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俄罗斯大地上控诉日军罪行 (2011-08-22 20:27:14)

我是夏雯静

2011-8-15 16:14:33　龙报专稿　来源：俄罗斯龙报


本报记者 王骞
    记者有幸接触到正在北京的冉炜君女士时，她那部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长篇调查报告《魔鬼的战车》已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等等国内、国际上众多著名图书馆收藏。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对当事人的直接采访，填补了战争历史史料著述的空白、并受到专家学者的多方面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武警》栏目及内蒙古电视台等等对冉女士进行了特别报道和专访。
    记者从冉女士那里得知，她本人打算亲赴俄罗斯查找相关档案资料，并探访二战期间参加过对日作战的老兵，以续写《魔鬼的战车》一书。
    带着一些疑问，记者采访了冉炜君女士。
    记者：冉炜君女士您好，请问您最初怀着怎样的目的写作《魔鬼的战车》一书？
    冉炜君女士：1990年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部叫《731.黑太阳》的电影，日本“731”部队在侵华时期用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做活体细菌试验的残酷场景，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一次又一次闭上眼睛，无法正视这地狱般的惨象。我甚至善良地怀疑人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同类做出这种魔鬼般的事情。9年后，也就是上世纪末的最后一天，我因为准备写一本反映内蒙古第一批解放军骑兵的小说，去拜访内蒙古军区原副司令王海山先生。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任王爷庙民警大队大队长。他告诉我，日本人撤退时在王爷庙播撒了大量鼠疫菌，致使这一地区鼠疫大暴发，导致全城十分之一的人和近200名苏联红军染疫而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日本人将研制生产的细菌用于战争，用于杀害无辜的平民，我心中的惊愕、愤怒、恐怖难以言说。我把这一段当地军民和苏联红军共同防疫的故事写入长篇小说《风暴萨拉河》，原来以为长篇小说的出版可以了却我纪念在日军细菌战中死难的人们，控诉日军在中国所犯罪行的心意。但小说毕竟是一种艺术作品，它还不能直观历史的真实。于是，我决定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多方采集细菌战受害者的实证，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内蒙古人民和苏联红军在日军细菌战中经受的灾难，从这个局部透视细菌战带给人类的灾难。
    我们虽然距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有66年的时间了，发生在那时的事情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但一场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下一场战争的开始。当和平的阳光照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人为的灾难。何况，在基因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合成病毒、生产细菌易如反掌，细菌武器因其成本低，杀伤力强仍被一些国家青睐。这些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魔鬼又会将难以计数的善良平民拖入地狱。我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我们对细菌（生物）犯罪的认识，警惕我们的生存威胁。
    记者：您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困难？并有哪些事情使您受到震撼以及印象深刻？
    冉炜君女士：这是一本完全用事实和证据说话的书，有时为了找一个证人或受害者需要跑上千里路，加上不少行政区域名称多次改变，采访和收集证据的困难可想而知。但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书写历史最大的困难和障碍就是历史。王爷庙地区曾经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后来首府迁至呼和浩特，遗憾的是在政府部门搬迁的时候很多档案丢失了。一些知情者所说的证据，例如，1947年以前内蒙古东部区的鼠疫流行情况，及当时在日军播撒细菌的地方采集的化验报告，内蒙古档案馆内均没有馆存。更让我无法逾越的困难是，1945年鼠疫大流行至今已经60多年，知情者和亲历人多数已经作古，他们带走了历史，很多最有价值的证词和情况错过了就永远无法补救。所以说，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
    作这样的调查和采访必须有一颗坚强的心脏，因为我听到的都是人间最悲惨的事情。一位叫白宝山的银行退休干部，王爷庙鼠疫大流行时他仅有9岁，当时他家18口人，因染疫死亡的就有11人，当他讲起每一个人的死亡经过，及没有死去的7口人因为绝望准备集体跳崖的事件时，我的心怎么能不受震撼；在一个叫凤凰山的小屯子里，我围坐在五位知情者中间，听他们讲屯里有8个人一起进城做生意，其中有7位喝了饭馆从日本人仓库里弄来的大米熬的粥，结果全部染上鼠疫。他们还把病带回了家，魏振庭一家17口人全部染疫死亡。他有两个美丽聪慧、性情温和的女儿，姐姐20岁、妹妹18岁，姐俩有文化喜欢看书，屯子里的人经常听她们讲故事。姐姐已经有了心上人，嫁妆都准备好了，在将要做新娘的时候死于鼠疫。按当地风俗没有出嫁的姑娘不能埋葬，两个原本漂漂亮亮的大姑娘，遗体被烧焦后丢在西山岗后。听他们讲这样的往事，我的心撕裂般疼痛，颤抖的手竟无法握住沉重的笔。这样的实例很多都已记录在我的书中。
    记者：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使您打算续写此书？
    冉炜君女士：这本《魔鬼的战车》虽然已于2005年出版，但我一直觉得它缺失一块主要内容，那就是当年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时遭遇的日军细菌攻击，以及当年苏联政府帮助中国东北防疫而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据我了解，驻王爷庙的苏联红军有一大批死于鼠疫。王爷庙（现称乌兰浩特市）北山建立的苏联红军纪念塔，被当地人称为“红军墓”，其中埋葬的是145名苏军驻王爷庙城防部队官兵。乌兰浩特市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纪念塔始建于1947年，原在王爷庙街兴安路中段东侧，随着城市的发展那里成了市中心，近年才迁到现址。参加迁墓的人说，旧塔下面的遗骨是经过焚烧后集体埋葬的，单独葬在塔体前方的是四位军官，其中有一位女军医是在防疫时死于鼠疫的。
    我在研究中发现在后贝加尔集团军进攻“满洲”过程中，凡是能够大军突进，没有遭遇日军抵抗的地区，正是战后发生鼠疫大流行的地区。从日本对苏战争之前，大规模准备细菌战的情形及他们战败投降后所发生的鼠疫流行情况看，日军必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了他们认为事半功倍，却又最为有效的“谋略细菌战”。我还需要事实和证据以证明我的推论。
    为什么迟至现在我才准备前往俄罗斯采访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在部队工作，按照中国的出入境政策，军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无法办理出国护照。今年，我终于退出现役，成为可以出境的公民了，所以才可能实现俄罗斯之行。
    记者：和上一部书相比，续写的部分将会有哪些新的内容？
    冉炜君女士：主要是我上面所说的缺失部分，它将取决于我将在俄罗斯调查采访的实证。另外，还将增加中国内蒙古赤峰一带当年鼠疫暴发的调查。
    记者：您需要在俄罗斯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哪些资料？需要找到什么样的二战老兵？
    冉炜君女士：我希望找到当年苏联防疫队采集的一些化验报告，和有关防疫的材料。我看过一部俄罗斯拍的电影《命令越过国境线》，其中有红军在进军途中发生传染病的内容。我不敢奢望时隔66年当年的亲历者还有多少活在世上？还有几位有叙述能力？但我相信那些作为档案被保留下来的东西，它永远是鲜活的，我期望找到它们。如果有可能，我想与参加过中国东北战斗的二战老兵交谈，特别是后贝加尔军区在这里参加防疫的医疗人员或亲历者，以及曾在王爷庙等地驻军的老战士。   
    记者：您作为一个女性，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持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请您设想一下，您将会遇到哪些问题和困难？该如何解决它们？
    冉炜君女士：还真没想那么多，我从小就在训练自己解决困难的能力，我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相信会得到俄罗斯许多热心人的帮助。现在，你们已经在帮助我了，关键是我得去做。
    记者：在您进行准备工作的过程中，都有哪些人和组织机构向您提供了帮助？
    冉炜君女士：我首先要感谢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的各位工作人员，他们的在百忙之中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还有圣彼得堡华人华侨联合会，以及《俄罗斯龙报》社等等，都提供了热心的帮助和建议，我在书稿完成之后，会专门辟出一章来对相关机构和人士进行致谢。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俄罗斯龙报》的专访，预祝您的俄罗斯之行取得圆满成功。
冉炜君
    籍贯河北省献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警上校。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务农。1976年入伍，从事多年医疗、新闻工作，曾任武警内蒙古总队直政处主任等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学历。1983年开始发表诗作。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文学作品有诗集《漂流者的胡须》、《天歌》；长篇小说《风暴萨拉河》；长篇报告文学《在底层》；长篇调查报告《魔鬼的战车》等。其中：《漂流者的胡须》获第三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在低层》获第八届金盾文学一等奖，组诗《九州悲歌》获第三届中国人口文化奖、第七届内蒙古政府索龙嘎奖，诗集《天歌》、长篇小说《风暴萨拉河》分获第五届、第八届武警文学一等奖。长篇调查报告《魔鬼的战车》被国家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等众多图书馆收藏。荣立个人三等功四次。

通辽位于内蒙古哲里木盟中部，地势平坦，海拔150—200之间，为松辽平原的一部分，也是达乌尔黄鼠疫源地之一。通辽南十几公里的地方，一条清河静静地从土地上流过，滋养着这里的人民。周家围子的人们择清河水而居，过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勤劳随着清河的水源源不断地灌溉屯子四周的黑土地，于是有了遍地黄豆、高梁、玉米和其它一些庄稼，这些五谷杂粮用丰收回报着耕耘的人们。1943年，周家围子已发展到6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屯内鱼贯两趟街，东西500米长，南北300米宽，丈余高的围墙使其与外界隔离。据说，修筑围墙原本是为了防止土匪进屯抢掠的。围墙的墙顶可以行人，四角各设一个炮台，墙内设有马道，村围子的东西南北各开一个门，供村民们出入。
1943年7月，周家围子于得胜家从附近的王凤阁屯来了一个亲戚，到他家的当天就死了。当时，于家的人不知道死者患的是鼠疫，就按风俗把他埋葬了。接着，老周家放马的邋塌臭也死了。村民们还没反应过来屯里将要流行鼠疫时，日本人的防疫班就到这里检查鼠疫情况了。防疫班是从吉林来的，由一个叫岗本的日本人负责。此人，50岁左右，中等身材，赤红脸，留着小胡子，穿便衣。在岗本的指挥下，7月13日由大德泉区区公所负责封闭了所有大门。围墙顶上每隔5米就有一个手持扎枪的保甲站岗放哨，不准村民跑出去。警察则在围墙外边严格警戒，骑马持枪流动巡逻。还不明就里的周家围子村民，突如其来坠入了灾难。周家围子因防疫共关闭了两个月，但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及时、有力的防疫却使全屯173口人死于鼠疫，占全屯人口一多半。整户死绝的就有6、7家。
据健在的老村民回忆说，村围子关门那天，防疫班就来了，那伙人穿着连帽子的白衣服，下面着靴子，全身上下只露着两只眼睛。其中也有中国人，可他们说话反着说，又看不到脸面，认不出人模样来。他们一来就从东头到西头家家户户检查卫生，查过卫生后防疫班就开始摸疙瘩。大家都说，那哪里是为了防疫，简直是糟蹋人。75岁的孙玉书说，你说传染病需2要隔离吧，可防疫班的人偏把每家的院墙都扒通了，从房前畅通无阻大摇大摆地走。那时，我们这儿一般不分家，兄弟几个结婚没结婚都住在一个院子里。防疫班一天摸两次疙瘩，不管男女老少，大姑娘小伙子，还是老公公小媳妇，全部脱光衣服男女各站一排，脸对脸。一个个夹体温、摸疙瘩。在围子东面的房子里还有一个大蒸屉，有时全屯的人都被召集到一起蒸衣服、摸疙瘩。房门口坐着两个防疫班的人，全屯的人排着队把衣服脱下来放进笼屉里蒸，光着身子出去站在当院铺着的炕席上再摸疙瘩。摸出疙瘩和体温高的都得送进隔离所。摸疙瘩的顺序是从上往下摸，先摸颈部，脖颈上长疙瘩的没好，准得死；再摸腋下，腋下长了疙瘩的人的一半是活不下来的；最后摸大腿根部，长了疙瘩十有八九活不成。一说摸疙瘩，人们就吓得哆嗦，一见你哆嗦就说你有病送隔离所去。
    防疫班里有一个叫崔天奇的中国人，只有16、7岁的模样，即是翻译又是技术员。说起这个人来民愤很大，他打人特别狠，蹦起来打。孙玉富说，有一次，在东门崔天奇给我摸疙瘩，我觉着痒身子紧了一下，姓崔的咣咣就给了我两个耳光，不由分说把我送进了隔离所。
村民们说，日本人知道中国人最讲究身体的隐私，防疫班摸一次疙瘩，我们受一次凌辱，有的人受不了这样肆意的羞辱，本来没传上鼠疫，也会上火发烧，结果不少人被送进隔离所活活折腾死了。
闹鼠疫那阵子，老鼠、跳蚤特别多，锅台上跑的都是老鼠。老鼠晃晃悠悠的，不定在那儿就死了。开始的时候，人们不知道老鼠死了捡了去埋，结果就传染上了鼠疫。那时的跳蚤也不一样，虮子大小，焦黄焦黄的颜色。关门时，家家户户收拾房子，整天用白炭抹墙，墙上不能有缝隙，老鼠洞也要全部抹死。张淑荣在谈到当年的防疫情况时回忆道。
对于该屯封锁起来搞防疫，年长的当事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们说，1943年附近很多村子也发生了人间鼠疫，如三和堂村比我们发现的还早，还有给我们屯子传来鼠疫的王凤阁，都没有封门防疫，难道别的村子闹鼠疫就不传染？他们还说，有的村子给日本人送了钱就没有封门，周家围子穷，没给日本人钱所以就被封锁了。
老乡们还说，那时发生的事情很蹊跷。防疫班总是在头一天就派人挖坑了，挖几个坑第二天准死几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可准呢。有人说防疫班给病人打的是一种定血针，打了定血针的人很快就死了。
孙玉书指证道，村民卢老八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媳妇病死后被日本人扒了皮，本来已经逃出围子的卢老八听说后气愤至极，他跑回屯子找日本人算账，撇起饭碗打了防疫班的人。他们把卢老八抓住，还让卢老八的弟弟捺住哥哥，给他打了一针，当时我在场亲眼看着卢老八打针后不到十分钟就死了。他可是一点病都没有的人啊！另一位见证人张淑荣也向作者讲述了卢老八的遭遇。
说来也怪，作者查阅了1943年通辽市、县鼠疫流行统计表，当年发病患者为1893人，死亡人数为1265人；表中统计的41处疫发点中却没有曾经大张旗鼓进行防疫的周家围子。
晋玉林老人当年18岁，他说，打了定血针准死人。可是人家要给你打你就必须顺从，谁反抗谁死的快。大家觉得反正是死，能逃出围子也许还有一线活的希望。
到了夜间，保甲们疲惫了不愿意动，就传大门，喊着：“住东传啊”，一个传给一个。我二哥在隔离所，李祥林的母亲见我二哥说：“老二，救救我吧”。当天晚上我二哥见保甲又在传大门，保甲们困的一个个闭着眼睛，喊：“住东传啊！”我二哥看准时机用绳子把李老太太从围墙系下去。老太太下去就跑，一直跑到余粮屯。到那边不敢进村，亲戚给她送饭。渐渐她腿上的疙瘩好了。等到入冬时，隔离结束，她才回到家中。
村民钱启明，当年22岁，据他本人回忆：我是关门第三天跑出屯外的，那天趁着天黑，老崔太太跟保甲唠嗑，我看准空隙，越墙而过，撒腿就跑。等保甲听到动静，我已经钻进苞米地里了。跑出来以后也没处去，只能在看庄稼的棚子呆着。围子里逃出来的有13人，其中有7人死在外面了。我弟弟那年12岁，也要跟我跑，我没能把他领出来，他传上鼠疫死在屯子里了。我父亲也得鼠疫死了，听说，他病了以后直喊头疼，死后防疫班的人就把他的脑子取出来，泡在药水瓶里带走了，可怜的父亲死时只有44岁。隔离封锁了73天，我家就死了两口人。这个防疫班是战心田（伪满公济医院院长）手下那伙人来干的。解放后，战心田被游街，枪决了。
孙玉富解放后在周家围子当了多年村支书。1943年，他已经22岁，在满洲国锦洲铁路做工。他回家的头一天，屯子就封锁了。他只能住在野外，用树条和柴禾搭成窝棚住在里面。喝土井里的水，啃青苞米，吃地里还没成熟的土豆和野菜维持生命。
孙玉富说：我回不了家，只能让墙上站岗的保甲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我父母。我母亲听说我回来了就在大墙上叫我进去，说死死活活咱们也得在一起呀。我说，我不能进去，进去咱家可就没活的了。那时，我家5口人，父母和两个弟弟。关门第七天，我母亲就被送进了隔离所，他死的时候只有45岁。那个时候，东门外是洋房子，说是洋房，其实也是普通的土房，因为日本人在那里住所以被叫做洋房。防疫班在那里换衣服，休息用的。西门外不出百米就是埋尸体和解剖人的地方。我家就住在西门口，平常是围子里负责看西大门的人家。隔离所里死了的人，都由一个叫杨印堂的人用耙犁架子拉到西门外去埋。所以哪一天死了什么人，我家里的人都看得见。我大弟弟自从知道母亲死了，又听人说她被防疫班的人扒了皮，他就天天哭。这么哭能不发烧吗，他没长疙瘩就是体温有点高，关进隔离所后两三天就死了。
接着，我父亲和我小弟弟孙玉书也进了隔离所，说是起了疙瘩。我在屯子外面，听到信后就给他们买大烟泡吃。日本人以为我父亲不行了，坑都挖好了。第二天一看，他没死，说：“怪呀？”听和我父亲关在一起的人说，防疫班还在一起议论过，我父亲为哙没死的问题。他们不知道，我父亲和小弟吃了大烟泡。
后来，封锁临近解除时放松了一些。村中劳力可以出围子干活了。见此机会我想回家看看，母亲和大弟弟死了，父亲和小弟虽然活下来，却不知是一番怎样的情形。我要回家就得在东门外接受检查。我长期在野外，由于蚊虫叮咬腿上很多地方都破了，那天正好是崔天奇给我摸疙瘩，他说我不老实，不但打了我还把我当做鼠疫患者强行关进隔离所。
这时已经到了防疫后期，防疫班的人两三天才来一次，平时没人管理。我本来也没病，就在院里转着看。只见院子的厢房里养了6、7铁笼白耗子，有一种像猫一样大小，还有一种一匝长，长着红眼珠的白耗子。我在外面时曾看到他们在洋房外面给白耗子打针、抽血，有时也给耗子打从病人身上抽出来的血。更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到厢房墙根下放着坛子，坛子里都是血水上面浮着药棉花。我好奇地用棍儿把棉花挑起来，一看下面泡的竟是人脑子，还有眼珠子。其它的瓶子里还有小孩子的肾子。
就这样，我没回家先进了隔离所，在里面呆了7、8天，一看也没人管了，就自己解除了隔离回到家里。
孙玉富的弟弟孙玉书，当年12岁。当作者到他家中采访的时候，他是惟一提出拒绝的，他说：“说了有什么用，死的人已经死了，我也不只一次地给来这里的讲过，他们听了走了，谁也没有替我们说话”。
后来，在作者不厌其烦的劝导和请求下，孙玉书最终讲述了他所亲历的“防疫”。
当时我家有父亲、母亲、二哥，我大哥在铁路干活，回来晚了一天没进了围子。我母亲先得的病，死在隔离所里。那时，死了人炕席一卷，用拉拉架子往西门外面拽。我家住在西门口，我亲眼看着他们把母亲的尸体拉出去了。可是，我却像做梦一样突然感到很迷糊，觉得拉走的不是我妈，我妈过些天就会回来。
母亲死后两三天，我二哥又进了隔离所，没几天就死了。接着我和父亲也因发热一起进了隔离所。一个吉林来的大夫要给我打针，我怕是定血针，气的嗷嗷叫，不让打，呆了几天反倒好起来了。防疫班的人都住在城里，上班来，下班全坐着吉普车走了。我看到隔壁的屋子里放着十多个黑色的坛子，还有白色的机器。我进了里屋，揭开坛子上的纱布吓了一跳，我看见里面装的全是人身上的东西。屋里还有几笼白耗子，其中有一只灰耗子，猫似的，和大白耗子关在一个笼子里。日本人把病人的血抽出来往耗子身上打。
女性村民张淑荣说，那年我只有12岁，我一家4口也都进了隔离所，只有我我从隔离所出来了。至今，我还有三件事情想起来即恐怖，又特别恨日本人。那时，我们全家和高老太太都在隔离所里，高老太太4、5岁的儿子死了，防疫班把他的尸体解剖后，割下他的小蛋卵（睾丸）泡在药水里，晚上没有带走，就放在厢房的墙跟下。高老太太等着防疫班的人下班都坐上汽车回城里了，她用棍子挑着瓶子里泡着的东西，哭着说：“这就是我儿子的小鸡儿、小卵啊......”
陆老八的媳妇死了，被日本人解剖了。他本来已经逃出围子了，听到信后冲到隔离所打了防疫班的人，那帮人抓住他，给他打了定血针。眼看着活生生的人，没多一会就死了。这两件事情都是我在隔离所亲眼所见的。
我从隔离所出来后，有一天站在大墙上，看见日本人正在西门口扒人皮呢，吓得我跳下来就跑。现在虽说过去61年了，但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梦见这些吓人的场面。
鼠疫患者死后，往西门外面埋。开始是一人一个坑，后来死的人多了就埋在一个大坑里。尸体埋葬之前全部进行解剖。我在隔离所亲眼看见，他们把一个人的皮扒下来，一掴盖在尸体脸上，然后往外拉走了。
西门外放着4张种地户雇人劳动时吃饭用的大条桌，条桌近两米长，一米宽，紫檀颜色。这4张桌子成了日本人的解剖台，把死人放在上面，有扒皮的，开脑子的、开肠破肚的。内脏挖出来的。小男孩的蛋卵也割下来，都泡在药水里带走了。
据当时负责挖坑埋尸的杨印堂等人讲，很多尸体是由岗本亲自解剖的。人死后放在条桌上，日本人像杀猪一样用水泼，然后开肠破肚。条桌下面放着坛子和水桶，尸体解剖后，人的内脏总要被扒出一部分放在坛子或桶里带走。有的没有咽气就被他们活活解剖了。
有关1943年，通辽周家围子的防疫究竟是一次防疫行动，还是一场涂炭人命的细菌实验，除了上述幸存者的证词外，还有历史挡案可以为证。1950年2月2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关于惩办日本细菌战犯的座谈会上，畎医科长发言中说：“日寇于伪满康德七年在通辽研究生菌，竟以活人进行实验，如将通辽南周家围子百余户的大屯子封锁起来，注射生的鼠疫细菌，而被感染死亡者即过半”。
1994年前后，周家围子需要扩大村民盖房用地，由于鼠疫坟已经和村子连在了一起，影响了村庄建设。当时，村支书赵玉书听说 鼠疫坟属于疫区，怕村民们盖房引得鼠疫再起，便想到起坟。经过批准，为安全计，专门由市防疫站地病科来起坟。当年，全屯死于鼠疫者达179人，但在这片地里只起出48具尸体。后来，村民在挖菜窑时又挖出两具尸体，共50具尸体。说明，真正埋葬在这里的尸体远远不到真实的数目。这件事情至今令周家围子人困惑不解。
据现任村支书赵文宏说，起坟时挖出一具女尸，是老晋家的。日本人听说这个女人利害，就要看看她为什么利害，死后用锯子把这个女人的脑袋锯下来一半，拿去化验了。起坟的时候，挖出来的真是另一半脑盖骨。
村民杨印堂在挖坑埋死人时做了记号，把人名刻在青砖。后来挖出来的青砖上确实用非常工整的字写着死者的名字。这些遗骨挖出来后，移到了清河的南河堤一带，挖了一个大坑，用汽油焚烧之后重新埋葬了。
为了了解的周家围子鼠疫坟的情况，作者专门访问了通辽市科尔沁区防疫站副站长冯国臣先生，当年正是他带领防疫站前往周家围子进行起坟工作的。他说，我们曾对周家围子鼠疫坟中的遗骨和土壤，采取了抽样细菌学培养，结果没有培养出鼠疫杆菌来。有关鼠疫患者尸体的保菌期到底是多少年，目前防疫界还没有定论。
东北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首次发生在1910年至1911年。这次鼠疫流行是由赴满洲里一带捕猎旱獭的猎民感染而后扩散。从满洲里沿铁路线传播，东至哈尔滨，南至沈阳，再经铁路、航运传播至北京、天津、山东等6省市，83个县旗。历时7个月，死亡人数达6万余人；仅内蒙古东部地区就死亡5231人。1920年～1921年，由后贝加尔传入海拉尔的鼠疫，迅速南下东北三省，至使7776人感染死亡。1945年～1948年，第三次东北鼠疫大流行却不同于前两次，它是由几个疫源地同时向外蔓延、传播造成的。而且它从1945年～1948年呈连年爆发情势。4年间，仅内蒙古地区的发病人数就达47522人，死亡39097人；而整个东北地区波及到的36个旗县市（包括内蒙古东部）据1946年～1958年的官方统计，发病人数达51672人，死亡42967人。1947年，仅通辽一个县即发病15710人，死亡1277人，全家死绝的就人316户，全村成为废墟的屡见不鲜。
读者从附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导致东北第三次鼠疫在流行的原发地为：内蒙古的通辽、新惠、王爷庙，吉林省的乾安、扶余五个县市，除扶余县基本上是在县内流行，没有向外地扩散外，其它四地即是原发疫区，又是中心疫区，是形成这次东北鼠疫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这五个人间鼠疫原发地，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1945年，日军撤退后这五个地处日军对苏作战防卫线上的地区，全部流行过鼠疫。而且，在以后的3～4 年中连年发生，至1947年达到高峰。
在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王爷庙鼠疫遗祸达十年之久。1945年～1947年，3年间流行腺鼠疫4次，肺鼠疫一次。1953年、1954年，又发生过两次小规模的人间鼠疫流行。1945年至1954年几乎连年都有鼠间鼠疫的发生。它的危害还在于，疫情不止发生在王爷庙城区，它像一只毒蜘蛛，以迅速的态势向外蔓延。
1945年王爷庙鼠疫流行后致使乌兰哈达、额而格吐等4个区22个村屯发生鼠疫流行。还波及到扎赉特旗、突泉、科右前旗、科右后旗等邻近旗县；再沿铁路线传播到白城子、洮南、哈尔滨、开鲁等地。其中有的地区受感染后成为新的疫源地，再次扩散，从而造成更大区域的鼠疫流行。
当年11月王爷庙东邻的白城县县城及老道庙等地，受王爷庙鼠疫的殃及引起当地鼠疫流行。至翌年2月，在白城子街内有67人染肺鼠疫死亡，并在老道庙等8个自然屯发生127名患者，死亡126名。白城子受王爷庙涉及发生鼠疫流行后，又进一步传播至沈阳市。据档案记载：1946年2月28日，有一白城子旅客去沈阳，住于该市东亚街一段62号住户王茂林家中，当晚发病，翌晨死亡。随后有同街数人及王茂林本人患病不久死亡。经沈阳市防疫所取王茂林的血样进行细菌学检验，结果确系真性鼠疫。沈阳市传入鼠疫后，先后有37人染鼠疫死亡。若非当时沈阳市政府采取紧急防疫措施，险些酿成大患。1947年7～11月间，在白城北部的的八家子至东升一带，又有26个自然屯发生鼠疫，发病771名，死亡658名。
1945年8月～1946年3月，洮南县县城等10处流行鼠疫，有320人发病，死亡317人。其中仅洮南县城就发病209人全部死亡。此次洮南鼠疫流行，系因本县的刘天俊由王爷庙感染肺鼠疫后逃回本县娄罗屯所引起的。刘发病死亡之后，因各地前来送葬者传染。遂引起洮南镇等地的肺鼠疫流行蔓延。1947年王爷庙发生鼠疫流行时，又再次传入洮南县。这次是由于“洮南拉金（那金）乡一位蒙民吊丧受传染而发生”。1947年，洮南县有17处流行鼠疫，疫患128人，死亡105人。此外1945年洮南县发生肺鼠疫流行后，曾于1946年2月日月传入镇赉县城，因有一名洮南肺鼠疫患者逃往镇赉镇，以至引起当地肺鼠疫流行。结果造成123人发病，120人死亡。当年 镇赉县城共发生155名患者，死亡150名。
1945年11月5日，从未发生过鼠疫的内蒙古扎赉特旗，有人由王爷庙的西贵饭店受感染将鼠疫传入，引起本旗的鼠疫流行。至12月下旬终息，共波及4个区11个村屯，发病121人，死亡119人。我们在前文业已叙述的凤凰山鼠疫，即是在西贵饭店受的感染。
1945年11月15日，黑龙江省泰来县城毛家大院居住的铁路工人张树德，由白狼沟经过疫区王爷庙，回到泰来镇后发病，翌日死亡。接着，便在毛家大院内引起鼠疫流行，至12月5日，先后有11人染疫死亡。
据《内蒙古自治区鼠疫流行史》记载，1945年王爷庙发生鼠疫后，还曾传入吉林省开通县。
1947年王爷庙鼠疫流行时，又传入内蒙古的突泉县。波及全县9个区36个屯及县城，发病477人，死亡417人。
1947年8月下旬，皮毛商人何清云，由正在流行鼠疫的王爷庙贩卖破旧皮毛衣物至哈尔滨，于8月27日发病，9月5日死亡。经医学解剖和细菌学检验判定为真性鼠疫。结果造成市区鼠疫流行，发病56人全部死亡。（战争与恶疫309～310页）
从以上传播经路可以肯定，日军在王爷庙制造的鼠疫，在1947年东北鼠疫大流行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1945年王爷庙的防疫工作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日伪政权被摧毁不久，王爷庙街刚刚光复，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伪满时期的医疗机构有的被日军撤退前烧毁，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老百姓患病后无处求医，只能用土方法应付，使疫情急剧扩大，并迅速蔓延到乌兰哈达、额尔格吐等4个区22个村屯，并波及到扎赉特旗，又沿铁路线传播到白城子、洮南、开鲁等地。疫情发生后，经苏军军医库奇鲁克确诊为鼠疫。9月17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防疫司令廉斯基上校带领40多名防疫队员，其中包括10名防疫专家，从后贝加尔乘飞机起飞紧急赶往王爷庙。在苏军城防司令部统一指挥下，动员当地医务人员组成防疫队伍，并设立检疫组、消毒组和隔离医院等防疫组织，由城防司令部供给由苏联空运来的药械、装备等，积极开展鼠疫防治工作。在苏军军医的协助下，卫生防疫人员积极努力，疫情于1946年12月中止流行。可是，没过多久，王爷庙又继发了肺鼠疫。当时，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已经成立，为了加强鼠疫防治工作的领导，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组织防疫队伍，积极预防，抢救病人，扑灭疫情。
遗憾的是，在《1945年—1950年内蒙古东四盟防疫工作总结》中称，1945年～1946年防疫工作的具体材料已经全部丢失。正因为这样，作者只能用采访当事人的办法，挖掘和再现一些残缺的历史片断，心此来弥补这一损失。
巴音图在王爷庙光复后曾任民警大队副大队长。1945年，王爷庙鼠疫流行时，他带领部队官兵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防疫工作。他在回忆中说：
苏联红军于1945年5月13日占领了王爷庙。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时，苏联红军的大部队还没撤，日军还有一些散兵游勇，土匪也趁机泛起，加上日军撤退时炸毁了铁路和桥梁，交通瘫痪，使王爷庙一带的的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的生活极为困难。马·诺夫斯基元帅找原伪兴安总省省长巴彦满都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先恢复兴安省维持治安。当时，我们这些起义军人正在洮南和苏联工兵一起修日军炸毁的铁路桥梁。
伪满时期，日苏对立，日本关东军在王爷庙北山一带有阵地。苏联红军从阿尔山进入国境消灭了阿部师团，可是供应日军前线所需的大量的军粮库、兵站还在王爷庙。日本人就把带菌的老鼠放进了粮库。我们曾进过日军粮库，那里面的耗子很多，个头像猫一样大。伪满时期，人们没吃没穿，18岁的大姑娘穷的没裤子穿，来了人用簸萁挡在前面。苏联红军进入后粮库都打开了，当时没人知道日本人在粮库里下了毒，认为这是弄粮食的好机会，挑着担子，端着盆往回拿粮，饥民吃了以后就得上病了，而且传染的很快，使许多老百姓死于非命。
我们参加“8.11起义的青年军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以协助苏军防疫为由向苏联红军驻王爷庙城防司令递交了要求成立民警中队的申请书。苏军当局也因社会需要，立即同意了这个要求，9月2日，我们从洮南一回来就给我们发了枪和印有红地白字MHYC（意为民警）的袖标。
据我所知第一个确诊为鼠疫的是苏军战士。苏军驻王爷庙城防司令部一经发现疫情立即向65集团军报告，苏军紧急派遣了40多人的防疫队，9月17日左右调用军用飞机从后贝加尔起飞来到王爷庙。苏军来后就把王爷庙围起来了，王爷庙的市民不准出去，附近周边地区的人不准进来，以防传染。苏军城防部队为了防疫，全部迁到城外的北山上，住进帐蓬，形成驻军区，四周放哨，实行戒严。听说，有不少苏联红军死于鼠疫，但具体数字不清楚。
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执行警戒和防疫宣传，通过市区街道动员老百姓去到苏军防疫队驻地去打防疫针。我们还和防疫队一起给水井消毒，每家每户都给洒上白灰。另外，还要维持城内的秩序任务很重。
原山西省军区吕梁军分区副司令员图门昌，也是参加过“8.11”起义的军人。1945年，他和民警大队的战友一起参加了防疫工作。他说，鼠疫菌是放在粮食里的，日伪时期老百姓吃粮实行配给制度，只能吃到玉米和土豆。解放了，听说日本人的粮库里有的是大米、白面，都去抢，这就使鼠疫流行起来。
8月26日，苏联红军驻王爷庙城防司令巴拉巴什，派人来把我们从洮南接到王爷庙，并以我们为主成立了王爷庙民警大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防疫、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到达王爷庙时，鼠疫已经进入爆发期，民警大队和苏联红军共同担任了警戒任务。为了防止传染，苏联红军承担了疫区内的一线警戒，我们担任外围警戒，不让我们靠近一线，正因为如此民警大队担任警戒任务的官兵无一人感染鼠疫。在担任警戒任务时，我看到出入疫区的防疫队员多数是苏联人，有好多是女医务人员。那时，我常看到拉死人的车，但对疫区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我只知道这一年王爷庙爱国街的鼠疫流行最利害，我站岗时看到一辆拉尸体的车，上面恐怕有百十来具尸体，都用白布包裹着，是苏联红军帮助拉的。他们都穿着防疫衣，戴着防毒面具。
我们有一位军医在苏军指挥的防疫队里牺牲了。他叫阿拉坦巴根，是陆军学校第八期的学生，少年科毕业后被派到日伪哈尔滨市医科大学，毕业时正好日本人投降了，他就回到老家王爷庙，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民警大队。我是在那时才认识他的。那一年，他23岁，个头高大，圆圆的脸粉红粉红的，还长了一双大眼睛，是个帅小伙子。由于，他懂蒙语和俄语，苏联红军吸收他参加了防疫队。可是，他去了就没有再回来，后来听说他染上病了，苏联红军通知我们的领导说，他牺牲了。

证言人图门昌近照

原乌兰浩特市人大副主任白希侯和夫人白淑枝都参加过1945年的防疫工作，作者曾在2000年6月、2004年11月先后两次采访二位老防疫工作者。
1945年，19岁的白希侯在张家口中央医学院读大学一年级，8月张家口的日军开始撤退，局势发生变化后学院便放了假，他只好回到家乡王爷庙。他说，我回到王爷庙时，这里已经开始发生鼠疫了。一天，我穿着带“M”字领花的学生装从街上路过，被一个苏联红军一把抓住了，他指着我的领花对一个苏联女军人说：“这有一个大夫”。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他们带到了苏军防疫队。原来是我的领花表明了我的身份是学医的。这样，我就开始了自己为之大半生的防疫生涯。
苏军防疫队里的护士多数是40岁以上的苏联妇女，我在这里主要负责打防疫针。当时采取的防疫措施是从外由内进行的，即先在非疫区的村屯进行疫苗注射，再往城区深入，经过宣传老百姓纷纷赶来排着长队打针。那时用的疫苗负作用比较大，一般在背部注射，注射部位起拳头大小的疙瘩，还伴有发烧症状，两、三天才能恢复正常。
开始，疫死的人都是自己埋，后来老百姓怕防疫队知道烧房子，自己悄悄埋的尸体也不少，冬天有些人家死了人外面的地冻着挖不动，就放置在自家的炕洞里，活人和死人住在一起。所以我们还要寻找疫死者的尸体，找到了挖出来再按防疫要求重新埋葬。
我们和军大来的学生一起宣传防疫，站在房子上用铁筒子喊，让老百姓提高认识，发现鼠疫患者及时报告医治。当时老百姓已经是谈鼠色变，只怕摊上鼠疫，又怕烧房子，有了病能藏就藏，能躲就躲。这给防疫带来了极大困难。当时没有更多的防疫措施，老百姓按我们宣传的防疫办法，都穿上了高筒袜，以防跳蚤叮咬。高筒袜用什么做的都有，有的男人也穿着用大花被面做的高筒袜。许多人没有布做口罩就用毛头纸（一种用芦苇制的纸），把它用手揉软乎了，用针扎上密密麻麻的小眼，叠起来用绳子穿上，当口罩戴。我们防疫队的队员是用苏军发的纱布中间夹上脱脂棉，做口罩。我们的防疫服是从日本人的库房里捡的，到现场时就穿上它，戴着手套和眼镜。工作一会就全身出汗，回来后防疫服里能倒出水来。防疫服也不是每人一套，所以脱下来的防疫服马上消毒、清洗后晾晒在绳子上，别人进检疫区时再穿。我们后来到患肺鼠疫的疫区，按要求必须带上防毒面具了。
有一个姓马的回族人，家里原来有7口人，我去他家觉得人口好像少了，就问你家有几口人？他只说了现有的数。我们在他家各屋都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就回去了。防疫结束后，我又碰上老马。他说，小白呀，你说防疫的时候我家是啥样？我家死了好几口子都在炕头埋着呢。我说，你多危险，把一家人都坑了咋整呢！他说，当时谁还顾上那么多呢。
还有一个叫周大个子的人，我到他家检疫的时候发现他的媳妇不在，就问，大嫂哪儿去了？他说，在后屋，还是上茅房了。我看他们一家都坐在炕上，不像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样子，就把我稀里糊涂地胡弄过去了。第二天，其他的防疫队员从他家的坑洞里把尸体抬出来了。

我是夏雯静

那时死人死的真激烈呐，有的人家7、8口人死的一个不剩，有的只剩一个小孩。最惨的是爱国街的孟家豆腐坊，我搞巡察的时候去过他家，头两天去的时候一家8口都在屋里坐着呢，我进去一看都挺好。我隔天再去的时候，8口人横七竖八死在炕上、地下的都有，就剩一个刚会爬的小孩在他妈妈的身上找奶吃呢。我一看孩子没有病，就把他抱回防疫队，放在来苏儿水里洗了洗，泡了一会，看那孩子干干净净的了。孩子放在那儿，饿得哇哇直哭。我那年只有19岁还没结婚侍弄不了孩子，给人又没人敢要，干着急没办法。后来，有一个老头看那孩子可怜，说给我吧，我也是光棍抱回去养吧。
有一个姓薛的单身木匠，是个热心肠的人，性格特别豪爽。他不但帮助我们作防疫宣传，还为那些疫死的病人义务打制棺材。有一次我到他家去检疫，他告诉我，自己有点发烧，好象也长了疙瘩。我给他查了，发现他腋下淋巴确实肿起来了，但它还是光滑的没有和皮肉包在一起是早期腺鼠疫。按要求我应该把他送到隔离区去，但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我真不忍心，就多给了他几片磺胺，让他呆在家里哪儿也别去，如果明天不见好就得进隔离所了，结果到了晚上，他躺进自己做的棺材里，用斧子把自己的头檗开自杀了。

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每天死那么多人，心里也害怕，私下说，不一定哪一天也得摊上这个病。有的同事一两天没见，见面后也会调侃地说：“小样，你还活着”。因为我们是在生死线上工作，所以同事们相互都很关照。留下值班的同事，一早就开始挑水，给每个大缸里都加满水让太阳晒着，为的是让疫区回来的人清洗消毒时，不至于水太凉。我们这些防疫队的小伙子，只要从疫区一回来，马上脱掉防疫服，就光着身子跳进盛着来苏水的大水缸里了。大家都说多泡一会，就不会传染上了。但到了后来，看着一家一家地死人，自己反倒不怕死了，想多活一天也赚了，一定让这一天活的有意义吧。

白希侯的夫人白淑枝也是1945年参加的防疫队，她在回忆时说：
1945年8月，日军撤退时曾经也要把我们医院的医务人员全部带走的，我们的行装都准备好了，苏联红军大兵压境后，把日本人的部署打乱了。日军撤退后，我工作的伪兴安医院还有不少日本人没有撤走。光复后，我们这些小护士非常庆幸自己没被日本人带走，都特别想回家，但日本人撤退的时候把铁路、桥梁炸了，铁路线断了无法回去。只好同那些没有撤走的日本医务人员留在医院里。很快，各种传染病开始在王爷庙流行起来，患病人数最多、危害最大的是鼠疫，但同时流行的还有斑疹伤寒、麻疹、霍乱等病。内科医生长田是日本人，日军投降后不久他患上了斑疹伤寒，后来还传染给我们4、5个人。我也被传染了，由于是在医院里救治及时，我经过十几天的疾病折磨，终于幸存下来。
45年10月5日号，苏联红军把我们这些有点卫生知识的人召收到了防疫队，同他们一起搞防疫工作。当时，王爷庙没有全部封锁，而是采用了疫点隔离。分警戒圈、大隔离圈和小隔离圈。如爱国街死的人最多，就把那里封锁起来，当时我们称为大隔离圈，这里的居民每天由我们给查体温，看有没有异常情况，如果发现高烧，或腋下、大腿根长疙瘩，像喝醉酒似的打晃无疑是患上了鼠疫。这样的疑似患者就被送到就送到小隔离圈，也称隔离所。进了这里的病人很少有活着出去的。防疫队里还有专门的消毒组，对疫死者的房屋一般采用涂撒白灰的方法，这样跳蚤落在白炭上就跳不起来了。再用石炭酸，来苏儿分别对屋内的器具物品和人体进行喷洒消毒。
45年11月份，腺鼠疫流行似乎是要消停了，但没过几天肺鼠疫又开始爆发起来。这种鼠疫传染力强，死亡率也特别高，有的患病几个小时，一吐血就死了。我们称它为闪电式死亡。一天，我们接到通知，应家屯发生疫情要求我们小组立即去处理。我们到了那里才知道，这是一个11口人大家庭，儿子原在东北军政大学，起义后也没回家。一天老太太去院子抱柴禾，看见她家的狗叼来一颗死人头，正在柴禾垛上啃。老太太看到心里    得慌，慌忙把狗赶走，用簸萁铲上死人头埋在了院外。死人头上的血沾到柴禾上，老太太也不知道，又抱了沾着血的柴禾烧火做饭，饭熟了，家里人发现老太太倒在灶火坑边，吐了一滩血死了。老头来拽老太太也传上病，很快就死了。不到二天，这家人就死的剩下一个过门不久的新媳妇了。我们看到那种情况都很同情剩下的这个媳妇，为了防疫她家的房子和所有的东西一起烧掉了，我们给他做了检查，确定她没有患上病，不忍心把她送到隔离所去，就在她家院子里的柴草垛里刨了个坑，把她放进去，每天给她查体温，喷洒来苏液消毒，还给她送饭。这样，当我们结束在这个屯的防疫工作时，确定她没有感染鼠疫，才让她从草堆里出来了。
起初，疫死的病人就拉出去埋了，后来疫情严重后采取了集体焚烧掩埋处理。尸体收集到几十具就烧一次。烧尸体的地方有篮球场那么大，尸体下面铺上野外挖来的杏木疙瘩，尸体上浇上火油烧。人的脂肪一烧着冒的烟又浓又黑，打着旋，遮天蔽日，焦糊的味道奇臭无比。
防疫队员里也有传染上鼠疫的，我的战友满守芹就得了腺鼠疫，发现的早做了淋巴摘除手术。
我们的老师阿拉腾巴根，30左右原是伪兴安医院外科的中尉军医，光复后参加了防疫工作。他在防疫中传染上了腺鼠疫，从此，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绝对不让我们任何人接触他。我们只能隔着窗户看他自己给自己治疗，往脉管里打针。他的病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他自己切开淋巴往里面放药，我们看着心疼就在外面喊。没有用，他意识到自己非死不可了，不愿让我们传染上。我们眼看着他用自己的毅力跟鼠疫斗争着，但最终也没有好转过来，还是去世了。
那时也许我年龄小，虽然每天在死人堆里工作，却没有恐惧感，也想不到传染上自己该怎么办。遇到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有时没来及做好防护也进疫区去处理。如果，市区外的村屯发生鼠疫，我们接到命令就会立即出发。当时，缺少交通工具，三、五十里地的疫区我们一般步行去，一走就是大半天。夜里住在野外或者寺庙里。
当时社会秩序特别混乱，土匪也很猖狂，我们到乡下防疫也会受到土匪的袭击。我们的院长沙木勒扎布，带着七、八个女防疫队员到赤峰执行防疫任务时，在路上遭到土匪的袭击。他们抓到我们的防疫队员，就把衣服扒光，用铁丝从锁骨上穿过，拉在马车后面跑，直到拖死为止。所有被杀害的防疫队员的尸体都被吊在了树上。我们的防疫队员就是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工作的。
白希侯、白淑珍夫妇作为王爷庙鼠疫大流行的见证人，首批参加王爷庙防疫队的成员，他们用“人间地狱”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他们说，日本人真是残忍，下手太毒了。王爷庙从地理上划分，虽然也属于达乌尔黄鼠疫源地，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人间鼠疫。侵华日军占领了我们的家乡，在这里统治了14年，掠夺了我们无数的资源。仅大兴安岭的木材，日本人在满洲铁路修成后，就日夜不停地运输了十几年。结果，他们在撤退时又用鼠疫菌污染了我们的家乡，造成这一带地区数十年的鼠疫遗患，成千上万的百姓在战争结束后，仍然不断被日军细菌战的屠刀杀害。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想通过你的这本书，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提高对细菌武器的警惕，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1942年日军在浙赣战役中，按照既定方针，采取不损害己方的方法，在浙赣铁路沿线进行了旨在使中国军队人数锐减的细菌战。但是，在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后，由于中国军队撤退速度快，日军不得不进入散布细菌的地方宿营，又因饮用附近的水，致使多数日本士兵感染，结果，杭州陆军医院住满了日军患者，死于医院者每天都有3～5人。8月，收容的患者达数千人。（《日军罪行证明书》）
据日军的资料，在这5个月里，日军受伤者为2767人（也有传说是5000人），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患者人数（11812人）却特别多，而患者的80%以上集中于 6月16日开始的第三期战斗之后。
参加过淅赣战役的日军士兵福村繁在回忆录中说：前进的目的地衢州一带，因鼠疫、霍乱等瘟疫猖獗，我们时而打三种混合预防针，时而接种牛痘，差不多所有的士兵都因化脓发高烧，开战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同病魔的斗争......。我们战战兢兢，不知道自己将饮弹而亡，还是将中毒而死。我们在就餐动筷子以前，首先察看食物的色、香、味，还要看是否煮熟，这简直也是一场战争。我们与敌人斗，与水斗，有时还要被“此处有鼠疫”的标语吓得魂不附体。
散布连日军也深受其害的细菌，使日军内部出现了混乱。井本也在日志中说，对细菌战缺乏信赖，把细菌战看成是麻烦的事，这就是现状。

另一位在回忆录中涉及到细菌战的是松田十郎。他出生于1930，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正式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进入了为称霸世界而进行的侵略战争时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松田十郎从小学开始就接受了战争教育。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当时全部的教育方针都把为战争做贡献视为“善德”，而把除此以外所有对战争持不同态度的人统统称为“国贼”来论处。对于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我来说，因为没有了基于强烈的爱而产生的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这一套教育就被我全盘接受了下来。当时，我完全听不进哥哥姐姐，亲朋好友的反对意见，为了“立志”，在我14岁那年春天，也就是1944年3月，志愿参加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来到王爷庙。
1945年8月13日，苏军已经邻近王爷庙的时候，松田十郎和他的队友加杂在上千名日本难民的队伍中开始了逃难生活。他们在前郭旗向苏军缴获械后，于10月中旬他再次回到王爷庙，住在一间大客栈中，靠在镇上的粮库中搬运粮食维持生活。但是传染病并没有放过这些日本少年，他们也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参加过王爷庙防疫的白希侯、白淑珍夫妇告诉作者，贾家店当时有二百多名日本人，是没来得及撤走遗留下来的，有开拓团的和义勇军的。有一个是林业方面的工程师。98年，曾有一名曾在贾家店的日本人回到了这里，还来拜访过我。他曾在齐齐哈尔遣返的时候没走，参加了八路军第四野战军。这些日本人得鼠疫死了也不少，因为那不是我们这个防疫组负责的，所以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这一段记忆的空白，松田十郎先生用《我的命运之变迁》作了弥补，其中详细记述了这一段让他刻骨铭心的经历。（照片）
10月底，在俘虏收容所，不得不与一直患难与共的中队本部作“命运的别离”，而后又被丢在这兴安街福泰栈里的我们60个人，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地由于营养失调，斑疹伤寒的流行，加上寒冷的到来，而与悄然降临的死神见面了。
从11月中旬开始，好象每天都在死人。有的因发烧而突然说起胡话，渐渐的声音也没有了，最后身体也凉了下去；或者是被高烧烧得昏昏沉沉，然后渐渐地停止了呼吸；有的人全身皮包骨头象一具活着的骷髅不声不响地也死了；还有人挣扎着上厕所，走到冰天雪地的屋外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外面冻成了冰人......就这样,今天两个,明天五个，才刚刚十五、六岁生命的灯火就无情地熄灭了。
火炕上铺盖间的缝隙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扩大，房间里弥漫着悲凉的气氛。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想把亡友的遗发、指甲带回日思夜想的故国供奉起来，大家都分别把朋友们的遗物珍重地藏在怀里，但特地作的这些努力全都白费。第二天厄运就有可能轮到自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连下去，结果到后来这些朋友的重要遗物连同遗体一起统统送进弹坑埋掉了。
我和阿恒是邻床，睡觉时铺盖挨着铺盖，枕头靠着枕头。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比较健康，时而起来为病得起不来的朋友们，用所剩无几的粮食，帮他们做饭、取暖，因为寒
1994年6月松田十郎（左二）在乌兰浩特市参观蒙古族小学

冷坚持不了多久，马上又钻进麻袋。
在卧床不起的状态下，令我们苦不堪言的，不仅是发烧、饥饿、寒冷，更难受的是我们睡觉的火炕上，除了干硬的粘土外，只铺有一张席子，大家的身体都早已是皮包骨头，一翻身与炕席磨擦就疼痛钻心，其疼痛处用手轻轻一摸，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化脓了，特有的腥臭味直冲鼻子（现在我的两腰上，还清清楚楚地留着当时留下的伤痕，这象征着我一生永不磨灭的记忆）。
我和阿恒间的会话也在一天天地减少，后来他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有时一天当中除了从痛苦中发出几声呻吟之外，完整的话一句都听不到。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2月25日，那一天，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突然我感到阿恒的手急剧地冷了下去，第天我们相互握手时从他手上传来的鼓励已经感觉不到了。我不由得喊起来：“阿恒，阿恒”，看着阿恒的脸，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颜色；身体也渐渐的冷了下去，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我拼命地喊着，希望出现奇迹，希望阿恒的眼睛突然睁开，直到我意识到那只是梦想时，已经过去了好久好久，我的眼泪也哭干了，只是哽咽着不知又过了多少时候。
......阿恒走了以后，我的精神也一下子崩溃了，渐渐地开始出现了意识朦胧的症状。这样的症状持续了几天后，我自己已经完全陷入了意识不明的昏迷状态，以后的事情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昏迷中好象曾经醒来过，但没过多久就又昏睡了过去，等到再次醒来已经是几天后的一个清晨。这一次我总算是真的醒了过来。我发现我躺在暖暖的炕上，下面不再是光光的席子而是松松软软的褥子，身上盖的也不再是麻袋而是喧腾腾的棉被。头上凉凉的敷着一块湿布，虽然还发着烧但感觉起来很舒服，象是在天堂，又向是回到自己的家里。
慢慢地向左右偏过头看看，有一位中国妇女歪在我身旁静静地睡着。过了不大一会她也醒了。她注意地看了一下我的脸，我对她点了一下头，她对我笑了笑把手伸过来试了试我的额头，没说什么，只是现出满脸高兴的神色，对我点了一下头之后，马上起身把好象是她丈夫的人叫了过来。
她丈夫会说日语，据他告诉我他是蒙古人，在伪满时期当过警察。日本战败后，满洲国也跟着跨了台。他失业后开了个豆腐坊，和同住在一个院里（为四合院，是中国独特的建筑群结构，父母、兄弟等的房子都建在用围墙围起来的宅地里）的兄长一起经营。在当时比较混乱的时期，城里住着的一些人聚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叫作“道德会”的慈善团体，开展各种互助活动。这家的房东也入了这个会。去年12月31日，听说我们在“福泰栈”的情况后，立即和许多会员一起来到“福泰栈”，看到我们的惨状，马上把还有一口气和孩子，分别地，或者带回自己的家，或者托熟人给予适当的照顾和治疗。
我就是这些被救出来的孩子中的一个。据说当房东把我抱回家来的时候，我轻的和十岁小孩差不多，发着高烧，全身长满了虱子，到他家后立即把我身上穿的麻袋片全部脱下来烧掉，头发也全部剃光，换上干净的衣服后，让我睡在暖暖的炕上。由于极度的营养不良和斑疹伤寒的影响，我浑身烧得滚烫滚烫。因此，他们就把家里有的中药找出来让我喝下去，额头上不断用冷湿布敷盖以降温。为了照看我，房东太太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好觉。
听了这些话，我的喉咙哽住了，我想说点什么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跟房东太太一连声地说：“谢谢、谢谢”。
多亏了有他们这样的救命恩人，我才能有今天，我才可能到阎王爷那里做了客后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
然而他们为什么宁可自己做出牺牲也要拯救我们这些卑微的生命呢？
他们过去是受过日本统治压迫的人，有些人即便违背本意为傀儡政权做过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随着侵略国日本的垮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土地，还有自己的家园都回到自己的手里，他们应该扬眉吐气。尽管他们痛恨日本，但对我们这些来自敌国的日本孩子，带到家里精心照料，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始终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反过来说，在今天的日本人中，有没有人能够理解这样崇高的、人道主义的行为。这实在是个疑问。
在这之后，房东一家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我身上。为了能使我恢复健康，他们付出了所有的努力。
这是一个高尚的，实在的民族的爱，跨越国界的爱，博大的爱。如果不是体现博爱精神的具体行动，那又是什么呢？
我真是很幸运。房东家开着个豆腐坊，每天能让我喝到豆浆，吃到各种各样以豆腐为原料的小菜，对大病初愈的我来说这比什么东西的营养都丰富，再加上我休内蕴藏的青春活力，身体的恢复一天比一天快。
就这样在房东无微不至的照料之下，我在意识恢复后大约过了三个星期左右就能下炕和房东全家一起做些家务，或在豆腐坊里帮帮忙。

我的体力差不多已经完全恢复了，虽然有的时候还有点虚弱，但和全家一起做事已经不成问题。同时，我的汉语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日常生活会话已经能听懂了。俗话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熟睡的时候，把我从福泰栈救出来的房东，突然跑进来把我摇醒，叫我立即穿上衣服跟他走。我在迷迷糊糊感到一定事出有因，黑暗中抓起衣服套上，跟着他就来到门外。出来后没有奔正门而是去了后院，来到后院墙跟底下，他先让我踩着他肩膀翻上墙头跳出去，然后他自己也一纵身上了墙头翻了出来。下来后一句话也不讲，拉上我的手就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一口气跑了三十多分钟。累得大病初愈的我上气不接下气，一屁股坐在冰凉的地上。到这里他才把真相告诉我。原来在四合院里一起住着的他的哥哥本来就痛恨日本，讨厌日本人，弟弟家里住着这样一个日本小孩已经使他恼火万分，又正好赶上城里鼠疫大流行，谁家如果一旦染上，不出两三天就会死人。
死者的房子也要同尸体一起被烧掉。而且还要在周围拉上铁丝网隔离。上街一走到处都象迷宫一样，死胡同连着死胡同。那些日子里，到处都在传说，城里流行的鼠疫是日本人散布的细菌，不是特务机关就是关东军干的。
这件事肯定也传到了房东哥哥的耳朵里。使他更加仇恨日本人。他下决心要刀劈所有的日本人。首先要杀掉我，拿我的人头来血祭青龙刀。他弟弟不知怎么察觉了他的行动，慌忙跑来，先把我救出去。于是才有了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听了这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恐怖之余，对这位两次救了我性命的大恩人，真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中同有句老话讲，大恩不言谢，人受了如此的大恩，只能在心中为他把双手默默地合在胸前。
尽管我再次捡回了一条命，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次鼠疫骚乱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在过了半个世纪以后，1993年春天，有一个叫做“不要再有七三一部队”的展览在全国巡回展出，最后在名古屋开幕时，有三名“证人”抛却私心勇敢地站出来为历史作证。我确信十有八九是这个七三一部队所为。
当时以创始人石井四郎军医中将为首，成员多为日本的著名专家的七三一部队，是侵略中国的一支细菌部队。这些本应以救死扶伤为已任的“医生”们，干的却是比纳粹德国在波兰领土上设置的奥新维茨集中营里用瓦斯杀人还要残酷的勾当，在哈尔滨郊外用剧毒细菌在活人身上作实验。在日本接近崩溃之时，他们为了掩盖所犯下的罪行，用多发重磅炸弹将所有的建筑物、实验设施、实验用具统统炸毁，当时也包括关在铁格子里的所有活人。但是寄生着带有鼠疫菌跳蚤的几万只老鼠却活着逃了出来。于是，鼠疫患者在哈尔滨郊外迅速蔓延开来。我们住有兴安街虽然离哈尔滨有相当的距离，鼠疫的蔓延只是在时间上有些推迟而已。很容易想象由于有铁路相通，老鼠可以钻在行李中被带到这里。因此，房东哥哥从心底仇恨日本人，先要用我的血来祭血龙刀，然后杀尽日本人的行动的意义也是可以理解的。
要乐村接受采访的人说到王爷庙客人带来的大米，都提到这米里掺着粟米。粟米从外观上看，比小米的颗粒稍大一些，颜色略黄一点，很容易分辨。葛扎拉嘎在接受采访时反复说：“大米里有毒，我丈夫说火上闷的饭味可大呢”，“大米里掺了粟米”。
尽管，我们不能猜测历史，但我们仍可以从语词和资料中用逻辑思维的方法论证出历史的真实片断。以上受访者亲身经历了60年前那场黑死之灾，他们是那段历史的证人。佟金生和葛扎拉嘎在受访时证实，死难的家人吃的“大米中掺着粟子米”。而浙江宁波1940年受日军细菌袭击地区的幸存者也在回忆中称，一九四0年十月二十二日，有一架单翼日机从东北方很低地飞来，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扔下许多麦、面粉和粟子，同时还散发画着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传单。传单大意是说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接济你们......
当时担任鄞县卫生院内科主任的孙金铭也亲眼见到日军飞机散布的细菌是附着在粟子、小麦中的。他在回忆中说，当时，在市中心东大路、开明街拐角一带商店住户发现屋瓦上、在井里有麦子和粟子之类散着，拐角处更多。
时任宁波临时防疫处消毒队副队长的钟辉证实：当鼠疫发生后，那些在隔离室里的病人对我说，当日机飞来时，只见有许多麦子和粟子一起落下来，还有许多跳动的小东西。凡是落麦最多的人家，死人就越多。
更重要的证词是日本的吉见义明等人1993年发现的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井本日志》中的记载， 1942年8月28日在广信、广丰和玉田向地面撒布鼠疫菌，就使用了毒化跳蚤，给老鼠注射疫菌后放出；将鼠疫的干燥菌附着在大米上，企图通过老鼠—跳蚤—人这一渠道使人感染。本文前述凤凰山受害者正是吃了有毒的大米染上鼠疫，并传染给了自己的亲属。
日军早在1942年前就掌握了鼠疫菌的干燥技术，鼠疫干燥菌的毒性比其它细菌战剂强十倍，可以掺在粮食中，也可以添加在任何食物和物品中。用粟子等谷物作为撒布细菌使用的附着物和媒介，在粮食和食物中掺菌，向地面和水中直接撒布细菌已是日军细菌战中惯用的手段。
关于1945年王爷庙鼠疫流行，郭洪茂先生在《战争 与恶疫》一书中，对它的发生、流行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四种违犯鼠疫发生规律的疑点：
（一）发生地区反常。王爷庙在1945年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史料中也无任何由外地传入鼠疫的记载。现地调查表明，当年发生人间鼠疫前夕，市区内曾发现一些死鼠和病鼠，其中也有黄鼠。而黄鼠素喜在草原和野外活动，它在市区内出现，是明显违犯其生态习性的。
（二）发生季节反常。据东北四省区的鼠疫流行史记载，东北各地发生鼠疫的时间，一般在每年的5～7月份。王爷庙在8月下旬才开始暴发人间鼠疫，这在季节上有些反常。因为作这自然流行鼠疫的主要疫源动物——达乌尔黄鼠，很快将进入冬眠期（9月下旬～3月上旬）。这时在无外来传染的情况下，突发鼠疫，恐非偶然。
（三）患者死亡率极高。王爷庙1945年共发生862名鼠疫患者，死亡851名，死亡率高达98.7%。
（四）疫区固着程度不强。1945年王爷庙首次发生鼠疫流行后，只在1946年、1947年复发两次，以后再没发生。可见，王爷庙鼠疫虽然涉及扩散范围很广（可能因强毒菌易感染），共达10个县旗市，但疫区固着程度不强，比较容易被根除。这大概与城市周围野外的达乌尔黄鼠密度有关，在黄鼠密度低的地区，即使人为撒布强毒菌而引起鼠疫流行，也很难形成强固的疫源地。
作者在写作本书以前曾经查阅了大量鼠疫流行病学方面的书籍，同时访问过国内一些流行病防治专家，因此，可以认为郭洪茂先生的上述分析是有道理的。但仅就一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的人间鼠疫并非只在1946年、1947年复发两次，而是在1953年、1954年两年间也有发生，只是发生的规模要小得多。1953年发病11人，死亡8人；1954年发病8人，死亡5人。此为《内蒙古自治区鼠疫流行史》中记载，以后再无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