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细菌162支队在日军细菌战中的作用

我是夏雯静

2009年12月，林口县文物管理所在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的东岗梁上，古城镇至青山乡的公路旁设立了一块“一六二细菌工厂址”遗址碑，揭开了70年前发生在林口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却不可遗忘的历史――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162支队曾在林口建立细菌繁殖基地，进行细菌试验。
　　一、细菌战的序幕
　　日本是个岛国，人口少，兵源不足，又缺乏五金矿藏，发动侵略战争是难以取胜的。所以细菌战就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不二选择，为了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一个由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国家，日本军国主义者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用低廉的代价，以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研究细菌由来已久，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在细菌学教学中，就讲授过如何进行“家畜战”；1918年11月，日军少佐谷部照信将细菌战作为主要问题向参谋部汇报。此后，陆军省医务局就开始研究细菌战。日本大本营的军部曾要求东京科学研究局“研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由于在限期内没有完成任务，参加研究的40余名科学家全部被降薪并调转其他工作。细菌研究工作一度中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推行大陆政策，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战争升级，矛头对准了苏联。石井四郎顺应日本统治阶级的意愿，抛出了关于细菌战的构想，与日本当局一拍即合。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准备细菌战。1932年8月，日本当局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1933年，细菌研究室扩建，对外改称“防疫研究所”。因为需要在邻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细菌战根据地，以供将来进犯苏联之用，并且在满洲境内能获得大量非日本籍的活人来做细菌实验的材料。1933年日军大本营批准了石井四郎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研究基地的报告。同年8月，日军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化名“加茂部队”，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扩编了石井部队，根据战略的需要，1940年12月，石井部队又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等地设立了4个支队，还设有直属大连卫生研究所，以防一地被炸，还有另地可连续作战。同时还在我国各地陆续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细菌部队）。随着日军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设了机动性部队。1941年，该部队正式改称为“满洲第731部队”。
　　二、林口162支队的组成及日常工作
　　日军之所以在林口设立162支队，是因为林口交通便利，是牡佳线和林密铁路的交通枢纽，是东北地区东部的边防要塞。
　　林口支队组建于1940年2月2日，是731部队所辖的四个支队中建制最大的一个支队。该支队设总务课，分设计划、经理、庶务；第一课，主要从事细菌传染的研究和动物的培养；第二课，进行防疫给水研究；资材课，负责各类器材和物品的保管，备有甲式滤水器2台、汽车40辆、显微镜20台、大型高压菌槽2个，外有其他物品甚多；教育课，负责教育培训等任务。历任支队长为山口吾一、荒濑精一、�原秀夫。有研究、实验的日本人员226名，其中有3名军医、1名司药官、1名军需官和5名佐、尉级军官以及60名军人。还有十几名中国人在此做苦役。
　　162支队营区位于林口镇与古城镇之间的东岗梁上，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四周用铁刺线圈围，南正门设有卫生所。从正门进去，绕过圆形花包，北行不远便是支部的本部办公室；西北处筑有长200米、宽8米的砖瓦结构的实验室，它兼有地下室，并配置供消毒用的特种锅炉，实验室的北侧是动物室；在本部的东南处筑有半卧式圆顶水泥建筑物，是菌苗地下仓库；在四周各处还建有宿舍、临时仓库，由于山顶上无水源，在西北坡下乌斯浑河畔设有抽水泵房，抽取这里的河水供实验和人、畜食用。营区的北部是日军的飞机场，营区的西北部相距300米处是保卫162支队的拥有100余的日军的警备队。支队长�原秀夫少佐住在林口北山日军官邸，经常乘坐专用小汽车来往于支队和林口北山之间。
　　为准备进行细菌战，林口162支队组织、培训了大批专业人员，充实该支队细菌的研究和生产能力。1945年3-6月末，以支队教育课课长渡边中尉任教官、以森军曹、管军曹、沟渊伍长为助教，开设了细菌研究、细菌生产、鼠类繁殖、细菌检查、传染病防疫、人体构造、血液血型判断、卫生常识、细菌作战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对该支队的70名人员进行了3个月的专业教育培训。教育培训非常紧张，连淋浴的时间都没有，只在上厕所时用水洗洗头，被受训者称为“魔鬼化的训练”。培训结束后，这70名受训者分别被配备到第一课、第二课，充实了该支队的细菌研制、繁殖和细菌生产能力。
　　（一）饲养细菌动物载体
　　林口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跳蚤和各类动物。林口支队通常在动物室东面的一个大房间内饲养着从日本运来的白鼠2000余只，西面的五个房间装有本地的各种鼠类。1944年6月，黑龙江省林口县新城乡的张清林为162支队饲养老鼠、兔子、海猫等，一直干到日本投降。他回忆说：“刚去时，该支队仅饲养千余只白鼠，到1945年，白鼠增加到2700多只。这些白鼠是从日本运来的，在动物室东面的一间大房子里由日本人亲自喂养。饲养白老鼠的日本人轮流上岗，每次约20多人，1个月轮换一次。该支队长�原秀夫每个月到鼠房一两次，检查养鼠工作。西边的鼠房里饲养者捕捉来的各类老鼠，由一个日本兵和4名中国劳工负责喂养。”在其余各房间内，饲养着马6匹（其中马驹4匹）、羊2只、兔子四五十只、荷兰猪七八十只、狗12条、海猫700多只及其他禽类。该支队饲养的这些动物主要是定期地抽取它们的血液，用这些动物的血液与研制的细菌相溶解，研究如何将细菌传染给各类动物，最终达到细菌战的目的。据资料记载：“每隔一个星期，�原秀夫带领日本研究人员到动物舍给动物抽血，有时在地下室内宰杀当地鼠取血。”由于鼠类供不应求，这个支队还不止一次地组织队员到附近各地捕捉黄鼠。1944年12月，第731部队召开支部长会议，指出1945年度要加强白鼠的饲养及协助各部队的防疫工作，以防止因传染病减低日军的战斗力。部署使用鼠疫菌进行细菌战。1945年4月，731部队再次召开了支部长会议，要求各支部全力捕鼠和繁殖白鼠，繁殖跳蚤，以协助731部队进行细菌战。会后，�原秀夫从731部队领取了捕鼠器具，召集了林口支队的干部会议，全面部署捕鼠、养鼠和繁殖跳蚤的工作，准备进行细菌战。
　　该支队1945年4月初至8月初共捕捉各种鼠类2.7万只。同时，配备专业人员加强了白鼠的饲养繁殖工作，使白鼠的繁殖能力和数量急剧上升，由1944年的800只快速繁殖到1945年8月的6000～7000只。林口162支队向731部队本部大量输送老鼠，据�原秀夫、田村良雄等人供认，1945年，“从支部员到‘开拓农民’皆被动员捕鼠。送到731部队的鼠类，4月为1000只，5月为10000只，6月8000只，7月7000只，共达2.6万只之多。”(1)当年，总共提供各种鼠类累计达3.4万只。
　　培养繁殖跳蚤是林口162支队的另一个主要任务之一。据�原秀夫供称，为加速培养跳蚤，1945年6月，根据哈尔滨731部队的命令，他派出了以七夕利则曹长为首的8人前往731本部学习培养繁殖跳蚤的方法。并由七夕利则曹长从731部队本部领回一公斤“母本”跳蚤，在支部地下室的适合跳蚤培养繁殖的环境下繁育。先期使用的培养繁殖跳蚤的工具为两个大型水槽，培养繁殖的方法是先把“母本”跳蚤投入水槽后，再每天把3～5只肥鼠放入水槽内充当跳蚤的食物。“母本”跳蚤通过吸食鼠血进行繁殖。随后为了加强培养繁殖跳蚤的能力，由支队副官细矢博少佐任教官在支队内培训了10名新的专门培养繁殖跳蚤的人员。1945年6-7月末。林口162支队共培养繁殖跳蚤1.3公斤。
　　（二）研究培育细菌
　　162支队还负责细菌研究和细菌生产。据�原秀夫供认，林口162支队拥有大批的生产细菌的设备、器材和一切物质条件。其中有大型高压灭菌锅炉5具，小型高压灭菌锅炉1具，小型蒸汽灭菌器2具，干热灭菌器3具，大型孵育器2具，小型孵育器3具，远心沉降器3具，显微镜35台，天枰10台，氢电子浓度测定器1具，酒精灯80盏，白金条100只，还有若干生产细菌用的玻璃器具。设有培养室、镜检室、消毒室等。生产细菌所需材料60吨，，即蛋白消化素10吨、肉精10吨、液汁30吨、盐3吨、棉花2吨等。另外，还有为准备战时的防疫医疗箱两套（每套33捆包）。�原秀夫任162支队长期间，以进行细菌战为目的，储存和培养了伤寒、副伤寒、霍乱等细菌。林口支队建立以来，在各部队流行传染病时收集细菌，又从第731部队领取了霍乱菌，并把这些细菌储藏起来。
　　�原秀夫还说，该支队具备大批量生产细菌的能力，一个生产周期，大体是七天左右，当时靠支队的设备、80多名的生产人员以及第一课的生产要领和生产能力等情况，该支队一个生产周期能生产纯细菌约30克，一个月内大约生产150克。如果该支队设立大型高压灭菌锅和孵卵室，使用1000个石井式细菌培养器，即利用该支队的全部设施时，一个月内可以生产出纯细菌15公斤。�原秀夫承认，如果这60吨原材料制成细菌武器，将可以生产500公斤以上的细菌，如果条件良好，产量可以达到1000公斤。“这项事实已由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前日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告的审判材料所证实”。(2)
　　1945年6月，该支队第一课的细矢博少佐奉命研究大量生产细菌的方法，主要研究培养基的时间缩短的方法：过去，用锅灭菌，温度100度需用30分钟，间隔24小时，三次即需48小时；使用15磅的高压蒸汽炉灭菌，温度120度只需20分钟。再就是研究石井式培养器的培养法：162支队使用的是长约50厘米、宽40厘米、深约5厘米的带盖的金属制器具，将300只试管涂抹在10个培养器上来试验是否能增加细菌产量。这项研究因细矢博奉命去敦化防疫而停止。
　　一个生产周期大体七天左右，第一天进行干热灭菌，即对培养试管灭菌、洗涤、干燥；第二天制造培养液，并把它注入试管里；然后第三天，用高压蒸汽炉灭菌；第六天把细菌涂抹在培养基上，放在孵卵器里；第七天采集细菌。据在该支队第1部细菌实验室担任见习实验员的久留岛裕司供称：“我在宫丰军曹和细尾军医少佐的领导下，把结核菌、伤寒菌、副伤寒菌放到营养液上去，准备实验仪器，调节孵育器的温度。”(3)这显然是在试制细菌。�原秀夫说，从1945年1月到6月，他的支队在黑龙江林口地区生产了200只试管的霍乱菌，370只试管的伤寒菌、300只试管的Ａ型副伤寒菌。
　　（三）进行细菌试验
　　活体试验是日军731部队的最残忍的手段之一。�原秀夫供述，进行过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的实例。1945年3月，为了检验细菌毒力能否用于细菌战，�原秀夫命令部下，用两只试管的细菌，杀害了4名中国无辜居民。根据这次试验，证实合乎标准，适合作战需要。“用惨无人道的方法来进行毒力检定，显然只能是为了进行细菌战这一罪恶目的”。(4)
　　1941年到1945年，林口古城镇一带，凡是在162细菌部队附近耕地的耕牛，常常因感染瘟疫而死亡。162支队在研制细菌武器的过程中也使用了活人做实验。据当时住在林口县中兴乡七星村沙绍贤、姜学先等人讲述：“1941年春，林口北街约八里处的七星泡屯，突然爆发了人畜共患的窝子病。染上病的50户居民中，有30多人很快死亡，传染病迅速蔓延，很快遍及全屯，很少有人幸免，就连各家的耕牛也病倒，大多数死掉。屯长魏志清家里养了45头牛，也还是一个接一个的死去，最后仅剩五六头了。事情发生后，随即来了一批身穿白罩衫的日本军医和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们先用石灰粉把全屯圈划起来，并且布下哨兵实行戒严不准出入，严密封锁了全屯。那些军医一边撒石灰，一边给中国人打针，给传染者治疗。如此折腾了一个多月，窝子病才被控制。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场窝子病是日本人放了带细菌的耗子跑到屯子里乱窜引起的。”(5)
　　162支队所生产的细菌武器的危害性极大。162支队所生产的细菌及所繁殖的能携带鼠疫菌的跳蚤，用做细菌武器，都能造成大规模的疾病流行和死亡。霍乱和鼠疫都是烈性传染病，传播力强，死亡率高。其他如伤寒、副伤寒和痢疾菌，作为细菌武器，也可以造成军民大量发病和死亡。
　　三、162支队的覆灭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后，162支队受命配属于驻延吉的第3军。1945年8月9日下午6时，�原秀夫得知苏联军队向日本关东军全线大举进攻时，命令杉村茂夫、米谷孝弘、小山福马等8名工作人员将7000只老鼠和1.3公斤的跳蚤及机密文件全部送到731部队本部。8月10日，为了毁灭该支队生产和准备进行细菌战的证据，�原秀夫命令间所升少尉将把文件资料、贵重仪器投进锅炉里烧掉，营区内的所有建筑物全部烧毁。现仅余有仓库、锅炉房、办公室等5处房基，只有菌苗地下仓库保存较为完整。菌苗地下仓库为圆形，全地下式，直径3.5米，占地面积9.6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地面只见顶盖，门位于圆形顶盖东侧，门宽0.6米、长0.8米。�原秀夫同时命令将所有生产细菌的设备以及已生产的100个霍乱菌试验管、120个伤寒菌试验管、100个Ａ型副伤寒菌试管和23个保存的霍乱菌、伤寒菌和伤寒A、B型副伤寒试管、100个大型培养皿的霍乱菌以及数以吨计的生产原材料，全部装到50辆汽车上，全支队开始准备向佳木斯方向溃逃。后在沈阳的特别军事法庭上，�原秀夫证实细菌是准备在佳木斯对进攻的苏军进行细菌战的。8月12日，该支队在到达佳木斯附近时探知苏联军队逼近佳木斯，遂逃往牡丹江，听到苏军已进驻八面通，逼近牡丹江。在牡丹江附近的七星车站，�原秀夫下令就地将50辆卡车装载的一切材料、设备、细菌全部烧毁。该支队在溃逃至桦林时，因道路已坏，与苏联军队遭遇，交战时该支队人员大部战死；�原秀夫潜逃，后被捕。1956年6月19日，被沈阳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3年。在法庭上，�原秀夫承认了日军研制并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林口162支队仅是日军731部队一个支队，其罪行只是冰山一角，日军731部队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擢发难数。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是公然蹂躏世界人民神圣公约的国际公法，违反人道原则，背叛人类的严重罪行。1995年江泽民主席在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大会上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成为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一页，其中有令人发指的细菌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学历史者，民族必灭亡”。日军731部队惨绝人寰的非人性的罪行已成历史，历史是掩盖不了也不可能被否认的，更不要忘记。林口山城人民不能忘记，中国人民不能忘记。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吸取历史教训，才能有未来的和平。现在162支队遗址已经成为全国性爱国教育基地之一和和平反战教育基地。
　　
　　注释：
　　（1）《大量捕鼠繁殖细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91辑。
　　（2）《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鉴定书》，外国文书局出版局印行，1950年。
　　（3）《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贻害研究》，杨彦君著，第2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鉴定书》，外国文书局出版局印行，1950年。
　　（5）《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贻害研究》，杨彦君著，第2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参考文献：
　　[1].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出版.
　　[2]郭成周，廖应昌，主编.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
　　[3]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我是一个两次遭受日军释放的伤寒病菌，染过两次细菌伤寒的幸存者。现将我受害的惨痛情况，公诸于世。

　　１９３９年７月至１２月间，我在阎锡山成立的行政人员训练所当首批受调学员。受调学员大约１０００人，分５个大队，我在第二大队。大队于７月１５日开训，开训大约半月的一个中午，一架日本飞机在南村坡上空飞过，声音很低，速度特快，飞得又高，只有少数人发觉，我是其中之一。飞机过后不过半月，行政训练所的受训学员先后得了重病。病情是：染病学员烧起来烧个死，冷起来冷个死，渴起来渴个死，饿起来饿个死。有时出汗，周身的汗水无法阻止；有时候浑身发抖，能抖一天一夜；有时流鼻血，流起来怎么也止不住；有时舌干，干得舌头往肚里抽；有时耳鸣，耳朵里面如雷响；有时眼花，天地都在转车轮；有时头痛，痛得往开炸；有时牙关紧闭，有时成天酣睡，种种痛苦，真叫人至死也忘不了。仅我们一个５０多人的中队，不到２０天就病倒４０余人。我能回忆起来的就有娄烦学员冯锦铭、冯定元、冯兆平、吕俊秀、郝树春和我，岚县的张秀彦、张靖庭，兴县的张万选、刘建中、贺振华，安邑县的姚续堂、姚继堂，稷山县的王惠生，大宁的许光烈，五台的李芝成。这些人都和我在一班。我们一个班，连班长一共１７个人，没有一个幸免。其他班里害此病的人，因年远日久，姓名失记。当时我们患病无人管，加上行政训练所缺医少药，后来连几个医生也病倒了。不到一个月，病祸蔓延全所。小队、中队、大队队长至行政人员训练处各处领导干部，也染了同样的疾病。请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医官治疗，他认为不是正常伤寒，亦非副伤寒，更非疟疾、猩红热，不是内伤，也不是外感，不是风寒暑湿所得，亦非燥热所源，表不难表，泻不难泻，束手无策，只好听之任之。这样，我们一个大队在半个月内就病死３０余人。我和郝树春都病７次，重病５个月，到１２月中旬始愈，得以幸存。其他患者与我们同命运者，在行政训练所人员中也有一半以上。

　　对于日军如此之残暴行为，因当时阎锡山的二战区没有科学知识，也不动脑子，更不知用宣传工具向国内、国外公诸日军释放细菌的罪恶事实，使得干部学员无辜地死亡，实在可恨。
　　另一次是在１９４３年５月，当时我在阎锡山军队的三十四军（军长张翼）四十四师（师长马壮）二团四连任连指导员，随部队驻扎在新绛县马匹峪口以西，稷山县之小峪口。我们团部驻乡宁县之井峪村。当时的布防情况是：新绛县马匹峪口以北之马首山至汾城，由李修礼六十八师和新绛县长李鹏部负责；马峪以西至小峪口由我四十四师驻扎；小峪口以西，由马峪口九十五师驻扎。
　　４月中旬，驻在晋南的日军向汾城县以南、至黄河以东河津县禹门边山谷峪口的大小高地发动攻击，不到７天，除一八九七高地外，其余大小高地均落入日军之手，其中有马首山、一二三Ｏ高地等。
　　日军占据山头后，在山下从襄陵经汾城、新绛、稷山、河津，靠西山、北山５里的沿线村庄，挖一丈多深、一丈多宽的封锁沟，用经济封锁的手段恐吓阎锡山。阎锡山用消极的办法，叫各山口部队拉着老百姓填沟，折腾得老百姓难以生存。日军经常用大炮威胁，飞机骚扰。大约一月左右，驻地老百姓和部队部分生病，起初头晕恶心呕吐，忽寒忽热，身上疼；七八天内，病情加重，成了打摆子的伤寒病。我将情况向团部反映，团部回复，全团各连都有这样的情况。又过七八天，全师９５％的官兵皆病。连师长马壮、副师长祁国朝、参谋长王尊及师部八大处的人员都病了。五六个连全体官兵皆病，病倒无伙夫做饭，无士兵站岗放哨，不能出操，不能开饭，三分之二官兵不能上厕所。在此情况下，由师到团的军医认不清病症，用中药治疗无效，请民间医生，也同样没有办法，只好任病蔓延。不到４０天，全营２９０多名官兵，病死８０多人。我连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小伙子有２６人。我记得其中有从河南刚领回来的新兵万金祥、李发群、董发贵，老兵张振山、曹忠儿、李小山，排长张振发、李德馨等。其他营连也病得很多，死的也不少。
　　官兵死亡之后，向团部报告除名，上报一月至两月始办手续。四十五师、六十八师和我师一样，有不少官兵害了伤寒而病死；四十五师师长马如奎、六十八师师长李修礼，和我们在同一个时期害过伤寒，几乎死去。部队驻地各村庄的老百姓害过伤寒的更多，害了伤寒的老百姓，整天摇摇晃晃，但还须往山沟抬死人，埋死兵。当时，在由汾城至河津县的各个山口上，驻扎着１２个师，不到５０天时间，因伤寒死去的官兵就有２０００多人，死去的老百姓比死去的兵更多。如此惨烈的事实，阎锡山却封闭消息不外传，不揭露，说是怕日军知道我军军情乘机进攻。事后多日，从稷山县传出话来，才知是日军为了顺利挖好封锁沟，用飞机向沿山一带撒了伤寒病源虫，不让城里人去山口村庄，如有人告发，严惩不贷。
　　我闻听此话，曾向阎锡山民族革命同志会执行部越级反映，但得到的回复是：“你的报告虽为村东野语，但事关重大，非同小可，所言之事，事关国际公法，如依尔言宣传，对方不服，诉诸国际法庭，何人去打官司，戒之戒之，毋庸多言，此复。”后来我又向长官部反映，仍未加理睬。（程太生整理）
　　注：该文为作者１９９０年写于娄烦县娄家庄村家中。
　　（责编 岩春）
　　（题图为细菌战犯石井“发明”的陶制细菌弹）

抗战期间，宁波是侵华日军进军华东地区的战略要地。日军在多次进攻宁波时，被强烈抗击的当地驻军击败，其“三个月消灭中国”的幻想被打破，于是，就对宁波等地实施细菌战，残杀当地军民。
　　日本战败后，由于美国庇护细菌战犯，日本政府缺乏反省态度，掩盖了日军细菌战的罪行。直到1949年，前苏联审判12名日本细菌战犯（即伯力审判），并公布《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之后，日军细菌战的罪证被相继揭露。我国东北（如吉林长春和黑龙江哈尔滨等地）、浙江（如宁波和衢州等地）和湖南（如常德等地）等受害较重的省，相继刊登控诉文章；原日本军人也出版书籍，以亲眼目睹的真实材料，对日军的人体试验、活体解剖进行揭露，如原日军731部队少年队员秋山浩出版的《731细菌部队》等。80、90年代，《井本日记》被发现，对深入研究细菌战，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1991年，日本友人森正孝等人，通过到宁波、衢州等地调查，制作了电影纪录片《侵略第六部，细菌战的受害者们：从浙江来的控告》；1994年，宁波黄可泰和吴元章出版了《惨绝人寰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等。2002年，我国首次在湖南常德，举行了“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美、日三国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和揭露，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笔者赴宁波细菌战遗址调研，撰写文章，其目的是：搜集、揭露日军在宁波实施细菌战的罪证，让青少年铭记国耻，知晓细菌战留下的危害，从而，牢固树立为强国而学的理想，并提高防疫意识。
　　二、调研过程和方法
　　为搞好调研工作，笔者事先制订计划，然后付诸行动。
　　首先，上网查找资料。其次，到书店、图书馆等资料室，进一步搜集如下资料：1、史料及汇编，如中央档案馆等编写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等；2、论文及论著，如韩晓、辛培林合著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等；3、报刊和杂志，如2001年《文化交流》发表的《日本细菌战在浙江危害深重——一宗刻骨铭心的调查》（第4期）等。再次，利用2011年寒假，亲临宁波实地调研，设计访问提纲，对中、老年人和青少年进行调查。
　　三、调研结果
　　（一）赴纪念碑和陈列馆调研情况
　　令人痛心的是，胡老的姐姐和弟弟，于11月2日和3日相继病死后，被隔离医治的父亲和母亲，也于6日和11日相继暴死。就这样，曾过着富有生活的胡老，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竟成了唯一幸存的孤儿。当时，胡老只有8、9岁，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痛不欲生，几乎崩溃了。
　　为了揭露细菌战的真相和侵略者的罪恶，为浙江和全国的受害者讨回公道和尊严，胡老曾赴日本东京法院，向国际社会揭露宁波细菌战的真相。
　　看完资料，笔者对胡老的遭灾，心生伤痛；对日军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倍感憎恶；对当时国民党的软弱和科技的落后，深感悲叹！从而，增强了为强国而学的决心。
　　（三）赴纪念碑附近及较远的居民区调研情况
　　笔者来到附近的小区，在小区门口，与正在吸烟的王正法谈了起来。他年近40岁，是地道的当地居民，住在该小区内，曾带自己和亲戚的孩子，多次赴纪念碑和陈列馆参观，对开明街口过去的疫灾情况，了解得较多。他知道，宁波是战略要地，当时日军攻不下宁波，就使用起病迅速、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的鼠疫病菌，企图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他还知道鼠疫的一些症状。他还说，战争虽已远去，但鼠疫给这里造成的环境灾难，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却没有被时间磨平，居住在这一带的居民，对鼠疫仍心存忧虑。
　　四、看法与建议
　　通过调研，笔者看到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和细菌战的极大危害，看到疫区老人的一生梦魇和晚辈的疫灾阴影，看到疫区人民增强了防疫意识和忧患意识。但是也看到，纪念场所被冷落，年轻一代由于没有受过疫灾的伤害，对细菌战历史漠不关心，“国耻”被遗忘的程度较高，令人忧虑。另外，笔者还看到，当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日本“军国主义”阴魂未散，少数政府官员不时去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历史事实，如：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这些，提醒我们：铭记国耻，发愤图强，振兴中华，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让“勿忘国耻，励志图强”渗透到每一角落，为了普及防疫知识、提高防疫意识，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现在城市规模扩大，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各种道路路标、电子传媒屏幕和广告牌，点缀着每一条道路和街道，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借助路标、屏幕和广告牌等，做好扩面宣传；
　　（二）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住宅小区数量不断增多，政府有关部门可通过居委会或物业公司，利用小区宣传窗等进行宣传；
　　（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事业蓬勃发展，旅行社和景点不断增加，政府有关部门可联合旅游部门，增设纪念场所为旅游点等，搞好宣传。
　　（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市场和园区规模不断扩大，政府有关部门可在其中设立宣传窗等，开展宣传；
　　（五）为使国内民众知晓全国各地的细菌战情况，中央和省级政府有关部门可参与协调，让每一个陈列馆或纪念馆，都能附带介绍国内其它地方的细菌战情况，以扩大宣传面，达到连动效果。
　　作者简介：
　　陈煜东（1996.8-），男，浙江省台州市人，现为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学生，研究方向：文学写作；指导教师：冯丽华。

　　1933年，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武器研究中心基地。1935年，日军根据裕仁天皇指令，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扩建了石井部队———满洲第731部队，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研究。1940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颁发一道密令，决定在海林、林口、孙吴、海拉尔设立4个支队。海林支队番号为第643支队，支队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00余名，尾上正男少佐为支队长。海林支队与731部队是怎样的关系？海林支队在侵华日军细菌部队中占何等地位？经过多年调查走访，黑龙江省海林县档案局退休干部程吉思揭开了海林643支队的真相。
　　731部队中只有海林支队留下两个“活口”
　　距海林县城西北郊不足两公里的福利村，就是当年731部队海林支队的大本营。如今，当年731部队海林支队溃逃时自毁自弃的废墟已经被大片民房和菜地取代，曾经的地下室、锅炉房连同曾经的罪恶都已消失。记者能够看到的只有马姓人家居住着的曾经是供海林支队焚烧办公废纸用的一处锅炉房以及其与众不同的烟囱。马家保留完整的粗矮烟囱成为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海林支队的标志性建筑。“我曾无数次呼吁当地政府保护好这处日军侵华罪证，可没有引起有关部门足够重视。”程吉思说，“除了1998年立下这块‘731部队海林643支队遗址’石碑外，保留下来的几乎一无所有……1996年，我开始调查时，这里还没有多少房舍，幸存者李宝昌还能清晰辨认出马圈、红布（本部）、捕鼠队、教研室、训练场等机构的准确位置，有的还残存一些房舍的地基。现在全都没有了。”
　　据程吉思介绍，1940年秋，由日本关东军施工部门精心设计、由军队御用企业施工在海林城西北建成一座军事营地。该营地生产和生活用水，都是从当地斗银河里提取，水源管理十分严格，水源地四周用铁丝网围住，营房入口处有门岗，营房前专门设有部队长办公室，支队长尾上正男每天乘坐小汽车来往于该部队与海林日军官邸之间。这就是神秘643支队。“由于643部队军人不穿军装，只穿一身白大褂在实验室工作，因此，当时不知情的老百姓都误认为他们是卫生部队。”程吉思介绍，643支队规模不太大，但机构比较健全，设一部、二部、总务部、供给部和训练部。支队的任务也很“奇特”：繁殖、捕捉并收集鼠类和家兔。643支队幸存劳工李宝昌说，在营房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室，大约有十几个日本兵在里面工作。
　　据李宝昌老人回忆，该部队的供给部部长叫神尾，他同时兼任动物室的头目，雇员岛崎和小林甲以及士兵井上专门负责饲养动物。先后在这里喂养老鼠的中国人有两名，他和一个叫李华民的人。
　　程吉思介绍，731部队所属4个支队中只有海林支队留下两个“活口”———支队长尾上正男和实验员菊地刚光。作为战犯，尾上和菊地和其他10名731部队的战犯被送上法庭。
　　李宝昌：我给“643”支队喂养过老鼠
　　李宝昌今年78岁。1941年，他年仅14岁，因为个子大、力气大被643支队雇用当劳工，每天得到的报酬是“一块半大洋”。李宝昌说，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负责喂老鼠。当时，在“东大营”里还雇佣锅炉工、勤杂工和木匠等有20多名中国劳工。一起喂鼠的还有一个叫大林甲，另一个叫岛畸的日军，捕鼠队的头叫神尾。
　　李宝昌说，643支队日本兵对他们管制很严格，进出营地都要出示“出入证”，劳工上班通过门岗（卫生所）时，除了出示劳工证明书外，还要佩戴一种印有黄色五星及“643”部队字样的袖标，否则一律不准入内。
　　后来，李宝昌又被派去喂马。可奇怪的是，李宝昌把马喂得肥肥的，日本兵从来都不骑，也不让马干活，而是每天都让李宝昌记录马的活动情况，其内容无非是什么时候运动、什么时候进食之类的。
　　给李宝昌印象最深的是那间神秘“大房间”。“那个大房间里估计是个讲堂，墙上挂着两具用绳子穿起来的完整的死人骨架，案桌上摆着一个泥塑成的人体模型，常有穿白大褂的当官模样的日本人给当兵的讲课。”李宝昌说，“有一天我壮着胆子从门缝里窥望、探听他们在干什么，可是一句话都听不懂，也看不明白。”
　　643部队繁殖过大量的老鼠和跳蚤
　　程吉思曾对12名细菌战犯供词进行系统研究。他向记者出示一份经过整理的细菌战犯供词称，1945年12月25日，643支队支队长尾上正男及实验员菊地向法庭供述在海林进行细菌培育、制造细菌武器的罪行。
　　据这两人供述，643支队培育跳蚤的任务是由第一部部长中村负责；繁殖鼠类的工作是由供给部部长神尾负责，该部起初只有10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到各个部队及居民家里去收集捕获的老鼠。繁殖好的老鼠配有专用汽车从643营舍开往哈尔滨、海拉尔，或从海林站发往平房站。
　　李宝昌回忆说，“当时我常看到大卡车运送写着‘海林站’到‘滨江站’的大木箱到车站，但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程吉思研究表明，643部队还繁殖过跳蚤，这种跳蚤也被送到731部队染上鼠疫菌，使之成为一种细菌战武器。1943年，731部队北野政次少将给海林643支队制定的任务是：在牡丹江一带加紧防疫勤务，大批繁殖跳蚤。支队长尾上正男立即派人到731部队去学习，学习时间为半月或一个月，当他们学习回来后，就开始进行大批繁殖跳蚤的工作。
　　另一份资料证明，643支队细菌研究的主攻方向是通过培养伤寒、副伤寒、疟疾、结核等细菌工作，研究细菌所赖以繁殖的营养液，目的是要制造出一种使细菌能迅速成长起来并能长久保存其活力的营养液，找到更快地制造营养液的方法。1944年，731部队生产部部长炳泽十三夫奉命亲自到海林支队，目的要研究在海林装备大批培养细菌的设备。“可是，731部队交给643支队的重任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溃败了。”程吉思说。
　　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证无法毁灭
　　程吉思调查走访时，一位邹老先生证实，731部队给643部队配备6台锅炉的事实。他说，当年，日本军队用火车往“东大营”运送6个大锅炉，运了好些天。周围老百姓也不知道大锅炉是干啥用的，都在路边看热闹。
　　据李宝昌老人讲，现在村子里的李树荣家就是当年643部队的本部，其房后带一个粗矮的烟囱的小房原来是一个锅炉房，现在由一个姓马的人家居住，这个锅炉房专门用来焚烧处理办公废纸和文件，当初谁也不知道日军为什么要焚烧这些文书。
　　程吉思告诉记者，当年，尾上在接受审判时供述，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天晚上，731司令部打电话给尾上正男，要他们把跳蚤送到731部队去，其余的东西一概消灭。遵照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命令，尾上正男于1945年8月13日把643支队营舍连同存放在仓库内各种材料、设备和文件全部炸毁和烧掉，只留下部分跳蚤由尾上正男派人送到731部队司令部去，然后全体队员便仓皇开往牡丹江以东的前线去了。“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后，尾上正男和实验员菊地刚光以及工作员斋藤在溃逃中被俘获。日军溃逃后，海林一些地区曾发生过大规模鼠疫。据海林县志记载，当年，海林县有近500余人死于这场瘟疫。