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人可以说各式各样的上海话:宁波上海话、上海本地话、绍兴上海话、无锡上海话、广东上海话,甚至山东上海话,但唯独苏北味儿的上海话难登大雅之堂。一口苏北上海话就是一道低人一等的烙印,这在上海人的观念里早已根深蒂固了。
从地理上讲,苏北和江北是截然不同的。苏北是江苏的北部,江北则指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但在上海人的概念里,江北主要就是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和苏北基本是一个概念。更有甚者用苏州河把上海市区一分为二:苏州河以北代表了苏北文化区,苏州河以南则是较为高等的地段。这可能与苏北人过去主要聚居于闸北、普陀、杨浦等地,而南京路、静安寺、淮海路等繁华商业地段和众多闹中取静的老洋房大都集中在苏州河以南的现实有关吧。
听过苏北话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好玩。上海的传统表演艺术滑稽戏里,操苏北话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苏北方言只有在作为供人取乐的表演工具时才扬起它卑贱的头颅。我对苏北话的最初熟悉就是从广播sitcom“滑稽王小毛”开始的,当时才6、7岁,模拟力非凡强,这个节目整个暑假没拉下一集,很快就学会了苏北上海话。于是一个叫王小毛的虚构艺术形象成为了我懵懂的童年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那时我就觉得世界上最搞笑的语言就是苏北话了。
大二时,我们学院搬到了位于宝山祁翔镇的上大新校区,那时学生宿舍尚未完全竣工,我们这些非大一学生就被安置在四周的祁连三村,一住就是三年。刚去的时候四周只有一个超市,新村里的房子(80年代一梯两户两室一厅的房型)标价800块一平方,现在想想颇为惊人,这是闲话了。新村的居民基本都是从闸北区拆迁而来的,所以那里的通用语言不是上海话,也不是本地话,更不是国语,而是五花八门的苏北各地方言。
一次在寝室楼下的车库泊(自行)车,听到坐在藤椅上的妈妈在和另一个躺在躺椅上的妈妈轧山湖:阿拉儿子讲,地理课老好白相额,中国额山水吃吃玩玩,玩玩吃吃(曲曲弯弯,弯弯曲曲)。从此我对苏北话的滑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和我同寝室的一个王姓同学,祖籍也是苏北,天天为乡音所缭绕,难免心血来潮,一天晚饭后闲来无聊,便用并不十分正宗的苏北话(充其量是王小毛的上海苏北话的水平)朗诵起了唐人元稹写的五绝《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末了还悲愤地加上一句“苦……liah……”。还别说,这首诗用苏北话念起来如泣如诉,非凡到味,一个幽怨的宫女形象油然而生。从那时起,我便将苏北话奉为一种艺术的语言。这位同学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但不管什么都用苏北话或苏北腔来读,包括必修的英语和日语,但他的最爱是一本博尔赫斯的作品集。天天晚饭后,点上一颗烟,听他朗读淮版博尔赫斯成了我们寝室的终极享乐。
也许是怀才不遇的缘故,隔壁房间一位从淮阴来的同学对这种用大兴苏北话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行为颇为不爽。这位同学长得牛高马大,头大如斗,一双臭脚威震四方,我们管他叫Download。一个晚上,他在洗脚时对耳畔传来的盗版博尔赫斯终于忍无可忍了,便唰地拔出浸淫在热水中的双脚,不及擦干就破门而入:“王XX,弄额冈剥爱物忒伐标增勒。”接着一把夺过博尔赫斯,翻了几页,表情严厉地大声念起了《闯入的女人》。那个晚上,博尔赫斯的作品被呱啦松脆的语言和热臭的脚气重新诠释了,大师在世时若听到这段诵读,必定立志苦学这门生动的外语。我们寝室里的人都笑出了几块腹肌,唯独王同学没有笑,我们从此也再没有听到他的诵读了。
去年欧洲杯时,上海台体育频道就推出了一个名为“笑谈欧洲杯”的节目,由三个海派笑星联袂主持。其中用苏北话为齐达内配音尤为搞笑,可谓深情并茂,娓娓道出了一个北非移民的酸甜苦辣。中国电影采用过很多方言对白——北京话,广东话,天津话,四川话,河南话,我想接下来最有表现力的可能的就是苏北话了。
说起苏北话,不得不说到苏北人。就像当年大批爱尔兰人去美国修铁路一样,苏北人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不断涌入上海,不但为上海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凭借着祖传的“三把刀”(菜刀、剃刀、钎脚刀)推动了沪上餐饮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但苏北和苏北文化始终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虽说随着时代的进步,上海人一些狭隘的地域观念渐渐随风而逝,你在上海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是陕北人,我是东北人,我是胶东人,大家也喜欢结交四面八方的朋友。可是除了江爷爷之外,还有谁有这魄力敢在上海的主流社会堂堂正正地介绍自己“吾是江北人”吗?连刘翔爷爷在镜头前那骄傲的苏北口音都会让让一些人唏嘘不已:原来刘翔是江北人啊,也难怪,住在宜川嘛。刘翔的光辉形象仿佛转瞬之间就打了8折。
在上海,对苏北人的歧视是以宁波人为甚。“宁波-苏北”配对在传统的宁波人眼中是绝对天不经地不义的。若是哪个宁波裔小伙娶了一个苏北裔的姑娘,必将成为老宁波们茶余饭后闲谈的焦点。宁波姑娘嫁苏北小伙的案例则是更少发生。宁波人要是和江北人闹矛盾,一般当面不发作,背后却总是一句:帮迭种江北宁有啥好讲额。我初中有一个同学,家里条件非常差,他爸爸插队后就留在了贵州,他小时候被带到上海和阿娘、阿爷一道住。阿爷没有工作,只是靠修脚踏车贴补家用,他每次想吃几个生煎馒头都需要阿爷用修车服务去换取,但希奇的是这么穷的人还非凡歧视江北人,其中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颇深。初三毕业后,我考入了一所位于静安区北部的高中,那年暑假我去他家玩,他阿爷振振有词地告诫我到那里要当心,因为那是江北人的地方。
为什么连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宁波人都如此歧视苏北人?这可能要归咎于宁波人的优越感太强的缘故。作为和上海亲缘关系最近的一个地域,宁波,也只有宁波能把上海看作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晚辈。不提包玉刚、蒋介石等大佬,也不提陈逸飞、余秋雨等大腕,更不值得提周星驰等“说不出,话不像”的宁波人,光两院院士宁波就批发了80来个,难道还搞不好一个上海?宁波裔上海人占了上海市区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还不包括有宁波血统的上海人。宁波话里的“阿拉”能把上海本地话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伲”挤出上海市区,并成为上海的标志性词汇,足以说明宁波帮势力的强大。在老一代移民中,宁波人算得上是上海真正的主人。
早在19世纪,宁波人就控制了上海的钱庄,而且参与了新式银行;他们以洋布、五金、医药为商,并跨入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在上海近代的机器和船舶业中,他们也有三分天下。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商名人录近两千人,宁波人占据四分之一,至于“宁波帮”中赫赫有名的虞恰卿、叶澄衷、孙衡甫、刘鸿生等人更是在上海商界呼风唤雨。(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教授的资料)
和宁波人重教育、规矩大、勤俭节约的传统相比,在我印象中,上海的苏北人是挺会享受生活的。夏天的傍晚,在户外摆起一张桌子,螺丝唆唆,啤酒喝喝,人生的幸福不过如此。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我最向往的。每每想到苏北人烧的菜都会觉得很饿,在祁连三村吃的盒饭或者蛋炒饭,至今让我回味无穷。他们烧的菜很入味也舍得放油,份量非凡足,付完钱后自己打,四块钱的两荤N素,光是菜就可以让你把一个饭盒装得盖不起来。那时觉得,拎着沉甸甸的盒饭走上楼梯,未来就布满了希望。
苏北人私密观念不强,这也反映了他们粗犷的性格。新村里一家卖盒饭的人家把这一特点发挥地淋漓尽致。他并不摆摊,生意摆在家里做,不仅厨房是开放式的,在他房间里你也无需拘束,哪儿都能坐,什么都能摸,可以边看碟片边吃饭,累了可以在他床上躺一会,他女儿也非凡强,再吵也旁若无人地做功课。老板实在人啊!不知今生可否有性再吃一回他的炒三丝……
祁连三村的苏北人聚居城市一隅,过着封闭的生活,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千千万万生活在上海主流社会的苏北人却没有勇气接受自己的祖宗,他们觉得户口本上的籍贯是个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伤疤。虽说被这所城市歧视是苏北上海人世世代代的切齿之恨,海派文化里的这种狭隘而莫名的地域观念确实要删改,但苏北人至今仍像一个被强奸的少女不敢出庭一样,连自己都没有勇气提及过去,怎能甩掉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呢?非苏北裔上海人交友时,一般是在断定对方不是苏北人的前提下才问起对方的祖籍,否则双方都可能会搞得有些尴尬。比方说,有一次我无意中问到一个女同学是哪里人,她隔了三秒钟低声回答说是江苏的,当时气氛就似乎有些凝固。上海女孩子虚荣心一般都比较强,所以告诫各位慎问对方祖籍。另外,假如碰到哪个对宁波或宁波人无知甚至嘴巴伐二伐三的上海人,也最好别问此类问题,万一扒了人家的底裤也不太好。
来到澳洲后,就没再听到过呱啦松脆的苏北话,这里华人圈的老大是广东人。想当年,上海开埠之初,广东移民数居首位。广东人务实,敢为天下先。他们往往先到香港甚至海外发展,然后进军上海滩。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皆在他们的麾下。不过广东的方言和文化对上海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和其他地方人通婚之后,许多广东后裔已经完全本土化了,甚至连老家的话都听不懂。然而颇为玩味的是,老广东在上海又是个地域特征鲜明的群体,他们考究的饮食和不同的文化习俗在占主导地位的江浙裔上海人看来颇有一点异域情调。
对于粤语,我有几句话不得不说。粤语抑扬顿挫、柔中带刚,非常适合唱歌,但讲起来就显得呕哑嘲哳难为听了。在澳洲的公交上,最显耳、最刺耳的就是广东话,同样的分贝下,它比任何一种语言都更加铿锵有力,若是碰上老广东长长的拖音,绝对是对耳神经的一种折磨。虽说鬼佬中气足,在公交上嗓门也很大,但他们的语气是往往是收敛、克制的,而粤语起伏剧烈,总给人一种肆无忌惮的感觉。说华人喜欢在公共场合喧哗,广东话罪不可赦。我们应该庆幸粤语没有成为中国的国语,否则全国每年鼻咽癌的发病率会比现在高出不少。粤语更适合小老广说,可能因为他们鼻孔和嘴巴都相对大一些吧。
在香港人的公司打part-time工后,我也渐渐觉得任何一种语言听多了都会觉得其美妙之处,至少粤语的深沉稳重是上海话难以企及的,所以与其说广东话是鸟语,不如称其为鸭语更为贴切。在这种环境下,和另外两个上海同事操操上海话也是很快人心的事,究竟沪语的语速可以达到粤语的两倍,就像一只小鸟踩着鸭头,轻灵地飞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