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砸30辆违章车续:选址经过精心设计(图)

狂魔之神风

阎政平：“砸车对我而言，是一场‘战斗’。” 本报记者 陈明哲 摄生活中的阎政平绝非一个“神经质”老头。老人写给网友的诗。


　　“怒汉砸车”与工业文明的早期阵痛

　　■事态其实很明朗，机动车辆违法、老人砸车亦是违法。

　　■一起老人“砸车”事件的背后，竟是一场民意的呐喊。

　　■有接近八成网友在网络上，声援着远在兰州的“砸车怒汉”。

　　■总之，距离老人越近，越会发现，被砸的绝不仅仅是那些机动车。

　　依旧执著的“砸车老人”

　　从7月10日起，在金港城北门口持砖砸车的兰州老人阎政平就被媒体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网友给老阎不断冠以“砸车怒汉”、“板砖大爷”的称号。纵使如此，老汉并未“退缩”。7月12日，还是在金港城北门口，老汉挥起老拳砸向一台闯线汽车。“当时手里没有拿砖。”事后老人这样回答。

　　与人们当初想象的相反，阎政平并没有选择沉默，他每天都在接待一拨又一拨的记者，重复着同样的话语。“身边的朋友都劝我，叫我不要再露面。”老人点了一支烟说，“我之所以继续接受采访，希望媒体关注的不再是砸车本身，而是斑马线。砸车对我而言，是一场‘战斗’，然而，媒体的关注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这也是我所愿所盼的。”

　　和网络热议的相反，阎政平绝非一个“神经质”的老头。1941年，为躲避战乱，6岁的阎政平和母亲从山西孝义“逃亡”至甘肃兰州。这个外界看来很“不文明”的老头，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藏文研究班，研究生学历。在老人家里，他告诉记者：在冷兵器时代，攻城的“炮”其实就是杠杆原理下的抛石锤，因此，古代的炮都是“石”字旁的。说话间，他拿起客厅里的废纸，上面大大地写着一个“砲”。他说：“我绝不是一个喜欢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的人。”

　　话题依旧围绕着砸车。“坦白地讲，砸车，是我精心设计的。”

　　“首先是选址。出行的人在灯柱东侧，我选择在马路南面、灯柱东侧打，这样就不会伤及行人。石头的大小也要考虑，太小，起不到作用；太大，会危及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这个思维缜密的老人接着说：“我想对被砸车辆车主说几句，我和你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砸车，不是冲哪个人去的，而是针对整个斑马线上闯线车辆的。”

　　有这样一个细节：砸车事件发生第二天，记者采访阎政平时，老人声音沙哑、情绪稍显低落。相隔3天，记者再次见到老人时，他的情绪明显好了很多，很健谈。数以万计的网络支持，很大程度缓解了老人心头的压力。

　　一起“蓄谋已久”的砸车事件，最终成了测评民意的试金石，结果：支持老人砸车行为的占到多数。阎政平说：“这至少证明我做的值。”

    行人和机动车的鲜明对立

　　在阎政平的卧室里，放着一辆自行车的“骨架”，另一侧墙角摆放着大大小小十几个沾满灰尘的风筝。 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老人确实是个闲不住的“户外运动爱好者”。

　　可以说，在兰州生活了一辈子的阎政平老人，也是一部兰州交通发展的“活资料”。1958年以前，现在小西湖公园南侧的道路都是土路。同一年，23岁的阎政平还参加义务劳动，修筑过兰州城区的道路。

　　“解放后，通往七里河的公交车只有3辆。那时候路况不好，车辆也很少，不存在过马路担惊受怕的事情。”老人回忆说。

　　“进入2000年，过马路成了很困难的事。金港城修建起来时，南滨河路尚未完全贯通，南滨河路贯通后，很多车辆选择绕过土门墩，从南滨河路进城。从此，这里的交通状况变得拥挤，行人过马路变得危险。骑车上路成了奢望。2006年起，金港城的私家车增加得特别快，现有车库已无法停放。”老人接着说道。

　　有这样一组数据：截至2009年6月底，甘肃省机动车辆保有量为133万辆，兰州市30.77万辆。在全国，机动车辆以每年5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人的行为会受到支持。车多了，道路状况必然出现拥堵，抢道挤道车辆也逐渐增多。在全国，斑马线上事故层出不穷。从这个层面上说，阎政平老人砸的，不仅仅是兰州的那些机动车，更是对全国城市有类似情况的机动车的宣战——人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皮肉之躯在有强大引擎作用下的铁皮外壳面前，是如此的渺小。这也将行人和机动车辆划成两个鲜明的对立阵营：一个强一个弱。正是这种强弱对立，使机动车辆成了“众矢之的”。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阵痛”？

　　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进行了200多年，我国的工业化如果从建国以后算起，仅60年。建国后还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我国真正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只有30年时间。

　　兰州，目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其处于早、中期阶段，新兴产业、重工业处于中期阶段，整个社会管理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

　　兰州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海弟认为，斑马线问题不仅是兰州，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存在，这是工业化文明到达早中期程度时必然经历的“阵痛”过程。这种“阵痛”，以兰州现有的经济文化水平，再过5年左右，应该会有一个大的提升。但是，“精神现代化”在中国来说，恐怕要伴随整个工业化的进程。

　　“现代化不光是物质上的现代化，更为重要的，难度最大的是人的现代化，是精神上的现代化。人达到现代化了，一个自觉遵守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文明社会才能产生。从改革开放至今，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我国很多城市已经实现，如长三角、珠三角都已向现代化迈进了。兰州虽然相对落后，但我们已经在物质层面上达到（现代化）中期阶段。然而，在精神层面上实现现代化难度就很大。”邓副院长说。

　　“社会生产的发展导致城市化的产生，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车辆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挤。工业化的社会对社会管理要求非常严，非常精细，每个环节都要管到。斑马线，白天站一个警察就好办，一旦没有警察，如果再没有摄像头，情况马上就会失控，人们也开始闯红灯了。这不完全是司机的责任，这里有城市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既然设置了斑马线，相应的配套措施就要跟上。这不仅仅是交警部门需要考虑的，市政、规划部门都有义务承担起社会管理责任，比方说架设过街天桥、开设地下通道等。然而目前的现状是，由于物质层面现代化尚未完成，相应的公共配套设施还无法完善。这无疑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社会学学者如是说。

　　法治文明的期待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成千上万的自行车涌上街头，蔚为壮观。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人对于斑马线上的法律意识开始淡化。直至机动车辆猛增，无论是行人还是车辆，对于斑马线的潜意识依旧淡薄。

　　“我们长期形成一个习惯，从来都是人让车。事实上，在斑马线上，法律规定是车避人。这就证明老百姓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社会公德意识比较淡薄。‘老人砸车’反映了老百姓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他使用极端的手段恰恰说明他法律意识的淡薄。过去老百姓没有这样的权利意识，本来老百姓的权利意识需要政府来维护，由于客观原因，政府社会管理职责的缺失，使他不得不自己去维护，当然所有人都有老人这样的权利意识，对整个社会发展而言，是一件好事。阎政平老人砸车事件的发生，会促使相关部门加大管理力度。”社会学学者说。

　　事发第二天，兰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中队长张怀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警力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地方对闯红灯的现象一定要加以遏制。”5天后，兰州市公安局宣布，年内将增添2800个电子眼。

　　在德国，交通违法行为将对驾驶员的个人信用等级造成终生影响，经常违法和发生事故的人不但很难找到工作，就是自己购车的保险费率也会比其他人高出许多，由此也使得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高，遵守交通规则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美国交通法规定，对于一年中3次犯规的驾驶人，将毫不犹豫地吊销驾驶执照，重罚交通违章者，一切交给法院处理。

　　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首先，这些国家的工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已经养成自觉遵法的习惯。但是在工业化初期，严格立法更重要。”邓海弟说。

　　“加大处罚力度！目前罚款200元、扣3分还是太轻！法律作为上层建筑，肯定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也不是绝对同步的。有时经济发展了，法律还没有跟上。我们在立法上、管理上也应有前瞻性，要考虑到下一步车辆可能更加多，交通可能更加拥挤，行人和车辆的矛盾可能会更加突出。如果有预见，提前做一些工作，效果可能会好很多。”邓副院长接着说。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阎政平老人：砸车事件的热度过去后，如果机动车闯线重归疯狂，你会怎么办？

　　老人愣住了，半响未语。

　　显然，阎政平最大的困惑和期待，也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困惑和期待。

　　本报记者 伏润之 实习生 赵杨 宋姗姗（兰州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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