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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朋 关尤 梁淑珍
一、哲学的意义与价值
哲学是一门涉及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理论基础学科。它的真理性在于：人们“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马恩选集》4卷P554）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追求的是：对永恒的理解，她要完成的是：对信仰的铸就。因此，人类精神文明可以在哲学的发展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而哲学的价值也只有在人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得以实现。
二、进化是生存永恒的主题
生命的存在形式，表现在从感觉反应本能到生存意识行为的进化过程中。它作为历史主体具有重要特征之一是：主体自身系统的生产与生存能力处于持续增强的态势。尽管至今还无法找到现代人较古猿人在脑物质方面进化的证据（事实上，人类历史在数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史和近百亿年的宇宙演化史里只是很短的一瞬间）。但从现代人已掌握核能、航天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和拥有改造自然、主宰万物乃至自身命运能力的这一事实，可以认定：历史主体那种生存意识与能力不断加强的趋势是自然进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说“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揭示着物种存在本身就是进化的话，那么人类创造世界改造自然的成果，就充分体现出人在“物竟天择”进化法则中的主体作用。这就是生存哲学对生存永恒信仰的基石。
我们否认生命与人的神创论和外来论，反对“时空有限”和“宇宙灭寂”的观点，认为对历史轮回的可知或存在无限的不可知等理论，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主体的贬低。坚持时间的一维向不可逆性和空间多维层次的扩张趋向性,是历史主体系统的基本存在形式，具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类就是当前历史进化主体的代表。人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中最高级存在形式。他的认识与实践活动能力的无限拓展性，就基于其具备时空存在内容的全息性。从这个角度上看，“历史创造出人，而人也创造着历史。”
三、人的自然与社会本质属性
我们把对光具有能动反应机制作为生命体区别于非生物的基本特征之一（如光照辐射可引起生物遗传基因特性的变异）。把具备对火的利用、制取技能作为人与动物之间划定原始代沟的依据之一。（尽管现代动物行为学证明某些物种个体的智力可以接近孩童的水平，但用火的行为至今还未在任何动物种群发生）。在对五十万年前人类祖先从发现火到利用火过程的考古研究中，可以得出这一推论：火在失控自燃条件下，首先给人带来的是驱赶黑暗的光明和毁灭万物的威力；其次才有在人控条件下得以取暖和熟食的利用价值；最后在原始人类对火的管理、制取技能的掌握实施中（由于集体觅食的第一需要而规定仅限于少数人）不可能存在社会整体化行为；因此人的原始态属性和改变生存方式而开发利用自然质能的活动，以及物质与精神生产分工和社会等级建构裂变的雏形，是在经历约数十万年的史前火文化中奠定、塑造出来的。并由此揭示出，人的所谓自然与社会存在本质属性就是：在物理、生理和心理活动基础上有机构成的视觉和物欲。
从光合作用是低等植物生长过程中的重要条件，到视觉效应在高等动物生存意识行为中的主导作用。可以知道：由肉眼和可见光构成的视觉认识中介系统，至今还作为人类自然生存支柱的必然。无可置疑人类自然科学文化知识以及经验认识模式，主要是建构在视觉效应基础之上。进一步说视觉不但是人自然存在本质的重要属性之一，而且可能与大脑思维奥秘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必然关系。这或是今后脑科学与认知科学发展的方向。
从篝火给洞穴猿人带来光明和温暖，使人从动物生存行为转型到社会生活模式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今天人类已经掌握对以原子能为代表的自然质能的开发利用技术，以获取更强大的光和热，创造出更为理想的生存生活条件。但是那种追求必要摄食之外的享乐物欲，依然是人们社会活动行为的基本内在驱动力之一。换言之，物欲是自然生存性的生理活动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心理活动的外延。如果没有这种生活性物欲要求，人的社会行为就失去目的和动力，就不可能有社会的文明与繁荣。
综上所述，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存价值可以在人的视觉和物欲活动中得到体现。从人作为认识与实践活动主体的角度出发，生存哲学认为：我们在认识与实践领域所遇到的一切问题，从本质上讲，都是人自然与社会存在本质属性的反映，即人的存在本质是决定问题产生的最终。（关于这点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们已觉悟并表述出来。例如“食色，性也。”《孟子正义》卷十一P437“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马恩全集》三卷P514等。）生存哲学指出：在生命时代，地球人类作为历史进化的主体，就是具有主观思想和目的行为特征的有机存在系统。（所谓历史主体，则定义于时代性和实体性之中。例如，在宇宙史中对物质时代和在生物史中对恐龙时代的划分。）因此，对于一个常态的自然人和社会人来说，视觉健全和物欲满足是衡量其存在价值的客观依据之一。由此看来完善发展人性和人权，可以用视觉和物欲的实现程度（边际理论）来衡量。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视觉和物欲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他与其它生物存在着进化质上的区别。
四、人类系统的进化特征
人作为一个有机的质能交流转换系统。实际上是主客观对立统一关系的整合。这个系统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是主体对自身以及对客体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生命主体系统具有量增与质变以及新陈代谢的现象，从而形成其时空存在的开放性扩张趋势或特征。
（1）生命主体对自身的自然性生产，可分为包含基因复制内容的单性繁衍方式和包括基因重组内容的异性繁殖方式两大类。（这种生命生产的自然性已在现代生物工程的研究中发生着改变，以显示出具有思维能力的大脑才是人类作为历史进化主体的核心。）前者造成主体质量的递增势态，以维持生存数量条件的需要；而后者则导致主体性质的改变，以保证生存质量提高的要求。总之生命主体这种自然性生产过程反映出：生命类体之间存在着优胜劣汰和共生并协现象。
（2）生命主体对客体施有生产性和寄生性两种消费方式。因此拿客体相对主体来说，就具有自然和非自然两种形态。在主体与客体发生的结合关系中，主体表现出适应性的被动态和创造性的主动态两种行为方式。人类主体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对客体的生产已使其有人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例如小到服装和房屋，大到空间站和人造生物圈，以及各种工具和人造器官等。）生存哲学认为：客体与主体理化性运作方式的统一,是社会生产力与人类生存能力的物质基础。所以在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自然进化的内容则是由人类存在系统中这种“主客异化”的整体演变形式表现出来的。
（3）母体环境是指与自然环境相对隔离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有主客体构成的内外空间和前后时间对立统一的存在模式。（例如生物圈和动物种群、社会与个人、前辈与后代等等。）母体环境是塑造、产生生命主体的先天条件，因此，生长发展起来的主体存在内容必然带有母体环境影响作用的胎迹，并受到来自母体环境对自身成长自由度的制约。例如地球生物所具有的那种历史既定性的原始态属性。生存哲学把探讨进化和质变的视点首先聚焦在这里。
（4）生命主体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实际上是主体逐渐具备复制或营造母体环境能力的过程。换句话说，是主体由被动态的适应性生存本能行为逐步向主动态的创造性生存意识行为的过渡。对人类来说从其对母体环境的复制和营造，从依赖于和受制于母体环境到最终冲出先天性母体环境的‘襁褓’，而不断扩展和创造出新型母体环境系统则是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当然也是所谓主体系统生存能力提高导致其生存质量改变的客观标准之一。如果仅拿地球人类时代近几十年航天事业的兴起，与爬行动物时代初期由水生迈向陆生的壮举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尽管两栖类生理异化与飞船替代双脚两者之间形态上大相径庭，但从主体的生存方式发生进化跃迁的意义上讲却是沟通的。
五、人是万物的“尺度”
既然大脑是自然演化的最高产物，又是历史主体的核心。所以人可以生产、复制、创造合成出一切为人所用的客体。但永远不可以人工制造出真正的大脑。换言之，具有思维能力的人脑作为自然造化的灵魂，就在于它的不可以被客体化和无法彻底被认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所谓历史主体地位与存在上限参照系的界定就是客观一致的。除此之外，一切可被人所认识与实践的事物只能处于“为我”存在的客体位置上。换言之对人类来说，存在于其认识视野和实践领域中的一切事物，都与人的存在发生着必然的关系。客体的可知性和被改造性都是由人的存在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具备主观意识客观存在的人，那么对一切客观存在的认识与实践活动都无从谈起；而如果客观存在于人的认识视野或研究领域之外，那么这种存在对于我们又有何价值可言呢？无庸赘言主客体这种对立统一关系，说到底是以人类和世界共存亡为基础的。从一些物理、生理和心理以及历史等方面知名学者,发出自己所从事领域已面临“绝境”感叹的奇怪现象，可以认定那些违背主观与客观对立统一原则，强调无人类存在的客观世界必然理论，如果不是在对人的客观存在必然性加以说明，那么对我们是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可谈的！所谓客观价值是人对现实利害的评价，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作为这个普通范畴是人们对待满足人拟的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也就是说对价值的主观评定，是建立在对物欲实现可量度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各国福利保障制度中对所谓社会贫困线判定的多种标准方法）。由于客体世界对人的利害关系，是随着历史主体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提高可相对转化的。因此人类进行认识与实践活动的客观价值最终反映出的正是人存在价值——这就是生存的完成，而人类的历史价值则体现出其代表着自然进化发展主题—既存在的永恒。众所周知“自保护，自维生，自催化”是生命体的本能，因此从蒙昧的自我意识到文明的意识自我这一进化历程,就决定了人是为己和私利而意识活动的生物。不言而喻人只有从感性意识中具体有限的“自我”扩展升华到理性认识上普遍整体的“类我”。他的社会生存价值才能和人类自然生存的历史价值真正统一起来。这也是每个人精神文明与“自我实现”的标准之一。
六、人本质属性进化的“曙光”
对于内涵着物理、生理和心理运动形式的人——这个自然与社会性有机存在系统来说，其自然属性之一的视觉在其认识活动中,以及其社会属性之一的物欲在其实践行为中的主导、驱动效应，实现并完成着人类自然生存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但是也正由于“眼见为实”的习惯认知方式，才导致当我们在观察宏观和微观世界时，得出“波粒详谬”与“宇宙灭寂”的结论。（尽管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对视觉在人具备多种感知方式或途径中的独特主导认识效用进行过议论，但是对生理器官的肉眼和大脑与信息载体的光和客观世界之间所构成的主客关系，以及这样认识中介机制内涵那种自然性、人性、历史性等问题的探讨却至今还没有深入开展起来。这就难免会使我们对人作为认识与实践活动主体,这种对立统一本质属性的认识误入曲解的歧途和迷惘的困境）。也正是由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传统行为理念，才造成在社会文明建设中，人与人之间因生活贫富利害之争异变为自然界物种之间那种“弱肉强食”的存亡斗争。（可以看到正是在这样残酷斗争中，那些对社会政治经济权益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和革命活动，并为此而献身的仁人志士,无可争议地完成了他们生存价值的“自我实现”和人性的“涅盘”）。近代，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已严重激化为人类生存危机的事实,和经典认识理论做出人类终将灭亡的预言不谋而合，这充分表明：以肉眼感官和世俗心态机制为基础的视觉和物欲效应正暴露出其历史局限性。生存哲学指出：今天，在认识和实践领域中出现的信仰危机和生存危机的根源，就是来自人这些历史既定属性的盲点和误区。同时她揭示出今天所谓生存危机的严重紧迫性所预示的正是这种原始态历史消亡的必然,在人类所有主观与客观活动中的反映，人就是从认识危机到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实现其生存价值的。人类作为历史主体本身的这种历史进化性，在视觉科技化和物欲理智化的现代文明建设中已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
当前日益严重的危机使我们看到，人那种存在本质正在发生跃变的端倪。实际上当工业革命兴起之际，这种预兆已在人们把不可视信息向可视信息转换过程中，和人从追求享乐性无度消费向聚敛占有性扩大再生产等异化行为中显露出来。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信息革命使人不但已掌握利用（包括可见光以外的）信息多媒体来建构认识模式，而且在研究如何绕越眼睛直接在大脑产生视觉效应的技术。这不正表明以可见光和肉眼构成的那种原始态认识模式在发生变化么？今天人们不仅在广泛深入地开发利用自然质能资源，同时在节能利废，采用可持续策略上达成社会共识和协调行动。这不正表明，那种“酒池肉林，物欲横流”的原始态意识行为本性在发生改变吗？生存哲学认为，历经亿万年的自然界生态进化内容，在不到万余年的社会文明发展中的表现形式，就存在于人对自身感知反应机制和生存意识行为的改造之中。人们改变生物繁衍的自然性，乃至正在着手创造新的生命类型；人们在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甚至已经创造出世界上没有的新物质元素；人们创建的人工智能生产系统和电脑信息传媒网络；以及人类冲出地球乃至太阳系的宇航探测活动等等的进步，都为人类在自然与社会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质量跨进新的历史时代提供着有力的保证。
七、对经验认识模式的反思
生存哲学主体认识论发现：由于人的思辩认识活动必须以空间建构的差异性和时间过程的因果律为前提，所以这种经验认识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1)对所谓宏观与微观空间建构的划分，是由人类的认识视野和实践领域的有限性所规定的。由此而论，可能是由于人类思维逻辑上的有序性特点，使人想在空间层次和时间进程中出现的断裂或代沟（这可能包括历史跃变的内容）之间搭建认知的“桥梁”时发生了困难。这或许是导致诸如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之间出现悖论以及数理奇点和存在始源面临无解等问题的原因之一。
（2）从墨翟，康德等众多学者对“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人们把前者当成外经验性的形象化概念，而把后者作为内经验性的抽象化范畴在加以应用（卡西尔《人论》）。因此从“心理学上说，空间知识比时间知识直接的多，简单的多”（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但是从视觉与感知生理学和高能与宇宙物理学等理论研究中，却可以发现人对时空存在的观察、实验、分析、推论、直到理解的实际构成过程，恰恰是立足在那种一维性时间变化的内容必须依赖于简单的重复反演，和多维性空间的协变形式只能籍助于复杂的数理演释这些手段之上。（这个特点在爱因斯坦尝试把时、空存在内容物理化为光、场存在形式的学说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我们认为这正反映出解决世界观认识论问题理应首先解决参考坐标系如何选取和主客地位怎样确定的问题。
（3）十六世纪中叶，“太阳中心说”的问世，不仅是对延续千余年“地心说”的批判，而且是对从感知衍生的本体自我意识和由王权——神权构成的社会权威意识的挑战。从此过去人们经验认识模式中所确立的主客地位和选定的参照坐标在这场革命中发生了反转或置换。随着人把“日心”、“银心”乃至可观测到宇宙的边缘与自身存在之间的距离扩大到1——2亿千米、3万光年、100——200亿光年之遥的同时，（实际上人们对银河系与河外星系团以及在总星系中运动关系的认识，如同对光子与轻子以及夸克之间在层次关系上的认识一样有限），人类所有的精神与物质活动也逐渐被纳入自然客体世界这种近乎“完美和谐”的有序性,和“严酷无情”的必然性之中。人在改造自然创造世界活动中所氤氲的那种主体能动意识的“光环”，则在地球只是物质宇宙边缘位置上一个“渺小而普通”的星球；以及地球生命与人类也只是物质演化中某一时域上“偶然机遇”的产物；等这样理论面前黯然失色。人在自身文明建设取得飞跃的同时也从主宰角色和主体地位上跌落下来。以对机械运动的观察和物质结构的分析为主要手段的物理学,堂而皇之地成为工业革命以来哲学认识体系的支柱。（应该注意到相对论力学所描述的半径为35亿光年有限而无界宇宙模型的中心，和宇宙爆炸理论所推断宇宙诞辰100亿年的起始原点等诸如此类的认识参考坐标究竟怎样确定，则是哈勃、海森堡等自然科学家没能解决的问题）。生存哲学认为：所谓时空存在的理论定义域无疑是以其中心和边际（在客观极限意义上的）约定确立，来作为认识过程参照系的。
（4）在以微微米和光年所度量的微观与宏观物理空域中，人们用元素的放射性衰变和天体的周期性运转等类似现象来量化时间，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人在地——日——银河系乃至总星系团……宇宙世界中的位移速率，大致处于不同的能级轨道或空间层次交互过渡的状态。（例如从地球自转线速为每秒4——5百米，到绕日心和银心公转线速分别为每秒约30千米和300千米……）如果我们以地——日系在银河系公转周期2.2亿年为标准，并把与当前地球人类时代相对应的轨道区域上所发生过的历史故事相类比，会看到：距今六亿年寒武纪曾出现三叶虫时代和原始生物突发繁荣期；距今四亿年志留——泥盆纪曾出现过两栖类时代和原始脊索动物兴盛期；距今两亿年左右三叠——侏罗纪曾出现了恐龙时代和原始爬行动物称霸期等不同的进化阶梯。地球生物这种进化历史的跃变与地球那种时空运动层次跃迁的统一性，就规定出历史主体系统基本存在形式与活动内容的特征。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描述的：人类存在系统文明建设与发展伴随着地球——这个“生命摇篮 ”在宇宙进行的那种链条状螺旋式演化运动，已经决定了进化着的历史永远不会回归到时空起始的原点。
（5）在“客观”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范畴的定义下，人只能认识现实存在的事物。根据关于人那种因果关系与逻辑推理的思维特点，人们在试图用时间的有序性，来说明形态各异的空间建构形式的历史统一性和存在必然性。或言之：时空存在的统一性只能寓融到运动和演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宇宙的过去和将来以及生物进化的不同形态，在客观现实存在的某些粒子与天体,以及物种个体的演变过程中就可以找到表证。人在客观事物中寻觅世界和自身的本原，不光是为了加深对现实存在的理解，而且是为了预测世界与自身的未来。以确定自己目前努力的取向。（这当然是人与动物在意识活动之间无法逾越的历史代沟之一。）人常常在为自己现实行为寻找可靠的理由和可行的方向。无庸置疑维持生存、丰富生活才是人类所进行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
（6）近代物理、宇宙学和场论研究塑造出：只有近百亿年时间和数十亿光年空间的宇宙模式。但是这种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界定在以动态极限——恒定光速c所规范的定义域中（有人把这称为光子地平线或视界）。可以看到这种时空有限观的绝对权威也只是自康德“人类必然灭亡”哲理和克劳修斯“宇宙终将热寂”熵论为代表的“古典”历史有限论为起始，而伴随着近百年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和令人折服的成就才得以确立的。在现代宇宙演化史中，人们似乎已描绘出：宇宙从产生到灭亡的全程画卷。虽然，生物进化史告诉我们人产生的溯源。但在进入社会发展史后，我们却找不到这种进化论据的踪迹。在一些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中,则把人类未来前途描述成物质与精神财富高度丰足的享乐天堂。事实上社会学者已经把关于人类存亡问题否定之否定法则的解释权，完全交给了建设起现代物质文明的自然科学家手中。生存哲学坚定地认为：人类一切认识与实践活动都最终要落脚在实现和完成生存这一历史进化的主题之上。人类这种笼罩着浓厚精神意识色彩活动行为，所内涵的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生命形式的自然本能。
（7）当前在自然认识主流中“公认物质宇宙必然灭寂”的断言和在社会认识思潮中“渲染人类生存危机日趋严重”的结论，不但抹煞或否决人类提高生存意识与增强生存能力的历史价值和为此而奋斗的意义。客观上在扼杀着人的意志和精神活力，并最终动摇和摧毁人的理想与信仰。不容否认：这种历史认识模式，在现实中已成为把世界“末日”任意提出的那些伪科学和邪教不断滋生的土壤。科学唯物史观证实：人类认识与实践能力的提高,旨在表征出人类生存能力与意识的增强，它不应也不能违背生存和进化的法则。那就是：人类进行一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活动,都内涵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进化主题 ——生命时空存在形式的永恒。生存哲学认为：世界的明天绝不是经验认识模式中所描述的那样……。诚然，我们无法像宇宙爆炸论和人类灾难说那样描述出未来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但是历史已经并还将证明：这必将是以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的历史主体的产生，来代替今天地球人以及他们这种带有原始胎痕的生存方式。与此同时新的认识建构模式也将会“应运而生”。
八、失业与失明问题的重要性
代表人类自然生存能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上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质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反映。我们认为后者更可以作为历史文明程度高低的见证。众所周知在等级关系的社会系统中，曾经出现过人被奴役或物化的悲剧。但是更应引起关注的则是在文明史中，始终沉浮于社会认识与实践活动建构之外的那些寄生性社会劳动力——即由于来自社会和自然以及历史发展阶段性等各种条件的制约，虽具备一定的体力和智力，但却失去社会财富分配权和社会认知发言权的失业者与失明者。
在物欲满足和视觉健全程度上的差异是构成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之一。事实上失业者和失明者的这种人权保障与人性发展，却往往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或尊重。他们在社会中的客观寄生性存在，只是依托于人类社会所谓共存文明的基础之上（或者说“不劳动者不得食”只不过是动物界的自然法则之一）。由于失业，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被剥夺；因为失明，他们感知世界的权利不被社会所认可；他们发展自身认识与实践能力的要求受到各种自然或非自然因素的制约。事实上丧失了认识与实践主体地位的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存在价值,就是在人类生存水平发达的今天也很难体现出来。所以解决失业与失明问题是最终解放所有社会生产力，充分开发和利用社会质能资源的关键。
九、社会生产与劳力过剩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具有中国特色（例如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天人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权制）的长江黄河流域文明史中，可以看到“扬本抑末”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这不仅是数千年来华夏文明位于世界前列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各个朝代兴衰的主要原因。在这个相对封闭独立的中华帝国治乱史中，社会生活性与生存性斗争的特征是较为典型的。马克思在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中多次指出：生产过剩的“绝对性”是社会文明与人类文化得以建设发展的物质基础。由此可以引伸出广义概念下的（隐性）劳力过剩现象,就表现为人们一切有着物欲色彩的活动并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是在食源能够保障的前提下才得以进行的。但是由于物欲作为个人的生理与心理活动的属性，具有极大的多变可塑性和复杂差异性；以及物欲的实现与完成，还取决于社会与历史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因此所谓社会生产过剩的“绝对性”在现实中又常表现出这种过剩的“相对性”，这就是演绎社会分配问题上诸多矛盾生成的根源。生存哲学由此揭示出（显性）劳力过剩的狭义原理——即被排斥于社会组织关系网络之外（如被剥夺就业权）而失去社会财富分配权那一部分劳动力群体，就成为他们实现自身社会生存价值要求，和社会系统本身生存与稳态发展需要之间发生不相容矛盾的源泉。据考证：劳力过剩不同的存在形式是由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性所决定的。但究其根源都出自：在文明发展史中由于社会生产粮食能力的提高带来的食物和劳力过剩性问题的客观存在。（根据社会动力学研究，人类存在系统质能不断递增态势是主体历史的物理特征之一。）在古代各个时期“少兴多衰”重建复亡的王政国家里，我们不但可以发现，地权和人权以及粮田和户丁等这些社会基础质能的量变,始终处于集权统治的掌握监控之中，而且可以看到大都存在“食客”与“流民”和“冗官”与“臃兵”等社会肿瘤现象。这种无法根治且往往失控的弊病虽与社会体制或“天灾人祸 ”等历史条件因素有关，但也是以“粮草”和“人丁”增产为标的立本地那种传统型国策必然酿造出的悖理苦终。如果说中国古代曾产生的寄生社会化现象和规模化社会斗争有大量过剩劳力为质能背景，那么在现代中国存在的粮食价廉且收益低下和劳力廉价且就业困难的状况，当然是食物与劳力作为社会基础质能递增中发生严重过剩的直接反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首先调整理顺了传统农业生产体系中人—地结合关系，使得目前我国粮食仓储量已超过三年直接消费需要，近二亿多富余劳力处于待业或半失业状况。随着社会与自然之间质能交流转换的平衡关系被打破，诸如自然资源从浪费到匮乏，生态环境从改变到恶化，社会秩序从流动到混乱等等一系列危机生存与发展等问题也愈加严重。当前我国着力推行的“计划生育”“退耕还林”以及农业生产转型，广开就业门路等一系列政策正是要合理、有效地消化或转化这种社会基础生产过剩日趋严重的问题。历史证明:只有认识到过剩是待开发与再利用的宝贵资源,并处理好生产过剩的绝对与相对性问题，即解决好物质生产与消费中供需关系和资本积累与投资中效益问题，人类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与自然生存能力的增强之间的统一关系,以及历史主体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本色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万余年的社会更迭历史中，社会系统的有机性发展还表现在社会生产力成长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但为满足社会物欲需求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同时在不断淘汰或排泄着与日俱增的过剩劳动力。从某种角度上看，以社会寄生性消费为基本生活方式的劳动力过剩现象是以 “社会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们一方面作为存在于社会体制之外，有待开发利用的社会质能资源；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已失去社会成员理应拥有实现其物欲本性的权利，所以是社会机体的异己对抗力量。因此当他们处于无序的游离状态下，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来源，而一旦他们形成有组织的集团,并为实现其社会生存价值和社会归属的权利而战时，总会打乱社会秩序甚至引起国家政权的变更（历史证明：在这样动态非常时期比通常静态条件下，社会存在的那种“隐性”与“显性”过剩劳力之间的置换现象更易出现）。如果说在等级建构社会中发生的阶级斗争,只是反映着社会人或社会阶层之间由于实现物欲权益（主要是分配权）不平等所引起的社会生活性矛盾的话，那么没有被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所定位，而失去阶级定义的过剩劳力与社会体系之间发生的斗争,则是为夺取物欲实现权（首先是就业权）的社会生存性对抗。马克思早就揭示出：控制或缓解这种文明所带来的矛盾与对抗,是国家机器生成和运作的重要动因。因为国家机制功能折射出具有等级建构形式,和耗散结构内容的社会有机系统,所必备的那种“自保护，自维生，自催化，自组织”等自然生存本能的特征。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寄生社会化”和“社会化战争”等“超自然”手段,对这种矛盾与对抗危机加以减弱或消化，但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要靠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国家救助保障制度的健全，以及完善劳技培训与搞活劳力市场，尤其是开发扩展新兴产业来完成。
十、社会的等级制与所有制问题
漫长的史前火文化不仅塑造出人的原始态社会属性—物欲，而且奠定了社会组织的原始建构雏形—等级制。这种源于早期社会成员智力技能发展的不平衡,和原始生存生产活动分工的需要所产生的等级裂变，与动物社会存在的那种尊卑等级形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原始社会领导阶层地位的产生和确定，除了有体能差异和血缘关系的自然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立足于群体与自然和异己之间的生存斗争中，少数人具备了对用火与治水为代表的自然力,和以生产与战争活动为代表的社会力的控制利用或组织调配的技能才干之上，这样掌握着决定、影响整体生存命运的自然力，则必然拥有支配统治社会活动权利现象的产生，反映的只能是不依赖人的意愿(如禅让或选举之说)为转移的客观历史法则。马克思唯物史观已揭示出：等级制与国有制是构成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基石。我们认为，社会政治性等级制建构与社会经济性所有制形态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造成在社会生产分工发展历程中,劳动价值交换不等价和剩余价值分配不平等等客观事实的原因之一。
生存哲学把人类存在系统的生产方式划分为：人—地结合的农业生产型和人—机结合的工业生产型两大历史阶段。正如经典社会历史学研究所证明：在自然型农业生产方式社会中，私有制的确立主要体现在国家对个人生活资料上的拥有权益的保障维护之中，而以“一人家天下”的皇位王权却掌握着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决定权(在中国古代社会，私有土地畸型发展的兼并势头始终是中央集权要遏制打击的对象)，进而拥有对社会活动的最终控制权。这种经济性所有制和政治性等级制的高度统一,就构成“家长”式或“金字塔”式的集权专制统治模式的基石。因此，围绕争权夺位频繁发生的各种形式斗争,以及藐视人权践踏人性的悲剧屡见不鲜就成为这个社会的重要历史特征。在人工型工业生产方式社会中，以尊重人权，发展人性为旗帜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确立，从根本上摧毁了集权专制生成的基础。帝王独裁和统治集团的意志与私利，代替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机制异化现象已很难出现。尤其是在现代所谓文明发达的国家体制中，个人和集团以及社会之间那种权益上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被置于较完备健全的法律规范之中，“法治”已成为现代社会等级建构的并协关系和计划与市场经济运作关系的核心。深刻讲：古代那种所谓国土与国民上的主权问题在现代已被赋予了文明与进步的内容。
十一、信息时代与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把一切具有正常体能与智能的劳动力结合到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体系中来，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人类社会生活与自然生存质量得以跃进的新时代——一个知识信息财富共享且社会地位平等的“英特那雄耐尔”社会就要到来。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互联网的日益形成正为实现这一前景提供着有力支持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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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1 08: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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