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济南的1875细菌部队初探

我是夏雯静

大量事实证明，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的细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细菌战。自1930年始，到1945年止，在日本天皇及军部的策划和命令下，侵华日军历时15年之久，在中国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组织机构齐全的细菌部队。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总部分别驻扎在哈尔滨、北平、南京、广州，即731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分属于各地区派遣军。1938年7月，又成立了18个师团属防疫给水部队(即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的各个师团中进行活动，并在华北、华中、华南数十个城市设立了支队，从事细菌战活动，致使整个中华大地皆笼罩在日军的细菌战网络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南太平洋地区，又在新加坡成立了(冈字)第9420细菌部队。这相继建立的5支细菌战部队，秘密进行惨绝人寰的活人试验和活体解剖，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残害了无数军民的生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由于日军深知细菌战的国际违法性，因此其细菌实验属于绝密性的军事行动，在战败前夕，日军大规模破坏细菌部队设施，尤其是细菌研究和生产设备，销毁大量研究资料；再加上战后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与之秘密交易，以不追究日军细菌战犯罪为条件，换取日军细菌研究人员的合作，从而使得大量相关资料被转移，大批细菌战犯也逃脱了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因此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人对日军细菌战的秘密知之甚少。但纸终究包不住火，真相最终会大白。半个世纪后，随着一批批档案资料的发现，关于731部队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继之，（荣字）第164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等日军的细菌战罪行逐渐被揭露出来。其中，北支（甲）第1855部队的一个分部——1875部队就设立在济南。关于1875部队的成立及所犯下的罪行情况尚有待梳理，本文将深入档案史料，对其进行系统考察。
济南1875部队的成立
日军占领北平后，迅速占据市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在原有生物制品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细菌战基地——“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隶属于刚刚成立的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辖之下，并由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1939年“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改名为“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其实，所谓“防疫”、“给水”，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实际工作却是研制细菌武器，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它是侵华日军于“七七”事变后，在第731细菌战部队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是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施的指导机关。
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不仅在北平城内扩建其本部，同时在天津、张家口、太原、济南、开封、包头、徐州等16个城市建立了办事处、分部及分遣队。其中有3个在当时的山东省区划内，分别为济南、青岛和徐州支部。日军在山东的细菌部队，另外还有驻泰安的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配合细菌部队工作的还有日军驻济南陆军医院和济南市同仁会防疫所。
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支部）建立于1938年5月，地址最初在济南市经六路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又名“第1875部队”，是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分部。日军专门修建了一栋楼房，正面为15开间，地上三层，地下一层，非常坚固，至今保存完好。其配置非常齐全，有培植室、三个实验室、解剖室、动物室、焚尸炉等等。1875部队隶属于驻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军医部，业务上受华北防疫给水部本部（第1855部队）领导，部队长先后为柳田大佐、金久保少佐、大森上尉。内部机构设庶务、经理、计划、卫生材料、卫生研究、防疫、生菌制造、给水凿井、病理实验等室、班。各室、班分工明确。庶务室，负责支部之统辖、经营、联络等业务，主任是铃木中尉，共有五六名工作人员。经理室，负责筹集支部所需物资，并负责工资、给养等业务，主任是吉村少尉，有工作人员3名。卫生材料班，负责配备、供应各班所需器械、药品及消耗品等。计划班，负责根据军队作战要求，制定支部计划等业务。卫生研究班，负责理化学实验以及当地卫生学方面的各项研究和有关毒气的业务。给水凿井班，负责野战及驻地之检水、饮用水灭菌、用水消毒及给水等业务，以及开凿野战用井及战斗部队给水业务。防疫班，负责细菌检索、消毒、预防接种以及其他预防瘟疫等业务。生菌制造班，负责研究制造细菌战用的各种瘟疫生菌。病理试验室，主任是岩赖，内分三个作业室。第一作业室，培养大便、小便、痰，抽血检查一般细菌；第二作业室，组织切片；第三作业室，动物解剖，显微镜检查。该室共有工作人员八九名。可谓组织严密，职责分明。1875部队共有日本人100余名，中国人二三十名。
日军驻济南陆军医院隶属于十二军军医部，主要负责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配合进行细菌战。济南同仁会防疫所也是细菌战协同单位，细菌部队所需的原菌就由它提供。
据济南人民检察署的调查报告记载，细菌部队的一切活动均严格保密，部队一律称代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文件全部改头换面，统统使用“隐词”。部队官兵进行细菌研究时，门内加锁，有专人监守，对工作内容一点也不能泄露，对配合执行细菌战任务的陆海空官兵也进行保密。1875部队生产的细菌，都向外运送，大部分运往北京和东北。
骇人听闻的罪行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军医部长统一指挥下，济南第 1875部队与华北（甲）1855细菌战部队配合行动，同时与其它细菌战部队密切联系，成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个战略支点和基地，从而犯下了累累罪行。
济南1875部队经常进行活人试验和活体解剖，就是以人当作动物进行试验，甚至在不用麻醉情况下直接解剖，手段残暴至极。1954年 5月，济南市人民检察署曾对 1875部队活体解剖的罪行进行过调查，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说：“日本人在泰安招来很多苦工，每人一天 5角钱，吃得很好，每日打针，然后派到别处，其中有 1人留在小屋内被解剖了。 ”该报告还说，1875部队“白天工作很少，夜间工作忙，每天晚上使用小卧车往里拉人，都是从新华院要来的。 ”这些被拉进去的人，无一生还。被俘的 1875部队中尉竹内丰，原来在济南日陆军医院内科病室工作， 1943年 8月 1日至 31日被派到 1855部队济南支部，参与了最机密的细菌武器的研制。1954年 11月，他在笔供中写出了 1875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实情，讲述了做活体解剖时残酷可怕的场景：“8月 6日，按细菌室主任木村军医大尉的指示，……命令三名卫生兵将两名感染伤寒菌的八路军俘虏抬到解剖室……木村大尉执刀从腹壁正中切开，他用大钝钩将创口拉开，查看脾、肝、肠的病变后，将肠拉出腹腔外，详细检查肠管的病变。他将肠管病变处切除一部分后，将内脏塞回腹腔。继而进行胆囊穿刺，采出胆汁后，将腹壁缝合。最后，静脉注入吗啡，将其杀害”。“将伤寒菌注射到俘虏的铣骨与乳房之间的皮下，使其发病后用绳绑在解剖台上，施行全身麻醉，进行解剖，看肠的溃疡期与结痂期来研究细菌的活力……”就这样，竹内丰等每三天进行一次活杀解剖实验，观察伤寒菌、鼠疫菌的效力，取样再培养，制成标本。然后将获得的大量细菌交给华北方面军，为发动细菌战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1875部队在短短一个月内，就用 11名八路军俘虏进行了伤寒菌和鼠疫菌的感染力实验，并培养了大量细菌战剂，其中仅伤寒生菌就制造了 16桶半，大约有 999公斤。这批伤寒生菌于 1943年 8月上旬末、中旬末、下旬末连续三次由冈田支部长和木村主任交给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军官用汽车运走。这些细菌被散布在“陇海线以南地区，特别是京汉线沿线一带”。1942年 9月中旬，在山东省济南陆军医院卫生新兵教育队，为了给 350名新兵进行直观教育，日军将两名 30岁左右的中国农民，用解剖刀加以解剖虐杀。
韩国人崔亨振曾经为 1875部队当翻译，目睹了各种临床过程和灭绝人性的暴行。他曾在1989年 7月 21日的韩国《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的文章，揭露了日军用中国人、朝鲜人进行细菌活体实验的罪行。文章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驻在山东省府济南的日本北支那派遣济南地区防疫给水班，是用人体实验病菌的部队。它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病过程。济南地区防疫给水班，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试验细菌而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完全一样的另一支部队。 ”他称这支部队平均每 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 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 400到 500多名俘虏。他在这个部队服役（担任中文翻译）期间，有 1000多名中国俘虏和韩国流浪平民被当成人体实验对象，悲惨地死在这里。他回忆说：第一次看到的人体试验，是对 10名俘虏注射天花病菌，然后临床观察反映。全身出现天花的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救救我”，然后痛苦、悲惨地死去，尸体则被焚烧成灰。为了研制地方病疫苗，军医们还从狗粪中找出病菌，经过培养后，把它包在饭团内，让俘虏吃下去。“军医给俘虏们注射了鼠疫菌。被注射过鼠疫菌的俘虏，其中有十几个人经过一场恶寒和高烧后痛苦地死去。当实验对象不足时，军医们就到附近村庄随便抓来大人和小孩进行实验。 ”“研制肠伤寒疫苗时，则强迫俘虏们吃下含有病菌的饭团子。培养斑疹伤寒病菌时，先收集俘虏身上的虱子，再把虱子携带的病菌注射到俘虏身上。因此，俘虏们一到这个地方就注定要被病魔缠上身直到死亡。 ”
1875部队还在济南城里和周边村庄故意投放疫菌，强行注射病菌，进行人体细菌实验。据崔亨振记载：“军医们还对离部队 8公里远的一个村子里的 50多户 300多名村民，进行了霍乱病菌的人体实验。他们把沾有霍乱菌的猪肉等狗食撒在村里，经过 15天左右，村里因霍乱而死了 20人后，就宣布这个村子为传染病发生地区，然后便观察防疫和治疗过程。 ”1941年，日本驻济南领事馆命令所有在济日本人打防疫针，吃水由 1875部队灭菌后供给。不久济南火车站、王官庄等地就发生了霍乱，致使大批居民死去。据后来调查，这是日军施放霍乱细菌导致的。侵华日军济南宪兵队情报处车站分遣队长田中准尉，曾经带着“机福斯”（伤寒菌）在济南火车站强行给旅客注射，不打针者就用刺刀威逼着不准上车。他们还从纬八路“八卦楼”强行拉来一些妓女，给她们注射一定剂量的细菌后再进行抽血化验，研究性活动频繁者感染细菌后的血液变化。
济南1875部队灭绝人性地使用中国人进行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惨无人道地杀害中国军民，手段极其残忍，令人毛骨悚然！
难以估量的损失
因为日军的细菌实验过程极为秘密，日本战败后又将档案材料销毁或运回本土，他们究竟在实验中杀死了多少战俘和平民，已无法查考。但从个别战俘交代和有关人员揭露的零星材料看，日军进行活体实验和残害民众的数量非常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根据有关材料查证，从 1943年 3月到 1945年 8月，关押在日军济南监狱“新华院”的战俘及百姓，被日军注射细菌致死的达数百人。根据崔亨振撰写文章中的资料来估算，仅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在其存在的7年内，即为研制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杀死了约两三千名俘虏。病菌的杀伤力与传播力是巨大的。以霍乱菌为例，每瓶可直接杀死100人左右，间接辗转传播杀伤的人数成千上万。因日军集中散布病菌，人群发病集中、突然，传染性强，又没有防护措施，致使疫病肆虐，再加上当时缺医少药，百姓茫然无知，毫无防备，大多数人只能坐以待毙。因此，如果估算 1875部队在附近农村进行细菌实验杀死的和平居民，以及间接传播死亡的人数，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像日军对华细菌战的元凶石井四郎所叫嚣的那样：“细菌武器的第一个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染给人，从农村传播到城市，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更广，而且死亡率非常高。 ”
日军进行一系列的细菌试验和细菌制造，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运用于战争之中，企图使用细菌战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力量，占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1943年8月到10月，日军在山东省鲁西地区秘密发动了罪恶的代号为“北支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细菌战（因为1943年是日本昭和18年）。日军发动的这次细菌战主要是为了消灭冀鲁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其次，日军通过此次作战来实验霍乱菌在实战中的杀伤力，同时检验日军在霍乱疫区进行作战的防疫力与耐久力，为以后对美对苏细菌战做准备。1943年8月，鲁西地区连日降雨，卫河、运河、漳河等水位暴涨，日军趁机将卫河西北岸堤防决溃，然后将霍乱菌撒放在河水里，滚滚洪水肆虐蔓延，总计约875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携带着霍乱细菌的洪水淹没。同时日军还进行了三次“讨伐”作战和秋季大“扫荡”，致使霍乱在鲁西和冀南广大地区迅速蔓延。一时间，卫河沿岸的鲁西、冀南、豫北一带霍乱横行，约有22.75万名中国平民因感染细菌致病而死。而据崔维志著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一书中的调查，仅鲁西、冀南24个县就有42.75万人因霍乱而丧生。受灾人数之多更是难以统计。1875部队就直接参与了这场细菌战。
日军实施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不仅仅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存在于战争结束后相当长时期里，因为细菌战而引发的疾病流行虽然在当时得到了治疗与控制，但病原体会继续残留于土壤及生物界当中，造成了长期的环境污染和潜在复发的危险。如《冠县志卫生体育志》记载，1943年，霍乱流行，尸横遍野，最严重的辛集、定远寨、贾镇、桑阿镇一带，自然灾害加霍乱、副霍乱，使该地成为了“无人区”。建国后，加强了对霍乱病的防治，普遍注射预防疫苗，才使霍乱病逐渐绝迹。据《聊城地区卫生志》记载，1948年聊城朝城县发生霍乱，东阿、冠县在1943年后到1948年间也曾多次流行霍乱，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临清又爆发了霍乱，这些都是1943年日本鲁西霍乱战的遗祸。
1875部队以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来实验细菌的效力，培养细菌，通过集中投放和散布细菌、发动细菌战等方式，残害了大量抗日军民和无辜平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多样而又极其隐蔽，往往疫病传染猖獗而被认为是自然灾祸，因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之巨、民众身心环境所受侵害之深是难以估量的。
侵华日军在中华大地上从事细菌武器研究、生产，进行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在细菌战中大量使用了鼠疫、霍乱、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等菌种，屠害中国人民达百万人以上，规模之大，受害之深，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追述这段历史是为了缅怀先人，珍视和平，更好地开创未来。我们对这种反人道的、违背国际公约的细菌战进行揭露与控诉，是为了以史为鉴，提醒世人应加强国际社会和国际公约对具有反人道、反人类的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抵制与摒弃，为了思考和探索“中日关系如何才能走出历史困境”。70年过去了，日本政府对侵华时期的战争责任和赔偿问题一直消极应对、敷衍逃避，一直不愿直面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对于战后遗留问题，日本政府也不想以一种更加公开透明、更加诚实坦率的方式去处理并解决，使得中日关系不时出现紧张与尴尬。在世界各地都在隆重、郑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日本政府特别应该反思侵略战争的错误，应当勇于承担侵华战争的罪责，应该正确面对历史，处理好战后遗留问题，这是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