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走出的10位开国将军 (2014-09-19 22:08:18)

我是夏雯静

在长期的抗战中，东北抗日联军将士抵御着难以想象的严寒和饥饿，挑战着人类生存的极限，不怕牺牲，顽强战斗，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英雄。敌强我弱的形势，使东北抗联蒙受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东北抗联的5万多将士大部分血染疆场。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抗日联军中有10位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中7位是1955年被授予的，有3位是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后在1961年和1964年晋升为少将的。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由部分原东北军、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据黑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

　　在长期的抗战中，东北抗日联军将士抵御着难以想象的严寒和饥饿，挑战着人类生存的极限，不怕牺牲，顽强战斗，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英雄。敌强我弱的形势，使东北抗联蒙受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东北抗联的5万多将士大部分血染疆场。在敌人的无数次“讨伐”中，120多位师以上干部战死，除我们熟知的杨靖宇、赵尚志外，还有魏拯民、王德泰、许亨植、童长荣、夏云杰、陈荣久、汪雅臣、祁致中、宋铁岩、金正国、张甲洲、李延平、刘曙华、王光宇等40余位军以上干部为国捐躯。

　　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45年10月，东北局书记彭真在听取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汇报后说，“我党历史上有三件最难的事，一是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二是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就是东北抗联的14年艰苦斗争。” 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称“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加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把军衔制的问题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1955年授衔时，有些在东北民主联军担任过重要职务、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如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于天放等都没有评授军衔，这些抗联将领都被人们称为“无衔将军”。

　　东北抗日联军中有10位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中7位是1955年被授予的，有3位是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后在1961年和1964年晋升为少将的。他们是——

　　1.少将王明贵（1910—2005）。王明贵是吉林磐石人，1934年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王明贵在第3师任连长、团长、代师长，第3支队支队长，抗联教导旅（苏联红军88旅）营长。1945年8月第88旅编入苏联远东军第2方面军，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用火车和飞机将第88旅的抗联人员输送到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齐齐哈尔、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进入57个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参加了苏军卫戍区司令部的工作。1945年8月28日王明贵随苏联红军进入齐齐哈尔，10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嫩江军区司令员。1946年4月24日第二次解放齐齐哈尔王明贵是副总指挥。任东北民主联军齐齐哈尔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嫩江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师长、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第一副校长，中南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建国后，王明贵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少将王效明（1909—1991）。王效明原第五机械工业部顾问。生于辽宁省昌图县，早在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１９３１年他在哈尔滨参加反日会，从事推翻敌伪政权的救国工作。１９３２年，他历尽艰辛找到了中共满洲省委，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同年他在哈尔滨组织反日救国军，因内奸出卖被日寇逮捕入狱。狱中他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严守组织秘密，出狱后于１９３５年参加抗日联军。王效明在抗联中先后担任第五军军部参谋、抗联７军政委等职，率领抗联部队与日寇浴血奋战，参加并指挥大小数百次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吉林市警备司令等职，率部参加了围攻长春的战役。建国后，率炮兵第六师组建了海军海岸炮兵学校。１９５５年王效明被授予少将军衔。转到地方工作后，王效明任中央监委驻五机部监察组组长和五机部监委副书记。他秉公办事，执法严明，及时处理了许多违纪案件，维护了党的纪律和尊严。王效明在近６０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王效明因病于1991年11月30日在京逝世，享年82岁。

　　3.少将朱光(1914-2001)。原基建工程兵副主任。朱光同志是山东聊城人，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任东北抗日联军副团长，1935年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底从苏联回国后任军事教员、副营长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后参与组建延安炮兵学校，任总务处处长，为培养我军早期炮兵骨干队伍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历任东满军区炮兵团长、军区炮兵办公室主任兼教育科科长、吉林军区炮兵主任兼炮兵团团长、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团长、东北野战军炮兵第二指挥所副主任、副师长、四野特种兵司令部炮兵办公室主任等职，参加了长春、彰武、法库、新力屯、辽阳、鞍山、四平和平津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师长、志愿军炮兵办公室副参谋长、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参谋长、旅大警备区炮兵司令员、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炮兵司令部参谋长、国务院兵器工业管理总局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炮兵部队建设、我国国防工业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朱光同志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朱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1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4.少将孙三（1915—1999）。解放军原装甲兵顾问。孙三是黑龙江宁安人，1934年参加了抗日联军，1935年至1937年受组织派遣在苏联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延安抗大军事教员、股长、研究室主任、训练队队长、大队长，中央党校区队长，中央炮兵学校科长，长期从事院校教学管理工作，还参加了百团大战横岭战斗和太行林县战斗及太行敌后反扫荡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坦克大队大队长、东北民主联军战车团团长、东北军区战车指挥所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坦克师参谋长，领导了东北第一支坦克部队的创建工作，是我军坦克部队的开创者。他率部参加了三下江南和辽沈、平津战役等重大战斗行动，并渡过长江直打到海南岛，参加了解放四川的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兵第一指挥所副主任，军委装甲兵技术部第二部长、副部长、部长，军委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等职，为人民装甲兵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孙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9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5.少将李荆璞（1908—2000）。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副院长（副部长级待遇）。李荆璞1908年1月1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个农民家庭，1932年10月参加革命，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吉东工农反日义勇队队长、绥宁抗日同盟军师长、东北抗日联军师长、八路军骑兵支队团政治部主任、绥蒙军区武委会主任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牡丹江省军区司令员兼临时省委书记、我党领导下的牡丹江市政府第一任市长。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任热河军区司令员，1956年调任沈阳军区第一文校校长，1962年调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李荆璞同志，因病于2000年1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6.少将李钟奇（1913—2003）。北京卫戍区原副司令员（副兵团职）。李钟奇同志是辽宁省建平县人，1936年率东北军所部加入红军队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红一军团骑兵团参谋长，八路军副营长、营长、纵队参谋长、团长、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副教育长、华北军大校务部长、副教育长，军委军训部军校局副局长、军校部组织计划处处长、军委军校管理部助理部长、军委训练总监部计划监察部副部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军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平型关等战斗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作战指挥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为部队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李钟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7.少将高体乾(1911—1998)。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高体乾同志是辽宁省建平县人，１９３２年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任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队长，先后参加了攻打锦西县城战斗、宁城霍里霍川战斗等，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西高平游击大队队长，山西壶关游击支队参谋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九团团长、纵队参谋长，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参谋长，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太岳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等职，率部参加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战斗和百团大战，坚持反“扫荡”斗争，积极向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吉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辽吉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七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参谋长等职，参加了秀水河子战斗、攻打四平的作战和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以及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赣西南地区等战役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兵团参谋长，军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军事科学院战役研究部副部长、战争理论研究部部长等职，经常深入部队调研、检查、指导工作，领导了军事科学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为繁荣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高体乾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高体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５月１６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７岁。

　　8.少将彭施鲁（1916-2009）。原国防科工委司令部顾问、副兵团职离休干部。彭施鲁是河南省武陟县人，１９３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５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５年，他历任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部秘书、团政委、后方留守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支队教导大队政委，苏联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参谋，苏军驻佳木斯卫戍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佳木斯地区委员会党委书记等职，参加了反“扫荡”、开辟松花江下游新游击区、杨木林子等战役战斗。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８２年，他历任东北军政大学合江分校副教育长、副团长、东北军区军政学校副校长、第二十七步兵学校副校长、军事师范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军委军校部编研处处长，总参军校部、军训部副部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彭施鲁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校军衔，１９６１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苏联红星勋章、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彭施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７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５岁。

　　9.少将纪亭榭 (1912～2009)。黑龙江东宁人。1932年3月加入辽南义勇军，同日本侵略者作战60多次，为了补充义勇军的弹药。他办义勇军兵工厂，制造枪支弹药， 1933年底在北京西郊组建国民抗日军，任总队长。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一总队队长、五分区参谋长、一分区团长。1939年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张家口公安局保安大队长，张家口军警联合处处长兼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后任察哈尔军区六分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独立旅旅长、华北军区209师副师长。建国后任70军209师副师长。参加了大龙华战斗和平津、太原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3师副师长。1953年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参谋长、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为少将。

　　10.少将王静敏（1918—2003）。南京军区原副政治委员。王静敏是河南洛阳人，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赴东北参加抗战，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宣传科长兼保安连政治指导员、豫东工委书记、杞县中心县委书记、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等职，积极参与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鲁南津浦线破击战和朝阳集、莱芜、宿北、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军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第一主任，军委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民航总局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为加强部队政治建设，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维护军政军民团结，加强空军和民航力量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王静敏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是中共十一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王静敏同志，因病于2003年8月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6岁。

抗联同苏军一道解放东北
王明贵

    1938年以后，日本侵略者为消灭抗日联军，加紧进行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使抗联面临更加严重的艰难局面。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东北抗联人员从 1940年先后进到苏联边境地区进行整训。整训期间，编成抗联教导旅，并经常派出小部队返回东北地区进行抗日活动。1945年5月5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中国战场也不断传来捷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苏联红军即将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教导旅，抗联同志的心情十分激动，大家恨不得立即打回东北，击败日寇，光复家园。
    从这以后，部队加紧了军事训练，特别是加强了适应性的军事的演习。这期间，周保中、李兆麟同志几次去伯力苏军远东军区司令部，参加研究进攻东北的作战问题。作出了四项决定：（一）从抗联教导旅人员中挑选290人，组成空降部队⑴，按4至6人编成战斗小组，携带电台、机关枪、炸药、压缩饼干，在开战前分别空投到各个战略要点，主要负责敌情侦察任务；（二）选派340名有经验的抗联战士，作为苏联红军的向导⑵；（三）派指挥人员随同苏军指挥机关行动⑶；（四）其余人员分别在牡丹江、佳木斯、黑河等三个方向协同苏军作战，主要任务是肃清残敌，保护交通，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建立人民政权。周保中在向旅党委会传达上述决定后说，苏军在制订方案时，作了与日军长期作战的准备，所以，不但注意加强一线的进攻力量，同时也考虑到了二线的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讲，抗联担负的任务是十分重要和艰巨的。
    此后，抗联部队加紧了各项战斗准备。如更新武器装备、进行应急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等。担负侦察和向导任务的人员也相继离开，所有部队进入了紧张的临战状态。
    1945年8月9日，我们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和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消息。全旅上下无比振奋，指战员们摩拳擦掌，参战情绪十分高涨，决心书，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送到旅党委。11日，周保中应苏方邀请去伯力。他回来向我们传达：苏军作战顺利，虽在个别地方受到日军的顽抗，但整个战局发展顺利。并要求部队，做好充分战斗准备，防止急躁情绪。13日，金光侠、陶雨峰、乔树贵、邢德范等一批抗联官兵与苏联红军一起乘火车挺进东北，当火车行至绥芬河时，受到日军的阻击，经过半天战斗，打败了敌人，火车到马圈河停止前进，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一天半。
    8月15日，听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激动万分，高兴的热泪盈眶。是啊!这件事对于我们这些老战士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此时此刻，我们日夜盼望祖国光复的愿望实现了，人们的那股高兴情绪至今也难以用语言形容。
    这天早饭后，周保中、李兆麟又应邀去伯力。他们回来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主要内容是：抗日战争胜利了，但那些汉奸、走狗等民族败类，还没有向人民低头认罪，他们正在苟延残喘，企图长期统治和压迫人民，根据中苏友好条约规定，苏军回国时，将把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规定东北在苏军管制期间，国民党军队不准进入，党派不准组织活动(坚持长期在东北抗日的军队除外)，可以建立中苏友好和民主和平性质的组织，东北抗日联军是协同苏军作战的部队，全部回东北，去占领东北境内的战略要点，肃清残敌，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规定凡苏军设立卫戍司令部的城市，为便于开展工作，都要由一名抗联同志担任副司令员，负责中国方面的事宜；回东北后，可以公开组织宣传活动，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反对独裁、卖国、内战，号召人民起来保卫和平，建设家园，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等。
    会上，还分析了回东北后可能遇到的几种情况，一是做好迎接我党中央派到东北的干部和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准备工作；二是如果八路军、新四军被反动势力所阻隔，我们准备打新的、长期的游击战争；三是东北抗联一旦处于不利的形势，就要让开大城市，占领靠近山区的县城，准备第二次打游击。
    这次会议后，旅党委召开大会，向全旅指战员进行了传达。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旅党委讨论决定，回东北后，在与党中央未接通关系时，组成新的临时党委，由周保中任书记。确定新的临时党委设在长春，负责领导全东北的党组织，包括11个地区的党委：长春(周保中负责)、松花江(李兆麟负责)、沈阳(冯仲云负责)、嫩江(王明贵负责)、牡丹江(金光侠负责)、绥化(陈雷负责)、北安(王钧负责)、佳木斯(彭施鲁负责)、吉林(王效明负责)、大连(董崇滨负责)、延吉(姜信泰负责)。中共沈阳地区委员会就近与关内联系，负责与中共中央接通关系。
    几天后，全旅指战员开始分批陆续出发回东北。按照旅党委计划，各组分赴11个地区、57个大中城市和县镇。我和张瑞麟、王久贞、李长德、史金鹏、王坤、贺金来、吴自明、苏广东、王起有、孙兆志、刘清峰、李鸿声、张财、曹廷祥、刘和义等17名同志⑷，于8月20日左右到齐齐哈尔市。我把通行证和上级任命我为齐齐哈尔卫戍副司令的任命书拿给苏军卫戍司令。他看后说：“苏军刚进城没几天，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在我俩交谈中，他又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日军投降后，3000多伪满俘虏被关押在南大营；日本侨民大约有三四万人，集中了一些，大部分还没有集中。伪省长申振先和铁路局长窦清林、伪市长张国栋等，组织了伪“解放委员会”，代替了政府的职责；齐市有国民党组织活动，详细情况还没有搞清楚。最后，他又说：“你是卫戍副司令，中国方面的事情由你管理。”
    当时的齐齐哈尔市，斗争形势尖锐复杂。伪满州国垮台了，日伪军被缴械了，伪警察、宪兵、特务一部分被缴了械，一部分逃跑了，一些趁火打劫的匪特，也蜂拥而起。白天，大街上熙熙攘攘，佩带着“解放委员会”红袖章的人举目可见，他们招摇过市，声称是维护社会治安。到了晚上，齐市枪声不断，有扒窃房屋的，有杀人放火的，还有拦路抢劫的。往日，那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凭借日本人的势力狐假虎威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了“正统”的国民党了。齐市一下子从地下冒出四个国民党党部。嫩江省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国民党党部。他们各自发展组织，秘密建立武装，并到处大肆鼓吹：“蒋总裁领导有方，办法高明，抗战八年，曲线救国，少流血，少死人，就胜利了。”刚刚光复的齐市人民，对于伪满洲国的垮台，充满了喜悦，但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所作所为，又迷惑不解。对此，许多正直的中国人都对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
    面对嫩江省这种形势，根据党的指示，我们首先在机关学校和宗教界开展工作，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争取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然后，又向伪政府机关、日本侨民以及伪军俘虏宣传。9月3日，在齐市召开的庆祝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群众大会上，我代表抗日联军讲了话。揭露了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指出，日伪奴役我们十四年，老百姓随时都会被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被填冰窟窿、喂洋狗、活埋、杀头……。这些罪责应当由谁负？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其次，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积极打内战；三是，汉奸民族败类充当侵略者的走狗。现在光复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哪些人是爱国的？哪些人是骑在人民头上当老爷的？希望大家三思。通过宣传，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
    1945年9月中旬，我们组建了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统一领导齐齐哈尔市及全省的武装力量，我任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并组建了民主大同盟，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依据“中苏友好条约”有关规定，摘掉了国民党党部的牌子，不准他们活动，狠狠打击了反动势力，控制了齐市的政治局面。
    这样，许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纷纷前来参加人民自卫军和民主大同盟。要拿枪杆子摧毁一切反动势力，建立人民政权，保卫人民政权。人民自卫军组建以后，部队发展很快。我们的部队包括张平洋领导的五庙子群众武装数百人。在甘南地区有几股暴动的劳工武装，我们派李长德前去做争取工作，成立了骑兵团，李长德任团长，王俊杰任政委。不久，王化一带冀东部队的一个连来到齐市，在这个连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团。过了一些日子，这个团又扩建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第一旅，由王化一任旅长，于建亭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又组建了人民自卫军第二旅，张汉丞任旅长，尹诗炎任政委。这两个旅各有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旅还配属了一个炮兵营。讷河分区也组建了两个团。这些部队装备齐全，是嫩江人民自卫军的主要力量。同时又组建了公安部队和护路军。仅一个多月时间，人民自卫军就成为一支拥有数干人的武装力量。
    11月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刘锡五、于毅夫等大批党、政、军干部来到齐市，正式建立了嫩江省人民政权。刘锡五任中共嫩江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于毅夫任省长，朱新阳任齐齐哈尔市市长，郭维城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嫩江省人民自卫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嫩江军区，任命王明贵为司令员，刘锡五任政委，朱光任副政委。吴富善任齐齐哈尔市卫戍区司令员，兰庭辉任参谋长，贾石任后勤部长。嫩江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泰来军分区；司令员张平洋，政委尹诗炎；讷河军分区：司令员金钟，政委王文，副司令员任德福，参谋长王仁兴，政治部主任邱椿标，后勤部长王荫庭；龙江军分区：司令员张汉丞，政委尹诗炎，政治部主任刘烨；林甸军分区：司令员吴富善，副司令员宋康。
    此后，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东北局的指示，“消灭日伪残余，肃清汉奸，围剿土匪，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中共嫩江省工委和军区党委认真分析了当时嫩江省的敌情，制定了剿匪斗争方针，决定部队离开大城市，开赴各地。
    从此，嫩江省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开始了。

   （原文载自：李运昌等著《雪野雄风》，第16-21页，白山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本文选自：王明贵将军著《忠骨》，第406-410页，白山出版时，2012年12月，第一版。本文为修订稿，黑体字为修改之处。）

  注：
  ⑴ 关于抗联教导旅“组成空降部队”的人数：据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记载，派出的空降部队共计290人。（原文为“一百来人”，此次发布按周保中日记订正。）
  ⑵ 关于抗联教导旅派“抗联战士作为苏联红军的向导”的人数：据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记载，派到苏联红军作向导的部队共计340人。（原文为“二十几名”，此次发布按周保中日记订正）
  ⑶ 关于“派指挥人员随同苏军指挥机关行动”：据查，抗联教导旅的教官刘亚楼是与苏军指挥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那些抗联干部，待查。
  ⑷ 关于派到齐齐哈尔工作抗联人员的人数：作者仅回忆起16人，此外还有2人的名字忘记了（包括“刘巨海”），因此总数应为18人。其中，史金鹏、刘清峰、刘巨海等3位同志到齐齐哈尔后又派往海拉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