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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9 18: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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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型楼”这个地方，可以说是７３１部队的绝密要害部位，戒备森严，不仅中国人不得进入，而且日本有关人员进入也得经过严格地审查，中国劳工只能在第二道防线以外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
为了保密，细菌工厂的建筑都由日本专业人员进行设计，由日本关东军御用单位——铃木和大铃建设株式会社进行施工，中国劳工只是当作苦力去使用。他们从中国各地强抓或骗招大批中国劳工。劳动是强制性的，进来后每人的名字都以号码代替，每天出入工地都是日本兵武装押送。在细菌投产阶段，劳工的来源稍有变化，少部分劳工是从外地骗招来的，大部分是从“特别军事区”域内摊派而来。当时规定，凡是１７岁至５０岁的男性劳动力，每年出劳役四个月。如果一家有三个劳动力，就得有一名劳动力长年服劳役。
无论是从外地骗招的劳工，还是从本地摊派的劳工，来到这里都失去了人身自由。对每个劳工颁发劳工证明书，每天上工前集合点名，还得集体背诵国民训。上工时，得出示劳工证明书。在工地上只能在指定地点劳动，不准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更不准和其他班的劳工接触。下工后路过门岗都得搜身检查。在劳工之间实行十人联保制，如果有一人“越轨”或逃跑，就拿其余九人是问。
劳工们的活动随时受到监视。对待劳工除了有劳务组织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进行管理和监督外，还由日本班长进行全面管制。７３１部队还经常秘密派出“化装劳工”，混进劳工的各个班，他们很少干活，对其他劳工进行秘密监视。
有一次，一个“化装劳工”向日本人打了个“小报告”，八木班的劳工赵玉良、张朝德被日本工头“大红脸”传了去，让他俩面对面地站立，相互打嘴巴子，他们管这种体罚叫打“协和嘴巴子”。１９４３年春，有一个海城来的劳工，因年纪大，人们叫他老李头。他在点名时晚到一步，被劳务中队长连打两个嘴巴子，把棉帽子都打掉了。接着有个叫竹烈的朝鲜人监工甩起鞭子把老李头抽得鼻口蹿血，差点病死。
７３１部队不管劳工们的死活。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进来了８００多名劳工，是用火车从海城、大石桥、锦州运来的。火车一到平房站就发现死了一个。当时说他是得了传染病，７３１部队以防疫为名迫使劳工脱光衣服，并把衣物都扔进大锅里进行热气消毒，衣服捞出来以后根本不能穿了。劳工们被隔离两天以后，光着身子被押进劳工棚里。劳工们连冻带饿，不少人病倒在炕上，死人的情况连续发生，不到两个月仅剩下２００多人了。据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潘义勇回忆，１９４２年７月，有个叫王纯×的劳工，因上顿接下顿的吃苞米和橡子混合面窝窝头，得了肠梗阻，官方又不管，自己又没钱医治，不久就折腾死了。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金国忠，曾看到海城劳工有十多个病倒了，官方不仅不给医治，还催促患病的劳工上工。
第二天就有两个劳工病死，还是同屋的难友把尸体埋在“劳工坟”里。
据在７３１部队当过劳工的多人证实，正黄旗五屯北门外的“劳工坟”里，每天都有新增加的坟堆，仅四五年这里就埋葬中国劳工的尸体上千具，直到６０年代，这些坟包还显而易见。
东乡村概貌
日本关东军７３１部队的驻地位于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的中间地带。
距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中心——“方型楼”西南１０００米处，连排着２２栋楼房，这是日本人单身宿舍、日本家族宿舍和高等官宿舍。这地方原来没有名字，７３１部队占据后，因该部队曾称之为“东乡部队”，故把这个地方叫“东乡村”。
在“东乡村”的东部设有一座千人座席的大礼堂，大礼堂的内厅设有图书馆、酒巴间，在“东乡村”的四周还有游泳池、小花园、小酒巴间、洗澡塘、饭馆、鱼菜供应部、运动场、日本人妓院等，这是７３１部队队员及其军属寻欢作乐的场所；在它的东北部的动力班，是发电所、取暖锅炉房、给水所，担负着细菌工厂和日本人住宅区的供电、供热、供水的任务；在它北侧是由四幢平房组成的日本家族医院，供日本军人及其家属医病之用。在它的西北角是东乡神社，日本军人及其军属常来这里朝拜天皇；日本小学校，原来设在“东乡村”东部，后来迁至“东乡神社”西边。
在“东乡村”范围内，允许中国人靠近。附近农村的农民经常担着鲜菜、鸡蛋到这里叫卖，有时还可以收揽些拆、洗、缝、补的活计，不过这里可是个危险地带，随时都有中国人挨打受骂事件发生，甚至发生过流血事件。
当时，７３１部队的队员及其家属虽然生活在这个“世外桃园”里，但是也感到生活的枯燥和寂寞。队员们只能活动在工作岗位和居住区之间，就是在业余时间，也不能随便外出。
有时经过批准，才可成帮结伙地到郊外游玩或改着便装到５０多里以外的松花江边游览。队员及其家属大部分业余时间消磨在种植蔬菜和花草上。据当时在劳务班当过苦工的中国人证实，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少年队员经常愁眉苦脸，甚至流露出厌倦工作的思念家乡之情。
庞大的组织机构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２６００余人，其中将级军官５名，佐级军官３０余名，尉级军官３００余名。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２年７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１９４２年８月到１９４５年２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１９４５年３月到８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下设八个部：
第一部（细菌研究），菊地少将为部长。下属有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从事细菌媒介——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脾脱疽研究的“太田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冈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伤寒研究的“田部班”，从事结核研究的“二木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
第二部（细菌试验），由太田大佐兼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一个分部，专门培育和繁殖供散布鼠疫菌用的寄生虫。下属一个航空班和在安达东３５里的鞠家窑的特别试验场，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除了用人作细菌试验之外，还通过“八木泽班”对植物进行病毒研究和试验。
第三部（细菌武器制造），由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下属两个工厂，一个是滤水器制造厂，这是为掩人耳目而设的。
另一个是在杨马架子的瓷弹壳制造厂，专门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等细菌武器。
第四部（细菌生产），由川岛少将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两个分部，每一分部按照分工独立地进行各种细菌的生产。
总务部，起初由中留中佐为部长，后由太田大佐兼任。该部是７３１部队本部的综合部门，权力很大，它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财务管理、生产计划、人事分配，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与宪兵队联络和接收作细菌试验的人。
训练教育部，起初由园田大佐任部长，后来由西中佐接任部长。这个部专门负责培训从事细菌研究、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才。据资料记载，仅少年队员的培训就进行了四期。
资材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各种器材、设备的供应。
诊疗部，由永山大佐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对细菌传染的预防和日本人的疾病医疗事宜。
与各部平行的还有一个石井特别班，由石井四郎的家族人员亲自把持。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刚男负责“特别秘密监狱”的管理，石井四郎的三哥三男负责试验动物饲养的领导工作。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下设四个支队：林口支队（又称１６２支队），设在现在的黑龙江省林口县东十里的古城镇，有日本研究人员２２６名，木神原秀史少佐为支队长。
孙吴支队（又称６７３支队），拥有日本研究人员１３６名，西俊英中佐为支队长。
海拉尔支队（又称５４３支队），拥有日本研究人员２２６名，加藤恒则少佐为支队长。
牡丹江支队（又称６４３支队），设在现在的黑龙江省海林镇东１５里处，拥有日本研究人员２００名，尾上正男少佐为支队长。
各支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各种细菌的研究和饲养，供试验用的动物以及繁殖传染细菌的媒介物。
细菌生产及细菌武器的制造
平房细菌工厂的建设，经过充分准备，于１９３６年开始动工，１９３８年背荫河细菌工厂的部分设备搬迁到平房，到１９３９年平房细菌工厂基本上完成了总体建设，并进行了部分生产。
１９４０年全面投产。
平房细菌工厂拥有雄厚的细菌生产设备。有孵育器４５００具；有容量一吨的制造培养液的锅炉四个和容量两吨的制造培养液锅炉两个；有培养器１８００具；营养液消毒器３０具（消毒器的规格长３米，直径１．５米，每具可容纳石井式培养器３０个到６０个）；有整温器五具（每具可装６２０个培养器）；有培养液冷却室两个（每室可容纳１００个培养器）；还有保存产品的特种冷藏室。
这个细菌工厂每一个生产周期就可生产３００亿具有中等繁殖能力的微生物。由于细菌产量大，只好用公分来计算细菌团的体积，或者用公斤计算细菌的重量了。据原７３１部队队员的测算，这个细菌工厂每月可生产鼠疫菌３００公斤，或者生产炭疽菌５００至７００公斤，或者生产伤寒菌八九百公斤，或者生产霍乱菌１０００公斤。
在１９４０年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之前，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天皇摄政裕仁发布了一个敕令，要求在进攻苏联的各个战略位置上建立细菌生产基地。在这个敕令下，分别在孙吴、海拉尔、海林、林口建立了四个支队。
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对这些支队的建立时间、驻扎地点以及规模都作了具体规定。战后，我们缴获的曾任陆相的东条英机签字的敕令附件的人员表中，规定了每个支队人员为３００人。同年下半年各支队建立后，东条英机责成日本军医院和７３１部队本部要抽出定额的医生、专家和士官派往各支队，并允许各支队接纳雇员，但规定雇员的数量不得超过各支队总人数的３０％。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以后，石井四郎被招回日本，接受日军参谋本部的紧急指示。他从东京飞回平房后，立即召开本部各部长会议，传达了日军参谋总长关于加紧准备细菌战争的训令。石井四郎在这次会议上说：“一切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办法之所以必须施行，是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德对苏战争已开始，以及因为关东军已实施反苏军事措施准备的‘关特演’计划（即１９４１年夏季关东军计划进攻苏联的特别演习），所以我们的军队应当充分具有足够的细菌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去反对苏联。”日军参谋总长的训令还要求７３１部队在短时期内要完成培殖２００公斤跳蚤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和器材供应部部长大谷少将感到压力很大。因为随着细菌产量加大，媒介物的生产也要相应增加，然而媒介物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因此，他们建议设法在中国找到白鼠来代替日本白鼠。他俩的意见得到了采纳。从此以后，７３１部队更加繁忙了，昼夜开动机器，使各种细菌产量累累增加。随着细菌产量的上升，本部和各支队培殖老鼠、跳蚤等媒介物和计划也随之加码。尽管这样，还感到媒介物不足，于是在本部和各支队附近，向中国老百姓摊派上缴黄鼠的任务。据正黄旗二屯、后二道沟的老户证实，每年每户必须上缴五只黄鼠。为了完成摊派的上缴黄鼠的任务，不少居民必须到十里以外的地方挖捉黄鼠。把这些黄鼠先交给村公所，然后由村公所直接转交给７３１部队。
与此同时，杨马架子瓷弹壳厂抓紧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这种“石井式”细菌炸弹是瓷弹壳，爆破后产生的温度较低，细菌成活率可达７０％以上，改变了过去铁弹壳爆破后产生高温，细菌成活率低的缺点。这种“石井式”细菌炸弹有两种规格：一种是直径为六厘米、重量为两公斤，爆破后飞散有效杀伤半径为１５到３０米；另一种是直径为八厘米、重量为四公斤，爆破后有效杀伤半径为５０米到１００米。
为了提高细菌武器的生产能力和进行必要的战略疏散，７３１部队对各支队补充了必要设备。据原细菌生产部科长唐泽富雄在军事法庭上供认：“１９４４年上半年，７３１部队的设备颇大一部分分散到各支队去了。”
由于以苏联为主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感到处境更为不利，日本军参谋本部于１９４５年３月又把石井四郎中将调回７３１部队，要他执行增加细菌生产的训令。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亲自批准又给７３１部队增加一些专家和设备。石井把这些专家和设备拨给了各支队。在这期间，仅孙吴的６７３支队就有数十人专门培殖跳蚤和繁殖啮齿动物。海拉尔的５４３支队在一个夏季就豢养老鼠１．３万多只。据在林口１６２支队当过劳工的张清林证实：１９４５年春夏季，支队向７３１部队本部上缴老鼠的任务越来越紧了，每天把老鼠用马车送到古城镇车站，每车装２０个笼子，每个笼子装二三十只老鼠，先后两次往哈尔滨运送老鼠。
“特殊材料”的“特别输送”
日本宪兵队机关和伪满当局根据７３１部队的要求，经常把华中、东北各地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秘密地押送到７３１部队，供细菌试验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数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苏联红军、地下工作者和反满抗日的工人、教员、学生，还有所谓的政治嫌疑犯。
在运送期间，恐暴露罪恶的秘密，日本宪兵队官方给被押送人员规定了专用名词：“特殊材料”“特别输送”。据日本宪兵署的文件记载，自从１９３９年起，就有“特别输送俘虏”之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于１９３９年发布过将３０名俘虏“特别输送”到石井部队的第２２４号命令。
命令中明确规定：“第二批特殊运送人员约九十名……除留下六十名送达目的地外，其余诸人在到达哈尔滨时即交付石井部队长。”并要求“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的人员区分开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还要求“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止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往石井部队“特别输送”俘虏的事是存在的。不少见证人曾看到下列事实：哈尔滨宪兵队备有专用的囚车，车体是灰绿色，左右两侧安装两个实际不透明的窗户，车底设有通气孔。这种囚车频繁地活动在哈尔滨—平房之间的砂石公路上。每次行动都是日本军人武装押送，大约每周运送一次，输送的数量不等，有时二三十人，有时四五十人。囚车来时发出刺耳的怪叫声，日本兵把在室外作业的中国劳工撵到屋子里，不让偷看。有时被迫趴在地上的中国劳工斜视偷看，就会发现被押送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并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
曾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人证实，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有一辆囚车开来，把在押人员从南门或东口押进“兵营”（当时中国人称呼四方楼的大院为“兵营”），只见成年累月地往里抓人，但从来没看见有出去的。
这些被抓来的人都押在“方型楼”中间的特设牢房里。秘密监狱是两座白色的两层小楼，分七栋、八栋。七栋位于主楼东侧的广场上，八栋在主楼西侧空场，被抓进的人男女分别监押，同时可以监押百八十人。这两座监狱通过地下道和解剖室、各试验室、焚尸炉相连接。
监狱的防卫是严密的，四周借用三层楼墙壁圈围着，只有和主楼连接处设一铁制的便门，设有武装岗哨。只要把住这个铁门，在押的人是无法逃脱的。平顶楼房的南端和北端是两处五层楼高的制高点，设有监视哨，在押的人一切活动都会看得一清二楚。
据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别输送”到这里。伪满陆军宪兵队日本顾问立花武夫供称：“我管辖下的宪兵署特务处所审讯的一种人，必须予以消灭”，“在这些人当中，有极端仇视日本的在满洲的游击队员，我们把他们送到７３１部队加以消灭。”
日本宪兵队当局的“特别输送”，使石井四郎非常满意。
前哈尔滨日本宪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审讯时供认：“在一次石井与哈尔滨宪兵署署长春日芳谈话时曾说，相信将来和过去一样，继续得到被捕的人作试验。”
我们再翻阅一下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讯记录，原７３１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供认：“我曾亲眼看见第一部（细菌研究）的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犯人。”他还说：“我在该部队供职期间，多次同石井四郎将军一起去视察监狱的情况，所以我知道监狱里处理犯人、管制犯人和囚禁犯人的某些详细情形。”“１９４２年我视察过这个监狱，看见一间牢房里关着两个俄国人，其中一个俄国女人带着在监狱中生下的婴儿。我在该部队供职期间，这两个女人还活着，以后她们的命运怎样，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们决不会活着出去的。”
事情果然是这样的，不仅这两个俄国女人没有活着出去，而且所有在押的人都没有逃脱细菌试验而活着出去的。
在中国东安县当过宪兵队长的上坪铁一中佐，随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第五次访华团于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９日下午来平房，曾忏悔地说：“１９４４年经我手批准把２０名称为‘间谍’的中国人送到石井部队作了细菌试验，这实际上是我杀害的，我是有罪的。战后３０多年来我一直心情不安，今天我有机会到中国平房，终于找到了赔礼道歉的机会。”
细菌杀人魔窟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细菌试验，开始在动物身上进行。后来，他们为了取得直接性的效果，便惨无人道地把人作为细菌试验的材料了。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的人员把监押在秘密监狱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称作“木头”，这个名词意味着可以任意宰割。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任意把被押的人随时提出来作各种各样的细菌试验。一般来说，两天试验三个人。
他们对活人进行细菌试验方法繁多，手段极其残忍。
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军医，经常把在押的人员提出来，关在一间透明的隔离室里，往被试验人员身上注射鼠疫菌液，并通过观察孔观察“木头”的病变情形。数小时以后这些被试验的人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皮肤呈现暗淡粉红色，……被试验者死后，便通过地下道投入炼人炉里。
有时，他们把健康的人和鼠疫患者关在一起，研究鼠疫传染的过程。无疑问，这类健康的人不久也会变成鼠疫患者。
这也是他们试验项目的一种。
“吉村班”是专门研究冻伤的。他们把被试验的人押到严寒的露天广场，迫使在押人把手、脚插进冷水桶里，然后抽出手、脚进行冷冻，一定时间后，试验人员用棒子敲打被试验的人的手、脚，如果有知觉，还得继续冷冻。这是第一步，主要研究在什么气温下、多长时间可以造成冻伤。待手、脚麻木后，便押进暖房里，开始进行第二步的五花八门的试验了：有时迫使被试验的人分别把手脚立即插进不同温度的水里，主要研究造成冻伤后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变化。第二步主要研究对冻伤的预防和治疗。有时在冻伤处涂治冻伤药膏，有时在冻伤处涂上带菌的药膏，有时不予治疗。这样造成冻伤后的变化就不同了，轻者造成残疾，重者久治不愈免不了死亡的命运。据细菌战犯仓原证实，他亲眼看到在一间小牢房里，有三个人没有手指头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了。细菌战犯吉村告诉他，这是作过冻伤试验的结果。
７３１部队的试验者们，还通过解剖活人进行病理研究；在女“犯人”身上进行梅毒试验；用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等等。
据细菌战犯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方法对已传染的人加以治疗，给他们饭吃，等身体恢复时，又把他们作另一种试验。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不仅在室内对人进行细菌试验，而且在室外也进行细菌试验。他们在安达鞠家窑设立一个特别试验场，经常把在押的人员用飞机押去进行试验，随后把经过细菌试验致死的人再用飞机运回平房，投入炼人炉进行焚化灭迹。
１９４３年末，７３１部队把在押的十名中国人用飞机押送到安达特别试验场，把人绑在间距五米远的柱子上，用飞机投掷“石井式”细菌炸弹。这些人被弹片炸伤后染上炭疽菌，不久全部死亡。１９４５年１月，又改用电流引爆细菌弹的办法，对绑在间距１０米到２０米的柱子上的中国人进行鼠疫菌传染试验，这些人受了几天的折磨而最终死去。
在该部队任训练部部长的西俊英，就曾亲自带领人员去安达进行过这种试验。他供认，１９４４年春季，从７３１部队的监狱里押送十人到安达特别试验场，经过试验，这十人全被细菌传染致死。
据川岛清供认：“本部队驻扎在平房站附近五年间（指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通过这个工厂，因染致命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３０００人。至于１９４０年以前被消灭的人有多少，那我就不知道了。”
远征队及阴谋破坏班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在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基础上，局部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为全面进行细菌战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样的行动都是在平房的日本空军８３７２部队、南京“荣”字部队、广州“波”字部队的配合下进行的。
早在１９３９年５月，日本关东军在蒙古诺门坎发动的对苏蒙的战争中，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７３１部队）在战地附近的水源地、沼泽地、居民区漫撒了鼠疫、霍乱、伤寒细菌，使这地区这几类急性传染病流行，大大地削弱了蒙古的战斗力，因而获得了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的嘉奖。
１９４０年７月，７３１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到宁波。他们备有７０公斤伤寒菌和５０公斤霍乱菌，此外还备有５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把这些菌分别装进投撒器里，投入蓄水池和居民区，使上海以南的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和其他传染玻，据日本细菌战犯柄择供认，是他奉命将这些细菌装在特别装置物内，由远征队带走的。这次秘密地远征行动持续了将近四个月。同年１０月４日，他们用同样的手段，将麦粒、粟子等物撒在衢县境内，３８天以后发生了鼠疫，使２２人死亡。１０月２２日，在石井四郎亲自指挥下，又在宁波上空投下麦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后发现了一个鼠疫患者，以后陆续发现有９９名鼠疫患者，其中９７人死亡。１１月２６日和２７日，７３１部队的专用飞机飞入金华县，撒布白色烟雾状的东西，落地后变成淡黄色颗粒，遇水即溶化，经化验认定为鼠疫菌。此后不久，在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都有鼠疫发生。东阳县鼠疫传染９４人，死亡９２人；义乌县鼠疫传染３０８人，死亡２５７人；兰溪县鼠疫传染３６人，死亡１２人。
７３１部队远征队的这次行动，给宁波地区带来鼠疫隐患。
仅衢州县为例，从１９４１年４月和以后的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７年全县曾发生三次鼠疫，受鼠疫传染而死亡的有２０１人。
１９４１年夏季，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交给７３１部队一个任务：就是阴谋破坏中国军队的铁路交通线以及重要枢纽常德城。于是石井四郎又派出第二批远征队，由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带队。起初出动６０多人，随后远征队成员增加到１００余人，其中有３０名细菌专家。远征队到中国内地洞庭湖附近的常德城一带，空中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起该地区鼠疫流行，据调查有四五百人死亡。同年１１月４日，又在常德地区投下谷麦等物，据化验谷麦染有鼠疫菌。八天以后发现了一个叫蔡桃儿的鼠疫患者，入院３６小时后死亡，接着连续发现鼠疫病人，都在短期内死亡。
１９４２年７月，７３１部队又派出远征队乘火车到南京，在南京“荣”字部队（１６４４部队）的配合下，对重庆及其沿浙赣铁路干线的金华、龙游、衢县、玉山、蒲江一带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细菌攻击。这次远征队由１２０人增加到１６０人。
他们事先把１３０公斤的伤寒菌、副伤寒菌装入标有“蛋白消化素”字样的瓶子里，用一架印有“给水”字样的飞机运到南京，然后投掷到重庆一带的水源地、沼泽地及居民住房附近，发生了大面积的流行性伤寒，造成大批人死亡。就在这次行动中，还对南京的两座中国战俘营的３０００人，每人分吃一个染有伤寒菌、副伤寒菌的烧饼后全部释放，结果扩大了伤寒病的传染范围。他们还把染有伤寒菌的饼干扔在墙角、树下以及行人休息的地方，孩子们误吃以后传染上了伤寒玻。这次远征队在这一带阴谋活动了两个月，到９月１８日转移到上海活动，不久返回哈尔滨。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还组织了一个阴谋破坏班，于１９４２年冬到吉林省农安县把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散布在田间、水源地和民房附近，造成不少人死亡。日本侵略者为了灭迹，把全县城的四五千户人家烧毁了一大半。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派出远征队，都是在日本关东军有关部队协同下进行的。我们在敌伪档案材料里可以看到：日本关东军新京（长春）司令部于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５日１７时发布的一项作战命令中明文写着“现将哈尔滨奈良部队官兵四十名及带器材于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六日期间，由哈尔滨送到山海关……”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梅津中将也发了指示：“着令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根据另纸所载一览表，将奈良部队器材沿铁道输送。”据证实，这批转送的器材就是７３１部队开赴南京的远征队所需要的各种细菌。
７３１部队的末日
１９４５年７月下旬，苏联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７３１部队也感到末日来临。为了消灭罪证，他们根据日本关东军的命令，提早动手销毁机密文件资料。据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金国忠证实，７３１部队从“方型楼”里用马车往外拉装满文件资料的大木箱子。当运到大锅炉房时，把中国劳工都撵到一个屋子里，不让往外看。他们日本人自己把装满文件资料的木箱子扛到锅炉房二楼的投煤台上，开动了夏天已停用的大锅炉，烧毁机密资料，一连烧了半个月。
当时，７３１部队监狱里还押着四五百中国人。为了灭迹，７３１部队根据日本关东军的命令，于８月９日，开启毒气开关，毒气通过各囚室的通气孔灌满各囚室，在押人员中毒身死。有的囚室的在押人员发觉日本侵略者要下毒手，提前冲出牢门，但日本军人勾动了已架设好的机枪，被押人员全部遭到杀害。他们把尸体搬到一起，浇上汽油，放火焚烧，随后把尸骨埋在已挖好的八个大坑里。解放后，我们发现了三处埋尸骨的大坑。据伟建机器厂建筑工人证实，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８年在建楼挖地基时，曾发现有成堆的人骨头，仅在一处就挖出人骨头满满三汽车。
８月１０日晨，７３１部队全员出动，继续在“方型楼”周围焚烧文件资料。同时对细菌工厂的建筑物进行爆破性破坏。
由于爆破设备不足，有的建筑物炸的还不彻底，日本关东军又特意从沈阳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在８月１４日把细菌工厂炸毁。同时把染有鼠疫菌的老鼠全部放出。四散的染有鼠疫菌的黄鼠，经过冬眠，转年１９４６年秋，在义发源、后二道沟、东井子等村屯引起鼠间鼠疫，接着带来了人间鼠疫的传染。据初步统计，这次鼠疫传染造成了１０３人死亡。在义发源，刘忠的母亲，当时３４岁，身强力壮，突然一天晚上得了鼠疫病，整整折腾了多半宿，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尸体还没掩埋时，刘忠的父亲又传染上了鼠疫，不久也死去。这一家只剩下不满一周岁的小刘忠和他６０多岁的老奶奶，挣扎在死亡线上。
住在后二道沟的靖福和一家共１９口人，他老叔帮助邻居张彦廷送葬，被传染上鼠疫，不到两天就死去了。接着他祖父、二祖父、父亲、姐姐、弟弟、二叔、两个堂妹、老婶、两个堂弟先后发病致死，只剩下祖母、二祖母、母亲、哥哥、堂弟、堂妹和他本人。
７３１部队灭迹的任务还没完成的时候，以石井四郎为首的高级军官就在８月１０日带着眷属乘飞机仓皇南逃。到了８月１２日，７３１部队灭迹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下级官兵才有机会逃命。他们余下的２０００多人挤在两列货车上，路经长春、沈阳向南潜逃。一路上遭到我军的阻截，当取道朝鲜釜山狂逃回国后，仅剩下几百人了。在他们大批人员逃跑时，还有一些住院的患者，由于疾病缠身，无人帮助，最后只好走上服毒自杀的绝路。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５卷Ｐ６８５—６９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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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9 18: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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