汉族，但仍然遭受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到中国落地生根后的回回，无论是屯聚牧养，还是官匠或军匠，都被控制在各级蒙古官吏手中，此外，还有一部分被分配给蒙古贵族当家奴。?明代，回回开始形成为一个民族。元亡以后，回回人逐步内附明朝。随着明朝全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回回的分布和经济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陕甘等地，回回继续垦荒种地，并不断有归附明廷的回回人迁徙到这里来，人口逐渐增加。明代的回回入仕为官宦者较元代大大减少，而政绩良好者的比例却大大提高，如开国功臣沐英及其后裔，世守云南，多有战功；郑和因立有战功，又兼通蕃语，被明成祖选为正使，率船队七下西洋等等。这些为官的回族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其地位与权力虽不能和元代那些回回丞相、权臣相比，但治理国家的才能是出众的。在这时期，广大回族劳动人民群体意识增强，为了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求得生存的权利，从明弘治年间开始，回族人民便不断进行武装起义。?
经过明代近300年的发展，特别是明中期两域回回入附中原的高潮，到清代，回族人口大量增加。清前期百余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使回族人口的繁衍更加迅速。至清道光年间，回族人口已超过200多万，全国各地均有回族居住。但甘、宁、青、滇、陕等地的回族较其他地方要多。?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广大回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为此，广大回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的回族仁人志士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聚居地区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了回族民族区域自治，使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成了国家的主人。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族人民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回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回族人民和回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回族人民正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满怀信心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飛若靈

藏族
藏民族的历史源渊流长。从文化遗存、考古都清楚表明，自古以来，经过漫长的岁月，青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在的藏族。

    吐蕃王朝在公元七世纪初，西藏北部和青海西南部，分居着羊同、多弥、苏毗，西康分居着东女、附国、青海巴颜喀喇山及其以北分居着白兰、党项等诸羌部落，青海黄河源以北青海湖周围及柴达木等地居住着吐谷浑。

    吐蕃社会历史的发展，给予松赞干布创造藏区社会的条件，公元七纪初，这位民族英雄征服了藏北、西康和青海的各羌人部落，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东北与唐的附属国吐谷浑接，东与唐接，因此蕃唐间开始发生直接关系。



    松赞干布在位期间，积极地吸收了印度和汉族两方面的文化，尼婆罗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出嫁于松赞干布，更大量地带进了印度和汉族中原的先进文化，给予吐蕃社会发展增加了有利条件。吐蕃此时的社会，在奴肃社会崩溃的废墟上，接受了外来文化，转入初期封建社会阶段。而吐蕃封建制的特点，是长时期内与奴隶制相结合着的，故在这一时期，奴隶制尚浓厚地残存在封建社会之内。

    庄园制度的建立，农牧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文字，制定法律，确立政治制度，信仰佛教，这一封建的经济结构和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政治、文化、宗教的各种形态、使吐蕃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吐蕃的社会进入富有极大历史意义的新的历史阶段。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



    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

    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西藏地区的分裂割据：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了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战，战争连锦持续了四百余年。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统一于中国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嗄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1215—1294年)即蒙古汗王位，封贡嘎坚赞的侄子、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元，命八思巴为国师身份兼领院事。在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下，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并通过八思巴的推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13个万户府的万户长。1268年、1287年和1334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还在西藏地区设立了15个驿站，联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线，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摇役、差役)的制度。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十四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逐渐衰落。1354年，以隆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住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严密。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达赖进京，1652年，五世达赖进京入见。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1721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1750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1793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1912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中华民国期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职，就是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

    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的历史性伟大变革。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西藏民主改革40年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关怀西藏人民。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维吾尔族先民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先后臣属于匈奴、鲜卑、柔然等。公元五世纪中叶，以阿史那氏为首的突厥人灭柔然汗国建突厥汗国，维吾尔族先民“韦纥”又臣属于突厥。?

（一）、回纥汗国的兴衰?

    公元七世纪初，“韦纥”称“回纥”，当时有兵5万，人口10万，并有自己的君长。回纥人便以一个独立的、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的面貌出现于漠北草原。此时的回纥民族分为内九族和外九部。内九族又称“九姓回纥”（另有十姓回纥）。回纥人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5—6世纪回纥人主要居于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到7世纪初时他们又活动在色楞格河流域。7世纪至8世纪初，突厥默啜可汗强盛，夺取了原来铁勒的故地。在其压力之下，一部分回纥人越过沙漠进入河西走廊。?

    据《新唐书·回鹘传》的记载，首先把回纥各氏族统一起来的人叫作时健俟斤。时健俟斤之子菩萨是回纥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时健俟斤死后全氏族共同推举他为可汗。在菩萨及其母乌罗浑的领导下，回纥迅速强大起来。公元629年，回纥首次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联系。公元630年，回纥在土拉河畔建立了他们的统治中心。后来，回纥的首领吐迷度继承了菩萨的事业。并于公元646年6月协助唐朝进攻薛延陀。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大败，被吐迷度所杀。吐迷度自称可汗。同年8月，吐迷度率领铁勒13部，南越贺兰山，到达黄河北岸，表示愿意臣属唐朝。时值唐太宗在位，他被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唐政府在回纥地区设“瀚海都督府”，府下设6府7州，府设都督，州设刺史；还建设了回纥地区通往唐朝内地的交通干道。公元648年10月，回纥汗国发生乌纥之乱。唐朝的燕然都护府副都护元礼臣平定乌纥之乱，改立叶迷度的儿子婆闰为回纥可汗。于是，回纥汗国又重归稳定。

    公元651年，回纥5万骑助唐军大破西突厥。公元661年，回纥首领婆闰率众参加了唐朝对高丽的战争。婆闰死后，他的后裔比栗、独解支、伏帝匐、承宗、护输等先后成为回纥首领。公元7世纪后半期，回纥在与一些突厥部落的征战中不断壮大，成了漠北草原强大的民族之一。七世纪后半叶，东突厥后裔复活，建后突厥国。其辖地为在今山西的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沿黄河至河北蔚县一带后其向北进攻回纥人的活动中心鄂尔浑河乌德健山一带。回纥人败，一部分迁到土拉河流域，大部分则归属了突厥。

    回纥依靠唐朝与后突厥对抗。到8世纪的初叶，回纥民族反抗突厥统治集团的斗争达到高潮。公元734年，回纥与拔悉密、葛逻禄乘突厥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混乱之机独立。公元742年，回纥与拔悉密、葛逻禄联合向突厥进攻，攻杀骨咄禄叶护，立拔悉密酋长为可汗。公元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叶护破拔悉密部的可汗，自立骨咄禄毗伽可汗，唐封骨力裴罗为可汗。745年，回纥灭后突厥汗国，回纥汗国建立。都城为斡耳朵八里，其他“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新唐书·回鹘传》）。756年，回纥出兵助唐平安史之乱，收复长安和洛阳。759年，唐封回纥葛勒可汗（骨力裴罗之子）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肃宗以幼女宁国公主嫁之。葛勒可汗立公主为可敦。762年，牟羽可汗（葛勒可汗之子）出兵助唐平史朝义之乱，收复洛阳及河北等地。763年唐封牟羽可汗为登里（天）颉咄登密施含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亦称登里可汗）。780年，唐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788年，唐德宗以女威安公主嫁顿莫贺可汗。同年，回纥上表请改“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新唐书·回鹘传》）。 公元812年，回鹘保义可汗亲统大军，经过北庭、龟兹，大破吐蕃、葛逻禄和黠戛斯联盟，占领七河流域、真珠河（今锡尔河）、拔贺河（今费尔干纳）等地。控制了整个准噶尔盆地及葱岭西的楚河流域。并且，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还与唐进行绢马交易。公元840年（唐开成五年），回鹘渠长（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10万骑攻回鹘，杀可汗，焚都城哈喇巴喇哈逊。由骨力裴罗缔造的回纥汗国前后共存在了约一个世纪（公元744—840年）。



（二）、高昌回鹘王国的建立与发展?

    公元9世纪60年代，居住在北庭和吐鲁番一带的回鹘人的首领是仆固俊。仆固俊在高昌地区与吐蕃展开斗争，率领在高昌的回鹘人，向吐蕃统治者进攻。公元866年（咸通七年）仆固俊自北庭出击，大败吐蕃的大将尚恐热，夺取西州、北庭、轮台等要地。从此，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建立高昌回鹘国，首府设在高昌城（即今吐鲁番三堡一带高昌古城）。据《世界境域志》高昌回鹘的疆域东起哈密，北至伊犁河，西至北达坂（阿克苏北），南距吐蕃（今和田、敦煌间）。也就是说高昌回鹘王国的疆域南北跨着吐鲁番、塔里木和准噶尔三个盆地，东西从哈密到阿克苏，中间横隔着戈壁和山脉。933年，高昌回鹘狮子王阿厮兰汗向辽朝进贡。951年，高昌回鹘派都督到后周，恢复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981年，高昌回鹘狮子王阿厮兰汗派麦索温到宋。宋朝派王延德去高昌。1124年，西辽建立。不久，高昌回鹘成为西辽属国。?



（三）、喀喇汗王朝的兴亡?

    九世纪末，西奔葛逻禄的回鹘十五部与葛逻禄、样磨、处月、处密等部落和民族建立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实行“双王制”，即大可汗和副可汗。大可汗称“阿尔斯兰汗”（意为狮子王），驻于巴拉沙衮，副可汗称为“卡迪尔汗”。喀喇汗王朝的统治区分布着众多的部族。王朝的统治阶层以回鹘人和葛逻禄、样磨等部族为主。其中，回鹘人在王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996年喀喇汗王朝又向萨曼王朝发动了进攻。最后与萨曼王朝签订了和约，锡尔河流域南部全属喀喇汗王朝。公元999年，喀喇汗王朝攻占萨曼王朝首都布哈拉，萨曼王朝灭亡。公元1041—1042年，啼喇汗王朝内部分裂，1952年分成东西两部。东部王朝的领地包括七里河区、伊犁河谷、喀什噶尔、和阗和费尔干东部地区，首府为八拉沙衮和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又称王城，是王朝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1134年，喀喇汗王朝臣属西辽。1212年，喀喇汗王朝为花拉子模所亡。从此，长达170年的东部喀喇汗王朝灭亡。

（四）、契丹西辽王朝对维吾尔的统治?

    12世纪初，部分契丹人在辽朝皇族显要耶律大石率领下，出东北、向西发展，在翻越过天山之后，南下向喀喇汗王朝进攻，击败喀什噶尔的统治者伊利汗阿合买德·伊本·哈桑军队的抵抗，于公元1132年在新修成的叶密立城登基称帝，号称菊儿汗，（意为“大汗”，或“汗中之汗”）。至此，西辽王朝创立，并开始大规模的向外扩张和征讨，先后归并了高昌回鹘王国、东西喀喇汗国和花拉子模国，以及康里部，建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种族和语言成份繁杂的帝国。西辽统治者在其领地、属部派遣官吏（“监国”）来监理各地的军事和财政事务。西辽政权的统治先后延续了80余年。在其统治范围，统治者虽然是契丹人，但被统治民族绝大部分是回鹘人，以及葛逻禄、柯尔克孜和汉人等。高昌、别失八里、和阗、喀什噶尔和阿里麻里这些回鹘人和其他突厥语民族聚居的地区是西辽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区。回鹘人和其他各民族共同为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这个时期，即12世纪末，中亚突厥语各部族基本实现了“伊斯兰化”。?

    在13世纪初，伊斯兰教的影响已经完全到达了高昌回鹘汗国统治中心附近的别失八里。回鹘语是王朝境内通行的语言，契丹统治者也努力掌握回鹘语，以便于自己的统治。

    到了西辽末期，西辽统治者加剧对高昌回鹘和天山南路各绿洲百姓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所以，高昌回鹘王非常希望摆脱西辽的奴役。这时，成吉思汗已统一蒙古各部，在蒙古高原崛起，积极拓展自己的疆域。高昌王亦都护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与其大臣幕僚商议之后，决定依靠蒙古汗国来摆脱西辽统治。1210年，成吉思汗派出的使者到达高昌，受到了回鹘王的热情招待，回鹘王还派遣了几位使者去见成吉思汗，表示了臣属的意愿。1211年，亦都护应邀来到蒙古汗国中心，会见成吉思汗，并带去了大量礼品。蒙古灭西辽，从此，高昌回鹘王国便成了蒙古汗国的属国。?

（五）、蒙古察合台汗国对维吾尔地区的统治?

    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在封地上建立的政权，是蒙古的四大汗国之一。其辖地包括现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伊塞克湖周围与楚河流域、伊犁流域、费尔干和巴达克山一带的广阔草原，汗国南端还包括了昆部斯和巴尔赫地区。察合台汗国境域辽阔，民族成份复杂，语言和文化也大有差异。其首府最初在伊犁河畔的因勒札，后来迁至阿里麻里。察合台在位共16年，公元1241年他的孙子哈喇旭烈兀（长子木阿秃干之子）即位。察合台汗国内部经过长期频繁的战乱和稳定的多次交替，1289年，元朝设北庭都护府，驻别失八里，管理畏兀儿地区。到了1320年之后，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以阿里麻里为中心，包括喀什噶尔、吐鲁番等地区；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包括河中地在内的中亚的广阔地区。1324年，畏兀儿地区归察合台汗国管辖。公元1348年，秃黑鲁·帖木儿在阿克苏被拥戴为察合台汗国的可汗。在史书上将由秃黑鲁·帖木儿统治地区一般称为东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从秃黑鲁·帖木儿即位开始，至1513年赛依德汗<

飛若靈

苗族
苗族曾有过漫长的原始社会。以树叶为衣，以岩洞或树巢为家，以女性为首领的情况，在苗族古歌中有大量的反映。从一些地区的亲属称谓制度中，还能看出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从血缘婚到对偶婚的演变痕迹。秦汉以后，封建王朝在大多数苗族地区建立郡县，实行“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政策。同时中原铁器和生产技术的传入，推动了苗族经济的发展。五溪地区的苗族先民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掌握了用木皮织绩和以草实染色的纺染技术，出现了产品交换；但氏族首领与人民处于平等地位，生产力水平低下，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苗族的原社会开始逐渐解体，原来由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公社，已逐渐发展成为地缘关系的农村公社。唐宋年间，苗族逐步进入到了阶级社会，农村公社的首领已有了土地支配权。汉族的封建经济，通过汉、苗等民族间频繁接触，促进了苗族封建社会领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些“蛮酋”、“蛮帅”成为世袭的“土官”，领有大量的土地。在这些“土官”境内的苗民沧为农奴(称为“田丁”)，耕种着领主的土地，交纳租赋和服无偿劳役，并须参加领主间的械斗，为其卖命。?



    南宋王朝开始用官职来笼络各族首领，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许多土官都受到封赏，后来成为大大小小的土司。

    元、明时期，苗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已相当发展。明朝中央政府于弘治十五年(1502)在湖南城步苗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其他地区开始派遣流官。苗族地区地主制度的兴起，又使以领主制度为经济基础的土司政权受到削弱。封建王朝对土司的限权，又使土司制度走向衰落。到明末清初，其他苗族一些地区开始改土归流，使地主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但湘西的腊尔山区、黔东南雷公山和古州山区，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状态，被封建王朝统称为“生界”。其社会发展仍处于农村公社末期。

    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封建领主的瓦解和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生界”的武力征服，造成了苗族人民大量伤亡，严重的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集中日益加剧。乾隆年间，湘西已出现拥有一、二千石谷子的大地主，至嘉庆年间，已出现了七、八千石谷子的大地主。封建领主制到这时才基本上消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苗族地区先后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苗族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作出了贡献。1949年后，苗族地区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经过5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苗族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社会历史进程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苗族历史上的五次大迁徙?

    根据专家的研究，苗族历史上五次大迁徙的情况如下：?

    第一次大迁徙，是苗族先民以其发源地今四川的雅龙江、岷江、巴江、嘉陵江四水的上中流域地带，沿长江向东迁徙到长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南岸的达到洞庭、彭蠡之间定居下来；北岸的达到江汉平原。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改善，人口增多，科技文化水平也日益提高。这是苗族首次由西向东的大迁徙，大迁徙的原因是远古羌人南人，迫使苗族先民向东迁徙，时间约在若干万年以前(原始初民社会)。?

    第二次大迁徙，是苗族先人在长江中游居住很久之后，人多势大，号称“九黎”，与南方的炎帝族发生矛盾，打败了炎帝族，一部分追逐炎帝族直达黄河北岸。在这里又经过了很多年，九黎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这时诞生的蚩尤，聪明好学，勇敢善战，后来成了九黎族的首领，制造多种兵器，军事力量强大，与来其黄河上游的黄帝族发生武装冲突。起初黄帝九战九败，后来联合炎帝族等，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结果蚩尤战败被杀，身首异冢。从此九黎族的各部虽与黄帝族斗争了很长时期，但终因群龙无首屡战屡败。这次由南向北的迁徙，时间约在4300—4600年之前(远古到黄帝)。?

    第三次大迁徙，蚩尤战斗失败很久以后，九黎族的各部属，一部分在北方建立了黎国；一部分被俘成了奴隶，后来融合到汉族中去了；一大部分经过长途跋涉，退回到南方。在江南的洞庭、彭蠡之间，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这是由北向南的迁徙，时间约4200—4100年之前(黄帝到唐尧)。?

    第四次大迁徙，苗族先人在洞庭、彭蠡之间辛勤耕耘，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又经过了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渐渐强大起来。唐尧很惧怕三苗、共工、欢兜(即“驩兜”)等，故到舜即位，马上“分北三苗”，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强大的三苗部落联盟从此分化瓦解。有部分人还逃到了东海，这支苗族的先人也保存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只有被流窜到三危的一支，斗争不止，直到夏禹时期才初步归顺，在三危山一带居住下来。这次是分途迁徙，迁徙的方向各不相同，如三苗是由南向西北迁徙；其中部分是向东迁徙；欢兜是基本未动，即从洞庭、彭蠡之间转移到今湖南西部。时间大约在4100年之前(虞舜——夏禹时期)。?

    第五次大迁徙，这次迁徙是分途回归。如：被逐到三危的一支(三苗)，是原来力量最强的一支。他们整体逃迁中屡遭武装掠夺，一次次抵抗，一次次战败，一次次逃迁，从三危山出来，经过大雪山、渡过浑水河(黄河)，朝着南风吹来的方向一步步迁移，过甘肃、青海，经产牦牛、骆驼的“藏彝走廊”，沿金沙江到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这支苗人的迁徙方向是由北向南。被放逐到崇山的一支(欢兜)，都是近距离的迁移，即由崇山往东，曾达到今湖南常德一带，又沿水达到洞庭、彭蠡之间，后来周王朝视为隐患，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蛮方”。到战国时吴起发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这支苗人被迫逃进武陵山区，刚发展强大一点，又遭到东汉王朝的一再进剿，又被迫“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逃迁，最后达到今湘西、黔东北、川东南和鄂西南一带。

    这支苗人迁徙的方向是先向东、后向西。往东逃迁的一支(三苗中的部分有苗)，也没有在东海岸边长久定居，而是慢慢离开海边，逐步往西归迁。他们中间有的人(约在四千年前后)可能渡海去了日本。今天日本有的地方有许多与中国黔东苗族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化现象。从黔东苗族《跋山涉水》的迁徙歌中可以看出，这支苗人的迁徙是没有械斗的和平转移，他们从“就在海边边”的地方，由东向西，逐步回到原三苗部落联盟的住地，经过一段时间，为了“寻找好地方”，又由洞庭湖溯沅水迁移到五溪地区，再沿巫水进入南岭走廊，经越城岭北麓到今广西融水(大苗山)，再往北达到今黔东南地区。这支苗人的迁徙方向，大体是由东向西。上述三支苗人的这次迁徙时间，大约在1200年以前(约从周到宋时期)。?

    除以上几次大迁徙外，还有很多小迁徙，但宋代前后，绝大部分苗人都先后到现在的居住地域定居。但元、明、清各代的统治者仍不断“进剿”，湘西、黔东南等地的苗民四处迁逃，但都不离开湘西、黔东南和川黔滇地域。?

    总之，历史上苗族的迁徙，经历了很多地方，历尽了千辛万苦，直到十九世纪(近百年)才定居下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才过上民族平等、安居乐业的生活。?

彝族
3000多年的彝族文明史，展示了彝族曾历经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等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阶段。?

    远古时期，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和洱海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末，滇池地区曾出现灿烂的青铜文化。公元前280年楚将庄礄到滇池时，“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史记·西南夷列传》)，可见古代滇池地区的生产力已有较高水平。楚人留滇，使滇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



    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游牧部落是雟、昆明；定居部落是夜郎、滇、邛都，各自分布于今贵州安顺、云南晋宁、四川西昌一带。与此同时，彝族传说自“六祖”后十余代约当西汉中、后期，已有兹、莫、毕、革、卓五种等级的分化。其中兹、莫、毕为统治者，革、卓为被统治者。彝文著作则有“六祖”畜牧部落征服濮人农业部落的记载。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居住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王、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或“六祖”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公元八世纪前后，在云南哀牢山北部和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奴隶主集团，史称“六诏”，其中“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83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并由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对彝族先民居住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如在东川、乌蒙等地，乾隆十一年(1746)，已经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二”。?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逐步侵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各个彝族地区，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广大彝区，由于居住分散，历史、地理条件的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滇、黔、桂绝大部分彝区早已进入封建地主制；滇东北、黔西北部分地区尚存有领主经济的残余；川、滇大小凉山地区还长期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度。

    另外，在云南铁路沿线彝族地区，已有资本主义因素。在滇东北地区还出现了以龙、陇、卢、禄、陆、安六大家族为主体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相继粉碎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枷锁，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彝族的内部统治

    1949年以前，大小凉山彝族社会的全体成员，严格地划分为诺伙、曲诺、阿加和呷西四个等级。诺伙是统治等级，其余是被统治等级，程度不同地受着诺伙的剥削和奴役。但在被统治等级中，也有高等级占有低等级的现象。1949年以后这种奴隶社会的等级制被废除。

（一）诺伙

    汉语称“黑彝”，在政治、经济上享有无上的特权，是凉山的统治者，诺伙都有严密的家支组织和广泛的家支联系，并利用家支进行统治，自视血统纯洁、高贵，享有世袭的贵族身份和统治特权，与被统治等级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少数诺伙虽然经济下降，但并不因此改变他们的贵族身份和等级特权。?

（二）曲诺

     汉语称“白彝”或“百姓”，是被统治等级中最高的等级。这个等级也是世袭而来，少数是阿加赎身来的。他们的人身世代隶属于各自的诺伙主子，必须居于主子的管辖区内。诺伙主子有权将他们的人身转让、赠送、赔偿乃至作为赌注。不过事先一般要取得曲诺本人的同意。曲诺有自己的婚权和对子女的亲权，有独立的经济生活，但他们的财权是不完整的，要受到主子的一定限制以至侵夺，由于曲诺内部的贫富分化，少数人无地无畜，欠租举债，被迫等级下降沦入阿加和呷西的队伍；也有少数占有较多的土地和牲畜，并占有几户阿加和几个呷西。然而，曲诺永远不能上升为诺伙，也不能摆脱对诺伙的人身隶属关系。只在局部边沿地区，由于曲诺对所属的诺伙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使隶属关系稍有松驰，以至完全摆脱这种关系。?

（三）阿加

    汉语称“安家娃子”。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曲诺更低，除少数是下降的曲诺即所谓彝根阿加外，大多是汉人呷西经主子强迫配婚后与主子分居分食，等级上升的所谓汉根阿加。由于阿加的血统不同，彝根阿加只被诺伙占有，汉根阿加既可被诺伙占有，也可被曲诺以至彝根阿加占有。任何主子都有权将汉根阿加整户拆散、变卖以至虐杀，但对有家支的彝根阿加，主子一般不能任意杀害。汉根阿加必须住在主子的宅旁，以便随时供主子驱使，毫无行动自由，而彝根阿加只需住在主子的管辖区内，阿加无婚权和子女的亲权，主子有权随意将阿加的子女抽作呷西和陪嫁丫头，阿加子女的婚配概由主子作主。少数阿加的子女经主子允许可以自婚，但女儿外嫁，聘金全归主子，儿子自婚后所生的子女，一般是第一个女儿归自己，其余全归主子，或女儿与主子对分，儿子全归主子，也有主子只抽第二个子女的。主子允许阿加持有少量私产来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但这种极为菲薄的财产与阿加人身一样也完全归主子所有和支配。少数阿加可以上升为曲诺。

（四）呷西

    彝语称“呷西呷洛”，汉语称“锅庄娃子”。他们居于等级阶梯的最底层，主要是掠来和买来的汉人，或抽来的阿加子女，少数是破产下降的曲诺。呷西一般都单身，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权利。他们可被诺伙、曲诺以至阿加占有，终年住在主子家里，在主子的监视下从事家内和田间的劳役。主子为使呷西繁殖奴产子，防止他们逃走，往往强迫呷西配婚成家，允许上升为阿加。?

壮族
壮族历史悠久，早在旧、新石器时代，壮族先民们就在今之壮族地区这片土地上，使用各种石器工具，过着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创造了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

秦以前，壮族地区属徼外之地，部分地区属楚国。其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王朝统一岭南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而今之壮族地区大部分属桂林郡统辖，一部分属南海、象郡所辖。自此，壮族地区开始处于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成为祖国南疆领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秦末汉初，割据岭南立国称王的赵佗，推行一系列的旨在“和绥百越”的政策，吸取越族首领参与王国政权的管理，鼓励汉族与越族通婚，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因此，赵佗统治时期，南越“东西万余里”出现了“甚有文理”，“相攻之俗益止”的稳定局面，社会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汉武帝统一岭南后，继续推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东汉马援南征时，“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后汉书·马援传》)。修水利灌溉农田，这对当时岭南越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三国时，中原大乱，不少汉人避乱南来。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壮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南朝宋齐王朝时，在岭南地区推行俚郡、左县制度。

唐代，封建王朝在岭南西部的壮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以夷治夷”，进行间接统治。当时广西中南地区农业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有的土官“粮粒丰储，纵有十载无收，夕丛人无菜色”的景况。手工业的纺织业，生产的桂布白如雪，美观柔软，贸易交往，因而出现了“僚布”。经济文化有了发展。

宋元时期，是壮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封建王朝在壮族地区原来羁縻统治的基础上，推行土司制度。朝廷分别给首领者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等官衔，世代承袭。其职责是“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这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对缓和，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有一定的发展。

明清时期，壮族地区的土司制由发展到衰落。明一代初期，广西土司共有190多人，是土司制的繁盛时期。明中叶以后，中央王朝采取“改土归流”的措施，改土归流后，生产关系有了一定的调整，从而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围塘蓄水，灌溉田园，加之选种育秧，中耕除草，稻谷亩产增产。手工业也较发达，武鸣、忻城生产的壮锦，钦州产的紫砂陶器，容 县的造纸业都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发展起来，当时桂平、合浦成了货物贸易的集散地，驰名的合浦“南珠”，远销海外。一些地方，出现了“客商云屯，山货露积”的景象。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边远山区的生产仍比较落后。鸦片战争后，壮族地区和全国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光绪年间先后有龙州、梧州、南宁等地辟为通商口岸，洋货如洋布、洋纱、洋油、洋钉、洋伞、洋火等商品，大量涌入壮族地区的圩镇，民族工业受到打击，家庭手工纺织业受到冲击，壮族地区许多世纪以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趋于解体。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壮族地区也热衷于振兴实业，以优惠的条件吸引华侨来投资，清末华侨来广西投资者不少。

近现代以来，壮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为了结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以后，壮族地区先后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工农业改造，特别是1978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壮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民间组织——“议团”和“议众”

1949年以前，在桂西和桂北地区存在着一种官方系统之外的民间组织——“议团”和“议众”。在壮族社会里其基层组织结构是宗支，设有支族长。若干宗支组成宗族。一般是一寨一宗族，设宗族长，他同时也是头，但不全是寨老。头人有权召开全寨大会，叫做“众议。若干寨的头人组成议团，为所辖诸寨最高权力机关。这就形成了宗支——议众——议团这样的体系。

议团有处理所辖诸寨重大事务的决定权。每年春秋二季之始，头人便集中商讨补充和修改乡约。如有违法事件，议团有权定罪和行刑。屡教不改的恶棍，有权将其逐出十三寨。一些议众解决不了的纠纷，也由它最后裁决。总之，诸寨的安宁、社会秩序、生产、生活以至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决定权均在议团。

议团开会是相当民主的，头人坐在中间，任何成年男女都可以参加，每人都和头人一样有发言权。决定问题采取协商办法，任何头人都不得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大会，也不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办法，而是尽量讨论各种不同的意见，力求全体一致。议团一旦形成了决定，坚决贯彻实行。

议团、议众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讨论和监督执行乡约。乡约换内容分好几类，第一类是规定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第二类属专门例规，例如严禁乞丐、严禁烂崽、严禁窝赌、严禁盗贼、严禁匪类、严禁强蛮暴欺横行、严禁夜行、裁种禾苗禁放牲畜等。第三类是联合抗侮防盗的乡约。第四类是对外来人的防范和限制，如禁止引贼入山，禁止婚嫁时闯入酗酒闹事，禁止闯入庙宇，禁止随意垦荒等等。

对违约行为规定的五级制裁办法，如写悔过节、肉刑(点香烧肉、棍棒拷打)、革除(革除宗族和寨籍)、沉塘活埋等。1949年以后，均以国家法令为依据，一切与之不相适应的乡规乡约都废除。

壮族，历史上曾经实行过多种政治制度。最早的是氏族部落制度，血缘纽带是这种制度的基础。氏部、部落头目一般由选举产生，，大小头目之间的关系上是上下臣属关系，小头目必须服从大头目，每个头目对所属的人们拥有很大的权力。氏族和部落设有议事会。氏部和部落的重大事务均由议事会处理。氏部和部落各有长期形成的习惯法，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这种古老的氏族部落制度延续数千年，直至近代仍保留其残余形式。如，对村落首领，民间中有族长、寨老、峒官、峒主、君长、酋长、酋帅、渠帅等称呼，村落设有议事亭，有乡规民约等均是壮族传统的政治制度的表现。

其次是封建的政治制度。自秦始皇(前214)用兵统一岭南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之后，封建政治逐渐渗透到壮族社会中。到了唐代，壮族地区官方行政系统的组织结构是：岭南西道——羁縻州——县——峒，就地任命当地壮族首领管辖。为了防止争权夺利，朝延不管大州小州，首领一律称为刺史。宋代政权系统是路、州郡(广南西路分为桂、邕、宜、融、钦五州)、提举、土州、土县、土垌、村团，相应的行政长官为经略司、知州、提举、土知州、土知县、土知峒、主户。明清基本因袭宋代，但土州、县以下建置各地很不统一，分别有峒、化、区、段、亭、都、路、堡、坡、镇、甲、方等名目。改土归流以后。建置与内地相同。陆荣延统治期间，将广西分为六道，道下为县。新桂系统治时期，实行“三寓”(寓兵于民、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三自”(自卫、自治、自给)政策，加强统治，其统治体系为省、专署、县、乡、村、甲。

1949年以后，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壮族地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

飛若靈

布依族
和其他民族一样，布依族先民也曾经历漫长的原始社会生活。大约从春秋战国至西汉末年，处于奴隶社会阶段。隋唐时期，封建领主经济兴起，王朝始给其领主封号，实行羁縻政策，在布依族地区建立羁麻州，各州设立刺史、将军等官职，以当地土著酋首充任，世袭其地。自此，布依族地区进入了封建社会。
　到明代，土司制度日趋完备，土司在中央王朝的扶植下，征收赋税，定期纳贡，拥有大量领地、土民和武装，独霸一方，袭职子孙，机构遍及布依族地区。在土司制度下，土官掌有特权，是境内的封建贵族。土民终年劳动，过着贫困的生活。到清雍正年间，中央王朝强行“改土归流”，委派外地流官取代本地世袭土官，土司制度逐渐废弃，但在偏僻地区，土官势力仍较强大，流官无力以对，政令难行，从而出现了“土流并治”的局面，促使布依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日趋巩固。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布依族才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朝鲜族
我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具有悠久历史。据考证，早在26000年以前旧石期晚期，在延边大地上已有“安图人”生息活动。公元698年，北沃沮后裔靺鞨氏大祚荣统建震国，713年改为渤海国，藩属唐王朝，建都于敖东城(今敦化市)。后几易归属，元、明、清历代均在此设府建都。“延边”一词出现在1920年前后，由于地处三国交界的沿边，又归延吉边务公署管辖，故称之为延边。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于1934年12月在延边设伪“间岛省”。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GCD在延边建立了人民政权，设立了间岛省政府，同年11月改为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8年3月成立延边专员公署，1952年9月3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撤消延边专员公署，成立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1955年12月改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辖一市五县。1958年，敦化县划归延边。1965年设立图们市。1985、1987、1993年，敦化、龙井、珲春、和龙分别撤县改市。现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管辖延吉、图们、敦化、珲春、龙井、和龙六市和汪清、安图两县，首府设在延吉市。
　
满族
　　满族始称满洲，后有新(满语“伊彻”)旧(满语“弗”)满洲之分，实际上包含东北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

　　正统七年(1442)，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在明朝统治下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建州三卫”的出现，标志了满族主体部分的形成。在女真族的旗帜下，不止是女真各部，还有赫哲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的先民们，也采用了女真族的名号。15—17世纪，满族已成为一个新的共同体。所以，满洲之为族称，是以建州、海西女真为主体，同时又包括了大部分野人女真，当地的汉族、蒙古族和别的民族，也是构成满族的重要因素。

　　肃慎作为满族的最早先民，尽管史书上语焉不详，但考古发掘资料却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物证。肃慎及其后裔，既有关联又不能等同，不应该把肃慎以下的邑娄、勿吉、靺鞨、女真各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当为满族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又不能把肃慎以下，直至明代女真人的世代相承关系，与满族的形成割裂开来。满族真正以一个民族出现，只能说在明代末期的17世纪之初，这时已从女真人中间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历史，起源于明代女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

　　女真族本来是散居于东北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一带的游牧民族，古为萧镇氏，隋唐时称为靺鞨，分为七部，五代时改称为女真。宋时又分为生女真和熟女真两部，熟女真受辽国统治，生女真却散居东北，不受辽管。北宋末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改国号为金，是为金太祖，并起兵反辽，又与宋合作，把辽消灭，称霸北方。後金兵南下侵宋，首都汴京沦陷，宋室南迁继续抵抗。后来，金国不断地向南宋作出侵略、敲诈等行为，更多次侵略南宋。但後来金国开始衰落，被漠北的蒙古人反叛。

　　蒙古本臣服于金，而金国一直以分化的策略，煽动草原上各部互相攻伐，加上以减丁政策，对他们三年屠杀一次。终于，蒙古在成吉思汗领导下崛起，并联宋伐金，终至灭亡。

　　金国灭亡後，女真人仍是散居于东北。明初在东北设了三个卫所，分为建州、海西、野人，建州到了努尔哈赤时强大，他吞并了女真各部，复用国号为金，是为後金，後又把女真族改名为满洲族，并起兵叛乱攻明，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改国号清，是为清太宗。皇太极先假意与袁崇焕和谈，称机攻伐朝鲜。其後南侵，不久太宗崩，世祖福临幼年继位，由王叔多尔衮摄政。此时，大明由于天灾多发，民变四起，终被李自成所灭。1644年，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农民军激战于山海关。吴三桂以“材帛”、“割地”为条件向后金求援，多尔衮率后金军入关参战，满洲人正式侵入中原。

　　不久，世祖崩。圣祖玄烨继位，开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盛世。但到了乾隆晚年，盛世开始转下。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接著被列强侵害，加上内乱，满人的统治动摇，汉人乘势抬头。咸丰皇、光绪皇等先後图强，可惜都失败。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满清政府被推翻。

　　满州族到了今天仍生活于中国东北一带。

　　明初到明中叶，东北广大地区的女真人分为建州、 海西、东海（野人）三部。最初，建州女真分布于今牡 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于今松花江 流域；东海女真则散居在黑龙江及库页岛一带。自明初 至明中叶，在女真住地设置卫、所，逐渐增加,多达384 个卫、所，总属奴儿干都司名下。卫、所的长官如都督、 指挥使、同知、佥事、千户长、百户长等，均以女真酋 长担任。明廷给予印信，允许定期赴京朝贡。并先后于 广宁、 开源、抚顺、清河、□阳、 宽甸等处开设马市， 进行贸易。此类卫所称为羁縻卫所，故仍受辽东都指挥 使司节制。海西女真人亦失哈（亦信）,为明廷内官,在 明永乐九年(1411)至宣德八年(1433)的20余年中，屡受 朝命出使奴儿干（黑龙江下游地区），并于永乐十一年 (1413)和宣德八年兴建和重建永宁寺于奴儿干都司所在 地（黑龙江口附近亨滚河来汇处特林地方古城），两次 皆立碑于寺前，前者额题《永宁寺记》，后者额题《重 建永宁寺记》，详细记载奴儿干都司及永宁寺建立经过 与亦失哈屡次出使情形。碑上刻有汉、女真、蒙古、藏 4种文字,题名均由亦失哈领衔居首，以下数十人，有汉、 女真、蒙古等多种民族成分，为明朝东北部疆域及女真 各部臣属明朝的历史见证。

　　明代女真各部中，建州女真为元胡里改、斡脱怜二 万户的部民，酋长阿哈出、猛哥帖木儿于明初来归，先 后建立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设指挥 使，统辖其众。海西各卫所后来发展为叶赫、辉发、哈 达、乌拉四部。因受东海女真的袭扰，建州、海西二部 相继辗转南移，嘉靖年间(1522～1566)，建州女真定属 于今抚顺以东苏子河一带；海西四部则散处于今开原以 北辉发河流域。建州、海西二部生产力发展较快，农耕 技术相对提高，已普遍使用铁器和牛耕，迅速由采集狩 猎经济转向农业经济，进入奴隶制发展阶段。各部部长 称贝勒、贝子,拥有大批奴仆（阿哈）,成为奴隶主（额 真），平民则称为伊尔根。永宁寺碑 明成祖经营奴儿干设立卫所的记事碑，背面 有女真文，为女真文字资料中的珍品。

　　明万历十一年(1583)，女真人的杰出首领、猛哥帖 木儿的六世孙努尔哈赤起兵，统一了建州各部，万历十七年(1589)，明廷授予努尔哈赤都督佥事，寻升左都督， 后加授龙虎将军。努尔哈赤相继兼并海西四部，征服东 海女真，统一了分散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在统一过 程中，努尔哈赤将女真人原有的狩猎生产组织形式“牛 录” 加以增定完善， 创建了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八 旗”。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称大□，沿用“金”为 国号，史称后金。关于后金建国前及后金时期的社会性 质，目前史学界各家说法颇有差异，讨论正在深入发展。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死，其第八子皇太极继大汗位，于天聪九年(1635)改“诸申”(女真另一译写形式) 为“满洲”，从此满洲代替女真为族名，而其余女真各 部亦各以赫哲(赫真)、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名通行，女真一名在清代逐渐消失。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改国名为清，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历史上，满族的社会形态经历了几个阶段。
　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时，满族的直系祖先女真人，当时分为三大部，其中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较缓慢的东海女真其社会形态仍处于原始公社氏族部落时期。

    满族进入辽沈地区后，由于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变革，其社会形态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化。1644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之后由于承袭了明朝全部封建法制和政权模式，满族社会完全进入封建社会。留在关外的满族有的则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满族人民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满族的社会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1616年，建州女真(满族的前身)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寅县老城)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这是奴隶主的政权。八旗制度是其基本的政治制度。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标志着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与扩大。1644年，顺治帝迁都北京，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几乎承袭了明朝全部封建法制和政治制度。

    满清入关后，为了扩大和巩固政治经济上的封建特权，清王朝制定了一系列以民族压迫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压迫政策。一方面，满清贵族掌握军政大权，在政治上处于极其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满清统治者相继推行了薙发、易服、投充和逃入法等民族压迫和奴役政策。当时的社会矛盾是以阶级矛盾为实质的民族矛盾。从康熙年间开始，由于满清统治者进行了许多改革，社会主要矛盾才趋于缓和。
　　从康熙初年到鸦片战争以前，满清政府通过平等三藩与准噶尔部贵族分裂集团，以及统一台湾等国内战争，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通过历次制止外国侵略的自卫战争，巩固了中国的边疆。又根据各地区不同情况，进行了一系列地方行政制席的改革，其中包括对西南各省进行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确定了对全国各地区由中央直接派员进行管辖而又适合各地特点的地方行政制度，对巩固和确立中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满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外交政策，再加上封建专制王朝政治上的腐败，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满清政权开始了衰落的过程。满族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及中下级官员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进行政治上的变革。1898年，光绪帝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纲领，力图变法维新，但是受到以清太后叶赫拉那氏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和破坏，最终失败。

    1911年，满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满清废帝光绪，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东北沦为殖民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满族人民成为中华民族中平等的一员。在“民主、平等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下，满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满族的聚居区建立了自治县、自治乡，让满族人民行使自治权。通过民主选举，满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代表一起，共同参与国事，行使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

侗族　
　　侗族的社会历史直到唐代以前仍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侗族先民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稻作技术，驯养了家畜，还学会了酿酒，可能也继承了古越人较高的铜铁冶铸工艺。精神文化方面，产生了原始自然观以及反映这些思想意识和物质生产的原始文学。
　　唐代开始，侗族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由于从唐至清，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建立羁縻州、土司制度，社会处在早期封建社会阶段。清初实施“改土归流”，清朝对侗族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土地日益集中，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民国时期则在侗区实行保甲制度，进一步加快侗族封建社会的发展。但是侗族社会内部发展不平衡，某些氏族组织残余，例如以地域为纽带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款”(另见侗族社会组织)在封建社会阶段仍普遍存在，一直保存到民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侗乡先后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侗族聚居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侗族社会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瑶族
瑶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关于瑶族来源问题，学术界多数人认为瑶族源于“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原居住地在长沙、武陵两郡，即今之湖南湘江、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地区。瑶族先民古称“尤人”，“尤”是其自称，也是今瑶族的自称。

　　“尤”为九黎、三苗之后。九黎、三苗最初活动在中国江南地区，由于人口不断繁衍，向北寻找生活基地，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与东进的黄帝、炎帝部落接触并发生战争，九黎、三苗战败，被迫向南迁徙，到秦汉时期，瑶族先民逐步形成了以长沙、武陵或五溪为中心的活动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瑶族先民一度北迁，进入河南、安徽一带活动，但主要居住地仍在湖北、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促进了瑶先民原始社会的分化和瓦解，开始了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当时居住在湖南西南部和两广北部山区的瑶族先民被称为“莫徭”。到了宋代，宋王朝在瑶族地区不断完善羁縻统治，使瑶族先民进一步分化、发展，逐渐形成为单一的民族。元明时期，瑶族被迫继续大量南迁，不断深入广西腹地。特别是明代，两广已成为瑶族主要分布地区。进入明末清初，部分瑶族又由广东、广西分别迁入贵州和云南的南部山区，少数瑶族向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从而形成了“岭南无山不有瑶”的分布格局。

　　瑶族自唐末宋初形成为单一的人们共同体后，由于迁徙频繁，居住分散，经济发展特殊，故名称也复杂多变。瑶族名称可分为自称和他称两种，自称有90余种，其中自称为“绵”、“门”、“敏”为最多，约占瑶总人口的65%以上。他称则更多，有400余种，多与瑶族崇拜、政治、经济、居地、服饰、姓氏等密切相关。例如崇拜盘瓠的称盘瑶，崇拜盘古的称盘古瑶，崇拜盘王的称盘王瑶，崇拜密洛陀的称布努瑶；反映了政治内容的有安宁瑶、太平瑶、本地瑶、外瑶等等；反映其经济生活的有山子瑶、过山瑶、蓝靛瑶、木皮瑶、石灰瑶等；以居地称呼的有东山瑶、西山瑶、八排瑶、平川瑶、高山瑶等；以服饰称呼的有红瑶、白瑶、黑瑶、花瑶、白裤瑶、青衣瑶等；以姓氏称呼的有十二姓瑶、胡家瑶、盘家瑶、赵家瑶、侯姓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瑶族的“瑶”字加上带污辱性的“犭”旁，称作“猺族”。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GCD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废除了过去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侮辱性的名称和字眼，把“猺”改为“瑶”，把自称、他称的各地瑶人统称为瑶族。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瑶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早在秦汉时期，荆蛮中的一支瑶族先民，就活动在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平原地区。但因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断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瑶族人民为了生存，被迫不断向南迁移，由平原，越丘陵，入溪谷，进山区，辗转流离，最后只得在荒山野岭中寻找落足之地，过着艰苦的游耕生活。勤劳勇敢的瑶族人民，在长期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凭着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披荆斩棘，垦地造田，栽种树木和土特产品，为开发祖国南部山区做出重要贡献。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如五彩斑斓的刺绣和蜡染，《评皇券蝶》等一批民间文献，著名的长鼓、铜鼓舞和民间流传的歌谣等等。这些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在我国的文化宝库中，独放异彩。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她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分布区域广泛，二是自称与他称众多。

　　瑶族现有人口210余万，在55个少数民族中居第12位。但分布却相当的广泛。以广西为主，湘、黔、桂、粤、滇毗邻地区均有分布。具体而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60多个县，湖南省的30余县，云南省的15个县，广东省的11个县，贵州省的20余县，及江西省部分地区均有分布，与汉、壮、苗、侗等民族交错杂居。“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十分突出。而且除部分居住在丘陵、河谷地带外，大部分均散居于五岭、十万大山、都阳山、雪峰山、罗霄山、六韶山、哀牢山等高山之上，故有“南岭无山不有瑶”之称。

　　瑶族源于古代的“长沙、武陵蛮”，原居于长沙、武陵两郡，即今之湖南湘江、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地区。后来逐渐向广西、广东、贵州、云南等地迁徙。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生活习俗、文化特点，包括族称，亦随之产生区域性差异。历史上，瑶族的称谓数量之多，在我国各民族中是十分罕见的。仅自称就有勉、优勉、门、金门、史门、敏、标敏、布努、布诺等60余种。他称更多达390余种。他称中，有的来源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如盘瑶、盘王瑶、盘古瑶、布努瑶、唐王瑶、山公瑶、猴瑶；有的来源于服饰的颜色，如红瑶、白瑶、花衣瑶、白裤瑶、黑瑶、青瑶、青裤瑶；有的来源于头饰的特点，如板瑶、顶板瑶、尖头瑶、角瑶、笠头瑶；有的来源于发式的不同，如背发瑶、背髻瑶、梳瑶、涂头瑶；有的来源于居住地域的不同，如高山瑶、深山瑶、半山瑶、峒瑶、平川瑶；有的来源于居住地的地名，如道州瑶、常宁瑶、金秀瑶、七都瑶、连山瑶、双平瑶；有的来源于游耕经济生活，如砍山瑶、开山瑶、过山瑶、韭菜瑶、茶山瑶等等。这些他称显然都不是科学的称谓，但对于研究各地瑶族的历史和文化特点还是十分有益的。

　　◆过山瑶的两个起源神话“磐瓠”和“渡海”——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演进。竹村卓二教授收集了所有关于瑶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并分析了其主要传说特点。如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都有着自己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古老传说。汉族就有“盘古开天地”和“女娲补天”之传说。而瑶族的“磐瓠”与汉族之“盘古”在音韵上如此相似，可见两个民族的联系是多么的紧密。

　　一、莫徭的分布与社会生活

　　莫徭之名，最早见于《梁书&#8226;张缵传》，说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住有“莫徭蛮”之人，长期以来依山为险，不归属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表明公元6世纪时，莫徭已出现于我国南部南岭山区一带。莫徭得名，是由于“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即由免服徭役而得名。这里所谓的先祖有功，也就是指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与《后汉书&#8226;南蛮传》所载的；槃瓠故事。即高辛氏畜犬槃瓠咬死敌方吴将军，衔其首级诣阙下，因立功而得与帝女成婚，繁衍后代成为长沙武陵蛮之事。他们长期居住山区，不归朝廷统属。543年(梁大同九年)，张缵任湘州刺史，因“宽徭省赋”，“奉宣皇恩”，召致莫徭开始“向化”，莫徭从此与外界的官府衙门建立了关系。据《隋书》地理志载，当时他们广泛散布在长沙、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等郡，足迹遍布洞庭湖周围及湘、资、沉、澧诸水流域。

　　7世纪的莫徭主要从事狩猎及刀耕火种农业。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洞庭湖畔写《岁晏行》一诗，反映了莫徭当时的生活场景：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刘禹锡在贬官连州任刺史时，也写过《莫徭歌》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等五言长诗，表明“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以及“张罗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箭头余鹄血，鞍傍见雉翘”的分散居住，不受官府管辖，在山头上刀耕火种，依*罗网、猎犬、弓箭狩猎的生活。刘禹锡的《蛮子歌》：“蛮语钩輈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祀槃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麇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进一步描述了这群信奉槃瓠传说的“蛮子”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服饰，与外界很少联系的情况。当时他们已经使用铁器，对铁器比较珍贵，所以“婚嫁用铁钻钴为聘财”。据记载，莫徭男子着白布褌衫，女子则穿青布衫，斑布裙。没有鞋袜，赤足在山地行走。生活是比较艰苦的。

　　唐代以后，莫徭名称在史籍中消失。此后，即以“瑶”、“瑶人”或“蛮瑶”的族名出现于宋代以后的史籍。

飛若靈

白族
洱海区域和滇地区域皆是白族原始文化和古代文化的两大摇篮，也是祖国西南边地最早的文化发祥地。大理州宾川县白羊村遗址表明：约距今4000年前，相当于夏王朝早期，远古白族先民已进入比较完整的原始社会，已有木结构聚落，能种植水稻，驯养家畜。距今3200年，相当于商王朝后期的剑川县海门口遗址近千件出土文物表明：白族先民已进入铜石并用、以青铜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祥云县大波那铜棺墓葬、楚雄市万家坝、晋宁县石寨山、江川县李家山等地丰富精巧的青铜器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战国时期，白族先民已跨入有“常处”、有“君长”的家长制社会。

    在洱海西岸创建了以叶榆部落为主体的“叶榆国”政体，定“益都”(今大理喜州)为“国都”，“创建了洱海区域的农业文化”。同时代，大批游牧的“昆明”人进入农业民族的叶榆人所居住的坝区，并部分与叶榆人融合。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秦王朝开始经营“西南夷”。公元109年(元封二年)，汉王朝在昆明设置益州郡，不久在大理地区设置叶榆(今大理)、云南(今祥云)、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四县，白族正式纳入益州郡建制。汉唐之际，叶榆后裔张氏龙佑那至张乐尽求在洱海之南弥渡建立了历经300多年的“白子国”，“建城邑，务农桑”。至唐朝贞观年间，始禅让于巍山蒙氏。唐代，公元8世纪40年代，白族先民与彝族先民共同创建了强盛的“南诏国”。国王是“乌蛮别种”，但其文臣武将中大多数由白族贵族担任。经济文化始终以白族先民“河蛮”为主导。大批贵族子弟赴成都学习汉文化。以“河蛮”为代表的“白蛮语”为南诏国通用语言。

    公元937年，白族首领——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外联滇东三十七蛮部，推翻了南诏后期杨氏“大义宁国”，建立了白族主政达300多年的“大理国”，使经济文化较南诏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洱海区域的白族社会进入封建领主制。

    1254年，蒙古军灭大理国。后元王朝在云南设立行省，封白国王后裔段氏为“世袭大理总管”。

    1382年，明王朝平灭云南大理，命沐英世袭镇守云南，屯田戍兵，筑城积粮，为此大批汉族大姓从内地江浙闽一带迁来云南住居城镇或平坝，多与白族通婚，使白族与汉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经元、明400多年治理，白族平坝地区步入封建地主经济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直至1949年，不少白族子弟勇敢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在中法战争、辛亥革命、护国讨袁运动中英勇献身；一批优秀儿女加入中国GCD，成为中国GCD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抗日民族英雄、云南滇西北武装暴动的党政军领导人物，等等为云南的解放立下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白族人民在中国GCD领导下，先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1月，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人民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历史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土家族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土家族及其先民，艰辛地开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进程。
　 见诸文字记载的土家族先民，巴人鼻祖廪君，就是位为振兴自己民族，不断奋进的“贤君”。他是巴代子务相，为古代巴族最早的首领。他与居住在武落钟离山的赤黑两穴王姓氏族，通过比剑击石独中，乘土船独漂而战胜其他四姓氏族首领，被推为王姓氏族联盟酋长，号称“廪君”。他率领王姓氏族向盛产鱼盐之地清江进发，在战胜活动于清江的女性氏族酋长盐神之后，溯江而上，进入川东地区，将氏族布局鱼盐富庶之地。西周时，建立了寰雄西南的奴隶政权巴国，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相当强大。但到战国中期，被秦国贪其富庶而并吞，改建为巴郡。

    他们聚族而居，顽强地保持和维护着自己民族特性。《汉书·地理志》(卷八)载，徙居楚之边鄙五溪之域的巴人，他们“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宋代《太平寰宇记》，将散居巴、峡、巫、夔四郡及五溪流域的巴人，称为“廪君苗裔”、“板楯蛮”种类。宋末在土家族地区建立土司制度后，由本民族上层人物担任官职，土家族地区方才逐渐进入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
　　元明期间，随着土司制度的稳固，土家族聚居的湘鄂川黔边的地域也就相应结成了一体，并逐渐巩固起来。?
　　 清康熙、雍正年间，为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清王朝对设土司制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湘鄂川黔边土家族地区与中原汉族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湘鄂川黔边土家族地区走向了封建地主经济。到清未以后，土家族地区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近百年来，土家族人民继承和发扬民族爱国光荣传统，勇于站在斗争的前列。在鸦片战争中，土家族著名爱国将领陈连升，守卫国门沙角炮台战死沙场。当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时，土家族爱国将领罗荣光，主动请缨留守天津大沽口炮台，以身殉国。土家族同盟会会员温朝钟和革命志士黄玉山，在鄂西和川东地区高举起“除暴安良，保国保种，扫清灭洋”的旗帜，组织武装起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家族人民在中国GCD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湘鄂川黔边土家族参加了贺龙同志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斗争，为创建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解放战争中，土家族人民组织游击队，配合人民解放军进攻鄂西来凤、鹤峰等地，消灭了反动地方武装及国民党军队，摧毁了国民党在湘鄂川黔边的黑暗统治。?

    建国后，土家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步入了一个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根据土家族人民群众的愿望，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于1957年9月20日，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川东秀山、酉阳、石柱、黔江、彭水、宜昌长阳、五峰、铜仁沿海、印江等土家族自治县，有了管理和发展自己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自治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先后来到湘西、鄂西、川东等土家族地区视察，从财力、物力和人力等方面，给以优惠和扶植。现在，党中央委员会有了土家族委员、省、州、县各级政府，也都有了本民族的领导干部。

哈尼族
哈尼族有多种自称，以哈尼、卡多、雅尼、豪尼、碧约、布都、白宏等自称的人数较多。另外还有糯比、糯美、各和、哈鸟、腊米、期的、阿里卡多、阿古卡多、觉围、觉交、爱尼、多塔、阿梭、布孔、补角、哦怒、阿西鲁玛、西摩洛、阿木、多尼、卡别、海尼、和尼、罗缅、叶车等自称和他称。哈尼主要居于红河南岸的红河、绿春、元阳、金平等四县；雅尼居于西双版纳自治州及澜沧县；卡多、豪尼、碧约、布都、白宏等均交错聚居或散居于景东、镇沅、墨江、新平、元江、普洱、江城等县。
　　滇中地区出土的牛虎鹿贮备器。距今3000多年。

    本民族内部之间的互称和其他民族对哈尼族的称谓也不尽一致。见于汉文史籍中的历史名称，秦汉时期称“昆明叟”，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乌蛮”，唐南诏、宋大理国时期称“和蛮”，元朝称“斡蛮”、“斡泥”，明朝称“窝泥”、“和泥”，清朝称“和泥”、“窝泥”、“禾尼”。哈尼族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名称的出现及其分布变化，反映了历史上他们迁徙流动的情况。名称虽多，其音义却基本一致，均与目前的自称和互称相同或相近，都从“和”音，其义仍为“和人”。

    可以说，哈尼族两千多年来基本上就具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以人数较多的自称“哈尼”为本民族统一的名称。（李永燧、王尔松编著：《哈尼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对哈尼族的历史渊源，民族学和历史学界大致有四种观点：①东来说；②两向族源多种文化融合说；③红河两岸土著说；④“氏羌系统”南迁说。东来说以滇南地区部分哈尼族采用父子连名谱系追根溯源到南京应天府柳树湾，或山西、河南、江西、贵州等地，并以此为依据，认为哈尼族与汉族的渊源同出一辙。两向族源多种文化融合说认为今天从事山居农耕的哈尼族是“由青藏高原南下的北方游牧部落与云南高原北上的南方稻作民族——夷越融合而成的新型稻作农耕民族”。就族源论，“当是双向的、复合的，即南方土著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汇与融合”。

    就文化论，是一种“南方夷越海滨文化与北方游牧部落的高原文化的化合体。”（史军超《哈尼族与“氏羌系统”》，载云南《民族文化》1987年第5期）。红河两岸土著说以出土文物为证据，认为哈尼族系红河地区的土著，与西北高原民族毫不相关。（孙官生《论红河流域是早期人类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载《红河文物》1986年第3期。）“氏羌系统”南迁说是比较流行的观点。它认为哈尼族同今天云南省境内十几个彝语支系的民族一道，其主流均同源于古代氏羌部落族群。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氏羌族群原游牧于青、甘、藏高原。

    秦献公时期（公元前384-362年），秦朝势力迅速扩大，大肆进行征服邻近部落侵扰的活动，氏羌族群被迫流迁各地。在迁徙中，南迁的羌人不断繁衍，形成耗牛种和越嶲羌、白马种、广汉羌等若干部落，活动于今川西南、滇西北、滇东北的广大地区。史学家将这些南迁的羌人遗裔统称为“和夷”。和夷名称虽不单指一个民族，但无疑包括哈尼族先民在内。这一记载，与哀牢山区哈尼族的民间传说基本一致。相传哈尼族的祖先，曾游牧于遥远的北方一个名叫“努玛阿美”的地方，尔后逐渐南迁，居住在“谷哈”和“轰阿”（指滇池、洱海沿岸）广大地区，与“昆明种人”相互交错杂居。

    后因遭异族侵扰，分两条路线往南迁徙：一条即早先“和夷”自川西南迁经滇池昆明一带，再经南迁至滇东南的六诏山区；一条自滇西北迁经大理湖滨平坝，然后分别南下到今哀牢山、无量山区的景东、景谷、镇沅、新平至石屏、建水、蒙自、开远，继而至元江、墨江、红河、元阳、绿春、江城及西双版纳等地。

　　隋唐时期，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同被称为“乌蛮”。唐初，哈尼族开始从乌蛮中逐渐分化，散布于哀牢山、无量山广大地区的哈尼族被称为“和泥”。滇东南六诏山出现的“和蛮”部落，曾多次向唐朝贡方物，开始了与中原政治经济的联系。南诏崛起后，各地哈尼族直接隶属于南诏，与滇东北、滇南彝族一起，被统称为37部蛮。其中的因远（元江）、思陀（红河）、溪处（元阳、金平）、落恐（绿春）、维摩（丘北、泸西、广南）、强现（文山、砚山、西畴）等7部均大部分为哈尼族，处于南诏奴隶制政权的统治下。

    10世纪中叶，南诏通海节度使段思平率37部蛮，会盟于石城（曲靖），直驱洱海，于937年摧毁了杨氏的“大义宁国”奴隶制政权，在云南建立了大理段氏封建领主政权。哈尼族各部落，因得到大理国段氏的分封，开始建立领主制度。六诏山区各部哈尼族，以强现部最为强盛。其领主龙海基“素为诸夷所服”（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一七四，《土司考·开化府》。），统一了各部大小领主。宋皇祐时，因向导宋将杨文广过境有功，受宋王朝令世领六诏山区，世代为滇东南最高领主。滇东南哈尼族便与中原有了密切的联系。

　　13世纪中叶，元朝灭大理段氏政权，统一诸部，设云南行省。元宪宗六年（1256年）立阿万户府（至元十三年改为临安府），辖今红河州大部、文山州一部。龙海基九世龙健能曾一度被授为阿万户府总管，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哀牢山区各部哈尼族，从10世纪中叶进入封建领主社会。1256年后，元朝设置元江万户府，思陀设置和泥路，落恐、溪处分别设置正副万户府等统治机构，以哈尼族首领为土官分别直隶于云南行省。后又将元江万户府改为元江军民管府和元江路，统辖哀牢山地区哈尼族各部，加强了直接统治。

　　明初，明军征云南，龙海基16世孙龙者宁迎明反元，使得明军直捣梁王府，迅速摧毁了元朝在云南的最后统治，改云南行中书省为云南布政使司。在哀牢山哈尼族地区，成立各部长官司，多由哈尼族土官充任。各地哈尼族土官与中原皇朝的关系更为亲近。思陀遮比、溪处自恩、落恐他有、瓦渣阿英等土官，分别接受明皇朝所赐李、赵、陈、钱等汉姓。明初，在云南实行军屯、民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不少汉族进入哈尼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哈尼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使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六诏山“土田多美，稼穑易丰”（乾隆《开化府志》卷九，“风俗种人”条）。14世纪中叶以后，新平、元江、墨江、普洱、镇沅一带的哈尼族逐步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过渡。

　　明末农民起义军残部李定国，在哈尼族等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在云南建立了抗清根据地。清兵进逼云南以后，哈尼族头人龙韬等联合六诏山、哀牢山区哈尼族等各族人民，推举宁州（华宁）土官禄昌贤为首领，于1665年举行了席卷整个滇中南的反清大起义。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就此废除六诏山区各土官领地，实行改土归流，分属开化、广西两府，从此结束了哈尼族龙氏在滇东南近500年的统治。哈尼族居民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有的则迁至红河南岸哀牢山区。至此，滇东南六诏山区哈尼族基本绝迹。

    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哀牢山区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因远罗必甸长官司，属元江州管辖；改马龙他郎甸长官司、钮兀长官司为他郎厅（墨江），隶属普洱府。思陀、溪处、落恐等各土司仍旧不变，继续实行土司制度。（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著：《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6页。）1817年，红河南岸宗哈（今元阳县攀枝花乡）新兴地主高罗衣聚众700多人起义，自封“窝泥王”。起义军曾一度攻克麻栗寨、新街、芭蕉岭、逢春岭、溪处、瓦渣等土司领地，给土司领主以沉重打击。起义失败后，高罗衣被俘身亡。1853年秋，哀牢山中段镇沅、墨江、新平等地各民族在田四浪（本名田以政，墨江哈尼族卡多人）领导下，聚众3000多人起义，一度攻占镇沅县全境和西南部哀牢山区。

　　1856年，起义军与李文学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结盟，田四浪被推举为“夷家兵马副元帅”，分领哀牢山中、下段农民起义军。起义军一度攻占了许多地方，有力地打击了封建领主和清王朝的黑暗统治。1870年12月，田四浪被俘，于次年被清兵杀害。

　　1917年，金平猛丁土司区管辖下芭蕉河的苗族人民在女“苗王”马勃迈的带领下发动起义。元阳县多沙寨女青年卢梅贝一马当先，率领当地哈尼族义军英勇作战，被“苗王”封为大将。年底，义军汇集于茅山，推举卢梅贝为联军统帅，分路扫荡各地土司势力，多次给官军以沉重打击。1920年春，义军战败于马鹿塘——茅山一带，卢梅贝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免于难。哈尼人民赞扬她为各族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尊称她为“多沙阿波”（意为多沙寨的“阿爷”）。

  　近百年来，哈尼族人民此起彼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都归于失败。只有在中国GCD的领导下，人民革命斗争才逐渐走向胜利。早在大革命时期，今开远、蒙自、个旧等县、市就已经有了GCD的地下组织，继而扩大到滇东、滇西各县。1930年左右，哈尼族主要聚居的墨江县，是当时云南地下党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党组织了读书会、;穷人相帮会;等活动，教育和培养了广大贫苦农民及许多优秀的哈尼族知识分子，在哈尼族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1947年底，中共滇南临时工委在个旧秘密建立。

    次年，在元江彭泽正式建立红河地区的游击武装。这支队伍东征西战，不断壮大，1948年正式编组成&quot;云南人民讨蒋自救自卫军第三纵得到了哈尼族人民的极大的响应和支持，党领导下的哈尼族地区的人民游击武装，迅速燃起了革命斗争的燎原烈火，迎来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

哈萨克族
　　哈萨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先民早在公元前便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但较为详细的历史记载则是在哈萨克汗国建立之后。据东西方史籍记载，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在金帐汗国东部出现乌孜别克汗国，其汗为阿布尔海尔汗。1456年，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率领哈萨克人反抗阿布尔海尔汗的统治，向东迁徙，在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建立了哈萨克汗国。1468年，阿布尔海尔汗死，乌孜别克汗国解体，原乌孜别克汗国的领地和属民臣属于哈萨克汗国。

    哈萨克汗国在哈斯木汗统治时期(1511-1523年)空前繁荣，疆域不断扩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据史籍记载，哈斯木汗统治时期，完全统一了哈萨克各部，形成了地域广大的哈萨克汗国。当时汗国的人口已达100万，军队有30万。

    1523年，哈斯木汗卒，汗国发生为争夺汗位的内讧。哈斯木汗之子马玛什(Mamax)虽然继承汗位，但不久被政敌所杀。后来，哈斯木汗的堂弟塔赫尔(Taher)成为哈萨克汗国的可汗。此后一段时间是哈萨克汗国的衰落、分裂时期。

    1538年，哈斯木汗之子哈克那札尔(Haknazar)为可汗。他执政长达42年，巩固了政权，平定了内乱。这一时期是哈萨克汗国的中兴时期。

    1598年，契戛依汗之子额什木继为可汗。他在哈萨克族历史上以“魁梧的额什木汗”而闻名于世。他即位后，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武力征服叛离者，使汗国重归统一。

    1628年，额什木汗卒，其子杨吉尔即汗位。在杨吉尔汗统治时期，蒙古准噶尔部强盛起来，常侵入哈萨克汗国。杨吉尔汗和布哈拉汗联合共同抗击准噶尔人的进攻。这一时期，哈萨克汗国与准噶尔人之间发生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在1652年的第三次战争中，杨吉尔汗阵亡。

    杨吉尔汗死后，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冲突。较有势力的苏丹企图自立为汗，独霸一方。汗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680年，杨吉尔汗之子头克(Tawke)继为可汗后，即着手消除汗国的分裂状态，加强汗的权力和地位，维护各部落之间的团结。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汗国又出现安定统一的局面。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准噶尔多次侵扰哈萨克汗国。头克汗努力加强内部团结，反击外来侵略。1718年，头克汗去世，汗国内部又趋于分裂。准噶尔即在当年大举进攻哈萨克汗国。由于内部不团结，哈萨克伤亡惨重。

    1723年至1728年，是哈萨克历史上被称为“大灾难的年代”。1723年，准噶尔大军突然袭击塔拉斯河流域的哈萨克部落，大肆烧杀掳掠。1724年至1725年间，准噶尔军队又攻入锡尔河流域，攻占哈萨克汗国的统治中心土尔克斯坦城。哈萨克人四散奔逃，流离失所，遭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这种局面延续了5年之久。

    1755年至1757年，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部，解除了哈萨克族来自准噶尔的威胁。当时的哈萨克中玉兹阿布赉汁即遣使到伊犁与清政府接触，表示愿意建立朝贡的藩属关系。1757年6月，清军至阿布赉汗处，阿布赉汗在巴尔喀什湖东部的爱古斯河畔迎接清军，正式表示归顺清朝和朝贡，并要求遣使入觐。乾隆皇帝接受了阿布赉的臣服，并颁发了册封阿布赉的敕谕①此后，哈萨克汗国正式臣属清朝，建立了藩属关系。哈萨克三部历年贡使不绝，并与清政府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关系十分密切。

    十八世纪中叶起，沙俄侵入哈萨克草原和原属清朝伊犁将军管辖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864年至1883年，沙俄以讹诈和军事威胁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按照条约中“人随地归”的规定，侵占了原臣属中国的哈萨克族及其居住地区。1864年，游牧于斋桑湖一带的哈萨克克烈12部，因不堪沙俄的统治和压迫，离开原牧地，迁入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区。1883年，哈萨克黑宰部落3千多户迁入伊犁和博尔塔拉地区，部分乃曼部落移入阿尔泰地区哈巴河县。此后，又有不少哈萨克族脱离沙俄，进入划界后的中国境内。至十九世纪中叶，伊犁、塔城、阿尔泰大部分地区成为哈萨克族的游牧地。一百多年来，哈萨克族为祖国的边疆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民族自治政策，在哈萨克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州、自治县。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于1954年11月27日，州人民政府所在地是伊宁市，辖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和伊宁、奎屯两市，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成立于1954年7月17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成立于1954年9月30日，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成立于1954年4月27日。

飛若靈

傣族
　　傣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其先民在有史记载以来被称为“百越”，“百越”是我国古代东南和南部地区一个分布广泛的族群，在东起今浙江、福建，南至今广西、云南，直至东南亚一带的广大领域内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其后裔还包括了今天的水族、布依族、侗族、黎族等民族。因其历史上同俗共源、支系发展繁杂、分布地域广阔而被称之为“百越”，以示其多。  

　　“百越”一名出现于战国晚期，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交趾在今越南北部，会稽在今浙江省绍兴，加上云南省整个南部边沿地区，构成一个半月形的广阔弧形地带，是最早的百越文化区（黄惠焜著：《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6页。）。自殷商以来，云贵高原上便有越人活动。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傣族地区或邻近傣族的地区多有发现。从60年代开始，景洪澜沧江沿岸的台地上先后发现了曼蚌囡、曼允、曼景兰、曼厅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出石斧、石锛、石刀、鱼网坠等石器以及陶器、骨器和贝壳等遗物（宋兆麟：《云南景洪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65年第11期。）。在德宏瑞丽江畔的芒约和陇川曼胆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上也发现了夹沙红陶、夹沙黑陶、印纹陶片、石斧等遗物，其中有肩石斧、石网坠和印纹陶是古越人文化的典型代表，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具有明显的百越文化特性。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昆明……其西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曰：“滇越、越嶲，则通号越，细分而有嶲，滇等名也”。这是公元前1世纪时关于傣族的明确记载。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云南西部越人区域设置永昌郡(郡治在今保山)，辖永昌徼外的广大傣族先民。在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中，傣族先民又以多种族称见于史乘。《后汉书·西南夷传》中称之为“掸”；唐代樊绰的《蛮书》则根据其特征称之为“黑齿”、“金齿”、“绣脚”、“绣面”等，宋代沿称“金齿”、“白衣”，元明时写作“百夷”，清代后多称“摆夷”，自称则一直是“傣”。黑齿、金齿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牙齿的习俗，现今大部分傣族仍以各种植物染黑牙齿为美，或长期嚼食槟榔等导致黑齿，或以金银齿套装饰牙齿。绣脚、绣面即文身，是傣族中仍很盛行的一种习俗；而史料中的“通身裤”、“娑罗笼”即统裙，是傣族妇女的传统服饰；所谓的“楼居”则一直是傣族的传统建筑--干栏式建筑，这些都是古越人与今天的傣族的共同文化特征。  

     史书所载的滇越是百越最西的一个族群，活动范围包括今云南西部德宏地区及缅甸南北掸邦的部分地区，《汉书·张骞传》又称之“乘象国”，是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的必经之路。“乘象”和“役象”是越人的一大特征。《论衡》曾记越人役象说：“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唐代的《蛮书》亦记：“开南以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象大于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开南在今景东，是当时南部傣族的腹心地带，辖区及于今西双版纳，说明唐代的傣族社会已经进入了犁耕农业时期。古代傣族养象力役或乘象出行、出战的习俗至600年前的史料中仍有记载。明朝三征麓川(今德宏大部地区)时便遭遇了思伦发叛军的“象战”，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三月，“时思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象百余只……以万人驱象三十余只逆战，其酋长跨巨象直前……其酋长、把事、昭纲之属皆乘象，象皆披甲，背负战楼若栏木盾，悬竹筒于两旁，置短槊其中，以备击刺。阵既交，群象冲突而前，我军击之，矢石俱发，声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思伦发……大败。”云南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清代时反映傣族生活风俗习惯的绘画作品--《乘象图》，说明傣族乘象的习俗至清代仍有保存。傣族先民自东汉以后又被称作“掸”，掸国就是滇越，云南境内的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等周边民族至今仍对傣族保留有这一称呼。掸国是傣族先民在2000年前建立的早期部落国家，对东汉政府有贡赋，是东汉的边境郡(属国)。《后汉书·西南夷传》对此有载：“永远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蛮及掸国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解支，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采曾各有差也。”  

黎族
　　秦末汉初，南越王国称雄岭南历五世93年。海南也属于南越王国的南疆。南越国被汉武帝出兵灭亡时，丞相吕嘉的部属越族酋领有一部分率众奔往海南岛上，并遭到汉伏波将军路博德的水师（楼船）追击。
2.汉朝至南北朝
　　 西汉中央政府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在海岛设置儋耳、珠崖二郡。汉朝起初因儋耳、珠崖二郡“为初郡，以其帮俗治，无赋税”（《史记·平准书》），当时海南岛上的黎族先民还处于在原始社会阶段，免纳赋税。郡县大都设在岛上沿海及水中交通方便的地方，主要在岛的东北部和西北部。而黎族先民广泛分布于岛的中部和南部山区，据山险自守，并常以武力反抗地方官吏的暴政，迫使汉朝于始元五年（前82年）省儋耳郡，并入珠崖郡。又于初元三年（前46年）罢珠崖郡，省玳瑁，改置朱庐县。?

    东汉光武帝建元十九年（43年），伏波将军马援“往来南海，抚定珠崖，调立城廓，置井邑恢复了珠崖县的建制。从东汉至六朝，黎族先民包含在“俚”与“俚僚”族群的泛称之中。

    三国孙吴、晋及南朝初期，海南岛上仍设置了朱庐县、珠官县（《宋书·州郡志》四）。直到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年），在俚族大首领冼夫人的率领下，海南废儋耳郡境千余峒归附于梁，设置崖州，隶属于广州都督府（《隋书·地理志》下）。

3.隋唐五代时期?

    隋朝建立后，因冼夫人招抚海南俚僚有功，开皇十一年（591年）赐给临振县1500户为春汤沐邑，并封赠其子冯仆为崖州总管。隋代在海南岛设珠崖郡（砂崖州），临振郡、儋耳郡，下设10县，编户19500户。

    唐武德五年（622年），唐朝派大将李靖率军平岭南，俚族大首领冯盎（冼夫人之孙）率其部属归附，唐以其地析置8州，其中的崖、儋、振3州便在海南岛上。唐代于岛上设5州（郡），22县。

    唐朝政府曾不断与俚僚酋领争夺民户，贞元五年（789年）岭南节度使李复从峒僚之手恢复琼州，并升琼州为都督府兼五州招讨游弈使，罢崖州都督。此后琼州便逐渐成为海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咸通五年（864年），唐一度在俚僚腹心地区设置忠州（今屯昌县境），屯兵7年后撤出。

    唐代海南岛各族居民的分布状况是：汉族在岛上沿海外围地带，俚僚（黎族先民）在岛骨腹地。

    五代南汉政权大体承袭了唐代在海南的行政建置，仍设5州，将22县省并为14县。从唐代后期至宋，俚僚始改称黎。

4.宋元时期

    北宋灭南汉后，于开宝五年（972年）徙崖州于振州、遂废振州，以原崖州所领舍城、文昌、澄迈等县并入琼州。岛上的儋、崖、万安3州地狭户少，常以琼州牙校典治，后又改此3州为军。至道三年（997年）琼州隶属于广南西路。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一度在黎母山心夷（指黎族）峒中设置镇州（在今东方县昌化江流域），升为都督府。南宋在岛上置塞设戍，并从黎族中招募“峒丁”，助官军防守。通计宋代在海南岛上共设1州3军10县。

    元朝至元十五—十六年（1278—1279年），招降海南岛四州（军）之后，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其治所在雷州（今海康县），改琼州为琼州路（后又改为乾宁）军民安抚司，其余岛上三军（南宁、万安、吉阳）为宣慰司统辖。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隶属湖广行省。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以海南新附四州（黎）洞寨519、民2万余户，置会同、定安二县，隶琼州；天历二年（1329年）又将定安县升为南建州。元朝的统治已向南渡江、万泉河的支流推进。元军的兵力深入五指山区，武力征伐黎峒，至元二十八至三十年（1291—1293年），“归附”的黎峒626个，户口47000余，占当时全岛总户数的51%。东方、乐东、定安县境还留有“大元军马到此（下营）”等石刻，以炫耀其武功。

    元湖广行省根据“海南海北多旷土”的情况，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设置“镇守黎蛮海北海南屯田万户府”，招募民户及新附军组成，统十二翼（后增为十三翼），每翼设千户所。《元史》记载：海南屯田面积29298亩，约占整个万户府屯田总数的52%强。元统二年（1334年）又在海南设置湖广黎兵屯田万户府，统千户13所，每所兵1000人，屯户500，皆土人为之，官给田土、牛、种、农器，免其差徭。黎兵屯田万户府与黎峒千百户的头目皆为黎族酋领担任，使黎族土官制在元代得到迅猛发展。
　　 公元8世纪起，唐代时，南诏地方政权划出十赕、七节度、二都督统辖区内各部，其中的永昌节度辖区包括今德宏全部；开南节度辖区包括今西双版纳全境。至宋代大理国时期，傣族先民“金齿”、“芒蛮”、“白衣”仍归大理国管辖。

   公元13世纪，元代在云南西部傣族地区设六路一赕，以德宏为中心设金齿宣抚司，以西双版纳为中心设彻里军民总管府，成为元初云南行省五大区域中的重要部分。  

   公元1384年，明代在西双版纳设车里军民宣慰使，在滇西设干崖、南甸、陇川等宣抚司，猛卯、路江等安抚司和芒市长官司等，在怒江以东设耿马安抚司、孟定御夷府等，在滇南景东、元江等地设府。公元1670年，车里宣慰使刀应勐将辖区划分为12个提供封建负担的行政单位，傣语称之为“版纳”，始有“西双(‘十二’的傣音)版纳”之称。<br>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南部傣族曾以西双版纳为中心建立了景龙金殿国，又称勐泐国。据傣文《泐史》(《勐泐的历史》)记载：“叭真于祖葛历542年(公元1180年)入主勐泐，遂登大宝，称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建都于景兰……”《泐史》上卷称车里全境为勐泐；称首邑为景龙，傣语即黎明之都；中下卷则称全境为勐永，意即孔雀之国和孔雀之都。西部傣族以今德宏瑞丽江河谷为中心建立了勐卯地方政权。至11世纪，勐卯与勐生威、勐兴古、勐兴色三个傣族部落政权联合建立“果占壁王国”。至思可法时期，又建立了称雄滇西200余年之久的麓川王国，《百夷传》记其境域云：“景东(今云南景东县)在其东，西天古刺(今缅甸白古)在其北，八百媳妇(今泰国清迈、清线一带)在其南，吐蕃(今西藏)在其北”。  

    至清代，西双版纳、德宏、孟连、耿马等地仍承袭明朝设置，元江、景东、思茅、普洱等地则设流官治理。民国初年，设置“普思沿边行政总局”。1913年在德宏设置行政区，1925年将西双版纳改设车里、佛海、五福、镇越、象明、普文、卢山等七县。1932年又在德宏设置潞西、瑞丽、盈江、梁河、陇川、莲山等六个设治局。  

    各朝各代对傣族地区行政区域的设置，确定了祖国西南的疆界，加强和巩固了中原内地与边疆傣族的联系。同时，傣族也在这种历史进程中，与全国其他民族一道，共同抵御外族的入侵，反对民族的分裂，为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做出了巨大贡献。

    傣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因其分布上所处的通内联外的特殊地理位置，与中原内地和东南亚国家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中原政府通过穿越傣族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与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傣族地区成为通商的必经道和货物的集散地，丝绸、茶叶、土杂等物出境，换回宝石、玉器等特产，促进了当地和中原的经济发展。小乘佛教也经东南亚国家进入，在傣族地区扩散和发展起来，为傣族文化增加了更诱人的神秘色彩。而今，这种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更为兴盛，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继续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5.明清时期

    明洪武二年（1369年）将琼州乾宁军民安抚司改为琼州府，并改隶广东省，大大缩短了省会与琼州府之间的距离（广东省会广州，比元湖广省会武昌更近），加强了广东沿海与海南岛的联系；又将吉阳军、万安军、南宁军改为崖州、万州、儋州，降南建州为定安县。琼州府统辖3州、13县（后并为10县），各州县治所几乎都濒临大海（唯定安县治不与大海相连），且普遍修建了城池。

    明代初年州县官不用土人，废除元朝所设黎兵万户府，曾有一部分黎族土官不愿出官附籍，甚至据峒抵抗和反叛。于是明朝便加强军事统治，在海南设军事卫、所，立屯田22处，每一处有田20顷以上，实行兵农合一。洪武五年（1272年）设1卫、11千户所、额设旗军15927名，马160匹。又在交通要道与通往黎区的路上设巡检司22处，从黎人中点签弓兵450名。另从民户（汉族为主）中抽选“机兵”（又称“机快”），民户30丁选“机兵”1名，共约2195名。

    （1）明代“土舍、土官”制度。明代从永乐年间起，在海南建立土舍制度，这是在卫所之下设立的地方武装，有土舍41所，辖黎兵2704名（后有变动）。土舍是由当地有势力的黎族峒首担任，专管黎兵。黎兵叫做“峒丁”，遇有调发随军出征，平常则派守各营地。但后来土舍的权力膨胀，土舍恃其掌握的黎兵武装，与州县官勾结，包揽征税和诉讼，鱼肉黎民，“征徭任其科算尽入私囊”。操纵了黎区基层实权。明朝还实行了“以峒管黎”的办法，凡遇公差、纳秋粮，有司俱凭峒首催办，官军征捕，亦凭峒首指引。永乐年间曾招谕许多黎族峒首“赴朝受职”，根据他们招抚“生黎”的户口数，明朝分别授给州同知、知县、县丞、主簿、巡检等土官，取得一定的效果。自设立土官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归顺的“生黎”就有1670峒，3万余户。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琼州府又“抚黎”通判，专管黎事。但至明代后期，由于人民不断反抗土舍、土官的横征暴敛，以及“扶黎诸官夺州县权”等弊端，遂于正统五年（1440年）后相继革除土官制及“抚黎”流官；又逐渐限制土舍行令，更换土舍为粮长，对其所管黎人纳入编户，划归“甲首”管辖。

    （2）“黎都黎图”制度。这是熟黎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明朝将归附已久，所谓“熟黎”的黎峒统一编入行政区划，即在基层设“黎图”，若干个“黎图”为“黎都”，若干个“黎都”为一乡，乡为流官隶属州县，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使“熟黎”与编户的汉人一样编入都、图，载进鱼鳞册、黄册、要纳粮录差。综合地方文献，海南岛“熟黎”被编入黎都黎图者凡28都、75图，包括155峒，它们以岛的北部与沿海地带居多，岛的南部及山区较少。如琼山县有5都9图，包括9峒；澄迈县有6都60图，包括137个村峒；定安县有3都4图，包括7个峒；陵水县不设都，有2图；儋县有5都，不设图，“黎居良民五分之一”；感恩黎”附版籍者什九，不附者什一”；惟南部“崖州黎其地多于州境，其人十倍之”。至明末清初的发展趋势则是，“则古之书村峒者，今皆为都为图矣”。黎都黎图制的推广，促进了“熟黎”封建化的完成，使“黎地渐归豪民，黎人归化最久，与齐民等”，特别是在岛的北部与东部，如定安、会同建制以来，黎峒大都入籍，琼山县南歧峒等黎、文昌县斩脚峒等黎，悉输赋听役，与“省地”百姓无异。

    清朝沿袭明朝的行政建置，琼州府下辖3州、10县，除文昌、会同2县之外，其余8县皆有黎族人。

    （3）“总管”制度。据说从清朝雍正九年（1731年）起，便在黎族地区推行“总管”制度，即在州县之下各黎峒上层首领被委为“总管”（辖一峒或数峒）、“哨官”（辖一村或数村）、“头家”（每村一名）等土官。有的地区（如陵水、保亭）称村峒为“弓”，每五“弓”设一“总管”。各峒还有“峒长”（亦称“总头”），是从氏族的“奥雅”（长老）中产生的，“峒长”协助总管处理行政事务，总管因事外出峒长可代理其职务。总管与哨官皆是世袭的，但要报封建官府委派，赐以印牌及官服，这就是清政府在黎区推行的“总管”制度。“凡小事听哨官处断，大事则报总管，总管不能处始出报告州县”。如在黎族众多的崖州分东西两界，东路黎族村峒独多，广袤300余里，向设总管6人、哨官13人、峒长6人进行管理；西路村峒纵横200余里，向设峒长6人，总管3人。

    而在“熟黎”与汉族杂居区，则将“黎都黎图制”逐步改为“里甲制”。如澄迈县虽有黎都之名而无黎人之实。据统计，自明嘉靖到清道光不到三百年时间里黎村峒减少了30%，清代统治力量深入到黎族大部分地区。

傈僳族
　　 傈僳族先民最早生活在四川省的雅砻江和金沙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公元8世纪中叶，傈僳族处在“勿邓”、“两林”、“丰巴”三个强大的乌蛮部落的统治下，没有形成统一部落组织。12世纪以后，先后受元代丽江路军民总管府、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的统治。14世纪后，傈僳族以仍以狩猎、采集为主，以兽皮作纳税，处于受官家剥削的社会地位，到了16世纪中叶，由于木氏土司的残酷压迫，傈僳族人民在头人木必扒的率领下，渡过澜沧江，翻过碧罗雪山，迁到怒江地区。这是傈僳族最早从四川进入云南怒江地区的时间。这也是傈僳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徒，也是最早进入怒江的傈僳族。现在怒江地区广泛流传着荞氏族的首领瓜木必须带领下，迁入怒江时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17—19世纪的200多年间，傈僳族人民不堪忍受清王朝大民族主义的压迫，被迫多次迁徒。嘉庆八年道光元年、光绪三十年三次大匠迁徒，大批傈僳族往西、往南等方向迁移到澜沧江、怒江、德宏、临沧、耿马、禄劝、大姚等地，使傈僳族居住区域不断扩大，形成现在分布状况。?

    具体讲这几次大迁徒，一次是1803年(清嘉庆十八年)，恒乍绷领导的傈僳族与纳西族联合反抗康普土司的压迫剥削，遭清王朝的残酷镇压，被迫更名换姓迁往四川省的米易、德昌县定居；一次是1821年(光绪二十年)，永北傈僳族丁洪贵、谷老四领导起义后的大迁徒。傈僳族中的虎、熊、蜂、鼠、鱼等十多个氏族先后到了怒江，这样傈僳族成了怒江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

    勤劳勇敢的傈僳族人民为保卫我们伟大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

    1908年，福贡腊乌傈僳族人民处死以“探险”为名进行侵略活动的德国人布伦胡拍和他的协同者。?

    有名的“片马事件”就发生在怒江州的泸水县。1911年英国侵略军占领了缅甸以后妄图吞并区国片马、古浪和岗房，傈僳族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用弓弩、刀箭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现在在高黎贡山上树起了“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这是傈僳族人民的骄傲，也是对殉难烈士的悼念。抗日战争中，傈僳族人民利用地形，以弩弓毒的矢打击侵略者，斩断日寇伸进怒江的铁蹄，日寇始终未能渡过怒江。?

    1937年，福贡杜甲的傈僳族人民又愤然掀起对美帝国主义占领田园修教堂的斗争，赶走了帝国主义分子，烧毁了教堂。?

    1934年到1943年间，傈僳族人民在云南中共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断开展对国民党、设治局和土司地主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49年年底获得解放。?

    傈僳族最早迁入怒江地区，当在明朝时期。明朝广泛推行土司制度，怒江地区的兰坪、碧江、福贡一部分为木氏下属的兰州罗氏土知州管辖，贡山和福贡另一部分地区为木氏下属的康普土千总禾娘、叶枝上总王氏管辖。清时改土归流，为了加强统治，增设六库、老窝土千总和土舍，隶属永昌府管辖。福贡、贡山属维西守备厅，隶丽江府先后受康普、叶枝土司分别统领。?

    辛亥革命以后后，云南地方政府于1916年建立了县一级的机构，推行“开笼放雀”政策，解放了大批家庭蓄养的奴隶，促进了怒江社会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前，傈僳族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居住在云南省丽江、维西、永胜、云龙、兰坪、保山和四川省等地的傈僳族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社会。居住在大小凉山周围的傈僳族，已分化出一些中小奴隶主，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猎。居住在怒江的傈僳族生产力水平低下，铁具和竹木农具并用，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社会分工不明显，手工业和商业还没有农业中分离出来。

    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方法，在碧江、福贡等县出现一些以物易物的初级市场。怒江傈僳族地区的土地私有制已确立，农村阶级有了分化，但有存在着原始的公有制和家长奴隶制的残余。土地制度分为个体私有、家庭共同伙有、村寨及家族公有3种形式，并普遍存在一种伙共耕制“哈米贝来合”，这是一种由公有向私有过渡的土地所有制和耕作的原始的协作形式。16～20世纪初期，怒江傈僳族还存在过家长奴隶制，奴隶被当作家庭成员或养子看待，日常生活与主人略有有差别，社会地位较低，有的奴隶可以赎身为自由民。到1949年为止，怒江地区的家长奴隶制已基本瓦解。?

    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傈僳族还保存明显的氏族残余。同一祖先后代的组成的集团称为“初俄”，即氏族。怒江地区傈僳族的氏族名称有虎、熊、猴、蛇、羊、鸡、鸟、鱼、鼠、蜂、荞、竹、菜、麻、柚木、犁、霜、火18种，这些氏族名称同时又是各族图腾崇拜的象征。同一氏族之下，由父亲的2代至4代人所组成的亲族集团称为“体俄”，即家族之意。家族在现实生活中还起一定的作用。由若干不同的氏族和家庭所共同组成的村寨称为“亢”。

    村寨头人有的是自然形成，有的是各家族老人推举，称为“搓吾”；由官府委派的头人则称为“实帕”。头人不得世袭，其职责是：对内领导生产，调解纠纷，主持祭祀，对外承头纳贡，摊派夫役，领导血族复仇，缔结盟约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GCD和人民政府根据傈僳族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分别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式，先后完成了傈僳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在丽江、永平、永胜、云龙等县的傈僳族地区，地主经济比较发达，采取了和汉族地区相近的土地改革的办法，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在云南省中甸、宁蒗、潞西、保山，四川省西昌、盐边等和藏、傣、彝等族杂居的傈僳族地区，则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在怒江地区沿边四县和德宏自治州山区的部分傈僳族，则通过互助合作道路发展生产，逐步直接过渡社会主义。1954年8月，建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包括泸水、碧贡、贡山等县，1957年1月改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并将兰坪县划入建制，实现了傈僳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

飛若靈

佤族
　　1796年（清嘉庆元年），佤族与毗邻的兄弟民族一道，为反对土司“连年苛税逼甚”，在勐勐土司地区首举义旗，并一度占领其辖地。这次起义断断续续坚持十年多，给清王朝和傣族反动土司以沉重打击。

    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开始侵入阿佤山地区。佤族人民坚决反对中英签订的《中缅未定界条款》，以永和部落为首，联合其他部落，严惩枪杀佤族群众的侵略者和叛国败类，挫败了帝国主义分子妄图使佤族人民脱离祖国的阴谋。

    辛亥革命后，佤族人民反对云南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此起彼伏，终于在1940年后，摆脱当地反动土司的封建统治。

    1934年，英帝国主义以武力威胁和金钱利诱，进入班洪、班志地区，妄图掠夺阿佤山丰富的银铝矿。因此爆发震惊国内外的“班洪”事件。佤族人民“宁肯战死，决不投降”，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并联合十多个部落的民族武装汇集于班洪，剽牛盟誓，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抗日战争时，佤族人民高举抗日旗帜，组织了游击军，粉碎日军进攻。

畲族
　　畲族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又很少。故畲族何时处于原始社会，有否经过奴隶社会，以及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等问题，至今尚无科学的结论。不过隋、唐时期，聚居于今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畲族已与汉族发生了较多的联系。这时期，唐王朝为了“靖边方”，强化封建政权对畲族地区的统治，在畲区设置了郡治，给他们编图隶籍，迁内地汉族人民到畲区居住，汉、畲杂居一起，共同拓荒垦殖。山区得到开发，生产得到发展。

    这时唐政府开始在畲区施行封建制度，“劝农桑，定租税”，强迫畲民“纳贡赋”，畲区已出现了封建制的剥削关系。宋、元时期，畲族社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统治势力在畲族地区也日益加强，促进了畲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贫富明显悬殊，社会上形成了“有恒产者”与“无恒产者”两个对立的阶级。由于畲族社会经济受到汉族生产关系的影响，大大加速了畲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

    至明、清时代，畲族封建社会已经确立，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在畲区已占绝对优势，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大量土地为汉族地主、官吏、豪绅所占有。广大畲民沦于无地和少地的困境，他们直接向汉族地主租种土地，成为佃户。畲民“所耕皆汉人业”，岁纳其租于田之主。许多穷困潦倒的畲民被迫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地主当“佣工”或“仰给于富户雇工”。这些出卖劳动力的佃户、佣工同汉族地主阶级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畲族社会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畲族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逐步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我国，清政府被迫开放福州、温州等通商口岸，使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源源不断地经由水陆交通输至福州口岸附近的闽东和温州口岸附近的浙南畲乡，对畲族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走上崩溃的道路，畲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依旧保存下来，绝大部分土地仍然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而广大贫苦畲民则向汉族地主租佃土地，承受高额的地租剥削，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们为了求生存、得解放，整个近现代时期，始终同汉族人民一起展开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受了斗争的洗礼。

    1937年底，闽东、浙南畲族地区在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推动下，也出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许多优秀畲族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畲族地区普遍成立。群众自觉投入神圣的抗战事业中去。

    1949年以后，经过5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使畲乡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畲族社会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历史上的迁徙

    畲族历史上曾经过着迁徙不定的“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各地畲族都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其民族发祥地。传说他们的始祖盘瓠就葬在此地。后来畲族先民由此迁徙到他处。

    当然，畲族的迁移路线不限于上述各路。但总的说来，基本上是从南到东北的迁徙，隋唐之前已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宋元到福建中部、北部一带，明清时已大量遍布于闽东、浙南等地。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在畲族聚居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1949年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在畲族人口分布较多的福建、浙江、广东、安徽、湖南等省成立了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行政机构——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江西成立了省民族事务处；福州、宁德、丽水、温州、衢州等市，成立了地区级民族事务委员会；畲族人口较集中的福建福安、福鼎、霞浦、宁德、古田、罗源、连江和浙江景宁、丽水、青田、龙泉、云和、松阳、遂昌、缙云、庆元、平阳、苍南、泰顺、临安等县市，则分别成立县级民族事务委员会或民族事务科。

    这些专管民族事务行政机构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施。早在1953年，福建福安县人民政府在该县仙岩村成立全国第一个畲族乡自治区政府。之后，各地人民政府又遵照1955年国务院有关的指示精神，福建、浙江、江西等省，于1957年、1958年间，相继成立了50多个畲族民族乡。后又由于受到“左”的路线影响，至1958年冬，畲族民族乡全部被撤销。

    直至1984年后，闽、浙、赣、粤、皖等省人民政府重新建立30多个畲族民族乡，其中有福建省福安市的坂中、穆云、康厝，宁德市的金涵，霞浦县的崇儒、水门、盐田，罗源县的霍口，连江县的小仓，福鼎县的江门，漳浦县的赤岭、湖西，永安市的清水，龙海市的隆教，上杭县的庐丰、官庄；浙江省景宁县的外舍、大均、张村(今张春)、北溪、漈头、郑坑(景宁畲族自治县成立后，以上民族乡名称取消)，云和县的温溪(今安溪)、雾溪，龙泉县的竹垟，遂昌县的三仁，松阳县的板桥，丽水市的丽新、财富义；江西省铅山县的太源，贵溪县的樟坪；安徽省宁国县的云梯等。

高山族
　　高山族过去长期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据史载，三国时期，高山族的先民分成若干部落，部落成员称为“弥麟”，公共事务由部落成员共同管理。他们使用石爷、石锛、石环，用鹿角为矛，用青石为镞，以采集、狩猎为主，畜牧业尚不发达。盛行男嫁女家的婚姻制度，大约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至7世纪，已有了农耕，畜牧，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有少量铁器。部落有酋长，无赋税，公共事务仍由部落成员管理，有人犯罪，由部落成员根据习惯法共同议决制裁办法，轻者杖责，重则处死，无文字，不知历法，崇拜山神、海神。
　　集会时多举行歌舞。已有雕刻与绘画。历宋、远、明各代，台湾与内地的联系日益增多。据明代陈第《东番志》等书记载，当时高山族的农业、畜牧业和狩猎，虽较以前有了进一步发展，且已有部分特产与大陆沿海居民进行贸易，汉人以玛瑙、瓷器、布、盐、铜、簪环之类易高山族的鹿脯、鹿皮、鹿角等，但各部落之间依然“老死不与他夷相往来”，仍过着原始的生活。?

    17世纪以后，由于大量汉族迁居台湾，以及郑氏政权采取有利于发展高山族经济文化的一系列措施，加速了高山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居住在西南部平原的高山族，有一部分发展进入封建社会。?

    从16世纪开始，台湾高山族就多次遭受到外国侵略。1563年，倭寇侵入北部鸡笼(基隆)一带烧杀抢掠，当地高山族被迫移居山区。1593年，日本统治者要求他们朝贡日本，遭到高山族人民的坚决拒绝。1603年，倭寇侵入台湾西南部，沈有容、陈第率领明军予以击退。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入西南部大员赤嵌一带。

    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北部，鸡笼淡水一带。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又侵占北部，在台湾实行38年的殖民统治，建立台湾城(热兰遮)和赤嵌城(普罗文查)等军事据点，使用武装镇压高山族，烧毁他们的村社，任命依习惯选举的头人为长老，进行殖民统治；征收苛捐杂税，掠夺的统治和剥削激起了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的多次反抗，其中以1952年郭怀一起义的规模最大。1661年4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自厦门金门出发，在高山族和汉族同胞的支持下，从禾寮港登陆台湾。经过9个月的战斗围困，逼使荷兰侵略军投降，从而收复了台湾。郑成节注意民族团结，在高山族地区推广大陆上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使部分高山族后来得以达到大陆汉族的生产、生活水平。?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高山族社会进一步发展，已有近300个村社。但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还保留不少原始的家庭形态、氏族组织和宗教信仰。?

    由于清朝的封建统治、剥削和民族压迫，迫使高山族和汉族人民多次联合起义。

    1721年朱一贵起义和1786年林爽文起义规模最大。林爽文起义开始后10天内，参加起义者迅速发展至10余万人，占领了台湾各地，清政府几次从大陆调来大批军队，才把规模巨大、持续斗争一年多的起义镇压下去。高山族人民也多次单独起义，特别是19世纪反抗美、日侵略者侵略台湾的斗争，表现了高山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热忱。1867年，美国借口美船罗佛号船员被害事件，派兵侵入琅峤，高山族人民在其领袖卓杞笃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反抗美国侵略军的胜利。1871年，高山族人民误杀因遭飓风而飘流到台湾的琉球船民，日本以此为借口，在美国支持下于1874年5月侵入琅?，牡丹社高山族在其领袖阿碌父子领导下，坚决反抗，最后迫使日本侵略退出台湾。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半个世纪。日寇在台湾总督府设‘理蕃课”，专门用武力镇压高山族，设立隘勇线，不准高山族人民下山，强迫没收他们狩猎用的枪支、弩弓；在高山族地区驻有军队与警察，大量掠夺高山族地区资源，残酷剥削高山族人民。面对日寇的军国主义残暴统治，高山族人民从没有停止过反抗。从1896—1930年的35年间，高山族人民出击毙日警5500多人。

    较有名的有太鲁阁、北势、雾社、宜兰南澳、台中南势、新竹石加碌等地的反日斗争。其中高1930年10月发生的雾社起义，震动了全世界。雾社高山族人民在摩那、罗达奥父子领导下，利用10月27日雾社学校运动会日寇集中的机会发动起义，一举歼灭了能高郡守注笠原等100多人，占领雾社。日寇军警使用大炮疯狂轰击，出动飞机，施放毒乞，摩那、罗达奥等高山族勇士坚贞不屈，顽强奋战，在几个月内打死打手艺侵略者4000多人。这次起义一直坚持到当年12月底，共牺牲800多人。高山族人民继续坚持反日斗争，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才重新回归祖国。




    在民族乡内的畲族人口共10多万，约占畲族总人口的25%。1984年6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全县总人口为17万多人，其中畲族17000多人。畲族自治县建立后，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努力实现自治机关民族化，在领导班子中配备一定数量的畲族干部。如景宁畲族自治县建立后，历届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人大常委会中，县长和主任均由畲族公民担任，历届人民代表名额分配也给予畲族以充分照顾，一般代表名额都超过人口比例的一倍。

    此外，丽水地区13个畲族乡，正乡长均由畲族公民担任；副乡长24人，畲族公民占7人。宁德地区8个畲族乡，正乡长也均由畲族公民担任，有三个畲族乡配备畲族公民任副乡长。这些都体现了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政策，畲族人民享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他们政治热情空前提高，积极参加管理国家大事，在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飛若靈

拉祜族
  　 拉祜族源于原分于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后不断向南迁徒。至迟到战国时代已活动在云南境内。根据考古发现分析，战国时期的拉祜族先民已脱离原始时代，他们男女均头梳双辫、身着及膝长袍，从事迁徙农业和畜牧业。但狩猎和采集仍占有较大比重。自三国、两晋至唐，拉祜、彝等族先民共同组“乌蛮”集团。“乌蛮”集团是靠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形成的，拉祜族部落即以贡纳形式隶属于彝族主盟部落。社会性质处于奴隶制。政治制度是一种政教合一的“鬼主”制。即部落首领称“鬼王”，主盟部落首领为“大鬼主”，隶属的部落首领则为“小鬼主”。“鬼王”之间根据其势力大小强弱相互制约、统治。

    从两晋到明、清，拉祜族部落先后以贡纳形式隶属于彝族主盟部落、南中大姓、南诏、大理国及傣族土司，在贡赋增重时往往进行军事反抗，并不惜举族迁徙。而拉祜族部落首领为满足扩张需要，也不断向外展开军事掠夺活动，当军事活动失败后，则举族迁离故地。自唐代起，拉祜族的迁徙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过。宋末，拉祜族至少有三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直到清代，拉祜族基本上定居于今分布地区，但仍有局部迁徙，部分甚至迁入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由于不断迁徙，拉祜族形成了以澜沧江为界的东、西这样两部分，同时也产生了东、西两个地区不同的历史发展状况。

    澜沧江以东的拉祜族自元、明以来隶属于傣族土司，经济体制亦实行封建领主经济。1724年，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部分拉祜族逐步由领主经济过渡到地主经济。
　　澜沧江以西的拉祜族，也以贡纳形式分别隶属于当地傣族土司，经明、清两代，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双系大家庭公社开始解体，个体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傣族领主经济的影响下，拉祜族社会也产生了封建主义萌芽。清代中叶，拉祜族封建势力日趋强盛，与傣族土司成对抗之势，清王朝为达到羁縻统治的目的，委任拉祜族首领为土都司。土司制度的推行进一步促进了拉祜族封建领主经济的发展。然而，在云南近代地主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拉祜族的封建领主经济还未发展成熟就逐步解体为地主经济。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地拉祜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总体看来，可分为两类地区。云南澜沧县东北部、临沧县、双江县、景谷县、镇沅县、元江县、墨江县等地的拉祜族，已处于封建地主经济阶段，生产水平与当地汉、傣族大体相当，但生产技术落后。云南澜沧县西南部、孟连县、西盟县、耿马县、沧源县及西双版纳等地的拉祜族，由于历史原因被纳入傣族封建领主经济体制下，生产力水平低下，带有浓厚的原始经济残余。这类地区的拉祜族主要从事山地农业，兼营狩猎、采集和养蜂。另外，在云南金平县长约300公里，宽约30公里的森林中，还活动着拉祜族的一支“苦聪人”，其社会性质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拉祜族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1953年4月7日，成立澜沧拉祜族自治县，1954年6月16日成立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按不同地区社会发展的情况，于1952—1956年分别实行土地改革或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于1958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金平县组织工作组深入森林地区寻找居无常处的拉祜族的苦聪人，帮助他们在平坝定居下来。建国近半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拉祜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使拉祜族农村、城镇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拉祜族的社会历史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水族
　　水族是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的一员。她是我国南方由古代“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单一的民族。


族源：秦汉以前，岭南一带聚居着许多部落，如“西瓯越”、“南越”、“骆越”等，与东南沿海的其它诸越统称为“百越”。从历史发展的某些迹象和语言及文化生活特点等方面考察，水族是由“骆越”的一支发展起来的。根据水族民间歌谣的叙述：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邕江流域一带的“岜虽山”，后来由于战争的影响，水族古代先民离开邕江流域，经今河池、南丹一带沿龙江溯流而上，往今黔、桂边境迁移，从此开始从骆越的母体中分离出来，逐渐向单一民族发展。


族称：水族自称“虽”（sui）。汉称为“水”，是自称的音译。汉译的称呼，最先见于明代，王守仁在《月潭寺公馆记》中称为“”。其后在邝露《赤雅》一书中还有“ 亦僚类”的记载。“虽”在水语有有“篦子”和“疏通顺理”的含义。在水族古文字的《水书》中，也把“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水”也读作“虽”，但其含义也不是“水”字之意。在中国的历史上，水族曾被统称为“百越”、“僚”、“苗”、“蛮”等，直到清代中叶之后才有所区别，改称为“水家苗”、“水家”。一九五六年确定族称为“水族”。


贵州省水族人口共有37万人。主要聚居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其次还分布在与三都毗邻的荔波县、独山县、都匀市及黔东南的榕江、丹寨、雷山、丛江、剑河等县。此外，还有少数散居在福泉、平塘和黎平等地。在水族聚居区还住有汉、苗、布依、侗、瑶等民族。


水族地区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雄伟的群山，森林茂密，奔腾的江河，溪流彻夜鸣曲，起伏的丘陵，百花争艳，平坦的田坝，鱼游稻香，人称“象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

东乡族
　　东乡族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居住在甘肃河州东乡地区。因此，这一地区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成了东乡族的历史。
　　 早在元末明初，这一地区就是元、明政府实行屯田之地。屯民(实为土民)向千户、百户等土官交纳贡赋，承担差役。明洪武初期，设河州卫，中期，河州地区实行里甲制度；嘉靖五年(1526年)，东乡地区设有九里。清初承袭明制，东乡仍分为九里：黑水里、梨子里、麻失里、哈喇里、结合里、女帖里(信帖里)、刺麻里、鸦儿里、打柴里(王全臣撰《河州志》)，东乡族即在里甲制的统辖之下。?

    清代以来，河州沿边地区有土司十九族，他们在其辖区有政治、经济和司法大权。东乡何土司辖区仅有今百合乡的何阎家、东岭乡的何家及河家沟、春台乡的上下何家等地。康熙末年，开始实行改土归流，至民国初年完成。凡不属土司管辖的地方，实行里甲制。?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改里甲制为会社制，东乡分为二十四会，每会有四五百户，每百户左右组成一“社”，属会管辖。每会设练总一人，会长三四人，其任务是稽查盗贼，巡视地方，但不许经营钱粮赋税。清中叶改练总为乡约，取消会社，社设保正，由社民共举，任期一年。乡约鱼肉东乡族人民，民不堪其苦。民国十九年(1930年)废除会社制，改行保甲制。东乡地区约有四十三保，每保百户左右。保设保长，每十户设甲长一人。东乡族人民又处于保甲制的统治之下。?

    新中国成立后，东乡族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0年，在东乡地区设立县一级东乡自治区，1954年改为东乡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东乡族自治县。1981年在临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小积石山东麓，与保安族、撒拉族联合建立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纳西族
　　纳西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古代羌人向南迁徙的一个支系。纳西这一族名来源于古代髦人的一个部落名。其先民在晋代史籍中称“摩沙夷”、“磨些”，意思是“牧牛人”。他们先向南迁至岷江上游，又像西南方向迁到雅垄江流域，后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唐代，他们聚集在丽江、永宁一带，先后被吐蕃（藏族）和南诏（彝族和白族的先民）所统治。三国时内部已有阶级分化，唐初曾建立越析诏（磨些诏），为六诏之一，后为南诏所灭。南诏统治者曾将上万户的磨些人迁到昆川地区，这些磨些人后来与白族融合。明初，不少戍边的汉人也融合到纳西族中。从明朝到清朝，一些首领先后被中央王朝授予世袭封建土司官职，其管辖地区基本上都已进入封建领主制发展阶段。尤其是清初实行“改土归流”后，纳西族封建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一定名为纳西。纳西族人在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产生于公元7世纪的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用东巴文书写的东巴教经典的《东巴经》，是研究纳西族社会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

景颇族
　　马嘉里事件：英国人在巩固了对缅甸、印度的统治后，企图以印度、缅甸为基础，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霸占中国西南各省， 1874年英军上校柏郎率领200人的武装部队由缅甸入侵云南。英国驻北京使馆的翻译马嘉里前往迎接，并沿途刺探军政情报，绘制山川地形图。

    两人接头后于1875年2月15日，率部队从八莫出发向中国边境进犯。英军行至中国境内红蚌河边，闻知边区军民已有联合抗击准备。马嘉里遂率随从向前探路，柏郎率部随后。马嘉里19日晚到达芒允，宿住于寺庙中。21日在返回迎柏郎途中，遭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阻拦，马嘉里当场开枪打死一群众，从而群情激奋，将马嘉里及其随从杀死，弃尸户宋河中。次日上午，我景颇、傣、汉等各族群众包围了班西山下的柏郎的部队。柏郎闻报马嘉里被杀，中国援军即至，便仓皇逃窜出境。我神圣国土得以保护，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但是英国人借此向清政府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屈服于压力，已“盗匪劫杀”的罪名，捕杀了23名景颇族抗英勇士。

    1876年9月，清政府李鸿章与英国使臣在山东烟台签订了屈辱的《烟台条约》，按条约规定，中国政府除对英国人进行道歉、赔款、抚恤外，对所谓的“凶犯” 要进行严惩；同意英国开辟印藏交通，允许英国人往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省旅游。开辟宜、芜湖、北海为通商口岸；并扩大领事裁判权。这个条约扩大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特权，并使英国得以侵入我国云南、西藏地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飛若靈

柯尔克孜族
　　早在二千多年前，柯尔克孜族的活动情况便出现在我国史籍上，此后历代均有记载，从未间断。秦汉时期，柯尔克孜族的祖先“坚昆”居住在乌孙之北，康居之东，乌揭之西，地当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当时，他们为匈奴所统治。曹魏时期，坚昆比较强大，史载他们有“胜兵三万人”(《魏略·西戎传》)，若按三人一兵计算，约有10万人左右。六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他们又羁属于突厥汗国。?

    唐代是柯尔克孜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时，史书多称他们为“黠戛斯”等。贞观十七年(643年)，黠戛斯遣使至唐，“贡貂裘及貂皮”(《太平寰宇记·黠戛斯》)。这是见于史籍的黠戛斯使者首次到达唐朝。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黠戛斯首领俟利发失钵屈阿栈亲自来唐，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接待。在俟利发失钵屈阿栈的请求下，唐朝在黠戛斯地区设坚昆都督府，隶燕然都护府，以失钵屈阿栈为左屯卫大将军，兼坚昆都督，从而黠戛斯地区正式归入唐朝版图(《新唐书·回鹘传·黠戛斯》)。此后，黠戛斯常遣使来唐。天宝三载(744年)，回鹘等民族推翻了突厥政权，建立回鹘汗国，黠戛斯又处于回鹘汗国的统治之下。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回鹘汗国发生灾荒，继而又发生内乱。公元840年，黠戛斯联合回鹘统治集团中部分人，推翻了回鹘汗国，建立黠戛斯汗国，统治了蒙古高原及其以西一带，势力十分强盛。《通典·结骨传》记载，黠戛斯汗国有“胜兵八万”，而《太平寰宇记·黠戛斯》则说“其兵数号三十万”。?

    十至十二世纪，史书称柯尔克孜人为“辖戛斯”等。当时，他们大部分人仍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另有一部分人居住在天山伊塞克湖及与其相毗连的今新疆乌什、阿克苏和喀什噶尔地区。叶尼塞河上游的柯尔克孜人受辽朝统治，辽在其地设“辖戛斯国王府”，隶属上京道。乌什、阿克苏等地的柯尔克孜人则为西州回鹘政权所统辖。元代，柯尔克孜人在我国史籍上被称为“乞儿吉斯”或“吉利吉斯”等。这时期

    柯尔克孜人的居住中心仍在叶尼塞河上游。元朝在叶尼塞河设有行政建置万户府，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又设乞儿吉斯五部断事官。(《元史·刘好礼传》、《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这一时期，柯尔克孜的经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柯尔克孜族大动荡、大迁徙时期。明代，柯尔克孜仍称“乞儿吉斯”，隶属于瓦刺蒙古(西蒙古)政权。当时，一部分柯尔克孜人被瓦刺排挤到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此外，瓦刺还与天山北面的柯尔克孜人发生长期激烈的战争。清代，柯尔克孜人被称为“布鲁特”，初为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所辖，后为准噶尔蒙古所统治。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沙俄侵略势力席卷叶尼塞河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

    1702年秋，准噶尔统治者为了避免柯尔克孜人与沙俄发生直接冲突，强迫所管辖的柯尔克孜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迁到西部伊塞克湖地区，和原来迁入天山地区的柯尔克孜人汇合。后来由于准噶尔统治者的压迫，一部分人又从伊塞克湖迁到中亚塔什干、费尔干纳盆地及其附近山区，一部分人迁到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一带，最后形成了今天的柯尔克孜人的分布情况。

    1755年，清政府在征服准噶尔过程中，天山北伊塞克湖周围的萨雅克和萨尔巴噶什等五部要求归属清朝。1759年，清军在平定大小和卓木之时，天山南和帕米尔等地区的额济德格纳部落头目阿济比也代表15个柯尔克孜部落要求归顺清朝，他在给乾隆的表文称：“我等情愿投诚，布哈尔以东我等二十一万人，皆为臣仆。”(《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六)由于他们在平叛过程中立了大功，因而清政府册封柯尔克孜一百多位大小首领为二品至五品官。后来，他们在清政府平定阿古柏和张格尔的过程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代后期，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沙俄强占了我国大片领土，从此原来一个完整的柯尔克孜族也被分割成两部分。
?
土族
　　在汉文史籍中，关于土族或“土人”这一称谓，最早出现于蒙元帝国时代，但在蒙古文记载中一直称其为“察汉蒙古尔”（意即“白蒙古”），操蒙古语的大部分土族——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县达拉土族乡和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土族现在也这样自称之；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及与其相邻的甘肃积石山县等地的土族多自称“土昆”；黄南州同仁县土族自称“土民”或“霍尔”；甘肃卓尼县的勺哇土族则自称“土护家”。其他民族对土族的称呼也不一致：当地汉、回等民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土护家”；汉文史籍称土族为“西宁州土人”等；藏族和藏文文献则称土族为“霍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民族识别，并根据土族人民意愿，统一称为土族。
　　在有关土族族源问题上，学术界主要有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多源混合说等等，至今尚无定论。
　　持“吐谷浑说”者认为，土族主要是鲜卑支系吐谷浑人的后裔。而吐谷浑，是辽东鲜卑慕容氏首领涉归之子。涉归分给他“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晋书·吐谷浑传》）。约公元283年(晋太康四年)，涉归卒，吐谷浑庶弟嗣位。不久因吐谷浑与其庶弟 “二部马斗”，发生矛盾，吐谷浑遂率部西迁，“西附阴山”（今内蒙古河套北之阴山）。吐谷浑于阴山一带游牧了二十余年后，乘“永嘉之乱”(312-313年)，又率部“度陇而西”（同上），到达今甘肃临夏西北一带。至317年(东晋建武元年)，吐谷浑已控制了东起洮水，西至白兰(今青海都兰县巴隆一带)，南抵昂城(今四川阿坝)、龙涸(今四川松潘)，北达青海湖一带的广大地区，建国于羌族故地。至吐谷浑之孙叶延时，遂以吐谷浑为姓氏、国号和部落名称。吐谷浑国极盛时的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及新疆的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吐谷浑国后期的政治中心在今青海湖西15千米的伏俟城。唐龙朔三年(663年)，维持300余年的吐谷浑国为吐蕃政权所灭。于是，除一部分吐谷浑人内徙外，大部分降于吐蕃，留居原地。在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后来又逐渐降唐，被唐安置在甘、瓜、肃、凉等州。唐朝还在祁连山南，今大通河一带设州，隶属凉州都督府，专门安置降附的吐谷浑人。这一带，正是今天土族聚居的地区。至北宋初，一部分吐谷浑人仍聚居于祁连山南，今大通河一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三载：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十一月丙……游龙钵自言：‘河西军东至故原州一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浑、兰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果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11世纪后，吐蕃唃厮啰政权在河湟地区兴起，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吐谷浑人当在唃厮啰政权统治之下。此后，“吐谷浑”一词不再见于文献记载。但是到了元代，在吐谷浑人的故地，史书上却出现了“西宁州土人”、“土人”的记载。这些“土人”居住的地方即是今天土族居住的地方，而在历史上该地区则是吐谷浑人长期居住的地方。据此，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今天的土族，就是以留居原地的吐谷浑人为主体，吸收融合蒙古、藏、羌、汉、维吾尔等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
　　土族这个新的人们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据史载，1227年，成吉思汗将领格日乐图在灭西夏时，率三千蒙古军驻于互助威远镇，因为这里是祁连山麓的军事重地，所以后来格日乐图部属（包括家眷）世居于此。到13世纪中后期，吐谷浑人后裔们的蒙古化倾向更加明显，其民族特征也基本构成。据明清史志记载，明代土族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区。元、明之际的土族经济，也已由畜牧业为主开始转向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和手工业状态。
　　元朝时，土族地区归元廷封授的土官管辖。明朝统治者继承元朝“封土司民”的政策，对他们“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命其 “各统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明史·职官志》）。
　　清灭明后，土族地区的各土司先后率部归附于清朝，清承明制，发给其号纸印敕，准其照旧承袭，是为土司。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授予东李土司李化龙之弟李化鳌世袭百户之职，是为小李土司。据清代部分史志记载，清代甘、青土族地区的土司共有十八家之多，其中青海土族地区十六家，即：东祁土司、西祁土司、东李土司、西李土司、吉土司、纳土司、陈土司、赵土司、辛土司、阿土司、冶土司、甘土司、朱土司、喇土司、汪土司、小李土司(李南哥后代)。甘肃卓尼勺哇土族原共有三大部落，藏文史籍中称为勺哇三族。明、清至解放前夕，勺哇土族属杨土司管辖，为上治三旗的勺哇旗，由力吾、拉代、的力、汇十那、萨迪、拉叭等七族组成。
　　清代自雍正、乾隆以后，土司权威有所削弱。到了清末，土司已处在名存实亡的境地。明、清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土族地区后，青海互助土族地区出现了一种与封建土司制度并存的土官制度，这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在青海互助土族地区的延续和发展。
　　明、清时期，土族的经济、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土族已从一个主要从事畜牧经济的民族，发展成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的民族。由于河湟一带原有的农业基础较好，加之中原先进耕作技术的不断传入，促进了该地区土族农业经济及与之相伴随的手工业(如酿酒、纺织等)的发展。明、清时期是土族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以后土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甘、青地区马家军阀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发展，除一少部分土族仍归封建土司统治外，大部分土族则由马家军阀所控制。
　　1929年元月，青海建省。1930年，青海土族聚居的民和、互助、门源等地相继设县，该地区的土族始归由县府管理。1931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废除土司制度(互助土族地区政教合一的土官制度已于1930年废除)。这样，延续300余年的土官制度被彻底废除。
　　1938年，土族各村编组实行保甲制度。当时充任区长、保长、甲长者，仍以旧时的土司、土官或具有权势的上层分子占绝大多数。这一时期，由于马家军阀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迫使土族人民或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或流落他乡，土族人口因此锐减。此外，自明、清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土族群众笃信佛教，多送子弟入寺为僧，这也影响了土族人口的正常增长。据有关调查显示，1930年以前，青海土族地区各土司所辖人口仅38,000余人。1933年，青海土族仅有30,000余人，其中互助县约1,000余户、近7,000人，民和县约2,000余户、10,000余人，乐都县312户、6,300人，大通县约5,000余人，共和县24户、89人（丘向鲁《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布之现状》，载《新亚细亚》1933年5卷3期）。到1949年，互助、民和、天祝、大通等地的土族共有4万人左右。
　　为摆脱马家军阀统治，土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一些土族士兵参加了反抗马步芳统治的乐家湾兵变。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宁市，统治青海各族人民近40年的马家军阀政权彻底覆灭。
　　1954年2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土族地区第一个自治政权——互助土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互助土族自治县。1985年11月6日，根据青海土族人民的居住特点，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了青海省民和县建制，设立了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撤销了青海省大通县建制，设立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至此，实现区域自治的土族人民约占总人口的71%左右。另外，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较集中，但人口少的地区也设立了土族乡。

达斡尔族
　　达斡尔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1-12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聚居在大兴安岭西北的就是达斡尔族先民。然而，达斡尔族的形成是在明代，从这时期起才有确切记载达斡尔民族活动的史料。?
　　在明代，达斡尔族主要聚居在黑龙江北岸。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他们经营农业、种植麦类、放牧牲畜、林中狩猎，并与周邻进行生活用品交易。此时达斡尔族的氏族组织是“哈拉”。“哈拉”是同一个始祖的后裔。后来从“哈拉”分化出“莫昆”，“莫昆”是“哈拉”的分支。此时出现了氏族贵族。?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据《清太宗实录》卷一八、卷四四记载，当时的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均是后金辖属的部分。
　　清康熙年间，达斡尔族人民配合清军反抗沙俄侵略。使黑龙江流域恢复了安定。清政府将达斡尔族屯落逐渐南迁到嫩江流域及其支流。并对达斡尔族原有氏族组织哈拉、莫昆根据军事的需要编为旗、佐，并进行调整，使达斡尔族的旗、佐在布特哈、瑗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呼兰、伊犁、塔城等地驻防，镇守边卡。
　　达斡尔族经过旗佐制度，加速了封建化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达斡尔族人民也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清末的移民垦荒政策，使大批达斡尔族的土地被侵占；有的达斡尔人沦为雇工。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沦陷，达斡尔族人民不堪欺压，愤起反抗侵略者，在抗日联军活动较为频繁的嫩江、讷河、莫力达瓦地区，达斡尔族群众积极支持抗日联军，为部队送粮、掩护伤员，协助抗联队伍渡嫩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实现民族平等。

    特别是1958年8月15日，在达斡尔族居住较集中地区，成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从此，达斡尔族人民与五十五个兄弟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祖国大家庭内与十亿多人口的汉族享有平等的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达斡尔族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飛若靈

仫佬族
　　仫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远在两、三千年前，她们的祖先为百越族群的一部分，生活在我国岭南的广阔土地上。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仫佬族的古代先民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195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柳江县通天岩发掘出土的“柳江人”，说明仫佬族先民在距今五万年前已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岭南广西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物，有以绳纹粗陶为代表的釜、罐等；也有桂林甑皮岩出土的蚌壳、石斧、石杵、石凿、骨针、骨锥等，这些文化遗物，经碳（14）测定年代为8000—9000年左右。这说明在百越族群的先民中，渔猎采集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仫佬族中流传“兄妹为婚”的故事。说婚后生下肉团，把他砍碎，抛撒四野，变成人类。它反映了仫佬族的先民，曾经历过母系氏族原始群婚的阶段。?

    近年来在隆安大龙潭遗址发现的碳屑，碳（14）测定年代为6500年上下。在钦州那丙公社独北禾塘岭出土的木炭，碳（14）测定年代为4500年左右。这两处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仫佬族先民在4000—5000年前，已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其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火的使用更加广泛普遍，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由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

    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末年，居住在岭南西部一带的仫佬族先民，被称为西瓯骆越民族，当时已进入了阶级社会。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设官置吏，把岭南统一在中国范围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汉代又分为九郡，仫佬族地区属潭中县地。从此仫佬族先民进入了祖国民族大家庭，岭南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时大批的汉族人民，先后进入岭南与西瓯骆越民族杂居，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越族的融合和分解，加速了西瓯骆越民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代，中央封建王朝，对岭南西部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唐代，既逐步增加了州县的设置，派来了大批汉官进行直接控制，同时又设置了几十个羁縻州县，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长吏，采取了“去者不追，来者羁之”的羁縻政策。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平肖铣后，以隋代义熙县地置融州。领融水、武阳等县地，后改安修县。仫佬族地区属安修县，为桂州都督府管辖。这一时期，仫佬族的先民俚僚社会经济，已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牛耕开始出现，稻田耕作技术有了提高，手工业的冶炼、淘金、制陶、采铜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央封建王朝，又把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或官员，如柳宗元、李商隐、元结等人贬来（或派来）岭南做官，他们在那里设馆开班，传播中原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思想。但仫佬族先民居住的天河、安修、武阳等地仍然存在奴隶制。?

    宋代，是仫佬族先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太祖开宝5年（公元972），以桂州琳洞地置罗城县。先隶融州，后属庆远。委来汉官管辖，废除五代时的烦苛赋敛。宋仁宗皇祐年间，中央王朝镇压侬智高的起兵以后，在桂西广大地区普遍建立土司机构，伶僚族住居的罗城、天河等地区设汉官统治。根据宋朝廷派到宜州任职的沙世坚撰《思恩府蛮人请留盐钱论碑》记载：当时仫佬族先民的民族头人，被侮称为“蛮长”。

    明王朝建立后，一方面继承了宋、元之制，在罗城、天河、宜山等仫佬族住区设流官，推行里甲制度，调整统治辖区，进行更加严密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在县官之下，增设了土巡检司、镇和寨堡等基层机构，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头人为官，把流官与土官的统治结合起来。洪武二年（1369），分融县（融安、融水两县境）管辖的东隅里、西一里、西七里、西九里、东五里、东九里、平东里、平西里、高元里、布政里、安祥里、乐善里等十三里的688村划归罗城县。洪武34年（1402）设立安祥、乐善二里、莫离、武阳、通道三镇和寨那、寨印、寨城、寨岭等四堡，大力推行堡兵制度，加强军事统治。明英宗正统12年（1447）2月，又建立了中峒镇、保江镇、理源镇等三巡检司，把原来的莫离镇巡检司移于东江莫埠，安湘镇巡检司移于郭城隘，乐善镇巡检司于烦口，通道镇巡检司于高县里。明宪宗弘治9年（1496）9月，“析天河县十八里地置永定长官司”，下设东禅镇、思农镇、归仁镇等土巡检司，设土官、副巡检各一员。在天河县和河池州之南（今罗城宜山县境），分设永顺副长官司和永顺正长官司，以壮族土酋韦万妙等为土官。这些统治者。既有汉官，又有本地少数民族首领。

    统治控制进一步加强，双重需索，苛敛之重，仫佬族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更惨重了。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不能不有所感叹。如弘治13年（1500）任总督两广的刘大夏曾说：“官无定制，上有十羊九牧之扰，民无定役，下有皂隶马夫之费”，“利重于名，徒曾民害”。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统治者有如坐针毯之感。弘治18年（1505），罗城县封建统治者被迫采取了“革重耗，减盐引，招集流移，劝垦荒田”的措施。但是，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这些改革措施，是无法彻底实行的。相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繁重苛赋仍然不断增加。至万历年间（1573-1619），封建王朝每年向罗城县各族人民榨取的田塘税面积达1910顷，征收夏秋两季税米达6821石，还有折色解司银527两。这些数字，在当时人口少、生产力低的情况下，对各族人民不能不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

    广大劳动群众除了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剥削外，还受到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和疾病的威胁。据文献记载，从元朝大德初到明末的三百多年间，发生比较大的自然灾害十多次。在此天灾人祸相继降临，各族人民求生无路，一系列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象活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罗城县韦公成乾率领壮族、仫佬族群众进行反抗斗争，声势浩大，威震柳州、庆远各地。明王朝派出官吏王煜前往招抚，“柳州等府、上林等县僮民梁公竦等六千户，凡男女3300余口，及罗城县土酋韦公成乾等三百余户复业，……仍隶籍为民”。仁宗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的覃公旺，率众二千起事，称都督。河池县覃公新，联合忻城、宜山莫往等地峒民韦万黄等四千余人，起而反抗，四面出击，杀官吏，开仓库，济贫困，深受各族人民拥护。仫佬族人民也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明王朝感到岭南多事，风无宁日，派镇远候顾兴祖调兵前来镇压，他指挥彭峰、史雄、胡斌等为前锋，亲自带兵随后。由于官兵众多，起义队伍力寡不支，在河池一仗，义军首领韦圆、韦天党等战死，覃公新被俘解送京城杀害。然而革命人民是杀不绝的，只要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存在，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继续下去。明正统8年（1443）8月，罗城县一带的仫佬族人民又起而反抗，夺回被官绅豪强占去的土地。据《明实录》载：“广西罗城县民地220余顷，为洞贼所据，不得耕种，乞免税粮，从之”。起义队伍控制了大片地方。明武宗正德6年（1511），仫佬族地区又爆发了覃惊天、韦动地方领导的人民反抗斗争，与大藤峡瑶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汇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激荡澎湃，此起彼伏，动摇了明王朝在岭南的统治。在李自成等各族农民急风雨般的起义冲击下，明王朝270多年的统治复灭了。?

    明未，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被入关的清王朝篡夺了。清王朝建立后，对各族人民进行更残暴的掠夺和屠杀，整个中国变成了民族大牢狱，仫佬族地区也不例外。? 据史籍记载，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封建统治者在仫佬族地区编户置籍，把隶属柳州府的罗城县划为44堡。堡设堡目，目下领兵，推行严密的堡兵制度。后来剥减为15堡，设堡目45人，其拥有土兵百多人。而在庆远府属的天河县仫佬族地区则设堡目一，拥有堡兵32人。后来又把堡目改为千总、把总，进行更残酷的压迫剥削。据康熙22年郝浴编《广西通志》说：“伶者、僮之别种。……编于版籍。赋役亦如熟僮”。又说：“宜山伶，性习、居处、服食及婚丧，略与僮同，供赋役亦如熟僮”。这里所谓“伶”人，指的就是罗城、宜山一带的仫佬族称，他们至此已正式编户置籍，与当地壮族人民一样，担负各种赋税、劳役。据史籍记载，顺治18年，因为连年兵燹之灾，人民谋生为艰，知县于成龙曾采取了一些减免措施，以苏民困。到了乾隆、嘉庆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贪赃枉法，横片暴敛，各族人民苦不堪言，仅罗城一地，每年赋额征地丁银达2898两（遇闰加征银161两），米1493石，仓谷12000石。当时，罗城县范围小，人口小，人民负担之重，已是不言而喻。 不时，仫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已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耕作技术已逐步提高，“马，邑中民间多用以代耕”；手工业的打铁、制刀、铸犁等，已有了专门作坊制作。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仫佬族地区已形成了一些初级圩市，使各族人民能够定期的前来进行农副土特产品及生活日用品的交换。史载：“……伶俗随简，种山捕兽，时至圩市交易”。与此同时，煤矿也已经成批开采。据乾隆31年（1766），广西巡抚宋邦绥奏称，“融县四顶山产白铅矿砂，因无煤炭，不能煎炼成铅。而罗城县冷洞山，踩有煤路，可以运往就煤煎炼，试采已有成效，请准其开采煎炼。照例每炼铅百所，抽正课20斤，撤散3斤，造册报部稽核，户部议如所请从之”。中原的封建文化在仫佬族地区传播也已逐渐深入了。明洪武初年，建立学宫。到清代中叶，又出现了不少的义学、社学，科学考试，除了规定每届招收汉族及入籍者少数民族文科八名，武科八名外，又另招收少数民族的苗学二名，仫佬族已开始有一些人精通诗文词赋而考取了举人和秀才。
　
羌族
　　羌族在青藏高原发育成熟，并取得相当成就后逐渐向外迁徒。其分布遍及中国西南、西北广大地区。传说羌人的"炎帝"部落较早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原农业文明的先驱。"禹兴于西羌"，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也是以羌人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统一大国。进入中原的羌人炎帝族群，历春秋战国之际与中原其他族群融合，共同形成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中原羌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


羌族的历史

    而留居于西部地区的羌人，仍保存其传统文化。"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西羌传》)。因其畜牧业发达，以"牧羊人"著称于世。据汉文献所载羌支部族户籍和兵员数额推测，其时羌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相当于汉王朝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他布区域北达今新疆、内蒙古，南到四川、云南。他们在这片广阔的高原、山地间放牧牛羊，从事山地农业生产，丰富和发展其传统文化，为祖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和进步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以后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羌人若干分支由于诸种条件和因素，逐步发展演变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各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建立"后秦"、"西夏"政权的羌人也渐次融合于汉族中，至今在一些羌支民族中仍部分地保持着羌文化的一些因素，仍自认是羌人的有约100万人。

    春秋战国时，以河湟为中心的羌人部落发展了生产，经济发展需要向外扩张，而东阻强秦，只能向西南及西北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已先后迁到岷江上游等；至迟在西汉时，羌人已由西北南下到岷江地区。秦汉以后岷江上游一带即一直有羌族居住。之后的宕昌、邓至羌在其势力扩张后都曾统治过岷江上游一带。这些再度迁入的羌人部落与当地原有的羌人部落，其后逐渐混合共同构成了现在岷江上游一带羌的祖先。

    西北羌人南迁，是因强秦压迫，受挫而回撤。其影响固然不小，但他们绝不是首先进入西南地区的拓荒者，当地早有其同族居住。

    自春秋战国至西汉末年，包括岷江上游在内的川西广大地区，存在一种"石棺葬文化"。专家认为，这一文化由青海羌文化发展而来。以时空对照的方法来看，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主人就是司马迁称为"冉、駹"的族群，他们是奠定今天羌族族源的基础。之后白马羌、牦牛羌、白狗羌、邓至羌、常项羌也都先后到达过岷江上游，共同成为今天羌族的来源。?唐宋以后，中原王朝对羌区的统治更加深入。明代推行土司制度，清代实行改土归流。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羌族地区时，曾成立北川、茂县、汶川、理县苏维埃政府。解放后，实行社会改革，建立一个自治县。1987年，茂汶羌族自治县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