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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30 18: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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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史上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会有杰出的发明创造?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倘若从哲学高度上进行分析，那就不能不看到道家与道教所起的重要作用。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说，“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5] 。李约瑟博士所指的“道家”是从广义上说，它包括先秦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又包括汉代以后的道教。有关道家在科技史上的地位，西方的学者已有精彩的论述，像美国的大昆虫学家惠勒(William Morton)和伯格曼(Etnst Bergman)都提出了与李约瑟颇为相似的观点。所以，李约瑟博士在对“道家与道家思想”进行分析时指出：“道家进行了两千年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活动并且被谴责为永恒的异端之后，道家思想却仍然必须把其中所孕育的科学以最充分的意义保留下来。”[6] 所谓“社会主义”即“合作的集体主”，道家强调“合和”，这不仅是对社会而言，而且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而言。从深层上看，道家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合和”。这导致了他们对自然的深邃洞察，因而便与古代的科学体戚相关。对此，李约瑟博士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人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7] 又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8] 他宣称：“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尽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今天已经垂死或已死亡，但或许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哲学的。”[9] 在这些论述当，李约瑟博士所使用的“道家”概念均包括道教在内，在一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主要是指汉代后的道教。的确像李约瑟博士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包括道教在内的广义的道家学派在中国科技史上是有独到贡献的。如果说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主要是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基础，那么在汉代以来的道教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老庄先秦道家的科学思想付诸实践。从这个意义上看、道教的方术活动可以看作是以生命研究为中心的带有传统科学性质的活动。道教中人在修行过程中所创作的许许多多典籍不仅是他们的经验之谈，而且反映了他们对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人体奥秘等问题的思考，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是，当我们走进了道教科技殿堂的时候，立刻就会感到道教中人在描述现象，探索事理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易学的概念和思维方法。别的不说，就光“金丹”(内外丹)修炼一项所涉及的易学问题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打开具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籤》卷七十二，可以读到这样一段类比性的阐述：“凡一斤药有十六两，每两有二十四铢，一斤有三百八十四铢。《易》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有二十四气。每月合一两一铢半。一累阴阳之气候，从冬至建子日辰起火，此年日月大小。数至阳生……”[10] 作者将药重量与《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合起来，循卦炼丹以调整火候，表明了《周易》在道门中人炼丹过程中起了一种指导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更为重要的是易学的阴阳五行、辩证逻辑的思维原则实际上已成为道门中人进行科技活动的根本理论原则，易学的根本思想与道教科技学说已经相融合。因此，如果不从易学入手，就不能理解道教科技文献中所使用的一系列带有隐喻性的术语，就不能真正窥见其堂奥，对其评价就只能陷入主观武断的片面境地。这是科技史研究者以及哲学研究者都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的原则方法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也是如此。因为没有原则的所谓“研究”只是一种盲目的行为，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以在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开始之际，很有必要就影响全局的原则进行一番思索。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课题，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研究自然而然必然遵循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原则，这就是大胆探究和尊重事实的原则。著名科学家黑韦特(PaulG.Hewitt)在《概念物理学：对于你的环境的新介绍》一书中说：“如果一位科学家认为某一个想法是正确的，而随后又发现了任何相反的证据，他就会修正这一想法或完全放弃它。按照科学的精神，不管提出这一想法的人有多高的名望，这一观点都必须修正或放弃。”黑韦特的这段论述告诉我们这样两条道理：首先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的事实是任何一种理论的最好的审判者。事实胜于权威。任何科学家都必须接受客观事实，那怕这种事实与自己的想法相违背。其次，科学家还必须具有怀疑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有超越和突破，固守某种一成不变的旧教条，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人们不会忘记，具有崇高威望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物体坠落时的速度同它们的重量成正比。这一“理论”曾经被人们当作“金科玉律”奉行两千余年，直到事实证明了它的错误，人们才恍然大悟。由此可见，权威性说法不一定代表科学真理。况且，物质世界在发展，真理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如果人们没有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审视精神，那就很有可能把一种错误的东西当作教条来“信仰”。与之相反，任何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都必须是重证据，脚踏实地的。剑桥大学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Hawking)在早年对宇宙学中的“奇点”理论坚信不移，他曾经和数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Penrose)一起从数学上证明“奇点”的存在。认为：如果爱因斯坦(Einsteinian)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奇点”就是一定存在的。接着，霍金还证明：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整个宇宙一定是从一个奇点中产生出来。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霍金明确写道：“在我们的过去有个奇点。”霍金等人所说的“奇点”是从广义相对论推导出来的。按照爱因斯坦的预言，当一个比太阳大数倍的星体耗尽了自身的核燃料而坍塌时，它的物质便以雷霆万钧之力在其核心部位一起碾碎。这样就形成了奇点。这个奇点虽没有维度却具有无限的蜜度和不可抗拒的引力。可以看得出，霍金在很长时间里不仅赞成这种理论，而且为这种理论寻求依据。然而，当他认定自己错了的时候，霍金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成果，在他已经驰名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停止自己的探索。他同詹姆斯·哈特尔(JamesHartle)合作，获得一种描述独立宇宙的量子波，这个宇宙和地球表面一样，也是无边无际的。霍金说：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得修正，奇点也是子虚乌有的了。显而易见，霍金不仅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出了部分怀疑，而且对自己早先的理论提出了怀疑。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有一种不断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像霍金这样的科学家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人的。这种实事求是和勇于探索的态度是任何的科学研究都不可或缺的。自然科学研究是这样，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由此，我们想到了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首先也必须具有这种态度和精神。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照样也存在一些禁区，照样也有一个敢不敢于“超越”的问题，照样应该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探索。我们以为这是在研究过程中能否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关键。
当然，我们说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胆探索的精神，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这两条便能够获得真理，取得研究的成功。历史事实证明，当一位科学家进入了具体的研究领域时，除了必须具备上述一般的科学研究的原则和态度之外，他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于本学科的具体研究工作的稍为具体一点的原则和方法。换一话来说，这就是要把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胆探索的精神贯彻于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并提出对于本学科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一些原则来。这些原则不仅是立足于经得起事实检验的以往的科学理论基础上的，而且是贯穿于本学科的具体研究过程中的。从这种立场出发，我们认为，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还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坚持“文献性”与逻辑性的统一。
所谓“文献性”就是说必须充分地占有史料。乍一看，这好像是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其实不然。因为广义的事实不仅指具体的试验、实验、观察到的大自然的物质存在，而且还应包括历史的思想资料的记录等等。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主要是注重前者。易学与道教思想属于传统文化，其研究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古代的易学家们和道教学者们创造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思想轨迹的保存形式就是易学文献和道教文献。这些文献就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事实。如果不能占有文献，那么建造起来的理论就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经不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所以，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需强调其文献性，这就是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在这一领域中的具体贯彻。
不过，只看到了文献，仍然不能够发现易学与道教思想相关发展的规律，不能把握本质。因此，在占有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还必须努力寻求两者相关的客观逻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易学作为古代群经之首，千百年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重视，各种解说、发挥的着述浩如烟海；而道教的典籍同样叫人目不暇接。在众多的文献面前，如果没有理性的思维，没有逻辑的把握，那就会被淹没在文献的海洋之中而不能到达科学的彼岸。所以，我们不但需要驾驭文献的工夫，而且还必需理清文献的逻辑过程；不但要理清各种文献的纵横交叉的逻辑关系，而且要通过研究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在客观的文献事实基础上的逻辑叙述体系。
第二，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一致。
易学与道教思想，就其个别典籍来说，是由个体创作的，体现了某一个体的心灵轨迹；就整体而言，易学与道教思想则在一定层次一定深度上反映了全民族的某一方面的集体精神或者集体潜意识；但不管从个体而言还是从全体而言，易学与道教思想又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某种追求。所以，我们决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进行抽象的研究；相反，必须把易学与道教思想同先民们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状态联系起来考察，这样才能认清其历史价值以及特定的历史作用。一切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的研究不是错误的就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又强调易学与道教思想研究的历史性。
另一方面，易学与道教思想研究还必须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与时代性，这两者既相矛盾又相统一，是相辅相成的一点两面。只强调历史性，而忽略了时代性，那就不会有超越，不会有发展。那么，什么叫做“时代性”呢?这就是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站在时代科学的高峰作出具有时代科学精神的考察和思索。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理解古人，还古人之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着述以本来的历史面目；另一方面，又要发掘其科学内容，揭示其现代意义，从而使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具有现代科学气息。只有这样，才不致于使研究工作局限于就书论书的范围；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易受与道教思想这种古老的文明载体从故纸堆中显现出来，焕发出时代的青春活力。
第三、坚持中国传统方法与外来方法并举。
在当今世界上，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更，任何一种研究都不可能是自我封闭的。尤其是随着东西交往的发展，许多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正在逐步地传入神州本土。在这样气候下，有关易学与道教思想研究的方法问题很可能就会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出现极端；或者由于对西方文明的抵触，只採用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之类的方法；或者由于“全盘西化”观念的作怪，极力排斥中国传统的考据。我们以为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不利于对易学与道教思想化的真正把握，不利于发掘其中各方面的价值。所以，我们主张，应该坚持中国传统方法与外来方法并举。
几千年来，中国先民在易学与道教方面的探讨形成了独特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训诂章句之学的方法和考据方法。在今天看来，这种方法依然不能废弃。因为易学与道教文献正如其他众多的中国传统文献一样，是以汉族语言为基础的，确切地说，是以古代汉语为表达工具的。这样，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懂训诂和考据，就不能正确理解古人的思想。而无数事实证明：那种靠曲解他人文意而获得的所谓“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是自欺欺人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了显示“现代风貌”而丢弃了训诂、考据这种阐释古文献的有效方法。
但是，我们也不能排斥外来(主要是西方)的一切有利于正确有效研究的方法。这是因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互相渗透的。西方的文化尽管与我国的文化存在着显明的差异，然而，彼此都有各自的长处，应该互相借鉴。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看不到他人的长处是一种固步自封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西方科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那些研究方法，这包括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为人们所称道的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比较学方法。我们认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适当引入可以使具体的分析更加富有层次性，从而能够从不同角度揭示易学与道教思想相关的内涵与特点。比如说，论述《周易》体系中八卦的起源问题，这就很有必要从人类文化发生的角度加以考察。过去，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往往是从“物”的方面去寻找原因。其实，先民怎样由“物”而悟“象”，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涉及到先民们的心理、审美、原始宗教信仰、朴素自然知识等内容。倘若不从人的“自我意识”方面加以分析，仅仅停留在“反映论”的水平，那就不仅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大大低估了《易》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比如说，《周易》卦象以及道教体系中各种符号的阐明。借鉴一下有关符号学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弄通其象征旨趣和种种隐义，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至于易学与道教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问题的探讨，则尤其需要通过比较，从“历时”与“共时”的角度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当然，有关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比较学方法的引入，这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更不是让它们在各自的环节上“游移”，而是把它们组织起来。在具体研究中发挥效用。
第四、坚持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的有机结合。
在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整体把握与具体分析的结合问题。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这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局部具体分析离不开整体把握；而整体把握又必须依赖局部具体分析才能显示其固有的功能。因为一个事物，如果我们不正视其整体的意义，只是对局部进行分析，那就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反之，如果我们不对某一事物的局部一一进行剖析，而只是笼统概观，那又会流于“浮光掠影”。
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也是相对的，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问题，那么，其整体的涵盖面就是从上古至现代有关这一问题的发展总线索，而某一时代的两者相关问题则成了局部；如果我们把时限规定在某一时代之内，那么这个时代内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发展面貌就成为整体，而某一阶段两者的相关问题则又是局部问题。再从文献的角度看，若以古到今所有易学与道教思想的文献为整体，而某一派别或某一部具体的经典即是局部。若以某一经典为整体，则经典内的某一章节即为局部。这就是说我们应从多层次来应用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有机结合这一理论。正象画家构图一样，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图画的整体感。然而，当我们进行具体研究时，又不能够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几笔，而必须在全局观念指导下对局部中具体的易学流派或经典与道教的派别或经典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深层的细致地发掘，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显示两者关系的有机性、密切性。
【相关研究综述】
易学作为中国古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但自1949开始，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研究工作曾经被当作神秘的学问而受到抑制。故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虽然也有研究易学的论著问世，但从总体上看却是稀少的。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学术春天的到来，易学研究重新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1984年，在武汉召开了新中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易》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人数达到150多人。这次会议对于后来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海外的易学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后，有关易学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比较有规模和特色的有：1987年12月5日至9日在济南举行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由山东大学发起并主办，将近200名专家出席会议。其中海外代表15名，来自5个国家；国内的参会单位有127个，收到论文120余篇，8部专著；会议就易卦起源、今本《周易》的成书、河图、洛书问题、《周易》与自然科学、《周易》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周易》的现代价值等问题召开热烈的讨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自1989年到2000年期间，安阳先后组织召开了10多次以“《周易》与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在这期间，各种关于《周易》研究的论著相继问世，尤其是1989年开始中国周易研究会成立，确定《周易研究》为研究会的会刊，有力推动了易学与传统文化、易学与当代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的探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起到2002年止，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易学研究论文有300多篇。在此类论文之中，易学与道家、道教关系研究的文章虽然不是很多，但却富有特色。大体说来，有三个侧重点：
一是关于先秦及秦汉阶段道家著作的易学意蕴探究，主要代表作有陈鼓应《先秦道家易学发微》，载于《哲学研究》1996年第7期，此文的价值在于提出了“道家易学”的概念，以为易学本来就在道家学派之中传承，易学也是道家学派的重要经典。另外，刘引而撰有《揭开老子哲学的神秘源头――先秦易学的新图景》，发表于《怀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高怀民撰《<吕氏春秋>易学思想探析》，发表于《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1 期；《<淮南子>易学思想简论》，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这些论文也在道家易学的内容探讨上有所拓展。
二是关于道教与易学的关系之考察。在这方面，以詹石窗的研究成果为居多，他除了出版《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的专著之外，还撰写了《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此文与卿希泰教授合作，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载于于《周易纵横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另有《试论<参同契>对“纳甲法”的应用》，此文于1984年载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5辑。《易学与道教文化的融通关系略论》，载于《哲学研究》1992年第8期；《<阴符经>与<周易>》，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十洲构想与易学》，载于《福建论坛》1990年第1 期；《李光地与易学》，载于《李光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论易学义理派对道教的影响》，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论易学与道教文化相关研究的意义与原则》，载于《大易集要》，华夏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太平经易学思想考》（与连镇标合作），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全真道气功养生说与易学关系略论》，载于《易学心知》，华夏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刘牧<易数钩引图>略论》，载于《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道教<度人经>与周易象数学》,载于《宗教哲学》（台湾）第2卷第2期，1996年4月；《论朱熹易学与道家文化之关系》，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三联书店1997年10月；《悟真篇易学象数意蕴发秘》，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李道纯易学思想考论》，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陈抟无极图释义》，载于《宗教哲学》1998年第2期；《论神仙形象的易学蕴含》，载于《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论道教神仙形象的符号功能及其与易学的关系》，载于《易学纵横录》，第2辑（1999年10月）；《太上老君形象与易学的关系》，载于《福建宗教》1999年第4期；《以易解道：古老文化殿堂的巧妙建构》，载于《探索·求是·创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道教灯仪与易学关系考论》，载于《周易研究》2000年第2期；《<黄庭经>的由来及其与易学的关系》，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道教摄生法门与易学关系考释》，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灵棋课法的由来及其符号解读》，载于《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龙眉子的还丹理论与<周易>关系考》，载于《道韵》第11辑，2002年8月出版。此外，其他学者也在该领域做了许多探索，其文章的特色主要在于专人、专书与易学关系的追索。例如：连镇标《郭璞易学渊源考》，载于《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唐明邦《范长生的易学思想》，载于《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4期；安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陈抟先天易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于《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2期；陈进国《论<正易心法>及陈抟注的易学观》，载于《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4期；楠本正继、徐儒宗《邵康节的易学思想》，载于《周易研究》2002年第2期。
三是道家、道教易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影响研究。历史上，道门研究易学的人士颇多，有成就者也令人瞩目，对此开展研究也是重要的课题，在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是： 秦怀《论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载于《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黄德昌《退溪易学的<河图><洛书>观》，载于《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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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易论选集》第一章，伦敦英文版，1988年。
[2] 《论语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2482页。
[3] 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第二卷第371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
[4] 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页。
[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页。
[6]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页。
[7]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75页。
[8]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78页。
[9]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66页。
[10] 《道藏要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册第50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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