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志愿军全力对付鼠疫 美军称细菌战屁都不值]

我是夏雯静

　为了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颓势，美军在1951年下半年实施了空中“绞杀战”，对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实行日夜轮番大轰炸，妄图切断粮食弹药的供给，迫使中朝方面接受其谈判条件。
　　为配合“绞杀战”，美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实施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在朝鲜西部和中国东北地区撒布了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把朝鲜战场变成其细菌武器的试验场。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在朝鲜伊川东南的一些地区陆续发现了美军飞机撒布的大量带有细菌的小动物和昆虫等。化验证明，这些小动物、昆虫带有鼠疫、霍乱及其他传染病菌。之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朝鲜北部发现带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或其他病菌的小动物、昆虫达数百次之多，带菌昆虫的密度，有时高达每平方米1千多只。此外，美军在撒布细菌的同时还投放了包括糜烂性、窒息性、神经性、刺激性等十多种化学毒剂。其毒害对象除了人以外，还包括牲畜和农作物。
　　美军实施的细菌战，最初让广大群众措手不及，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人的村子，就有50人被细菌传染患了鼠疫，其中有36人死亡。3月份，在志愿军中患鼠疫者16人，患脑炎与脑膜炎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症者43人，有36人死亡。
　　当毛主席、周总理接到报告后立即研究对策，进行防疫部署。中共中央还紧急致电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清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采取广泛的防疫措施，进行杀虫灭毒，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爱国防疫卫生运动。
　　1952年3月1日，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委员，韩先楚、吴之理为副主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接着，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成立了总防疫办公室，及时掌握敌军散布细菌的情况，研究对策，督促检查防疫工作的进行。至3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上从兵团一级，下到团一级相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营、连成立了防疫小组。志愿军各驻区的军民联合防疫委员会也相继组成。
　　为粉碎美军的细菌战，志愿军总部下达命令，积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普及卫生防疫知识，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各级防疫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检验机构。先后建立了检验队、防疫队、检疫站和传染病医院，使防疫工作有序地展开。同时，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组成基层部队的防疫巡回小组，及时给基层连队和老百姓注射疫苗。在施行预防接种后，志愿军指战员预防接种率达92%以上。
　　我们在外交战线和战场防疫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细菌战斗争。2月24日，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了美军细菌战的罪行，许多国家和人民也纷纷发表声明或举行集会，谴责美军的行为。
　　同年3月8日，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美军侵犯中国领空和使用细菌武器。声明指出：“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无耻阴谋和罪恶行为，中国人民是有决心也必然要将其粉碎的。”
　　美军的细菌战激起了极大公愤，使美国完全陷于世界人民的声讨当中。4月28日，“细菌将军”李奇微下台，美军的细菌战遭到失败。
　　到1952年冬，志愿军经过近一年的斗争，美军实施的细菌战对志愿军未造成很大危害，美军妄图通过细菌战枯竭中朝军队战斗力的梦想成为泡影。
　　敌人精心策划的细菌战虽在初期给中朝军民造成一些危害和心理紧张，但美军未能达到目的，相反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可耻的失败，连投掷细菌弹的被俘美军飞行员也不得不承认，细菌战的效果“屁都不值”。

反细菌战不是中朝苏发动的政治宣传
　　从中国方面现存的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中，还可以得出另外两个结论：
　　一：反细菌战决不是当时中朝苏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目的也不是迫使美国改变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处理战俘问题的原则。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进行反细菌战斗争，“基本的任务有二，一是拿出科学证据，揭露敌人罪行，并找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规律，这就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工作；二是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并改善我们的卫生环境，以杜绝传染病的流行，这就需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这是对反细菌战斗争的目的与动机最好的概括。
　　反细菌战斗争持续一年多，高潮在1952年的2月至8月，分两个阶段。2－3月是启动阶段，主要工作是：建立各级防疫组织，设立检疫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建立检验研究中心，筹措、生产防疫药品与器材和发动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3－8月是全面展开阶段，主要工作是：集合各种专家对美军撒播的带菌昆虫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反复检验与分析研究，以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对付美军大规模的细菌战。
　　在这两个阶段中，尽管防疫工作、检验工作、外交斗争、宣传动员等齐头并进，但防疫工作始终是中心。据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计，仅到3月底，就发放鼠疫疫苗1698.3万人份，四联疫苗651万人份，五联疫苗284.5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32.3万人份，赤痢法基80.036万人份；4月又安排生产鼠疫疫苗2850万人份，四联疫苗1300万人份，五联疫苗1150万人份。其他各种消毒粉剂和用品也大量生产发放。此外，国内组织了139个防疫队，设立了66个防疫站。志愿军全军的各种预防接种率更是达到了92%以上，军马普遍注射了炭疽疫苗和破伤风类毒素，并为驻地朝鲜群众注射疫苗132万余人次。中朝军民可以说是全体动员，全力以赴投入了防疫工作。
　　尽管外交斗争非常激烈，宣传动员规模也很大，但都不是反细菌战斗争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控诉和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目的有三：一是向全世界揭露美国的罪行，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遏止和阻止美国继续进行细菌战；二是动员和教育人民，认清美国的本质，进而行动起来，投入反细菌战斗争；三是找出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手段与规律，彻底粉碎美国向中朝方面施加新的战争压力的企图，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点，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
　　二：现存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足以证明，美国军队确曾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自从中朝政府发出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控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此为“政治宣传”，西方一些学者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认定中朝方面所列举的证据、进行的检验缺乏科学的根据。他们不仅完全否认了中国政府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结论，否认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的报告，而且彻底否定了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率领的由不同国家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李约瑟等参与调查的科学家回国后，受到来自各方的无端攻击与谩骂。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对敌人到底是否实施了细菌战的事实认定，始终非常慎重，始终把科学的检验工作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反细菌战的基本任务之一。从发现美军在朝鲜投放带菌昆虫，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就立即把检验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4月中旬，先后派出三批50余名国内最杰出的医学、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专家连同苏联派出的9名高级专家，赴朝鲜和东北进行现场考察，并设立专门的试验室，进行检验和研究工作。在京沪也设立了专门的检验机构，进行各种验证工作。
　　1952年3月3日，总后勤部卫生部报告：从美军飞机投放的昆虫中，“前方卫生机构已检查出者有鼠疫与霍乱菌。北京检查出者有类似Q热与恙虫病的病原体，尚待最后确定，可能还有其他病原细菌未能检出”。
　　3月下旬，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中国科学家到达朝鲜后，经过实地考察、验证，认为：志愿军所收集的标本和“防疫队所做的各种化验是非常丰富和成功的”，“基本打消了”专家们“所怀的疑团”，因为美军撒毒的容器找到了；昆虫标本经过化验后，确定带有鼠疫等数种病菌，“而且这些化验是无懈可击的”；各地出现死亡事件，死者经解剖与化验后，确定为患鼠疫。
　　据统计，在反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
　　这次对病菌的检验工作，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专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集合各种专家（包括细菌专家、病理专家、流行病专家、昆虫专家、药学专家、兽医专家、动物学家，等等）进行多学科的联合研究攻关。这些专家大多毕业于西方著名大学，或有过在西方著名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经历与经验。
　　曾经参加过检验工作的著名昆虫学家陆宝麟教授回忆说：一次，他与陈世骧教授发现东北军区卫生部提交的报告中，根据一位教授的结论，把一种正常出现的“摇蚊”作为了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而事实上，这类“摇蚊”是不叮咬人的，即使带了细菌也不会在人群中传染疾病。他们马上向有关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否定了那位教授的结论。但东北军区卫生部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直接向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反映情况，竺可桢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详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对陈世骧和陆宝麟严谨治学、坚持真理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他们的意见，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东北军区卫生部，指出：“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错了!事实不准确，斗争如何取得胜利？国际斗争，对敌斗争，容不得半点虚假。”
　　正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保证了检验成果的科学性，也因此能够经受住最苛刻的挑剔与验证。当然，由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特点，“一是大规模的，二是带有试验性的，三是极其复杂的”，囿于当时中苏两国的科学水平，的确有一些昆虫中所携带的病菌没有被检验出来，但已经检验出并得到验证的科学结果，足以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过细菌战。
　　总之，反细菌战斗争，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为夺取战争胜利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但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冷战史中也具有了非常独特的影响。中国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证词，都证明：美国的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过细菌战，这一结论是无法更改的。

防疫区域由朝鲜北部扩大到中国东北
　　但到2月底和3月初，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从2月29日开始，中国东北的抚顺、安东、凤城、临江等地区，在美军飞机入侵后，也发现了各种带菌昆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这些情况表明，美军很可能已经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东北。反细菌战斗争的形势因此更加严峻。
　　3月4日晚，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粟裕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紧急商议对策，讨论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确定：在报刊上公开揭露美军新的罪行，并在外交上进行正式抗议；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扩大和加强防疫队伍；加强东北和国内的防空力量。周恩来指示聂荣臻，会后向苏联总军事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介绍会议情况，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加强东北防空力量等问题。
　　3月5日，聂荣臻、粟裕与克拉索夫斯基、阿萨杜良分别谈话。阿萨杜良完全同意中方的应变措施，他从卫生的角度认为“目前的情况非常严重”，种种情况证明，敌人散播的细菌是经过特别培植的，不是一般的细菌。他表示将与总后勤部卫生部商议后，尽快提出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的具体方案。克拉索夫斯基除同意中方准备采取的措施外，专门对加强东北防空力量提出意见，表示：将把会谈情况马上报告苏联政府，建议除目前在东北的苏联志愿空军部队外，再向中国东北增派1个苏联空军师，而且这个师应该是具有各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能力的师。聂荣臻当即表示同意这一意见，请其先向苏联政府请示，然后由毛泽东主席正式向斯大林提出请求。
　　毛泽东在周恩来主持确定各项应变措施和聂荣臻、粟裕上报与苏联顾问谈话报告后，批准了他们所议定的各项措施，并在3月5日批示：“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指美军在中国东北投放细菌武器事），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
　　由此，反细菌战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防疫区域由朝鲜北部扩大到中国东北以及内地部分地区，反细菌战斗争逐步进入高潮。
　　根据新的情况与任务，中央与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控诉美国政府扩大细菌战范围，派遣飞机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投放带菌昆虫的罪行。中国的各大新闻媒体也刊载消息，揭露美军在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
　　中央军委确定朝鲜北部与中国东北为紧急防疫区，除在区域内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于3月12日发布命令：对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进行强制消毒，人员进行强制注射，发现有症状者，立即隔离治疗；非必要物资暂停运回，非必要人员和部队暂停来往与调动。
　　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改组1950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新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贺诚为主任，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各地防疫工作。同时决定，各地应该立即以春季防疫为口号，展开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对全国的防疫工作进行研究。
　　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宣布志愿军所在的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对各种区域内的防疫任务和措施作出了详细规定。
　　此后，反细菌战斗争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不但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深入展开，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形成了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运动，各种防疫措施不断调整完善，宣传动员普及深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外交等各种斗争也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在几个领域同时展开，达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