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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大刚
一国有一国之史,一方有一方之学。就中国而言,“儒学”无疑是国学的根柢;而就四川而言,“蜀学”自然是蜀地的灵魂。就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格局论,“蜀学”不仅是四川地区的学术思想,也是中华学术中极有特色的一个流派,是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蜀学”成果的总结和研究,从事“蜀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不仅是地方历史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大中华文化史、学术史研究之必要。CvT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历史上的“蜀学”曾经大师辈出,思想独造,文采斐然,影响深远;曾起到过开新学术风气、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曾对中国学术发展、文化进步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体而言,“蜀学”在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高潮,每次都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CvT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首先是两汉时期。文翁兴学,首开地方政府办学的历史,儒学在蜀地得到广泛传播,巴蜀才士,欣欣向学,故有“蜀学之盛比于齐鲁”之称,从此蜀地民智大开,人才济济,文章大雅,不亚中原;汉武帝将文翁办学经验向全国推广,“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加速儒学向地方基层传播的速度,可谓“一花引得万花开”。汉代“蜀学”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占有了“汉赋四家”的三席,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辞赋家,也是术业有专精的学者。此外,汉代蜀之“《易》学”(赵宾、严遵、扬雄)、“天学”(落下闳)也都是全国一流的。CvT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第二次是两宋时期。在文学上,“唐宋八大家”蜀人独得其三(三苏),而且同出一门,蔚为中华学术史之奇观;在史学上,有“隋前存书有二(《三国志》和《华阳国志》),唐后莫隆于蜀”(刘咸炘)之美称;在经学上,巴蜀《易》学特别发达,程颐致有“《易》学在蜀”之盛誉。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与二程“洛学”(即理学)、王安石“新学”鼎足而三,共同构成北宋学术三大主流。南宋时期,张栻、魏了翁是南宋的理学宗匠,李焘、李心传则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CvT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第三次高潮即是晚清民国时期。尊经书院的创办,张之洞为之倡、王闿运为之师,促成了“蜀学”的再次复兴,蜀中学术得到蓬勃发展。其重要特征是摒弃陈腐的“八股”时文,注重儒家原典的传习和研究。在动荡多变的时局中,“通经致用”、“中体西用”成为“蜀学”的突出表现。蜀地学人“自经学而入史学”,复以治史之法以治经,严格区分“今文”“古文”,顺应“以复古求解放”的潮流,将清代学人达到的最高点东汉“许郑之学”成功地向前推进到西汉“今古文学”阶段,驯至回溯到先秦“诸子之学”、“古史之学”时代,最终实现了传统学术的彻底解放。使“蜀学”与“湘学”共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的重镇,构成中国经学的新阶段和新进境。钱基博说:“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带来了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革命,促成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的根本转变。CvT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晚清“蜀学”曾以出思想、出人才著称全国,即以尊经书院一校论,就培养和聚集了:为维新变法而英勇献身的“戊戌六君子”之中的杨锐、刘光第;出任英法领事馆参赞、力主新学的四川维新派核心人物宋育仁;博综古今、离经叛道、学凡六变的经学大师廖平;才思敏捷、遐迩闻名的四川维新宣传家吴之英;海内书法名家顾印愚;清代四川仅有的状元骆成骧;领导群众发动保路运动的蒲殿俊、罗纶、张澜;为建立民国舍身杀敌的同盟会会员彭家珍;功绩卓著、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老革命家吴玉章;宣传新文化、“只手打倒孔家店”的思想家吴虞。此外,还有岳森、刘子雄、胡从简、刘洙源、杜翰藩、方鹤斋、黄芝、谢无量、林思进、傅增湘、刘咸荥、徐炯、夏之扬、尹昌衡、张森楷、颜楷、邵从恩等一大批四川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名流人物(参《四川近代史稿》)。此外,还有存古学堂(或国学院、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培养的蒙文通、向宗鲁等;四川大学各个时期培养的学生,如朱德、郭沫若、巴金、李劼人、周太玄、王光祈等人。还有在尊经书院和四川大学以外,其他乡塾、书院和学校培养的人才,如赵熙、龚道耕、庞石帚、向楚、刘咸炘、唐迪风、伍非百、贺麟、晏阳初、唐君毅等人。如果将视野扩大一点,还有客居或任职四川的外省甚至外国学者,如研究西蜀方言和民俗的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钟秀芝、研究中国美术的戴谦和、研究中医的刘延龄、莫尔思,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葛维汉等等。四川近代的文化学术舞台上,真可谓是英才汇萃,群星灿烂矣!CvT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蜀学”是巴蜀学术的代名词,更是巴蜀文化的灵魂。巴蜀士人多积极进取,推陈出新;大度恢宏,集杂为醇;学术精深,文采飞扬;铁肩担道义,敢为天下先!代表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正气,是近代中国革命史、文化史,当代中国建设史和改革史上的重要力量。特别是近世“蜀学”人士,他们思想活跃,见解独造,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在“维新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活动中,担当了启蒙者和开拓者的角色,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至晚清,学术重心发生了转移,这个重心一是湘学,一是蜀学。”(李学勤)将“蜀学”直继传统学术之正脉,俨然以中华学术的“正统”和“大宗”相期许,可见其影响之深,意义之巨。CvT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可是,由于蜀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大多数蜀学人士不喜表曝的高蹈风格,往往使“蜀学”成果得不到广泛传播和妥善保存,许多“蜀学”论著已经了无踪影。就“蜀学”史上的三次高潮论,前两个高潮的成果,除部分作者因走出四川、风靡全国(如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三苏、杨慎等)而得以流通和保存外,其他的许多成果都因作者辟处西陲、平居乡里,其人鲜为外间所知,其书也未能在当世及时刊行,致使成果湮没,文献无征了。即以晚清民国以来“蜀学”的第三次高潮而言,许多学者的苦心孤诣之作,也正在人们的冷漠中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如张森楷编著的为数1000余万字的300余卷《二十四史校勘记》、133卷《史记新校注》和269卷《通史人表》;著名语言学家赵少咸的分卷达28册300余万字的《广韵疏正》、30册300多万字的《〈经典释文〉集说附笺》;有“大儒”“纯儒”、“经师”“人师”之誉的龚道耕多达110余种的论著,等等,洋洋大观,何其壮哉!然而,却在当世未及时发表,后历经多次动荡和浩劫,大多只仅剩零篇断简了。这些学术成果的毁损和失传,不仅是“蜀学”人士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巴蜀文化的损失,也给中华学术文化宝库留下了遗憾!
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颜回曰:“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读书是读书人的事业,著述是读书人的功德,而刊书就是“有国者”或后学者的责任了!优秀作品未能刊行,前贤成果未被流传,就象孔子未被赏识,一样地是“有国者之丑”、后学者之羞矣!对原作者的功德和事业来说又有何损何亏呢!CvT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一批旅居海外的有识之士就曾慨叹“中华文化之花果飘零”了,今值盛世修文,岂能再容“花自飘零水自流”,让前贤心血长付东流之水!为了不使这些劫后余生的成果彻底湮没无闻,也为了使“蜀学”后生对前贤苦心孤诣之境不再陌生,我们愿为“蜀学”成果的抢救奉献绵薄之力,特发编纂《蜀学丛刊》之宏愿,愿作传统守候与遗献抢救之愚公。《蜀学丛刊》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对尚存的“蜀学”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它包括对已有刊本文献的新式整理和现代研究,更倾注于收集整理那些未曾汇刊至今仍散落各处的成果,特别是要加强抢救至今还处于虫鼠水火之厄中的遗籍手稿。其形式可以是学术文集的重编和整理,可以是学术专著的校注和阐微,也可以是专题专人的研究和述评。只要内容充实,资料稀见,编纂规范,质量合格,都可以申请加入这套丛书,得到资助和出版。选题的内容没有特别规定,课题的进度也没有硬性限制,不分古今,不辨先后;编者也不分省际,不分国籍,只要是有关儒学的,只要是有关蜀学的,成熟一本吸纳一本,编好一批出版一批。积少成多,由微而巨,浸浸乎,洋洋哉,坚持数年,不废不弃,必使涓涓细流汇成汪洋之沧海!CvT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科学本没有国界,学术乃天下公器。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蜀学”成果得到整理和出版,希望“蜀学”宝库能够更加充实和丰富。当然,也希望所有的热心人士都能关心和支持此事,愿天下有心人惠然肯顾,共襄此举;愿当代“有国者”借我以风,助我以力。吾侪后学当更加殚精竭虑,力底厥成!CvT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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