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

仍是无情也动心 · 发表于 2009-8-19 06: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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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子房一生的传奇经历：
当其怒火中烧时，也以纤纤之躯袭击威加四海的暴君；
恬静休闲时，能忍气吞声地礼敬刁钻古怪的老人；
龙争虎斗时，又奇计百出的辅佐从善如流的明君；
功成名就后，以洞察世态的睿智毅然撒手红尘；
千古奇人，惟子房也！
运决韩千
筹胜人古
帷千子奇
幄里房士
金子陵子房忆
羽衣轻衫古琴轻弹过
转眼青丝变苍漠
谈笑之间吞吐社稷卧
千年回眸山水破

深情奏曲拂袖泪不落
只为与君当年一诺
无愧天下英雄情常拙
汉宫雄起秦楼堕

倾城貌锦衣着
仰天望烟花过
调兵遣将渐渐越楚河
是非成败今非昨

兵书一卷阔笑看谁人走错
战场荒凉血染旌旗落
想易水人已没
踏秋夕百花弱
手摇羽扇江山拓

深情奏曲拂袖泪不落
只为与君当年一诺
无愧天下英雄情常拙
汉宫渐阔秦楼堕

兵书一卷阔笑看谁人走错
战场荒凉血染旌旗落
想易水人已没
踏秋夕百花弱
手摇羽扇江山拓

山河碎属谁国
烽烟燃烧战火
不出军营仍运筹帷幄
看遍黄土汉室阔

白马上山坡望尽前路沟壑
引领百万军镇定自若
令何处起烟火
帅只需阵中坐
半壁天下便属我

江山破裂江山又在握
走遍江湖人常各
转眼成空战袍已脱落
又换布衣做行者
孰成孰败后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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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无情也动心 · 发表于 2009-8-19 06:29:03

中国古代十大兵书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为春秋末孙武所作，共八十二篇，图九卷。今存本十三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历来被称为“兵经”，受到国内外的推崇。

《孙膑兵法》：亦称《齐孙子》，为战国时齐国孙膑所作，共八十九篇，图四卷，隋以前失传，１９７２年在山东临沂县银省山西汉墓中重新发现其残简。该书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吴子》：由吴起、魏文侯魏武侯辑录，共四十八篇，今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等六篇，都系后人所托，有英、日、法、俄等译本。

《六韬》：传说为周代吕望（姜大公）所作，后经研究，认定为是战国时的作品，现存六卷，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

《尉缭子》：传说为战国时尉缭所作，共三十一篇，今存有五卷，共二十四篇：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令上、兵令下。《司马法》：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共一百五十篇，今令术仅五篇：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

《太白阴经》：由唐代李筌撰写。共十卷。《四库全书》收录了八卷本，是后人合并的。

《虎钤经》：由宋代许洞撰写，全书二十卷，共一百二十篇，内容主要发挥《孙子兵法》和《太白阴经》的观点，前十卷论述实际用兵的问题。

《纪效新书》：亦称《纪效》，由明代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寇时撰写，共十八卷，每篇都各附图说。卷首有《或问篇》作为总序，是一本练兵和作战经验的总结。

《练兵实纪》：由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撰写，正集九卷、附杂集六卷，此书和《纪效新书》亦称戚氏兵书姐妹篇。

仍是无情也动心 · 发表于 2009-8-19 06:44:14

《黄石公三略》
宫玉振　

在中国古代兵书中，《三略》与《六韬》被认为是兵家韬略的杰作。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这个“道”，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生的智慧，就是成功之道。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功，成功的基础在于智慧。《三略》的追求，在于“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源，知去就之节”，在于“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传说辅佐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第一功臣张良，之所以能够建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巨大功业，就是因为“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熟读了《三略》，并从中汲取了文韬武略的结果。由此可见，对于所有探寻成功之道的朋友来说，对于所有想从中国传统战略宝库中寻求启示和灵感的朋友来说，对于所有想提高自己的战略思维素质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对于所有想在企业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朋友来说，《三略》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兵书。那么，《三略》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它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一为朋友们揭开这层面纱吧。

一、《三略》的成书年代

《三略》，又名《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一部列入《武经七书》的经典性兵书。它的作者，《隋书·经籍志》认为是下邳神人：“《黄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所谓的下邳神人，就是授张良兵书的那位黄石公。司马迁的《史记·留侯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秦朝末年，出身于韩国贵族的张良，为了报亡国之仇，收买了一名刺客，准备在博浪沙刺杀巡行中的秦始皇，不料刺客的铁槌误中了秦始皇的副车。张良行刺未遂，被迫隐姓埋名，流亡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有一天，张良信步来到下邳的一座桥上。这时，走来了一位身穿粗布麻衣的老人。老人到了张良跟前，将自己的鞋子一下子甩到桥下，很不礼貌地对张良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张良愕然地看着老人，心想这个老人太不懂事理了，继而一看，老人确实已经上了年纪，不好与他计较，便强忍着火气，下桥给老人把鞋捡了上来。老人不但不道谢，反而把脚一伸，又说：“给我把鞋穿上！”张良感到又可气，又可笑，心想既然已经把鞋捡上来了，干脆再替他穿上得了，于是又跪着给老人穿上了鞋子。老人一句话未说，笑咪咪地走开了。张良很吃惊，呆呆地站在原地目送老人远去。老人走了一里多地，又返了回来，对张良说：“小子，看来你还是可以教诲的！五天后天亮时，仍然到这个地方来见我。”张良意识到老人并不是个一般的人，便跪下回答说：“是。”五天后天亮时，张良来到桥上，老人已经先到了。一见张良，老人便生气地说：“约好了与老人见面，却迟到了，这怎么能行呢？”说完扭头便走，扔下一句话：“五天后早点来！”五天之后，鸡刚报晓，张良就赶到了桥上，不料又是老人先等在了桥头。老人说：“又落在我后面，这是什么道理？五天后早点来！”又过了五天，还未到半夜，张良便来到了桥头。过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见到张良，老人高兴地说：“对，就应当这样嘛！”便从袖中拿出一部书，交给张良，说道：“读了这部书，你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再过十年，你就会成功了。十三年后，你我将在济北见面，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老人便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天亮之后，张良打开那部书一看，原来是一部兵书，名叫《太公兵法》。张良很珍视这部兵书，时常诵读体会，后来真的辅佐刘邦成就了帝业。十三年后，张良跟随刘邦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看到了一块黄石，于是将黄石取回，恭敬地供奉起来。张良去世前，遗命家人一定要把黄石与自己一起下葬。家人依言而行，每逢祭祀时，连黄石也一起祭祀。后来，人们就把那位不知姓名的授书老人，尊称为黄石公。从《史记》的这段记载，我们知道，黄石公授给张良的兵书，名为《太公兵法》，而不是《三略》。太公，指周初开国功臣姜尚，习称姜太公。姜尚是一个极富谋略的军事家，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所谓的《太公兵法》，当是后人假托姜尚的名义而撰成的兵书，包括流传至今的《六韬》等。《隋书》说黄石公授给张良的是《三略》，《史记》说是《太公兵法》。这里显然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显然，其中的关键是《三略》与《太公兵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唐李问对》的作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三略》与《六韬》一样，同属于《太公兵法》：“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宋代施子美在《三略讲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六韬》、《三略》，本《太公兵法》，而谓之《黄石公三略》者，按前汉张子房受书之事，老人指谷城山下黄石以为己，而其所授之书，乃《太公兵法》。后世因而谓之《黄石公三略》，亦如《诗》本夫子所删也，后世谓之《毛诗》，以其出于毛苌之所训也。《黄石公三略》，其此意欤？” 将《三略》视为是《太公兵法》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史记》记载与《隋书·经籍志》的歧异。但新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同为黄石公所授的《太公兵法》，《三略》被后世冠上了《黄石公三略》之称，而《六韬》却没有人称《黄石公六韬》呢？施子美显然是回避了这个问题。

仍是无情也动心 · 发表于 2009-8-19 06:44:50

明代刘寅在《三略直解》中提出了一个假设：《三略》属于《太公兵法》，但《三略》可能经过了黄石公的推演，所以被后世冠以《黄石公三略》的名称。刘寅引经据典，做了一段很长的分析：“按《汉书·艺文志》云，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并不言有《三略》；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共五十三家，而《三略》亦不载焉。史称张良少匿下邳，与父老遇于圯桥，出书一编，曰：‘读此书则为王者师。’遂去，旦日视之，乃《太公兵法》也。《通鉴纲目》亦曰：张良与沛公遇于留，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公善用之，常用其策。与他人言，辄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不去。《正义》曰：《七录》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唐李靖亦云：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然则《三略》本太公书，而黄石公或推演之以授子房，所以兵家者流，至今因以为黄石公书也。”这个假设是很能自圆其说的。张居正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认为，黄石公所推演的，主要是《下略》：“《三略》，本太公书，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其言本道德而不用阴谋诡计。《上略》所引皆曰《军谶》，《中略》皆曰《军势》，《下略》独无所引，而自言也。”清代朱墉在《三略汇解》中的观点，与张居正基本是一致的。然而，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任何史料的佐证，因而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精致的假设而已。在没有其他材料的情况下，判定《三略》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必须分析《三略》本身的内容。而一旦对《三略》本身的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三略》绝对不可能是秦汉以前的作品。明代的王阳明便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手批《武经七书》中，王阳明说：“旧题黄石公撰，即圯上老人授张良者。文义不古，非秦汉以前书，疑为后人伪托。”《四库全书总目·黄石公三略提要》也持相同的观点。许保林先生在《黄石公三略浅说》的序言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三略》成书不可能早于秦汉之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许著读一下。既然《三略》成书不可能早于秦汉之际，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出自黄石公之手了。那么，《三略》究竟成书于何时呢？

《三略》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文学家陈琳在《武军赋》中有“《三略》、《六韬》之术”的说法，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三略》的最早记载。曹魏时李康《运命论》复称“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显然，第一步我们可以划定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就是《三略》成书不早于秦汉之际，不晚于东汉末年。范晔《后汉书·臧宫传》中保存一段史料，对于推定《三略》的成书年代极有价值。《臧宫传》记载：建武二十七年，臧宫与马武上书请击匈奴，光武帝“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慌，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光武帝诏书中所引的《黄石公记》的这段文字，分别出于《三略》的《上略》与《下略》，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略有出入。这就提示我们：《黄石公记》与《黄石公三略》其实是一本书的不同名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三略》在东汉初年光武帝时便已经流传于世了。而《三略》的成书，显然要更早一些。换句话说，《三略》的成书只能在西汉年间。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三略》成书的时间，可以定为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期间。主要根据是《三略·中略》的一句话：“是故《三略》为衰世作。”这句话透露出撰写《三略》的时代是衰乱之世，具体来说，就是汉世衰微、王莽篡汉的时代。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十分妥当。第一，王莽篡与光武中兴之间的时间非常短的，而一部兵书从成书到流传、到产生较大影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王莽篡汉到光武中兴的这段时间显然不足以使《三略》在社会中一下子享有如此地位；第二，《三略》所说的“衰世”，从《三略》“皇—帝—王—霸”的历史图式来看，是泛指“王泽竭”以后的时代，具体来说，指的是东周以后礼崩乐坏、王道不行的时代。这一点在《中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认为《三略》所说的“衰世”便是特指王莽篡汉，未免有望文生义之嫌，实际没有把握“衰世”的真实含义。因此严格地说，我们现在只能断定《三略》产生于西汉年间。至于是产生于西汉初期、中期抑或晚期，则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新的材料的出现，尤其是考古方面的发现了。那么，《三略》与黄石公、张良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说，没关系，又有关系。说没有关系，是说《三略》的作者并非黄石公，也并非张良所受的兵书；说有关系，是说《三略》很大程度上是对张良事迹及谋略的总结与理论概括。张良是“王者师”，《三略》所追求的正是“为帝王师”；张良善长谋略，《三略》的主题正是谋略；张良是一位深通进退之道的哲人，《三略》所反复致意的正是“全功保身”。更重要的是，张良是一位黄老式的人物，而《三略》所弥漫全书的，正是黄老的精神。

仍是无情也动心 · 发表于 2009-8-19 06:45:26

由此可见，《三略》的作者，必然是一位对张良的一生事迹与谋略思想都很有研究的哲人。后人谈起《三略》往往联系到张良，原因就在这里。

二、《三略》的思想特色

与先秦的兵书相比，《三略》具有两个鲜明的思想特色。第一，从哲学属性上来说，《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体系；第二，从时代属性上来说，《三略》带有明显的大一统兵学的特点。黄老学派，是从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一个思想流派。它始于战国中期，盛于汉朝初年。从本质来讲，它仍属于道家的范围，但是与先秦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却有了很大差别。《老子》的特点是“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绝去礼学，兼弃仁义”。而黄老学派，按司马谈的说法，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也就是在道家哲学的基础上，吸收阴阳家、法家、儒家、墨家等学派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一个“兼儒墨，合名法”、“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的思想体系。它一方面继承了先秦道家的道论思想，一方面又扬弃了先秦道家的消极倾向，将消极的“无为”理论转换为一种积极的“无为”理论。它强调“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强调“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以达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效果。成书于西汉的《三略》，从哲学属性上来讲，带有明显的黄老特色。具体来说，在《三略》中，以道家思想为基础，阴阳家思想、法家思想及儒家思想等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兵学体系。

1、道家思想《三略》最集中阐述道家思想的是《上略》的开头部分，如“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如“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如“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等。其意义在于，通过，“刚”“柔”这对范畴的分析，为全书确立了“尚柔”的谋略起点。

2、阴阳家思想阴阳家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上略》“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一节中，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因”字，它为《三略》确立了“贵因”的谋略原则。

3、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在上、中、下三略中都有反映。《上略》中，如：“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中略》如：“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主）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等。《下略》如：“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不怨。”其意义在于通过对“赏罚号令”的阐述，确立了《三略》以法治军的一般原则。

4. 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三略》尤其是《下略》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上略》如：“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下略》如“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降体以礼，降心以乐。”“以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等等。通过对“礼乐教化”的弘扬，儒家思想为《三略》确立了以德治国的基本取向。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家在《三略》中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三略》的思想体系。在《三略》中“道”、“德”、“仁”、“义”、“礼”是“五者一体”的，是“不可无一”的；“皇道”、“帝道”、“王道”、“霸道”是兼论的，是互相包容的。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阴阳家理论察形势，以法家原则理将卒，以儒家思想治天下，便是《三略》的全部内容。而统摄全书的，则是道家的道论。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三略》是一部典型的黄老学兵著作。从时代属性上来说，《三略》又带有明显的大一统兵学的特点。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一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大一统服务的兵学，《三略》正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孙子兵法》是春秋末年诸侯争霸战争的产物,也是为诸侯争霸服务的，因而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公开宣称的是“廓地分利”，是“伐大国”；《孙膑兵法》是战国中期列国兼并战争的产物，也是为列国兼并服务的，因而孙膑强调的是“战胜而强立”，强调的是“必攻不守”；成书于战国晚期、为统一战争服务的《六韬》，则是以如何“得天下”为中心的。西汉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已经建立，因而《三略》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原则。

仍是无情也动心 · 发表于 2009-8-19 06:46:10

时代需求的不同，使《三略》带有明显不同于先秦兵书的时代特色。全书所贯穿的，是维护统一、巩固统一的主题。例如在战争目的上，《三略》强调的是维护统一的“诛暴讨乱”：“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在价值趋向上，《三略》强调的是巩固统一的“释远谋近”：“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在君主处理与将帅的关系上，《三略》强调的是“夺其威，废其权”；在“战胜”与“国安”的关系上，《三略》既重视如何“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天下宁”……凡此等等，都说明《三略》是一部适应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需要而出现的兵书。

三、《三略》的兵学内涵

作为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的第一部兵书，《三略》继承了《孙子》以来先秦兵学的优秀传统，又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其兵学内涵十分丰富，军事思想十分深刻。概括起来讲，主要包括深刻的战争观念、系统的战争指导理论、全面的选将用将原则、精辟的治军思想这几大部分。首先，是强调“不得已而用之”和“以义诛不义”的战争观念。从《孙子兵法》以来，中国兵学在战争问题上形成了重战、慎战而又强调义战的思想。《三略》在继承前人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在有关战争的诸问题上，包括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分析、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民众的关系、战争与天时地利的关系、战争与主观指导等，都提出了简明扼要而又深刻的判断，形成了系统的战争观念。

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问题上，《三略》深受道家和儒家的影响，形成了强调慎战与义战的战争观念。老子曾经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天道恶之”的“不祥之器”，正是《三略》考察战争的基本出发点。《三略》认为，战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给社会政治秩序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随意发动战争：“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即使是进行战争，也必须以“恬淡”处之，尽量减少战争对人力物力的破坏，将战争的破坏性减至最低，否则就是“失道”。

另一方面，《三略》又认识到战争毕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自行消灭的，所以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运用战争的手段，法天道，兴义师，以“诛暴讨乱”，“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在《三略》看来，这种“以义诛不义”的正义战争，是合乎天道的，因而一定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 义战必胜的关键，在于义战是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的，而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因此《三略》强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定要修明政治，争取民心，为战争创造坚实的政治前提：“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要积极在经济上创造战胜的条件，在《三略》看来，只有民富才有国富，只能国富才能战胜：“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因此统治者一定要实行恤民、富民政策，“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造就“国富而家娭”的理想局面，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从事军事行动，这样才会战无不胜。其次，是以“因敌转化”、“释远谋近”为核心的战争指导理论。兵家重“因”，自孙子以下，谈“因”者屡见不鲜，如孙子讲“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吴子讲“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三略》继承了兵家重“因”和黄老贵“因”的传统，提出了“因敌转化”的命题：“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与孙子的因敌变化不同，《三略》的“因敌转化”，除了有孙子的灵活用兵、避实击虚的思想之外，还有因势利导、转化刚柔、后发制人的思想在其中。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顺”、“导”等手段，促成敌我整体力量的转化，完成敌我强弱的易势，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在《三略》看来，这是“其胜可全”的大略。要想做到“因敌转化”，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因而《三略》十分强调对对手情况的把握：“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而不可盲目兴师，在敌我力量尚未易势之前即轻举妄动。那么，如何观察、分析、判断敌人的强弱虚实呢？《三略》认为，关键是看其经济状况：“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

仍是无情也动心 · 发表于 2009-8-19 06:46:42

在这种情况下，兴师出兵发动进攻，肯定会顺利达到战略目标：“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与此同时，在国防战略上，《三略》明确提出了“释远而谋近”的指导原则。所谓“释远”，就是避免从事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战争；所谓“谋近”，就是要内修政理，安守本土。这实际上是立足于防御的国防战略。《三略》认为，扩张与防御两种战略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这种以本土防御为取向的战略指导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是以“将为国命”为核心的选将用将原则。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帅在军队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三略》认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由于将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军队的安危、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存亡，因而《三略》对将帅的素质十分重视，认为将帅必须具备能“清”（清廉）、能“静”（沉静）、能“平”（公平）、能“整”（严肃）、能“受谏”（接受劝谏）、能“听讼”（明断是非）、能“纳人”（容纳人才）、能 “采言”（博采众言）、能“知国俗”（知各国风俗）、能“图山川”（通山川形势）、能“表险难”（明险关要隘）、能“制军权”（把握三军形势）这“十二能”，避免“拒谏”（不听下属意见）、“策不从”（不采谋士良策）、“善恶同”（善恶不分）、“专己”（一意孤行）、“自伐”（自我炫耀）、“信谗”（听信谗言）、“贪财”（贪图钱财）、“内顾”（贪恋女色）这“八患”，和“将谋泄”（将帅谋划泄露）、“外窥内”（奸细窥得内情）、“财入营”（不义之财进入军营）这“三失”，并且要时刻注意“无虑”（谋浅虑短）、“无勇”（怯懦贪生）、“妄动”（轻举妄动）、“迁怒”（迁怒于人）这“四诫”。《三略》认为，一个将帅只有具备了“十二能”，避免“八患”、“三失”，克服“四诫”，才是合格的将帅，才可以委以重任。在此基础上，《三略》对将帅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将帅除了具备军事才能之外，还必须拥有政治头脑，包括了解和掌握仁人志士的智略，君主圣王的谋虑，广大民众的舆论，朝廷官员的意见，和国家兴衰的史迹：“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在《三略》看来，优秀的将帅的必须是集军事家与政治家于一体的大战略家，这样的将帅，才是最高层次的将帅。在将帅的选拔上，《三略》主张要贯彻任人惟贤的原则：“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所任贤，则敌国震”。在将帅的使用上，《三略》强调的“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强调的是“出军行师，将在自专”，强调将帅具有专断指挥之权对于行军作战的重要性，认为“进退内御，则功难成”。这些原则，都是很深刻的。第四，是恩威并用、赏罚必信的治军思想。

兵以治为胜，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十分丰富，治军实践十分精彩，它是我国传统军事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贵的遗产，而《三略》中的治军理论，正是这份珍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军上，《三略》的基本思想是，以“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为治军的基本目标，以恩威并用、赏罚必信为治军的基本原则。《三略》认为，治军的基本起点，是将帅必须身先士卒，推惠施恩：“良军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只有这样，才能以一将之力，争取千万士卒的拥戴与效命：“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推惠施恩，士力日新”。与此同时，将帅又必须严明法令，赏罚必信，树立起无可替代的权威：“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只有这样，才能“其兵为天下雄”。蓄恩不倦，是以情治军；将无还令，是以法治军。《三略》认为，治军应该恩威并施，文武兼用，将以法治军和以情治军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说，这一思想是十分高明的。

仍是无情也动心 · 发表于 2009-8-19 06:47:19

四、《三略》的谋略价值

《三略》问世之后，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光武帝诏书中引用《三略》内容，说明《三略》在东汉初年已经广为流传。东汉末年陈琳在《武军赋》中已经将《三略》与《孙子》、《吴子》、《六韬》相提并论。唐朝初年魏征将《三略》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做为帝王治国安邦的参考。宋代元丰年间，《三略》被列为“武经”之一，从此取得了兵学经典的地位。历代学者为它作注和阐说的也很多。据统计，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经唐宋到清末，为该书作注、解说的就多达60多家。对于《三略》的价值，许多学者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南宋著名学者晁公武说，《三略》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三略》说：“其大旨出于黄老，务在沈几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人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这些评语，都准确地指出了《三略》的军事学术价值和谋略实用价值。这也正是《三略》之所以为历代众多政治家、军事家所高度推重的原因所在。由于揭示出了治国方略、用兵韬略的一些普遍规律，《三略》不仅在国内受到推崇，在国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唐朝年间，《三略》传入日本。日本的战国时代，《三略》与《六韬》一起被定为武校的主要教科书，并产生了林道春的《黄石公三略评判》、《三略讲义私考》，山冢义炬的《三略备考》，山鹿高佑的《三略要证》，喜多村政方的《三略便义》等。同时，《三略》在朝鲜等国家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三略》的不朽价值。

那么，《三略》的谋略价值主要在什么地方呢？对于一般人来说，《三略》能从人生智慧方面给我们哪些启示呢？这一答案，其实已经包括在我们上面所总结的《三略》的兵学内涵之中了。《三略》的战争观中充满了理性主义，《三略》的战争指导观念、选将用将思想和治军理论则充满了现实主义。而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所有成功者观察世界、把握世界所必备的三大基本价值趋向。世界之有一个，然而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世界却有不同的理解。决定一个人能否最终走向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世界观的“一念之差”，在于能否始终保持清醒而理智的头脑。如果我们能对《三略》的这一深层文化底蕴（其实也是中国传统兵学的基本价值趋向）能够有所体悟的话，无疑对于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会有裨益的。从人生智慧的角度来说，《三略》的生命力，还在于一个“略”字，在于它从战略思维的高度，提供给我们许多成功的法则。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则是应当把握的；第一，刚柔兼济原则。刚柔是反映事物属性的一对范畴。从刚柔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谋略不外乎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以尚刚为特征的谋略，以尚柔为特征的谋略，以刚柔兼济为特征的谋略。在《三略》看来，纯刚则易折，纯柔则不立。“柔”、“弱”、“刚”、“强”这四者，关键是“兼此四者而制其宜”。兼，强调的是刚柔兼济；宜，强调的是恰到好处。就处世智慧而言，刚也好，柔也好，强也好，弱也好，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都不是绝对的。或先刚后柔、或先柔后刚；或外柔内刚，或外刚内柔。只有能刚能柔，能弱能强，才会左右逢源，进退自如。纯刚纯柔、纯强纯弱，都是缺乏灵活性、缺乏应变能力的表现，是根本谈不上智慧二字的。真正的智慧，就在于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完美结合。真正的成熟，也就在于刚与柔的恰到好处的运用。第二，顺应时势原则。《三略》认为，“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这实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处世原则，就是顺应时势。识时务者为俊杰，古人对于势是非常重视的。战国年间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曾经说：“夫权藉者，万物之率（帅）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背）时事而能成事者寡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圣人做事，必须顺应时势，因时而动。权变是万物的先行，时势是百事的主宰。所以抛弃权变、逆背时势而能成大事的几乎没有。时势之外，还要把握时机。春秋末期的谋略家范蠡说：“圣人不考，时反是守”，“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而一旦时机成熟，便要“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只有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机遇，才真正可以称得上高明的谋略家，《三略》反复强调“动应事机”，强调“时至而动”，用意正在于此。第三，知其所止原则。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要遵循“极而反，盛而衰”的客观规律的，老子曾经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祸莫大于不知足”。《三略》也警告人们说：“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又说：“造作过制，虽成必败”。就常人而言，确实是知进易，知退难的，因而往往陷于其中不可自拔，从而导致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之悲剧的出现。这就要求必须把握上下进退的“度”，留有余地，知其所止，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为最佳境界，避免过极失当，走向反面。兵学是制胜之学，是竞争之学。只要有竞争的地方，就有兵学应用的天地。尤其在市场竞争中，兵学的启发意义尤其突出。商场如战场，《三略》的许多内容，完全可以作为商战法则来读的。宋代哲学家程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就商战而言，《三略》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八个字：“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贤，讲得是重用人才；民，讲得是争取民心。《三略》一书，洋洋万言，主要就是围绕这两个大问题而展开的。而重用人才正是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争取民心正是市场营销规划的基点。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离不开这两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略》完全是可以作为一部企业战略专著来读的。需要强调的是，兵学如何运用于包括商场在内的其他社会领域，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触类旁通的“悟”字。读《三略》也是如此，《三略》是一部韬略之书，也是一部益智之书。从《三略》一书中，可以处处领悟到战略的长远性，思维的辩证性，方法的灵活性，决策的预见性，意志的坚定性，行动的主动性，管理的复杂性，等等。这正是战略经典的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三略》产生于两千年之前，但它的生机是不会枯竭的，《三略》的价值也会垂之永恒的。

炭-感灵 · 发表于 2009-8-19 07:18:03

。。辛苦了。。

飛若靈 · 发表于 2009-8-19 07:42:19

额。。。。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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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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