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留给中国"大国学"观念

金刚破魔尊者

中国学术界迄今尚未对“国学”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而日前辞世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留给中国文化研究的财富之一正是“大国学”观念。

　　季羡林先生生前认为，国学不是“汉学”“儒学”等狭隘的国学，而是集全中国５６个民族文化财富于一身的“大国学”。这一论断被广泛认为是“国学”定义的一大突破。

　　“我们应该用‘大国学’这个概念，它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季羡林曾说，“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因此，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说，国学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学术体系，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

　　“国学的‘国’是中国的‘国’，不是汉族的‘汉’，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但不是中国唯一的民族，如果将国学简单定义为‘汉学’，无意中就把５５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割裂开了。”袁济喜说。

　　他指出，一些西方学者将国学译为Ｓｉｎｏｌｏｇｙ（汉学），将藏学、满学等少数民族文化排除在国学之外，是不正确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沈卫荣说，中国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和地区慢慢融合缔造的。中国自古以来从未存在过所谓的汉族国家，即便在唐朝，李氏家族中的很多人都不是汉人；元朝、清朝分别是蒙古族、满族统治，但仍称为“中国”。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各项民族政策，将５６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少数民族排斥在国学之外是一种荒唐的做法，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沈卫荣说。

　　季羡林认为，今天我们所要振兴的“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而是还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从齐鲁、荆楚、三晋、青藏、新疆等，到敦煌学、西夏学、藏学、回鹘学、佛学等，都是“大国学”的研究范畴。

　　哲学泰斗汤一介回忆说：“季羡林曾专门和我探讨‘大国学’与佛教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当然也是‘大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他欣然同意与我共同编撰《儒藏》，切实推动国家‘儒藏工程’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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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国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