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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最大毒害在于它助长了宗法社会中反人性的一面。
它是以家庭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度,周易系辞中说: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种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伦理学。可以说,儒家文化既不关心天地鬼神,也不关心形而上学,它是一种专门研究怎样“治人”的学问。
一、礼
在汉语中有一个独特的词叫做“做人”，也就是说，人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为什么要做呢？显然是因为自然的人不够完美（奇怪的是，在三字经中开篇第一句就是在赞美人的本性）。那么，什么人才是完美的呢？孔子认为，上古的贤圣是完美的，但因为孔子时代去圣已远，这些孔子心中的偶像是否真的完美是不可知的，可以说，这些圣贤不过是孔子的想像而已。相反，与孔子同时代的许多圣贤（如老子）他却视而不见，从三皇五帝到周公，这一系列圣人名单中，竟没有一个不是政治家，可见，在孔子心目中，有政治抱负，能够立德、立功、立言者才是圣人，孔子自己也最想成为这样一位圣人，可惜因为他并没有政治才能或运气不好，在功名上一生都未能如愿，只好退而求其次——著书立说以立言。在孔子时代，战事频仍，民不聊生，孔子对现实是不满的，他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礼崩乐坏，因此，一生致力于复周礼，因为他认为周礼是最理想的，周公则是令他梦魂牵绕的偶像（因为就他自身而言，做圣王是不太可能了，但做一位旷世的贤臣还是大有希望的）。所谓礼最早并不是专门用来“治人”的伦理规范，而是祭礼，主要是用来祭祀鬼神或祖先的。虽然曾身为鲁国的祭司，但因孔子自己并不信鬼神，他最关心的还是如何使人的行为看起来更合乎他的品味。他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迷恋得无以复加，但同时，他又认为自己比帝王更高明（周公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心目中并无平等的思想，成为世俗的成功者——贤者进而成为圣者才是最高的理想。君子和小人的简单划分在论语中随处可见。对春秋的有目的的编写使这段比较客观的历史带上了善恶的烙印。
在孔子那里，什么是善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做人得有个“人”样，你是什么地位的人，你就应该遵从这种地位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的好处在哪里呢？“使乱臣贼子惧”！也就是说，它可以让“坏人”害怕，从而使人们不敢做坏事。人们凭什么不敢再做坏事了呢？因为孔子已经让人们都知道了什么是好事和坏事，什么是君子和小人，你再做坏事，当小人，你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甚至受到礼法的制裁。以后，人们做事就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三思而后行了。同时 ，树立许多正面的榜样，让人们学习他，孔子就亲手制做了一个——颜回，于是这个短命鬼（幸好短命）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圣人。好的榜样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并给予一定的礼遇——比如举孝廉，比如科举，比如贞节牌坊。这个想法很不坏，但实施的结果如何呢？纵观二十四史，在儒家文化的调教下，我们却看到了更多的乱臣贼子，更多的逆子恶亲，更多的荒淫暴君，更多的乱伦通奸，更多的酷吏暴行，更多的压迫与反抗。跟从前不太一样的是：从前的坏人是赤裸裸的，现在呢，所有的坏人在做坏事的时候都懂得要打着仁义礼教的大旗，都学会了粉饰，杀人成了替天行道，篡位成了贤王禅让，欺骗成为足智多谋，族诛成为社稷安危，厚敛成为充实国库，纳妾成为天伦之乐，嫖娼成为儒雅风流。总之，你想做什么事，必须先找到一个合乎天理人情的说法，至于你暗地如何操作，就没人过问了。
在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中，中国封建帝王的权力成为无穷大，“真命天子”成为世俗权力的可笑理由。同时，帝王们所面临的威胁也成为无穷大，每一个权臣都在觊觎着无限的皇权。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权臣鲜克善终，帝王难得天年。当年刘邦刚做皇帝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皇帝的特权，及至宫庭礼仪一定，这个出身低贱的小亭长才由衷地感叹做帝王的殊胜。正是对礼的过分强调使中国当权者的世俗权力得以无穷地膨胀。为什么呢？从心理学上分析，礼仪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等级制度使人产生距离，一但距离拉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势必减少，皇帝有什么想法连宰相都不知道，只好偷偷去问宫人来揣测。这也使太监这种中国历史上被严重摧残的奇怪弱势人群有时竟拥有比帝王更大的权力。上行而下效之，权臣如法炮制，礼法便像蛛网一样将中国社会缠绕起来。这样，礼仪所产生的距离作用使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长幼之间，属僚之间，君臣之间乃至一切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膜。这种隔膜最大的作用在于使人不能简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去揣摩别人同时掩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但猜错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有规范的，规范使行为缺乏弹性，没有丝毫宽容的余地。更谈不上人与人之间会产生爱和同情，而只有恐惧与提防。
另外，因为礼的核心是孝道，它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秩序。由于基于血缘，必分亲疏，而不能产生博爱。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提法虽然不错，但因儒家理论体系中缺乏超越现实的信仰和形而上学的根基，它始终未能说明这样做的充分必要性而沦为一种说教。由于对礼的过分提倡而忽略了仁的根基，即使家庭成员之间也不能真正建立起基于爱的孝道而只能产生情感的隔膜。
当把家庭中的礼法类推到全社会的时候，就产生了忠（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由于在寻找“忠”的根基时遇到了困境才反诉诸“孝”的）。忠和孝的本质含意就是“听话、顺从”。这样，在中国社会中，只有一个人活得像一个人，其他人不过是不同等级的奴才，事实上，就连这一个人——皇帝——也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虽然每一天大家都在不停地重申忠君孝慈这类的口号和标语，但没有一个人会发自内心地出于爱去做，如果这么做了，只是由于不得不去做或需要秀给别人看罢了。为什么礼教不能产生真正的忠孝呢？因为这是违背人的天性的。人天性是热爱自由和真诚的，没有一个人（包括最邪恶的人）喜欢被束缚和不由衷。当一个人发自内心地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是不需要什么规范的，他的表达方式是无限丰富的，反之当他恨一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当被强制规定你必须无条件服从一个人或某种制度的时候，你心中所能产生的只有仇恨和恐惧。但由于不能够表达出这些情感（爱或恨），就只好伪装自己，将情感埋藏在心里，久而久之，此人的心理将变得超载而越来越阴暗。这就是为什么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礼会导致虚伪和仇恨的原因。在西方，我们看到父子、母子、兄弟姊妹甚至远亲朋友之间都可以无拘无束地通过身体的接触来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使他们更容易消除距离感而产生爱与宽容，而儒家的做法则是男女授受不亲。直至今天，如果有青年男女在街头接吻还被许多人认为是可耻的事。由此可见我们民族的心理曾经何等地阴暗。
因礼法在压抑下层人的欲望同时它又强化当权者的欲望，所以，虽然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这种礼法而生活在恐惧与仇恨之中，但同时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希望获得更大的自由以摆脱这种恐惧，而获得相对自由的道路只有一条：获得更大的权力，争取更高的地位。所谓富贵险中求，真正有权力的人才能从这种礼法中获得利益，于是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断升级的欲望和恐惧的矛盾心态之中——因礼法压抑和强化而变得更加膨胀的欲望和对礼法等级所造成的禁忌的恐惧。由于权力可以抗拒礼法，因此礼法并不能使“使乱臣贼子惧”而不做恶，而只能使最下层的百姓生活在真正的恐惧和禁忌之中。
二、仁
在孔子思想中，他不断强调的一点就是“仁”，然而，恰恰在中国，这一点是被讲得最多却做得最少的。我们的伟大祖先打着仁义的旗号做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族诛连坐这种可以写在律法中的酷刑被中国人发挥得淋漓尽致，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编年史中你都能找到这样的案例。凌迟这种刑罚据说必须割尽三千多刀而又能保证犯人不至死亡才算合格，如果中途罪犯不幸死亡就要拿刽子手问罪。在中国古代，如果你不幸生在帝王家成为一名王子，那等待你的命运几乎只有两种：杀掉你的父亲或兄弟或被他们所杀！还有一种就是箕子之明夷——装疯卖傻。
为什么儒家文化不断地强调仁，却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半点的人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儒家没有彼岸世界的观念，反而崇拜祖先！换句话说：因为儒家是倾向唯物的实用主义者，儒家的最高理想就在此岸！在孔子时期，还有一些诸侯国信仰鬼神，如楚国。但孔子之后，由于对孝道和家族观念的强调，祭祀逐渐演变为主要针对祖先的崇拜。既然孔子可以让这些后人无法考证的国家祖先成为圣人，那么每一个平凡的家庭都有理由使自己其实并不那么光彩的祖先成为贤者甚至神明以光耀自己的门楣。在中国，几乎民间信仰的所有的神都是由人演化来的，如关公，妈祖等。也就是说，中国人不但可以成为圣贤，他甚至也可以成神！于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地上演着凡人演变为圣人（如孟子、朱熹等）和神（如秦叔宝、岳飞等）的闹剧。而他们变为圣人或神明的原因是因为做人做得好！所谓做得好是指做得合乎礼义的规范。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曾经活在这些圣人身边的人肯定会找到这些圣人身上不太完美的地方（比如朱熹与名妓严蕊之间的纠葛），但这些人一但死去，人们就会为圣者讳，将他打扮成一朵花，然后盖个祠堂供起来，然后哄骗子孙说，这些人曾是何等伟大！由于普通的学者和武夫都可以成神成圣，身为九五之尊的君王又何尝不能？因此，君王在活着的时候就是圣主，不管这个人曾经多么昏庸荒淫。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许多昏君都曾被奉为是菩萨的化身。
对祖先的崇拜的前提是美化和神化祖先，这样祖先的行为规范成为楷模，祖先行善固然可以学习，同样，祖先杀人及其杀人的方式当然也可以效法。因为祖先是神圣的，他们这样做一定有他们的道理。显然，后世每一种惨无人道的暴行都可以在孔子以前的祖先那里找到先例。由于家族的祖先的行为是以某一家族的利益为核心的，它们很难有可能出于对人的博爱，它们更可能孕育出基于维护家族利益的类似动物族群之间的残酷杀戮。
由于没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的观念，此岸世界的成就（功名）就会成为儒者心目中最高的成就，而此岸世界的价值观根本不可能摆脱功利目的而产生真正的博爱。这样，尽管儒家经典中不断重申做人的美德，但因为没有根基而只能成为充满说教的空中楼阁。由于孔子作为一个凡夫被后代统治者们树立为成功的楷模，很少有儒士会认为作为一个凡人是有缺陷的，竟将人称为与天地齐的三才。有时中国人将心目中的神称为“天”，这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几乎像祖先这个概念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个词加以利用。这个概念的模糊使儒者成为实际上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一个拥有儒家观念的人来说，忏悔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而只有所谓的“内省”，由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存在任何能够真正监察自己的基于确信的博爱，更不清楚博爱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这种“内省”更容易堕为一种功利的“心算”和自欺。忏悔有利于清理不良的心态，而自欺和遮蔽只能增加心灵的负荷造成心理的扭曲。儒者不得不伪装，因为你的一切评价来自于世俗对你的行为的评价，在他们心中，除了现世的世俗权力，没有别的什么更让他们向往和恐惧的力量。这使每一个儒生都把自我今世的成功与否赋与了无上的价值，如果活着的时候不能成功，那么几乎注定死后也不能留名。没有来生和神明审判的观念使得儒生们除了今生的成功之外毫无希望——甚至也得不到心理的平衡，而这种成功的核心又是政治上的成功。家族观念又会使他们认为保全自己家族的延续是第一要务，而社会义务与家族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去做，除了维持生计之外，就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个人政治野心，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光宗耀祖。这样，当家族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一切手段都可以加以利用，而打击自己仇家的最好方式就是满门抄斩，拆除其宗祠，刨开其祖坟。在明朝，几乎所有的权臣都是以被下一任权臣灭门的命运而告终的。
孔子说：仁者爱人。那么爱的是什么人呢？是爱所有的人吗？显然不是，当他认为此人违反了宗法礼仪的时候，就说：小子可鸣鼓而击之！少正卯就因此（事实上连礼都没有违背，而仅仅是出于孔子的嫉妒而罗织的罪名）而死于这位圣人刀下。不合乎礼仪的人则人人得而诛之，有趣的是，当这位乱臣贼子篡位成功之后，他就会被认为是正统，所谓既往不咎，而又拿起忠孝这把刀去诛杀一切不顺从的人。在此时他可以堂堂正正地使用一切极端残酷的手段。可见，儒家真正所爱的永远是当权者（世俗的成功者），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愿意尊孔的原因。作为唯物的实用主义者，仁在儒家那里永远都是换取政治影响的口号。仁爱在儒家那里是没有超越世俗意义的根基的，罪恶除了因不走运会遭到世俗的惩罚和历史上的恶名之外，没有任何审判；如果混得好，则可以像孔圣人那样永远受到后人的景仰与子孙的香火供奉。“天地良心”也是儒家经常用来谴责恶人的咒语，但这与他们的人生目标（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是荣华富贵）相比，是何等的软弱无力啊！如是之仁，加上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礼所导致的恐惧和仇恨，使中国社会的政治始终处于灭绝人性的黑暗之中。
三、士
贤能这个词，像圣人一样，在中国社会一直享受着最高的礼遇。贤能是指稍次于圣人的人才。与老子的绝圣弃智相反，儒家将贤能赋与了极高的价值。不过请注意一点：贤能并非指广义的人才，而是专指政治人才，尤其是指那些能够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的将相。在上古时期，这个词以贤为主，即主要注重品德，如舜之被举。但禹之后，则以能为主。尤其在周朝，因为要伐纣打仗，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能人，及至东周，则是一片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了。纵观历史，不难看出，人才辈出的时代，往往是社会动荡的时期，所谓乱世出英雄。政治人才出的越多，则可以印证这一时期社会越混乱。今天，我们看到，相对比较幸福的社会，比如说北欧国家，几乎不出什么政治人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政治人才在帝王争霸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以至于汉代以后，统治者开始有目的地招纳人才、控制人才甚至培养人才，其目的是简单明确的：这些人既是危险的人物，又是可利用的人物。利用得好，则可以确保帝王家族的长治久安。
秦朝得国于法治，因此治国也用法治，但由于这种法治缺乏以全民共同遵从的信仰为基础，而一味地采用高压政策，人民难免会反抗继而进行改革，这种反抗若不加以控制和疏导，势必导致民众观念的变革，如同陈涉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类的思想，一但泛滥，则圣人大人之类的谎言就要被戳穿，帝王们的统治将岌岌可危，故不可不察也。这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残暴统治导致了基督教思想的传播一样，帝王们最终不得不屈从民众的信仰而接受基督教，这样，帝王们的特权将受到限制而出现分割政权的另一种力量——教权，这是所有的世俗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一味地靠王法进行高压统治的政权肯定是短命的，汉朝的统治者们很清楚这一点，如何能够让人们服服贴贴地听命于统治者而不反抗呢？尤其重要的是，如何能防范出现另一种比王权更大的力量来限制王权呢？这样，即使出现革命，改朝换代也不足以动摇王权的根基呢？那就是使王权本身成为一种宗教！
到了汉武帝时期，统治者们才发现，原来早就有一位一直向诸侯们暗送秋波的教书先生为他们盘算好了，并且他自己就培养出了许多政治人才并派送到各国去夺取政权，但由于在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各国都没有时间去培养虚伪和欺骗，所以打着仁义旗号的儒家弟子们几乎没有一个获得了预期的成功。最典型的例子是孟子和苏秦的对比，虽然大家都怀着政治野心去游说诸侯，但苏秦立竿见影的策略立刻获得了成功，而上来就想做帝王师的孟子却惨遭失败，只好学他未曾谋面的祖师的样去著书立说并养浩然之气去了。因为儒家是培养“士”的教育体系，士不可以不弘毅，需要任重道远！所以儒家大业的成功需要时间，需要礼教的普及。而到了汉代，由于出现了长期的统一，同时由于七国之乱给统治者造成的噩梦阴影，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终于促成了实施儒家教育的机缘。儒生董仲舒在此提出的“独尊儒术”的主张可谓正中其怀！
尽管在当时遭到了持道家思想的守旧派的反对，汉武帝还是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改革。从汉代开始，由国家设立的儒家教育机构出现了，推举孝廉的人才政策也开始实施了。可以说，儒家文化的从政之路是从学校开始的。从儒家学院毕业从政的人被称为“士”，由于孔子的教育政策，士的培养是不论出身的。这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多多！首先，大部分读书人出身寒门，从此有机会做官，他们不但对朝廷感激涕零，还会因为出身低贱而俯首贴耳。其次，大部分的士是百姓中智商较高的人，也是最危险的人，将他们控制住，就等于控制住了一多半的社会力量。其次，士的参政可以有效地打击王公贵族的势力，其优点在于，既便宜又好用！其次，用来培养士的忠君教育可以通过士的成功人生来为百姓们树立榜样，使百姓羡慕从而加以推广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忠君这条道路。其次，举士制度使普通百姓拥有了一夜之间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可以有效地将知识阶层的兴趣禁锢在世俗成就上，最大限度地降低产生出世思想的可能以避免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其次，士习文而不习武，可以由此培养出一个温文尔雅的民族，从此丧失野蛮暴戾之气，柔顺而无个性，更便于统治。最后，士永远不可能成为贵族，一但出身于士的官员势力庞大的时候，就会有另一批同样出身于士的人想干掉他，贵族是不变的，但士永远是新人换旧人。到唐代，正式实行了科举制度，其中一项有趣的规定是：不准贵族子弟参加科举，家境没落的宗室诗人李贺就因此郁郁而终。
科举制度确实为巩固皇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时也带来了无穷的弊病。最本质的影响是：这个民族变得体质和性格越来越孱弱，气质越来越阴郁，思想越来越实用，内心越来越机伪，而当权者越来越残暴了。
由于新入官场的士人通常是没有什么背景的，他们为了在政界立足，必须攀附权贵，结党营私，因为同乡或同年甚至姓氏相同都可以成为攀附的理由。科举制度实行以来，官员之间人际关系的亲疏立刻变得重要了，同时也更复杂了，一但站错队，不但要遭受排挤，还可能丢官丧命。政治矛盾在帝王与贵族之间、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基础上，增加了士人与其他三者之间，士人与士人之间等多重。空前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礼教造成的恐惧使士人们不得不认真钻研权谋，喜怒不形于色。结党伐异、密谋策划与监督告密这些暗箱操作成为实际上的权力运行方式。这除了形成中国社会特有的官僚体制之外，还严重地阻碍了行政效率和司法公正，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全民族信用的丧失。由于出身的问题，大部分士人在权力上的欲望更甚于贵族，更容易产生嫉恨，并且更加不择手段。在名利的执著方面，他们更甚于家境优裕的贵族纨裤子弟，但同时由于他们受过良好的经史教育，又是择优选择的聪明人，所以在运用权谋方面，可谓青胜于蓝。所以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可谓能人辈出，贤能成为士人人格的最高评价,这恰恰为中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更复杂的因素。当然，儒家教育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些愚忠的“人才”，这些人往往不太走运，但对帝王来说这批人也有用，“忠臣”这个牌子除了可以给痛苦不堪的百姓一丝幻想外，还可以用来打击权臣。例如，雍正皇帝就曾经成功地运用孙嘉淦这样一个忠臣之死剥夺了年羹尧的兵权。
在孔子时代，汉民族尚存一些原始的纯朴性和超现实性，比如说存在侠这类人群，这是一切古代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阶层，相当于武士或骑士。这类人通常心灵单纯，注重个性，崇尚侠义，不重谋略。汉代以后，随着项羽和田横在政治上的失败，尤其是独遵儒术之后，这类人就在政治上消失，而转入了民间。
儒家教育使中国社会的栋梁们鄙夷武力，崇尚权谋，同时，手无扶乩之力，面容老成无趣，生活呆板严肃，一但外强入侵，魂不附体，先图自保，以和为贵，遑论开疆拓土。这也是汉族政权屡遭外辱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推崇圣贤之言不可违，祖宗之法不可变，严肃保守，抵制新奇，儒家思想严重地禁锢了中国人的想像力，使这个民族只有摹仿才能而几乎丧失了一切（除了在整人方面的）创造才能。
总之，经过上千年的努力，统治者运用儒教这柄软刀，成功地阉割了汉民族原有的人性，并成功地驯化出了“士”这种具有“家畜性”的奇怪人才，并冠之以文明之名，将高度的野蛮的中央集权发挥到了极致。
四、名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这段论语中的经文典型地反映出了儒家思想中对名的认识。“文”是谥号，也就是说这个人混了一辈子最后由当权者给予的一言以譬之的评价。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文”是充满褒扬的谥号，孔子自己也得到了这样的谥号。谥号有褒贬，坏的如“灵”、“废”，好的如“宣”、“武”，朝廷中有专人负责这类事，谥法中有详细的条文。这首先反映出儒家是很重名的，而这名的给予最后要由统治者来定又说明儒家很看重当权者的意见。而孔子对这种谥法的解释就更有意思了：之所以谥为“文”，不是因为有学问有成就，而是因为好学又好问。也就是说，学习的态度（样子）是最重要的，学习的成果倒在其次。诸如此类的道德评价在论语中比比皆是。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是儒家一脉相承的人生价值标准，正如孔子所坦言：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德之立与不立与他人的评价直接相关，因此德的修行始终与“德名”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德名与功名、文名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
如同礼一样，名也是儒家文化用来进行教化的重要手段，甚至比礼更为重要。因为礼只能保证让人们今生恐惧，而名却具有在今生和后世同样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古代中国社会，修史显得极为重要，史书往往会在目录中将历史人物归类，比如：佞臣、忠烈等等。而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标准则无一例外是儒家价值体系。由于带着极明确的目的性去修史，就如同孔子编春秋一样，必然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必要性的整容，也就是说，该写的就要写，不该写的绝不能写。比如要树立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就要尽量搜集那些能够体现其忠义礼智信仁孝的材料，而此人的所曾干过的丑事最好一句都不要提，要为贤者讳。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历史人物，则尽量搜集能够体现其奸诈残暴不仁不义不孝不节等方面的材料，而他曾经做过的人事儿则最好不要提，因为如果这样做了，就会误导后人，使他们辨不清善恶，不利于忠孝的教化。虽然孔子曾赞美过史鱼的质直，左丘的不阿，但后代能够在修史时做到全面公正秉持人性化描述的史家并不多，司马迁可算是一个例外，这大概和独尊儒术的教化实施未久有关。
这样，封建王朝的史官在修史时就类似我们今天那些拙劣的编导改编历史剧一样，历史具有了文学色彩。写历史更像是写小说，作者首先站好了鲜明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以儒家文化的标准去树立楷模，以使他们彪炳史册或遗臭万年。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恶劣影响呢？最大的恶果在于：它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历史形象，会误导读者认为一个人的好与坏与其所处的环境关系不大，而主要是因为此人的人格修养所致。这样就巧妙地转移了读者的目光，使大家对环境或体制本身的问题视而不见，转而去追究“做人”的问题。而研究“做人”的著作中没有什么比四书五经更专业的了。这样越研究就越会感到孔子学说的伟大，只有从修身做起，才能逐渐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这样儒家文化的道德评价体系在全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成为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徒。
事实上，在宗族政治的大气候下，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受这种文化本身制约的，可以说，每一个人（包括奸臣）的所做所为都是不得已的，在这种恐怖的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相互仇恨、相互提防的环境中，你不使用权谋去害人就会被他人所害，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说，一个未谙权术的年轻女子因为不幸有些姿色被选入宫中成为妃嫔，那么无论从前她的品质修养如何，为了生存，她必须学会政治斗争来保卫自己，否则就会被其他的宫人陷害。武则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是治史还会产生更恶劣的影响。首先，名作为一种世俗成就被儒生们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虚名甚至可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其次，重名必轻其实，名在酿造汉民族虚伪粉饰的政治风气的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其次，追逐功名使儒生们更加注重今生的成就，难以产生超越现实的思想。对名的推崇使阿谀奉承、巧言令色成为官场政治不可或缺的攀缘手段。其次，功名的观念影响到了世俗的文学和艺术，产生“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思想，这使一切教化都成为为当权者服务的教化。
“文以载道”除了在历史上产生了更多的文字冤狱之外，还使文人们无形中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纵观文学史，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家都是不得善终的，即使善终也难免一生坎坷。与西方社会的文人相比，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大都很悲惨，他们很少能够受到当权者的礼遇，而当他们遇到重视的时候，往往正是他们开始倒楣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功名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太深入人心了，名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无论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有了名气，他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与宗族政治发生关系，除了隐士，没有人能够逍遥自在地避免政治力量的干涉。在历史上有许多隐士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比如山涛、诸葛亮、刘基等。
对名的过分强调还在社会中构建了完整的社会舆论谴责体系，只是这一套体系从来不敢谴责本朝代的当权者和真正的罪恶，它的实际作用是让群众之间相互监督、相互评价，为每一种行为贴上“光彩”和“耻辱”的标签，以简单的定性来维护儒家的宗法道德观念，杀人于无形的“闲话”之中。
由于孔子作为一介文人而在历史上获得的巨大成功，许多文人也向往着立言以成圣的传奇。文化英雄成为历代文人心目中的楷模。但由于早已丧失了先秦时期的质朴率真，这些后期的“圣贤”们几乎都是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二程和朱熹是这类“圣贤”的典型代表。由他们所发扬光大的儒学真正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毫无人性的“送命”理学。
五、节
节这个词具有两种含义：针对男人的气节和针对女人的贞节。
在先秦时期，这个词还主要是用来评价男人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节是指基于信义的对身处逆境中的“君子们”的行为规范。如延陵季子所遇到的不受嗟来之食者。但更多的节几乎与个人的行为无关，忠君与爱国逐渐成为节的主要内容，如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到了汉代以后，家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忠君与爱国被划上了等号。苏武成为被祖国遗忘了19年的民族气节的代表，李陵变成了贪生怕死的叛徒典型。李广一生出生入死的功劳不但没有换来当权者的礼遇，还因为一个不肖子孙而招来了灭族之祸。就连司马迁也因为替昨天的英雄今天的叛徒说了几句公道话而惨遭阉割。这实在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当权者用儒家文化对人文精神的阉割正是从汉武帝对太史公的阉割开始的。
汉代以后，由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史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忠烈的死节之士，几乎每一个王朝临终之际都会有许多儒士以身家性命为之殉葬。同时，节烈也成为权臣和朝廷用来排斥异己的重要手段，颜真卿就是其中的牺牲品之一。在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明朝，尽管朱元璋几乎杀尽了开国功臣，仍有像方孝儒这类的愚忠之士为所谓的正统之争而殉葬。死谏是儒士所能够做到的最极端的却毫无杀伤力的抗拒行为，历朝历代，死谏者可谓多矣，但似乎没有一个暴君会因儒士之死而改变自己的主意，相反，死谏者之死并不能感化君王，却往往招来灭门之祸。他们的死所换来的不过是改朝换代后的后世暴君对他们的赞扬和对前代暴君的谴责，以维持本朝“明君”的形像和“忠臣”的传统。对忠君之节的强调正是当权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对节的推崇使中国社会非人性的王权统治达到极点。这种非人性的节烈观念不但使统治者暴虐，也造成了全社会人道主义的泯灭。如击杀努尔哈赤的前抗清英雄袁崇焕在被崇祯皇帝定性为叛国者之后残酷处死，全京城的百姓竟相分食其肉，其状惨绝人寰。同时，由于礼教残酷压制所产生的反动，当民众暴动的时候，采取的手段也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张献忠残酷虐杀官员和百姓的暴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先秦时期，男女之间的交往并无许多禁忌，从诗经中可以看到当时相对自由纯朴的社会风貌。孔子本人正是这种纯朴性文化的产物，其父孔纥在乡间的狂欢会上结识了其母颜氏，二人野合而生孔子。这种行为在当时并不很受社会谴责。孔子本人对妇女的非理性似乎也毫无办法，将其归为难养之类，但似乎是出于对自己身世的禁忌，贞节的观念在他哪里被提到了伦理道德的高度。
汉代以后，史书中出现了妇女的楷模——列女传。虽然当时还能够出现卓文君私奔相如之事，但宫廷妇女礼仪的加强使社会逐渐倾向于限制妇女的自由而巩固男权的思想。既然皇帝可以像动物首领一样拥有三千佳丽，士大夫当然也可以享用三妻四妾。这种不加节制的王权和男权终于成就了诸如晋武帝这样的种马，宫人们洒盐铺草以吸引君王的羊车而求一幸，其不可胜数的异母子孙终于酿成了八王之乱。
像气节一样，贞节也是与当权者无关的，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王权不同，特权阶级与普通百姓之间巨大的等级差异和极端的礼教使汉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帝王到百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变态：从虐待中取乐！
典型的代表集中在明朝王室，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几乎没有出现过心理健全的帝王，他们耽于淫乱，性格乖戾，凶狠残暴，不务国事。正因为如此，这个王朝的典型象征是：政权往往被把持在因被阉割而心理严重扭曲的太监们手中。恐怖政治成为王权统治的主要手段，当朱元璋任命的政府官员刚刚上任的头一天，他第一眼看到的往往是摆在衙门口的前任的人皮标本。
虐待心理在社会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除了上下级之间的虐待之外，男性对女性的虐待尤为突出，虐待的前提是妇女已被圣贤们定性为邪恶难养，只有加强对她们的教化，庶可端正天地人心。在身体上的虐待，体现在无处不在的家庭暴力和妇女缠足。心理上的虐待，体现在三从四德，肆意休妻，夫死守节等方面。在社会风气方面，男女之间的交往成为最大的禁忌，每个男人在公众场合对有关性的话题都讳莫如深，但在私下里却对此津津乐道。性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被空前地关注了，性的问题被全社会公认为是最“丢人”的问题，性的解决日趋隐蔽，表面上人们日趋道貌岸然，暗中却日趋男盗女娼。
在儒家文化的名节观念教化下，虐待妇女的方式被形象化了，一个个贞节牌坊被树立在遭遇不幸的未亡人或因失节而自杀的已亡人们的门前，大家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这些红颜祸水们的墓碑和她们的小脚，战战兢兢地观察着主子们的脸色，心里盘算着怎样搞垮仇家，抑扬顿挫地念着四书五经，为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目标而自强不息。
以上的论述，并非故意将矛头指向孔子本人，因为一种文化的形成绝不是某一个个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但孔子在其中肯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诸子百家众多的文化模式中，只有孔子最终被封建帝王们选中，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宗族政治文化的根基在中国社会中从来就未曾动摇过，孔子的学说只是强化了这种政治文化体系，仅从这一点来说，孔子是难辞其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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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6 16: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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