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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的最初样式应当是十分简便且大致相同的，夏天取树叶掩体，冬天用兽皮遮盖。《白虎通义》说：“太古之时，衣皮苇，能覆前不能覆后。”由此可知，人类最早是用树叶或兽皮围在腹下膝前。这种服饰样式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出于实用，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使腹部御寒，而且也可以遮羞，同时还可能是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繁殖后代的生殖器。
后来，人们把兽皮中央穿一个洞，或者在一边切割出个凹口，套在脖子上或披系于肩，这就是最早的所谓“套头衫”和“披风斗篷”。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先民较多地利用纺织品做原材料，做成“套”或“披”的样式，并普遍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甚至一直到现在，长江两岸的人海中，仍可寻觅到“套”或“披”的踪影。特别是在贵州、云南的一些彝族地区，就曾流行用一张整羊皮做的羊皮褂，以羊腿部皮当系衣的纽带，冬季毛朝里，夏季毛朝外。居住在云南的纳西族，有一种羊毛披肩，就是将一块方羊皮用绳子拴在身上。数十年前的独龙族仍“不知缝纫之法，男子上身用麻布一方，斜披身后，遮羞而已。”??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册，1933年。还有流行于长江流域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披毡，也是由古代的“披风斗篷”发展而来的。人们利用披毡“昼则披，夜则卧，晴雨寒暑，未始离身。”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披毡与我们祖先最初的服装式样不无渊源。
在我国古史记载和金文中，有“赐汝赤芾朱黄”一句，又有“赤芾在股”之说。“芾”(音fú扶)字在金文中写作象形的“市”状，被历来的诠释者认为施用于服饰，象征太古时代蔽膝的含义。东汉郑玄注释曰：“古代田渔而食，因用其皮先作掩蔽于前面的下体，以后再掩蔽其后面。”这实际上是当时的另一种服装样式，叫做“围”，即围腰。再往后，人们把蔽前与蔽后的两片围腰用骨针连缀缝合起来，即为裳，也就是后世所谓裙。在长江流域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常穿的筒裙，可以说是保留了古代“裳”的遗风。 ? 上身有衣，下身有裳的衣裳制度，是形成于5000多年前的中华服饰的基本形制。据考古学者和服饰专家研究，我国西周以前的衣着服饰，主要是采用上衣下裳制。当然，夏商周三代上衣下裳制的华夏服饰，其流行范围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是，由于战争的频繁发生，或者因自然灾害的迫使，中原族团纷纷南迁，华夏服饰形制自然而然地带到南方，影响着该地域土著服饰形制。如属新石器时代的河南浙川下王岗晚一期遗址和湖南石门皂市商周遗址中，就分别出土过骨簪和铜簪。簪用于束发固冠，是华夏服饰的重要标志之一。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对当时生活在长江中游的一些土著族系的服饰进行考察。商周时期，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土著繁多，主要的族系有濮、越和荆蛮等。这些民族的服饰与中原华夏族服饰是否不同呢?《战国策·越策》：“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所谓翦发，即断发之意，人披短发。文身即将花纹刺于身体某一部位。错臂者，刺纹饰于双臂也。
左衽即衣襟左开。又据长沙出土的越人匕首头象，就是这种服饰的生动再现：袖口窄小，袖子在左手腕处打结，腰间系短裙，上有尖角形、条形图案。这种形式仍属于上衣下裳制，只是稍有变化。濮族的服饰，文献失载，但汉代的西南夷中混有濮人成分，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或说为结，或为编发，与华夏发式不同，可见服式或有差异。通过对该地区铜器图像的观察，女性无论贵贱，都服饰单一，皆服宽大对襟外衣，长过其膝，袖宽且短，仅及肘部。这表明濮族的服饰可能也是上衣下裳制。再说荆蛮或曰楚蛮，乃三苗与祝融族团支裔混血而成的南方民族，而祝融部落集团最初居住在中原地区，由此可见，其服饰也大体上接近华夏系统。
上衣下裳形制既备，帽子、鞋子、佩饰等便相继产生。帽子的产生也是因为防暑御寒的需要，人们最初把一片树叶或树皮顶在头上以避免烈日的炙烤和雨水的侵淋，把一块皮毛包在头上以防冻，这就是最早的帽子。《后汉书·舆服志》载：“上古衣毛而冒皮”。《释名》说：“帽，冒也。”《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称：古代僚人以“桦皮为冠”。有些以兽皮制作的帽子上，装饰有兽角、牛角或鸟类的羽毛。《黔记》上说：“黑脚苗……头插白翎”。檀萃著《滇海虞衡志》卷十二称哈尼族“头插鸡毛跳舞”。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记述：阿昌族“男子顶髻戴竹鍪，以毛熊缘之，上以猪牙雉尾为顶饰，衣无领袖。”一般说来，长江流域的各族人民自古都是男子多戴帽，妇女多裹包头。不过，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男子始终保持着用布缠裹包头的传统习俗。
人们用树皮或兽皮裹脚以抵御冰雪严寒，这就是最早的鞋，后来才由裹脚之物逐渐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鞋。《世本》载：“于则作履。”于则是黄帝之臣，由此可知先有衣裳而后才有鞋。按《释名》云：“齐人谓韦履曰。，皮也，以皮作之。”估计近世仍见的革兀革拉鞋与原始的“皮鞋”相似。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许多民族则多以草或麻编织成鞋。前些年，在鄂东和鄂南地区，许多农民都还是穿着这种以草或麻编织的鞋子，或行走于山间小道，或劳作于田边地头。这种鞋子穿在脚上，既轻便又舒适，在泥泞的路上行走可以防滑，在坎坷的土石路上行走可防创伤，经济而实用。笔者儿时还曾在父辈的指教下练习过编织草鞋、麻鞋。桂馥《滇游续笔·麻竹》也记载有云南“土人破麻绳作履，谓之麻竹。”? 佩饰是指佩戴在人体各部位的饰物，从不同的佩戴位置看，大致可分头饰、耳饰、颈饰、腰饰、手饰、足饰等等。佩饰是服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佩饰物品的起源略晚于服装衣着，据考古资料表明，制作和使用佩饰的习俗，大约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汉书·舆服志》说：相传原始人“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山顶洞人遗址曾出土一批石珠、石坠、穿孔鱼骨饰、穿孔介壳等原始佩饰，这是迄今所知中国制作和使用佩饰的最早实例。“这些东西最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佩戴的。只是到了后来，也正是由于它们是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所以开始引起审美的感觉，归入装饰品的范围。”普列汉诺夫：《论艺术》，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1页。在商代的遗址中，已出土的有玉?、铜饰等。周代遗址中出土的玉?、玉环、玉璜、圭、璋、璧、耳坠、项饰、笄、梳等用于装饰的物品更多。这些佩饰除了具有美化功能外，某些器类尚具有宗教意识、尊卑观念上的特别意义，能依此看出明显的等级区分。
在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都出土了佩饰物品，如河姆渡文化出现的由玉管、璜、?、环等构成的项饰，马家浜文化则继承了这种传统。又如屈家岭文化，也流行各种彩陶环手饰物；上海青浦福泉山崧泽文化遗址则出土了象牙手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深衣的出现，将上古时代上下不相连的衣和裳连属在一起，是服饰方面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关于深衣的造型样式，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作了描述：“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深衣不分贵贱男女，皆可服用，是春秋战国时期普遍被服用的服装样式。《礼记·深衣》说：“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由此可见，深衣的用途是十分广泛的。也正因为深衣用途广泛，故而它流传很广。它先是流行于中原地区，尔后渐渐被其他区域接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先后穿上这种服装，特别是楚地，人们普遍服用深衣，只不过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和改进。如《礼记·深衣篇》说：深衣“长毋被土”，即不覆于地面，不受到玷污。而楚墓出土的木俑衣着与深衣实物均为长曳被土，这与深衣形制所定的长及于踝，约去地4寸之制有出入。另外，江陵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直裾衣。深衣应为曲裾，这批服装有绣罗禅衣，锦面袍等。锦袍和禅衣样式基本相同，右衽、交领、直裾，衣身、袖及下摆等部位均呈平直状。这种直裾长裾式深衣，是楚人的流行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地区间交流的频繁，服饰有开放性的一面，像深衣的出现、流行，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但是，从总体而言，其中注入的意识和观念，却常常又是自抑和内向的。如战国末秦华阳夫人为楚人，无子，秦异人特地穿着楚服投其欢心，故而被纳为其嗣。这就是利用了内向的服饰乡土观念。《庄子·逍遥游》中曾讲过，“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章甫是一种有玉石装饰的高冠，是商代人的冠制。宋人是殷商后裔，一直习用此种高冠，但若将它拿到越地去，却不适合当地民情，因为越人“断发文身”，是不会去戴这种冠的。《韩非子·说林上》也说过，鲁国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擅长织屦，妻子善于织缟为冠，想徙居越则必穷蹙，因越地人们喜欢跣行而不穿履，爱好披发而不戴冠。由此可见，一地的服饰习俗要想在另一地去推广，是比较困难的，它需要一个过程。此种现象就连春秋战国时人也常常发出感叹，子贡即举例说道：当初太伯至吴，“端委以治周礼，仲雍治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所谓“端”，玄端之衣也；所谓“委”，委貌之冠也，均属于周人的衣冠之式。周尺布宽2尺2寸，为衣正幅制不裁剪称之为端；委貌冠是以玄缟制之，又称玄冠。把这类黄河中游地区的服饰拿到长江流域东南地区来，确实不易为当地所接受。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安民导俗的举措表现在服饰理念上，是重共性而限个性，求观念守常而轻款式繁化，要求“禁异服”，《礼记·王制》“同衣服，《周礼·地官·大司徒》“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礼记·缁衣》 ? 由于统治者的主观导向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服饰样式的交流，致使春秋战国时期地域性的服饰差异比较明显。那么，当时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服饰形制是怎样的呢?下面，不妨以楚地服饰形制为例，举要说明。
前面说过，楚人也服用深衣，而且还十分普遍，但是又不完全是照搬中原地区的样式，而是有所改进。1982年1月，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发掘出大批保存完好的战国中期的衣衾和丝织品，其中有锦袍数件，有专家认为，若是从结构、规格、以及制作上，将楚地锦袍与深衣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其形制虽然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深衣大体相同，却又可看出其变异和创新。其一，论其尺寸，深衣的长短是有一定规格的，即短不露踝骨，长不及地面，而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锦袍，大都掩足披土。其二，论其款式，中原地区的深衣都是交领斜襟。穿时两襟交叠曲绕，腋下或胸前用带相系，衣前的右襟向右掩，称之为右衽。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衣袍大都为右衽，这说明楚人锦袍沿袭了深衣的形制。然而，又有例外，其中有一件E型大菱形纹锦袍，是按左衽穿着，这与深衣的“右衽”形制有明显的差别。其三，论其衣领，深衣的衣领“曲袷如矩以应方”，《礼记·深衣》领在古时称袷，意思是说由领向右曲下的曲领是方形，以应合方矩。衣领的尺寸为“袷2寸、祛2寸，缘广寸半”。《礼记·王藻》而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锦袍，其衣领不受深衣的形制所限，有凸领也有凹领，领缘多绮绣，尺寸不一，小至3.1厘米宽，大到10.5厘米宽。另外，楚人锦袍的衣袖长短也同样没有按中原地区深衣的定制而作。这说明，楚服的特征之一是式样突破礼制，不拘一格，变化多端。
楚地妇女服装袖口窄小，衣身很紧，与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宽袍大袖区别更是明显。信阳长台关楚墓彩绘女木俑的袖头作窄式，下裳交叠，相掩在背后，不作曲裾绕襟的裁剪法，这样既满足了服饰的需求和美化功能，也可以使行动免受因下裳窄小而舒展不开的限制。这种交相掩襟而又在裾衽边缘上加以各种锦绣的纹饰，使楚地的这种服装起到了装饰性和实用性较完美结合的效果。这种袖口窄小的例子，还可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中的妇女身上看到，画中女子脑后挽髻，身穿紧身长袍，袍长曳地，衣袖有垂胡，这种垂胡式的衣袖可以使肘腕行动自如。袖口作窄式，在领、袖等部位，缘有锦边，锦上有条纹图案，是当时楚地服饰一大特色。 ? 楚地服装的衣身紧小，可能与“楚灵王好细腰”有关。楚人尚细腰，都以细腰为美，所以服装的衣身都很紧，其腰宽都细于下摆。对于楚服的这一特点，沈从文先生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述。他说：“楚服特征是男女衣著多趋于瘦长，领缘较宽，绕襟旋转而下，衣多特别华美，红绿缤纷，衣上有着满地云纹、散点云纹、小簇花纹，边缘多较宽作规矩图案，一望而知，衣着材料必出于印、绘、绣等不同加工手法，边缘则使用较厚重织锦。”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版。
楚地的人们通常以短衣为常服。《战国策·秦策》载：“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鲍彪注：“以王后楚人，故服楚制以说之。”这种楚服的形制如何，文献材料没有进一步说明。《史记·叔孙通传》记载叔孙通见刘邦时说：“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衣短衣，楚制，汉王喜。”《楚辞·九辩》云：“被荷之晏晏兮，”王逸注：“、祗也，若矣。”《说文》：“祗、短衣。”是一种单短衣，比袍服短。《急就篇》注：长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自膝以上。”可见袍与的区别是一个稍长，一个略短。根据这些材料，可以推断“异人”穿的楚服是一种短衣，而这种短衣乃是楚人的一种常服。
衣有单(禅)衣，也有夹衣、绵衣。单衣可作内衣，也可在春、夏、秋三季用于外穿。
楚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因而单衣、夹衣、绵衣一样也不能少。特别是楚地夏日炎热，所以楚人在夏季盛行穿的贴身内衣主要是“汗襦”。《方言》：“汗襦，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禅襦。”郭璞注曰：“今或呼衫为单襦。”其实，单襦就是短衫。 ? 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的人们在冬季的御寒衣物除锦袍外，还有披风。《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冬狩于州来，“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复陶，杜预注：“秦所遗羽衣也。”翠被，杜预注：“以翠羽饰被”。据杨伯峻先生考证，“复陶乃以禽兽毛绒为之，衣以御寒者。”“翠被”之“被”当读为帔，《释名·释衣服》云：‘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盖以翠毛为之，所以御雨雪，若今之斗篷或清时妇女所著之披风。”按上所述，则可知楚灵王冬日穿着的“翠被”。当是以鲜艳的羽毛装饰起来的披风。
春秋战国时期，要识别楚人，首先便是看冠服(或曰首服)。据《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楚钟仪囚于晋国时，“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杜预注：“南冠，楚冠。”晋侯看到钟仪戴的南冠，就知道他不是晋人，可见，楚地服饰在冠制上也是有别于中原诸夏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楚冠与楚衣相比，带有更多的楚地特色。楚冠的种类与形制大致有这么几种：高冠、长冠、獬豸冠、皮冠、扁圆小帽、尖锥形帽、平顶细腰形帽等。
高冠屈原的《离骚》中有“高余冠之岌岌”，这指的是一种高冠。他在《九章·涉江》中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宝璐。”王逸注曰：“切云，冠名。其高切青云也。”屈原所说的高冠，可能即晋侯所指的南冠。
这种冠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帛画中得到了印证。图中男子头戴峨峨高冠，冠带系于颔下，身穿大袖袍服，衣襟盘曲而下，形成曲裙，是深衣样式。将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中的绘画作品结合起来分析，楚国贵族男子的典型服饰就是头戴切云冠，身着袍服，佩戴宝玉。
长冠据《后汉书·舆服制》记载：“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丽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楚冠制也。”传说此长冠乃是汉高祖刘邦当初依楚制创制。有专家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非衣”帛画上迎跪老妪的两个男子和男俑头顶上的冠由后伸出的似鹊尾状的长板，与文献记载的楚式“长冠”相符。熊传新《长沙出土楚服饰浅析》，《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
獬豸冠又名法冠、楚冠、雠冠等。《淮南子·主术训》记载：“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高诱注：“即獬豸之冠。”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羊，能辨曲直，一角，性忠。獬豸冠的特点是冠上有一角形木棒，因獬豸是一角羊。应劭《汉官仪》曰：“秦灭楚，以其冠赐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古有獬豸兽，触不直者，故执宪以其角形为冠，令触人也。”汉承秦制，将此冠取名法冠，因它为执法者所戴。有人认为，今日彝族男子头上戴的“朝天佛”，很可能就是獬豸冠的遗制，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可谓见解独到。
皮冠亦即皮弁，是用几块白鹿皮拼接而成的，近代的瓜皮帽与之有些相似。楚人制作皮冠的技艺及质地的考究，在春秋战国时代享有盛誉，这从文献记载就可以明了。《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琼弁是饰以琼玉的皮弁，玉缨则指皮弁两侧的缨组上饰着美玉。可见，楚子玉“自为”的“琼弁”不仅质地考究，而且技艺高超，可谓式样奇特，别出心裁，与寻常所见的皮冠判然有别。
扁圆形小帽这种小圆帽在楚墓出土木俑与绘画中比较多见，如长沙406号楚墓出土的木制男俑，长沙楚墓出土漆卮图案中的舞女，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锦瑟图案中的乐人等，基本上都是戴的这种小帽。熊传新认为，这种小圆帽的形制与北方的一种两侧插羽状物的小圆帽相类似，又接近于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骑马狩猎纹镜上武士所戴的委冠。熊传新解释说：“楚男俑头顶上的这种帽，很可能是文献中所载的‘缁撮’。朱熹集传中曰：‘缁撮，缁布冠也，其制小，仅可撮其髻也’，因而缁撮只是一种束发的小帽而已。这与楚木俑头上的帽是一致的。《礼仪·士冠礼》：‘始冠，缁布冠也，冠而敝之可也。’郑玄注：‘缁布冠，今小吏冠其遗像也。’据这种解释，这种冠是属于身份较低的人所戴，这也与出土之楚俑的身份相当。”熊传新：《长沙出土楚服饰浅析》，《湖南考古专辑》第2辑。
尖锥形帽和平顶细腰形帽据裴明相介绍，这两种帽子仅见于信阳楚墓出土锦瑟图中，分别为猎人和乐人所戴。
另外，楚地的广大乡村百姓(时称庶人)流行戴头巾。这也是由当时的礼法所规定的，即庶人不能着冠，而只能戴头巾。传为宋玉所作的《小言赋》中记道：“景差曰：‘……经由针孔，出入罗巾。……’”罗巾，也就是用罗纱制成的头巾。头巾，亦称巾帻，应劭《汉官仪》云：“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头巾的形制不拘一格，自由多样。其中有一种形制名为络头，或称绡头，杨雄《方言》解释说：“络头，帕头也。……南楚江湖之间曰陌头。”其束结方法是由后向前于额头上打结。
春秋战国时期，楚地鞋子样式也很多，且名称不一，像用皮制作的鞋子称作“履”，用葛、麻丝草等编织的鞋子则名曰“屦”。《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王毒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这则有趣的故事中提到的“珠履”，就是指缀有宝珠的鞋子，这样的鞋子自然是做工考究且非常名贵的了，因而也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又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国王公贵族冬季御寒穿的鞋子中，还有一种名贵的称为“豹舄”的鞋子。豹舄，杜预注：“以豹皮为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豹毛皮鞋”。
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的佩饰也多种多样，有琼弁、玉缨、绿佩等。江陵、信阳楚墓出土的彩绘木俑，佩带有瑗、珠、璧、管、璜等饰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金玉佩饰300多件，绝大多数是玉饰。“器形有璧、环、瑗、璜、?、?、梳、带钩等。其中玉璧数量较多，有的器形也较大，……玉饰的质料有青玉、碧玉等。纹饰以云纹为主。制作上采用了浮雕、透雕、阴刻、双面雕花、单面雕花等多种工艺”，特别精巧的几件玉?是：“金缕玉璜，系用金丝将两块玉片缀在一起，呈半圆形，璜上双面浮雕云纹。
透雕玉璜，其中一件透雕四条龙，对称卷伏，龙身上又阳刻纹饰，细腻逼真。玉挂饰，全长48厘米，宽8厘米，系用4块白玉石分别雕成龙或其它图象，共16节，再用3个椭圆形活环将其连成一串，可以折卷。活环上均有榫头和铜销钉，以便装卸。再如一些牛、羊、猪、狗、鸭等动物小玉件，最小的稍大于一粒稻谷，最大的比一粒蚕豆还小，小巧玲珑，形象生动。”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可见楚地玉器制作之精巧、奇特。
值得一提的是，芳馨的花草也常常被楚地的人们用作佩饰，这可以说是长江流域服饰习俗的一个鲜明的地区性特点。《离骚》云：“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扈”是楚地俗语，指披风；“江离”、“芷”皆是香草；“纫”则是组绶。洪兴祖补注曰：“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古时候男女佩饰香草，既可起到装饰作用，亦可以香气避邪、驱虫、除臭。不仅如此，凡香气浓郁幽馨的花草皆可引起男女相悦的生理反应，故少男少女尤其喜欢佩饰香草。
秦汉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的逐渐稳定，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人们的服饰也较前代有了新的变化，显得更为绚丽多姿。张书光先生曾采用墨笔单线描的手法，绘制出秦汉时期不同等级和职业人物的图像100幅，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安徽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其中包括帝王、贵族、士族、大臣、官吏、文吏、小吏、将军、将官、武官、武士、兵士、士兵、商贾、农夫、农妇、平民、胡人、艺人、贵妇、女官、民妇、使女等，形象直观，可以看出因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职业各有不同的服饰打扮。大致说来，皇帝和皇后的服饰端庄华贵，武士的服饰威武壮观；仕女的服饰以高髻、穿花襦裤褂裙曳地为特征，文吏的服饰以束带、穿裤裙和戴冠帻为特征，农民的服饰以束髻、穿草鞋和短袖长襦为特征，市民的常服以包发巾、加抹额、穿和束大带为特征，厨役的服饰以扎带、着、穿襦和戴小帽为特征，劳役者的服饰以束发、穿衫裤和加臂为特征。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当然，上述情况只是一般而言，具体来讲，又会存在许多差异，比方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会有差异，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个体会有差异，同一个体在不同的季节或不同的场合也会有差异……，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服饰才呈现出五彩缤纷，千姿百态。那么，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服饰又是怎样的状况呢?
就服装而言，袍服仍是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流行服装。如前所述，袍服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开始，袍服还只是一种纳有絮绵的内衣，故穿着时必须加罩外衣。到了汉代，不论男女均可穿着。特别是妇女，除了用作内衣外，有时也可穿在外面，时间一长，袍服就演变为一种外衣。它在形制上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多在衣领、衣袖、襟及衣裾等部位缀上花边。随着时间的推移，袍服的制作日益考究，装饰日臻精美。一些别出心裁的妇女，往往在袍上施以重彩，绣上各式花纹。一般妇女婚嫁时也乐于穿此服装。袍服的领子有两种形式：一种为袒领，一般多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内衣。四川望都汉墓璧画所绘男子就是穿的这种服装。另一种为大襟斜领，即衣襟开得很低，领、袖也用花边装饰。
禅衣往往作为上层人士平日所穿的常服，也可作为一般官吏所穿的公服。禅衣即单层的长衣。《说文》云：“禅衣不重。”《大戴礼记》载：“禅，单也。”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一件轻薄透明的素纱禅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仅重49克，还不到一两，若扣除衣领和袖上较厚重的缘边，仅重半两多。据计算，每平方米衣料才不过12—13克重，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这件禅衣的衣料是纱，又没有颜色，所以称作素纱禅衣。也是一种衣裳相连的衣服。，又称。杨雄《方言》云：“，江淮南楚谓之，自关而西谓之。”一衣而二名。与深衣有些相似，即“被体深邃”。但区别又在于深衣多用曲裾，而则是用直裾。从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女俑身上，可以看到由前折后、垂直而下的直裾之衣，即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也发现3件的实物：衣襟前片接长一段，右掩之后，尚有余出一截，呈垂直之状，穿时折向身背，形成直裾。
秦汉时长江流域广大地区仍然流行短衣，特别是楚地，更以短衣为常服。襦与袭都是短外衣。襦是一种及于膝上的绵夹衣，而袭是没有著絮绵的短夹衣，又称作褶。这种窄袖短衣，不仅长江流域广大地区流行，而且由于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好楚服，以致汉代宫廷中也崇尚短衣，甚至成为贵族子弟中最受欢迎的便服。据《汉书·叙传》记载：“班伯为奉车都尉，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之间，非其好也。”这些显贵以白色细绫作襦，所以称绮襦。而襦短仅至膝，因而下面必须穿裤子，即所谓“”。
关于裤子，秦汉时期仍统称为“裳”，长江流域广大地区流行裳的主要有等。
有两种：一种是有裆的短裤，即合裆。《释名·释衣服》云：“贯也，贯两脚上系腰中也。”《急就篇》颜师古注：“合裆谓之，最亲身者也。”即是指的这种。这种多为农夫、仆役或下层军人这类阶层的人穿着，而上流社会的人们因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大都不喜欢作这样的装束。
? 的另一种形制短小，俗称“犊鼻”。周汛等先生以为犊鼻形似今天的三角裤，只用于农夫、仆役等。《史记》就曾记载有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穿犊鼻劳动的情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身自著犊鼻，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裴马因集解引韦昭《汉书注》：“犊鼻以三尺布作，形如犊鼻”。司马相如身为文人，按理说不该穿着犊鼻，那么他又为何穿上了这种呢?原来事出有因，那是卓王孙女儿新寡，司马相如赴卓王孙家宴时，对其女卓文君一见倾心，席间借弹琴向她示爱。可是，卓文君之父卓王孙又竭力反对这门亲事，司马相如只好偕文君私奔往今成都。因卓王孙断绝了对女儿的经费供给，司马相如夫妇穷困不堪，无以为生计，只好变卖了车马房产，又回到卓王孙住处附近，开了一家小酒店。文君当垆，自己涤酒。司马相如为了使其富贵的丈人出丑，干脆脱去外衣，赤着上身，在大庭广众面前只穿一条犊鼻，混杂在一群佣工间洗涤酒器，故意羞辱其丈人的门第。卓王孙闻讯非常尴尬，气不打一处来，只得闭门不出。后经人说和调解，卓王孙才不得不承认这门亲事，并给了文君一大笔钱和僮仆奴婢数百人，事情总算了结。可见犊鼻是夏日劳动人民的穿着。 ? 也有两种：一种是合裆，又名曰“穷绔”。颜师古注云：“服虔曰：‘穷绔，有前后裆，不得交通也。’绔，古字也。穷绔即绲裆也。”一般而言，合当和襦相配合穿。关于合裆，还有着一段故事呢!《汉书·外戚传》记载：“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孙。光欲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无进者。”大意是说，昭帝年幼，外戚霍光把外孙女配与皇帝为后，也就是上官后。为了能使上官皇后独得宠幸，生太子，以确立自己把持朝纲的地位，霍光一直暗中活动。正巧，机会来了，某日昭帝偶染小恙，身体不适，他的亲信和太医为了讨好霍光，便说这是房事过度所致。于是命令后宫女子，一律换上有裆的“穷绔”，并且还要“多其带”。虽然这种给皇帝同其他女子“做爱”设置“障碍”的方法并不十分高明，甚至有点粗俗，但也确实收到了“后宫无进者”的良好效果。真是很难想象，一条裤子，竟然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功用。
? 的另一种形制是不合裆。《说文·系部》：“，胫衣也。”《广雅·释亲》王念孙疏证：“凡对文则膝以上为股，膝以下为胫”。由此可知仅着于腿部，甚至只着于膝以下的小腿部分。
清代宋绵初《释服》卷二说：“绔即今俗名套是也。”《释名·释衣服》说：“，跨也，两股各跨制也。”正是此意。这种的两(或名、绾，即裤管)并不缝合，所以在汉简中，的单位名“两”，和履、秣相同，而与袍以领计、裙以腰计者不同。在汉画像石中所能看见的男子之，多遮掩于上衣之下，故很难了解其具体结构式样。不过，四川宜宾翠屏村7号东汉墓石棺上雕刻的百戏中，有作倒立者，此人所穿，虽也有上衣，然而由于倒立着，以致上衣翻垂，下体外露，可以看出这种的不合裆特点。所以《礼记·曲礼》说：“暑毋蹇裳。”《内则》也云：“不涉不撅。”“蹇”、“撅”两字义相通，或解作举，或解作开，都是因为不合裆而避免揭开长衣。《墨子·公孟篇》说：“是犹裸者谓撅者不恭也。”简直将揭衣与裸体等同视之。 ? 由于不合裆多掩于上衣之下，因此，当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不穿。《后汉书·吴良传》注引《东观记》：“良时跪曰：‘……盗赋未尽，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无。’(王)望曰：‘议曹惰窳(音yǔ禹)，自无，宁足为不家给人足邪?’”《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东观记》：“(黄)香躬亲勤劳，尽心供养，冬无、被，而亲极滋味。”此外，《后汉书·廉范传》也说，廉范在成都为官，改革积弊，“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成都人以穿相夸耀，可见在当时还不是绝对必备之物。
裙是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妇女常穿的“下裳”，尤其是许多少数民族，不仅妇女穿裙，男子也穿裙，且历代不绝。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是今安徽境内人，她当时穿的就是裙，且是十分漂亮的“绣夹裙”，即绣有花纹图案的里面两层的裙。这种裙不仅款式新颖，而且用料质地和制作工艺也十分讲究。根据诗中描写的情节，刘兰芝穿上这种裙子，腰际纨素的光彩象水波流动一般潋滟生辉。她在房中走着纤纤细步，使人看来美不胜收。
劳动妇女如穿长裙，在劳作时则需要将长裙撩起来，约在胯间使其短些，以便于操作，称作“缚裙”，这如同穿长的男子在劳动时，需要将脚提起并约在膝上以便于操作一样，只是后者称为“缚”。
当时还有一种形似现在的围裙的下裳，名曰，又称蔽膝。《方言》：“蔽膝，江淮之间谓之，自关东西谓之蔽膝。”钱绎笺疏：“以为佩巾，盖亦谓佩之于前，可以蔽膝；蒙之于首，可以覆头。”又《释名》云：“韦毕，蔽也，所以蔽膝前也，妇人蔽膝亦如之。齐人谓之巨巾，田家妇女自田野以复其头，故因以为名也。又曰跪，跪时然张也。”可见这种围裙状的服饰作用还不小呢。
秦汉时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冠的形制在前代的基础上，有继承也有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冠有：? 长冠相传汉高祖刘邦未发迹时，曾戴过此冠，故又谓“刘氏冠”。《史记·高祖本记》：“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法冠也称“柱后”，又称“獬豸冠”，獬豸一角能别曲直，故以其形为冠。原是楚地创制，为楚人所戴。《后汉书·舆服志》：“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纟丽为展，铁柱卷，执法者服之。”所以汉代将其用于法官，是执法者所戴的一种冠帽。
樊哙冠广9寸，高7寸，前后各出4寸，制似冕。相传鸿门之会，项羽欲杀刘邦，樊哙常执铁在侧，事急，樊哙撕衣裳包裹其木盾，佯作冠饰，直入羽营，力斥项羽背，使刘邦乘机得以脱身。后来刘邦执政，即照樊哙所包之木盾制以为冠，颁赐于殿门卫士。故称之为樊哙冠。
古时候，戴冠是上层男子的特权，下层男子是不能戴冠的，只能戴巾或帻。《释名·释首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就是说的这种状况。当时还有一种“巾肖头”，又称绡头、络头、帕头、陌头。《方言》：“络头，帕头也。
……南楚江湖之间曰陌头。戴巾肖头本是汉代一般农民或普通人之首服，而一些桀骜不驯的儒生或隐士，常著巾肖头表示不愿入仕。后来某些仕途失意的官吏也竟相仿效。《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常著绛帕头。”? 鞋的样式比较多，这里略举几例：? 履《急就篇》颜师古注：“单底谓之履”。以丝制作者居多，《方言》：“丝做者谓之履”。可以制作得很精致，或绣以花纹，或饰以银珠。《孔雀东南飞》中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的诗句，可见一般平民都穿丝履。 ? 屐是用木制作，下有两木齿，形制与今天日本木屐相似，“可以步泥而浣之”。
又作，式样类似于现代的草鞋。《说文·部》：“，草履也。”《释名·释衣服》：屦“荆州人曰，麻、韦、草皆同名也。”《急就篇》颜注：“者，麻杂履之名也。”可见它多用麻结成。这种鞋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底板用两根并排的主绳编成脚板形状，再在底板边缘结上鞋耳，并留出系带，供穿时紧固于足上。这种鞋的别名叫“不惜”。《孟子·尽心篇》：“舜视天下犹弃敝也。”赵注：“，革履也。敝，喻不惜。”崔《四民月令》：“十月作白履，不惜”。又因为它制作粗糙，故又名搏腊。《释名·释衣服》：“齐人谓草屦曰……搏腊。博腊……粗貌也。”可见是平民百姓或一般农民所穿之鞋。 ? 在早期的封建社会里，有麻鞋、草鞋穿也还算可以的了。其实，在一些偏远地区，有的还不知纺织，可以说根本与衣服、鞋帽无缘。据文献记载，当时，崔实任五原太守，当地人民无衣可穿，几乎是赤身裸体。冬天堆积细草，卧在中间防寒，还和原始社会差不多。卫飒出任荆州刺史，入长沙后，围观的人都是赤脚。卫飒问身边官员，这些人不穿鞋，不觉得痛苦吗?属官回答说，每到隆冬，人们的双脚都要冻裂出血，只有围着火烤，及至春暖时分，双脚都要溃烂流浓，可见贫困到何等地步。
秦汉时期，人们很讲究佩饰，其装饰佩带之盛为前代所未有。这与秦汉时代封建经济的繁荣、各种金属冶炼技术的高度发展、工艺技术的提高有直接关系。当时特别爱美的年轻女子一般佩带哪些饰物呢?东汉末年诗人繁钦的《定情诗》给我们作了生动描绘。《定情诗》反映的是一个年轻美丽而多情的女子，主动热情地追求一个男子，最终却被遗弃的悲剧故事。诗中在写到男女青年在漫游之中不期而遇，一见钟情后，一连用了11个问答句，来铺陈他们在热恋中的“拳拳”之忠，“区区”之爱，“殷殷”之情。而这种欢愉之情又是通过互相馈赠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品来体现的。这些礼品可作为当时妇女佩饰的典型。诗写道：“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何以结思情?美玉缀罗缨。……”诗中的美丽女子，臂上戴一双金环，手指上戴两枚银戒指，手腕上戴一对镯子，双耳坠着明珠，肘后系有香囊，腰间佩戴的美玉上垂着丝穗。诗中难免有夸张之处，但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妇女佩饰的特点。
当时妇女除了喜欢佩带装饰品外，她们平时也喜欢珍藏与佩饰有关的一些物品。东汉诗人秦嘉在《赠妇诗》中说：“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宝钗好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根据秦嘉在《重报妻书》中的说明，可知秦嘉在远离妻子时，送给徐淑的心爱之物有：宝镜一面，世所稀有。宝钗一双，价值千金。龙虎组履一，好香四种各一斤。素琴一张。这里提到的宝镜，当是秦汉时代妇女装饰的常用之物——铜镜。秦嘉送给徐淑的香料，足有4斤之多。可知当时妇女用香料以馥身辟邪，习以为常。这种香料多被用来作身边携带的妆饰品香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当时妇女身佩的香囊，如饰花香囊、绣绮香囊、绣罗锦底香囊等。 ? 秦汉时，妇女的发式很有特色，就是将头发挽束，使其盘结于头顶，即所谓“发髻”。
这种发髻由于挽束的方式不同，产生的效果自然各不一样。古人给这些样式不一的发髻赋于不同的称呼，如汉代，有迎春髻、飞仙髻、盘桓髻、垂云髻、瑶台髻、堕马髻、同心髻、百合分髻等等。其中最普遍也最享盛名的，应该是坠马髻了。湖北云梦、江陵等地出土的彩绘木俑及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着衣木俑，都反映出这种发髻式样。一般都是由正中开缝，分开双颞，至颈后集束为一股，挽成髻之后垂于背部，然后从髻中再抽出一绺头发，朝一侧下垂，给人以落泊之感，恰似刚从马上坠下。正如梁朝诗人徐陵在他的《玉台新咏·序》里所描述的那样：“妆鸣蝉之薄鬓，照坠马之垂鬟。”挽髻可以说成为汉代妇女的时尚。
与秦汉比较稳定的服饰格局大为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更迭，服饰呈现出变化迅速而无长久定型的状态。正如葛洪《抱朴子·讥惑篇》所感慨的，“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才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忽粗忽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有些传统服饰如深衣已基本上湮灭不复。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在这个历史大动荡中，一方面仍顽强地保持自己传统的服饰特征，另一方面也汲取了中原地区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某些特点，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男子服饰以衫为主，其形制和袍大体相同。动荡不安的人生，转瞬即逝的时光，盛行一时的玄学和清淡之风，使传统礼法的束缚大为松驰。此时男子的袍服，无论尊卑，皆日渐宽博。此外，男子的常服还有袍襦、裤裙。
魏晋南北朝时期，扎巾风气十分流行，成为当时服饰的一道独特风景。大家熟悉的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流传千古的名句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羽扇纶巾”，有的说是指周瑜，有的说是指诸葛亮，总而言之，是三国时名士的装束，苏东坡借以形容其从容儒雅。渐渐地，扎巾的风习传播开来，它打破了士庶的隔膜，成为时尚的标志。晋傅玄《傅子》中说：“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宋书·礼志》又称：“巾以葛为之……今国子太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执一卷经以代手板。居士野人，皆服巾焉。”缣巾骄贵些，是由细绢制成。而葛巾则是由蔓草茎纤维制布而成，多为平民百姓使用。可以说葛巾布衣是当时平民式的典型装束。三国时蒋干游说周瑜成功，特意在衣着上花费了些功夫，穿的就是葛巾布衣，旨在烘托旧日的情谊。又如江苏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共绘8个士人，其中1人散发，3人梳髻，另外4人皆扎头巾，无一人戴冠，充分显示了当时的风气。
当时流行于江南的鞋子是屐与，屐，即是装有木齿的鞋子。《释名·释衣服》称：“屐，木耆也，为两木耆，以践泥也。”木耆即屐齿，其地位在屐的底部，通常呈直竖状，前后各一。
由于在鞋底安装双齿，走路时就比较稳当，尤其是在雨后的泥泞地或长满青苔的道路上行走，更为轻便舒适。正如王先谦《释名疏正补》所说：“案木耆者，柱砥。所以承柱，使不陷入地中。屐以木耆足使可践泥。虽雨甚泥泞，不陷入泥中也。”《南史·谢灵运传》说，谢灵运喜好登山越岭，幽深险峻之山，岩障千重之峰，莫不毕至。他“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可见木屐用途之广。正因为屐适用于登山涉水和走泥泞粗砺的道路，所以人们制造它时，一般都是要考虑其坚固耐磨的性能。这种木屐通常由木扁、系、齿三个部分组成，木扁即底板；底板上施以绳，曰“系”。《南史·虞玩之传》记述：“高帝镇东府，朝廷致敬，玩之为少府，犹蹑履造席。高帝取屐亲视之，讹黑斜锐，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三十年，贫士竟不办易。’高帝咨嗟，因赐以新屐。”说的是虞玩之衣着朴素节俭，一双屐穿了三十年犹不肯换。一双屐能穿三十年，足见此屐之耐用。上面所说的“”，即是系，也就是绳带。绳带断了，用芒(即草绳)续之，仍穿在脚上，引起了皇上的怜悯。
说到木屐底板下的双齿，也有一则故事。据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忿狷》载：“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这说的是晋朝有个叫王述的人，性子十分急躁。有一次吃鸡蛋时，因筷子戳不破，便扔到地上，而鸡蛋却旋转不止，他见状就提起脚用屐齿去踩。由此可见，在当时，木屐乃是一种常用的鞋子，人们居家旅行皆可着之。
与屐有关的鞋子还有。《说文》解释说：“，屐也。”其实，二者不完全相同。《释名》讲：“，草屐也，出行着之。轻便，因以为名也。”联系前引《释名》，我们可以知道，屐与，其区别在于可践泥和不可践泥。是屐的一种，多以草为之，较轻便，因而又有芒之称。因其材料非木，质地次之，故没有屐耐穿，且又不能耐泥水浸泡，所以不如屐贵重。那么，也就多为平民百姓或家境贫寒的人穿着了。《晋书·刘传》载：“(刘)少清远，有标奇，与母任氏寓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家贫，织芒以为养，虽草门陋巷，晏如也。”《南史·褚彦回传》也记载：“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山名，在江苏六合东南，南北朝时屡为军事争夺要地)，百姓咸负担而立。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著芒，于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时年十余，甚有惭色。”当时正逢宋魏元嘉大战，褚湛之让子弟穿上轻便的芒，以便危急时行瞳方便。从他让子弟穿芒的情景来看，当时贵族是不大穿这种鞋子的。因为芒为草编，穿上扎脚，当然不会好受。又《梁书·沈王禹传》说：沈为余姚县令，初至任上，见一些有钱的吏属都是穿着华衣丽服，以显示自身高贵。沈很是生气，怒斥道：“你们这些下等县吏，胆敢自比贵人。”便让他们换上芒布衣，终日侍立。稍有站立不稳，便大加捶笞。这些昔日着鲜丽美服的官吏，一旦穿着芒，其侍立蹉跌的窘状可以想见。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十分动荡而又急剧变革的时代，广大妇女也显得十分活跃。她们勇敢地投身于社会大变革的洪流，努力谋求个性的解放，大胆追求服饰的标新立异。从另一方面讲，也是由于妇女的生理特点、生活习性及社会分工与男子不同，故其服饰变化也总是最为频繁，内容最为丰富。这一时期，妇女的服装大约有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出现于三国后期，首次突破了传统的服装模式，创制出了“上长下短”的新款式。《晋书·五行志》云：“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这就是说，如果把这种服式连同衣领共分为五六份，而其下裙长度仅占一二份。因为它突破传统而有所创新，故被晋代的干宝斥之为“上有余而下不足”的“妖服”。至孙皓时，妇人又“为绮靡之饰，……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三国志·吴书》卷六五《华传》。这时妇女着装不仅款式新颖，色彩艳丽，而且还以自己灵巧的双手绣上各种美丽花纹，互相仿效，审美观念发生了由质朴趋于炫华、从自然转向雕的变化。第二次变化是两晋时期，流行的服式由上长下短变为“上俭下丰”，即上襦短小而下裙加长加宽。到南北朝时，着此装者仍不乏其人，如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南京幕府山出土侍女陶俑，就是典型的“上俭下丰”带交领上襦的服式。第三次变化是南朝宋、齐、梁时，由于士族地主的提倡，大袖长裾式的服装盛极一时。南朝诗文中就有不少对妇女身着此种服装的描写，如梁朝吴均《拟古四首·携手》：“长裾藻白日，广袖带芬尘。”又《与柳恽相赠答》诗云：“纤腰曳广袖，半额画长蛾。”不过，此种大袖长裾服式多为礼服，也有部分用作舞服，妇女常服则继续向短衣小袖的方向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妇女平时最喜爱的服装是身穿裆、白练衫、各式长短裙，肩上披以五颜六色的“帔子”。裆或为“两当”，亦称“”。《释名·释衣服》称：“，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即前幅当胸，后幅当背，故名。相似于今天的马夹、坎肩。白练衫即以白绢制作的衬衫之类。1974年3月，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于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清理了一座晋代夫妇合葬墓，出土文物中有木方一件，木方内容详细记载了墓主人吴应夫妇棺内的随葬器物清单，其中有白练两当一要，白练夹两当一要等名目。江西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可见，吴应夫妇生前都喜爱这些服式。
魏晋南北朝时，妇女裙的款式丰富而多样化，有长裙、短裙、裙、裙等。以衣料的质地而言，有罗裙、束裙、练裙、布裙等。“罗”泛指精细丝织品，其种类之多不难想象。妇女们为了美化自己，各色衣料无所不用，以致朝廷也出面干涉，如南朝周朗曾上书宋孝武帝，建议禁止民间服用“锦绣罗，奇色异章”。以颜色图案而论，则有石榴裙、紫罗裙、白练裙、黄罗裙等。
梁朝乐府诗中有“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攀枝上树表，牵坏紫罗裙”等诗句，就是当时女子身着花裙的典型例子。不过，能穿上罗裙者大都是生活优裕的上层社会妇女、小家碧玉或歌伎舞女，至于大多数贫苦劳动妇女，就只会有布裙穿，即所谓“荆钗布裙，足以成礼”，便是当时的实际状况。
帔子的流行更使妇女服饰显得丰富多彩。帔子有防寒和装饰双重功能，类似后世披肩。
梁简文《倡妇怨情诗》：“散诞披红帔，生情新约黄。”庾信《美人春》：“步摇钗梁动，红轮帔角斜。”这些诗都是当时妇女披戴形象的生动写照。
此时妇女鞋履也不无特色：有在丝鞋上织绣花纹的，名“花文履”；在将履头制成五瓣，形似朵云，高翘翻卷的，名“五朵履”；有在鞋上缀以五彩云霞的，名“五彩履”。另外还有一种名为“尘香履”的鞋子，是妇女睡觉时穿的鞋，谓之睡鞋，这是南朝妇女的发明，因鞋内散有如尘的香料屑而得名。唐代冯贽《南部烟花记》载：“陈宫人卧履，皆以薄玉花为饰，内散以龙脑诸香屑，谓之尘香。”南朝的社会风气往往是“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目辟睨；宫中朝制衣，庶家晚已裁学。”《宋书》卷八二《周朗传》。睡鞋虽出自宫中，很快便影响到民间。
佩饰种类的繁多，也是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妇女服饰的一大特色。衣服上往往缀以明珠、珊瑚等各种佩饰；头上戴的有钗、簪、花钿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步摇。步摇是古代妇女的重要首饰之一，其制以金银丝编为花枝，上缀珠宝花饰，并有五彩珠玉垂下，使用时插于发际，随着行走时步履的颤动，下垂的珠玉便不停地摇曳，故名“步摇”。步摇在先秦时期已出现，其形制现在已不为人知。秦汉时的步摇形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有所反映，《后汉书·舆服志》亦有其记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步摇形制更为精致富丽。南朝女诗人沈满愿专门创作了一首《咏步摇花》诗，把当时步摇的形制以及插着这种步摇走路时的风姿描绘得淋漓尽致。其诗云：“珠华萦翡翠，宝叶间金琼。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绣领，微步动瑶瑛。但令云髻插，蛾眉本易成。”大意是说，步摇上缀以美丽的珍珠、翡翠，饰以用薄金片和玛瑙精制的荷花，花叶相间，栩栩如生。把它插在云髻前的两额间，枝弯珠垂，轻拂绣领，稍一挪动步子则珠玉摇动。可见，这一时期步摇工艺之精湛，用料之考究，远胜前朝。且这一时期步摇并非贵族妇女之专利，民间女子也多享用。
隋唐五代是中国服饰习俗急骤变革和丰富发展的时代，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面貌。特别是开放性的社会风尚使唐代服饰汲取了较多的胡服成分，并将其化为自己的有机部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服饰风俗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隋至盛唐和中唐至五代，前一阶段趋向华贵，后一阶段趋向新异。比如妇女服装在隋代有3种流行样式：窄衣大袖、长裙高履样式；窄袖衫襦、长裙软鞋样式；窄衣大袖、裥裙软履样式。至盛唐，这些样式变化不大，但因采用了各种印染、装饰和刺绣技术，使服装显得富丽华美。中晚唐以后，女子服装又悄然兴起汉魏时期的大袖宽衣、长裙丝履样式，其装饰风格也趋向繁杂新奇。 ? 作为中华服饰文化一个重要部分的长江流域服饰文化，在隋唐五代时期，自然也会融合于整个变化趋势之中。不过，由于地域的不同，地方特色依然故我，各呈风采。尤其是民间服饰文化风格丰富多姿，这可以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得知一二。下面，仅以西南服饰习俗为例略作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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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29 14: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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