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百年寂寞叹容若

魔坠凡尘

对于古人，对于文人，我们历来总有拔高或放大的“人文”偏好。
于是，我们能够记住的，不是干巴巴的圣人，就是乱糟糟的才子。若是还原历史的全部真相，真实的圣人或文人，又会令我们多多少少有些沮丧。好在是，历史还会存有一些令人欣慰的魅力“异数”，譬如说纳兰容若，给予我们意外的激动和希望。

纳兰容若（本名叫性德）是一位极其可爱、可敬的人物。他虽是满清的相府公子，却“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他虽是皇帝的御前侍卫，却“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说他可爱，是缘于他的人生姿态，“胸中浩浩落落”，不受世俗影响，不为名利束缚， 清清爽爽，挥洒的是真我；说他可敬，是缘于他的健硕人格，不为矫情示大，不因自傲止步，认认真真，坚守的是自我。当年，身为大内保镖，他“日则校猎，夜必读书”，朋友夸他“从容政事之堂，翱翔著作之署”，指的就是他“两不误”的刻苦精神和潇洒才情……而如此一位才情充沛，人格健全，绝世超然的“翩翩一浊世公子”，竟不是缘自小说家的杜撰，而是夹在中国文化史册里的一位鲜活人物，想想看，惊奇之余，不免又有几份骄傲和欣慰。

魔坠凡尘

一、不是人间富贵花―――相府公子的忧郁之谜

从某种程度讲，纳兰容若是以“忧郁”而闻名于世。而要探究他的性格郁郁之谜，最好先从他的家庭背景谈起。
纳兰容若生长在裘马轻肥、钟鼎鸣食的朱门华第,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更幸运的是，他的父亲明珠不但官做得好，位极人臣，而且教子有方，对他调教得当，又宠爱有加。明珠是一位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能臣。口才好，记性好，心思缜密，史载他为人“警敏善断，事无大小，洞见本末，措置规画，纤悉中要”，天生就是一块当官的好料。58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从侍卫干起，渐渐把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都做了个遍，最后做到戴三眼花翎顶带的太子太傅和武英殿大学士，在平三藩、定台湾等一系列大事中都做过不少贡献，也因此居“相位”（内阁）达十三年之久，其能力可见一斑。同时，他还博览古籍、晓畅朝典，是个法典专家。如《大清会典》、《大清律》、《赋役全书》、《满汉品级考》等，都是由其裁定，另外，他还担任过《一统志》、《明史》的总裁。明珠为人谦和，个人魅力非同一般，特别是 “好施予，尤喜寒士”，史载他“羽翼善类，将掖寒士，卓然有古大臣风。这样“文武兼修，德才兼备”的楷模父亲，必然对容若性格的形成和个人喜好的培养，有着深远而亲密的影响。
在此，我们应该纠正习惯上对明珠的历史偏见和人格成见。虽说掌控朝柄的明珠也有“广置良田，市买奴仆”的浮华一面和政治上投机圆滑的一面。史载他借重臣地位之便，总是讨便宜买乖。凡是官员奏章符合皇帝旨意或受到夸奖时，他就会说那是他力荐的结果；如果皇帝不满意，他就会说皇上很不高兴，幸亏我从容挽救。从而把下面的官员哄得是时喜时忧，不敢不承他的情面。身位一名纵横官场几十年的老官僚，明珠不亏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以种种手段“市恩立威”，广结党羽的目的，不外乎“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满足的是权力的操控欲和心理上的满足感。对于这一点，只要不触及底线，皇帝都可以理解，也能够包容。更何况他又那么能干，对皇帝也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虽然被弹劾，被抄家，但旋及又官复原职，继续能担任内大臣，直至70多岁老死善终的重要原因。
乾隆三十七年(1772)，国史馆修纂《明珠传》时，乾隆帝在确核明珠的罪案时，就很明白地指出：“明珠错就错在于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为官的戒律，但不至于像明代的严嵩、温体仁等人那样窃弄威福，竟敢阴排异己，潜害忠良，搞得满朝畏惧而又不敢多言。虽然明珠也有很大的过失，但并不能掩盖他的功劳。” 这应该算是对他比较客观的评价。
介于人性的复杂和微妙，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我们既不能一味放大缺点，也不能一厢情愿地提纯优点。在这对父子身上，我们就不能因为明珠的种种政治过失而武断判定他的人格“庸俗卑鄙”，同样也不能因为容若的诗词“不食人间烟火”，就刻意相信他的品质“清高绝俗”。换言之，明珠肯定不是脸谱化的“恶人”，容若也绝对不是纯粹化的“玉人”。后世许多研究容若的文章，把明珠和容若“对立”起来，我以为没有什么道理。其实，就容若性格的培养和素质的形成，我以为身为父亲的明珠是功不可没。
容若“天资纯粹，才力强敏”，这是拜老天爷所赐，但他“识见高明，学问淹通”，就要算明珠的功劳。这是他为儿子聘请名士高师，认真教化的结果；而容若待人之君子心性，至诚真挚，除却天性使之然，我想也肯定受到明珠礼贤下士的影响。正所谓“子之教，父之功”也。
身为八旗子弟的容若，正是在开明又开放的父亲细心调教下，成为一名文武双全，人品佳美，丝毫不带纨绔习气的“翩翩浊世佳公子”，很是招人喜爱。容若十八岁中举时，他的老师就回忆说“偕诸举人青袍拜堂下，举止闲雅”，没有半点相国公子的骄矜和浮华。
十九岁那年，容若因寒疾不能参加廷试，明珠心疼儿子，决定把“功名”先放一放，坦然表示：“吾儿年纪还小，再等几年吧”，护犊之情跃然纸上。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明珠虽然要求儿子上进，却从不给他压力，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家长。
近世红楼研究有“明珠家事”一说，先不论真伪，我们不妨做个有趣的对比：且把容若与宝玉相提，明珠与贾政并论:若是明珠和贾政一样刻板无趣，僵化教条，那容若怎么可能会筑茅庐，建花堂，拥书万卷，萧然自娱，过着“悠然尘外“的神仙生活？我总以为，正是明珠对儿子的开放和包容，纳兰容若“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的真性情才可能得以自由舒展。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容若结交的大多寒士朋友，同时也多受明珠的庇护和帮助。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大家长，明珠具有无上的权威，如果他不同意，不支持，容若要想那样以狂生自居，和朋友恣意唱和，恐怕只会象宝玉一样，讨来的只是一遭“暴打”。也正是因为有着父亲这样一把巨大而温暖的保护伞，容若才可以“世味甚淡”，以风雅为性命，视朋友为肺腑。
实事上，明珠和容若父子感情甚笃。对于自己的父亲，容若是非常敬爱和孝顺的。有一次明珠染病，容若整日整夜服侍左右，为照顾方便，晚上连衣服都不脱，多日下来，脸色变得黝黑，憔悴不堪。等到明珠病情好转，饭也能多吃几口时，他才转忧为喜，并告知亲朋好友。这一点，又和宝玉与贾政紧张的父子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既然这样，容若又为什么那样忧郁呢？对此，我们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纳兰容若虽然“性近悲凉”，具有非常典型的多情忧郁型的诗人气质，但他的忧郁和苦闷，也是分阶段和场合的。虽说他也是伴随着一声啼哭来到人世间的，可并非是刚生下来，就满面愁容，摆着思想者的造型。
如果细细研究纳兰容若的创作年谱，追随他的人生轨迹，就不难发现，他最大的伤痛是丧妻之痛，大量令人不忍卒读的凄惋诗词，多是缘于这块心病；而他最大的苦闷是雄心壮志不得酬，苦于职场生涯的寂寞和单调。
有文章说容若是看透了封建王朝官场腐败和人心倾扎的险恶和无奈，才会那样消沉，我以为有刻意拔高容若觉悟之嫌。在他短暂三十一年的人生当中，九年的职业生涯都与“官”场无关，他终其一生，从事的也只是入直从驾的“大内保镖”工作，而且他一直渴望被皇上提拔，以便早日进入“官场”，以展抱负。
也有文章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判断容若未卜先知，早就预知纳兰家族有“大厦将倾”的危险，所以才会那样“抑郁”，我以为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其实在容若的有生之年，他的父亲明珠一直官运亨通。便是追溯到他去世后的两年，明珠府被抄，虽是栽了根斗，伤了元气，但纳兰家族并没有衰落，一是明珠很快就官复原职，二是容若的弟弟、孙子，以后都很有出息，便是足有说服力的明证。
还有一种说法，将容若的寂寞归结为满族文人在汉文化中的尴尬地位，以及对本民族文化消亡的焦虑之感。这个观点看似深刻，可我以为有点牵强。一来那个时代，满族处于统治者的强势地位，对于汉文化的学习，更多是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态度，他们既不自卑，也不自大，易服剃发，满汉双语，重视骑射，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政治效用，至于文化优劣，他们心知肚明，态度也很明确。换言之，他们对汉文化的接受，是主动而积极的，是抱着为我所用的目的，譬如清朝统治者从不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科举，而是把科举入士之途留给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因此，统者阶层的优越感，使他们不可能幼稚到和汉人比拼文化的程度。容若身为满清贵族子弟，对汉文化的学习和运用，能得到汉人知识分子认同，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我想他也绝不会因此寂寞，文化境界没有民族之分，容若不见得一定要和满人唱合，才会共鸣和满足。至于本民族文化的消亡焦虑，那更是后世遇到的难题，与容若无关。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纳兰的“忧伤”随意归结，或是任意附会。如果我们抛弃种种历史或情绪的干扰因素，单就纳兰容若的性格分析，也许我们会离真实的答案近一点。
“天姿超逸”的容若，有一种“冰肌玉骨天付与”的冰纯气质。正如他在《采桑子•塞上咏雪花》写道:“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种“别样清幽”、“自然标格”,偏爱“凄凉”、“冷处”的性情正是一种十分纯粹的诗人气质，与家庭无关，也与时代无关。只不过，一颗高贵的灵魂，兼具“乌衣公子”的富贵身份，会让他显得更有魅力。
被推崇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纳兰容无疑是个天才，而按照叔本华《天才论》中的“天才忧郁”之说，纳兰容若的忧郁更具一种思想贵族式的气质之美。曾有人做过一个数字统计：纳兰性德现存的三百多首词里,“愁”字出现了90次,“泪”字用了65次,“恨”字使用了39次,其他如“断肠”、“伤心”、“惆怅”、“憔悴”、“凄凉”等字句,更是触目皆是。有人把他与南唐李后主相比，或干脆就说他是“南唐李重光后身”，我深不以为然。同是忧伤，可我以为有质的区别。李后主以亡国为代价，换来“一江春水”的愁，多是多，载是载不动，可也不值得一载，因为他念的是故国雕栏玉砌的富贵生活，悲的是垂泪宫娥的卿卿我我，这般愁，拿来又如何？相比较而言，容若的愁要清新的多，可爱的多，也美丽的多。对容若而言，忧愁是一种思考的姿态，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和升华。他愁的是人生况味，愁的是世事无长，愁的是岁月无情，愁的是历史沧桑……他愁出了“唱罢秋坟愁未歇”的情意绵长，也愁出了“天将愁味酿多情”的无限诗意，还愁出了“倚栏无绪不能愁”的人生尴尬。对于何处生来的忧伤，容若也不是很明白，他就曾“几为愁多翻自笑”。自嘲愁多，需要幽默的精神为底色，更需要壮硕的人格做支撑，好在是，他都有。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夸他的诗词“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并分析说是“未染汉人风气”的缘故。因此读容若的诗，会有清新之风扑面而来，带着野草的气息。那些以情胜、以性灵胜的诗词，多是饱含着美好的感情和纯真的激情,真得令人眼热，真得令人心动。相比较而言，所谓“资深”汉人写手的诗词，纵是匠心再巧，用典再深，韵律再美，又能如何？
容若的纯，容若的真，有一种玉树琼枝的“出世”之美，正所谓“三生慧业,不耐浮尘”。容若自号“楞迦山人”，他的诗词《饮水词》也取自北宋和尚道原的《灯录》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句，由此可见，他有佛家常说的慧根和佛缘。也许正是太过聪慧，他看透了人事繁华，才会漠然“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并坦然以“萧然若寒素”的狂生姿态，在自己的天地里，恣意自己的感情，美丽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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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御前侍卫的难解心结

后世评论容若时，说他生在大富大贵的宰相之家，又是帝王身旁的近臣，可写的诗词却是“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这一点看似奇怪，可要是细细梳理一下的职业生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的抑郁和苦闷了。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纳兰容若并非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他虽然自号“愣迦山人”，也确实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的出世倾向，但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他，入世极深，也很主动，修身齐家平天下，才是他最大的人生梦想。他的老师徐亁学就曾夸他说，无论圣贤修身立行，还是兴亡理乱所在，凡是关计民生的问题，他都会“慨然以思”。另一方面，他的诗词虽然做得漂亮，却“不屑以文字名世”，身为满清贵族，年少才俊，又身逢一个朝气蓬勃的伟大时代，自然有着“功名垂钟鼎,丹青图麒麟”的宏伟抱负和“欲将普天一洗,银河亲挽”的万丈豪情。
当然，纳兰容若是封建时代的臣子，他能否一展抱负，关键要看他碰上一位什么样的帝王。幸运的是，他碰上的是满清最有作为，也是最有能力的康熙皇帝。有趣的是，他和康熙同岁，都属马，按阴历计，康熙生于三月十八日，容若生于十二月十二日，也就半岁之差。明珠是康熙最信赖，也是最亲近的满族大臣，身为明珠之子的容若，自然会对这位和自己同龄的帝王有着更多、更深的了解。按照“合情”的猜想，除却君主有别的地位差异外，容若对于这位十六岁智擒鳌拜，十九岁果断削藩的少年帝王一定是充满了绵绵不绝的敬仰之情，也可能在潜意识里，会有些不自觉或自觉的跟随和比照。譬如说，康熙是个勤奋的帝王，他好学胸怀广博，视野开阔，对西方科技很是痴迷，纳兰容若也是如此。他在《渌水亭杂识》里就记载着他收集到的关于西方天文历法、医药和灌溉机械等知识，而且还满怀热情，下了功夫仔细研究，和中国相关知识做了积极比较，并坦率承认之间的差距。需要说明的是，他搜集这些西洋知识，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并非一味地猎奇，正如他所言，期望可以“仿效”，从而达到“通行天下，为利无穷”的目的。
另外，他还对西方的火炮、鸟铳以及中国古代的刀枪、阵法，有着详尽的研究和思考。在此，我们不妨注意一个历史细节，也就是在容若开始写笔记的时候，正是康熙十二年，也是“三藩之乱”的头一年。而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康熙很重视新式火器的研制和运用，他重用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依洋式”研制轻型火炮和燧发枪。那么，容若记录这些笔记，多多少少都有点向康熙“看齐学习”或者“积极响应”的意味。另外，同是满清子弟，纳兰容和康熙一样，也是“善骑射”，马上功夫很是不错。而早在康熙十年，康熙就曾诰诫满清贵族少年要“读书习骑射，勿恃贵纵恣”，这方面纳兰容若绝对是个榜样。康熙十九年，纳兰容若在上驷院为皇帝牧马时，康熙就曾惊异他的吃苦耐劳精神，夸他“此富贵家儿，乃能尔也。”
除却“武功”方面的效仿外，在“文治”方面，纳兰容若也是紧跟康熙提倡的“主旋律”，与“时”俱进。康熙提倡经学研究，他就洋洋洒洒著写出八十卷的《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并编撰刊刻《通志堂经解》；康熙为了“振兴文教”，加上又喜欢“观书写字”，康熙十六年三月，他曾下谕要求翰林院的官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也恰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纳兰容若的第一本诗词集―――《饮水词》完成了编制；康熙十七年，康熙下诏取博学鸿儒，寻求“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第二年，纳兰容若的《饮水词》、《今词初集》（和朋友合编）就刊刻发行。列举这些“巧合”，并不是要说明容若的投机和势利，他那样做，一方面自然缘于其父明珠的信息灵通和可以理解的为家族计，或为儿子远大前程计的“软谋略”，另一方面则是容若真诚渴望得到康熙赏识，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
能文善武，才情充沛的容若，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中二甲七名进士，加上在中进士的那一年（康熙十五年），以一首《金缕曲》震惊词坛，“词名大著”，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因此，起初的他，对于仕途还是充满了自信和向往，有着“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的豪情潇洒，以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的浪漫想象。然而，那位同龄的少年帝王，也许考虑得因素太多，或是别有用意，对于容若的仕途安排，不但令人意外，而且“历炼”的时间也太过漫长。
按容若本意打算，他最想从军，以“横戈跃马”成就自己的凌烟功业，而推荐他的官绅则觉得他应该进翰林院。然而奇怪的是，容若中进士后近乎一年的时间里，竟然“久无委任”。如果说那一年（康熙十五年）南方战事正炽，康熙无暇关注此事，从法理上和情理上都讲不通。国家开科取士，绝非纳兰容若一个人的事，考中进士的工作安排，都有惯例和程序，可容若没有按“程序”走，应该是康熙打了招呼的缘故。至于康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得而知，容若同时代的人只是含蓄地指出皇帝这样做的用意，是“别有在也”。这件事对容若的打击很大。这一年的生日，他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首寿词，发了一通牢骚，感叹自己“碌碌无为”，然而他能做的也是“叹光阴、老我无能，长歌而已”。那一年，他才刚刚二十二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写了这样一首暮气沉沉的诗词，可见内心之苦闷。后人附会说他登第后，“闭门扫轨，益肆于诗词古文辞”，或说他“拥书数千卷，弹琴咏诗自娱悦而已”，一派云淡风清的高士风范，殊不知这是他的无奈之举。
赋闲的一年时间里，除却闭门读书编书外，纳兰容若还替父亲为康熙写了一道《拟御制大德景福颂贺表》，这也可能是明珠的苦心安排，不外乎期望容若漂亮的文字能引起康熙的注意，也好帮儿子安排工作。也许这道贺表还真起了作用，又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即康熙十六年的秋冬间，纳兰容若终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乾清门三等侍卫，值宿宫门，说白了，也就是给皇帝看门。这样的工作，看似风光（好歹也算是皇帝身边的人），实际上苦不堪言，单调枯燥，早出晚归，甚至还要值夜班，能陪伴他一同受苦的，也只有金殿寒鸦，玉阶春草了。能够和皇帝有关联的，也可能就是偶尔传传话了。
这样的工作大概干了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容若终于换了一份工作，虽然没有升职，但相对要有趣一些，那就是到上驷苑给皇帝搞马政工作。“平堤夜试桃花马、明日君王幸玉泉。”月明星稀之夜，骑着一匹桃花马，沿着湖边大堤迎风驰聘，想来真是浪漫。为皇帝选马备鞍，服劳尽职，虽然做的工作也就是“车队队长”的活儿，但对于爱打猎、爱巡幸，爱打仗的康熙来说，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容若为康熙认知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容若做这份工作时，可以说是很卖力的。他的朋友姜宸英回忆他在上驷苑时，只要皇帝上马出行，他时刻都跟在身旁，鞍前马后，小心地侍候者，不敢有半点闪失，而且每次都是“奋身为僚友先”，由此可见容若还是很有眼力劲和表现欲的。而且身为皇帝身边的人，容若很守规矩，从不掺乎外庭之事。他工作起来，积极主动，任劳任怨，达到了“服劳维谨，寒暑亦不乞休”的地步。在给朋友写的信简中，他说在上驷苑上班时，“每街鼓动后，才得就邸”，由此可见他堪称那个时代的“劳动模范”了。  
也许正是他的认真、低调和辛苦，康熙开始用心关注起这位能吃苦又能干的“相国公子”来。康熙二十一年，苦干了六年的三等侍卫纳兰容若，终于升职成二等侍卫。当然，漫长六年时间的“历炼”，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康熙对纳兰容若的考验。不管如何，康熙二十一年春，已经二十八岁的纳兰容若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上的春天。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受到康熙的真正重视，频繁护驾巡游。先是扈从东巡，到盛京（今沈阳）、松花江等地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寻根祭祖之旅。在经过他的祖居――叶郝故城时，容若感慨万千。同样一片景色，作为胜利者的子孙，康熙看到的是“断垒生新草 空城尚野花”的新生命迹向，身为失败者的子孙，容若看到的则是“断碑题字，古苔横啮”的旧场面凄凉。虽然他祖父的部落是因努尔哈赤破城所杀，但历史已经归位历史，何况他的家族后来又和皇室成为姻亲，已经融为一体，仇恨已经缺少必要的“激情”和合理的“根源”。因此，他的惆怅，已经跨越一种简单的恨，化为“兴亡满眼，旧时明月”的岁月无奈和“须知古今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的历史反思。
还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康熙又给了容若他一次锻炼的机会，让他陪着副都统郞坦奉使龙梭（索伦），大概目的是要增长他的外交才干。虽说这次出使道路险阻，劳苦万状，可容若却“恬然自安，不以为虑”，由此可见他还是很乐意享受这样的锻炼机会。
康熙二十二年　二十九岁的容若又跟随康熙扈从西巡了五台、龙泉关、长城岭等地。康康熙二十三年，容若三十岁，他又跟随康熙扈从南巡，经济南、过高邮、到金山、下扬州、达苏州、到无锡、幸江宁（今南京）等地，另外，还特地到曲阜拜祭了孔子。一路上，也先后赐给他金牌、鞍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等多是小恩小惠的赏赐。
然而，此时的容若，大概扈从巡幸次数太过频繁，缘于高度紧张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劳顿，崩紧的生命之弦已达极限。他在扈从南巡之前，给朋友写信自我解嘲，说他“比来从事鞍马间，益觉疲顿，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隳尽”。由此看来容若最大的心结在于不甘心八年后，他依然还是一个“执殳”的小小侍卫。当年他的父亲明珠虽说也是以侍卫起家，渐渐升至最高相位，可他父亲升迁的速度和频率，要远远比他强得多。在他这样的年纪，他父亲已经是内务府总管，可他却八年不“挪窝”，依然只是一个“弼马瘟”式的侍卫。而与他周围的朋友相比，他更显郁闷。单说他三十岁这一年，朱彝尊入值南书房，秦松龄则成了顺天府乡试正考官官，严绳孙也成为《平定三方逆略》的纂修官，而早他三年登科的同门师兄韩菼更是官至侍读兼日讲起居注官。也是在这一年的三月，他的岳父朴尔普以一等公领蒙古都统，六月他的父亲又被任命为大清会典总裁官。在他生活的环境里，好像每一个人都是春风得意，只有他重复着单调、枯燥的侍卫工作。对于心高气傲的容若来讲，这种仕途上的挫败感和无力感，有着致命的杀伤力。巨大的在心理落差和压力，使得他一直郁郁寡欢。看不到希望的容若只得以“饮醇酒近妇人”来麻醉自己，并自我安慰说“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洒，此言大是”。可如果他真是想开了，倒不会这样说了。

就在这个时刻，事情突然有了一线转机。或许正是连续三年鞍前马后的小心服侍，使得康熙对容若产生了刮目的看法，或许他觉得“启用”容若的时机成熟了。康熙开始频繁而明确地给容若传递信号。譬如在南巡归来第二年（康熙二十四年）的三月十八日，这一天正是康熙的生日（时称万寿节）。他特地御笔亲书了一首贾直的《早朝》，送给容若。诗曰：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青锁，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四月下旬，又令容若将御诗《松赋》翻译成满文，容若做得漂亮，康熙也很是满意，所以他很快就被提拔为一等御前侍卫。这时朝中也适时出现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传言容若不会长久在侍卫行列中了，皇上以“早朝”诗赐之，那就很清楚地表明，不会再将文武双全的容若当内廷“家仆”用，而是要付以政事，委以重任，转正做“朝臣”工作了。对此容若也很高兴，大有拔开乌云见天日的“出头”之喜。他曾很欣喜地对朋友姜宸英说道：“吾倘蒙恩得量移一官，可并力斯事，与公等角一日之长矣。”
然而，就在容若历经九年的侍卫生涯煎熬后，快要修成“正果”的时候，老天爷却很恶意地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五月的一天，他和梁佩兰、顾贞观、姜姜英等几位要好的朋友欢聚花间草堂，喝酒赋诗，相谈甚欢。以他当晚《咏夜合欢》诗情判断，他心绪平和，只是一次很普通的朋友聚会罢了。然而，聚会的第二天，容若突然毫无征兆地病倒了，据说是旧疾寒病复发（或说中暑），“七日不汗”，然后彻底离去。
在他病重期间，康熙曾多次派遣中官侍卫和御医，每日都有数批“络绎至第诊治”。病势危殆之时，康熙甚至还亲自开药方赐之，然而，等不及到把药方送来，这位翩翩公子就匆匆离开这个他爱恨交织的“浊世”。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震悼，派出皇家代表前去祭奠，“恤典有加”。容若死后的第四天，他曾出使的梭龙部族归附朝廷。康熙感叹容若有功于此，还特地派遣官使到灵前“哭而告之”。由此可见，康熙对于这位和他同龄的年轻侍卫，还是恩宠有加，只是这“浩荡皇恩”，来得有些太迟。在容若漫长九年的侍卫生涯中，他与康熙帝的君臣关系，自然谈不上亲密，到是有些刻意的疏离。容若很真诚地卖力表现，可康熙却城府地熟视无睹，这就使得容若一直有“惴惴如临履之忧”。
当率真的诗性遭遇混浊的政治时，当世俗惯例与心灵愿望碰撞时，只会不可避免地图增“胸中块磊”。朋友说他“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　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惋惜归惋惜，斯人已去，一切功名、所有荣光，皆成尘土，空留的也只是几份怅不尽、道不明的忧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