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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人在哈尔滨香坊地区东门外修建了一座监狱。当时,这里是一片空地,整个施工工程都是由日寇羁押在其他各个监狱的犯人完成的。1941年,香坊监狱建成之后,日伪当局把原道外监狱的犯人全部迁到了香坊监狱。据有关史料记载,监狱设有典狱长和副典狱长,下设文书科、会计科、作业科、监理科、医务科和需用科,加上13名日本人,一共有150多名工作人员。香坊监狱的规模比较大,可以容纳2000多名犯人。当时,羁押在这里的所谓“政治犯”大约有400多人,都是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满抗日志士和爱国群众。
当时,关押在香坊监狱的中共党员领导狱中的狱友们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的抗争。据介绍,在香坊监狱,共产党员刘忠民、王德福和周维斌等同志在狱中组织起了“反帝市狱会”秘密组织,团结狱中包括看守在内的各个阶层人士搞统一战线,打击日寇和为日寇效忠的伪看守,为改善狱中犯人的非人待遇而斗争。在“反帝市狱会”的领导下,中共党员加强了对看守人员进行抗日救国思想的宣传和教育,感化和团结了一批伪看守帮助大家做好事,少做坏事。共产党员刘忠民、王德福和周维斌等同志通过看守弄来了一些书籍和报纸,偷偷在狱中传阅。鲁迅的《呐喊》、《彷徨》,巴金的《家》,俄国小说《复活》给大家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尽量获取外界的信息,随时掌握敌人的动态。
监狱里的生活十分艰苦,日本人规定每天给犯人吃的是高粱米,而且早晚喝稀的,中午才吃干的,很少能吃到蔬菜,冬天基本上就是咸菜和冻土豆,有时能喝上一次冻萝卜汤就算好的了。为了改善狱中艰苦的生活环境,狱友们就把监狱被服厂的布和线找机会偷出来,通过中国看守拿到外边换取一些食品和药物。这样不但破坏了日寇的生产物资,还改善了狱中的生活条件。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每天晚上,已经被做通了工作的中国看守,把从监狱外弄来的各种食物从墙外抛进来,狱友们再把布、线、洋钉等等抛到墙外以物换物。有几次,监狱作业科的日本人感觉生产用的布和线消耗量太大,就决定在监狱内进行大搜查。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反帝市狱会”的共产党员马上分头通知了狱友们。大家把手中的布头、线轴等统统蘸上润滑油偷偷扔到了炉子里烧掉了。搜查时,敌人一无所获,只好作罢。后来,由于长时间和看守交换物资,看守对狱友的看管就比较松了。大家有机会就把成尺的棉布和成箱的玻璃、钉子交给一个叫韩字全的商人。狱友们利用拉刨花、锯末的机会把东西藏在里面送到监狱外面。
当时,在监狱里还有一种犯人被叫作“独步”,“独步”可以享有不受看守监视在监狱内自由走动的权利。这是监狱为了解决看守不足而采取的一种方法。1943年以后,因香坊监狱里各个作业工厂只有两名固定当班的看守,而这两个人还要换班休息,每天很多事务联系缺少人手,监狱当局就要求各个工厂在犯人当中选一名“独步”。张麟仪、周维滨、沈仲维、王连儒和佟琦相继当上了“独步”。佟琦在管理仓库时,每次发放物资都暗中多发放一些,使狱友们可以自己偷偷做上双袜子之类的生活用品。佟琦在获得“独步”的“职务”之后,和周维滨、刘忠民等人的接触和联系更多了,在开展狱中斗争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了。1944年上半年,监狱会计在结算前年度库存物资时,发现还有大量的大马哈鱼头和面粉。佟琦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反帝市狱会”后,大家决定把这些食品偷到食堂,把大马哈鱼头做成菜,把面粉蒸成馒头,让整个监狱的狱友都来吃。等到日本人知道之后,这些东西已落入了大家的肚里。那一次,整个监狱的狱友们吃上了一顿“好饭”。
长期的囚徒生活,加上经常同敌人开展斗争,狱友之间更加团结了。当时在香坊监狱,王德福的急性结膜炎、孟繁军的伤寒病都是大家一起想方设法从外边弄来药物进行治疗的。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已经向日本开战了。日本帝国主义感到末日不远了,有的监狱开始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香坊监狱也布置了迫击炮,炮口直对监狱大门。大家分析敌人很有可能在垂死挣扎的时候下毒手。中共党员刘忠民马上以“反帝市狱会”的名义通知狱友做好和敌人决一死战的准备。后来,由于香坊监狱只有13名日本人,他们担心一旦发生暴动自己的性命也难保,所以迟迟没有下手。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哈尔滨,关押在香坊监狱的“政治犯”,陆续被释放之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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