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史上最嗜血机构”的日本宪兵队是怎样虐杀囚犯的

我是夏雯静

【导言】宪兵队因喜欢折磨犯人而臭名昭著，其恐怖程度与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是日本军人遵从的信条之一。早在新兵训练时他们就经常因违反军纪而遭到殴打或训斥，习惯了严厉残酷的生存方式。因此，战时的日本军方往往会毫不在意地使用酷刑以及其他肉体折磨手段对付自己的敌人。

随着战争的进行，宪兵队审讯中心如毒蘑菇般遍布日占领土的城镇，其阴森恐怖在人们心里烙下了深刻的阴影。许多无辜者在审讯中心被殴打致死，日本宪兵们才不会介意这种事情，他们不会关心被自己抓到并毒打的嫌疑犯是不是那个“正确的家伙”。宪兵队就是日本政府豢养的一台恐怖机器，恐怖之程度与盖世太保没有两样。

宪兵队的军官们在挖取情报的过程中毫无“规矩”可言，会随心所欲地发明各种未曾见过的折磨或惩罚手段，驻扎在被占领土上的宪兵们更是精于此道。对宪兵队来说，仅仅把嫌疑人抓进牢房是远远不够的。在那个时期的日本司法体系中不存在“被证明有罪前无辜”或其他常见于西方法规体系的类似概念。按照日本官方的逻辑，只要宪兵队对某人“感兴趣”，那么他肯定犯下了什么罪行，必须受到严密监管和怀疑。为尽可能快地让他招供，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尝尝肉体的疼痛，甚至在没问一个问题之前，就给他吃顿“毒打快餐”。

对宪兵队审讯官来说，讯问开始前对犯人的严厉呵斥有助于让其陷入恐惧与无助的情绪之中。“很多人因害怕而招供，”在爪哇被日本人抓住的荷兰籍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威廉·魏吉亭（Willem Wijting）写道。当然，也有些人勇敢地选择坚持，但最终几乎所有人不是屈服就是把秘密带进坟墓。只要不招供，日本宪兵就会不停顿地对他们进行折磨，直至折磨对象死亡为止。

犯人们的“开胃菜”——水刑

日本宪兵队折磨受害者的手段并不新鲜，大多数源于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中国古代甚至欧洲中世纪的刑罚。不过为快些撬开犯人的嘴巴，日本人也在某些酷刑中使用了现代技术。一进宪兵队，犯人们的“开胃菜”就是水刑。残忍的宪兵们把一根水管插入犯人的嘴里，用力把水灌进犯人的肚子，直到受害者失去知觉。随后，日本宪兵会跳上犯人的腹部使劲踩，让他再把肚子里的水吐出来。这个过程有时候重复好几次，不少人会在期间痛苦地死去。

在1942年初的上海吴淞战俘营，就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宪兵队审讯官喜欢给犯人用水刑，许多被关押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饱受折磨。后来这个名叫石原（Isamu Ishihara）的宪兵被称为“东方野兽”。他的水刑手法很特别：“先把梯子靠在斜坡上，犯人头下脚上绑在梯子上，用什么东西塞进他的鼻孔或把他的鼻梁骨打断，让他只能用嘴呼吸，然后往他嘴里注水，直到灌不下去为止。这时候，他或者因为熬不住呛水的痛苦而招供，或者因为窒息而死。”石原喜欢的另一种刑罚称为“手指线”（Finger Wire），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器具把犯人的手指向后掰，直到关节脱位甚至掰断。

犯人们的“家常菜”——火刑

火刑被认为是另一种让犯人说话的有效刑罚，特别是当用炙热的物体烧烤犯人身体上最敏感的部位时，几乎没人能受得住那种痛苦。烙铁是火刑常用的刑具，吉村审问马来亚抵抗组织支持者卡迪卡素时就常使用烙铁。另外，点燃的烟头或者烧红的细铁棍也常被宪兵们拿来折磨犯人。他们会把这些东西紧紧按在犯人的脚、腹股沟或者乳房（如果犯人是女性）上，让后者痛苦挣扎。有时候，他们也会把烧红的细铁棍和点燃的烟头塞进犯人的鼻孔，让犯人疼得死去活来。1945年两名美国飞行员在中国上空被击落后，日本宪兵队就先押着他们游街，然后野蛮殴打，最后把汽油浇在他们身上，活活将他们烧死。被勒令围观的当地民众噤若寒蝉。

精细制造痛苦的电刑

日本宪兵一旦开始给犯人用刑，就绝不会只满足于一种刑罚。受害者往往先被毒打一顿或被水刑折磨一番；如果还不招供，那么接下来还有更野蛮的手段等着他。与盖世太保一样，日本宪兵队很早就发现电流是一种很有效的刑罚工具。他们认为人身体上能用烙刑折磨的部位，特别是生殖器，大都能够施以电刑。与将点燃的烟头插入鼻孔或内耳相比，电刑造成的痛苦能更精细地加以控制。

活 埋

活埋是日本人常用的另一种刑罚或处决方式。在发生于1937－1938年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日军少将松井石根（Iwane Matsui，不过南京大屠杀事件时统领南京周围日军的真正指挥官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Yasuhiko Asaka）率领日本军队四处烧杀抢掠，以难以想象的野蛮方式大屠杀、虐待和杀害了超过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是被活埋的。瓜拉丁加奴（KualaTrengganu，马来西亚丁加奴州首府）有一位马来亚－印度混血的地方法官被日本宪兵队以间谍罪名逮捕。尽管这是个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位地方法官最终还是被屈打成招。据他讲述，自己先是整整一晚都被绑在桌子腿上，第二天一早又被日本宪兵们踢了个半死，随后被拖到屋外。“在那里他们把我埋在土里，只把头露在外面。然后他们让我把眼睛闭上，一名宪兵用军刀抵在我的喉咙上，摆出一副要一刀将其割断的样子，足足吓唬了我好几分钟。最后我被从土里挖出来，绑在屋外让太阳晒了一整天。”

悬 吊

悬吊也是日本宪兵队里很普遍的酷刑方式，经常与鞭打同时使用。被施用此刑的犯人通常会被紧紧绑住，然后吊离地面，绳索会慢慢令其窒息。不过行刑者会在他被勒死之前把他放下来。这个过程可能会重复好几次，直到受害者彻底晕迷失去知觉。

荷属东印度群岛皇家陆军步兵军官A.齐默曼（A.Zimmerman）少校侥幸在日本人百般折磨之中幸存下来，并在战后出席盟军战犯审判并作证。齐默曼少校的家在茂物（Buitenzorg），靠近日军重兵盘踞的巴达维亚（Batavia，即现在的雅加达），与当地许多荷兰官员和平民一样加入了抵抗组织。日本宪兵们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偶然发现了他和他在茂物的一名助手。这个助手名叫T.塞伦斯（T.Thierens），是位年轻的女士。1943年2月4日，齐默曼在家中被捕。

2月5日一大早，齐默曼就被人从牢房里提出来押到吉田面前。“我拒绝承认自己与间谍活动有关，也不认识什么中国间谍。于是吉田把我带进另一个房间，告诉我要把我‘吊起来’。”悬吊是日本宪兵们最喜欢的一种折磨手段。齐默曼注意到，“这种刑罚操作起来相当简单，但却非常有效。”

“我被强迫站在一个小木箱上，双手被绑在背后，脚踝也被绑住。然后，日本人把一根粗绳索穿过我的腋下，挂在房门上的一根木梁上。当他们把我脚下的小木箱踢走后，我的整个身体就被吊起来，全部重量都集中在腋下，巨大的拉扯力几乎要把血管和神经拉断了。慢慢地，首先是我的双手、手腕，然后是整条胳膊都失去了知觉。我被吊着的时候，日本人就坐在我的身后，小声地问着问题，试图让我承认我是个间谍，但我没有上当。”

这次审讯之后，齐默曼的双臂瘫痪了一个月时间。塞伦斯也遭受了吊刑，但她的双臂却依然能够动弹。齐默曼就此推断，日本人确实是制造疼痛和瘫痪的专家。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捆绑方式，有选择地让犯人承受不同的苦痛。

砍 头

1945年7月，日本人在婆罗洲岛上的山打根战俘营废墟上还扣押着288名澳大利亚和英国战俘。由于窝棚已被烧毁，这批人只能露天宿营。到7月中旬，战俘营指挥官接到命令，要把剩余的战俘押送到拉瑙去。但战俘们大多体弱多病，这些人不得不被丢弃在原地。

在山打根战俘营的废墟中，有29名被遗弃的战俘被活活饿死。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仍然活着的战俘只剩下一名澳大利亚人。但就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室角久夫把这最后一名战俘也杀死了。一个名叫武雄（Wong Hiong）的中国籍战俘营工人目睹了这场最后的凶残。武雄说，那个澳大利亚战俘“很高但很瘦，一张脸又黑又长，除了腰间围了一块破布外身上寸缕皆无，腿上到处都是溃疡”。室角把这个人拖到一条排水沟边上，“让他跪下并用一块黑布蒙住他的眼睛，”武雄回忆说，“那人没说一句话，也没做任何反抗。他太虚弱了，日本人甚至连他的手都没绑。室角只用一刀就砍下了他的头。”头颅掉入排水沟，无头的尸体也被推了下去。“另外的一些日本人开始向沟里填土，把尸体掩盖住后就返回了战俘营。”武雄说。

宪兵队的医疗人员也是虐待狂

宪兵队内的医疗人员也是喜欢暴力的虐待狂。1945年2月，一名日本陆军医生对望加锡集中营医院进行检查，发现垃圾箱里有食物残渣。于是，医院里的荷兰高级医疗官和两名助手被迫头戴垃圾箱站了很长时间。与此同时，医院里其他所有医生和清洁工都被迫趴在大门口的地上，被一群日本卫兵毒打了一顿。紧接着，每个人又被过了一遍水刑。望加锡集中营发生的这惊人的一切并非独立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不是偶发的特例。

在给人带来痛苦和施加折磨方面，宪兵队堪称“宗师”，经他们手发明的酷刑手段层出不穷。这群恐怖制造者置《战争法》（Rules of War）于不顾，残忍地剥夺了战俘们应有的权利并以最严酷的方式对待他们，种种行径令人发指。他们在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指令下强迫战俘为日本劳动的做法，意味着得到了日本政府高层的默许和鼓励。

【摘自：《日本宪兵队秘史：亚洲战场上的谋杀、暴力和酷刑》著/马克•费尔顿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

日本宪兵队在二战时期令盟军和平民闻之色变，被称为“日本的盖世太保”。但是，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相比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战争结束前日军对战俘的大肆屠杀，以及战后美、日政府的庇护和刻意隐瞒掩盖了历史真相，日本宪兵队在战争期间所犯之累累罪行并不尽为世人所知。

《日本宪兵队秘史》是国内难得一见的全面揭露日本宪兵队罪恶的作品，介绍了日本宪兵队的由来、组织结构和战争时期所起的作用。1881年成立的日本宪兵队，是日本政府对内推行改革，镇压起义，以及对外侵略扩展的先锋，相继策划并参与了1895年“乙未事变”、1910年吞并朝鲜、1931年“九•一八事变”等历史事件。二战时期，拥有无限权力的宪兵队活跃在亚洲各地，管辖着日本在本土和亚洲占领区建立的676座奥斯维辛式战俘营，其虐俘手段极其残忍，泯灭人性，包括水刑、火刑、电击、活埋、斩首、悬吊、死亡行军等，饥饿和疾病也让战俘们倍受折磨。宪兵队其他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还包括：活体细菌试验，关押慰安妇，种族灭绝式的屠杀，等等。《日本宪兵队秘史》的作者收集了那些曾受到日本宪兵队虐待的幸存者的经历，以第一手资料作为支撑，向世人展示了日本宪兵队的反人类暴行。

作者简介

马克•费尔顿（Mark Felton），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安格利亚大学获历史学和英文学硕士，埃塞克斯大学获博士。现在上海大学任教。著有《柳浩太郎：德国和日本的水下秘密交易》《魔鬼实验室——记录日本731部队的罪恶行径》《午夜：二战中不为人知的伟大逃亡》《日本宪兵队秘史——亚洲战场上的谋杀、暴力和酷刑》等著作。《日本宪兵队秘史——亚洲战场上的谋杀、暴力和酷刑》曾入选日本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The Japan Times授予的2009年度最佳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