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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到哈尔滨市平房区的联盟大街的一片棚户区，这里残存着一处日军废弃碉堡。在联盟大街77号，记者在一片低矮的民居中发现了一处保存较为完好的碉堡，碉堡的四个射击孔被水泥堵死。这座碉堡高约2米，呈圆柱形，已经和周围的民居混为一体，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记者看到，这处碉堡的墙砖颜色呈深红色，尺寸比现在的红砖要厚大。当地百姓表示，这些砖是当年日本人特制的耐火砖，这些墙是当年日军兵营的后围墙，当年附近还建有日本警务所和铁路养路处等机构。
当地71岁的郑大妈介绍，她在50多年前搬到这里居住的时候，这座建筑就有了，大家都说这是过去日军修建的碉堡，由于这座碉堡多年来一直被当成仓库堆放杂物使用，加上这条小胡同比较僻静，所以碉堡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哈尔滨市平房区居民郑大妈：住这里50来年了，这是日本炮楼，这是枪眼。路过的人都这么说，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路过的人说的，有知道的。搬来时候就有，没有人动过。
哈尔滨市文化部门在得知这处日军遗留建筑的消息后表示，要对碉堡进行进一步勘察，才能确定其是否具有文物价值
哈尔滨中国第一个解放的特大城市
哈尔滨是我国历史上清朝的龙兴之地，也是我国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较早的地区之一。
中东铁路被看做传播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红色丝绸之路”，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都曾来过黑龙江。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近百名代表，大多数是通过这条“红色丝绸之路”前往莫斯科。中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李大钊和周恩来等在哈尔滨的居住旧址、刘少奇召集工人代表会议旧址，这些红色历史留下的革命遗址和文物已经成为许多市民重温历史的首选。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共11个东北抗日联军，有9个军在黑龙江深山丛林中抗击日本侵略者。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先后从哈尔滨派出许多地下党员、青年学生、优秀工人奔赴抗日第一线，或深入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大批英勇的抗日志士，他们的杰出代表有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赵一曼、张瑞麟等。他们都曾在哈尔滨担任重要职务，坚持抗日斗争，在白山黑水、深山密林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许许多多的抗日志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哈尔滨和东北人民结束了14年的亡国奴生活。
1945年11月22日，苏军履行《雅尔塔协定》，将城市政权移交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和平，顾全大局，避免内战，主动将党政机关和部队撤离哈尔滨。国民党派关吉玉、杨绰庵等来哈尔滨接管松江省政府和哈尔滨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在国民党统治哈尔滨期间，他们大肆搜罗伪军警宪特的残渣余孽，组成“先遣军”、“挺进军”和“光复军”等反动武装，极力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豢养大批密保，监视进步组织，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1946年3月9日，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将军，激起了哈尔滨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哈尔滨，哈尔滨成为中国第一座解放的大城市。5月3日成立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从此，哈尔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及其附属机关全部迁驻哈尔滨市，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哈尔滨一直是东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
哈尔滨保卫战
上世纪三十年代，哈尔滨已经发展成中东铁路“T”字形的枢纽点和北满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国民党东北当局在这里专门设立了“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和“东省护路军总司令部”，由张景惠任特区长官和护路军司令，主持军民两政。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却暗中投敌，组织了治安维持会。
为了攻取哈尔滨，日本关东军可谓费尽了心思：进攻齐齐哈尔，给前苏联施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见前苏联反应并不强烈，胆子更大了；在上海制造动乱，让那里充满火药味，外国列强的注意力也都被转移……加之占领锦州，他们认为攻取哈尔滨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雨欲来风满楼
哈尔滨及其周围的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张景惠于1932年新年伊始，发表“独立宣言”，宣布黑龙江省“独立”;另一方面，在哈市和吉林省之间，出现了由国民党中央任命的主张抗日的吉林省临时政府与日本扶植的伪吉林省政府的对抗。当时，哈尔滨成了“三不管”的地方。
张景惠仍为特区长官，虽未公开投敌，但其利用治安维持会，为关东军效劳。丁超身为滨江镇守使、哈绥路护路司令，握有兵权，但其并无抗日决心，暗中与关东军有所往来。李振声被张学良委以吉林省军政大员，但其难负众望，又与吉林省临时政府主席诚允意见不合，难以驾驭全局。
而驻哈及周边各部队态度也不明朗，这样哈市形成了谁也不服从谁，谁也管不了谁的各自为政的局面。再加上伪吉林省政府极力拉拢各部将领，并组织伪军蠢蠢欲动。这些对关东军进攻十分有利。
如何解决哈尔滨问题，在关东军内部也有两种意见：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为首的一派，主张利用张景惠，采取引诱策略;而以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为首的一派，则主张由于琛澄等伪军，扫荡抗日军，攻占哈尔滨。后来，由于怀柔手段难见成效，恐久拖不利，遂又决定让伪吉林军打头阵，进攻哈尔滨。
保卫战初战告捷
1932年1月中旬，伪吉林“剿匪”司令于琛澄，指挥5个旅伪军，向驻守舒兰、榆树一带的张作舟、冯占海部发起进攻，关东军派天野旅团作后盾。防守榆树的张作舟部，由于守城团长投敌，张不幸被俘，所部溃散。进攻舒兰之敌，被冯占海部击溃，而后冯见榆树失守，侧背受敌，遂退往阿城、宾县一带。
于琛澄乘机北上，逼近哈尔滨。同时，伪政府也发布伪令，免去丁超、邢占清等人职务，要驻哈部队3日内撤出城外。在哈埠危急时刻，依兰镇守使第24旅旅长李杜，率部到达宾县，会同冯占海商议进兵哈市，联合丁超、邢占清共同抗敌。1月26日，李、冯率部入哈，与丁、邢及张景惠(当时尚未公开汉奸面目)等召开会议，决定共同讨逆抗日。
1月27日，于逆进抵哈市东南郊，李杜、邢占清、冯占海等部一齐出击，将敌击溃，并击落日军飞机一架，击毙飞行员清水大尉等2人。驻守双城的护路军赵毅部也歼灭伪军1个旅，哈尔滨保卫战初战告捷。
为报复凶残杀戮
见走狗先锋不顶用，日本关东军遂决定亲自上阵。1月28日，他们以日机被击落为口实，下令第3旅团沿哈长路北犯哈尔滨，混成第4旅团从齐齐哈尔方向进行夹攻。驻守双城的抗日军赵毅部，得知敌来犯的情报，决定出其不意，阻击敌人。
30日晚，敌两列军车开进双城车站。因事前伪政府以为赵毅不敢阻挡日军，便向日军保证双城驻军已撤走，故敌军警戒放松。这时赵毅部以猛虎搏兔之势，猛袭日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遭到重创。关东军后续部队闻讯，迅速增援反扑，赵部未能及时撤离，又处在开阔地带，在敌飞机、大炮、坦克的猛烈轰炸下，损失惨重，余部退往哈尔滨。
日本关东军受到沉重打击，变得穷凶极恶，对遗留在战场上的守军官兵进行了野蛮报复，伤者皆被刺死。对阵亡尸体剖腹、挖心、剜眼，手段极为残忍。还不准老百姓埋尸，暴尸数日之久。而后，他们未敢轻进，在双城掩护第2师团集结后，才向哈市推进。
在强敌兵临城下的时候，为统一指挥抗敌作战，1月31日，李杜、丁超联合各部队在哈市成立了吉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任总司令、丁超任护路军总司令。并发表了抗日讨逆宣言：“一致团结，共赴国难……敌忾同仇，义无反顾，成败利钝，非可逆期……望我父老子弟，念国土之垂危，痛沦胥之将及，互相救危，共策进行同时，调整防务，严阵以待。”
各界同援抗日军
中共满洲省委在1月30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哈尔滨告士兵群众书》，号召士兵和群众反抗日本侵略军及其走狗。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也发出命令，即日起哈尔滨实行戒严，赵金麟参谋长任戒严总司令，高齐栋、王瑞华为副司令，并公布了戒严简章。
为支持哈尔滨保卫战，哈尔滨市各爱国团体纷纷捐款，三十六棚工人捐款4000余元。2月3日，在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指挥下，李杜、冯占海、丁超、邢占清、王瑞华各部在市郊与日军交火，展开了哈尔滨保卫战。哈尔滨人民为“巩我疆土，保我主权”，掀起自愿捐献劳军热潮。各校学生组成学生慰问团，各界踊跃捐送面包、慰劳品、“爱国烟”等，市民还组织了“公民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伤员。
失利后东北沦陷
2月4日，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兵分左右两路，在伪军的配合下，向哈市发起全面进攻，整个哈尔滨炮火连天，弹如雨下。守军将士奋勇抗敌，李杜亲临前线，激励将士，多次击退敌人进攻，至傍晚仍将敌军阻击在市区以外。
2月5日晨，日军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战机轮番轰炸，抗日将士仍顽强坚持战斗。中午以后，丁超部的中央阵地被敌突破，各部与敌混战，逐渐地都难以维持，并相继撤走。下午,北满重镇哈尔滨陷落，日军多门第2师团侵占哈尔滨并留驻，吉林自卫军由哈转移至延寿、宾县、巴彦一带。
哈尔滨保卫战，是继江桥抗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再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虽然东北的爱国官兵，前仆后继，屡屡抵抗日军，结果却是孤军奋战，未能形成联合的全面抗战，最终都先后失败了。
哈尔滨抗战失败后，使东北形势发生了很大转变。作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东北军出现大分裂，一部分退入关内，一部分转为抗日义勇军，一部分投敌附逆。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战走向沉寂，抗日义勇军成为抗战的主体力量。同时，哈尔滨的失陷，也标志着东北三省和特区全部陷落。
大事记(1931~1937)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被称之“夜幕下的哈尔滨”，这座城市，在遭受过西方淘金者唯其独尊的文化入侵后，又经历了日本殖民者血雨腥风的殖民统治。苦难、觉醒、反抗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走近历史，我们翻开的也是深沉的一页。
1931年
9月，哈尔滨总工会号召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要求日军立刻退出中国东北，并痛斥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
1932年
1月，张景惠在哈尔滨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独立”，日本侵略者命张景惠下令哈尔滨全市悬挂日本国旗。
2月，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创建抗日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派干部到各地指导创建游击队的工作。
5月，黑龙江骑兵第一旅吴松林部包围哈尔滨江北松浦镇，重创日军。
7月，连降27天大雨，松花江水泛滥成灾，市内银行停业，商店关门，电话中断。
1933年
4月，哈尔滨发生震惊中外的“西门·凯斯普绑架案”。
7月，哈市市郊83名农民因反满抗日被哈尔滨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11月，日伪在哈尔滨特别市郊外划定1万町(约合1087平方公里)土地为日本人移民地。
1934年
2月，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举行“政治犯大检举”，由于内奸告密，中共哈尔滨电业局支部书记王成栋等5名党员、6名团员和22名反日会会员被捕，哈尔滨电业党组织遭破坏。
1935年
1月，中共哈尔滨特委成立。
5月，日本东京第一批移民43人迁到哈尔滨市郊建村。
1936年
4月，赵尚志率抗联三军进攻阿城县。
6月，日伪进行大逮捕，20余人被捕。
8月，1934年水灾难民被迁往香坊。
10月，伪第四宪兵队在极乐寺后面将80多位抗日志士杀害。
1937年
4月，日伪布置“四一五大检举”，开始在哈市等地进行大搜捕。中共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哈尔滨市委等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引发“法政大学事件”，7名中共党员被刑讯致死。
7月，“四一五大检举”中被捕的28名革命志士在太平桥英勇就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我们都会唱这首歌，因为它标注着这座城市的一段屈辱历史，我们也会把它教给一代又一代，让他们更加热爱我们这个松花江上的“家”。1
殖民教育十四年身心伤痛七十载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利用伪满政权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他们曾一度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对爱国师生进行残酷镇压和迫害。之后，便牢牢地把东北的教育事业抓在手中，作为其对东北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长达14年的统治时间里，建立起一整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体系……
人物
在哈尔滨沦为日伪统治期间，日本对东北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实施高压和愚民政策，共产党和各种进步力量与之进行了顽强斗争。在“夜幕下”生活的百姓，对日伪的所作所为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1931年
2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武胡景、贺昌之、侯志抵哈，武胡景任北满特委书记，贺昌之负责宣传，候志负责妇女工作，韩光负责团的工作。
6月，中共北满特委在道外十六道街创办《哈尔滨新报》，社长吴雅泉，编辑长安贫。“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党组织营救抗日将领杨靖宇出狱，任其为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等职。
1932年
1月，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罗登贤任省委书记，杨靖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1933年
4月，哈尔滨电车厂工人在赵一曼等人的领导下，举行总罢工，抗议伪宪兵殴打电车工人。
10月，赵一曼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
1934年
1月，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创办《文艺》周刊，主编戈白(笔名刘莉，即白朗)，编辑方未艾。罗烽、金剑啸、萧军、萧红、邓立等人为周刊撰稿。
1935年4月，“哈尔滨口琴社”创办，进步文艺工作者金剑啸、姜椿芳、侯小古、王湘等是该社的积极参加者。赵尚志抵哈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殖民教育十四年身心伤痛七十载
在哈市，很多老人至今还都清楚地记得，从1931年到1945年，他们在中小学里经历的那一段压抑而麻木的日子。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没有让他们留下多少文化的储备，反倒让他们对成长期充满了阴暗的回忆。当老一辈人把这段历史讲述给后辈人时，一辈辈的哈埠人也铭记了民族尊严的意义。
提心吊胆去受罪
衣荣今年已经80岁了，原是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的党委副书记，伪满时期，他在五常县国民优吉小学校上学。在他的记忆里，学校里的日本人都是小个子，都凶凶的，看谁不顺眼，不管是什么场合，上前就会一顿扇嘴巴，大家天天上学都像是在做噩梦。
衣荣说，那时国民优吉小学校有十几个班，一千多名学生，校长是个说了不算的中国人，副校长是个留着小胡、矮矮的、口气生硬的日本人。取消了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每周就上日语、满语、算术、美术四门课。日语课上，要求大家一律说日语，其中有专门的“建国精神”教育，主要就是灌输“日本亲善、共存共荣”思想。
学校的各种活动也都渗透着奴化教育的色彩。“朝会”上，全体师生要升伪满“国旗”，唱伪满“国歌”，面向东南日本东京皇宫方向给日本天皇敬礼，深弯腰90度，即所谓“宫城遥”。还要面向西南伪满国新京帝宫方向给皇帝溥仪敬礼，深弯腰90度，即所谓“帝宫遥”。这些仪式结束，全体师生齐声背诵《国民训》，做“建国体操”，完毕之后，才能进入教室上课。
每天早晨“朝会”集合时，日本教师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都会拎着教鞭挨个教室查看，发现学生行动迟缓或躲避不参加的，轻者给你一脚，重者是一教鞭，再一耳光或一个绊子把你摔倒在地。大家要一个跟着一个地排队走，队伍里经常就会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学生。1935年5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为了报答其主子，访日归来后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要求国民必须与日本“一德一心”，每校一份。每周一都有周会，校长会毕恭毕敬地把溥仪的诏书举过头顶捧出来，领着大家进行诵读。
不管在校内或校外，见到老师或高年级同学都要敬礼，否则就会挨打，弄得大家跟木偶一样。上课时，督学的日本人就坐在课堂里，谁的日语加入了汉语，或有对日本文化不恭敬的地方，就会马上被拉到师生面前暴打。那时县里驻扎着日军的一个完备队，1940年到1942年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高年级同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可是没有多少天，有两个人就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
当时在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学校地图上，已把朝鲜、中国的台湾、旅大划入日本的版图，将东北划成附属国，将河北、山东、江浙一带划入日本势力范围，显示出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但到1945年前，学生中就已经流传了这样的话：日本话不用说，再过两年用不着。
这之后不久，国民党军队派出飞机进行轰炸，五常国民优吉小学校便彻底崩溃瓦解了。
饥寒交迫胜囚徒
刘淑君今年76岁，是一名普通家庭妇女，伪满时期曾在绥化文庙小学校上学。在她的记忆中，日本人统治时期的同学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尤其是大米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吃，吃饭前还得先拜日本天皇，后拜满洲皇帝，再用日语背诵“国民训”，最后还得用日语说一句：“蒙受赏赐了”，吃饭还有时间限制。
张春慧今年83岁，伪满时期曾在宁安国民高等学校上学。她说，刚入学的头半年，每周还能吃一次白面馒头，后来就顿顿吃整粒陈包米煮成的饭，而且每天只有早晚两餐，每餐只给一碗，几乎没有副食。入学的头半年虽然没有肉和油，还能吃到用盐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青菜，但是因为常吃用盐水煮的老芹菜，以后多年一闻到芹菜味就会丧失食欲。
按照日本人的规矩，进教室必须换鞋，不少同学没钱买拖鞋就只好光着脚。日本教师有时还命令学生到走廊或雪地里集体罚站，光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不准动弹，时间不长就冻得钻心地疼痛，直至失去知觉。在雪地里虽然可以穿棉胶鞋，但是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也很难坚持10分钟。
张淑琴今年81岁，伪满时期曾在哈市的国立女中上学。她说，日本人不但从文化和精神上奴役中国学生，还从经济上剥削中国学生。那时女中有一个校办工厂，学生定期都要到那里去上“实践课”，其实就是当免费工人。“我现在还经常给社区的孩子们讲这段历史。”张大娘强调。
据记载，在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的14年中，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末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的旧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是一个为全面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做准备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38年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此时的教育是在日伪制定的新学制的体制下进行的全面推行奴化教育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是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的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强化时期。
从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开始，东北人民就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这场长达14年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和鼓舞，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国浪潮。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队伍，逐渐成为这一战场的主力，在白山黑水间与敌搏杀。
红色坐标
东边道战场
关东军主要在这里讨伐杨靖宇领导的第1军独立师和王凤阁等义勇军。1933年7月上旬，3000名日伪军扑向老爷岭，王凤阁避实就虚，在南阳盆地歼灭敌一股小部队，而后又转入山林与敌周旋。10月，汉奸纪大作率军警200余人到大庙沟讨伐，中王部埋伏，死伤30余人。
10月开始，日军第10师团纠合吉黑伪军讨伐杨靖宇部，杨靖宇将独立师化整为零与敌周旋，11月24日奇袭了驻该地的伪军邵本良部第9连，一举攻占了三源浦。1935年8月下旬，杨靖宇率部于柳河黑石头设伏，歼敌200多人。9月中旬又在金川县寒葱沟截击伪军，缴获了许多弹药和被服。
土龙山暴动
在依兰县，1934年3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土龙山农民暴动，歼灭了由日军第63联队长饭朝吾率领的日伪军讨伐队100多人。日军疯狂报复，几日内就血洗12个村屯，屠杀居民1100多人。
暴动农民队伍转移到半截河一带，于3月12日成立了“抗日民众救国军”，谢文东为总司令。敌第10师团平岗部队前往讨伐救国军，在九里六屯遭到阻击，日军北川大尉以下死伤74人。1935年3月，土龙山救国军谢文东部等与赵尚志在方正会合，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联合军突袭方正县城，之后又东征牡丹江沿岸。
春秋岭之战
1935年9月，鉴于老根据地被敌破坏严重，赵尚志率3军主力部队向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游击区。10月，赵尚志率军部及4、5团等共500余人，从珠河道南根据地向松花江下游地区远征，10月下旬与在大罗勒密一带活动的1团会合。
此时敌人的秋季讨伐已经开始，沿哈绥路沿线由南向北推进，并在松花江沿岸设点堵截。我军各部分别抗击敌人，3军2、3团仍然坚守在珠河根据地，但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损失较重。11月中旬，2团在春秋岭遭敌500人包围，团长王惠同和政委赵一曼负伤被俘。赵一曼被捕后受尽敌人酷刑，1936年8月2日，抗联女英雄赵一曼被敌杀害于珠河，牺牲时才31岁。
三江英烈谱
1937年11月开始，日军多次向三江地区的抗联密营发动进攻。11月上旬，敌2000余人进攻七星砬子，抗联战士在战斗中谱写了壮烈篇章。次年3月，敌300余人向5军密营进攻，发生小孤山战斗，12名抗联官兵牺牲。小孤山改名为“十二烈士山”。10月，还发生了“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
21个月的时间，三江地区的8个军，有3个军(4军、8军、9军)完全解体，其他各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哈尔滨东北抗日指挥中心
中国共产党在日寇入侵之初，就表明了坚决抗日的决心，虽然当时在东北的力量薄弱，但仍派人深入到义勇军开展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同时也组建了党领导的红色抗日队伍。那时，哈尔滨曾是满洲省委所在地，党组织也担负起“总指挥”的角色。
深厚的革命基础
哈尔滨是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就曾到过哈尔滨，并在东华中学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20年以后，李大钊、瞿秋白、罗章龙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相继来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党的革命活动家马骏也到哈尔滨从事马列主义宣传工作，并筹备建立党组织，领导了1922年初哈尔滨人民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反帝爱国运动。1923年中共中央派陈为人、李震瀛等来哈尔滨，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独立组。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抗日斗争的需要，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罗登贤担任省委书记。同年，杨靖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从此哈尔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
1933年，按照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先后从哈尔滨派出许多地下党员、青年学生、优秀工人奔赴抗日第一线，或深入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了大批英勇的抗日志士，他们的杰出代表有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赵一曼、张瑞麟等。
他们都曾在哈尔滨担任重要职务，坚持抗日斗争，在白山黑水、深山密林中，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许许多多的抗日志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建立抗日游击队
1932年6月，南满地区成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当年11月，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将队伍整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初又经整顿，由袁得胜任总队长，杨靖宇任政委，并逐渐发展到了300余人。南满的海龙游击队1933年初经杨靖宇整顿后，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
在东满地区，延吉、珲春、汪清、和龙也有4支党创建的抗日队伍，1933年春，东满特委组成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总计200多人，枪械80余支，并在4县地区建立了10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吉东地区，先后组成了绥宁救国游击军、饶河农工义勇军、密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1932年4月，党派周保中到宁安开展抗日斗争，5月，宁安中心县委组建了绥宁工农义勇军；1934年2月，周保中联合救国军柴世荣部等，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后宁安县委又组建了宁安反日游击队。
北满多处开红花
在东北，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到1934年已建成15支。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也较差，在当时的抗日队伍的总数中微不足道，但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纪律严明，个人的政治素质较好，为后来党建立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在哈尔滨所在的北满地区，党也创建了多支抗日武装。
巴彦游击队：共产党员张甲洲回故乡发动抗日，于1932年5月组成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下设2个中队，200余人。6月，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等人帮助整顿队伍，赵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模范队，8月攻下巴彦县城时达700人。1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团。
珠河游击队：1933年春，赵尚志到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任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败，赵等7人携枪到达珠河，在县委的支援下于10月在三股流组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年底发展到70余人。1934年6月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委，辖3个总队及直属部队，共400多人。
汤原游击队：1932年10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帮助下，成立了“红33军汤原游击中队”，辖3个小队，由党团员40余人组成。不久受挫溃散，1933年1月重建，一度发展到60余人，又遭失败。是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3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由80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
海伦游击队:1932年夏，党派人策动伪军哗变，组成以顾风为首的抗日义勇军，编成1团，约200人。不久顾风牺牲，队伍瓦解。1934年春，党员孙玉久将义勇军“全友”队改编为海伦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
红色武装终崛起
1933年3月热河沦陷后，东北地区大规模的抗日义勇军相继失败或瓦解，总人数由最盛时的30万人(也有40万之说)锐减到7万人左右。义勇军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延缓了日本侵华的进程。
据日伪官方报告，自“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150多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的，平均每月50具。这个数字显然是日伪当局缩小了的统计，据周保中估计，到1933年上半年，日军被击毙总数就在2.5万人以上。
这以后，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开始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主力。
建立七支革命军
1933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满洲省委在5月和7月做出决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新策略，从而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相继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6军。
此外，活动于五常一带的“双龙队”自1935年春以来，经常与人民革命军第3军共同抗击敌人。1936年2月，在中共珠河县委和第3军的帮助下，将该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汪雅臣，所部800余人。
从1933年秋到1936年春，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和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发展到6000余人，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4大抗日游击区联成一片。党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各抗日武装，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走向一个新阶段。前一页2
松花江畔的文化抗战
“冲冲冲！我们是抗日的先锋，不怕你压迫千百重，我们要万众一心……要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抗日先锋》用《大路歌》曲调)
大事记(1938～1944)
1938年
1月1日根据伪满洲国“新学制”，哈尔滨原初级小学改称国民学校，高小改称国民优级学校，原来的中学改称国民高等学校。从此，哈尔滨中、小学被完全纳入了殖民地奴化教育轨道。
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将哈尔滨平房地区三屯、四屯、五屯等村约方圆6公里的地方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开始修建“食人魔窟”(七三一细菌部队)。
1939年
4月1日满铁收买哈尔滨航业联合会全部民股，在哈设立北满江运局，垄断航运业。
8月2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视察哈尔滨。
11月23日哈尔滨开始征收游兴税和饮食税。
12月1日日伪当局禁止东北人民食用大米。私自食用大米按“经济犯”治罪。
1940年
8月6日南岗马家沟桥桥基土质泡松，有轨电车一线6号电车经过时，大桥倒塌，电车颠覆，死伤48人，造成交通惨剧。
10月28日伪满第282号令公布，将双城县一部分划归哈市香坊区。
1941年
5月6日零时18分，绥化县发生大地震，道路崩裂，多数房屋倒塌，死伤百余人；地震波及哈尔滨市。哈市“有破壁颓垣等事故”。此次地震持续30秒，余震于零时21分5秒发生，持续5秒。
7月28日因物价暴涨，伪满洲国发布《七·二五禁止令》，规定以7月25日为准，全部商品不准涨价。
1942年
1月1日哈尔滨专卖署对专卖品盐、面粉、火柴、灯油实施同一“通账”配给制度，向市民发放“通账”。
2月11日日伪强令哈尔滨市民“捐献”“哈尔滨”号战斗机，在哈尔滨神社举行献纳式。4月1日哈尔滨市国民储蓄实践委员会成立，强制推行“储蓄”。
4月3日伪市公署公布《哈尔滨生活必需品供应细则》。
5月1日伪市公署强令征收金属、铜器，充作军需。
哈尔滨代燃机工业协会成立(因汽油供军需，以酒精代燃)。
9月1日伪市公署开始征收“市民税”。
1943年
4月27日哈市设置“矫正辅导院”，对人民进一步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
1944年
2月4日伪满洲国开始对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实行军事训练。
3月16日伪满洲国决定本年度强迫人民储蓄30亿元，其中哈市承担1.8亿元。
松花江畔的文化抗战
“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八月的乡村》)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
这是20世纪30年代鲁迅盛赞萧军和萧红作品的言语，而二萧和舒群、白朗等在哈埠沦陷前期，通过创办报纸副刊，占领文化阵地，进行抗战，流亡关内后被称为东北作家群。此后，文化战线遭遇日伪当局的疯狂围剿，在他们离开哈尔滨后，哈尔滨的文化战线却也没有因之而变为一片白色，在恐怖的白色下，哈尔滨的文化战线仍然露出了一丝红色。《大北风》、《南北极》、《北地人语》等副刊由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骨干关沫南、陈隄等主办，因刊发诸多暴露黑暗现实、鼓动抗争的小说，被纳入特务鹰犬的侦查视线，1941年，制造了震惊东三省的“一二·三一”左翼文学事件，“大北风”作家群大多被捕入狱。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哈尔滨是一座血荐轩辕的英雄城市。日伪统治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文化战线上的呐喊与搏杀尤为悲壮、酷烈。
沦陷之初，道里新城大街东南角牵牛花盛开的俄式木结构独门独院内，聚集了一批以左翼作家为主的文化名人，吟诗作画，忧国忧民。房主人即画家冯咏秋。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常来此处活动，引领抗日宣传。共产党人金剑啸创办“星星剧团”，排练进步短剧。萧军、萧红、舒群、白朗、罗烽等都是骨干团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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