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旬老人记录731部队工厂苦难经历 三根手指伤残2017-09-20 08:34新京报

我是夏雯静

胥金和上万字的“个人回忆录”均由手写完成
　　昨天是“九一八”事变86周年，家住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的九旬老人胥金和，翻出一本笔记本。烫金的封面上印着凤凰，翻开，是密密麻麻的圆珠笔字。

　　这一天，年届九旬的胥金和重启一段记忆：1944年秋天，“优级小学”毕业生胥金和，在家乡黑龙江省肇州县，被骗入哈尔滨郊区一处关东军下属工厂，成为“少年见习工”，从事军用滤水器生产。这一工厂的上级部门，即为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

　　1945年3月，在付出左手三个手指截断的代价后，胥金和在中国劳工帮助下逃回家乡。从沈阳市质监局高级工程师岗位上退休的胥金和，将这段亲身经历写成文字，至今已经超过万字。

　　“少年见习工”

　　胥金和出生于1928年，按照黑龙江老家的算法，他今年已经90岁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陷。在胥金和的记忆里，远在黑龙江肇州县大同镇的老家，也很快被战争波及。最直观的是，县城里的日本人渐渐多起来，穿着皮靴的日本兵开始在街上走来走去。随之，教育制度也彻底“日化”。

　　1937年，伪满洲国公布新学制，仿照日本教育体制，学生从四年制的“国民学校”（初等小学）毕业后，即升入两年制的“国民优级学校”（高等小学）。“优级学校”毕业后，可升入“国民高等学校”（中学）。

　　按照胥金和的说法，入读国民高等学校，需要自行承担学杂费及住宿费。对于普通家庭出身、无钱升学的学生来说，“优级学校”毕业即是学业终点。

　　胥金和也不例外。1944年，16岁的胥金和从大同镇上的优级学校毕业。此时，这批毕业生正处在升学无力，找工作又年纪过小的境况。就在此时，一个人称“宫藤”主任的日本人来到镇上，为一座军用工厂招工。

　　“当时说有工资、住楼房，还能学技术，我们一帮小孩就这样连哄带骗，被招进了厂，拉到哈尔滨。”胥金和说，直到进入这座位于哈尔滨郊区的工厂后，这群年龄最小13岁，总数30人的“少年见习工”才发现，现实并没有承诺的那么美好。

　　从哈尔滨城内的火车站出发，30个半大小子步行往郊区走。黑龙江的秋天已经寒风阵阵，胥金和说，自己越走“心越凉”，直到见到铁丝网内的几间小草房，他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三个手指伤残

　　胥金和们的终点，是一处生产滤水器的工厂。入厂后不久，他从军官口中得知，这座工厂隶属于“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日后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其所生产的滤水器，在《日本七三一部队罪恶史》一书中有所记载。

　　16岁的胥金和并不明白这些背景，他的直观感受是，同样在一座工厂内劳作，日籍工人待遇明显好于少年见习工，后者的生活，相比于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国籍劳工，又要好一些。尤其到吃饭时，这种等级差异体现得尤为明显：日本工人有大米饭和鱼肉，中国少年见习工和劳工，只能吃小米饭和大豆汤；日本工人能够睡在工厂宿舍，中国少年见习工和劳工只能睡在工厂外草房的凉炕上，“冬天不能脱衣服，冷”。

　　工厂里，胥金和负责给日本师傅打下手。1945年3月，胥金和的日本师傅生病，驻厂日军强迫胥金和上机操作。此前从未单独作业的胥金和，在日本兵的“不做就打”的威胁下操作机器，仅仅几分钟后，手指头就被轧入模具中，当场昏厥。

　　胥金和告诉新京报记者，被工友抬入工厂医院后，日本医生只是简单做了包扎，便要求其继续返回工作岗位。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处置，十天后，胥金和受伤的手出现感染症状。

　　如今，胥金和仍然时常会端详左手，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只三个手指均有伤残的手，最终帮助他逃出工厂，回到正常生活。

　　上万字的回忆录

　　受伤后的胥金和，仍然被要求呆在工厂内，并配合日本师傅工作。眼看着因为没有得到消炎药品，因感染而日渐肿大的手指，他觉得前途一片灰暗。

　　“再不出去，不截肢也得死在这里。”胥金和告诉新京报记者，看守少年见习工宿舍的，是中国人，对自己遭遇都十分同情。在偷偷向家里报信后，胥金和的一位叔叔来到哈尔滨“接应”。最终，在工厂内中国劳工的帮助下，胥金和趁着夜色逃离工厂，与叔叔两人连夜赶回了肇州老家。

　　由于已经严重感染发炎，胥金和的三个手指都被砍去一节。经过三个多月治疗后，情况得到了控制。疼痛折磨了胥金和一辈子，他说，至今到阴天下雨时节，自己的手指还会作痛。

　　由于是偷偷跑出，胥金和一直呆在家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重又开始学习钣金技术。1947年，胥金和在解放区法院工作，1954年调入沈阳，成为一名法官。之后，胥金和进入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局工作，并以高级工程师身份退休。

　　2004年开始，胥金和陆续将自己在731部队下属工厂的经历进行记录，“想起来一点就写一点”。如今，这些用蓝色圆珠笔，写在一本笔记本上的回忆材料，已经超过万字。此外，退休后的胥金和，收集了大量侵华日军在东北的暴行资料。

　　胥金和说，每年到9月18日这一天，自己都会将回忆录翻出来，戴上老花镜，慢慢往下翻。“有时候真不愿意想起来，但就是不能忘。”

　　■ 对话

　　胥金和：我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胥金和如今住在沈阳，生活安稳。昨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只要一提起那段往事，他仍然会显得很激动，老人希望，自己的回忆录能够为还原历史“出份力”。

　　新京报：回想起在日军工厂的经历，是什么感觉？

　　胥金和：就是四个字，不堪回首。当时年纪小，被连哄带骗拉进去，去了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的自由被剥夺了，没有那么容易出来的，就一直干活。

　　新京报：在工厂里主要承担什么工作？

　　胥金和：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孩，哪有什么技术，只能是给日本师傅服务，拉个电闸递个钳子，语言不通，跟日本人也没有什么交流，他们也不怎么愿意跟我们交流。

　　新京报：到了工厂后发现被骗了？

　　胥金和：根本没有什么工钱，也没有楼房住。吃不饱，一天就一碗小米饭，喝的汤有点黄豆粒泡着。大米饭有，但那是日本人吃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十五六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天的饿，那种滋味一辈子都忘不了。

　　新京报：日常工作会受到处罚吗？

　　胥金和：说错话，或者没有按照日本人的规矩做事，都要受罚。打个比方，有一次，伪满海军学校毕业生到工厂参观，都是准尉军衔。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我们干活就干活，不能抬头看，当时我刚去，不明白这个规矩，抬了头。这批参观学员走了后，被厂里的日本兵用脚踢，用鞭子打，打得很凶。

　　新京报：为什么几十年后，还要将这样不堪的经历记录下来？

　　胥金和：日本731部队的暴行不断被披露出来，我算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想把自己的经历记下来，未来留给后人做参考也好，成为起诉日军暴行的证据也好，能出一份力就行。



长江日报融媒体9月19日讯 由“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和日本知名反战人士组成的访华演讲团，由6位日本老人和3名日本大学生组成，从9月13日到9月18日，演讲团成员在伪满皇宫博物院、长春师范大学等地开展多场演讲和研讨会交流活动，他们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从多个角度还原、揭露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真相。
北乡荣要： 93岁16岁来到中国长春，之后被征召加入了日本关东军海拉尔陆军医院，任卫生兵

731部队用人体内脏做细菌炸弹
731部队在哈尔滨，我去过两三次。人体解剖了以后，人的内脏、肝脏、胃拿去送到731部队。我问一个认识的人，这个东西用来做什么，他说是培养细菌，做成炸弹。
据北乡荣要调查，日本战败后，731部队成员被强制要求，不准泄露任何事情，并禁止队员之间的联系。但日本民间和平机构的调查从未停止过。
山边悠喜子： 89岁1941年13岁的她跟随家人来到中国东北，目睹了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

她说，731部队在1945年8月15日逃离之际，将所有建筑遗址付之一炬。他们不只逃跑，还把监禁的中国士兵们全部杀害，将他们的尸骨火化，把骨灰装进麻袋里，丢到了松花江中。
从1953年，她回到日本后，就一直在对731部队的罪行进行调查，她曾先后60多次来到中国，并在日本出版书籍进行披露。
平井润一 ：89岁5岁来到中国。1934年至1943年间，他一直生活在长春

长春鼠疫是731部队所为
平井润一提及的是让他一生无法忘记的一幕，1940年9月到11月，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吉林长春)，发生了鼠疫。
全日本民主医疗机构联合会的学者调查研究了“满洲国”的旧资料和文献，揭开了新京鼠疫之谜，结论是关东军秘密机构731部队所为，他对日军侵略中国的残虐性再次产生了强烈愤怒。
樱井规顺： 82岁1989年至1995年间曾任日本国会议员。9岁时跟随父母以开拓民的身份来到中国东北

侵略国对战争责任要有正确历史认识
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面对上千张伪满时期的影像资料，樱井规顺深有感慨。日本对伪满洲国的侵略事实，作为影像资料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这是在日本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资料。
在战争问题上，侵略一方的国家对战争责任一定要具有正确的历史认识。确认侵略事实，充分认识并进行反思、谢罪和赔偿才是所应承担的战争责任。
大窪瑞磨 ：76岁 1940年至1946年生活在中国长春

可以眺望到大海上被抛弃的死尸
9月14日，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口述历史研讨会”现场，回忆起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大窪瑞磨在台上痛哭不止。
“我生活的时代长春叫 新京 。”大窪瑞磨说，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后，他的家族在父亲的带领下移居长春。
日本战败后，大窪瑞磨一家在大连港登上返回日本的船，然而还有更多迁移到中国东北却被日军抛弃无法撤离的日本人。“还年幼的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可以眺望到蓝色大海上被抛弃的死尸”。
大窪彬弘 ：71岁 1946年出生在中国长春

日本政府和国民应正视侵华历史
虽然出生在长春，但在1947年，他就和父母返回了日本。有关长春的故事，他都是听他姐姐讲述的。
大漥彬弘发表了题为《正视“九一八”侵略，担当沟通日中和平友好的桥梁》的演讲。呼吁日本政府和国民应正视侵华历史。大窪彬弘认为,“我们这些普通人要尽自己所能加深彼此的交流，且在正确信息的基础上，持续进行民间的交流，以此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