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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30 1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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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我是夏雯静 于 2017-9-30 14:38 编辑
这位古稀老人家住长春市汽车厂，叫齐宝昌，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自己的经历。
1945年时老人刚刚八九岁，那时他家住在卡伦镇南岗村新立堡屯，齐老告诉记者，当时正是日本鬼子兵败欲要撤退的时候，那时大批的日本人都从长春撤往哈尔滨，在我们屯子外还有一个叫东西张家屯的地方，那里正邻近日军撤退时的一条沙土国道。大概在7、8月份的时候，日军刚从那里经过后，那个屯子里就开始有人发起病来，场面简直是惨不忍睹，那正是日军撒下的霍乱病菌。
最开始时屯子里有一两户人家发病，但很快就死人了，结果有热心的邻居来帮着入殓以后，有的刚回家几个小时，也跟着发起病来。最初人死了还有人埋，后来家家都死人，就谁也帮不了谁了。等到最后人都死在家里，无人问津。
齐老表示，这种霍乱病发作起来非常快，一般也就几天人就死了，快的几个小时就不行了。而且一个传一个，不长时间，东西张家屯38户居民、170多口人，就只剩下一两户人家了。
躲细菌野外藏身十余天
齐老回忆说，当时在柳树林子里还有许多人，但是大家都不来往，每家住的地方都隔着好几百米远，我们用席子搭了个棚，草地上也铺上席子，就在上面睡觉。吃的东西没有了，父亲就回家再取一些来，平时谁也不走动，生怕感染。
大约在柳树林子里躲了十来天吧，估计没什么事了，齐老全家才回到屯子里。就是回去后，他们每天也吃一些从镇里卫生所买来的红色药水，据说能防霍乱，一直喝了一个月才停下。由于隔离得及时，齐老所在的屯子躲过了这场人为的瘟疫一个人也没有发病。
日本100细菌部队在长春的杀人罪行
长春市孟家屯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的花坛里，在明媚阳光照耀下盛开着一簇簇红艳艳的“万年红”。放眼望去，高耸的烟囱和鳞次栉比的厂房，处处洋溢着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然而在伪满洲国时，这里却是日本关东军第100细菌部队的所在地。就在这座当时远离市区、隐蔽在电网高墙之内的细菌部队，为掩人耳目挂着“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的招牌，实际上却是累月经年地研制着杀人的细菌武器及毒药。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中国东北不久，就开始建立了细菌研究所，1935年至1936年，关东军正式在哈尔滨和长春建立了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100细菌部队长一直由兽医少将若松次郎担任，对100部队直接负指导责任的是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中将。虽然两支细菌部队都干着细菌杀人的勾当，但长春的100部队主要研制的细菌，是用来污染牧场、贮水池；利用牲畜间的疫病来传染和制造死亡。
在100部队任职的医学博士中村吉二说：“鼠疫、霍乱或者伤寒都比炸弹来得便宜。炸弹扔下来，一切物质都将受到损害。而细菌战术只是人害病死掉了，工厂、矿山、房屋设备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落到胜利者手中。”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声称：满洲是他的第二故乡，主张日满亲善、重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事实上，这些日本侵略者和他们的100细菌部队又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当时去过100细菌部队的人说，看到的是森严可怕的一座座实验室和培养细菌的各种设备。进入地下暗室，空气阴森，有一股令人作呕且又强烈刺激眼睛的恶臭，逼得人难以自由呼吸。走廊两旁有十几个门，全用红黑布制的门帘挡着。他们看到其中一扇门打开了，从里面推出一辆手术床，由三个日本人推着，上面用白布盖着，高高垒起至少有三具尸体。
据战犯高桥隆笃供认：100细菌部队在1941年到1942年一年内就生产制造了1000多公斤炭疽菌、500多公斤鼻疽菌，其它化学毒药100公斤。100细菌部队饲养了数以万计的鼠类及牲畜以供试验。更为残忍的是用活人作实验。日本宪兵队每星期都用汽车往100细菌部队送活人作试验。
为培养虱子和跳蚤，100部队还到处抓乞丐。抓进来之后，供给足量的大烟、吗啡、白面（毒品一种），但不准换衣服，以培养虱子和跳蚤，利用活人培养细菌。等使用到不能起床的程度时，就把人绑进警犬圈里喂狼狗。极少数侥幸逃出的，也得了严重的贫血症和脑症状，不几天也就死去了。100细菌部队还利用雇工、招马夫等花招骗去了不少中国人，最后也惨遭杀害。
据100细菌部队军曹（军衔名）三友一男供认：为保密起见，用活人做实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先行饥饿以观察健康程度和抵抗能力，然后供给充足优美的饮食，经体格检查后，再散布以细菌使之中毒，目的是叫活人感染以试验毒菌效能。这样反复试验，使受害者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1944年初，日本宪兵中尉中岛将两名“实验材料”枪杀，理由是：已经做过多次实验，不能再做“实验材料”了。
三友一男也多次谎说给“实验材料”治病，注射毒药杀害无辜中国人。落入100细菌部队这座杀人魔窟之中几乎无一人生还，死后有的尸体被肢解，保留某些器官作标本。有的投入炼人炉中烧掉或和牲畜埋在一起。被100细菌部队残害的中国人难以统计，有人估计至少有几千人。
由于细菌部队经常撒放细菌，造成东北各地常有鼠疫、伤寒等传染病发生，吞噬老百姓的生命。1942年在长春车站北约一公里的人口密集的贫民街地带，突然发生鼠疫。而当时这里密密麻麻住了700多户、5000多贫民，穿着白衣的防疫队员冲了进来，隔离患者，强行检查诊断，打预防针，挨家挨户消毒。整个居民住户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陷入混乱之中。在鼠疫猖獗稍有缓和时，日本关东军就把所有居民强行迁移到离此地两公里远的临时村落宋家洼子。接着日本工兵以“彻底防疫”为名，把这个居民区的房屋全部烧掉。这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细菌武器残害中国人民的一例。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00细菌部队成立之前，日本侵略者就在长春西安桥外设立了千早病院，这个病院是披着治疗传染病外衣，专门做杀人试验的工厂。有个伊藤博士（日本人）因为做细菌试验没做好消毒工作，由吸烟而感染了细菌，全家致病，被活活烧死在这个病院内他所住的屋内，这也是害人者以害己告终的下场！
日本战败后，日本法西斯强盗为了消灭罪证，有计划地毁灭了两个细菌工厂（731细菌部队、100细菌部队），放出了带有各种毒菌和各种生物，使东北各地在抗战胜利之后，也难逃瘟魔撒下灾难。特别是1946年，吉林省延边地区鼠疫、猩红热猖狂一时，人死如麻，十室九空。1947年除辽北省的通辽县附近十几个县，还有嫩江、松江、内蒙等地，鼠疫蔓延，死亡2万多人。
转眼间60多年过去了，夕阳斜照在100细菌部队残迹上，沉默之中似乎潜藏着无数被害者的怨仇，铭刻着国家耻辱、民族灾难，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日本法西斯分子曾惨无人道地杀害中国人民的惨痛历史！
细菌战史话
——炭疽在中国的罪恶
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7日电 随着美国频频遭受炭疽的袭击、感染者人数不断增加，一股炭疽恐慌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炭疽热似乎突然之间变成全人类的大敌，“炭疽”这两个字也成为了人们谈话中高频率使用的字。其实，炭疽并不是一种最近几年才出现的高科技细菌武器，早在日军侵华时期，炭疽就曾杀害了数百万无辜的中国老百姓。
·731部队，带着罪恶的使命诞生
１９３１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东北，也不仅仅在于中国，它想侵略整个东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本国土资源贫乏，在工业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应付不了传统战争所需的巨大资源消耗。于是，侵华日军在寻找其他的途径时想到了细菌武器。
细菌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侵华日军就是抱着“生产廉价武器、节省资源”的想法开始建立细菌研究所的。
根据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担起了建立细菌部队的任务。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２０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用活人实验炭疽病菌干粉
魔王石井四郎最为得意的一项“成果”便是，将宪兵警察逮捕的中国爱国人士当作实验的“木头”（日语：玛璐达），即活人实验品。
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都有这样的记载：1944年冬的某一天，五六名戴着镣铐的中国人被日本兵从卡车上拉下来，倒背着双手，绑在间距为２０米的几个木桩上。数十分钟后，低空飞行的小型运输机将炭疽弹投向木桩附近。这几名中国人迅速被炭疽粉末包围，他们或是吸入了粉末而感染了肺炭疽，或是由于弹片划伤皮肤而感染皮肤炭疽。随后，这几名感染者便被带到了部队的实验室里。日军的细菌专家在对他们进行了各种“治疗”之后，残酷地将他们杀害。而尸体则放到解剖室中，供病理解剖之用。
利用这些爱国志士的血肉之躯，731部队逐步制成了各种细菌武器，并将它们投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屠杀了更多的中国人。
·投放炭疽菌，杀人无数
短短几年的时间，731部队便建立起一条月产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２５０公斤。
１９３９年５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想侵犯苏联的领土，没想到却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立即派人来到731部队，协商细菌战事宜。
此后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将22.5公斤的炭疽、伤寒、霍乱病菌散播到哈尔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面。细菌的散播立即使该地区出现大量的伤亡。731部队的首次细菌战取得了“胜利”。
从１９３９年哈桑湖事件到１９４２年之间，731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
日本战败后，731部队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迅速毁坏了自己所有的设备和用品。他们还将不便携带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细菌散播在华中一带，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丧生。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见闻和罪恶活动的自述
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19日电 川岛队三谷班是鼠疫研究班。它不仅研究鼠疫菌种，而且还亲自做验证毒力的活人试验。上田弥太郎雇员就是曾经多次做过活人实验的助手之一。
1942年4月，作为江田武一曹长助手的上田弥太郎雇员要到7号栋监狱去，对牢房受过细菌试验的中国人进行病变的观测。这是他的本职，天天要这样做。当时，江田提醒他在里边不准随便说日本话，并带有神秘的语气解释说：“里边押有朝鲜人，他们都会日语”。江田又嘱咐他：“所拿的器械不能放在窗台上，注意不要把手伸到窗口内。那里的爱国分子很厉害嘿！弄不好，他们抓起器械砸你，或者把你的手折断”。
上田在入口处，出示了“特别许可证”，并领了一张“细菌试验观察记录表”。记录表印有编号，还有记载体温、白血球、红血球、白色素、血沉、血压、血的培养等栏目。这张表不论用或不用，既使填写废了，也不准随便丢失，用后必须交回。上田跟着江田到7栋内南侧楼下的一个牢房前。这里边监押着5个人，他们的实际年龄都不太大，大约二、三十岁，非人的折磨使他们变得苍老。一天前，他们接受了一次鼠疫菌液注射试验，如今虽然还能走动，但距离死亡为期已经不远了。上田按照号码分别把他们叫到观测窗口前，按观测记录表上的要求逐项检查，并进行填写。第三天，上田照例去这个牢房观察时，发现了一名被试验者死了。他立即通知警备队人员，把尸体送进了解剖室，进行了解剖，最后，尸体被推进特别班的焚尸炉里烧掉了。由于上田担负着填写观测记录表的任务，所以，他经过鼠疫菌液试验的全部过程。最后，将这个项目都填满的表交给了江田曹长。
5月上旬的一天早上，上田又按照小林松藏技师的命令到了7号栋内北侧楼下的牢房对5名被试验者作观察记录。当他在一个被试验者右臂动脉管上抽血时，发现那个人胳膊上有注射针眼，知道对这个人的试验的时间不太久，次日，当一名被试验者死后，上田跟随推尸小车来到解剖室。这次，他看到的是执刀者采取的乱马解剖法，即将尸体大卸八块，分别在脏器里取出菌液，然后把这具空壳尸体投进焚尸炉。这天下午，上田又看见两个被试验的人死了。其中一名年纪约30多岁，手指特别细，看样子不象经常劳动的人，是不久前被抓来的。其余两名幸运地活下来了，一周后复原。上田明白，他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不久就会在另一次或另一种试验中死去。
如果说，上面这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在50年代初的供述还不够具体的话，那么，再看一看另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在80年代令人毛骨悚然的自述和对七三一部队罪行的认识：“在我的眼里，那些要亲自制止灭绝人类的细菌战的中国人，其形象当然不会变化。‘只有把这些家伙顺利地用于实验，才能显出我的手段。无论如何，我绝不后退’。我看了一下表，偷偷地溜了出来。这对别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走上了研究室的楼梯。占有二三层的研究室，全都迷恋于疯狂的杀人实验。研究室里充满了动物的尸臭和血腥气。我进入研究室内巡视了一下，几天前注射的老鼠和土拨鼠，被脏东西污染的毛倒竖着。筋疲力尽的动物在蠕动。人死了，动物死了，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可悲的事情，但作为细菌战爪牙的我，却很高兴。这些现象意味着细菌毒性强烈，这和自己的飞黄腾达联系起来了。我把这一带的动物一直看完。‘毒性都不错嘛！我一边微笑着，一边把死了的老鼠肚子撕开，取出脾脏、肝脏，开始培养。 7点钟是量取中国人体温的时间。我想，动物到这种程度就会死去，有这样的毒性，‘丸太’（即“马路大”之意，日语）也一定死了，像昨天那样的反抗也许不会有了。跑进消毒室，取来器械，打开特别班进口的铁大门，递过出入许可证。我来到监禁中国人的两栋楼房中的一栋--7号楼。抬着担架、穿着防菌衣的两个男人跑到面前来了。在担架上放着被切开肚子、敲破头、劈掉脚而成为肉块的中国人。他的血在滴落着。我看到这个被惨杀的身体，暗自想道：‘得赶快干了。是哪个班的’？我用军官惯用的那种举动，把头低下，往当中凝视。我送去被惨杀者的尸体之后，快步走近三天前被注射鼠疫菌的中国人住着的12号房间，战战兢兢地偷看里边。中国人由于被我注射了鼠疫菌，难受得浑身乱动，趴倒在床上吐血。
哇……………………
‘见鬼去吧！这可好了’。过不大一会儿，我开锁进入里面。知道我走进来的那个中国人，在口角滴着血当中抬起头，脸上满染血污，目不转眼地盯着我。我知道他们没有任何抵抗力。 ‘畜生！死去吧／我用脚上橡胶长靴的尖头突然踢去。咕嘟咕嘟从中国人口中吐出的鲜红的血洒满了床席。
‘鬼子！一定报仇／中国人满身滴答着血，想要站起来，没有力气，突然倒了下去。
‘过一会儿分成八半。把这个浇上。’我用带来的消毒药水把中国人的全身浇遍，留下使他憎恨的话后就走了出去”。
“731部队的极恶劣、非人道行为，是天人所不容的犯罪。
为战争出卖科学家良心的‘学者’还有以救人命为使命的‘医学家’、‘医科学生’，由他们的手或在他们指挥下所进行的残忍活动，作为战争犯罪来看，也是‘践踏国际法规和人道原则’的恶劣典型。
我尽管愚笨，也是他们的爪牙，犯下了不能偿还的数不清的罪恶，无论如何，追悔莫及。
我从个人体验出发，坚决反对把侵略战争正当化或美化的风潮”。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和对七三一部队罪行的谴责，对日本那些至今仍别有用心地否定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七三一部队细菌战争活动的人是一个有力批驳，他们应该承认事实受到教育，有所醒悟。（据《哈尔滨日报》
鼠疫冤魂调查
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17日电 1941年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被侵华日军杀害的义乌人知多少！半个多世纪以来，民间有关人士以及细菌战幸存者几乎从未停止过调查和申冤。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仅鼠疫一项就已证实死难者达1155名。死难者名册已编印成厚厚的一本，人们仿佛感受到每个冤魂都在倾诉着极为痛楚惨烈的不幸和对日寇深仇大恨的控诉。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影响了对实际死难者数据的调查统计工作，但随着有关人员的不懈努力，必将使有遗漏部分得以逐步调查完整、准确。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当时负责鼠防的义乌县卫生防疫站刘书臣等同志，经查阅省、地、县解放前的大量档案资料，并调查了受害的33个村，证实有120人死于鼠疫，1966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野营部队拉练到义乌崇山村时，军民共同声讨日寇血洗崇山村暴行，曾派几名干部在崇山村发表格调查，证实崇山村死难人数有382名。1991年，崇山人王达从义乌卫生防疫站离休后，提出对以前不完全、不准确的调查结果予以重新调查。1995年，退休干部王培根介入调查，自此开始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卓有成效的调查工作，并大力支持以王选为总代表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诉讼原告团"开展调查，搜集提供证据，对日本政府进行诉讼索赔。在这次调查过程中，王培根等人设计了两种调查表格各400份，一是鼠疫死亡人员登记表，二是日军烧毁各户房屋登记表，先从1942年秋受害最深重的崇山村开始，向崇山村当时360户左右的户主分发调查登记表。调查登记工作在全村二个行政村现有23个村民小组中，选出8位既知情又有文化且愿尽义务的老干部和幸存者，召集开会，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调查要求，进行分片负责，做到一户不漏。对于死难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死亡时间以及与见证人、申报人的关系等逐一编辑入册，并在村内公布由大家纠错补漏。其中有几十户死绝，有的因年代久远遗忘死难者姓名及有关情况，有的早年逃难落户他乡，不便调查，王培根等便依靠群众，特别是通过村老年协会召开座谈会，相互回忆印证，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证实崇山村死难396人。随着调查的深入，参与者越来越多，甚至远在美国的崇山人王甲升，金华的崇山人王基洛等人，又补充提供有关情况，至此证实崇山村死难405人。
这项调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被视为抢救历史，教育后代勿忘国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行动。受其影响，义乌其他受害各地如江湾、新园、井头山、官塘下、下店、徐村、梅林、鲍宅、王明堂、高庚、后山吴村、佛堂张宅、稠关、张村、黎明、下麻车、大水畈、塔下洲、徐村李宅、东河五一、东河八一、东河六一、东河七一、何市头、山边程、东河高塘、五星、横塘、沈村、大三里塘、塘里赵、桥面、桥东、陈村、下傅、楼三塘村、青口、华阳寺、徐界岭村、蒋宅、前店新屋以及义乌城郊各村等47个自然村，相继开展调查活动，其中王培根、王选、王达、金祖池、何子舒、周根洪、王焕斌、王锦悌、何亦民、王基贤、王金魁、王福泽、王基录、王春牛、王仲熙、王基根、陈知法、楼齐龙、杨其妹等人，经过数年的时间，跑遍了受害各地，证实死难者为1156个。调查人员大都已年逾古稀，是当年鼠疫受害的幸存者和见证人。就在调查史实和对日诉讼过程当中，一些当年的受害幸存者和当事人，因年老先后离开了人世，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鼠疫受害不仅仅限于直接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攻击的地域（第一次受害地），而且可以通过传染途径不断扩散，甚至强化疫情，造成二次危害、三次危害。调查显示，义乌鼠疫受害发源地是城区北门街和崇山村二个区域。一是1941年9月从北门街开始。家住义乌北门80多岁高龄的金祖池和楼齐龙两人为主的北门鼠疫受害调查，证实1941年9月份鼠疫在北门出现。此后由于人员流动，城区鼠疫迅速蔓延开来，波及周围石古金、盐埠头、桥西、桥东、下傅、义驾山、岭头、岭下、苏溪的徐界岭、蒋宅、廿三里的山塘及青口等24个村，死亡400多人。二是1942年10月至11月从崇山开始。第一个感染鼠疫病死的是王焕章，此后疫情来势很猛，崇山一个村就每天死亡5-8人，最多一天死过20多人，两个月内死亡405人。由于人员往来，传染周围的新园、井头山、官塘下、下柳、稠关、东河、张村、塔下洲、徐村等23个村，共计死亡700多人。例如：崇山村季春笼染病后，跑回张村娘家邻居医师季昌德处求医，季昌德及时为其处方开药治疗，结果第二天仍治而亡，紧接着季昌德医师也染病死亡，引起张村全村流行，死亡70余人。崇山村酿酒师傅王樟流在塔下洲村做酒期间，因村中发生鼠疫不敢回家，其第三个儿子王某感染鼠疫后找到塔下洲父亲王樟流处，恐惧、慌乱中的王樟流等人，虽迅速将儿子王某外移，背到塔下洲村外较远的一所庙里，死去后葬于山背，但仍引起传染，使塔下洲村死亡103人。鼠疫还传播至东阳，造成106人死亡。
调查证实鼠疫感染受害者症状为头痛、高烧、脸红、口渴、腋下和腿根淋巴腺肿大、直到口吐白沫或吐血死亡。侵华日军根据细菌战人体实验需要，打着免费治疗的幌子，不择手段地把鼠疫感染者诱骗到离义乌崇山村一公里的佛门圣地“林山寺”关押隔离，并进行活体解剖。村民们得知真相后，拒绝到“林山寺”接受所谓的免费治疗，日军又出动兵力残暴地抓人关在“林山寺”继续进行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崇山村18岁的少女吴小奶在众多患者面前被日军捆在椅子上，用被子蒙上脸，用刀割破肚皮，活活挖出心肺做实验，惨叫声震动“林山寺”。有的死难者被割去手臂、大腿、子宫等，做成侵华日军检验细菌战实验效果的标本。侵华日军在达到一些人体实验的目的后，为了防止鼠疫蔓延危及日军自身的安全，于1942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拂晓前，派100多名日军包围崇山村，焚毁民房420间，村民冲进村庄救火，又被日军开枪打伤致残2名。
《108人联合诉状》摘要
（1997年8月11日）
千年古城万家仇
——日寇在衢城的暴行调查
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1日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于芦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不久，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八月廿二日)日寇飞机首次轰炸衢城。此后八年间，寇机空袭无算疯狂地滥施轰炸，并空投鼠疫等致命性细菌残害后代。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暴发。日寇为了确保其所侵占的东南沿海地区，并解除美国飞机利用衢州机场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于一九四二年五月，集中五万兵力，分左、中、右三翼发动浙赣战役。以中翼酒井兵团为主力，左翼大成户兵团和右翼武内兵团为助攻，直扑衢州。当时，国民党集团为了保存反共反人民的军事实力，竟一再下令“避免在金兰、衢州决战”，公然地“决定开放浙赣全线”，因而集于浙赣线上的86军等三十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几乎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了衢城。六月六日(农历四月廿三日)，日寇侵略军入城关，盘居八十四天之后于八月二十八日(农历七月十七日)撤出。这是日寇第一次窜扰衢城。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农历端午节)，日寇再次兵临城下，国民党守城部队向水亭街、西安门溃退，被日寇打死在衢江淹死约三千人，尸骸蔽江，江水变红。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日寇第二次践踏衢成。日寇前后两次侵占衢城期间，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罪行滔天！衢城人民遭受了亘古未有的灾难。日寇撤离之后，家破人亡的人们回到残破不堪的古城，又受到饥饿和疫病的侵袭。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海深仇，至今还牢记在广大人民的心坎。人们愤恨地说：“提到毫无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牙齿咬得断铁钉！”
纪录这笔血海深仇，也就是具体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为此，编辑室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两个月间，在城关举行了小型调查座谈会二十一次，社会老人一次，参加座谈的共八十五人，又过别访问二十三人。这一百另八位亲眼目睹或身受其害者所揭露的日寇暴行，比较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寇机轰炸的暴行，日寇两次践踏城关的罪恶，鼠疫蔓延的惨象，寇兵撤离后的余殃。根据他们所揭露的史实，编辑室又于九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街、下街、坊门街三个街道办事处的协助下，组织了三次讲座，听讲居民五百七十人，进一步核实和补充了资料。这份调查报告就是以群众提供的确实可靠的活资料为主整理编写出来的。日寇暴行，罄竹难书，因为限于篇幅，这里记述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己。
一、狂轰滥炸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八月廿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敌机三架从金华方向窜入衢城上空，国民党的防空监护哨不发警报，市民不知是敌机，因此毫无戒备。有些人还以为是“盟国(指美国)飞机来了。”结群观望。当时，开往杭州方向的12次客货混合列车刚要进站，火车站上小贩、行人众多，月台上候车旅客拥挤，副道长还停着一节准备挂走的15吨棚车，有五、六十名常山押来的壮丁被反锁在内。敌机盘旋几番之后，突然俯冲下来，轰炸火车站并夹射机枪。连续三次，投弹十多枚。顿时，烟尘蔽空，血肉横飞，炸毁房屋近百间，伤亡无确数。被反锁在棚车里的壮丁，全部炸死。据事后收尸的人回忆，收拾拢来的死难者残体、四肢、头庐、碎肉，一共装满三十二口棺材(有人说这次被炸死一百另六人，伤五十人)。这是日寇首次轰炸衢城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农历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二时，敌机轰炸城隍巷，弹落于今新华幼儿园广场，炸死四人，伤二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农历八月×日)，敌机重磅炸弹轰炸府山衢州中学，炸毁衢中图书馆，学生寝室和自修室(即正谊书院)。与衢中毗连的府城皇庙、关帝庙、行宫殿、晏公祠、叶家、天主堂、育婴堂震塌房屋二十余间。育婴堂婴儿被炸死七、八人。
一九四O年四月十五日、十六日(农历三月初八、初九日)被炸两次、重伤十二人，轻伤五人，死亡十四人，炸毁房屋二十八间，财物损失价值一万元。 一九四O年十月×日(农历九月×日)，敌机五架轰炸新驿巷、新河沿、炸毁民房无数。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敌机八架，投烯烧弹一枚于新桥街天福堂国药店门前，大火沿南街延烧至德茂布店(今糕点公司附近)。
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农历三月初九日)清明节，人们正在吃青明粿，敌机投弹于城隍巷、天福堂栈房附近，炸死七、八人。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农历三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左右，三十架敌机滥炸西河沿石板厅、道前街、五圣巷、道贯巷、荷 花厅、醋坊甚，共计炸死二十一人，伤二人。其中特别是西河沿石板厅，厅屋被炸塌，死十三人、伤二人。被难者全系挑水、拉车、修补、拣破旧的穷苦人民。爱花娘一家七口，炸死老娘和四个儿女，仅剩下夫妻两人。死难者无一全尸。 一九四一年五、六月，敌机二十七架轰炸火车站，弹偏落于衢州铁工厂附近，投弹七十多枚。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农历四月廿二日)上午十二时，贫民数百结队于广盈仓(积谷仓)门前(今衢州一中东首)等购平粜米。敌机三架，投弹、扫射机枪，贫民纷乱逃往北门、西门，炸死三十余人。西河沿、城隍巷同时被炸。西河沿投燃烧弹数枚，烧掉房屋三十余间，城隍巷附近，被炸死计多人。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农历九月廿六日)中午，敌机十八架，分三路纵队从西安门沿城炸到北门，被炸的地方有白衣庵、馒头山、及新河沿一带，共投弹三十余枚。白衣庵内炸死三、四人，馒头山防空沿炸死二人，伤二人。
一九四一年，敌机还炸过杨家巷和钟楼底。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农历十二月×日)敌对集群狂炸火车站，弹偏落于今火车站饮食店后面(当时是火车站防空沿)投弹三十余枚有人受伤。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即日寇第一次窜扰衢城前十天，敌机九架狂炸火车站。当时，车站上正停着一列列车，由那时浙干线上最好的“315号”机车带引。列车上全是壮丁，有的被反锁在棚车中，有的三五人手连手缚在一起，被禁闭在料车上。月台两侧，堆满弹药和火柴(当时没有煤，火车是烧柴的，所以月台上柴火很多)，敌机投弹后，弹药爆炸如百子炮，柴火足足烧了两天两夜，整列车的壮丁因为动弹不得，全被活活炸死、烧死，只逃出几个军官。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农历三月十五日)敌机炸荷花巷，死三人。次日又炸死八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农历三月十九日)，敌机炸荷花巷，死六、七人。
一九四四年×月，敌机又炸府山。
日寇轰炸衢州飞机场次数最多，先后空袭五十九次，合计投弹一千三百四十一枚。
在那几年中，城关人民几乎每天逃警报，受尽惊吓，惶惶不可终日。每日鸡叫三遍，家家点灯起炊，有时饭碗刚捧起来，警报已响，只得丢下饭碗就逃，否则就要遭到军警拦阻。家里老少牵累大的，每天更是惊魂动魄，县西街有个叫龚新四的，他老婆一天带两个孩子去逃警报，走到西门浮桥头，一声紧急警报，顿时吓得她脸青唇白，口吐泡沫，结果到第五天死去。北门蔬菜队余棠奶，有两男三女，每次警报响了，只得暂避于城墙脚下，无力逃到城郊，一九三八年敌机炸府山，小儿子邵松贵因出天花发高烧，受大惊而变疾病，如今邵松贵已三十一岁了，但言行举止，犹如儿童。警报常常到下午四时不解除，逃警报人饥惊交迫，十分难熬，因此无不祈求天下雨。每次被炸后，断垣残壁，嚎啕悲泣，惨象触目惊心。每当警报一解除，人们即奔往烟硝弥漫的瓦砾堆挖寻亲人尸体，有钱人家点燃气没灯，一夜挖到天亮，穷苦人家只得连夜摸黑挖。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敌机轰炸城隍巷，裁缝程小秋炸死于瓦砾下。傍晚，他的老婆严秀英拖着炸伤的腿，带着三个女儿，爬在地上挖尸，天暗下来才挖到一具尸体，这人满脸焦土，辨不清面目，严秀英吐口唾在衣角上去抹焦土，这人受了惊动，倒抽一口气，用手比比，要喝水。严秀英惊喜交集，爬过瓦砾向邻居讨来一杯水，等到回来，却见这人大堆肚肠挂在外面，她荒忙跑下去用手按住伤口不使肚肠继续外溢，但怎么也按不住，此人因受痛剧烈，等到她将水送到口，只喝了两口，人就断气，她再仔细一看，原来这人并不是她的丈夫。一直挖到第四个才挖到了她的丈夫，她扑上去一看，双手已断，胸口一个大沿，严秀英顿时天昏地黑，蹶倒地上。醒来时，女儿们已将她抬到医院门口，医生认为她的伤口难治，要锯大腿，严秀英哀求说：“我丈夫已死，再要据我大腿，连领孩子讨饭也没法啦！”后来弄些土药，贴贴膏药，伤口足愈，但左腿终年冰冷，至今麻木不仁。
那时，城市工商业几乎停止营业，大店家成天不落牌门，只有几爿夫妻杂货店半开半闭撑撑市面，手工业者，已形成半失业状态。一到天黑，商户开门摆摊，市民和近郊农民蜂涌进城，争购一点日用必需品。有钱富户，从此将衣著、食物、珍饰、被褥逐步搬运到乡间去。资金雄厚的工商业者，并在乡里租了房子，开设分店，并将家小送到乡间去住，因此所受的惊吓和遭受轰炸的灾难，比穷苦人民要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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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8 20: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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