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监狱非常纪实：在饥饿面前人毫无灵魂可言(转）

renshenguo · 发表于 2009-8-26 21:49:47

摘自《里面的故事》，作者：朱正琳

　　本书作者曾担任央视《读书时间》策划人、《东方》杂志执行主编。朱正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被认为参加反革命集团而入狱，四年多才被释放，于是有了一段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三十年后，他一念再起，把这段经历写成一个个故事，并不是在借此怀旧，也不是要揭露什么，而是边写边琢磨这些陈年旧事如何参与构成了自己的现在，角度是很个人化的，当然也免不了打下时代的烙印。一个喜爱读书、崇尚知识的年轻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又遭遇牢狱之灾，其人性的磨砺和人生的思考，都带上了某种传奇、严酷的色彩；这一切，在叙述时，又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呈现出一种从容的气度。作者自认为，里面的故事，也不过就是人的一种生活，一种境遇。

　　那个时候大牢(看守所)里的粮油配给是按当时的居民定量，每人每月二十七斤(男)或二十五斤(女)粮食、四两菜油。另外每月每人有猪肉一斤。这里所谓居民，是指闲散在家的无业人员。按理说，坐在大牢里啥事不做，菜饭开水都有人送到门口，这个定量已经是皇恩浩荡了，不该再喊饿。但事实上饥饿却是当时坐牢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感觉。我说“最基本”的意思是，你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感觉就是饥饿。

　　一天两顿饭，从来没有吃饱，应该说刚吃完就是饿的，其他时间就更不用说。睡着了也逃离不了，你会不断梦见吃东西却总是吃不着。夜里起来小解，看一看地板上横七竖八睡着的那些大汉，几乎个个在咂嘴巴。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你在那里多半要呆上好几个年头。时间一长饥饿就成为一种控制性的力量，占据了你大部分注意力，你会觉得世界上最重要、最急迫的事情就是吃。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人本来就是动物，只不过有时候会被自己的大话弄昏了头，忘了这事。但是，动物在这种时候一定会去觅食。如果你把它关着，它就会急得在笼子里团团转。牢里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活动全部转到心理领域，仿佛饥饿跟肉体无关。甚至可以这样说，牢里人似乎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而这个魔鬼的名字就叫饥饿。

　　身体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应。在不可能像外面的人“想办法”找一些补充食品的情况下,“居民定量”的不够吃一般至多半个月就表现出来了。人开始尖锐地饿，有些人会晕倒，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硬生生的。越强壮的越是容易如此。有经验的管教干部过来瞅一眼，通常会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两三个月后，人就瘦得差不多了，基本上不会有多余的肉。半年左右，两个屁股墩和胯部两侧一般已经打上“钢印”。“钢印”是“老犯”们的一种说法，指的是四块乌青色(大概有淤血)的老茧——人太瘦，就变成了“尖屁股”，坐卧(包括侧卧)的支撑点留下了疤痕，成为“资历”的标记。牢里没有床和凳子，坐卧都是在地板上。犯人们总是用被子垫着，有的还叠成好几层。不过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一句很经典的笑话说:“进得牢来，才知道天底下没有软和的东西。”

　　身体很快调整到最低消耗状态以适应漫长的饥饿，心理的适应却是要艰难得多。据说那位坐了十五年的“牢精”已不太在意饥饿，可惜我未曾亲见。我所看到已有五年以上牢龄的几位，都好像没有摆脱心理挣扎。挣扎一词用在这里可说是一点也不夸张。就以我自己为例，为了克制自己不去看别人的饭罐和菜碗，我顿顿都在努力，努力了一年多时间却收效甚微。

　　为什么要看别人的饭菜？解释起来还得费点力气。当时的饭是用瓦罐蒸的，被称为“罐罐饭”(外面食堂里也这样做)。炊事员用一个小容器凭手舀米和加水，当然不可能准确得跟秤一般。结果送进来的饭往往直观上就有些微差别，有的满一些，有的浅一些，如此等等。菜是炊事员用桶挑进来，然后用瓢从风门(门上开的一个小窗口)分发的，差别当然就容易更大一些。

　　这“些微差别”在我们眼里却是好大一件事，大到可以影响一天的心情！看别人少了，心里会暗自满意；看别人多了，心里会暗自沮丧。我当时基本上还是一个学生哥，很不喜欢自己的这种心理活动，所以做了很多挣扎。有一阵还故意糟蹋食物，表示我对饥饿的蔑视，但依然改变不了眼睛左顾右盼，心情上下起伏的状况。那种懊丧就无从表达！换到今天，恐怕也只能说两个字：我*！直到后来有了“绝食”(称病不吃)的经历，才算从某种程度上有所解脱。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此处且按下不表。顺便想说一下的是，出狱后重读《绞刑架下的报告》，发现作者伏契克其实早就说过(过去读时竟然一点也没注意到):“我们当中最坚强的同志，也忍不住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分享别人碗里的食物。”那是一班反法西斯的战士，有信念在支撑，本不可与我们这班倒霉蛋同日而语。

　　别人是否像我一样懊丧，我不得而知，但心理挣扎的迹象比比皆是。

　　就那么点饭菜，到了口边恨不得一口就把它们全给吞下去，却又十分的舍不得——吃完了就没了！还有，你很快吃完了就得看着别人吃！所以细嚼慢咽的人居多，那模样好像在品尝山珍海味。有人用一根线把一罐饭切割成几十个小块，每块大约一立方厘米左右。那种切割可真是一种工作！细心加耐心，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成。这时候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用一根竹签开始慢慢享用，一块一块不急不忙地吃，像电影上的慢镜头。这顿大餐可以吃上两三个小时！从一旁观察他，只觉他神情格外专注，脸上好像写着“请勿打扰”的字样。至于他是否感到满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满足感也分明写在他脸上。只是不能想像那种满足感会是出自肠胃。

　　由于对“些微差别”的计较，号子里一般会自发地形成某种秩序，说是某种制度也不为过。比如，轮流值勤从炊事员手中取饭，递给其他人。其他人的先后次序也是轮流转，今天的一号明天就成为最后一号。轮到值勤的人最开心，因为每一罐饭都会在风门框上蹭一下，罐底粘着的饭粒(有时候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饭团)会蹭到门框上，值勤人可拈来放进嘴里。那动作很自然，看上去只是顺手一拈，但这却是值勤人拥有的一种特权！所以不少人盼执勤就像盼过节。有时候值勤人手上的动作太明显，故意让饭罐在框上多蹭了几个来回，也会引起别人的不满与抗议。看起来饭罐底部饭粒的所有权在理论上还是有主的，值勤人的特权只对那些“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蹭在框上的饭粒有效。呵呵！

　　食物是单调的，换来换去就是白菜萝卜几种菜——在今天堪称防癌抗癌的“绿色食品”。烹调法也只有一种：除了水煮还是水煮。但到了我们手上，吃法就有点花样繁多了。用一个不特别贴切的比喻就是，好比猫捉到了老鼠，且得盘弄一阵呢！只不过仔细想想就会觉得关系应颠倒过来：人只是老鼠，食物才是猫。因为人在想着法儿变换花样时，那心理活动就活像一只窜来窜去的老鼠，始终摆脱不了猫——食物的控制。用一根线切割饭的例子有点极端，但号子里没人会觉得可笑，要笑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如果当时能用摄像机摄下号子里吃饭的情景，那倒是人世众生相的一个好写照。各人有各人的花样。比如先吃一半，把另一半藏起来，等别人都吃完后再拿出来吃；比如上午留一半到下午那一顿，加在一起心满意足地看够以后再吃……小花样不足道，共同点在于都是食物引起的紧张心理所致——贪婪与吝啬交织冲突，弄得不知道拿食物如何是好。

　　也有些花样能够在号子里流行。我们那个号子里就流行过先喝开水再吃饭。按炊事员的工作顺序说，是先送菜饭再送开水，前后要隔这么一段时间。于是所有人都忍着不吃等开水来了才开饭。两磅半的搪瓷缸子，满满一缸开水一气喝下去，从口腔到食道到胃都烫得热乎乎的，的确有一种生理上的快感。也许只有饿久了极度缺乏能量的身体才能有此快感。且必须是饭前。当然那开水从厨房用桶挑过来已经远谈不上滚烫了，但也还是可以说是“暖透了心”。那种快感非同小可，因为它能使人上瘾，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后来我们号子又做了改进，把开水冲进菜汤里喝，有盐味了，但却少了那份烫劲，所以我还是回过头来喝我的白开水。

　　总而言之，食品在我们手里差不多被盘弄成了毒品。不仅饭菜如此，任何可入口的东西在我们口里嚼着都有可能引发快感。饭菜之外要找到可入口的东西当然机会很少，但偶尔也会有。比如有一次一位新来者带进来一点叶子烟碎片(入狱检查漏网者)，我就嚼得满口生津，沉溺其间不能自拔。

　　一个月吃一次肉，那天当然是一个节日。一般安排在下午一顿，事前不会有人得知。所以节日是从看到肉开始的，一直延续到晚上睡觉前。每次看到肉都会引起欢呼，所有人都会比平日兴奋。碗里多少的计较更甚于平日，但吃的花样少了许多。舍不得留胜过舍不得吃，或者说忍得住那个饿却忍不住那个馋，于是多了些大嚼大咽的样子——谁知道呢，也许是我自己只顾大嚼大咽，没来得及观察别人。吃完后整个晚上号子里都显得暖洋洋的，说话声比平日多得多，近乎喧闹。还有年轻人比赛摔跤，弄得楼板咚咚直响。那光景好像赶庙会。其实并没有一个人真正吃饱，只是凭空地认为：我今天吃肉了，比平日有力气。生理上的感觉是会比平常餐后要好得不少，心理的满足则加倍放大。

　　照常理说，一顿一斤肉应该吃得饱了，但对于牢中饿鬼来说就不是这样，更何况实际上不可能给足量。那个年代外面的日子也艰难，有人从中揩油并非难以想像。不过，真正的问题恐怕还不在此。有一回近两个月不见肉来，我开始不停地追问干部，有点维权的意思。有位干部耐心地给我解释，说钱不够用。他给我算了笔账，国家拨到每个犯人头上是多少钱，饭要多少钱，菜要多少钱，稍不注意就超支，剩不下肉钱。平心而论，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

　　但那一回我还是把他堵了回去。我争辩说:“既然国家规定了每月每人一斤肉，就必定给了这份钱。你的意思是说，国家只给定量不给钱？”那位干部当然无言以对。他说的是事实，我说的是道理。我是有点强词夺理，但我用的是当时盛行的逻辑，管教干部们也经常使用的逻辑。比如：你在牢里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粮食定量和外面居民一样多，你怎么可能挨饿？你是说，国家给居民的定量不够，外面的居民也在挨饿？所以我们感到饥饿的事实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不能摆到桌面上来。摆到桌面上来也很容易把你给噎回去。这是题外话。

　　有一个词现在已不太有人用了，叫做“打牙祭”，原意就是吃肉。牢里吃肉，用这个词来形容最能传神。一个祭字，既表明稀少，又表明隆重。还有一个词叫“精神牙祭”，在牢里也非常适用。牢里聊天，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吃。不是谈烹调，不是谈口味，就是直截了当地谈吃——“有一回我炖了四斤肉，全肥的，一点瘦肉没有。不加作料，只就着一碟酱油，一个人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呵呵！”后面这个“呵呵！”是我加的，忍不住模仿如今网上的语气。当时那位说话人他没有笑，只是两眼在放着光，很认真地在回忆往日盛况。(想当年咱也阔过！)我受不了他们那种“精神牙祭”，时常会借故躲开。不是因为轻蔑，而是因为痛苦。明明肚子饿得火辣辣的，再说吃岂不是火上浇油？直到今日我都无法理解,“精神牙祭”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满足。

　　就是那位曾“一口气吃了四斤肉”的老兄(当年大约已有四十岁了)，有一回出现便秘。牢里便秘的发生率偏高，通常是土法上马就地解决。那位老兄连喝了几次肥皂水都未见效，不免有些哼哼唧唧。我打趣他:“要不然你试试我的檀香皂？”没想到他两眼又放了光，好像真相信檀香皂比普通肥皂更有效。也许我该申明一下，那年头檀香皂在我们那个郊区看守所里也算得一件奢侈品，但在通便这件事上能有什么优势呢？只能猜测他觉得用檀香皂横竖要比用肥皂过瘾，又或者因为入了口，他觉得檀香皂比肥皂好吃？不管怎么说吧，他的心理活动让我觉得有点惨不忍睹。我没有拿檀香皂给他吃，而是在他大便通了以后，把檀香皂递给他说:“拿去洗个痛快！”

　　还有更惨淡的故事。有一次出去倒马桶，院子里墙根脚不知什么人放了一束小葱，那当然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有趣的是，一位平时最胆小怕事的老头竟顺手给抄了回来。不想这事让当值的管教干部发现了。我们刚进屋，干部就过来追问，老头吓得赶紧把葱从风门递出去。干部嫌他脏，不接，呵斥道：“给扔到马桶里去！”马桶放在屋角，不在管教视线之内，但那老头还是老老实实地把葱扔了进去。干部转身走了，这边厢老头又迅速将葱从马桶里捞了出来。马桶是刚倒过，也用水冲洗过，但那毕竟是马桶！若干人若干年拉屎拉尿藏污纳垢的马桶！我一下子血冲脉涨，觉得他的行为侮辱了我，忍不住对着他大吼大叫：“扔回去！你要不扔回去我可要报告干部了！”这是我惟一一次想请管教干部来处理号子里的事，实在是因为我当时即使揍那老头也不可能让他放弃他的葱。这一点我知道得非常清楚。

　　长期饥饿的确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人生经验。身体在防卫，心灵却已沦陷。那情景很像陷在一个烂泥塘里，挣扎的时候你肯定顾不得姿势。在这个烂泥塘里找不到什么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所以文学作品就很少问津，当然这只是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

　　我在大牢中经常温习的有这么两篇东西——

　　一篇是杰克·伦敦的中篇小说《生命之爱》(一译《热爱生命》)。一个饿得走不动路只能爬行的男人与一条饿得咬不动东西的狼在沙漠中遭遇，互相虎视眈眈又彼此无可奈何地同行了一段路。最后是男人的生存意志终于强过于狼，咬断了狼的脖子喝了狼血，这使他重获精力走出了沙漠。杰克·伦敦喜欢歌颂原始的生命力，这个故事已经写得像是发生在动物世界的故事。设想把狼换成另外一个男人，故事里壮美的色彩恐怕立即就会消失殆尽。杰克·伦敦的最后一笔回到了人的世界。历劫归来的主人翁并没有变得更坚强。相反，与我在牢里所见相仿佛的那种心理焦虑发生了：他的床单底下总是藏满了饼干！杰克·伦敦好像熟悉这种焦虑。但他写的毕竟已是某种后遗症，不是饥饿时分的挣扎。

　　还有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中有一个小节也写到饥饿。遇海难乘救生船漂泊在海上的一船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有饥饿的眼睛都显露出一个相同而且彼此都能读懂的意思，那就是该吃人了。但他们没有像动物一样互相撕咬，他们还是人，没有失去理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他们决定抽签——抽到被吃签的人只能自认倒霉！尽管有些极端，但这是发生在人类世界里的故事，拜伦写的是人性。只是他关注的焦点是“抽签吃人”这种社会行为，个人的内心挣扎被忽略不计。

　　对于我来说，以上两篇东西的确也丰富了饥饿的概念。但是，我总觉得它们还是不能搔到我的痒处——真希望有什么作家能用如椽之笔把饥饿写它个回肠荡气！

B.Gorden · 发表于 2009-8-26 22:53:54

什麽地方?

四海散人 · 发表于 2009-11-4 21:43:54

文革是五千年中国最黑暗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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